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的形成2：英法與德國：兩次世界大戰

英法與德國：兩次世界大戰

　　可是，德國呢？

　　無論煤炭，還是鋼鐵，當年最為核心的工業要素，以及由此製造出來的新型戰艦的速度，德國都開始全面接近並超過英國。這與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傳統經濟要素上超過美國相似。只是，後來者未必有好的機會；而且，領先者從不會給追趕者機會。

　　德國人的機會是「三B鐵路」。1889年，在德意志銀行的領導下，德國工業與銀行家從奧斯曼政府那裡獲得了一項特許權，建設從首都君士坦丁堡橫穿小亞細亞安納托利亞的鐵路。這一協議持續10年後，1899年，奧斯曼政府又批准了第二階段的建設，即從柏林抵達巴格達鐵路。柏林—拜占庭—巴格達，開頭字母都為B，「三B鐵路」由此成名，成為強大德國的希望。

　　如果說，這條鐵路開通，並且未來由巴格達向科威特延伸，那麼傳統的通過海路，經蘇伊士運河而連接的東西方，其通道優勢，將不復存在。這對控制著蘇伊士運河的英國人，當然是重大的挑戰。當時被派往塞爾維亞軍隊的英國資深軍事顧問拉方分析說：「如果柏林—巴格達鐵路建成，這塊生產數不盡的經濟財富、海上軍事力量根本攻擊不到的巨大內陸疆土將統一在德國的周圍。俄國與它的西方朋友英國和法國，將會被這一屏障隔開。」

　　拉方的警告尚未完結，1912年，德國政府與工業界已認識到石油是未來經濟的燃料，是戰略性資源。這時，正是與奧斯曼皇帝談判為巴格達鐵路融資的時刻，德意志銀行提出鐵路兩旁20公里範圍內的所有石油和礦產開採權，由鐵路公司控制。奧斯曼皇帝同意了這一要求。此時，地質學家們已經在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的部分地區發現了石油，而建設中的柏林—巴格達鐵路的最後一段正好穿過這一地區。

　　鐵路以及鐵路周邊的石油，德國人看到了超越英國人的機會。當然，德國人並沒有表現他們的野心。德國人也知道英國人為了保護印度與東方通道，一定會維護他們在海灣與蘇伊士運河的利益。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訪問君士坦丁堡，談妥新的柏林—巴格達鐵路合約後，在溫莎城堡會見了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親自說情，邀請英國參加三B鐵路項目。《石油戰爭》分析這段歷史：很明顯，沒有英國的積極支持，這項工程將面臨極大的困難，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有財政上的困難。這條鐵路最後一段的建設規模遠遠超過了德國銀行的資金調配能力，即使有德意志銀行這樣的大銀行，僅靠德國也是不能勝任這麼巨大的工程融資任務。

　　很遺憾，英國人對德國人的建議，興趣有限。因為這事關國家及其全球控制權。

　　在巴格達鐵路談判的最後階段，英國女王打出了她的制勝牌。1901年，她命令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國軍艦，要求土耳其政府必須考慮把阿拉伯下游的海灣港口劃為英國領地。這樣，即使德國能夠完成巨額融資，建成三B鐵路，這條鐵路也斷無可能由巴格達延伸至科威特，取代蘇伊士運河的價值。德國的鐵血首相俾斯麥曾不無傷感地說：「只有一種情況能促進英德之間的關係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們經濟發展的韁繩。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德國皇帝邀請英國參與鐵路建設15年後，英國人給出了他們的明確答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與德國是戰爭對手。

　　資源爭奪當然是世界戰爭最為重要的推動力。以石油資源的佔領來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未必不是一個有意思的角度。只是在「一戰」之前，美國生產的石油佔世界產量的63%，俄羅斯的巴庫大約佔19%，墨西哥佔5%，中東的石油資源是未來的戰略所在。領先者英國自有超越一般國家的視野。「一戰」結束後的《凡爾賽條約》，以國際法的形式將中東的利益劃給了英國與法國，納入兩國的殖民體系之內。只是，法國的獲益有限，只擁有敘利亞與黎巴嫩。

