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提醒】篆刻美學初步形成的原因

篆刻美學初步形成的原因(2) 也有彙集當代名家作品而成譜者,明有張顴集輯文、何、蘇宣、李流芳等廿二人的《承清館印譜》,後又輯成《學山堂印譜》。譜中彙集明代六!一餘家約二千方,真是集明代印人之大成的叢譜。但它製作完成都在清初葉。清中葉完成的有汪啟椒所輯的《飛鴻堂印譜》。其後彙集印章越來越多,印譜也越來越厚大,如到1872年始成的陳介祺集輯的《十鐘山房印舉》,薈萃了吳式芬、吳大澂等七家古印,一萬零二百餘方,成譜一百九十一冊的巨型印譜。這不僅在當時是空前的,即使從今日來看,也沒有一部超越他的卷冊數量。 還有咯好集譜的人士,終身樂此不疲,如清乾隆年間的汪啟淑,平生主持集拓印譜,達二十八種之多,巨型的如《飛鴻堂印譜》1776年成、約八開本,全譜廿冊,四}·卷,洋洋大觀;小者如《錦囊印林》1754年成,共二冊,長僅二寸余,寬一寸余,收印229方,其印如豆,真可算名副其實的錦囊袖珍本了。 印譜的產生,就是人們審美的結果。由於印譜的普及:又大大提高和促進篆刻藝術審美的發展與提高。 4.出土文物的啟發 宋、元以後,出土文物漸多,舊出或新發現的鐘、鼎、彝器等銘文、或磚、陶、瓦、璧、權、量、詔、版刻字等,為篆刻家逐漸打開了眼界,增加了對古器銘刻的藝術認識。有的逐漸吸收其銘刻文字的結構美或古拙質樸之趣而熔於印中,使篆刻美的內涵與趣味更為豐富醇厚。有的更能別開生面,自成一家。可說這也是篆刻家「印外求印」的重要方面。這些都成了篆刻成長壯大自成一體的營養素、催化劑。 最早有此記載的是吾丘衍的《三卜五舉》,其三舉曰:「學篆書必須博占,能識占器,則款識中古字神氣敦樸,可以助人。」 二十五舉日:「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並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這裡吾丘衍提出了「博古」的修養,而幾從印外的「《張平子碑》字」和「漢器、碑蓋」上的字入印「最為第一」的卓越見解.並在《學占編·合用文藉品目》中較為詳細地分類介紹了歷代出土鍾、鼎、款識、碑版、刻石、漢器、泉、志等存世情況。以及真偽訂正等內容。 明朱修能在《印章要論》中也提出:「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識等字,好此作詩人不曾見《詩經》、《楚辭》。」又說:「《泉志》載歷代錢幣之文,可考文字之變,」以商、周文字入漢印Fl章,如以漢魏詩句入唐律,雖不妨取裁,亦要渾融無跡。」在此不僅提到可用商、周古字,並提出運用的標準是統一諧調的「渾融無跡」。可惜他們的見解,井未引起當時印人的注意,從流傳下來的當時印譜印章來看,卻很少有這種古文的痕迹.偶爾有個別印章也確有夾雜.『古文奇字」,但運用得極不成熟,更未達到「渾融無跡」的要求。 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嘉慶年間,地下出上的石刻、碑揭、銅器、磚瓦等古器物不斷增加,金石考據之學大興,研究者日多,這在客觀.七造成了藝術變革的條件,為篆刻藝術創新提供了豐富的「地下礦泉水」資源。而獨具慧艱能發現這活水源頭並加以汲取的要算鄧石如。他吸取了秦、漢印及漢碑額、瓦當、磚款等文字,融匯貫通摻入他的篆污中,復以篆入印,後人評他「書從印入,印從書出』,故能別開生面。這正如他白己所說:『余初以少溫(李陽冰)為歸,久而幣其利病。於是以國山石刻,天發神讖文,三公山碑作其氣,開毋石閹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識以盡其變,漢人碑頗以博其體,舉秦漢之際零碑斷額,靡不悉究。閉戶數年,不敢是也。」(吳山子《完白山人篆書雙鉤記》中鄧石如自述)吳讓之也稱讚說:「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從他的「疁城日長」、『鐵鉤鎖」等印中可見之。 與鄧石如同時的蔣仁、黃易等人也注意到此,作了些探索。