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組織與911之路：真主保佑，毀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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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年，美國調查局反恐部門負責「轉移」 拉米茲·優素福（Ramzi Yousef）——1993年世貿中心汽車爆炸案的主要策劃者。

在巴基斯坦落網後，優素福被飛機送到紐約州紐堡市的斯圖爾特機場，然後改乘聯邦調查局的一架直升機前往紐約市下曼哈頓聯邦廣場附近的都會懲戒中心。

直升機從世貿中心旁邊飛過。特警隊的人員捅了他一下，說道：「『你瞧，大樓還立著呢。』優素福說，『要是我們的錢再多一點，這樓就不會是立著的了。』」

2001年9月11日，世貿中心在恐怖襲擊中倒塌。2749人身亡，其中大多數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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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來到阿富汗受訓的人，並不是一無所有的社會失敗者。

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反映的是薩阿德·阿丁·易卜拉辛曾在80年代早期研究過的、組成恐怖主義群體的「模範埃及青年」。大部分可能被基地組織招募的人都來自中產或上層階級 ，而且幾乎所有人出身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他們大多接受過大學教育，而且非常偏愛自然科學和工程學。

他們之中沒有多少人出自宗教學校；實際上，許多人曾在歐洲或美國接受教育，甚至能說多達五六門語言。他們沒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跡象 。在加入聖戰之前，許多人甚至都不是特別篤信宗教。

比起抗擊蘇聯的聖戰者前輩，他們的歷史更為複雜，也更多樣化。

上一代聖戰者之中有許多中產階級的職業人士——醫生、教師、會計、伊瑪目——他們攜家帶口來到了阿富汗 ；新一代聖戰者則多是年輕的單身男子 ，但也有精通造假、信用卡欺詐和毒品走私的罪犯，這些人的技巧以後派上了大用場。

上一代人絕大多數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新的應徵者中則有許多來自歐洲和阿爾及利亞，沒有任何人來自蘇丹、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國，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他們的直接目標是為波斯尼亞和車臣的戰爭做好準備，然後再回到本國建立伊斯蘭政府。從1996年到2001年營地被摧毀，阿富汗的訓練營共接納過1萬到2萬名受訓者 。

應徵者在面試中會被問及自己的背景和特別技能。收集這些信息有助於確定給各人委派何種任務；例如，一個名叫哈尼·哈居爾的年輕沙特人就提到他曾在美國學習飛行。他將成為「9·11」密謀的一部分。

除了艱苦的體能訓練，新的應徵者還要接受基地組織世界觀的灌輸。有些受訓者在聽課筆記中明確寫下了該組織的烏托邦式目標。

1．在世上建立真主的統治。

2．為了真主的事業以身殉教。

3．清除伊斯蘭各階層中的墮落分子，實現凈化。

這三個目標表述精確，界定了基地組織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它們召喚的是一群理想主義者。這些人根本不會停下來問一問：在以凈化宗教為惟一政治宗旨的人手中，真主的統治將會是什麼樣子？而「死亡」這種個人目標，仍然是吸引許多應徵者前來的主要原因。

他們對以前的行動進行研究；既有使館爆炸案之類的成功範例，也有謀刺穆巴拉克這樣的失敗。

他們的教材是一本180頁的手冊《反暴君聖戰中的軍事研究》。「我們號召與叛教政權進行的抗爭，從來就不知道什麼蘇格拉底式的辯論……柏拉圖式的理想……或是亞里士多德式的外交，」手冊一開頭寫道。「但它卻了解子彈的對話，刺殺、爆炸與毀壞的理想，以及大炮與機槍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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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有三個主要階段。

新到的應徵者要在新兵訓練營里待15天，他們在這兒會被訓得筋疲力盡，有時候晚上只能睡一兩個小時。到了為期45天的第二階段，應徵者將接受地圖判讀、塹壕修築、天文導航方面的訓練，並學習使用五花八門的武器：輕機槍、克萊莫殺傷地雷、迫擊炮、肩射火箭，還有防空導彈。

