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談做夢－－周氏兄弟改造國民性思想之二

　　回顧20世紀的歷史，我們發現中國民族和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做夢，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段做夢的歷史。

　　夢從100年前開始。1899年12月31日夜半，有一著名的知識分子正乘坐在從日本到夏威夷的海輪上，他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在19世紀和20世紀交接的那一霎那，他揮筆寫下《20世紀太平洋歌》，這個知識分子就是梁啟超。以後他又寫下《19世紀之歐洲與20 世紀之中國》。他預言，19世紀是歐洲的世紀，20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這與今天某些老先生預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頗有些相似，歷史也真容易重演。他說："今世紀之中國波瀾亻叔詭，五光十色，必更壯奇於前世紀之歐洲者。哲者請拭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登舞台。"他的豪言壯語具有強烈的煽動性，然而今天看來，不過是一個夢。所以，梁啟超是本世紀第一個做夢者。但他的中國將超過歐洲，演出一場壯劇這樣一個夢卻籠罩了整整20世紀。正像他所預言的一樣，20世紀中國的智者、哲者、勇者沒有一個不是夢的製作者，夢的實踐者。製作者與實踐者的統一，大概也就是 20世紀中國夢想家的共同特徵吧。其問題與悲劇大概也就在這裡。孫中山先生也是一個偉大的夢想家。他有一個綽號叫"孫大炮"，放大炮者好說夢話者也。本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號召要"大躍進"時曾說，"大躍進"這個概念不是我提的，是孫中山先生提的，孫中山在世紀初就幻想著中國出現大躍進，我們不過繼承而已。這是對的，孫中山確實是偉大的夢想家。"五·四"時代，周作人也曾作出這樣的概括："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都具有夢想家和傳道者的氣味。這是"五·四"知識分子的特點。當時是大學生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曾寫《未來的夢》，提到當時的大學生經常聚到一起暢談夢話，談得醺然欲醉，令人覺得猶有餘味。本世紀30年代中國最有影響的雜誌《東方雜誌》發起徵文《新年夢想》，響應者有100多位文化名人，紛紛談他們做的各種各樣的夢。其中最有趣的是施蟄存做的夢，即夢想未來中國每一個家庭都有抽水馬桶。這次徵文在普通讀者中也引起強烈反響，這本身就構成了30年代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大家都來說夢。40年代的延安更是夢的國土。詩人何其芳曾寫《畫夢錄》，到延安時他又說：我們的夢從特殊的少數人才有的夢變成和大多數人一樣的夢，我做了貧困者的夢，飢餓者的夢。我和那些一邊忍受著當前最大的貧困與飢餓，同時又夢想著未來"黃金時代"的普通人共命運。他的話給我們提供一個信息，就是40年代的延安不僅知識分子在做夢，農民也在做夢。而且知識分子的夢和農民的夢合一。就在這樣一個夢的土壤上出現了20世紀中國最大的夢想家毛澤東。之所以說他是最大的夢想家，是指他的夢的大膽與影響而言，由此開始了由他率領億萬人民為了實現一個又一個雄心勃勃的夢想而奮鬥犧牲不惜一切代價的"毛澤東時代"。概括說，這場夢在當時是歷史的壯舉，在過後看來，既有讓人動心之處，又包含了太多的殘酷與荒誕，讓人後怕。八、九十年代，《文匯報》在60年後又發起夢想未來的徵文，有五千多個文化人和普通讀者參加，可見規模之大。90年代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又紛紛下海做"黃金夢"。這樣，我們就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勾勒了一部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這是從頭至尾在做夢的世界。正像魯迅在"五·四"時期概括的那樣："很多的夢，趁黃昏起鬨。前夢才擠卻大前夢時，後夢又趕走了前夢。去的前夢黑如墨，在以後夢墨一般黑；去的，在的彷彿都說，"看我真好顏色"。顏色許好，暗裡不知：而且不知道，說話的是誰?暗裡不知，身熱頭痛。你來，你來，明白的夢。"這裡連續不斷對" 夢"的追尋，追尋過程中身熱頭痛的痛苦、焦躁，以及最終也不肯放棄的"你來你來，明白的夢"的急切呼喚，都典型地表現了20世紀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正是一個世紀的夢的追尋和實踐形成了20世紀中國人民、知識分子的一種夢想家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我自己就是在夢的環境里長大的，至今雖然我對夢想有許多反思，但是我仍然擺脫不掉自己根深蒂固的夢想家氣質。這也大概就是一種新的國民性。這已經成為歷史的事實。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這個做夢的歷史。

