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光明日報》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也是偉大的新聞戰士。他最善於運用報紙團結人民，指導工作；他十分重視輿論的作用，關心黨的新聞事業的發展。他的新聞實踐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楷模。他所撰寫的新聞、評論作品，許多傳誦一時的名篇，都是我們新聞工作者觀摩學習的範文。當我們隆重紀念這位歷史巨人百歲華誕的時刻，緬懷他的新聞實踐，他在生前對新聞事業的關注，許多往事湧上心頭。自從我投身黨的新聞工作，不論是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還是建國以後的建設年代，毛澤東對新聞工作的諄諄教導，始終是指引我們前進的燈塔。從1957年開始，我在《光明日報》工作十年。這個報紙經常得到毛澤東同志的親切關懷，並且有幸多次得瞻他的風采，聆聽他的教誨。儘管時間過了很久，至今回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一1959年2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負責同志的電話，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報》。給他找來的報紙還沒有來得及送走，接連又接到其他許多同志打來同樣意思的電話。原來，這天報紙的《哲學》專刊第174期上，發表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學生曹家鑄寫的一篇文章：《黑旋風為什麼鬥不過浪里白條？－－談事物的條件》。毛澤東看後認為寫得好，在一次會議上推薦給大家看。因為前來索取的人數多，報社發行部門將留存的報紙全拿出來還不夠，最後把印刷廠挑揀出來的、印刷質量不合格的「殘報」也都送出去了。這篇文章是曹家鑄下放農村鍛煉後，在一個普及哲學知識現場會議上的講話稿。文章借《水滸傳》第38回《黑旋風斗浪里白條》的故事，從哲學上說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明顯地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和對條件的依賴性。同時指出，我們還要根據客觀規律去積極地創造條件，「通過人的主觀努力，促使事物的轉化和發展。」在此之前，農村人民公社運動中颳起了一陣「共產風」。這篇文章就是聯繫當時出現的「共產風」，以黑旋風和浪里白條打鬥的事例，談到無論什麼事情都要受一定條件的約束和限制。「在條件還不成熟時，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只能在將來，在另一條件下才能實現的事。」當時「共產風」正是忽視了這一點，這樣弄出來的不可能是共產主義，「倒是使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受到歪曲，庸俗化。」「在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條件的重要性，以及事物對條件依賴的客觀性。」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轉化要有一定的條件，沒有這一定的條件，事物的轉化便是不可能的。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必須尊重這些條件，否則就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就像李逵一樣，註定是要碰壁的。」因為這篇文章富於創見，文筆生動，發表又很適時，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另一方面，毛澤東一向主張理論聯繫實際：「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他看到一位大學生經過一個時期的實際鍛煉，能夠寫出這樣生動活潑，深受農民歡迎的哲學文章，自然會非常高興。二1961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哲學》專刊上發表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些教師所寫的《從計劃「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這年8月，在哈爾濱召開了全國第一次自然辯證法座談會。提交會議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結合當時技術革新的發展而研究和寫出的。「螞蟻啃骨頭」(小機床加工大機床)，「積木式機床」，是當時引人注目的技術革新成果。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毛澤東看過後，就讓《紅旗》雜誌加以轉載(載於1960年第24期上)，並代《紅旗》雜誌編輯部給作者寫了一封信：「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機床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同志們：看了你們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高興，我們已將此文在本雜誌上轉載。只恨文章太簡略，對六條結論使人讀後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例如一萬五千字到二萬字，詳細地解釋這六條結論呢？對於車、銑、磨、刨、鑽各類機床的特點，也希望分別加以分析。