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幾件事

三十年前的幾件事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30年的偉大曆程。面對著當前對改革開放的種種議論，我們回顧1978年中國改革的緣起，是非常有意義的。這裡簡要提幾件事。

「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

1978年9月16日，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就在他的「北方談話」中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還從政治高度指出：「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17日，鄧小平在瀋陽又尖銳地指出：「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18日鄧小平在唐山指出：「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麼？」所以在這次「北方談話」中鄧小平反覆強調：「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1978年1月，鄧小平在同四川省領導同志談農村和城市政策問題時指出：「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迴旋餘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行，要統一考慮。」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8年7月也曾對胡耀邦談過中國經濟管理落後、效率低下的問題。他說：「外國機械化養雞，十五萬隻，只兩口子（管理），加上兩個上學的孩子。我們紅星農場二十一萬隻雞，二百八十人，保衛幹部四個。我們這一套，管理水平之低！人家挖煤，美國現在一年七億噸煤，十九萬人。我們五億噸煤，二百二十萬人。」 針對這樣的情況，鄧小平說：「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並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從這裡可以看出，改革的提出是解決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出現了矛盾，影響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解決這個矛盾，必然要求「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排除干擾、統一了全黨思想，果斷確定改革的偉大決策，中國的改革成為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強大動力

確定和堅持改革開放，經歷了風風雨雨。在1978年年底召開的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就指出許多同志對「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深刻革命」思想準備不足。說這些人「前怕狼後怕虎，墨守成規，因循守舊，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邁出一步。」他繼續說：「為什麼不怕兩千多年來遺留下來的手工業生產方式繼續保存下去，不怕中國貧窮落後，不怕中國人民不答應這樣的現狀？」從這裡人們就會看到，確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之初，就不是那麼容易。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長達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5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排除干擾，統一了全黨思想，確定了中國改革的偉大決策。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3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只要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堅持科學發展和促進社會和諧，就一定能取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更大成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