演練的目標始終是美國人，不是美國兵就是美國的交通工具；不過根據一名基地組織學員在意識形態課堂上的筆記，「伊斯蘭的敵人」還有：

1．離經叛道者（穆巴拉克之流）

2．什葉派教徒

3．美國

4．以色列

敵人種類太多，將始終是一個令基地組織頭痛的問題，尤其是碰到鬥爭舞台上出現新的角色、重要程度又各不相同的時候。

完成第二階段訓練的人可以選擇加入游擊戰學校，培訓期同樣是45天。

學校里設有培訓劫持和諜報技術的專門營地，以及一門為期10天的暗殺課程。一名基地組織受訓者在日記中寫到，他有一天學的是「從摩托車上向刺殺對象及其保鏢開槍」，另一天學的則是「從上方、前方和後方朝車裡的兩個目標射擊」 。另一個營地專門培訓炸彈製作技術，還有一個名為「神風隊」的營地僅向自殺式炸彈襲擊者開放。他們身穿特製的白色或灰色服裝，單獨居住，不和任何人交談。

學校里有一座藏書頗豐的軍事圖書館，其中就有以色列恐怖主義者、最終成為總理的梅納赫姆·貝京的自傳《反叛》。

另一本書說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建立快速部署部隊的情況，書中假想了這樣一個場景：一艘裝載液化天然氣的輪船被炸毀在波斯灣咽喉部的霍爾木茲海峽，從而導致石油價格大幅上漲。

受訓者對這個想法很著迷，花了許多時間來策劃如何實施這樣的行動。晚上他們常會看好萊塢的驚險片，從中尋找靈感。他們尤其愛看阿諾德·施瓦辛格主演的電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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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瓦希里（艾曼·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目前是「基地」組織的首腦，該組織的重大恐怖攻擊事件（如911事件）皆是扎瓦希里一手策劃，是「基地」組織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奧薩馬·本·拉登2011年5月2日遭美軍擊斃後，2011年6月16日，「基地」組織宣布扎瓦希里接替本·拉登成為領袖。）對使用生物和化學武器特別感興趣，「這些武器的毀滅性效果不亞於核武器。」

他建立了一個名為「扎巴迪」——意思是「凝乳」——的項目，研究造成大規模殺傷的非常規手段，而且還潛心鑽研醫學雜誌，了解各種各樣的藥劑。

「儘管這些武器極其危險，我們卻正是因為敵人才認識它們的；敵人一再強調製作這些武器的成本很低廉，所以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寫道。

扎瓦希裏手下一個名叫阿布·哈巴卜的人還建起一個實驗室，用狗來實驗自製的神經毒氣，並把它們痛苦死去的過程拍攝下來。做實驗的狗往往拖到5個多小時之後才死。

阿布·哈巴卜向受訓者解釋說，人類對這種毒氣的反應更大，因為他們沒有狗身上那麼強的抗體。

扎瓦希里還在坎大哈附近建立了另一座實驗室，一個名叫耶齊德·蘇法特的馬來西亞商人在實驗室花了好幾個月時間試圖培育生物武器，特別是炭疽桿菌。蘇法特本人曾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獲得過化學和實驗科學的學位。

應徵者之間的共同點——除了他們的城市習氣、見多識廣的背景、教育程度、運用語言的能力和電腦技術之外——往往都是客居異鄉。

大多數人加入聖戰的時候，所處的國家並不是養育他們的祖國。他們之中有生活在法國流亡者聚居區的阿爾及利亞人，生活在西班牙的摩洛哥人，或是生活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葉門人。

他們雖然取得了成就，但在自己客居的社會之中卻幾乎沒有地位可言。和賽義德·庫特卜（埃及作家，教育家，遜尼派伊斯蘭理論家。曾被穆斯林形容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和伊斯蘭的殉道者，但西方世界普遍認為他塑造了極端伊斯蘭主義的觀點。）一樣，他們也是在西方生活期間把自己定義為激進的穆斯林。

