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壹本書與壹輩子－我和《亞當· 斯密》

06-20

一本書與一輩子

－－我和《亞當· 斯密》

載《經濟觀察報》2015年9月21日

朱嘉明

1963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姐姐給我買了一張《三劍客》的電影票，地點是在東四的紅星電影院。因為來的早，就到電影院對面的新華書店看書。在書店一進門的櫃檯上，擺了上市不久的若干本紅色封面小32開本的《知識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一本是《亞當· 斯密》，定價0.35元,作者林森木。

我的第一反應是「亞當和夏娃」中的那個亞當。我對「亞當」這個名字如此敏感，是因為大人講《聖經》故事，提到過亞當。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我哥哥朗誦過蘇聯「紅色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1918）。我對其中一句印象極深：「讓亞當和夏娃留下的法律，都滾他媽的去」。如今翻譯為，「我們厭惡，亞當和夏娃留下的法律」。還是老的翻譯有個性。

我正讀小學五年級第二學期。《亞當·斯密》不過6萬字，並沒有多少生字。扉頁是亞當·斯密的銅板黑白肖像。當我翻開第一頁，看到講亞當·斯密的家庭和早期教育，「結束語」的第一句話是：「亞當· 斯密是英國工業革命前夜的偉大經濟學家」，才意識到此亞當非彼亞當。但是，識字不等於知識。不要說當時的我，即使一般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在短時間內要讀明白這本小冊子，不說沒有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它涉及了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相關背景。的???????????的???????????至今不能解釋，我對自己完全沒有可能讀懂的這本書，怎麼產生了那麼強烈的衝動，看不明白也要看，最終買了下來。

從小學的五、六年級直到「文化革命」歲月早期，我雖然不能讀懂這本小冊子所介紹的亞當· 斯密的經濟理論，但是，書中描述的亞當·斯密的人生和品性打動了我。亞當· 斯密一生不曾娶妻，活到九十歲的母親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在六十七歲的時候，預感生命即將完結，將過去所寫的許多手稿付之一炬；在私生活方面安分守己、懦弱和充滿慈悲心腸。亞當·斯密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卻是一個堅持不懈，富有創建的戰士和偉大學者。後來，讀了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發現，他的為人和思想是多麼一致。此外，從這本小書中，我記住了一系列重要人名、經濟學概念、經濟學學派和地名。人名中有休謨、魁奈、配第、洛克、李嘉圖；經濟學概念有財富、生產方式、勞動時間、分工、資本、商品、價值等；經濟學派有重農學派、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地名有蘇格蘭、格拉斯哥、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倫敦。正是這些人名、概念和學派，成了我後來獲取經濟學知識的生長點。而與亞當·斯密相關的地名，多少年之後，我懷著崇敬之心一一造訪。亞當·斯密逝於1790年，正是英國工業革命狂飆時代，中國則處在乾隆朝末期，是和珅的黃金歲月，距離因為一本詩集和「逆詩案」導致的兩次大規模的「文字獄」，不足十年。

1967年，儘管「文化大革命」繼續如火如荼，很多中學生已經開始和這個革命漸行漸遠，進入大規模涉獵各種書籍時期，為了尋找書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我也是其中一員。我們閱讀範圍包括世界文學名著、世界歷史，還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哲學和經濟學的經典。那時最容易讀到的當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閱讀《資本論》，不僅是時尚，也是挑戰。我們這代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只知道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對於政治經濟學中諸如商品、價值、價格之類的常識性概念，完全沒有實感。為了加快對經濟學基礎知識的掃盲和入門，我著重搜尋經濟思想史方面的書籍。此時獲得了一本蘇聯人的《經濟學說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數百頁，從魁奈、亞當·斯密、李嘉圖講到馬歇爾、凱恩斯。這本書和我一同去了西藏農場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遺憾的是被什麼人偷走了。另一本是熊彼特著的《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商務印書館，1965年）。我還得到了薩謬爾遜《經濟學》的摘要讀本（商務印書館，1964年，高鴻業譯）。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並不乏這方面書籍，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間還有各類書籍出版，只是不公開發行而已。

