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與傳授學

弘揚國學精華，是振興中華文化的大事。國學版創辦以來，發表了不少好文章。作為「70後」的一個語言學青年，我想談談讀了若干篇邢福義先生的文章之後生髮的感想。

邢先生的好些文章很注意「承傳」與「授受」。其突出特點，也許可以總結為兩點。

第一點：貫通古今，引人入勝。比如《「人定勝天」一語話今古》（《光明日報》2007年7月19日），對「人定勝天」的古代原本用法和現代通常用法進行了追蹤考察和細緻思辨，讓讀者懂得：古代原本用法是「人定丨勝天」，而現代通常用法是「人丨定勝天」。前者是是客觀理性式的表述方式，適合在對事物進行冷靜分析時使用；後者是主觀意志式的表述方式，適合在鼓舞人們排除萬難去奪取勝利時使用。文章篇幅很短，卻能引導讀者在短短的時間裡不僅增長了知識，而且感悟了哲理。

第二點：閃現亮點，深入淺出。比如《大器晚成和厚積薄發》（《光明日報》2011年7月1日）一文就有兩個亮點。一個亮點，是指出「大器晚成」和「厚積薄發」都是褒義成語，但它們各有其語用偏向性。「大器晚成」的語用重點指向成才的某個時段，「厚積薄發」的語用重點指向成才的某種學風，它們都不宜在對青年學生的培養中作為一條教育原則來提倡。這樣的闡述，超越了文字、訓詁的範圍，涉及了教育學、人才學，很有深度。另一個亮點，是指出以「大」起頭並且排比在一起的小句共4個：「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按照傳統的解釋，4個小句中，只有位居第二的「大器晚成」具有順承關係，不能加上「反而」；前頭和後頭的3個小句卻都具有逆接關係，它們都可以加上「反而」。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大器晚成」的本義，有沒有別的解釋？邢先生這個問題，作者是從語言結構對舉排列的角度提出的，但卻觸及了怎樣才能更加準確地理解和闡釋老子哲學思想的問題。總體看來，作者邢先生討論了很難講清楚的問題，然而，他娓娓道來，讀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對於學術論著寫作者包括國學研究者來說，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這十分重要；發表見解時講究「傳授學」，這同樣十分重要。「傳授」是一門學問。作為具有數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中國學人歷來強調「傳」與「承」、「授」與「受」。兩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循序漸進」的教育觀；一千多年前，韓愈提出了「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命題。現代，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提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指出「要想到你究竟為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講話」；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寫了「文章寫就供人讀，何事苦營八陣圖？洗盡鉛華呈本色，梳裝莫問入時無」的詩句（《未晚齋語文漫談》，語文出版社1992），都是希望我們能處理好「傳」與「承」、「授」與「受」的關係。邢福義先生常常說，不管是寫大書還是寫小文，都要讓讀者「看得懂，信得過，用得上」，實際上也是強調要講究「傳授學」。

國學思想博大精深，國學原著文辭難懂。年輕讀者缺乏「文字、訓詁、音韻」等方面的嚴格訓練，如何讓國學研究成果貼近年輕學者，「國學版」任重而道遠。由此，我特別想說：一定要提倡論著的深入淺出、引人入勝。深入淺出是合群,深入深出是離眾；淺入淺出是底薄，淺入深出是皮厚。

西方早已建立起「接受學」。我這裡所說的「傳授學」與西方的「接受學」有相通之處，都是強調寫文章要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但側重點不同。「接受學」關注的是讀者接受什麼？如何接受？而「傳授學」關注的是作者傳授什麼？如何傳授？我以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授學」，本身就是從教育學、人才學與科學學等等角度對國學的承傳與發展，將大大加強我們在學術活動中的國際話語權。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