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批判讓我們始終保持反思意識

主講者張汝倫激情昂揚，闡釋哲學的「無用」之用。 本版攝影 記者 陳龍3月22日，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文匯報社聯合主辦、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協辦的「東方講壇·文匯講堂-哲學與我們的時代」演講季第三期舉行。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汝倫作了《哲學的意義和批判的價值》的演講。聽眾、進華中學教師潘婷婷提問的同時，向張汝倫贈送徐悲鴻的雙馬圖，感謝哲學季起到的「老馬識途」之效。現場提問踴躍，之後的文匯講堂公眾微信也收到高質量的20多個問題並獲嘉賓電話回答（優秀提問者獲得話劇票和莫奈畫展票），將哲學的批判和學習風氣延續到了講座之後和實際生活工作中。何謂哲學的意義一談到哲學，「哲學有什麼用」這個問題就會冒出來。毋庸諱言，哲學在今天的確遭到嚴重的輕視和忽視，這和「哲學無用」的潛在想法有關。因為在這個時代，似乎沒用的東西就沒有價值。我常碰到這樣的尷尬局面：旁系的學生聽了哲學課要轉系，他們的高天分足以讓他們免試錄取為哲學系研究生，但最後往往因為父母堅決不同意而告吹。父母的理由是學哲學找不到工作。但另一方面，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會維護哲學。無用乃為大用，哲學給人提供智慧。但這個回答也十分無力，人們會反問：什麼叫智慧？難道像喬布斯、比爾·蓋茨這樣的人沒智慧嗎？難道科學家沒有智慧嗎？難道上了福布斯排行榜前十位、前百位的人沒智慧嗎？因此維護哲學的人首先要給智慧下定義，然後才能夠維護哲學。如果要問哲學有什麼用？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哲學沒有用。儘管哲學無用，但世界一流大學都有哲學系，而哲學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人類視為文明達到最高階段的標誌，是人之為人的標誌，這是為什麼？「什麼是哲學」最好轉換為「哲學之意義」，給哲學下定義本身就是哲學活動，不同的哲學家會有不同的定義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答「什麼是哲學」。各類教科書上的定義讓人既明白又糊塗，因為往往大而無當。比如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為什麼同一個時代會有非常不同的哲學家，他們誰代表時代精神？唯名論和實在論哲學家，不管誰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不能否認他們都是哲學家，至今還有影響；還有說「哲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難道其他學問就不能使人聰明？其實，哲學是很難定義的，一百個哲學家就有一百個哲學的定義。因此，「什麼是哲學」不能像「什麼是木頭」通過直接給它下定義來回答。因為哲學的定義就是哲學的一部分，給哲學下定義實際是在思考哲學本身。安史之亂到底怎麼回事？哲學問題也不是這一類知識性的問題。哲學的問題是開放性的。你不能指望老師像一本字典或者給出標準答案，哲學的問題是開放的，本身是一個意義的生成過程。也許我們把「什麼是哲學」的問題轉換為「哲學之意義」（即哲學意義何在，而不是哲學的定義）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了解什麼是哲學。哲學之父泰勒斯提出「水是萬物的本質」，改變了哲學的概念，凸顯了它的根本性反思性，哲學是人類自由的產物中國古代並無「哲學」一詞，它產生於古希臘，19世紀70年代一個日本哲學家用「哲學」這兩個漢字來翻譯Philosophy，被中國人接受。這當然不是說中國古代沒有類似西方哲學這樣的精神追求和活動，而只是沒有這個名目。Philosophy一詞在希臘文中的意思是「愛智慧」。智慧固然不排除知識，但與知識有很大的不同。智慧首先指與日常生活有關的那種明智，如對生死的理解；對生命目的的反思；對行為方式的斟酌；對實踐事情的判斷和洞察，以及對價值取向的決斷。蘇格拉底說：「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即表達了這種智慧。反思生活是思考我的人生怎麼過，怎樣才算有意義，等等。當然，在東方，智慧還表示對宇宙奧秘的洞察。知識總是具體的、特殊的、直接的；而智慧則是普遍性的、整體性的、反思性的，因而與事物沒有直接的關係。在古希臘，智慧最初是指與直接的生活實踐有關的知與能，而非哲學理論。但泰勒斯作為希臘哲學之父，使智慧從傳統的意思上發生了根本甚至是相反的改變。他只留下一句話——水是萬物的本原，這句話標誌了哲學的最基本特徵：無用性、根本性、反思性。