我們很喜歡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我們還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們能夠滿足我們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則不勝感激之至。」(信末原署「毛澤東，1960年11月26日」—可見毛澤東是此文一發表他就看過，第二天就寫了這封信的；後來改署為「紅旗雜誌編輯部、1960年12月6日」。)這封信當然給作者們很大鼓舞，他們按照信的要求寫了第二篇文章：《再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和機床的「機床化」問題》。《紅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發表。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推薦和他以《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寫給作者的信，不但激勵了文章的作者們，也使我們報社編輯部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三《光明日報》以知識分子讀者為主要對象，學術與文藝問題都是它的宣傳重點。毛澤東倡導百家爭鳴，鼓勵不同意見的自由爭論和自由討論，認為這是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遵照毛澤東的倡導，《光明日報》編輯部比較注意在版面上體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先後多次有計劃地組織學術問題的討論。這些討論大都得到毛澤東同志的關注，他尤其關心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討論。建國初期，因受蘇聯李森科發動的對摩爾根學派粗暴批判的影響，我國有關高等院校和研究機關，也曾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壓力取締了摩爾根學派的課程講授和研究工作，這個學派的一些教授、學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澤東曾多次親自糾正這方面的錯誤，批評了對待科學問題的簡單粗暴的做法。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和高教部在青島召開遺傳學座談會，各個學派的遺傳學者在會上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取長補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報》對會議作了報道並且發表了與會學者發言的詳細摘要。青島會議後，摩爾根學派在中國的代表人物談家楨等來到北京。毛澤東曾在中南海懷仁堂聽了談家楨關於這次會議情況的彙報。他一邊注意地聽，一邊不住地點頭說：「應該取長補短。」同時鼓勵談家楨：「一定要把遺傳學研究工作搞起來，要堅持真理，不要怕。」翌年，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摩爾根學派的著名學者李汝棋教授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他以親身體會感到青島會議貫徹執行百家爭鳴方針取得了重大成果。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第二天寫信給胡喬木：「此篇有用，請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他親自把文章題目改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代《人民日報》編輯部擬了一個按語：「本報編者按：這篇文章載在4月29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錯誤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5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青島會議促成遺傳學界不同學派之間的進一步了解，出現了可喜的團結現象。以後大學裡恢復了摩爾根學派開的課。但是有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尚未解決，門戶之見仍嚴重存在，許多地方摩爾根學派依舊受到壓抑，1957年有的單位還有人企圖把他們都划到右派里去；有人說，米丘林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路線，摩爾根學派是資產階級的科學路線，還出現了「粉碎」摩爾根學派的說法。1959年至1960年間，我們派記者接連訪問了兩大學派的代表人物和許多專家學者，調查研究了青島會議後幾年間兩大學派繼續爭論的情況，重溫毛澤東對李汝棋文章寫的按語，於1961年2月至8月間，在報上組織關於遺傳學的討論。這次不同學派的代表人物都發表了文章，正面闡述自己的主張，較少針鋒相對的「較勁兒」，也未發現亂扣帽子的現象。8月24日，談家楨向本報記者表示，對討論比較滿意，認為對活躍青年人的思想有顯著的效果。還說，目前要說的話都說得差不多了，應該切實地做些實驗室工作。在此前後，毛澤東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會見談家楨。1958年1月4日午夜，毛澤東派他的專機到上海把談家楨和趙超構、周谷城接到杭州去聊天，同他們三人一起聊了一個通宵。毛澤東每次同談家楨見面，都先詢問遺傳學發展的情況。