　　我看了周作人、魯迅的著作，發現對於夢，他們有許多精闢的見解。首先，他們對夢本身是加以肯定的，重視夢的本身正面的作用。相反，他們對中國傳統中不大做夢這一點提出了批評。他們也依然是從人的本性出發來立論。記得前幾年我去義大利時看到文藝復興時期藝術 大師拉菲爾的一幅叫《雅典學派》的名畫，我看後非常震動。畫面中心是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一個手指天空，一個手指大地，這其實是象徵著人的兩種基本欲求或人的本質的兩個基本側面。一方面人要立足於大地，另一方面人又要飛騰於理想的幻空，所謂夢就是後者的表現。所以魯迅說，人活在世界上，他總是不安於物質生活，他總是趨於一種形而上的需求，這是一種超越性需求，"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趨無限絕對之至上者"。所以人一定要腳踏實地在人生的現實生活中生活著，但人還要做夢，夢想能夠超越有限和相對，把翅膀煽起來升騰起來飛向絕對的、無限的未來。或者說，人不能僅僅滿足此岸世界，必須有一種彼岸世界的終極關懷。夢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超出人的現實局限性，趨向絕對的、無限的彼岸世界。而夢和現實是可以不斷轉換的。譬如說開始人們想飛，現在我們有飛機了，就說明人的夢變成了現實。在魯迅看來只有在夢中，人才真正掙脫了人世的精神、物質的"狹的籠"，進入"天馬行空"，無拘無牽的自由境界。"五·四"時期他呼喚人間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夢幻的"大曠野精神"，這是夢的世界，不受人限制的孤寂的世界。周作人一再強調兒童荒唐的、怪異的、虛幻的夢，他認為這是健全人性所必需的。他說："夢想是永遠不死的。在戀愛中的青年有夢，黃昏中的老人也有夢，雖然它們的顏色並不相同。人之子有時或者要反叛它，但終究要回到它的懷抱中來。"可以說，魯迅、周作人為夢的辯護，對夢的呼喚實際是對人性健全發展的呼喚，它本身就構成了本世紀人的覺醒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中國民族恰恰是少夢的民族，正像我們的作家所說的：由於我們的生活很嚴峻，有時候很殘酷，因此大家都是很實際，不敢做夢。恐怕到了90年代這種情況更嚴重了。正因為這樣，本世紀以來中國人終於浪漫起來了，大大做了一回又一回的夢。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進步了。人們也因此能夠理解為什麼毛澤東當年一聲號召會使我們這些年輕人如痴如迷地跟他跑。原 因之一就是他抓住了人的本性，特別是年輕人渴望做夢的浪漫本性。