　　「一戰」結束，那個戰爭爆發前剛剛成立的新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德意志銀行的25%的股份，因為德國戰敗，隨即劃轉給法國石油公司。戰爭很現實也很殘酷，德國在中東可能的利益，包括三B鐵路，經此大戰，灰飛煙滅。

　　由資源爭奪角度進入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人從敦刻爾克撤退，法國敗降之後，希特勒的德國下一個目標就是中東。這其實是交戰雙方共同的意識，很簡單，這裡是他們共同的利益所在，也是爭奪之關鍵。歷史，曾經的爭奪並不會中斷，只會以更強烈的方式重續。

　　英國從歐洲大陸撤退之後，丘吉爾隨後決定英國從本土向中東地區派遣最強大的增援力量。歷史學家湯因比讚美此舉，「堪與622年羅馬皇帝赫拉克利當波斯軍隊已在博斯普斯海峽亞洲岸邊紮營之後，親率遠征軍從君士坦丁堡解纜起航，直搗波斯心臟的決策媲美」。不過，英國進入北非尤其是埃及後，局面並不樂觀。法國的潰敗與英國敦刻爾克的撤退，戰爭爆發時立即斷絕與德國關係的埃及法魯克國王，開始猶豫……英國堅決要求國王任命穆斯塔法·納哈斯組織新政府，但國王態度含糊。英國大使在中午將一項最後通牒呈交國王，要他在下午18時之前做出任命，或者自食其果。過了18時，任命並未發出；當晚21時，英國大使在英國駐埃及總指揮官陪同下，率3輛輕型坦克闖入皇宮大門，要求法魯克國王：要麼任命，要麼登上停泊在蘇伊士運河上的英國軍艦，「到塞舌耳群島或模里西斯島去度過餘下的戰爭歲月」。這個故事跟「一戰」時期「沙漠里的勞倫斯」一樣，當時勞倫斯以英國政府允諾戰爭結束後阿拉伯國家獨立為餌，鼓動阿拉伯人為英國利益而戰，並為此付出10萬人的生命。結果，戰後，曾經的許諾如輕煙而逝。強權者邏輯，就是這樣。後來，勞倫斯在其回憶錄里承認：阿拉伯人的士氣是我們贏得東部戰爭的主要手段。我向他們保證，英國將信守諾言。在這種許諾之下，他們幹得十分漂亮……(對於欺騙行為)我時常深深愧疚。

　　同樣，完成了西歐的征服，希特勒的目標明確，《世界事務的中東》描述說：希特勒制定並實施其從南北兩路包圍中東的鉗形攻勢。在南路，希特勒懷著與1798年拿破崙同樣的野心，企圖通過佔領北非國家，特別是把埃及當做一塊跳板，藉以從歐洲大陸跳入印度洋；在北路，希特勒抱著與德皇威廉二世同樣的夢幻，企圖循三B鐵路故道，從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和蘇聯的高加索山脈南下波斯灣，與南路會師，完成鉗形攻勢。——蘇德之戰，無可避免。

　　中東當然是希特勒德國的夢想所在。當然，還有由此往東的遠東。

　　沒有意外，德國戰敗。德國人沒有奪走英國人的權力。只是，中東的爭奪，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即使勝利者英國、法國亦將自己的力量消耗殆盡，曾經擁有的權力開始搖搖欲墜。過度追逐或捍衛權力，最終也將傷害權力擁有者本身。

　　石油公司們的中東：權力基礎

　　石油當然是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但是，我們的觀察僅止於此，將失去縱深維度。

　　「二戰」之後，按馬歇爾一攬子計劃里的數據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歐能源消費結構中，有90%來自煤炭。由此可見工業發達並領先的國家，比如英國、德國對石油的重視，在當時之超前。戰後經濟重新啟動，數據表明：1947年歐洲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僅占歐洲進口石油的43%，一年後即迅速增為66%，1950年則達到了85%。

　　問題是，誰向歐洲提供了這些中東的石油？石油雖為國家利益所系，但並非國家本身提供石油產品。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石油作為產品生產及流通的現實狀況。這種粗疏，任何立論都嫌空洞。所以，失去對石油公司尤其是其權力的觀察，我們無可理解權力變遷。