普通人也會思考水，但不外乎水的種種用處，而泰勒斯的思考，是對宇宙的整體、事物的根本的思考，它無關日常生活，它不針對任何特殊事物與問題，但標誌著人類擺脫日常生活的束縛和限制，體現了人類的自由。哲學是人類自由的產物，是自由的標誌。只有不知自由為何物的人，才會相信「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傳說中泰勒斯仰觀天文而失足落井，跟隨他的女僕就哈哈大笑，說主人你連底下的井都看不見，還去看天上的秘密。今天搞哲學的人可能也會被很多從事實際工作、非常拿手的專家在這個角度上來嘲笑。這是一個不自由的人嘲笑一個自由的心靈。其實，泰勒斯具有極強的現實生活能力，他和諸葛亮一樣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有一年，他根據冬天的氣候預測來年適宜橄欖生長，因此發了大財；一次，他隨軍出征被河擋道，架橋來不及，趟水恐太深。他讓士兵立即挖乾渠排水，水位下降後部隊順利渡過。古希臘人認為哲學是追求普遍永恆真理，如同老子的「常道」。西方傳統哲學主要研究這類形而上學問題到了畢達哥拉斯，「智慧」就已專指理論知識了，畢達哥拉斯將爭名逐利與研究事物的本質相對立。在古希臘人那裡，理論是普遍永恆真理，即我們祖先所謂「天經地義」的非功利追求，如同老子所謂的「常道」。「常道」是指面對全體、大全或萬有、宇宙時才會想到和提出的問題，具體、特殊事物的真理會隨著處境而改變，但是這些卻是永恆的，這就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它是關於什麼是和不是（非）的標準問題，一切行為以此為標準。西方哲學傳統認為哲學主要就是形而上學，也就是存在論。比如，我現在在「演講」。演講是根據人類實踐活動的大全系統來規定。人類實踐活動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領域是人際交流，思想交流是人際交流的一種，而演講是一種特殊的思想交流的形式等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演講」，或有意義地談論演講。知性思維的短板最初的科學就是系統數學和哲學的形而上學，是為了理解中國人所說的天理，西方人說的永恆的秩序而產生。哲學有極為豐富多樣的發展，當然也有很多現代西方哲學家根本否認有永恆不變的秩序，把對永恆大全的思考一概看作是形而上學而加以拒斥，但這改變不了哲學本身的普遍性、整體性和反思性的特徵。科學的知性思維被黑格爾稱為「知性有強大的力量」，量化、實用性、非此即彼是它的特點，在科研和生活中很需要近代科學對人類的思維方式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任何科學的分都是人為的，總是要遮蔽或者丟棄許多東西，它才有意義。比如說地球物理學，只有不管自然界的有機物才能進行對象區分，生物學也必須不考慮太陽的形成。但科學往往會忘記它的「分」是以「全」為前提，科學常錯誤地把它研究的對象當作世界的全部。科學思維的特點之一就是片面性，它比較習慣用的是量化思維，量化可以直接操作，因而忽視事物的特殊性；特點之二是實用性，希望立即解決問題，因而只問手段的有效性，不管目的的正確性和正義性。比如，科學家只管是否可造出核武器來，並不考慮使用正當與否；第三是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非黑即白。德國古典哲學家從康德開始，就對這種知性思維有足夠的警惕。但知性思維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中，的確非常有用，所以人們心悅誠服地擁抱了它。黑格爾在他的著名著作《精神現象學》中說「知性具有強大的力量」，就是說它具有相當的合理性。比如，每年招新生，我們只說男生有多少，女生有多少，哲學系招了多少，物理系招了多少，這樣有助於統一管理，因此會忽略了每一個人的家庭背景、知識背景，為學過程等特殊性。又如，現代的醫學的主體西醫的特徵之一就是分，三級甲等醫院就分成很多科室。事實上人是整體，不是一條腿，也不是抽出來的100毫升血，局部指標未必能代表整體的健康。很高修為的老中醫以「望聞問切」來問診，立足在整體性思維的角度上，通過恢復你自身的元氣來讓你達到一種新的健康平衡。與「有問題解決問題」的知性思維相比，思考大全的哲學，彌補了前者的缺陷，也證明了自己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量化、只注意人為的普遍性，忽視特殊性是現代科學工作的前提。在生活中和科研中，著眼於當下「有問題解決問題」都是最需要的思維方式。比如下水道被堵，當務之急不是去思考為何被堵，而是先疏通，但因此往往不再追究為何會堵住。需要治本時，「有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就相形見絀了。俗語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個「遠」不能理解為純粹物理時間上的遠近的遠，它是全體、根本，「慮」如沒有對全體、根本的思維，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今天的教育問題，基本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教育靠什麼？