　　但大家不可忽視、必須正視的是，本世紀我們所做的夢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麼，中國人為這些夢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夢，為什麼會有這個結果?這是現在學術界思想界 所迴避的，卻是我們討論的重點。我先來介紹一下毛澤東的夢。毛澤東基本做了兩個夢，並為實現這些夢做了大膽的實驗。一是毛澤東認為孔孟將彼岸大同世界和此岸小康社會截然劃開，是太缺少幻想，太不敢做夢。他要在中國現實土壤上實現大同世界。《論人民民主專政》開宗明義，就說我們中國的未來就是要走向大同世界，建立一個至善至美的理想社會。這個夢並不是毛澤東開始做的。本世紀初的"新村運動"就做過這個夢。"五·四"時期有過不少實驗。周作人在其中扮演了先鋒的角色。他是中國"新村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曾經是毛澤東崇拜的偶像，毛澤東曾拜訪過周作人，而沒有見過魯迅。毛澤東在湖南也在搞"新村運動"。所謂"新村"是一群有理想的年輕人的自動集合，自己勞動，自己種地，自己讀書，建立一個既是學校又是工廠的理想社會。後來，毛澤東拋棄的只是"新村運動"和平改造的那一部分，要武裝奪取政權。但奪取政權之後，他仍要實現他的新村理想，而且他把新村理想具體化了。他想建立一個政治上絕對平等，經濟上絕對平均，人人都獲得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大學校。他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經過多番努力，到1958年宣布找到了一個組織形式--人民公社，一個手段--"大躍進"，並提出具體目標：趕英超美，即在物質上，鋼鐵、糧食產量趕英超美，然後整個社會成為大同世界。這個理想在今天看起來仍相當吸引人，卻是一個夢，而且它的現實實現卻正是其反面--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需要另作專門討論。我們這裡要說的是，當時中國人民是怎樣在毛澤東的帶領下做夢的。首先糧食產量上要創造奇蹟。當時《中國青年報》報道：貴州省金沙縣(中國最窮的地方)一個社創造了單季畝產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紀錄。幾天之後，《人民日報》報道：甘肅省某社在二分五的山地上，一青年突擊隊創造了畝產馬鈴薯一萬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國高額豐產紀錄。緊接著，《人民日報》報道：河北省靜海縣陳屯用5天時間建成一個水利發電站。《浙江日報》報道：浙江省一個多月發展的民辦學校達八千五百一十六所。新華社報道：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五畝小麥產二千一百零五斤。一天後，湖北省谷城縣東尼社宣布：畝產二千三百五十七斤，創了新紀錄。兩天後河南衛星社又放第二顆衛星：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四天後，河北省臨漳縣紅光社又宣布畝產高達三千六百五十斤。同一天，同屬湖北谷城縣的星光社宣布創四千三百五十三斤新記錄。20天後，河南省西平縣和平社又宣布，達到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一個月之內神奇般地上升，各路諸侯都是"各領風騷三五天"。到九月一日一顆特大衛星把全國人都驚得目瞪口呆：河北省徐水縣宣布，畝產山藥蛋一百二十萬斤，要創造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麥畝產十二萬斤，皮棉畝產五千斤，全縣糧食畝產二千斤的高產衛星。《人民日報》報道，徐水人民公社將在不遠的將來把社員們帶入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興奮地跑到徐水，問：糧食產這麼多放到哪兒去?肉產那麼多，怎麼吃呀?這一句話使全國都瘋了。中國人的想像力就充分發揮了。由全國大鍊鋼鐵，全民大產糧食到全民寫詩。到處是賽詩會，異想天開，奇思狂想，吉林省巴吉壘賽詩會上，一人朗誦："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亂轉圈。"又有一個高聲叫道："這不算啥，聽我的--

　　社裡麥穗插雲間，

　　麥芒刺破玉皇殿。

　　麥根扎到龍王廟，

　　嚇得東海波浪翻。

　　掌聲剛起，又有人喊道：聽我的--

　　深耕細作產量高，

　　一棵玉米穿雲霄。

　　彩雲拴著玉米腰，

　　嚇得月亮彎彎腰。

　　做夢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我當時在北大讀書，也捲入了這樣的狂潮。訂計劃一天要寫幾百首詩，整夜不睡地寫，比誰大膽誰善於狂想、做夢。