當他得知遺傳學研究還遇到很多阻礙時，就用堅定的口氣對談家楨說：「有困難，我們一起來解決。一定要把遺傳學搞上去!」這些親切的會見，談家楨本人和摩爾根學派學者都受到極大鼓舞。四1957年夏季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使得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受到了嚴重的干擾和損害。1959年初，為了打破反右派鬥爭以來學術界的沉悶空氣，改變萬馬齊暗的局面，我們選定曹操評價問題作突破口，在報紙上組織學術爭鳴。為曹操翻案的問題，是1959年1月間郭沫若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上發表的《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我們決定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後，2月19日在《光明日報·史學》專刊第152期首先發表了翦伯贊撰寫的《應該替曹操翻案－－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同時還發表了希望學術界人士和讀者參加討論的《編者按》。這篇文章講到曹操「一貫地把統一中國當作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他的征討對於以後西晉統一所產生的作用。認為「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而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毛澤東看了翦伯贊的文章，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後來西晉的統一鋪平道路。」其後，這場討論在報紙上展開，郭沫若、吳晗、王崑崙等都發表文章，為曹操翻案。有一天，毛澤東在北戴河說：「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制，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還不敢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劇里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①五毛澤東特別愛看研討哲學問題的文章，尤其關注邏輯學研究的進展。五十年代末期開始的關於邏輯學的討論，就曾得到他的關切。1959年6月7日，毛澤東在致章士釗的信中，提到章著《邏輯指要》「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即借先生之箸，為之籌策」。在「籌策」中，提到「近年以來，邏輯一學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興趣，於邏輯學的範圍及其與唯物辯證法的關係，爭論繁興，甚盛事也。」②顯然，毛澤東對於這種「爭論繁興」的盛況是十分高興的。周谷城回憶說：「有一次主席用長途電話要上海市委用飛機送我到中南海專談邏輯問題，談至深夜。」③實際上，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和杭州，毛澤東曾多次找周谷城談邏輯問題。當時報刊上發表的有關討論文章，絕大部分都不同意周谷城的意見，使他不無顧慮。毛澤東在見面時總是鼓勵他：不要怕，積極寫文章，繼續討論。毛澤東還曾多次找來包括贊同和反對周谷城觀點的邏輯學界、哲學界人士王方名、金岳霖、馮友蘭、鄭昕、費孝通、胡繩等，到中南海和周谷城聚會，共同研討邏輯學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周谷城先後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過多篇談論邏輯的文章。這個報紙同時也發表不少持有不同意見、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據我聽到，所有這些周谷城所寫的文章以及同他爭論的文章，毛澤東是很留心看的。有時刊有這些文章的報紙剛一出版，有關同志一早就接到毛澤東的電話，邀約前去交談有關這些文章爭論的問題。當周谷城將他就此問題寫的這些文章彙集成書出版的時候，曾寫信請毛澤東作序。1958年7月28日，毛澤東複信周谷城說：「大著出版，可資快讀。我對邏輯無多研究，不敢有所論列；問題還在爭論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適宜。作序的事，不擬應命，可獲諒解否？」④信中所說「對邏輯無多研究」，自然是謙遜的話，猜想所以不願「插入一手」，還是為堅持百家爭鳴方針，怕會影響爭論雙方充分地發表意見。1965年10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朱波《形式邏輯同一律客觀基礎的探索》一文。毛澤東看了，當天上午就對身邊工作的同志談到：這篇文章既不同意把形式邏輯的同一律與客觀事物規律等同起來，又不同意把它與客觀事物完全割裂開來，而認為它反映的是思維的確定性，它的客觀基礎是客觀事物的確定性。這種觀點是動腦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邏輯「規律」等同於事物規律的庸俗化做法前進了一步。在談話中，毛澤東不無遺憾地指出：我們的黨員研究哲學，就是不研究邏輯。六1962年末，周谷城在《新建設》月刊第12期發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一文。這篇文章提出的「無差別境界」說和時代精神「匯合」論，在美學界引起爭論。