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漢語言之殤

06-20

漢語從哪裡來：與藏緬語何時發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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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官方語言有雅言、正音、官話、國語等不同的稱呼，也是不同時期「普通話」的定義。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官話有一定繼承性，同時因政權的變遷、定都的不同、人口的遷移等因素，也在不斷變化。現代國語是在古中原華夏雅言的基礎上，融入周邊少數民族語言的元素，隨時代演化而來。

1、先秦

上古時代，五帝時期和後來的夏、商時期，中原黃河流域地區是華夏先民的主要活動地帶。周以前漢語的具體形式已無可考，據傳當時的標準語是周時期標準語的前身。

西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的漢語標準語，一般認為就是《詩經》的語言，即雅言。雅言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說到雅言的起源，據專家稱，周代文字學的是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學習的。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夏建都在洛陽，然後殷代建都也在洛陽周邊。所以歷代雅言標準音的基礎就是在洛陽一帶，可以說古代的普通話是以古洛陽話為標準音的。）

2、秦漢

秦時代的標準語已無可考，而語法體系，從李斯的《諫逐客書》來看，古代文言的基本語法已經成型了。這種語法體系，也成為後來「官話」的語法體系。

漢代國語為「洛語」，洛語承襲先秦時代的雅言。漢朝的漢語標準語稱「正音」、「雅言」，也稱「通語」。揚雄著書《方言》，「方言」即與「通語」相對。

3、兩晉與南北朝

（這個時期的標準語稱呼很多，不同朝代也有所不同，有雅音、漢音等。現代漢語諸方言的語音，以及日語、韓語、越南語的漢字讀音，都是源自中古標準音的。按對中古標準音入聲字的繼承方式的不同進行分類，是漢語方言分類的重要方法之一。）

西晉承襲漢代，以洛語為國語。永嘉之亂，洛京傾覆，東晉遷都建康（南京），洛語與中古吳語結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稱吳音，為南朝沿襲。

4、隋唐

隋朝統一中國，編《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長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國語為「漢音」，或「秦音」。隋唐都長安，並以洛陽為東都，此時中原及關中漢音在與各民族交融後已有所演變。現在的粵語和隋唐時期的普通話是最接近的。

5、宋元

宋代國語稱「正音」、「雅音」。元代法定蒙古語為國語（主要為蒙古族使用）），後以元大都（北平）漢語語音為標準音，稱為「天下通語」。宋朝的官方語言接近於現在的江浙話。

6、明清

明、清時期國語稱為「官話」。

明以中原雅音為正，明前中原地區經多個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區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官話遂以南京音為基礎，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語。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從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約40萬佔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為當時北京語音的基礎，而南京官話則通行於整個明朝。

清初名義上以滿語為國語，隨後漢語官話成為國語。清朝以來，北京官話逐漸分化出來，作為漢語標準音的官話從而逐漸分為南京官話和北京官話兩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話仍為漢語主流標準語，雍正八年清設立正音館，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北京官話；而北京音是在元時舊北平話與南京官話（明都北遷時北京城內南京移民過半）相融的基礎上，融入滿族語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後期，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取得國語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設立「國語編審委員會」，此即清末的國語。

部分方言的由來：

閩南語：閩南話又稱河洛話或台語。閩南地區為古越族原住民，到了晉代「永嘉之亂,五胡亂華」，中原仕族衣冠南渡，帶來了中原的黃河、洛水流域當時的漢語，形成了閩南方言的基礎。閩南方言保留下來的古漢語較多，因此被學術界稱為「語言的活化石」。

粵語：粵語是各地漢方言與當地土著方言不斷融合的結果。在秦朝，秦始皇派大軍南下攻取「百越」之地，因此漢語古音也隨之在嶺南地區傳播。自漢朝始，一直到唐代，粵語日漸成熟，形成一支相對獨立的語言體系，又與中原漢語存在較為嚴整的語言對應規律的方言。

客家話：客家人原來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後來因為五胡亂華、黃巢之亂、北宋滅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繼南遷，當地居民稱外來的人是客，於是就有了客家的出現。客家方言音韻極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時的中原地區語言，但辭彙則受南方土著語言影響。

