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哲學儒家思想與佛教道教的紛爭與融合 >>宗教比較>>五明研究>>佛教導航

儒家思想是中國自漢以來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為官方哲學居於領導地位。 　　儒家最早產生於春秋末年，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的一個思想流派。因此我們一般所稱的「儒釋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決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它創自古代印度，西漢末、東漢初開始傳入中國內地。 　　道教則是中國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創始於東漢末年，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神仙方術思想，乃至上古時代的民間巫術等。道教追求長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無生永滅、超脫生死入涅槃。 　　儒家講的是入世主義，宣揚治平之道，即所謂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重視的是現實社會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兩教那樣虛無飄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與佛道兩教在根本理論上就發生了衝突。佛教宣揚人生一切皆苦、現實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諦學說，主張勘破紅塵，超脫塵世，出家修行，落髮為僧，這就與儒家所宣揚的倫理綱常、忠孝之道，直接發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傳入中國，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與排斥，佛教在我國整個封建社會中的發展進程，始終伴隨著與儒家之間的鬥爭。儒道之間雖說也存在著根本理論上的矛盾，但道教畢竟是我國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氛圍中產生的，因此在道教教義中早就開始容納了儒家的政治倫理學說，從而大大地調和了儒道兩者之間的思想衝突，以此在我國思想史上，儒道之間雖說有鬥爭，但遠不如儒佛之間鬥爭那樣激烈。 　　當然儒家與佛道兩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著互相影響、互相吸取、取長補短、共同發揮社會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是統治階級維護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兩教則是其有力的助手與補充。前者從積極的入世主義出發來建設、治理和鞏固封建社會；後者則從消極的出世主義出發來緩解社會的矛盾，以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它們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共同維護著古老的中華帝國。這就決定了它們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的深刻的社會基礎。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倫理學說，作為自己的教義教規。佛教則盡量把自己的教義說成是不違背儒家思想，同時也步著道教的後塵，吸取儒家的名教學說，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與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調和。而儒家學說過去一向偏重於政治倫理的說教，缺乏深邃的哲學思想。在這方面，佛道兩教，尤其是佛教，具有著豐富的深刻的哲學思想，因此儒家為了豐富自己的哲學，在批評佛道兩教的同時，也充分地吸取了它們中對自己有用的哲學思想資料，以充實和發展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宋明時期的理學，就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們常把理學視作為「三教合流」的產物，這確是有理由的。 　　從歷史上來考察，在思想領域裡，儒佛鬥爭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而展開： 佛教的出世主義與儒家的綱常名教之爭 　　佛教講出家修行，這就與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發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傳的漢代，據《理惑論》所記：「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這類的指責是從儒家孝道出發的，認為佛教落髮出家絕棄後嗣違背儒家孝道。 　　至於佛教宣揚出家修行脫離塵世，不再致禮王者的思想，則直接與儒家的忠君之道衝突，以至在東晉時代儒佛之間引起了一場沙門應不應致敬王者的大辯論。當時庾冰、桓玄等人，力主沙門應敬王者，應遵守儒家的禮教。高僧慧遠為了維護佛教的尊嚴與教義，則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對佛教的挑戰。慧遠認為佛教有在家與出家之別：「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跡」，因此不應致敬王者。然而慧遠認為這並不違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個人獲得正果），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所以說佛教雖「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佛教與儒家之間的夷夏之爭 　　儒家思想是中土華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來宗教，因此儒家學派指責佛教為夷狄之教，只適合於夷狄地區，而不適合於中土華夏。這一爭論最早也發端於漢代。《理惑論》記載說：「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由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即指佛教），不已惑乎？」這就是儒學家用夷夏之分來詰難佛教的，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決不能「用夷變夏」。 　　而後劉宋朝的何承天，在反對佛教的鬥爭中，也援用了這一說法。他說：「中國之人，率性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慾忿戾，故釋氏嚴五科之戒。」（《弘明集》卷三《達性論》）這是從人性論角度，以中國與外國的民性不一，來闡說夷夏之教，即佛教與儒家教化的不同的。 　　直至唐朝，韓愈仍然堅持著儒佛之間有著夷夏之大防，認為華夏人相信佛教是「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原道》）。在這點上，道教與儒家一樣，也攻擊佛教為夷狄之教。對於儒家和道教在這方面的攻擊，佛教則以孔老即佛，佛即孔老，雖有夷夏之別而其實道一的思想來反駁之。 佛教的宗教哲學與儒家世俗哲學之爭 　　佛教宣揚三世因果報應說和神不滅論等神學思想，以及一切皆空，心生萬法等宗教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儒家則重視現實世界，不講來世及三世因果報應，認為現實世界不是空幻的。 　　在南北朝時期，儒佛之間曾經爆發了一場神滅與神不滅，以及有無三世因果報應的大辯論。