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一定是，教育是一個人成為人的非常關鍵的一步，進而又涉及到：什麼是人，人生的意義何在；還要進一步思考：人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地位和意義。這當然已進入到哲學思考了，它涉及到大全。所以古今中外著名的教育家無不是哲學家。在生活和科學當中，我們當然要講邏輯，所以我們需要知性「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但生活中存在大量不合邏輯的事情，一個寬容的人、寬容的社會就是建立在多種可能性上。手段有效時，目的是否正當？現代知性思維並不考慮這些，才會有科學帶來的雙刃劍，既有前所未有的福利也有前所未有的威脅。此時就彰顯了哲學的意義。思考大全的哲學，不排斥知性的思維方式，但把它置於理性思維方式的控制之下。哲學不會提供疏通下水道的具體答案，但會思考堵塞的根本原因；它不會非此即彼，而是思考事物更多的可能性；它不會因為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它不太會去單純思考手段的有效性，而是會根據目的的正當性來判斷手段的合理性。只有知性思維的世界具有隱患。知性思維的缺陷，證明了哲學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為何要批判常識哲學是超越和反對常識的，常識的真理性靠接受的量來保證，而真理具有絕對性，所以哲學對常識要保持批判與符合知性思維的科學相比，哲學好像還是有點玄，它似乎是無視常識，甚至是反常識的，這使得很多人對哲學不屑一顧。什麼叫常識？最新版的《辭海》說，是普通知識；《牛津高級字典》定義：從生活經驗而不是專門研究得到的一種好的實踐判斷。定義有很大的出入，但按照字面的意思看，就是大家都認可的看法或者判斷。比如「眼見為實，耳聽為虛」一詞，大家都覺得是常識，但其實經不起推敲。比如在自然世界裡，不同的光線條件下，同一雙眼睛看到的同一個對象是不一樣的；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從這種「實」應該推出「太陽圍繞地球轉」的常識，哥白尼如果不突破這個常識，能有日心說嗎？所以，常識有時靠不住。在人文世界裡更複雜了，歐陽修寫王莽的詩，「周公恐懼留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就指這個道理。常識有或然性，而沒有必然性；常識還有時間性和空間性：在18世紀是常識的事情，在今天很可能是荒謬；在日本文化里的常識，在印度就未必是。所以，用哲學的行話來講，常識具有相對性，而真理具有絕對性，因此哲學不可能站在常識一邊。黑格爾在上課的第一天就告訴學生，哲學是超越常識、反對常識的。在辯證理性來看相反相成是對立者自身存在的條件，對立者是我們自身存在的一個條件，在這個意義上，它揚棄並包含對立者在自身，這是黑格爾、馬克思都堅持的辯證理性的思維方式。常識的真理性靠接受者的量來保證：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全世界只有12個人懂，那時無數的人還相信人是上帝造的。而批判的哲學，就是要儘可能地分析事物的複雜性，儘可能不滿足於當下的直觀，它當然要對常識抱批判的態度。從常識立場出發，康德等哲學家都是荒謬的，因為常識無法理解它們。所以要理解真正的哲學，就必須對常識持批判的態度。批判的兩個層面哲學上，批判的含義與古人的「明辨」接近。哲學的批判精神體現在具有懷疑精神，不把任何思想當成絕對真理說到批判，人們總理解為否定。其實作為哲學術語，它的基本意思是分析、辨析與在此基礎上的評判，評判可以是讚揚，與古人的「明辨」接近。哲學從內容而言，是追求整體性的永恆真理。從基本方法而論，則是追求批判思維的方法，即不教條獨斷地貿然肯定任何東西。近代西方哲學的開山培根和笛卡爾不相信知識是可靠的，都覺得必須對知識本身持批判的態度。培根批判四假象，揭示人們在知識問題上可能的四種誤區。笛卡爾則要找到一個知識得以產生的絕對可靠的原點。康德則乾脆對產生知識的理性能力進行批判，考察它的條件、範圍和可能性。中國古人也同樣如此，切問、近思、慎思、明辨，都是批判思維的要求。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張載要人「於不疑處有疑」，都說明古人是有批判意識的。當前互聯網的流行助長了從眾心理、跟風風潮，就是缺乏批判思維。背後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近年以來流行的庸俗實用主義。百餘年來，西方思想家在我國各領風騷三五年，實際我們並沒有悟透他們的思想。即便黑格爾、康德，進入中國超過120年，我們也沒有批判地進入他們的思想。結果，我們膚淺的拿來主義並沒有把西方思想智慧真正拿來，充其量拿來一些教條。