　　毛澤東第二個夢是不但要創造至善至美的社會，而且要把六億人民都變成"至善至美"的" 純粹"的人。為了這點，必須對人進行改造。毛澤東與其他思想家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他注重 對人的改造。他認為極力想改造社會的人只是賢人，只有極力想改造人的人才是聖人。他是想做聖人的人，而且希望全國六億人都做聖人，即"六億神州盡舜堯"。也就是說他對整個 的 中國倫理學要進行重新的改造。怎樣才是純粹的人呢?他提出有兩個標準。一個標準是人的非動物化。實際否定人是動物，凡是人的動物性的欲求都應該被改造，被拋棄。他要把人的 慾望，從性慾到物慾，都壓抑到最低限度，使人成為純精神、純道德的存在。他在《紀念白求恩》中提出人要成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動物性的本能欲求即低級趣味。第二個標準 是 人的非個人化。本來人既是個體的動物，又是群體的動物，毛澤東將人的群體性誇大到極端，否定人的個人性。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思維方式。他提出的："毫無利己之心，專門 利 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倫理原則，這個觀念正和周作人、魯迅的"立人"思想針鋒相對。魯迅強調個體精神自由，周作人強調人的自然本性。毛澤東正是要批判並徹底改造"五· 四"時 期的人性觀。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一定要拿知識分子開刀的最基本原因。因為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的慾望知識分子最強烈，毛澤東就是要把知識分子"非知識分子化"。這與人們本性是 相違背的。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想建立的理想之國是道德理想王國，有濃重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是一個烏托邦世界，有很強的空想性。那些詩把人的精神誇大到極端，是純 精神、純道德的存在，這是符合毛澤東的理想的。但是，問題在於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除了最大限度動員了群眾之外，還要把他的反對者全部消滅，所以在"大躍進"的同時，掀起 了"拔白旗"運動，導致了悲慘結局。這裡舉些鮮為人知的觸目驚心的數字：河南是本世紀中國最多災多難的省，在大躍進中河南是全國先鋒，災難也最大。1958年提出驚人口號：一 年之內要成為"四無省"、"綠化省"，消滅文盲，實現水利化，其小麥衛星一直放到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鋼產衛星放到日產一百二十萬噸，都是世界之最，而1958年，全省糧食 產量實際上只有二百八十一億斤，但上報了七百零二億斤。上交糧食數量不夠，就翻箱倒櫃 搶奪農民糧食，捆、吊、打、抓。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7日，河南省信陽地區為追逼糧 食 ，由公安部門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其中三十六人死在監獄中，拘留了一千七百二十人，其中六百六十七人死在拘留所。群眾形容當時恐怖氣氛："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 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大躍進"的結果很可怕，像信陽地區就餓死一百多萬人。河南息縣餓死十萬人，自然村減少六百三十九個，所謂"減少"就是整村人全部死光。據 橫山、光山、息縣三縣統計，孤兒達一萬二千人之多。整個河南全省死亡人數在二百萬以上，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四百四十餘萬畝，扒毀人民房屋一百六十多萬間。現在到農 村找老人憶苦，很少人憶解放前的苦，都憶的是災荒那年的苦。可見，"大躍進"的夢想帶來了怎樣可怕的結果，實質是重新引發了"殺人"、"食人"現象的出現。做夢和食人統一 在一起了。

　　那麼，怎樣看待這個夢的現象，這種夢究竟具有什麼特點?由這個夢造成了一種什麼樣的國民性?周作人在20～30年代已預感到，中國國民性出現了新問題。他將其概括為"專制的狂 信"。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概念。它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狂熱的信念，或狂熱的迷 信。中國民族沒有宗教，好像沒有宗教的狂熱，但有另外一種形態的宗教狂熱。1958年大躍 進就是一種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主觀精神和意志，並將其誇大到極端，提出的口號是：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第二，迷信群眾運動。這是 毛澤東的發明，將億萬群眾煽動起來形成強大的運動。他說："中國人多議論多，熱氣大，幹勁大，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他強調多數人的力量可以創造奇蹟，迷信多數 。第三，迷信權力。將不受監督的權力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彷彿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無知等等。無論大躍進、人民公社，還是文革，年輕人都是打 先鋒的。毛澤東說："卑賤者戰勝高貴者，年輕的戰勝老年的，無知的戰勝有知的，小人物戰勝大人物，這是規律。"很少有像共和國那樣誇大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捧到極端。因為青 年有熱情，唯有青年能夠獻身，也最容易被利用。這種"青年崇拜"實質上包藏著對青年的愚弄。

