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 掩蓋人口真相後患無窮
1980年代初期,安徽社科院的辛秋水等老同志就敏銳地意識到性別比失衡和光棍危機;但是曾毅等人口學家和蔣正華等國家計生委官員卻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是因為「女嬰漏報」,對性別比失衡未引起重視,也未採取措施加以監管糾正,最終釀成了4000萬光棍的歷史性錯誤一、掩蓋人口真相後患無窮秦國採納商鞅的變法,統一中國。商鞅認為如果不知道準確的人口數據,即使土地肥沃、人口眾多,國家也會越來越弱,直到被別國分割。蘇聯就是一個例子,蘇聯解體表面上是因為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政策;但是戈爾巴喬夫之所以啟動改革是因為社會經濟出了問題;蘇聯的經濟出問題又是因為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水平,導致年輕勞動力負增長。而蘇聯的人口危機很大程度又是因為學者用錯誤的人口數據誤導決策。俄羅斯科學院國民經濟預測研究所人口和生態中心主任阿納托利·維什涅夫斯基說:「1966年之後,俄羅斯的生育率就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是有關人士用種種複雜的『遊戲』遮蓋住了這一問題。20世紀90年代,人口減少的真相暴露出來,但勢頭已無法扭轉」。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1990年之後生育率就已經低於更替水平(至少當時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1995年之後低於1.5,2000年人口普查證實生育率只有1.22了,但是被主流人口學家用種種複雜的「遊戲」一次次將生育率篡改為1.8,建議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2010年查明生育率只有1.18,但是又被國家衛計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篡改為1.5-1.65,恐嚇說全面二胎每年會出生4700萬、4995萬,單獨二孩會累計多生1000萬人。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總人口為136782萬,是建立在1991-2010年出生36474萬、2011-2014年出生6565萬的基礎上的;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0-19歲(1991-2010年出生)人口只有32121萬,根據生育率推算2011-2014年只出生5282萬。也就是說,2014年的136782萬人口有近6000萬水分。人口數據是國家各項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基礎。人口數據的不準確意味著中國的各項政策(比如宏觀經濟布局、產業布局、區域發展、城市規劃、財稅政策、社保制度)都是建立在錯誤的人口數據基礎上的,後患無窮。1994年國家計生委主任彭佩雲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並承諾遵守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的《行動綱領》:放棄「人口控制」,尊重「自願」原則,反對在生育上有「配額」、「指標」、「獎懲」。但是《行動綱領》對中國秘而不宣。2002年國際社會指責中國沒有遵守《行動綱領》(是強制而非自願的,一胎化是最嚴格的配額)。2002年11月,彭佩雲在趙白鴿(國家計生委國際合作司司長)和顧寶昌(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國際合作部部長)陪同下,到聯合國進行辯護。隨後顧寶昌在《人口研究》、《人口與發展評論》發表論文,認為中國並非一胎化,而是一個多元化的生育政策 。2004年7月15日趙白鴿更是舉行新聞發布會,向國際社會宣布:中國實行的並非 「一孩」政策,不是強迫性的,是自願的。聯合國人口基金也一唱一和,2004年7月16日發表申明,認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虛假的」、「不可信的」。國家計生委(衛計委)官員其實內心裡也不認同他們自己所宣傳的觀點,我2007年版《大國空巢》剛出版1個月,國家計生委高層就已是人手一冊;2013年版《大國空巢》出版後,很多官員私下裡表示很認同《大國空巢》里的觀點。原國家計生委法規司司長於學軍(現國家衛計委辦公廳主任),2007年會見政協委員的時候,私下裡說完全贊成政協委員們的廢止獨生子女政策的觀點;但是他2011年4月26日在國家計生委的推薦下,與翟振武一起到政治局上課,灌輸的卻是另一套理論。也就是說,他們用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論去忽悠國家領導人!