清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朝不保夕，沒準哪一句話說錯就會被砍頭，因此不敢議論時事，不敢評點歷史，連吟詩作賦都不敢，那知識分子憋慌了都幹什麼呢？於是乾隆嘉慶年間興起一個乾嘉學派，正事不幹，專門考據，天天翻故紙堆，考據的內容五花八門，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語音學（音韻學），隨便說一個字，考證這個字先秦怎麼讀，漢怎麼讀，唐怎麼讀。考證到後來得出一個對現代人而言意義深遠的結論：中國古代漢語的發音與江浙一帶的方言相近，與北方話相去甚遠。後人接著研究，發現古漢語的語音、辭彙、語法至今還保留在東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吳語，閩南話、客家話、粵語；尤其是客家話，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漢音。

中國官方的說法一般是漢語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贛語和湘語），這五大方言內部還有無數的小方言。不過這個說法存在爭議，因為西方學者對語言的定義為互相之間不能通話的均應列為不同的語言，照這個定義，漢語事實上是一大堆語言的統稱。說個真實的笑話：我一個師弟是浙江黃岩人，他的某位老鄉有一次在大學校園的公共電話亭給家裡打電話，當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過家常掛下電話後，驚訝地發現後面等電話的同學用崇敬的眼光望著他，並情不自禁地說：「你的外語講得真好！」這件事說明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英語教學不是失敗，而是失敗到極點。第二、黃岩話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確實很像一門外語。還有一個例子，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國軍隊的話務員都選用莆田人。很顯然，越南監聽的情報人員聽得懂國語粵語，但絕不可能聽懂莆田話，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語言（方言）。

有人會說，漢語各大方言雖然語音差異極大，但都使用漢字，應該算同一種語言。這種說法雖然是中國的官方論調，但不太經得起推敲。東方語言大多屬孤立語，同音字多，缺乏曲折變化，因此只有使用漢字這樣一種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達詞義，而且每個漢字對應不同的語言可以有不同的發音。漢字曾廣泛被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用作書寫語言，但從沒人說日語、韓語、越南話就是漢語，事實上他們和漢語的差別並不比客家話和普通話的差別來的大。韓國和越南近代相繼廢除漢字，文化上是一種倒退。日本人譏諷韓國人說他們廢除漢字後，連「韓」和「漢」都分不清楚（韓國人要的會不會就是這個效果？這樣中國的都變成韓國的了）。韓文是注音文字，無法解決同音字問題，很容易導致歧義，漢字不得已又小範圍恢復使用，最終於1999年8月7日，金大中發布總統令，要求在必要的情況下並書漢字以確保公務文書的內容準確的傳達。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漢語各方言確實更象語言，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相互能聽得懂尚且算作兩種語言（這也是西方學者動輒會十幾門語言的原因，並不比掌握十幾個中國方言難度高），何況我們的方言之間完全不能溝通。不過，鑒於中國官方的立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乾脆反其道而行之，將朝鮮語、日本語、越南語等中國周邊語言統稱作漢語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麼都算語言，要麼都算方言。

語言是文明的載體，也是一個民族的最基本特徵。沒有自己的語言，不能否定一個民族，但有自己的語言，肯定是一個民族，這就帶來一系列荒謬的問題：漢語五大方言區照這個理論應該算五個民族，可現在大家都稱自己為漢族，那麼哪一種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漢族？讀者會說，這不是廢話嗎？中國70%的人操北方話，當然是北方話嘍。這又產生兩個問題：一、北方話真地能代表漢語嗎？二、北方話內的差異也不小，初分為八區方言，從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到東北官話，各有各的調，哪一種官話最能代表北方話？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來研究一下目前中國的官方語——普通話的來由。

「普通話」是中國官方標準話最近的稱呼，中古時期的標準語稱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稱作「官話」，清末改稱「國語」，1956年最後命名為「普通話」。現代普通話最早發端於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設立的「國語編審委員會」，將官話正式定名為國語。那麼當時的官話是什麼話？是滿蒙貴族說的話。換句話說，那根本不是漢人的語言，而是滿人的語言，確切地說，是滿人說的漢語。這也就是為什麼大伙兒都說黑龍江人（尤其是哈爾濱人）的普通話說得最標準，為什麼我們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話個個字正腔圓，比北京人說得還溜？這原本就是他們的語音嘛。這是因為普通話是滿清官話，是清朝的時候滿人統治者的專用語言。英語稱為mandarin。其中man就是滿族的意思。當時的外國傳教士進入北京時，曾把北京人講的明朝官話的拼音記錄下來，發現只有zc s ,沒有zh ch sh ，是典型的吳語特徵。