汝信、朱光潛、王子野、陸貴山、孟偉哉等許多人，都在《光明日報》和其他報刊上發表文章，和周谷城商榷。關於「時代精神」討論，從1963年至1964年延續了兩年。許多人撰文和周谷城討論究竟什麼是時代精神？時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階級意識的「匯合」？各方來稿踴躍，僅1964年夏、秋三個月，就收到二百九十篇(批評周谷城的二百五十九篇，贊成他的三十一篇)，其間姚文元和周谷城在《光明日報》上多次交鋒。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就此問題發表的第二篇文章《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中，重述他對時代精神的看法：「時代精神就只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而不是阻礙歷史前進或拉歷史倒退的精神。」金為民、李雲初看了姚文元這篇文章，採取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寫信的形式，寄來一篇文章：《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一與姚文元同志商榷》。文章寫道：「我們認為：時代精神，也就是一個時代主要的階級矛盾統一體中起主導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所體現的，事實上也就是這個時代大量存在的、統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也就是該時代最富特徵的生活與思想樣式。」同時批評姚文元說：「他的關於時代精神的立論，實質上缺乏歷史具體性和革命的辯證法精神，卻只是抽象的、凝固不變的公式。」毛澤東重視這場討論，看過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過的有關文章。有的文章，他還在發表以前看過報社排印的清樣。金為民、李雲初的文章就是這樣。7月6日，他在看過報社排印的這篇文章清樣以後，就叫中共中央宣傳部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出版，並即揮筆寫了一段按語作為它的序言： 這兩篇文章，可以一讀。一篇是姚文元駁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駁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藝理論問題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誰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編者 7月6日我在當天得知此事，為免我們報紙發表此文遲於小冊子出版的時間，與中央宣傳部有關同志商定：我們即將金為民、李雲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報》上發表，請他們把序言標示的日期往後移一天。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即將這兩篇文章輯印成書，書名定為《關於文藝理論的兩篇文章》，同時將毛澤東所寫序言的日期改為「7月7日」。七1965年從《光明日報》上開始的關於《蘭亭序帖》真偽問題的討論，也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關注。《蘭亭序》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集》、《臨河序》、《禊序》、《禊帖》，是我國書法史上一部影響深遠的行書法帖。相傳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名書法家與當時名士四十一人會於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禊」，會上各人作詩，並由王羲之作序。序中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類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法帖相傳之本，共有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蘭亭序帖》自被唐太宗李世民斷定為王羲之的真跡，經過歷代帝王重臣的推崇和士大夫的宣揚，視作不可侵犯的「神物」。但是，歷史上仍然不斷有人提出疑議，談論它的真偽。由於積重難返，每次提出，必遭反對，當時沒有條件展開爭辯。因此關於《蘭亭序帖》真偽的爭論，在我國書法史上將近千年從來沒有解決過，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個老問題。1965年5月，郭沫若經過考證，撰寫了一篇文章：《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認為相傳的《蘭亭序》後半部文字，興感無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臨河序》的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書體也和近年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同，認為是唐人所偽托的贗品。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這篇文章在《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同年第6期)同時發表。