在林森木的小冊子中，有這樣的話：「在斯密看來，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財富的科學」。顧名思義，《國富論》是要闡述什麼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問題。我對經濟學思想史和經濟學基本知識知道的越多，越渴望讀到亞當斯密《國富論》的中文本。終於在1973年春節前後，我有了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國富論》，書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1]

自此以後的數十年，《國富論》始終伴隨著我，有過三次深入閱讀。

第一次閱讀是在1970年代初期。我在通讀《國富論》之後，對一個國家財富的源泉有了系統認知。人類的利己天性和「理性思考能力和語言能力」，「互通有無、物物交換、相互貿易」的傾向，需要交換，因為交換產生分工，因為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國民財富。交換過程需要市場和貨幣，於是產生自然價格。所以，增加國民財富需要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資本數量和改善資本用途。我開始陷入理論和現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從理性上已經折服於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邏輯，每個人實現對個人利益的追逐，導致經濟自由和競爭，推動國民財富增大。這一切都是市場，或者那隻「看不見的手」所為。另一方面，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否定個人利益追逐，否定資本和資本主義，否定自由競爭。現實生活和「文化大革命」思潮與亞當·斯密的主張完全不同。在這種思想與現實衝突的苦悶中，我也一度跟隨主流思潮，相信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中國前途所在。在到黑龍江的第二個嚴冬中，撰寫了數萬字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判。[2]但是，隨著對民眾辛苦勞作和貧窮的體驗，接受「國富民窮」，更確切的是「國貧民窮」的事實，我開始懷疑現實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當時，經濟學界主要批判對象是孫冶方。我一方面補習1949年之後中國經濟學界歷次爭論的相關內容，同時儘可能透過對孫冶方的批判文章，了解孫冶方的主張，成為他的支持者。後來，在孫冶方住在協和醫院的最後日子裡，受陸裴文（1918-2005,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老師委託去看望他，講到我通過批判他的文章而早已成為他的學生時，他不禁笑了起來。這是我後來積極投入1980年代經濟改革最初的思想資源之一。1979年夏天，《學術月刊》發表了我的「社會主義制度絕對排除競爭嗎?」[3]主張中國需要市場競爭，第一次以學術文章的形式表明我的經濟學傾向和亞當斯密的影響，是那個只准說競賽不準提競爭的時代較早有突破的文章。

第二次閱讀是在1980年代初期。我直接參加經濟改革。首先關注經濟結構問題。《國富論》的第三篇，探討歐洲國家從農業到製造業，再到對外貿易的產業結構的演變順序，也是實現富裕的自然進程。亞當·斯密描述了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歐洲農業的抑制和農民的困苦，城市的興起，製造業、商業、貿易的發展過程。所有這些，對認識中國當時的產業結構，農村和城市改革具有啟發作用。在這個時期，我和一些朋友編著《走向未來》叢書，大家討論中國現代化進程，涉及金觀濤提出的中國落後根源是「超穩定結構」。我企望《國富論》有所解答。亞當斯密通過他那個時代，即18世紀後期到中國的旅行者與馬可波羅關於中國描述的相似性，通過分析中國的勞動工資，手工業者的生存方式，底層的貧困程度，以及殺嬰現象，推測出中國「似乎陷入了長期的停滯狀態」。亞當·斯密認為，中國可能在馬可波羅之前很久，也許就已達到「自然法則和制度所能實現的財富的極致」。中國儘管處於停滯狀態，似乎並未倒退，並沒有發生民眾放棄任何一個城鎮和耕地擱荒情況。原因何在？因為用於維持勞動的年工資基金沒有減少，可以延續同樣的或大致的勞動工作。「最底層的勞動者即便極度缺衣少食，但總還能勉強傳宗接代，維繫勞動力的總量不變」。亞當·斯密還注意到，貧窮並不能阻止結婚，甚至好像激勵生育。人口過剩和貧窮互為因果，惡性循環。亞當·斯密觸及到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是社會底層長期支撐著一個停滯，卻沒有破潰的社會經濟。亞當·斯密的這些結論與歷史事實的接近程度是驚人的。

