美麗《詩經》 鮑鵬山

《詩經》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謎，它有著太多的秘密沒有被我們揭開。可是，它實在是太美了，使我們在殫精竭慮不勝疲憊的解謎失敗之後，仍然對它戀戀不捨。《詩經》是我們民族最美麗最縹緲的傳說，可它離我們那麼近，「詩云」與「子曰」並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幾乎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聖經，左右著我們的思維與判斷，甚至我們表情達意的方式都蒙它賜予——所謂「賦詩言志」。但它又總是與我們保持著距離——「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我們已經把「子曰」完全歷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經鑿鑿可信，銘刻在歷史之柱上，而作為「詩云」的《詩經》，卻一直不肯降為歷史——雖然我們也曾認定它與其他經典一樣，是史，但那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它本來就不是描述「事實」而是表達「願望」，如果說它是我們的心靈史，那倒很準確。它確是反映了周代廣闊的社會生活，堪稱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我們也因此為它冠以「現實主義」之名，但它真正的價值是它表達了那個時代的痛與愛、憤怒與柔情、遺憾與追求……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痛苦著他們的痛苦，追求著他們的追求」。它永遠是鮮活的生活之樹，而不是灰色的理論與道德教條。雖然，從孔子及其門徒開始，我們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從漢代開始，我們就一直在把它學術化，但它永遠是詩，是藝術，是感性的、美麗的，是作用於我們的心靈與情感並一直在感動我們而不是教訓我們的。是的，它應該是，也一直是大眾的至愛，是我們心靈的寄託與表達。

　　《詩經》與我們的距離主要體現在我們對它的無知上。事實上，我們無論對《詩經》本身及其中具體詩篇的解釋，還是對《詩經》的搜集編輯成書、分類標準及意圖，及它所呈現出的藝術獨特風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實表明我們都只是在臆測，在推斷，而不是在證明與發現。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斷一點地說，有關《詩經》的現有「學術成果」，大多數是出於推斷與猜測。對《詩經》中的很多問題我們都各持不同見解而互不相讓。即便有些問題看起來已經被「公認」，但那也正是全體的無能為力——是全體的無能，從而無力提出更有說服力的結論，便只好就這麼得過且過，大家一齊裝糊塗，往前挨日子。我舉幾個例子。

　　正如大凡神聖人物總有一個神秘出身一樣，《詩經》的出身也頗撲朔迷離。關於《詩經》的搜集、編輯，《詩經》既是輯錄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年左右的詩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國風產生的空間範圍又大得驚人：黃河流域、江漢流域及汝水一帶全在其中，那麼，如此漫長的時間和如此遼闊的空間，是什麼人，用什麼樣的方式把這些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產生的詩歌搜集到一起的？為了解答這個問題，便有了「采詩說」和「獻詩說」。班固的《漢書·食貨志》和何休的《公羊傳》注，都有「采詩」之說，且都說得極有詩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漢書·食貨志》）

　　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傳》注）

　　但仔細推敲他們的說法，卻並無任何歷史根據。司馬遷就沒有這種說法，《左傳》中也無這種說法。但我們卻又無力駁斥班固和何休，因為他們的說法雖然只是一個缺乏證據的推斷，卻是一個合理的推斷。在那樣一個前提之下——時間五百年左右，空間遼闊浩渺——那麼，《詩經》之結集，必有這麼一個過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這個說法之後，我們並不能提供一個更合理的說法。

　　與國風來自於「采詩」的說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來自於「公卿至於列士」的「獻詩」。這種說法也只是《國語·周語》「召公諫厲王」一段中的一個孤證，且這「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之「詩」，是否公卿列士們的自作，也成問題。況且，就《詩經》中大、小雅部分來看，一些尖銳的諷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對皇父等七個用事大臣，點名揭批，大約也不是「獻詩」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詩，據說是寫於周厲王時候，如《板》《盪》《桑柔》，在周厲王以殺人來弭謗的時候，這樣的詩，大約也不好獻上去。

　　《詩經》的搜集固然是一個問題，然而集中起來的詩，要把它按一定的規則編排成書，也需要有這麼一個人——如果這個工作歷經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後畢其功的人物是誰？司馬遷說此人是孔子，這當然是最好的人選，但司馬遷並沒說明他這麼說的證據。這個說法也受到後人的質疑。

　　就《詩經》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麼樣的人，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但學術界已不把它當作問題，大家一致得過且過了。但這確實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抗戰之前，朱東潤先生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季刊》上發表《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等四篇文章，對「國風是民歌」的說法提出理據充分的質疑，卻不見有什麼反響。１９８１年，朱先生又把這四篇文章和寫於１９４６年的另一篇文章結集重新印發，以《詩三百篇探故》的書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沒見什麼回應。我私下認為朱先生一定頗寂寞，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卻沒有人來與他討論，他扔出了白手套，卻沒有人拾起來。換一個時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沒有人應戰。這種尷尬其實很好理解：大家都不願再惹事，得過且過。因為這事惹不起，大家一齊都躲起來了。

　　上述種種學術上的疑問並不影響我們對《詩經》的欣賞和喜愛。正如一位絕世佳人，她吸引我們的是她的美麗和風韻，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事實上，正如蘇格拉底早就警告過的，「學術」在「美」這樣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純潔的愛情是沒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學欣賞也可能正是沒有學術性的，我們是否被感動、被感染，是文學欣賞是否發生的唯一標準，而我們是否還能被感動或被感染，正是我們是否具有欣賞能力的重要標誌。正如一個人對他所追求的絕世佳人身世背景的過分關注，會讓我們懷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樣，過分學術化的文學研究，也讓我們懷疑他是否有「愛」文學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愛文學，還是僅僅因為這種學術研究能給他帶來世俗的好處。所以我有時大逆不道地勸我的學生不要去讀學者們的文學史。學術化的東西有時很煞文學的風景。

　　據《世說新語·文學》記載，東晉名相謝安曾問謝家的子弟們：《詩經》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後來淝水之戰的主帥謝玄答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小雅·採薇》末章的幾句。這幾句確實很美，但如果謝太傅問我，《詩經》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說是《陳風·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兮。舒憂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亮出來明晃晃啊，那個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條啊，我的心兒撲撲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個元素」來評述這首詩。不是嗎？我們可能只是無意中向窗外的月夜一瞥，卻看見了如此美麗的一幕。美是一種沒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壓迫我們，但仍讓我們仰望；她溫暖、柔和，並不刺戳我們，但我們仍然受傷。她如此接近我們，卻又如此遠離我們；如此垂顧我們，卻又如此棄絕我們。這個美麗的女子，她只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說，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與月已經構成了圓滿，我們已無緣參與其間，但她如皎月瀉輝般輻射出來的美，還是灼傷了我們的心。對這澄澈圓融的境界，我們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獻與之的，也只是這顆怦然而動的心……明月、美人和我們的心，是這首詩的三個主要意象。一首詩，竟有如此的大圓滿。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們：天堂只要這三個元素就夠了。

　　《詩經》３０５首，美麗的詩篇觸目皆是，我只是舉了個例子。《詩經》畢竟是「詩」，我們要把它當「詩」來讀。只有這樣，才能挽救被學者們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詩歌的清譽。

來源：[ 《中學生閱讀》高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