將普通話定為漢語的標準音，產生出一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滑稽現象：漢語說得最標準的區域是傳統意義上的游牧民族居住區黑龍江和內蒙古，而絕大多數的漢人說不出一口標準的漢語；繼承漢民族文化最多的東南沿海民眾說的是和普通話完全不同的的語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話。這是哪一茬對哪一茬？

現在的官話事實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漢語，那麼游牧民族對漢語究竟產生過什麼影響？首先，發音越來越簡單。古漢語的發音較為複雜，至今閩南話有七個聲調，粵語有九個聲調，還有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游牧民族南遷後顯然發不出這麼複雜的音，於是北方的語音越來越簡化和胡化，同音字愈來愈多，要保證語義的準確，只能將複合詞大幅增加，導致語言越來越啰嗦。學過古漢語的都知道，古文言簡意賅，將古文翻譯成現代漢語，要多費不少口舌。

由於中國灌輸式的教育，國人對普通話都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事實上，普通話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過挑戰。第一屆民國議會的議員半數以上是廣東籍人，當時要投票選擇中國的官方語言，孫中山怯於北洋軍閥的勢力，一個一個去廣東籍議員那裡遊說，要他們放棄粵語，投北京官話，最終民國政府投票。普通話比四川話多了一票成為了國語。其實四川話和普通話是同一種語系的語言，只是腔調不同而已，能聽懂普通話的人也能聽懂四川話。粵語以一票敗北。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國取得徹底的勝利，標誌著漢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統地位，那個彪炳青史的漢民族已不復存在。

那麼北京官話之前中國的「雅言」、「雅音」是什麼話？答案很出人意料：南京官話!

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洛陽）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之後洛陽雅語和南京吳語融合，逐漸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話，以金陵雅音為標準。從東晉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歷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國語音的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係為當時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的綜合系統，因以南朝為正統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韻》，沿隋《切韻》；宋編《廣韻》，襲隋唐《切韻》、《唐韻》。因此唐宋雖然沒有普通話，但從韻書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標準的。南京話和北京話到底有什麼區別？說白了還是前面提到的入聲。中古漢語的聲調分為「平上去入」四聲，前三聲保留至今，入聲游牧民族發不出，因此經元清兩朝的半殖民統治，入聲在華北等地的官話中消失。結果是用普通話讀古詩詞，經常不押韻，而東南沿海方言大多還保留入聲，因此用上海話念古詩詞就比用普通話讀順溜得多。而目前八大官話方言中，唯一保留入聲的就是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官話（江淮官話的範圍包括江蘇、安徽、湖北長江以北沿江地帶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區），因此北方語系中，只有江淮官話還保留了唐宋語音的特點。南方的廣東廣西，福建等省由於天高皇帝遠，古代漢語保留的很好，沒有被滿清官話也就是普通話消滅。所以現在的南方人還講明朝以前的古代正宗漢語，北方人居然稱它們為鳥語，這是無知的表現，唐詩宋詞用南方的鳥語來念，非常順暢，壓韻壓得非常好，但用普通話念，就有問題了．因為唐宋詩人詞人他們不講普通話。他們講的是古代漢語。跟南方鳥語一樣或者相似或者相近。元朝蒙古人說蒙古語，漢人說漢語，互相之間要翻譯，亂七八糟。明恢復漢統後，「一以中原雅音為正」，即以南京音為基礎音系，南京官話為國家標準語音。明清時期來華的傳教士說的都是南京話，甚至到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會」依然以南京音為標準，這實在是個諷刺，老外堅持漢統比漢人堅持的時間還長。南京話對中國周邊國家也產生過巨大影響。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就是吳音（金陵雅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