　　迷信主觀精神意志的同時是反科學、反理性，在迷信群眾運動的另一面是反專家、反知識分 子，在迷信多數的同時壓制少數，在迷信權力的同時壓制民主，在迷信青春的同時反對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說的"專制"，而且是群眾專制，多數人專制。凡是 持不同意見的在當時都稱為"花崗岩腦袋"，要把他們"淹沒在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拔白旗"運動不但在農村、工廠基層廣泛展開，在大學裡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個重災區 ，反專家、反教授、反知識，"知識越多越蠢"。當時稱這樣的群眾大批判運動為"革命的狂歡節"。這首先是語言的迷信，語言的狂歡。前面說過的賽詩會的詩一句比一句激動人， 顯示了語言的魔力。這種狂熱的語言當時稱為群眾的"高調邏輯"，對人們有催眠作用，人在語言的迷戀中，喪失了自我，進入半睡眠狀態。這裡還包含了"從眾心理"，在群體中， 在語言魔力的召喚下，人變得大膽了，勇敢了，富有幻想，無所顧忌了。"從眾心理"有保護作用，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不負責，這實質上是用精神、語言的魔力將人的本性迷惑。人 的語言也變成一種"施暴"的力量，特別是在"大批判會"上，年輕人運用語言的暴力強加於自己的老師，其實也在踐踏作為自身存在基礎、理由的知識與科學理性。但沒有人會對此 有任何的反省，因為每個人都處在高度興奮的狂熱中，都有一種莫名的神聖感，彷彿自己在創造歷史，為"真理"而戰。一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邏輯，是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下鼓動人 們去迷信，並賦予"正義感"和"合道德"性。這就使這類"狂信的專制"又帶上了某種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

　　在全民夢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災難中，知識分子扮演什麼角色，負什麼責任?客觀地說，知識 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瀾者。比如說，畝產上萬斤的糧食上報是由省的農業科學 院副院長作證的，某大科學家親口對毛澤東說："根據科學研究，在理論上畝產上萬斤是可能 的。"無數的詩人、作家都參加到"全民的狂歡節"中，田漢寫了《十三陵暢想曲》，更是 火上澆油。本來知識分子應該在全民狂熱中起到"清醒劑"作用，但卻推波助瀾，這恐怕是出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劣根性：中國知識分子總想領導潮流，總要"得風氣之先"，而實際 上是在趕時髦，為虎作倀，充當幫忙與幫閑而不自覺。這裡也隱含著對於權力，對於"專制的狂信"的恐懼，進而在"從眾"心理中尋得平衡，找到為自己辯護的理由。這樣的"趕潮 流"之風至今也沒有停息，知識者仍有可能繼續充當"推波助瀾"者。