　　除了英波公司的伊朗石油，最為關鍵的是中東石油控制條約(1920年《聖雷莫協定》)，即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結構安排：英波石油公司47.5%、英荷殼牌石油公司22.5%、法國石油公司25%、古爾本金5%。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獲勝，保持住了自己對中東的控制。但是，這份具體保持對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控制的協定，卻面臨挑戰。

　　1911～1920年，美國的石油消費增長了90%；這一期間，美國機動車從180萬輛增至920萬輛，因此迅猛增長，石油供應能力成為美國人普遍的擔心。而美國礦產局局長1919年預計：「在今後2至5年內，我國油田生產將達到上限，此後我們將面臨日益加快的下降階段。」對未來石油短缺的擔憂，迫使美國石油公司在世界範圍內尋找新的石油來源。中東的石油，對美國人而言，當然重要。但是，《聖雷莫協定》拒絕了美國公司，這一協定規定：非經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任何公司將不可進入這一地區開發。如果說，「一戰」之前，土耳其石油公司還有25%股份歸德意志銀行所有，而美國控制了德國的石油供應，因而可以間接進入中東，那麼，作為參戰國並是勝利方的美國，戰爭結束後反而失去了機會。

　　美國公司不能進入緬甸、印度與波斯，現在又擠不進最有石油潛力的奧斯曼帝國。《石油戰爭》里記錄：1921年4月21日，美國國務院代表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正式發表聲明，強烈要求參與中東的石油開採，英國外交大臣柯曾勛爵給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發了一封簡短而又粗暴的回信，聲稱在英國控制下的中東不允許任何美國公司進行石油開採。

　　兩屆美國政府——威爾遜政府與哈定政府，都堅定地支持美國石油公司的海外擴張；而且針對英國的粗暴，美國威脅說新澤西石油公司將切斷對英國的石油供應。1922年，美英石油公司開始談判，6年后土耳其石油公司(此時改名為伊拉克石油公司)重新確定股權結構：英波石油公司、英荷殼牌石油公司、法國石油公司以及代表美國石油公司利益的近東開發公司各佔23.75%的股份，古爾本金仍控制5%。美國公司終於擠進中東，代表美國的是5家公司：埃爾索(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孚(紐約標準石油)、海灣煉油、大西洋煉油和泛美石油。

　　簽訂這份新協定，土耳其石油公司創始人古爾本金說在最後一次會議上，他拿起一隻紅鉛筆，在一幅中東地圖上沿著已不復存在的奧斯曼帝國的邊界畫了一條線，確定了聯合經營的範圍，於是這個影響深遠的石油協定從此以《紅線協定》而著名。

　　只是，紅線未能阻擋住美國公司進入中東的步伐。

　　正當美國石油公司(近東開發公司)擠進《紅線協定》之際，美國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購買了巴林石油的租讓權，這引發了美國與英國一年時間的外交交涉。最終加州標準石油仍拿到了巴林租讓權，只是這裡產量有限；隨後，以巴林作為跳板，1933年，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與沙特簽訂租讓權協議；後來證明此舉足夠英明，沙特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量。而美國公司在沙特取得了近113.92萬平方英里的租借地，相當於美國國土面積的1/6，占沙特國土的70%。同一年，英國的英波公司與美國的海灣公司各持股50%，又拿下了科威特的聯合開發權。之後，更多美國的獨立石油公司以各種方式進入中東。

　　至此，僅在1933年，美國在中東石油所佔份額是：紅線範圍之內(原奧斯曼帝國版圖)佔23.75%，在巴林與沙特佔100%，在科威特佔50%。此比例已具領先之地位。重新分析英國捍衛自己中東權力的兩次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傾其全力的戰爭，若以石油資源爭奪為例，其實已然落空。這種悄無聲息的權力演變，實則意味著控制範式的變化。「二戰」結束前的1944年，美國已控制中東已探明的石油蘊藏量的42%。之後，除上述巴林、沙特與科威特的份額外，美國新增的石油版圖包括伊朗的40%，伊拉克的25%。