當時南京文史館館員高二適看了，不同意此文的看法，寫了一篇《<蘭亭>的真偽駁議》，與郭沫若辯論。文中闡述了自己的理由，還在多處講到「竊以太宗之玄鑒，歐陽信本之精模。當時尚復有何《蘭亭》真偽之可言。」「總之，《蘭亭》而視有真贗，絕不能逃唐文皇睿賞矣。」高的文稿寫成後，曾先寄給章士釗看過。經過章氏指點、加以修改後，又於7月14日寄給章士釗，請他推薦給毛澤東「評鑒」。(章士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在他當時編撰的《柳文指要》一書中，堅持《蘭亭序帖》非偽，《蘭亭序文》為真，而斥持反對說者為「以一定萬，以偶冒常」，「持論詭譎，不中於實」。)7月16日，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將此文連同作者高二適給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此文能夠發表。章士釗在信中介紹了高二適的簡況後寫道：「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週(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下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於處理，感逾身受。」隨信附寄高二適致章士釗信中說：「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評鑒，得以公表，亦當今至要之圖也(個人報國之忱在此)。」毛澤東看過高二適的信和文章以及章士釗的來信，7月18日曾複信給章士釗說：「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同日，毛澤東還把有關信函、文稿以及回復章士釗的信，一起送給郭沫若。他在給郭的信中寫道：「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如何？」郭沫若接到此信，非常高興。他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發表高二適的文章，並準備寫文章同他討論。當天就約我和報社的有關同志前去商談，建議《光明日報》本著百家爭鳴方針，在報紙上組織這場討論；希望早日發表高二適的文章。7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高二適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寫了同高二適進行討論的文稿《<駁議>的商討》送交報社。郭沫若在文中說：他已仔細地閱讀了高二適的文章。「對於學術問題，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見提供出來，進行討論，這是很好的事。《蘭亭序》依託說，如果經過《駁議》，證明確實是『站不住腳』，我願意認錯，撤銷這種說法。但在仔細閱讀了《駁議》之後，卻感覺著這種說法尚未被駁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見再寫些出來，作進一步的商討」。郭沫若在反駁高二適的時候，摘引了清代名書畫家趙之謙批評唐太宗的一段話：「……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於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人千方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其後郭沫若說：「與趙之謙『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駁議》卻是在絕對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鑒』，又是『睿賞』，凡是唐太宗所過目的，便絕無真偽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過之而無不及了。」高二適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後，毛澤東一直關注這場討論。8月17日，他同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在北京人大會堂接見出席一次會議的部隊幹部時，曾經問起「郭老的《蘭亭序》官司怎樣了，能不能打贏？」郭沫若得知此事，當天就把所寫的《<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篇文章的清樣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很快看完了清樣。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樣時寫信給郭沫若說： 8月17日信及大作兩篇清樣，均已收讀。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一段有力。看來，過份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代還不乏其人，有所批評，即成為「非聖無法」，是要準備對付的。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毛澤東看清樣非常仔細，不但改正了排錯的字，有的地方還作一些批註。在《<駁議>的商討》一文中，講到「《世說》作者臨川王義慶」，臨川王原是劉義慶的官銜，在清樣上，後面有一處出現「王義慶」的字句。毛澤東看到這裡，就在清樣上批註說：「《世說》作者是劉宋大貴族劉義慶，他是劉裕的中弟劉道憐的第二個兒子，過繼給劉裕的小弟劉道規為嗣。劉道規有武功，死後追封臨川王，劉義慶因此襲封為臨川王。