一個住在倫敦的巴基斯坦人覺得自己既不是真正的英國人，也不是真正的巴基斯坦人；身處科威特的一個黎巴嫩人，或是客居布魯克林的一個埃及人，也同樣會有這種身在邊緣的感覺。孤身一人、備受疏遠，親人往往又遠在天邊，離鄉背井的人只有轉向清真寺；他在那裡可以找到同伴，還有宗教的安慰。伊斯蘭教提供了共性的要素。

它不僅僅是一種宗教信仰——它成了一種身份認同。

清真寺的伊瑪目們自然會響應促使這些人尋求精神家園的疏離感與憤怒。移民國家中新建的清真寺絕大多數由沙烏地阿拉伯資助，寺中的神職人員也是瓦哈比派的宗教激進分子，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在宣揚聖戰的光榮。受到這些豪言壯語和反蘇聖戰勝利傳奇的激勵，青年男子常常成群結夥地作出決定，奔赴阿富汗。

漢堡的4個年輕人就是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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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是德國最繁榮的城市，居民中百萬富翁的比例在歐洲都市之中高居榜首。1999年的漢堡是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意志論者的堡壘。這座城市總是認為自己更具英國而非德國的特點——既高貴，又不失禮貌；既有貴族氣派，又在文化上兼收並蓄。它吸引了大批外國學生和政治難民，其中大約有20萬人是穆斯林 。1992年秋天，穆罕默德·阿塔來到這座城市，報名攻讀漢堡-哈堡工業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的研究生。德國的外國學生想在這裡呆多久都沒問題，他們無需支付學費，還可以到歐盟各國任意旅行。

歷史留下的傷痕很容易就能發現：它們不僅表露在舊城區重建的部分，也體現在國家法律與德國人的性格之中。

新德國小心翼翼地把容忍奉為憲法中的原則，該國的政治避難政策在全世界也是最為開放的。公認的恐怖主義組織在德國可以合法地活動，募集資金和人員——但這僅限於國外的恐怖主義者，國內的可不行。策劃恐怖行動不會觸犯法律，只要恐怖襲擊發生在國外。自然，許多極端分子充分利用了這個避風港。

除了妨礙對激進群體進行調查的憲法屏障，還有德國國內的戒備之心。以前，德國曾遭受過仇外情緒、種族主義和警察濫用權力的傷害；任何可能喚起這些陰魂的行動都被視為禁忌。聯邦警察寧願把力量集中在本土的右翼分子身上，對外國的組織卻很少關注。德國害怕的是它自己，而不是別人。德國人與國內的外國激進勢力之間達成了默契：只要德國人自己不遭到襲擊，就不會有人去打擾他們。出於對本國極端主義歷史的恐懼，德國無意間成為了一種新極權主義運動的寄居地。

伊斯蘭激進分子與納粹黨幾乎毫無共同之處。雖然伊斯蘭激進分子常被斥為法西斯式派別，聖城清真寺（阿塔和朋友們聚集的地方）之中埋藏的憎恨還沒有發展為一種迫切的政治企圖。但是，和在失敗的恥辱中誕生的納粹黨一樣，伊斯蘭激進分子同樣有一種狂熱的決心：世世代代都被人踩在腳下的他們，一定要做歷史的主宰。

雖說阿塔只有一點模糊的社會主義政治概念，他和他的圈子卻填充了納粹垮台後無人做主的政治空間。阿塔的一個朋友穆尼爾·穆塔薩迪克稱希特勒「是個好人」。

阿塔自己也常說，猶太人從他們在紐約市的全球總部控制著媒體、銀行、報紙和政治。另外，他還堅信猶太人策划了波斯尼亞、科索沃和車臣的戰爭，以此來遏制伊斯蘭。

所有人都覺得阿塔的性格極度僵化，這一點正是納粹的特徵。毫無疑問，由於需要抵禦這個慷慨城市中的誘惑，他的性格特點被愈發強化了。

漢堡的整潔與效率想必讓年輕的城市規劃師阿塔讚嘆不已，這與他成長的開羅簡直是天壤之別。但是，賽義德·庫特卜在美國察覺到的惡劣特徵——物質主義、淫亂放蕩，以及精神上的虛偽——在漢堡也是昭然若揭：這兒有喧鬧的賭場、在櫥窗里搔首弄姿的妓女，還有那些雄偉而又空洞的大教堂。