二、反思人口政策的觀點長期被打壓國家計生委(衛計委)長期打壓質疑的聲音。比如1980年代初期,安徽社科院的辛秋水等老同志就敏銳地意識到性別比失衡和光棍危機;但是曾毅等人口學家和蔣正華等國家計生委官員卻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是因為「女嬰漏報」,對性別比失衡未引起重視,也未採取措施加以監管和糾正,最終釀成了4000萬光棍的歷史性錯誤。一些政協委員早就關注到失獨家庭危機,《北京文學》主編楊曉升2004年出版了報告文學《只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獲2004年度「正泰杯中國報告文學」大獎、第三屆(2004—2008)徐遲報告文學獎;但是國家計生委宣教司硬是將該書從新華書店的書架上給撤下來。失獨家庭危機長期被掩蓋,今後將有上千萬高危的失獨家庭。我長期質疑國家計生委對人口數據的修改,我的觀點一次次不幸言中,但是我的觀點卻被一直被封殺。2007年我在香港出版《大國空巢》後,長期被列為禁書。國家發改委旗下的公開刊物《中國改革》因為發表呼籲調整人口政策的觀點,國家計生委致函國家發改委抗議。我投稿學術期刊的一些論文,也因為有悖基本國策而在最後時刻被臨時撤稿。2010年中國人口學年會在南京舉行,張敏才應國家計生委主任的邀請,在會上反駁我的《大國空巢》。得知我旁聽此次會議後,將我驅逐出南京。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後,申請人數遠低於預期,財新傳媒的《新世紀》周刊2014年24期發表對我的的採訪文章《生育潮去哪兒了》,質疑單獨二孩理論。但是《新世紀》卻「被中宣部專門喊過去批評」,以至於我另一篇原本定稿要發表在財新傳媒《中國改革》的質疑單獨二孩理論的論文,在臨出版前被撤下。我最近的一些觀點更是遭到衛計委的重點打壓、圍堵。某媒體發了不少關於計劃生育的報道。最近他們的記者也對我說:「國家衛計委權力大得很,最近也是他們去告我們的狀的。所以我也閑下來了」。質疑的聲音被打壓,國家衛計委繼續指鹿為馬。比如單獨二孩政策預計收穫一個「大西瓜」(多生一千萬人),實際只能收穫幾粒「芝麻」(累計只會多生幾十萬人);但是國家衛計委在2015年7月10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卻認為「到目前為止,單獨兩孩政策符合預期,這是國家衛計委負責任的判斷」 。正常懷孕266天,只有4月9日前懷孕才能在年底出生,到2014年4月9日只有幾萬例單獨二孩申請,並且大多是政策前懷孕的,因此單獨二孩政策對2014年的出生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國家衛計委卻說「單獨兩孩政策效果正在顯現,2014年我國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47萬人」。單獨二孩申請數在逐月減少(比如浙江省頭195天日均302例申請,其後153天日均只有175例申請;廣東頭157天日均434例申請,其後122天日均只有230例申請),但是國家衛計委卻說「單獨夫婦申請量平穩增長」。三、國家衛計委不應再插手人口政策2013年國家計生委被撤銷,其擬定計劃生育政策、負責計劃生育管理與服務的職責劃入國家衛計委,其擬訂人口發展戰略、規劃及人口政策職責劃入國家發改委。就是說,國家衛計委仍然可以擬定計劃生育政策(比如包括單獨二孩在內的各類二孩過渡政策);但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已經全面爆發,人口政策急需從「計劃生育」向「人口發展」(鼓勵生育)轉向。國家沒有讓原國家計生委負責人口規劃的副主任陳立如願當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而是將其調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應該也是為了避免「計劃生育」干擾「人口發展」。應該允許公眾討論人口政策,共同促進人口政策從「計劃生育」向「人口發展」的歷史性調整,讓國家發改委順利接手人口政策的主導權。但是國家衛計委仍然習慣性地、本能地壓制輿論,阻止人口政策轉向,讓其永遠停留在「計劃生育」範圍;那麼國家發改委就無從「擬訂人口發展戰略」,其制定人口政策的職能就形同虛設。衛計委這種本能性衝動是逆歷史潮流的。中國人口危機之所以如此嚴峻,就是因為智庫缺陷,在對基本國策不允許爭論的政治環境下,學者只能揣磨領導意圖、進行「科學詮釋」;久之,形成了趴蚤心態,既喪失了承認、說出真相的勇氣,又喪失了「科學論證」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按照服務決策、適度超前原則,建設高質量智庫。但是國家衛計委依然打壓「超前」的觀點,又如何能夠建立前瞻、遠謀的人口決策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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