那麼北京官話又是怎麼來的？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利瑪竇與不懂漢語的龐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個大太監的船，臨別時這位太監將一個從南京買來的男孩作為書童贈送給兩位傳教士，告訴他們這個男孩口齒清楚，可以教他們純粹的「南京話」（《利瑪竇中國札記》義大利原文為「中國話」，同時代的傳教士金尼閣將之翻譯成拉丁文時譯作「南京話」）。可見直到明末，南京話依然是中國話的代名詞。利瑪竇到北京後作出一項中國文化史上的創舉，他第一個用羅馬字母拼音漢字記錄下當時的北京官話，從他的記錄中後人驚訝地發現：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與現在的北京話根本不是一碼事，而是與吳語類似，確切地說明代的北京話就是通行全國的南京官話。

滿清入關造就中國歷史上漢語的最後一次退變，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內城的滿人說滿語，外城的漢人說明朝官話即南京話。很快滿人發現滿語在老林子里打獵伐木還能湊合著用，一進城面對花花世界辭彙量遠遠不夠，靠滿語沒法生活，只好硬著頭皮學漢語。問題是滿人學漢語有先天缺陷，入聲字發不出一下子全部丟棄，造成現代漢語同音字急劇增加，語言表達能力大幅下降。滿人發音象老外說漢語那樣不倫不類，但滿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國的統治者，這種蹩腳漢語在北京內城定形後，迅速向外擴張，隨著滿清統治的鞏固而遍及全國。

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首次確立以北京內城官話（滿式漢語）為國語正音，大力推廣滿式發音。但南京話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話最堪嘉」的美譽。滿式漢語的國語標準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終確立。從此蹩腳成為正統，這種對漢語的發音、辭彙和語法進行全面破壞的滿清官話被定義為「國語」。清267年統治將漢文明徹底地從地球上抹去，到民國時已搞不清哪些是滿，哪些是漢，國人將被滿人強暴過的漢文化視為正統，漢民族徹底地墮落，淪為任人宰割的鴨子。

我也是近期閑暇時研究方言才知道的這段歷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麼多年，從來沒有聽人說過南京話的輝煌過去，甚至南京的鄉土教材對這段最值得榮耀的歷史也隻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將相就是值得懷念的全部，這是怎樣的一種教育？說實話，這麼些年我一直在為自己那土裡土氣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自己說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為自己發不準游牧民族的語音而煩惱。原本我已不準備讓兒子再學南京話，畢竟那是一個正在流失的方言，現在我改變了主意：先學南京話吧，那是漢文明的最後一點血脈。

隨便提一句，正規的歷史劇似乎都應該用南京話來對白，當然胡人進京還是可以說普通話的。

說到底，從政治上講，普通話是最正確的語音；從文化上講，普通話是最垃圾的語言。中國的任何一種方言，哪怕你認為自己的發音再土，再羞於見人，都比普通話要更具底蘊。中國目前一方面在大力拯救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另一方面在漢語區內卻罷黜方言獨尊京腔。這一看似怪誕的政策，本質上是清以降對漢文明（或中國傳統文化）摧毀性打擊的延續。

以刀為筆、以簡冊為書寫材料的書寫特點，決定了中國古文豎行書寫向左換行的方式。最早提議漢文橫書的是陳嘉庚先生，那是1950年6月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陳嘉庚正式向大會提出了中文書寫應統一由左而右橫寫的提案。1955年1月1日，《光明日報》首次採用把從上到下豎排版改變為橫排版，並刊登一篇題為《為本報改為橫排告讀者》的文章：「我們認為現代中國報刊書籍的排版方式，應該跟著現代文化的發展和它的需要而改變，應該跟著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改變。中國文字的橫排橫寫，是發展趨勢。」著名學者郭沫若、胡愈之等也很快撰文指出文字橫排的科學性，稱人的兩眼是橫的，眼睛視線橫看比豎看要寬，閱讀時眼和頭部轉動較小，自然省力，不易疲勞，各種數、理、化公式和外國的人名、地名排寫也較方便，同時還可提高紙張利用率。《光明日報》率先實踐後，到1955年11月，中央級17種報紙已有13種改為橫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也改為橫排，至此，全國響應。從豎到橫的排列閱讀，對中國文字的書寫方式是個極大的變革。有人專門搞了一次專項實驗：挑選10名高三優等生，分男女兩組，讓他們閱讀從同一張《中國青年報》上精心選擇的抒情短文。結果差距明顯：橫排版的閱讀速度是豎排版的1.345倍。有人開玩笑說，直到漢字改為橫寫，我才知道自己的眼睛原來是橫著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