　　我們回到「二戰」結束後，歐洲尤其是西歐對中東石油依賴的大幅增長，其利潤流向當自明確。美國政府根據馬歇爾計劃向歐洲提供了131億美元的貸款，其中購買美國石油公司在中東生產的石油和石油產品的，就花費了13.896億美元。

　　傳統以殖民地安排控制世界的方式，以石油為例，迅速被要求門戶開放、跨國公司進入的美國方式取代。經典的地緣政治分析模型，至此必須建立跨國公司參數，至少必須以此為基礎理解權力安排。非此，任何分析都將失之武斷與片面。未來的石油戰爭與作為武器的石油，亦須循此結構進入觀察。

　　蘇聯與英國：進入與退出

　　「二戰」結束後的中東，還是曾經由英國控制的那個中東嗎？兩次世界大戰，是世界各民族獨立的高潮時期，殖民地的控制範式迅速衰落，這是更重要的背景；在相當意義上，跨國公司的模式迅速填補了曾經的控制方式退出所留出的空白。換言之，以殖民地方式創造全球霸權的英國，在這一浪潮之下，如何退出中東？

　　「二戰」結束後，中東的新問題是以色列建國。

　　猶太復國運動始於19世紀末期，1917年這一運動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當時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致信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負責人說：「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並將盡最大努力促使這個目標的實現。」這個《貝爾福宣言》，對於正在進行「一戰」的英國，《二十世紀中東史》分析說：最深遠的動機是為了在戰後分割奧斯曼帝國，控制中東，將巴勒斯坦變成一個大規模猶太人居住地。世界大戰所改變的全球或地區格局，極其紛繁。同樣，「二戰」結束後，以色列建國獲得更為實質性進展，1947年的聯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181號決議，成立阿拉伯國和猶太國。至此，阿以(阿拉伯、以色列)衝突延綿至今。

　　一般史論認為，「二戰」打破了以維持歐洲均勢為中心的傳統國際政治格局，而蘇聯與美國經此大戰迅速崛起。《雅爾塔協定》即為這兩個超級大國按「大國治理」模式劃定各自勢力範圍的關鍵文件，歐洲、亞洲的東亞與東南亞——「東西方」，「各歸其位」。但是，《二十世紀中東史》指出：「在全球範圍內，唯有東西方之間的中東尚在兩大陣營的勢力範圍之外，因而，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也就更加激烈。」

　　中東內部的阿以衝突，顯然構成超級大國進入這一區域的關鍵借力所在。

　　殖民地與跨國公司兩種範式的轉換，並非「無級變速」般自然順暢，其間關鍵一役，是埃及與以色列的蘇伊士運河戰爭(1956年)。簡而言之，1952年納賽爾與他的「自由軍官組織」獲得埃及的領導權後，開始與埃及曾經的控制者英國談判收回蘇伊士運河。談判結果，英國最後一批軍隊，於1956年撤離埃及，結束英國佔領埃及74年的歷史。但是，英國豈能甘心？

　　埃及總統納賽爾決定在尼羅河中遊興建阿斯旺水壩，這一工程預計耗資至少10億美元，各種融資手段使用後，最後一法，納賽爾決定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用運河的收入來建設阿斯旺水壩」……這一舉措引發了以色列與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極具大阿拉伯情懷的納賽爾在開戰之日，將這場戰爭意義提升至阿拉伯民族未來的高度：「這是我們現在涉入的戰爭。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方法和戰術的戰役，這也是反對帝國主義前鋒以色列的戰役。……阿拉伯民族主義在進展。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勝利。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前進。」而戰爭爆發前，英國、法國與以色列已經達成協議：「先由以色列向西奈發動進攻，然後英法向運河區進攻，切斷西奈埃及守軍的退路。」剛剛撤完軍隊的英國，希望藉此方式重回埃及？

　　但是，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都堅決反對英國在這裡採取軍事行動。理解美國人的反對，仍須回到殖民地與跨國公司範式的轉換結構里觀察，基辛格在其《大外交》里解釋說這種反對：「(美國人)不願跟英國的殖民傳統扯在一起，認為這將很難自圓其說。」