阿塔是個完美主義者；本行的製圖工作他做得很熟練，但沒有什麼創意。從身體上看，他的舉止帶著一絲女性特徵：他既「文雅」又「纖弱」，因此他的性取向（無論多麼秘而不宣）讓人很難判斷。他黑色的眼睛機警而聰慧，但極少流露出情緒。「有段時間我很難分辨出他眼黑和瞳孔的區別，這一點本身就讓他顯得非常、非常的嚇人，」他的一位女同事回憶道。「他有個不同尋常的習慣：每當他提出一個問題，然後聽你作答，他都會把嘴唇緊緊抿起來。」

1996年4月11日，27歲的阿塔簽署了一份從聖城清真寺拿來的標準遺囑。就在那天，以色列發起「憤怒的葡萄」的行動，襲擊了黎巴嫩。

據一個朋友說阿塔勃然大怒，並在襲擊當天填寫了臨終遺言，以此表明自己會用生命來進行報復。

穆罕默德·阿塔、拉米茲·本·希布赫、馬爾萬·謝希和齊亞德·賈拉這4位漢堡朋友於1999年11月抵達哈爾丹營地，參加基礎訓練課程。他們來得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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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1996年），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在托拉博拉的一個山洞中向本·拉登提出了「飛機行動」的建議。

這三年來，基地組織一直在研究對美國本土發動襲擊的計劃。穆罕默德設想發起兩波行動，從美國東海岸和亞洲各劫持5架飛機。其中9架飛機將撞向選定的目標，如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與核電廠。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本人將駕駛最後一架飛機。他將殺死機上所有的男人，繼而發表一份譴責美國中東政策的宣言；最後他將駕機著陸，並釋放機上的婦女和兒童。

本·拉登當時拒絕了這個別出心裁的想法。但1999年春天，本·拉登又把穆罕默德召回坎大哈，准許他將這一行動付諸實施 。

幾個月之後，本·拉登、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和阿布·哈夫斯在坎大哈碰頭，選擇可能的襲擊目標。

參與此事的只有這三個人，他們的目的不僅僅是要造成極具象徵意義的破壞。本·拉登認為，美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是有可能被摧毀的。「美國是一個軍事力量強大無比、經濟範疇極為廣泛的超級大國，」他後來承認。「但這一切都建立在一個並不穩定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把這個基礎作為目標，並對其明顯的薄弱點予以特別關注。如果有100個薄弱點遭到打擊，真主保佑，美國就會衰落、就會垮台，就會放棄世界的領導權。」他認為，組成美國的各州聯盟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因此，本·拉登自然想對白宮和美國國會發起襲擊。他也把五角大樓列入了名單。如果他能成功摧毀美國政府所在地及其軍事總部，整個美國的解體似乎就並不是痴人說夢了。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提出的目標是世界貿易中心；他侄子拉米茲·優素福6年前發動的炸彈襲擊未能摧毀這一建築。芝加哥的希爾斯大廈 和洛杉磯的圖書館大樓（現在叫聯邦銀行大廈）也被討論過。本·拉登決定，對美國西海岸城市的襲擊先等一等再說。

能用於行動的錢很少，但甘願殉教犧牲的人卻所在多有。如果襲擊計劃僅限於在半空中炸毀飛機，就沒有必要去培訓飛行員；但是，隨著這個設想逐漸發展為最終的高明方案，「飛機行動」顯然需要一批訓練有素的人員，而他們掌握飛行技巧可能需要多年時間。

6

本·拉登委派他最信賴的4個人參加此次行動。但是，他們幾個誰都不會開飛機，而且沒有一個人會說英語——英語能力是獲得飛行員執照的必備條件。他們沒有在西方生活的經驗。穆罕默德試著輔導這幾個人。他教他們學習英語短語，還收集來美國飛行學校的小冊子。他們在電腦上玩飛行模擬遊戲，觀看描述劫機事件的好萊塢電影。但是，這幾名參與者的能力與任務宏偉目標之間的巨大差距一定很令人泄氣。