史稱他『愛好文義』，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為篆屬，其中有鮑照那樣有名的人。以上均見劉宋《宋書》宋室傳(見《劉道憐》、《劉道規》兩傳)。《世說》一書，大概是鮑照等人幫他集錄的。但《宋書》卻未說到劉著《世說》。1962年重印《世說新語序》載明『南朝宋劉義慶撰』，老本子《辭海》亦如此說。」這一段批註，就是毛澤東信中說的「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8月21日，郭沫若這篇《<駁議>的商討》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這場關於《蘭亭序帖》真偽問題的討論，就從《光明日報》開始，逐漸在一些報刊上展開。學術界和書法愛好者，對於這場討論表現了極大興趣。郭沫若的看法引起了熱烈討論。著名書法家啟功、趙萬里、徐森玉、考古學家商承祚等都撰寫了文章，也得到林楓、陳叔通、老舍等的關注。有的寫信給郭沫若或《光明日報》編輯部，無不贊成就此問題展開「爭鳴」。這場討論延續六、七個月，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多數文章贊成郭沫若的意見，支持他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批判態度，推翻歷代帝王重臣的評定；也有一些文章持論相反，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蘭亭》真偽的爭論，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次討論比較熱烈、活潑，參與討論者都能暢所欲言地發表意見。其後，文物出版社曾將這次討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彙編為《蘭亭論辯》一書。編者在《出版說明》中說：「這對於我國書體史、書法史以及文字發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義；特別是在鑒定書法問題上，乃至在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廣袤領域中，如何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八根據知識分子的興趣和我國報紙的傳統，《光明日報》創辦了幾種學術性專刊，成為它的特點之一。《文學遺產》、《史學》、《哲學》等主要專刊，都是報紙創刊後很快辦起來的，以後又創辦了《經濟學》，都受到知識界的支持和讀者的歡迎。1958年元旦創辦的綜合性的《東風》副刊，由於它集學術性、知識性與藝術性於一體，逐漸也成為具有特色的副刊之一。除《東風》副刊外，《光明日報》的專刊，分別邀請社外學術界人士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專刊的編輯工作。文、史、哲、經幾個主要專刊的編委會成員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而且都有一支學術界知名人士為骨幹的作者隊伍。專刊、副刊都聯繫了廣泛的作者，擁有眾多的讀者。當時由於國家紙張困難，報紙限量發行，供不應求，專刊曾經經過郵局單張訂售，以滿足讀者需要。毛澤東比較愛看《光明日報》，尤其愛看幾個專刊。大概是因為這些專刊經常發表學術、理論文章，能夠反映較多的學術思想的信息。我在《光明日報》工作期間，記得有相當多的次數，每逢這個報紙發表了比較重要的學術文章，常在文章見報的當天午前，就聽說毛澤東已經看過，並且告訴別的同志看看，由於有的同志手邊沒有報紙，臨時打電話索取當天的報紙，就把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帶給我們了。如前所述，他還特別注意我們報紙的學術討論，愛看勇於探索、具有新意的文章。他所注意的這些文章的作者，雖然不乏譽滿全國的年長學者，也有許多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這說明，他不但常看我們的報紙，而且看得非常仔細，非常認真。1965年9月22日，《史學》專刊第315期發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青年助教孫達人的文章：《應該怎樣估價「讓步政策」》。文中強調：「偉大的農民戰爭衝破了封建羅網，根本改變了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才使農民獲得了自由。相反，在農民戰爭失敗之後，新建政權的『讓步政策』實質上恰恰就是剝奪農民奪得的這種自由，重新束縛農民。」同時認為，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表現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產關係，沒有什麼根據說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非要透過「讓步政策」不可。毛澤東看了，十分讚賞。這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說到他對這篇文章的看法：現在出了個小將孫達人，寫文章反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麼讓步政策!孫達人的文章，只講古代，不講近代；看了近代史，這個問題就更明白了。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沒有什麼讓步。義和團先是「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這時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後慈禧就搞「扶洋滅團」。