　　美國的強硬，將事實上美國、英國的實力水平明白地表現出來。無論英國還是法國，更深介入戰爭，沒有美國支持已無可能。當時任埃及宣傳部門主管的薩達特，對這一局面寫道：「今天，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美國的最後通牒(反對戰爭)使得英國和法國歸於適當定位，既非大國，亦非強國。」英國及其殖民地模式，至此，退出中東並且消亡。

　　蘇伊士運河戰爭，從美國人的角度觀察，達成了一種什麼樣的態勢呢？基辛格引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阿登納的判斷：「法國和英國將不再是堪可與美國和蘇聯並駕齊驅的大國。德國也不會。他們要想在世界扮演決定性角色，只剩下一條路：那就是團結起來以歐洲為一體：歐洲團結將是復仇之路。」對於蘇伊士運河戰爭的檢討，英國卻選擇另外的道路，基辛格說：「英國不採取歐洲團結的做法，卻選擇了永遠追隨美國的政策。蘇伊士事件之前，英國早就認識到它必須仰賴美國，只不過繼續以大國姿態行事罷了。」

　　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前，埃及即為各方勢力極力爭取的關鍵國家；經此一役，在政治上，埃及以及納賽爾確定了中東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

　　跟英國事實上的退出相反，與美國相對抗的蘇聯，卻憑此時機擠進中東。《二十世紀中東史》描述說：納賽爾的革命，在赫魯曉夫看來，「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政治中心」。由此，埃及成為蘇聯進入中東的關鍵國家。「1955年9月，蘇聯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銷售了2億美元的軍火，次年又銷售了4.4億美元的軍火。」以埃及為樞紐，蘇聯成功入圍中東。

　　英國退出中東後的權力真空，填補者已經出現：美國與蘇聯。只不過，傳統的殖民地方式已然失去效力，而新權力結構性要素，則為跨國公司，它作為一種更有力卻隱而不彰的存在，實際上串聯起強權國家與資源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資源消費國。同時，中東的特殊性，至少早期多數衝突之根源，仍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關聯。

　　「二戰」之後，新的全球性權力要素，經蘇伊士運河一戰，完成定型。有意思的是，這一多元權力結構，給中東無數英雄提供了創造歷史的機緣。

　　薩達特的戰爭：以戰致和

　　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讓當時的宣傳部門負責人薩達特意識到：「今天，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1970年，薩達特出任埃及總統，他在自傳里他說：「紙牌的99%掌握在美國人手裡。儘管這讓人生氣。」要注意的是，薩達特說這些話時，埃及與蘇聯是盟國。

　　不過，只是選擇性地注意薩達特對美國的讚美，必將偏頗。作為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權力中心，埃及在納賽爾時代，被基辛格描述說：「納賽爾竟然手法靈活，玩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以，我們理解埃及，必須從埃及自身的國家利益進入。有意思的是，外部條件也極有趣。薩達特在其自傳里描述他接任總統後第一次去蘇聯：勃列日涅夫問：「你是否知道清單里有4架米格25的戰鬥機？我再給你提供30架。」——這一說法解脫了先前薩達特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與國防部長的爭吵。那個爭吵的原因是，蘇聯人說可以提供飛機，但飛行員必須由蘇聯指揮。薩達特當然斷然拒絕。不過，米格飛機緩和了他們的爭吵。4架米格25的蘇聯飛機果然到了埃及，但薩達特仍無權指揮。埃及最後通牒：要麼賣給我們，要麼開走。結果蘇聯人將飛機開回去了。

　　作為大國的附庸，從來沒有愉快。既然納賽爾可以玩弄兩個大國，那麼薩達特為什麼不可以？只是，薩達特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而不僅僅出於「玩弄」目的。1972年，薩達特簡單直接：將全部1.9萬名蘇聯軍事專家驅逐回國，離開埃及。