納瓦夫·哈茲米是上述4人之一。1993年，17歲的他來到阿富汗。他體格強壯，臉上常閃現出帥氣的笑容，父親是一位富有的麥加雜貨商。哈茲米兒時的朋友哈立德·米達爾也出身於麥加的一個顯赫家庭。這兩個有錢人家的沙特少年以本·拉登為榜樣，他們曾在波斯尼亞並肩戰鬥，後來又和塔利班一起抗擊北方聯盟——該聯盟由分散的聖戰者組織和阿富汗前政府支持者組成，領導者是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

米達爾雖然有沙特的公民身份，但他的原籍是葉門。他娶了一位葉門戰友的妹妹哈達·胡達，和她生了兩個女兒。事實上，聯邦調查局在調查使館爆炸案時發現了胡達家裡的電話號碼，而這個號碼對於了解基地組織的規模至關重要。美國情報機構如果想破獲「9·11」的陰謀，哈茲米和米達爾兩人的行動就是最為切近的希望。

因為哈茲米和米達爾都是沙特公民，他們倆很容易就獲得了赴美簽證。他們甚至都不需要親身去使館申請。但另兩名未來的劫機者都是葉門人，對於他們來說情況就不同了。

移民部門認為葉門人一旦進入美國，就很有可能在非法的地下社會之中消失無蹤。因此，他們倆申請簽證時也被例行公事地駁回了。面對無法將所有人手送進美國的困境，本·拉登轉而把他們送往東南亞，研究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另一方案的可能性——直接在空中炸毀美國班機。那時，襲擊美國本土的宏偉計劃似乎被擱置了起來。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朋友們首次現身阿富汗。他們幾個人錯開了時間，在11月末的兩個星期內相繼抵達，當時樹葉已在飄落，齋月即將開始 。阿布·哈夫斯立刻就注意到了他們：受過教育，懂技術，具備基本乃至熟練的英語能力。這幾個人用不著別人告訴他們應怎樣在西方生活。簽證不會有問題。他們只需要學會飛行、而且甘願赴死就行了。

等本·希布赫到了阿富汗，阿塔、賈拉和謝希告訴他，他們被選中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具體內容尚不清楚。

一天晚上，4個人受邀和本·拉登共進齋月盛宴。他們談到塔利班的問題，本·拉登還詢問了歐洲穆斯林的情況。接下來他告訴這四個人他們將成為殉教烈士。

他們得到的指示是返回德國，然後報名參加美國的飛行學校。

7

計劃沒有變化快的飛機行動現在有了兩個獨立的小組，每一組都將負責發動一起大規模的襲擊。漢堡分支機構的人有的報稱自己把護照弄丟了，有的則說護照被竊，以掩蓋他們的阿富汗之行。

與此同時，原本被選中執行飛機行動的4個人去了吉隆坡。除了哈立德·米達爾和納瓦夫·哈茲米之外，這一組還有兩個葉門人阿布·巴拉和陶菲克·阿塔什，後者又名陶菲克·阿塔什·哈拉德。

哈拉德是基地組織之中又一個難以捉摸卻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在與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的北方聯盟作戰時失去了右腿，現在裝著一個金屬假肢。雖然生於葉門，他卻是在沙烏地阿拉伯長大的，自小就認識本·拉登。他參與了使館爆炸案，以及針對停泊在亞丁港的美國海軍「沙利文」號艦的未遂襲擊。他還將成為10個月之後美海軍「科爾」號艦爆炸案的主謀。

1999年底，哈拉德致電米達爾，要他到吉隆坡參加一次會議。這是兩個小組惟一的一次會面。美國國家安全局從米達爾的葉門岳父艾哈邁德·哈達的電話上（基地組織利用這個電話通告信息）監聽到一次交談，其中提到了即將在馬來西亞召開的會議、哈立德·米達爾的全名，以及另兩個與會者的名字：納瓦夫和薩利姆。國家安全局以前從同一部電話上獲悉納瓦夫的姓是哈茲米，但這次該局卻並未搜尋自己的資料庫。「他們可能是在圖謀不軌，」 國家安全局報告說。但它並沒有進一步追查此事。