……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1959年3月1日，《文學遺產》登載馬茂元一篇短文：《柳宗元的詩》(是作者所寫的《讀書札記》)。毛澤東看了，對這篇文章的觀點有不同的看法。曾說：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的哲學家，見之於他的《天對》，劉禹錫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而這篇文章無一語談到這一大問題，是個缺點。同年12月27日，《文學遺產》發表了晏震亞寫的《如何評價<文賦>？》。作者對陸機《文賦》的價值和在文學批評史的進步意義，作了比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觀點。毛澤東曾把這篇文章批轉給一位同志看，並說這是「一篇好文章」。九在專刊問題上我們有過失誤，是經毛澤東同志指點才得以迅速糾正的。開頭幾年，這些專刊學院氣比較濃，有些讀者不滿意，報社編輯部未能及時協同這些專刊的編委會研究改進。到了1958年，「大躍進」一來，全國上下，熱氣騰騰，報社來稿猛增，篇幅緊張，報社內外都有停辦專刊的意見。當時，我到報社不久，對有關情況不甚了了，對此問題也未慎重考慮、認真研究，加以受到當時學術研究中「左」傾思潮影響，這年10月編委會一度決定停辦全部專刊，並於10月25日在報上登出《本報五種專刊停刊啟事》，宣布《哲學》、《史學》、《文學遺產》、《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自11月起停刊。當時毛澤東正在鄭州開會(即第一次鄭州會議)，他看了這個啟事，就說：「《光明日報》的副刊和《哲學》、《文學遺產》等，應繼續辦下去，不要停刊。」還說，他看《光明日報》就是看這些副刊。他讓吳冷西寫信把這些意見轉告我。我們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進行了討論，認為原來匆忙作出這個決定是不慎重、不嚴肅的，因而是錯誤的。(我們還收到有些讀者來信，也不贊成這些專刊停刊。)當即決定：由報社編輯部向各專刊編委會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並作自我批評，同時商談專刊繼續出版的有關問題；一面指定專人草擬一份糾正上述錯誤決定的新啟事，告訴讀者。11月2日，又在報上登出《本報<哲學>、<文學遺產>等專刊繼續出刊啟事》。這樣就及時地糾正了這個錯誤決定，使這些專刊得以未曾間斷地繼續出刊。隨後我們進一步認真地研究毛澤東意見的精神，制定了改進計劃，逐步採取措施，在報社編輯部內增設機構，建立了專管學術、理論宣傳的學術部，除同有些專刊的社外編委共謀改進和協助組稿外，並將《哲學》、《文學遺產》兩個專刊改由報社學術部主編。與此同時，學術討論除在各個專刊上進行外，還擴大範圍到正版，即在正版上也刊登學術文章，組織學術討論。有時，還把寫給專刊有份量的又為廣大讀者關心的學術文章，移到正版刊登；並在正版顯著地位辟設經常見報的《學術簡報》專欄，及時反映各地學術界活動情況、摘要介紹其他報刊重要學術文章的內容，以增強有關學術信息的報道。這樣，報紙逐漸成為一個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學術文化的陣地。十毛澤東特別厚愛《光明日報》的《東風》副刊上面發表的寫得好的詩詞。1962年1月，毛澤東曾把《東風》發表的詩詞，批作文件印發給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工作會議(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會」)。當時，主要由於黨在「大躍進」和「反右傾」中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至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在嚴重的困難面前，有些人被嚇倒了，動搖了信心。1961年12月28日《東風》刊登了民主人士吳研因(民進成員)、錢昌照(民革成員)寫的四首七絕⑤。詩人們興緻勃勃，描繪出一派興旺景象，樂觀情緒躍然紙上。毛澤東看到這些詩篇，十分欣賞。「七千人大會」開幕前夕，就用鉛筆在刊登這些詩的《光明日報》上批示：「這幾首詩好，印發各同志。」大會秘書處即用大字印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當時曾將毛澤東批示的這張報紙，和用三號字排印的文件拿到報社編輯部傳閱，大家看了，異常感奮。兩位詩人聽說，更是萬分激動，大受鼓舞。1965年10月16日，《東風》發表了葉劍英寫的一首律詩：《望遠》： 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縹緲沒遙空。 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這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七十二歲生日。這天毛岸青、邵華夫婦前往看望，他高興地為他們親筆寫了這首詩(書寫時把題目改成《遠望》)，並在詩末寫上「10月16日光明日報」。1977年4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份手跡。同時發表了葉劍英所寫有關此事的《說明》。毛岸青、邵華為此手跡發表所寫的《重讀<遠望>志更堅》中說：「我們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歡這首詩，他老人家不僅可以記憶十分清楚地背誦出來，而且連什麼時間刊登在哪家報紙上，都記得清清楚楚。」