　　「二戰」之後，40多年時間裡，美蘇兩國以「冷戰」的方式在全球爭霸，這是我們過去的歷史。但是，回到中東，回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這兩個國家在中東的真實狀況如何？無此觀察，當無可理解薩達特以及埃及的選擇，當然也無法理解中東經「十月戰爭」一役而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簡單看，美國的石油公司雖然在中東佔有絕對的石油資源控制權，但直到1972年，美國也僅有5%的石油進口，而且中東只佔進口的18%。中東石油，作為國家能源結構比重，在此刻，對美國影響有限。再看蘇聯，「二戰」之前，蘇聯即為重要的石油出口國；「二戰」結束後，1958年蘇聯的石油產量接近當時世界第二位，出口量更巨，是美國石油生產的主要競爭者。由此來看，中東的美蘇之爭，深層因素，當然是意識形態而非單純資源。至此，當蘇聯建立以埃及、敘利亞為主軸，美國完成以沙特、伊朗為支撐的中東控制體系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表現為埃及與以色列的衝突背後，只是美蘇兩國意識形態的征場而已。爭鬥20年後，兩國當然耗資不菲。70年代，「不戰不和」維繫阿以現狀，成為兩國主體政策選擇。

　　在《我的一生》里，薩達特描述他接任埃及總統之際看到的美國人的一份關於埃及的經濟形勢分析：他們在報告里說：「讓納賽爾去叫喊吧。不久，他們就會因為經濟因素，而跪下求饒！」薩達特找來埃及財政與經濟部長，很遺憾，美國人的報告不是心理戰。部長說：「國庫空了。我們瀕臨破產邊緣。」發展經濟，而非成為阿拉伯革命中心，成為薩達特的選擇。循此邏輯，經濟之發展，需有和平之格局——「不戰不和」，美蘇雙方都拒絕了埃及發展之選擇。

　　如此一來，和平竟需由戰爭來獲取。這其間多重轉折，基辛格說得明白：「薩達特不指望在領土方面得到多大的好處，而是希望出現一種危機以改變各方處於僵化的態度——從而開闢通向談判的大門。他的目的與其說是著眼于軍事，不如說是出於心理和外交上的。」

　　埃及與以色列的戰爭，雖經「六五戰爭」形成埃及出戰、阿拉伯產油國出資的慣例，但回到埃及、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的軍事能力比較，勝算仍是未定。埃及《金字塔報》編輯法赫米·胡韋達在其專文里比較：1971年國防預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埃及佔21.7%、敘利亞9.8%、以色列23.9%；而花在每個士兵身上的錢，埃及4600美元，敘利亞1571美元，而以色列平分在正規軍每個士兵身上則達59360美元；即使加上後備軍，每人的平均數也高達19273美元。「阿拉伯國家無論何種數字，都遠遠低過以色列的最低水平。」

　　結果，「三流的國家，發動了一場一流的戰爭！」這是薩達特的天才所在。

　　「十月戰爭」，在15天的戰鬥時間裡，擊毀坦克總數估計有3000輛。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場最大規模的坦克戰——蒙哥馬利與隆美爾在北非進行了6個月的坦克會戰，最終雙方損失的坦克也不過650輛。但是，戰爭以及勝利，並非薩達特的理想，只是手段。

　　1977年11月，薩達特打破埃以之間30年來的敵視與對抗，對以色列進行歷史性訪問。在機場，他對不相信他的選擇、認為這一如「十月戰爭」時的詭計的以色列參謀長穆爾·古爾說：「我絕不玩道德上的詭計。戰略與戰術上的詭計是允許的，但我不贊成道德上的詭計。」薩達特的選擇，完成一種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史上偉大的逆轉，即由對抗而談判。為著這一和平的目標，埃及與薩達特當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放棄大阿拉伯的幻象；將主導中東的政治權力讓渡於石油，即經濟權力。歷史學家評論薩達特：「沒有野心去統率一個疆域從大西洋到波斯灣的統一的阿拉伯民族；作為一名埃及民族主義者，他想集中精力振興埃及而不是實現泛阿拉伯主義的夢想。」

　　「十月戰爭」的傳奇當然不止於此。埃及驅逐了蘇聯專家，結果在戰爭真正爆發前，蘇聯人運來了他們3年前即許諾的武器。可是，當戰爭結束，蘇聯人卻發現日內瓦和會的會議室里沒有了他們的座位——可蘇聯卻是戰爭和解談判日內瓦和會的發起者之一。埃及與敘利亞選擇美國、選擇基辛格進行斡旋，並在斡旋下達成脫離接觸協議。

　　在埃及，蘇聯也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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