但是，中央情報局已經掌握了米達爾和哈茲米這兩個名字。

沙特情報部門圖爾基王子的首席分析師賽義德·巴茲卜此前曾在利雅得的每月例會上警告美國同行，稱這兩個人是基地組織的成員。憑藉這一信息，中情局在米達爾去馬來西亞途中暫住迪拜的時候，派人進入了他的旅館房間。

美國特工拍下了他的護照，然後把照片傳真到亞力克站。護照所含的關鍵信息是米達爾持有可多次入境的赴美簽證，有效期到2000年3月底。亞力克站向世界各國的多家情報機構發出通知，稱「我們需要進一步確認這兩名旅行者的身份及其活動……以判定他們是否構成了任何真正的威脅。」

這份通報中還稱米達爾旅行證件的副本已被交給聯邦調查局。實情並非如此。

中情局請求馬來西亞方面對吉隆坡的會議進行監控。1月5日，會議在地處風景點的一個僻靜公寓套間之中舉行，從那裡望下去就是傑克·尼克勞斯設計的高爾夫球場。公寓套間的主人是耶齊德·蘇法特，那個與扎瓦希里合作培育炭疽桿菌的馬來西亞商人。由於沒有對會議進行竊聽，發現基地組織密謀的機會也喪失了——這一密謀將最終導致美「科爾」號艦爆炸案和「9·11」襲擊。

會議當天，利雅得情報站給亞力克站發去電傳，提到了米達爾赴美簽證的情況。派駐亞力克站的聯邦調查局特工道格·米勒看過電傳之後起草了一份備忘錄，請求中情局批准向聯邦調查局通報兩個情況：一是馬來西亞的會議，二是近期可能有一名或多名恐怖分子前往美國。

在從一個機構向另一個機構傳遞情報之前，必須徵得這樣的批准。米勒被告知，「這不是聯邦調查局的事。」

一個星期之後，米勒就此事再次徵詢派駐調查局總部的中情局副局長湯姆·威爾希爾的意見。威爾希爾名義上的職責是為中情局向調查局傳遞信息提供便利。米勒把自己草擬的備忘錄交給他，還問道：「這個備忘是否可行，還需要我重新做一遍嗎？」

威爾希爾始終沒有答覆。那以後，米勒就把這回事給忘了。

8

馬來西亞秘密情報部門的特別分部用相機拍下了十來個進入公寓套間和去網吧上網的基地組織人員。1月8日，特別分部通告中情局駐泰國的負責人，稱參加過會議的三個人——米達爾、哈茲米和哈拉德——即將飛往曼谷。湊巧的是，哈拉德將在曼谷與美「科爾」號艦的炸彈襲擊者會面。

但是，中情局卻沒有警告任何特工應對這幾個人進行跟蹤。中情局也沒有通知國務院將米達爾的名字列入恐怖分子監控名單；如果名單上有米達爾，那麼他在美國入境時就會被截住，或被置於監視之下。

三個月之後，中情局獲悉哈茲米已於2000年1月15日飛抵洛杉磯。中情局當時如果檢查了乘客名單，就會注意到與他同行的還有米達爾。至少有一名已知的基地組織人員身在美國，但中情局既沒有通知聯邦調查局，也沒有通知國務院。

既然明知米達爾和哈茲米是基地組織的人、知道他們擁有赴美簽證，而且至少已有一人來到美國本土，中情局為什麼不向其他政府機構通報這些信息？

和往常一樣，中情局擔心基於特定情報的指控可能會損害自己與國外情報機構的關係；不過，美國設有保護此類機密信息的安全措施，而聯邦調查局碰到類似行動時照例會與中情局合作。

中情局把理應傳遞給調查局的信息保護起來，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I-49小組的一些成員後來認為，中情局掩蓋米達爾和哈茲米的情況是由於他們想把這兩個人發展過來。

中情局急欲獲得基地組織內部的情報來源。它根本就未能打入該組織的核心圈子，甚至無法在基本上來者不拒的訓練營中安插一個願意和美方配合的內線。米達爾和哈茲米在他們眼中想必是很有吸引力的機會。但這兩個人一旦進入美國，也就進入了聯邦調查局的管轄範圍。