第三次閱讀是2000年前後，我為了撰寫《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遠流出版社，2012年），溫習《國富論》中關於貨幣的思想。第一篇的3、4、5章，第二篇第2章，直接探討了當時與貨幣相關的主要課題，包括：金銀比價；美洲金礦大發現對歐洲金銀價值的影響；在英國各種金屬貨幣，銅的價值被高估，銀的價值被低估的後果；貨幣中實際含有的貴金屬數量最終決定商品價格；貨幣稅；紙幣和金屬貨幣的相同和不同之處；銀行券「似乎最合適執行貨幣的職能」；紙幣發行量的約束條件。此外，率利息和富裕程度的關係，利潤和資本存量，利潤和經濟發達程度的關係。以及，英格蘭銀行創建至《國富論》寫作時期的歷史，「英格蘭銀行的安全性和不列顛政府的穩定性相關」。所有這些，成為我的《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的重要思想和理論資源。

因為林森木的《亞當·斯密》小冊子，我不僅知道了《國富論》，而且多次系統閱讀。《國富論》介紹給中國知識界，首先應該感謝嚴復。沒有嚴復，還不知道《國富論》方可介紹到中國知識界要等多少年。嚴復的《原富》譯本為後來各種版本的《國富論》提供了參考範本。其實，我更喜歡《原富》作為書名，符合英文書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nature」的原意。當然，郭大力和王亞南的譯本，從1930年代初至今，影響了兩、三代人。今年還與王洛林先生交談他父親王亞南在1930年代在上海的翻譯生涯，為了更好地翻譯《資本論》，故先翻譯《國富論》等古典經濟學的主要著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構建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提出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哲學前提，奠定了他在經濟學殿堂中具有毋庸置疑的權威地位。遺憾的是，當下重複引用《國富論》隻言片語的人很多，而讀《國富論》原著的人有限。對亞當·斯密的各種空洞的讚美性評價常常掩蓋了他的思想。相比較故去的很多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這種現象發生在亞當·斯密身上是最嚴重的。在中國，自郭大力和王亞南《國富論》的譯本之後，近年來不同出版社又出版了《國富論》多種譯本。在引進的經典著作中，它可能是僅有的。

1978年10月，我考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很快參與到經濟改革。大約是1979年，因為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副所長薛寶鼎，我見到了林森木。那時他從事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戴眼鏡，可能還不到五十歲。我問他是否寫過一本《亞當·斯密》，他說是的，我還得知他寫此書時，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不過二十多歲。我告訴他，這本書對我影響至深。我當時並沒有解釋「影響至深」的內涵。現在，我知道了，這本小冊子是我少年時期所埋下的亞當·斯密的思想種子，竟然在不斷的成長，至今如此。

近年來，不乏有提出「回到亞當·斯密」的中外經濟學家。我並不贊同這個口號。因為這並不符合亞當·斯密思想的真諦。亞當·斯密的理論，絕非是簡單的「經世濟民」之學，更是一種智慧，一種哲學，一種精神，一種文化。如今，作為亞當·斯密研究對象的那個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早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市場經濟制度卻沒有終結，在進步，也在異化。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演化歷史中，亞當·斯密對道德和倫理的思考，始終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自亞當·斯密之後，不論經濟學怎樣發展，終究無法超越《國富論》所開拓的思想和理論的疆域，亞當斯密的思想是不會枯竭的思想源泉。包括亞當·斯密在內的那些影響歷史的思想家，超越時空。只要你呼喚，他們就會出現；只要你聆聽，就會感應他們來自天籟之際的迴響。

此刻，這本小冊子就在我電腦旁邊。1962年12月初版；1962年北京第1次印刷。五十三年了，保留著當時的簽名和自己在尺子上刻的「朱嘉明藏書章」。

最後，想告訴讀者的是，在文化革命之前，我還買了幾本《知識叢書》，現在保留的一本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和英國的庸俗政治經濟學》（1965年1月初版）。這套《知識叢書》的命名，顯然是來自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培根不僅是哲學家，更是十六世紀後期和十七世紀初期反對神學統治科學運動中的鬥士。1962年，中共黨內黨外和舉國上下，已經開始進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教育，在當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氛圍下，愚昧之風已經興起，商務印書館能夠成立《知識叢書》編輯委員會，實在難得可貴。

[1]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1930年翻譯出版。商務印書館，1972年。

[2]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

[3]載《學術月刊》，1979年第7期

寫於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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