　　最後，我們還想討論一個問題："大躍進"的夢想除了具有鮮明的"政治浪漫主義"色彩外，也還是一種"經濟浪漫主義"。經濟浪漫主義就是好大喜功，建設規模越大越好，速度越 快越好。毛澤東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不顧客觀經濟條件，成為一種主觀的經濟上的盲目。當時有一位著名的原北大教授張奚若，曾經批評毛澤東，"好大喜功，迷信未來 "，毛澤東反駁說我們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迷信未來。其實張奚若先生批評的就是這種政治與經濟的浪漫主義，"好大喜功"，即超越了客 觀可能性。本世紀我們所做的這麼多夢，這麼多共產主義試驗，本質上就是政治浪漫主義、經濟浪漫主義、道德理想主義和不受限制不受監督的權力的結合，從而造成很大的災難。中 國這個民族沒有宗教狂，但有道德狂，道德理想主義的狂熱。這裡我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點：這種道德理想主義、政治浪漫主義與經濟浪漫主義是有社會基礎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 以說這樣一種"專制的狂信"是本世紀才有的。過去的中國，一般認為中國人是一個講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熱，中國人像熱水瓶，是一個溫和的民族。但是在本世紀，這個民族 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種狂熱當中，這種狂熱在中國傳統中並不多見，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國民性。原因就在於本世紀中國始終處於想趕上、超過西方先進國家的民族渴望中， 或者說，我們民族始終處於一種被包圍的狀態，被圍狀態形成想突圍心理，所謂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這種民族主義而產生的。正因為與專制主義聯繫起來的浪漫主義有這種群眾民 族情緒的基礎與社會基礎，所以我們必須警惕，這樣的歷史是有可能重演的。現在這種希望用最快速度、最大限度改變自己落後面貌的民族情緒還普遍地存在於國民中，這種民族情緒 若沒有理性精神的灌輸，就很可能導致非理性的狂信。到了世紀末，情況似乎有點變化，世紀末中國人反過來進入了一個無夢的時代。一位溫州學生看了我在《鐘山》雜誌上發表的講 世紀的夢的文章後給我寫信，他說在溫州的周圍環境正好相反，年輕人即使做夢也不再做彼岸的夢，精神的夢，而做的是此岸的、現實的、金錢的夢。確實，現在我們又面臨一個無夢 的時代，正因為這樣，這些年，特別是最近幾年不斷地有人在呼喚理想主義，呼喚終極關懷，也不斷地有人在呼喚夢，我對這樣的呼喚是理解和同情的，它們都有現實的針對性。但我 始終認為僅僅呼喚夢，僅僅呼喚理想主義還不夠，同時還必須記住另外一句話：浪漫主義、理想主義與夢，搞得不好是有危險的，有可能導致"專制的狂信"。如果對這些危險缺乏警 惕，僅僅抽象地來鼓吹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和夢，也是有危險的。我們現在問題比較複雜，一方面我們要做夢，一方面我們不要做白日夢，所以我們有很大的焦慮。由此產生了我自己 的夢，從20世紀末來看夢，我只有兩個願望，也可說是兩個夢想：一願我自己以及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永遠不放棄虛構的、彼岸的、非現實、非功利的夢的追求，不會做夢的民族是沒 有希望的民族；同時，願我自己及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永遠不要做將夢想現實化的白日夢。夢只能作為一種終極關懷存在於彼岸，用彼岸的理想照亮此岸，但不能把彼岸的東西此岸 化，這是本世紀留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把彼岸的東西此岸化就是白日夢，這個夢不能做，從我們的討論可以看出，殺人和做夢這兩個命題是有一種內在聯繫的，夢做得不好，做白日夢 ，也可能導致殺人，導致大規模的死亡和大規模的食人現象，這是近百年中國的教訓。回顧這一百年的歷史，我有這樣一個感慨：中國的歷史是在一亂一治中循環前進的，本世紀好像 有這麼個規律--一亂就殺人，一治就做夢。亂了就殺人，人殺夠了，天下太平了，就講" 治"；而一講"治"就做夢，不顧主客觀條件亂來一氣，又造成災難，又亂，又殺人，在做 夢和殺人之間不斷反覆，好像這就構成本世紀的一部歷史。結果無論是做夢還是殺人，都造成大規模的人的死亡，恐怕本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大躍進，文化大 革命，都造成大規模的死亡。治亂循環造成民族元氣大傷。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談到我對下個 世紀的願望：第一，但願從此懂得愛惜人的生命，不要動不動就叫人死；第二，但願無論政 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和建設，開始要早一些，步子要慢一些，不要去追求"只爭朝夕"。我對未來世界就是這兩個願望，一個是不要輕易殺人，一個是從容不迫地搞改革搞建 設，這看起來是唱低調，其實講的是人類的常識，希望中國人能回到常識中來，不要老想著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把國家搞好就行了。另外還有個願望，就是希望有記性，不要健 忘，這大概也是常識，不然蠢事會不斷做下去了，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百年後再出一代阿Q。我希望到下個世紀末時，再回顧21世紀不再像今天說這樣的話。我希望使中國人 回到常識中來，讓人正常地活著，讓國家正常地發展，不要老想創造人間奇蹟。我這個調子與本世紀初梁啟超的調子是相反的，梁啟超預言20世紀的中國要演出一個壯劇，我希望21 世紀不要演戲了，回到常識中來。

　　本講參考書目：蘇曉康、羅時敘、陳政：《"烏托 邦"祭--一九五九年廬山之夏》，中國新聞出版社，1998年版。

　　(原載《文藝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