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為什麼還是重要的？

春節到了，千千萬萬遠在他鄉的遊子不顧天遠地隔和旅途辛苦，還是要選擇回老家過年。中國人對「年」的痴迷，幾乎可以與宗教虔誠相比擬，這種虔敬之心，很大程度來源於中國人對家庭親情的重視。「事親孝父」觀念流風餘韻所及，使得中國人一到年關，就情不自禁想到要回老家看望父母、拜奠先人。

中國式過年的主要文化底蘊和價值內涵就是盡孝。回家過年是盡對家庭尤其是父母的責任，年復一年的過年儀式，又強化了這種責任，使之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文化無意識。

「孝」對中國人內心世界的影響，可謂大焉。不久前聽一些研究儒教的朋友在一起談論「孝」，他們就普遍認為「孝」最能體現傳統儒家的宗教性關懷，是最有中國文明特色的一種倫理價值，而且還有著深刻的現代合理性。

這種講法跟通常所說似乎不太一樣。自中國「近代化」、「現代化」以來，對「孝」等倫理價值的批判一直不絕於耳，最著名的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禮教殺人」。最近看到對「孝」等傳統倫理詬病最有力的，則是一些經濟學家。比如美國哈佛大學的金融專家陳志武，就提出「養兒防老」是一種不道德的傳統，中國的孝道使子女成為了父母實現自身生活保障的一種工具，而中國如大力發展金融業，則可使深受孝道之害的中國人解放出來，實現更多個性自由。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孝」被孔孟諸儒大力宣揚並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生生不息，實際上有其生成的社會背景。目前頗為活躍的儒家論述者陳明先生，指出儒家的種種倫理觀念、道德價值、禮節信條，其實都有一個適應當下生活即「用」的需求由來，「即用見體」是也。還原到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樣態，「孝」承擔了至少兩項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社會保障。農業社會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只能實行家庭養老，強調孝道就是督促子女負擔贍養父母的責任。「孝」既然與生活保障的經濟需求有關，子女問題就不是一個簡單生育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所以中國向來有「養兒防老」、「多子多福」、「早栽秧子早打穀，早生兒子早享福」等說法。「孝」應該認為還體現了人的自然社會性。人是社會動物，這種社會性首先反映在家庭中，家庭是世俗中人的最先也是最後情感歸依，子女因此是父母老時給父母的最大精神慰藉。「孝為人之本」。這種價值設定不僅是社會生活的理性安排，也在於無法說清的宗教關懷。傳統中國孝道及其傳承儀式具有宗教性，過年時到祖先墳頭燒紙叩頭的敬天法祖活動，就是表現。

儒家信條既然是「即用見體」，社會生活即「用」的變化，自然也會帶來文化形態的變化。最近百餘年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使得中國逐漸成為「現代國家」，形成高度發達的市場社會，人口流動也空前增加，這對「孝」等傳統價值明顯帶來了衝擊，傳統「孝」道一些禮節儀式，在日常生活中已難以實踐。同時，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體制的逐步建立，也使「孝」所承載的養老功能削弱，「孝」道內涵的社會經濟性質有所淡化。然而，卻還是不能武斷地說，「孝」在今天可以棄如敝屣。

原因很大程度在於，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並不能完全解決養老問題。歐洲和日本在進入「現代社會」後，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極大提高了個人自由，但這一套制度體系近年來卻隨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而面臨危機，「社會養老」的風險正在呈現，這不是通過發展金融業等新的經濟工具就能解決的。中國如今工業化尚未完成，還沒有成為「富裕國家」，人口老齡化卻已撲面而來。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副主任吳玉韶日前就指出，我國正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老年人口由年均增加311萬人發展到年均增加800萬人。這樣迅速擴展的老齡化進程，絕不是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完全應付的。中國今後能不能建立起西方國家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都是一個問題。在此情況下，不發揮家庭養老的傳統功能來作為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補充，對中國來說可能將會遭遇一場人道主義災難，特別對農村老人來說更是如此。

另外，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只偏重於從經濟上解決養老問題，而沒有顧及老齡人的精神需要，而現在許多空巢家庭中老人的精神孤獨感，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研究表明，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養老服務的意願，願意選擇在養老院等養老機構養老的只佔6%—8%。

中國人仍要重視「孝」，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理念問題，而是一個關係到「用」即社會生活需求的問題。陳志武先生認為中國要實現人性自由就要丟掉「孝」等儒家價值，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即認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種種落後，都與中國精神層面的文化有關。殊不知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初，如美國史家麥尼爾所說，傳統基督教的禁慾觀念，對商業理性同樣極盡排斥之能事。但西方人是否在社會生活改變即進入現代工商業社會後，就把基督教隨手丟掉了呢？ 程亞文(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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