例如，一直有人在鼓吹經驗主義，認為理性主義是空想烏托邦，經驗主義才是實打實的東西，因為它堅持從經驗出發，使我們的思想有一個可靠的出發點和基礎。殊不知英國經驗論的根本教訓就是，對於知識來說，經驗最靠不住的東西，因為經驗是主觀的，只有或然性，沒有必然性。休謨甚至認為因果性都不是客觀必然的，而只是我們的心理習慣所致。經驗主義在認識論和存在論上的結論都是消極的。所以我們要有哲學的批判精神，有笛卡兒和康德的懷疑精神，不把任何人的思想和真理當做絕對真理。批判方法可分兩個層面。對事物仔細地分析和辨析，把一切問題進一步放到更大的視野當中來考察。哲學的批判方法可分成兩個層面，其一是不滿足於事物的表面和第一感覺，對事物仔細地分析和辨析，看看它是否包含根本的問題，尤其是檢查它的預設有無問題。比如我們常說「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它沒有說出的前提就是自然是沒有生命的，是完全被動的；人和自然的關係中，人是絕對主動，自然是絕對被動。但是恩格斯說過，「無視自然規律的人一定要受到自然的懲罰」，他認為，自然實際上可以作為主體，對人類施加我們對它造成的傷害，甚至百倍於我們對它傷害的報復。又如，常人會認為，每個人的感覺都是私人的，我們總能用語言把它說出來，並且只有自己懂。但是大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認為我們的感覺是私人的，但是表達感覺的語言一定是公共的。近代以來受西方個人主義、主觀主義的影響，普遍認為人生活在世界可以不和他人發生關係。維特根斯坦告訴我們，人在最根本的東西上是離不開周圍的社會，語言的公共性就決定了這種性質：個人只有處在社會當中才能成為完整的自我。其二是總體性思維。把一切問題進一步放到一個更大的視野當中來考察。比如，今天環境污染很嚴重，大家都在想對策如何治霧霾：5年還是30年？哲學家雖然不能提出很多具體的操作方案，但他不會把環境問題僅僅看作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會從天人關係，人對自己和對自然的態度，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意義的定位，以及人類的價值觀等等來思考。因為義利問題不明辨，人是不可能自覺保護環境的。由此可見，哲學的批判對於人類非常重要，它能使我們避免一葉障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教條片面、目光短淺、自以為是，而始終能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識和全局觀點。聽眾提問「我是誰」的答案應是對自己的期許退休編輯:我的問題據說也是一個「保安」常問的問題，我是誰？從哪兒來？去哪裡？想聽聽張教授的答案。張汝倫：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因為從古到今，從東方到西方，哲學家要回答的都是這三個問題。康德認為哲學的問題歸根到底就是四個問題：第一個是我應該認識什麼，第二個是我應該做什麼，第三個我們可以希望什麼，第四個則是將三個問題歸結一個問題：人是什麼，也就是你問的問題。第一個問題牽涉到知識，也就是西方的認識論、知識論。第二個問題牽涉到道德哲學。第三個問題最重要，一般人認為解答前兩個問題就可以了。但康德要講第三個問題。復旦的學生回答得非常好，超出我的預期。有同學回答說，這代表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願景，實際上就是對自己的期許。「我是誰」這個問題不是下定義，而是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比如說我希望成為部級幹部、上富豪榜，還是希望做一個高尚的人，這才決定了我們是誰。世界上別的東西都可以假，唯獨這個東西假不了。所以要回答我是誰，要先回答一下我希望什麼。一位女生回答得很好，她說很多人說自己的希望是得到高薪、得到名車，這是錯的，這是將希望和希望的對象混淆了，希望是一種含有理想的願景，含有人對自己的期許。所以，我寧可把「人是什麼」看作一個目標。我非常欣賞法國哲學家薩特，他獲得了諾貝爾獎卻拒絕領取，說自己拒絕一切官方獎勵。他說人和裁紙刀不一樣，人可以改變自己，裁紙刀不能改變自己。所以人是什麼？人就是可能性。至於我們從哪裡來，這取決於從宇宙學還是人類學的角度去看。而我們到哪裡去，這與我剛才講的對自己的期許和遠景是有關的，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哲學家首先是對哲學和真理的忠誠上外研究生：我有個問題很困惑，中國古人講究知行合一，諸子和理學家都非常講究個人的修為，而西方很多偉大哲學家，如尼采、叔本華等，卻有很多道德缺陷。那麼他們思想和為人是怎麼樣的關係？張汝倫：知和行，對於古人來說指的也是大知和大行。《論語》上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指的是個人私德上允許有瑕疵。借用孔子學生子貢的話說：「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很多人攻擊薩特男女關係上一塌糊塗，令我想起這句話。