在他們的印款中可見到: 「獲原世侄求作郡望印,即仿漢布,『安陽』、『平陽』為之,金石文字可變通,況皆以其他耶。」場「偶閱漢磚,巫仿瓦當文,以貽之明,余之不忘君也。」「摩掌占泉得此意趣。」 蔣仁、黃易等有仿漢人「碑額」、「仿漢布」、「得古泉意」等是很可貴的嘗試,但他們在這個豐富的礦山邊,未繼續深探,未取得鄧石如那樣的成果。其他西伶八家中的丁敬也著有《武林金石錄》,黃易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趙之琛也為阮元刊刻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作過重要的幫手,但可借他們都未能選好「開礦點」,找到「活水源頭」。 到清末的趙之謙,他可算是一位有膽有識的「採礦工程師」。他不僅找到了開礦的最佳選點,同時源源不斷地吸收這些礦產,加以熔化、鑄成他劃時代的藝術之塔.塔尖上閃爍著耀眼的創新的藝術之光,並照耀著後來的探礦者前進之路。他廣泛地吸收當時已出土的各種文物銘文,從他印款中可見的有: 「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撫印家立一門戶。」 (「松江沈樹鋪考藏印記』印款) 「從六國幣求漢印,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趙偽叔」印款) 「璐似六國幣。」(「鄭齋所藏』,圖89) 「擬石鼓文.」(白文「沈樹鋪印』邊款) 「法部君開褒斜道碑為均初刻,悲庵記.」(「靈壽華館」邊跋) 「漢鏡多借竟字,取其省也,既就簡併,彷彿象之.」(朱文印「竟山」邊款,圖90) 「無悶擬漢磚作.」(「鄭齋」邊款) 「法三公山碑為稼孫作」.(朱文「魏」所款) 「口向指天發神該碑,問摹印家能奪胎者,幾人未之告也,作此稍用其意,實禪國山碑法也。」(『朱志復字子澤之印信」邊跋) 從這些印跋中,我們可以見到,他所吸取的面己遠遠超越了朱簡所說的以「商周文字人印」的設想,而是將一切可以吸取的出土存世的金石資料,都大膽地加以消化,融於印文之中。 吳昌碩也是善於從歷代金石碑版等銘刻中吸取養料,鑄成他渾樸蒼勁雄偉的個人風貌.從印文款中可窺見: 「古匋器字擬之。」(「園丁」邊款) 擬「古瓦字』.(朱文「晏廬」款) 取「秦詔權量」字意的有「聾缶」印; 「擬古鐵印』的有「吳氏」 『擬泉範字』的如「苦鐵」、「石墨』; 「擬封泥」的如『高密」、『老擊」 其他還有「仿漢磚文」,「仿漢碑額字」、「似漢官印之嵌銀絲者」等等,不一而足。 與吳昌碩同時的黃牧甫,他接受趙之謙的啟導,遵循他指引的道路,沿著三代、秦漢金文,旁及各種金石文字人印之路,縱深開拓前進,形成了他那種挺拔臉峻的線條,及平中寓奇,拙中藏巧的個人風格。如仿《校官碑》字的「納粟為官」,「仿漢竟文」的「雪岑審定金石文字印」,尤其是他對剛出土的新鮮金石文字資料,更是「貪婪」地吞食著、咀嚼著,並消化之,成了他篆刻藝術中的新鮮血液。如他在「我生之初歲在丙辰推時上已」印款中記述: 「朱博殘石出土未遠,余至京師,先睹為快,隸法瘦勁,似漢人鐫銅、碑揭中絕無而僅有者.余愛之甚,用七絡購歸,置案間耽玩久之,興酣落筆,為蘊貞仿製此印,蘊貞見之,當知余用心之深也.」 從以卜所述的歷代有獨特鳳貌的篆刻大家看,他們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善於從歷史文物中吸取各人所需的養料,尋求自己個性的發揮點,並不斷豐富以臻成熟,趙之謙以六國幣文入印,從而產生他刀「種峻挺的面貌;吳昌碩吸取了封泥、磚瓦的斑駁殘損的特點,而造就他渾樸、雄厚的金石味的特殊美感;黃牧甫從漢金文中得到啟發而形成他那挺勁多變的秀勁和雄奇美。因此,可以說地下出土文物的銘刻文字和它們特有的古樸蒼渾之趣,不僅顯示了不同大家的風格、面貌特徵,同時也體現出篆刻藝術美的多樣性和趨於成熟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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