何承天、范縝等人主張「形斃神謝」、「形質神用」，無有三世因果報應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與當時的佛教信徒宗炳、梁武帝等人進行了大規模的論戰，最後以范縝《神滅論》獲得理論上的輝煌勝利而告終。 　　在隋唐時期，我國佛教進入了全盛時期，產生了眾多的佛教宗派，各個宗派先後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完整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這些哲學思想歸結起來無非就是宣揚「一切皆空」、「萬法唯識」、「心生萬法」等等。然而這些哲學命題，都是中國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因此人們對它們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所以隋唐時期的儒學家們都沒有能起來批判這些佛教思想，只是到了宋明時期儒學家才開始起來抨擊佛教哲學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張載、王夫之等人。其中尤以張載最為突出。他從元氣本體論思想出發，指出：「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正蒙?太和》）虛無即是氣存在狀態，有無、隱顯、神化、性命皆是一氣之聚散出入，決沒有脫離氣而存在的虛空。以此他批評道家「有生於無」的思想是「不識有無混一之常」；批評佛教（「浮屠」）把萬象（萬物）當作虛空中的幻相，就是陷入以山河大地為主觀幻覺的毛病。在這裡張載對佛道二教的批評是深刻的，切中要害的。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儒家與佛、道之間互相影響、互相融合的問題： 佛、道兩教對儒家思想的吸取與融合 　　佛、道兩教融合儒家思想以充實自己的教義，主要表現在對儒家倫理思想的吸取上。比如在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剛從西域傳入中國內地，當時社會對佛教了解不多，佛教信徒們往往好用中國固有的思想，如黃老學、玄學和儒家的思想來解釋佛教。如對佛教的涅槃寂靜和一切皆空的思想，好用黃老學與玄學的無為說和貴無說加以解釋。面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則用儒家的「福善禍淫」的思想來解釋；對佛教的神不滅論，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說來解釋等等。佛教信徒這種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佛教的做法，是佛教初傳時期佛儒融合的一種表現。 　　自隋唐開始直至宋明時期，佛教在我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因此自隋唐始，佛教徒也就不再用儒家的思想牽強附會地來解釋佛教，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倫理思想，來充實我國佛教的思想內容。如隋朝天台宗創始人智顗在《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談到「善根發相」時說：「今略明善根發相有二種不同：一、外善根發相。所謂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尊長、供養三寶，及諸聽學等善根開發。此是外事。……二、內善根發相。所謂諸禪定法門善根開發，……。」這就把孝順父母、尊長等儒家倫理與佛家的布施、持戒、供養三寶等同起來，一齊看成是善根的「外發相」（外部表現），從而把儒家思想納入了佛家教義。 　　到了宋明時期，隨著佛學理論的逐漸衰弱，佛教思想中則更多地引進了儒家的思想。當時不論是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學說，還是忠道孝道，乃至中庸之道，幾乎無一不被吸收進佛教思想之中。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出世主義的佛教確實要以入世主義的儒家「三綱」為基礎，離開了封建主義的三綱，佛教也就不可能在當時的中國流傳。 儒家對佛、道兩教思想的吸取與融合 　　儒家對佛、道兩教，尤其是佛教的態度，在歷史上經歷了前後兩個階段，一般來說，在佛教初傳時期，主要是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對佛教大多是採取排斥、反對的態度。之後，佛教在中國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人們對佛教的思想有了較深的理解和認識，從而儒學家們逐步地改變了以前的態度，除繼續指責佛教出家落髮捨棄君父的出世主義思想之外，又開始對佛教思想，主要是它的哲學思想（心性之學）加以吸收，以充實與發展儒家的宇宙本體論哲學。 　　在歷史上較早提出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儒學家，是隋朝的王通。他提出了「三教歸一」說，認為周公孔子之教是最高最好的教化，但當時的儒家已經衰弱，產生了弊端，而佛教又是外來的宗教，不適於中國的需要，老莊道教所宣揚的「至德之世」，則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在這種情況下，最好融合三教為一教。但王通對如何實現「三教歸一」，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做法。其實三教是不可能歸成一教的，它們三者各有自己的互相對立的思想。我們一般所說的「三教合一」，也只是指三教互相吸取、取長補短而已，決不是指要取消三教合為一教。 　　到唐朝，柳宗元、劉禹錫等人，明確地指出了佛教的思想有與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地方，是不應加以指責的，柳宗元說：「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道異。」（《送僧浩初序》）以此說明自己所以「好佛」的原因。這就為後來儒學家出入佛教，大量地吸取佛教思想開了先河。 　　而後的儒學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家，不少都是出入佛教的。他們對佛教的態度，除仍然堅持反對出世主義外，往往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其哲學思想。例如程朱理學曾吸取了佛教華嚴宗的理事無礙相融說。《二程遺書》記載說：「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過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它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遺書》卷十八）理事無礙與事事無礙，就是萬理歸於一理，一理而萬理。這就與程朱理學的「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不無關係，所以程頤肯定了佛教華嚴宗的這些哲學命題。正由於宋明理學大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從而大大地豐富了自己哲學宇宙論學說，建立了新儒學哲學體系。 　　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不僅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而且也還吸取了道教的思想。例如曾被朱熹推崇為道學（即理學）開創者的周數頤哲學，就是繼承與發展五代宋初道士陳摶的《無極圖》思想而來。周敦頤改造了《無極圖》，寫出了《太極圖說》一書，闡發了無極、太極、性命、主靜等學說。所有這些思想，為而後的二程朱熹所繼承與發展，建立起了客觀唯心主義的新儒學思想體系。我們可以這樣說，宋明理學中的程朱理學較多地吸取了道教的思想，而陸王心學則較多地吸取了佛教禪宗的思想。就整個宋明理學而言，乃是儒佛道三者合流的產物。（文/ 許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