因為孔子最討厭是一個人私德無可指責，卻對人類的困境袖手旁觀。那什麼是大呢？對於哲學家來說，當然首先是對哲學的忠誠，第二是對真理的忠誠。這些人在這兩方面做到了嗎？我想基本上都做到了。不然他們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哲學家也是人，也面臨著現實生活當中無數的誘惑，他們沒有太多的免疫力。尼采二十幾歲當正教授，因為覺得不適合大學體制，三十幾歲就辭職了，他後悔不後悔？後悔，他的書信、日記裡面都有記載。這才是一個真實的尼采。中國古人講知行合一沒有錯，但首先指的是一個人在根本性的問題上不能走錯路。另外，儒家對個人其實還是很寬容的。孔子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一個人到了五十歲看《周易》以後可以不犯大錯誤，但是一個人的錯誤還是不斷的。「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錯不改才是問題。他也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作為一個社會名流，一旦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大家馬上都知道了，為此他認為自己很幸運。這種高風亮節我們是趕不上的。哲學家的確不是聖人。以前大家以為維特根斯坦是聖人，後來有人發現他是同性戀，而且是對男孩子的性侵犯。有人說偶像倒了，但他作為哲學家仍然無可挑剔。中學教育要播下理想主義種子進華中學教師：哲學的非功利性，如何轉化到我們教育實踐中？張汝倫：我也當過中學老師，我認為，哲學對教師來說太重要了。哲學能夠讓我們的教師跳脫事務性的觀點來看問題。用訓練考試機器的方式去訓練學生，會把學生毀了。我們有些天才的學生，到國外以後搞得一塌糊塗，就是因為沒有理想主義。我們現在教育學生，好好念書只是為了去外國，不是說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應該利用自己的才幹在人類的歷史上留下痕迹。所以我認為，第一，哲學家應該是很天真的人，天真就是理想主義，有時候不切實際，和社會格格不入。老師也要有一點理想主義，讓學生知道，我們每個人除了做自己，除了做父母的兒女，也要做人類當中有用的成員，要回報人類。中學老師不一定要跟學生講很多哲學問題，但要給學生留下理想主義的影響。第二，我們的教學也應該突破目前這樣一種機械的方式，自然而然會有相當深遠的影響，這是我非常期待的。中國人腦袋是不笨的，讓我感到遺憾的只是我們的年輕人沒有抱負。中國哲學的氣度與態度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生：您認為黑格爾傳入120年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揚和理解，而中國在軸心時代文明程度已經很高了，這種情況下如何讓西方哲學很好地融合中國的文化？張汝倫：非常好的問題。我現在既教授西方哲學，也教授中國哲學，希望能夠幫助學生在今後挑起社會大梁的時候走得更遠。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外在，而是內在的問題，需要看接受者本身的態度。第一，要有審美的態度。西方哲學是非常美好的東西，如果不佔有它，我枉為人一次。我們不能光認為錢才是好東西，這是錢買不來的智慧。第二，要有卓絕的意志。因為西方思想比我們的更為豐富多彩，所以必須要有恆心才能掌握它，比如我讀懂《精神現象學》用了20年。而且它本身不能吃不能穿，就是要求你青燈黃卷地看。第三，真正深入系統學習的精神。我們現在對西方文明的理解相當浮淺。現在我們樣樣往西方看，但都只停留在表面。如果在這方面做得好一點，就能對中國文化完成一個非常漂亮的轉身和重生。1980年代我在德國訪學時，最讓我震撼的就是一位老太太，拄著雙拐來到學校聽課，她不是為了評職稱拿學位，就是為了追求真理。當時我們中國還很落後，我以為，我們和德國的物質差距20年就可以解決了，但這樣的精神差距沒有一百年恐怕解決不了。不過我現在班上也已經有一些社會人士了，他們特地從單位裡面請假跑來聽課，而且一次課都不缺。其實他們聽這個課很困難，但是他們讓我看到社會的希望，表明人的素質上去了。錢穆先生的回憶錄里說到他在北大當老師時，教室裡面擠滿了人，很多是教師的太太來聽錢穆的課。現在不可能。但是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我們的大學裡也會有很多社會人士來聽課，勁頭比學生更大，如此，離你提到的目標的實現就不遠了。實習生謝怡華對本版整理亦作貢獻本版根據現場演講速記整理而成。觀看視頻登錄文匯網，收聽音頻請登錄「喜馬拉雅」手機客戶端，任何智能手機都可下載「喜馬拉雅」應用，並搜索「文匯講堂」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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