1963年元旦，《東風》上發表了郭沫若的《滿江紅》詞，引發了毛澤東的唱和，1月9日他作了《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詞末註明「郭詞見1963年1月1日《光明日報》」。⑥在此以前，郭沫若寫的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澤東也曾唱和，這些都已成為詩壇上的佳話。1962年春，當時還在英國倫敦大學教書的紅學家吳世昌，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我是怎樣寫<紅樓夢探原>的？》文有新意，我們曾在報社的內部刊物《情況彙編》上全文轉載，4月14日及21日又在《東風》副刊上選登了其中的兩節：《脂硯齋是誰？》和《曹雪芹生卒年》，並在文尾加以註明。毛澤東看到了，饒有興趣地說，既然《光明日報》刊登此文的兩節，一定有其全文；並叫人打電話來。我們當即送去刊登吳著全文的《情況彙編》和《紅樓夢探原》一書的英文版。十一最後，我還想起請毛澤東同志題寫報頭的事。毛澤東的書法藝術造詣很高，功力深厚，是舉世公認的。他的筆力蒼勁洒脫，氣勢磅礴，為國人所喜愛。我到報社工作不久，社內外許多同志和廣大讀者，多次提議換用毛主席題寫的報頭。1964年夏天，我曾為此專門向毛澤東同志寫過報告。開頭他認為原先用的報頭是郭沫若寫的，曾說：凡是報上用的魯迅、郭老寫的報頭，都不再給寫。情況並非這樣，郭只題寫了《文學遺產》專刊的刊頭。經過說明以後，仍然沒有應允，這事便拖下來。有些同志擔心沒有希望了，我卻堅信廣大讀者的這個心愿終會實現。在這方面，當時我曾想起先前聽到過和經歷過的一些有關毛澤東給報紙題寫報頭的事情：1938年5月，中共晉西南區黨委成立後出版的油印報紙《五日時事》，毛澤東就曾給它題寫了報頭，還寫了「毛澤東題」四個字。1940年9月18日，中共晉西區黨委創辦《抗戰日報》(1942年8月以後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報)，也是毛澤東題寫的報頭。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毛澤東又給改名《晉綏日報》，重新題寫了報頭，並叫延安解放日報社印刷廠製成鋅版，和他題寫的手跡原件一齊送到我們報社。《抗戰日報》從1946年7月1日改名《晉綏日報》，這新寫的報頭一直用到1949年5月1日報紙終刊。1953年我從朝鮮前線回來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政治部工作，院黨委決定為全院師生和工作人員創辦一張報紙，曾請院長兼政治委員陳賡懇求毛澤東同志起個報名、題寫報頭。當時有些同志沒有信心，以為毛主席的事情那樣多，對於一張學院內部辦的報紙，未必會寫。可是，1953年夏季的一天，陳賡去北京開會回到哈爾濱，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我給你們求主席題寫了報頭啦!說完，他便把一張大約一尺見方的宣紙打開，只見上面已有毛筆寫的幾個報頭，有個題作《軍事工程》，其餘都是《工學》，字是豎著寫的。陳賡指著一個旁邊划了圈兒的《工學》說：這是主席自己圈的，就用這個。還講，主席圈定「工學」的時候說：「『南京』(指劉伯承任院長的南京軍事學院)叫《軍學》，你們叫《工學》好。」1953年9月1日，當全校師生拿起《工學》報創刊號時，看到毛主席親筆題寫的報頭，無不感到非常興奮和無限喜悅。後來，看到毛澤東同志手寫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詞後面，有「郭詞見1963年1月1日光明日報」字樣。徵得他的同意，1967年1月1日，即以這裡頭的「光明日報」四字製成報頭，沿用至今。「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毛澤東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十七個年頭，他的音容笑貌，時刻閃耀在眼前。他對《光明日報》的親切關注，深深銘刻在腦際，鑄成牢固的記憶。時光的流逝，絲毫不會磨滅他的光輝。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迎面襲來的不論是驚濤駭浪，或者是凜冽寒風，只要想起毛澤東同志的關切和教誨，心裡就會感到無限溫暖，倍增同一切困難拚搏的勇氣。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毛澤東同志的教導和關注，將繼續激勵著我們前進。①張貽玖：《毛澤東讀史》(中國友誼公司出版)第61頁。②《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第559頁。③《我所感受的團結》。《文史文萃》(文史資料出版社)，第一輯第4頁。④《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44頁。⑤吳研因寫的《賞菊》，全詩是：「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竟吐奇。秋色還如春色好，西風莫漫撼東籬。」「嫩紅老紫百千盆，蟠錯如虯況有根。為證明年花更艷，手題詩句待重溫。」錢昌照《七絕二首》：《蘆台農場》：「麥苗肥壯谷登場，誰信當年片荒？排灌齊全輪作好，蘆台今日是糧倉。」《藁城農村》：「薯曝牆頭菜掛檐，棉田片片麥無邊。農村活躍歌聲里，綠女紅男夕照前。」⑥這首《滿江紅》並附郭沫若原詞，均已編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作者：穆欣 點擊次數：1699出處：《緬懷毛澤東》 上傳日期：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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