中情局沒有在國內行動的法律權威，雖說事實上調查局常常發現中情局在美國國內從事秘密活動。聯邦調查局有些調查員還懷疑，中情局可能是在和沙特情報部門進行一項聯合行動，以繞過上述法律限制。當然，國外情報機構在美國開展行動也屬非法，不過這種行動對它們來說是家常便飯。

9

中情局究竟為什麼沒有將至關重要的信息傳遞給調查局，以上的幾種說法僅僅是猜測。

也許有一個原因能夠更好地解釋這一問題：中情局當時已被淹沒在鋪天蓋地的威脅和警告之中。亞力克站1996年建立之初只有12名僱員，馬來西亞會議舉行的時候增長到了約25人。

負責應對世界範圍內各種恐怖活動的反恐中心還有30來個情報分析師，但基地組織並不是他們的首要責任。

亞力克站的分析師資歷都很淺，平均的工作經驗只有三年左右。分析師大多是女性，這在中情局近東分部男性主宰的環境中對她們很不利。年輕女分析師們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止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這份擔子的壓力沉重之極，以至於她們在局裡人眼中都成了工作狂——有人比照被判刑的瘋狂殺手查爾斯·曼森，戲稱她們是「曼森家族」。

但是，中情局老一輩公務員對她們拉響的警報根本就不屑一顧。

米達爾和哈茲米1月15日抵達洛杉磯後，本應報名參加飛行學校。如此重大的任務想必讓他們有點不知所措。因為兩個人都不會說英語，連找個住處都成了極大的挑戰。不過，他們到達後不久就結識了奧馬爾·巴尤米。他是個極少去上課的42歲老學生，靠一位沙特政府承包商提供的津貼過活。

1998年，由於巴尤米所住的公寓樓經理涉嫌犯罪，他也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當地辦事處的注意。調查局在聖地亞哥的一個消息來源確認巴尤米是沙特政府的特工，但由於沙烏地阿拉伯被視為美國的忠誠盟友，這個信息對調查局特工們來說沒什麼意義。

巴尤米後來對調查員說，2000年2月1日他駕車從聖地亞哥來洛杉磯，到沙特領事館處理簽證方面的事情。出了領事館他就去附近的一家伊斯蘭餐廳吃午飯，無意間聽到有人在說海灣地區的阿拉伯語。他跟米達爾和哈茲米簡單聊了幾句。他倆抱怨說洛杉磯的日子很難熬，於是他就邀請他們去聖地亞哥。

三天之後他們出現了。他讓兩人在自己的公寓留宿，然後在街對面幫他們找了另一個住處，還借給他們頭兩個月的房租錢。他舉行了一個聚會，把他們介紹給當地穆斯林群體的其他成員。

如果巴尤米是被派去監督這兩個人的，那麼派遣他的人是誰？也許他是米達爾和哈茲米的基地組織聯絡員。顯然他們需要有個人來照顧。但是，由於巴尤米從沙特領事館出來就直接去了餐廳，有些調查員認為這兩個未來的劫機者可能已處在沙特政府官員的監控之下，而且沙特方面也知道他們是基地組織成員。

中情局是惟一了解哈茲米和米達爾身份，並且知道他們身在美國的政府機構。從吉隆坡到曼谷，再到洛杉磯，中情局一路跟蹤著米達爾和哈茲米。也許中情局認為與美國人相比，沙特情報機構發展這兩個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這樣一來中情局在行動中就不會留下任何痕迹。

上述觀點來自一些滿懷怨恨的聯邦調查局調查員；他們覺得很奇怪，中情局為什麼始終沒有告知他們基地組織人員身在美國的情況？

米達爾和哈茲米來到美國時距「9·11」還有11個月。聯邦調查局具有對這兩個人進行調查、了解他們企圖所需的一切許可權，但由於中情局沒有透露基地組織兩名活躍成員身在美國的情況，劫機者就得以放手執行計劃，直到再想阻止他們已為時太晚。

編輯：孔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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