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同發展：北京的「矯正手術」

　　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幾經變遷。曾經，「強大的工業基地」是北京的「名片」，上世紀90年代，北京開始戰略性產業調整；新世紀始，焦化廠停產、首鋼熄爐……曾經承載「光榮與夢想」的老工業告別北京城。今年，隨著京津冀規劃綱要的出台，北京再度面臨一次全新的城市格局重塑。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此次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上講話指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為北京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也將開闢區域優化開發的嶄新局面。

　　「這將是一次重要的矯正，矯正的是北京多年以來積累的非首都功能。」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表示。

　　冒煙的煙囪曾是北京「城市符號」

　　1958年，首鋼「第一爐鋼」煉出。同年，北京市委提出爭取在5年內，把北京建設成為現代化工業基地的口號。

　　如同這座城市急於改變的「消費性城市」歷史遺留面貌，自上世紀50年代，國家在城市定位時提出了「強大的工業基地和技術科學的中心」，為北京打下「老工業」的沉重基底。

　　「回顧歷史，當時對首都戰略功能定位缺乏清晰的認識，城市定位出現了偏離。」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北京方迪智庫首席專家趙弘指出。

　　數據顯示，歷史上北京工業佔GDP比重曾高達64%，僅次於遼寧，位居全國第二。1979年，北京工業產值超過天津，僅次於上海，成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之一，冒煙的煙囪也成為北京的城市符號。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北京戶籍人口已從新中國成立時的414萬增至950萬，城市的宜居性也大不如昔，污染、能耗和大量的外來人口聚集，成為北京「工業基地」發展模式的代價。

　　80年代，國家開始試圖扭轉北京「偏離」的城市定位，國務院三度就北京「轉型」批示。1982年修訂的城市總體規劃顯示，北京的「工業基地」城市功能已被抹除。

　　「轉型經歷了很長時間，因為『大工業』情結很難拋除。」趙弘介紹，直到1997年黨代會，賈慶林代表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首都經濟」概念，將首都經濟的本質定義為知識經濟、高新技術產業，北京由此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

　　曾承載「光榮與夢想」的老工業，隨新世紀的來臨次第退出。焦化廠、化工二廠、東郊棉紡區、「北人」機器廠、首鋼石景山廠區……北京歷史上曾「大進」的工業，自90年代起藉由遷徙、停產、轉型等方式，度過「大退」的陣痛。

　　同時，中關村的發展，CBD、金融街的建設，服務業越發佔據主導地位。1994年，北京三產比重首次超過二產，2006年，三產比重已超70%。

　　經濟快速發展致人口過快增長

　　工業的遷徙與服務業的繁榮，重塑著北京的城市格局。據原北京市工業促進局統計，從1985年到2005年，北京中心城區工業企業搬遷286家，置換出工業用地12.07平方公里。

　　不過，國務院1993年批複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依然保留了「經濟中心」這一提法。直到2004年新版規劃中，才一改以往數十年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定位，代之以「國家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宜居城市」。

　　有專家指出，受制於國家現行財稅體制，北京依然難以擺脫擴張經濟規模來增強財力，以維持城市運行和發展的模式。

　　經濟快速發展引致首都人口過快增長。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此次市委全會上坦言，歷次確定的1000萬、1250萬、1800萬等人口控制目標屢屢被突破。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指出，如果北京按照2004年版規劃定位「不折不扣」地執行，就不會出現現在面臨的環境、人口、房價等沉重壓力。而實際上，北京被賦予了太多的經濟、金融功能，造成了「攤大餅」，功能過多而形成了城市的紊亂。

　　此外，北京還存在經濟發展結構性矛盾突出的問題，例如科技、文化資源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投資對房地產的依賴度還比較高，一些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產業退出緩慢，區縣同質化發展現象突出等。

　　「如果及早認識到城市發展的規律，可以做到提前謀劃城市病的解決。」趙弘表示，從國際上來看，首都城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單一功能的首都，比如華盛頓、堪培拉；一種是東京、巴黎、倫敦等複合功能的首都。

　　北京走了複合型首都的道路。從東京上世紀攻堅「城市病」的經驗看，趙弘介紹，這些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藥方」，包括搬遷工業企業、建設多個副中心、建設首都圈、疏解城市功能等，同時輔以地鐵和市郊鐵路的建設等。

　　北京積累了過多的「一般性功能」

　　2014年2月底，習近平考察北京時提出「四個中心」，提出首都核心功能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同時，他要求京津冀要「抱團」發展、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

　　「北京最突出的問題是人多。」郭金龍表示，此次《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了2300萬的人口控制目標，「這是我們必須堅決守住的底線。」

　　郭金龍還指出，北京「人多」的背後，是功能太多。必須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作為先導和突破口。

　　趙弘認為，作為首都，北京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城市積累了過多的「一般性功能」，數量、規模、體量超出了首都城市的需要。「京津冀的協同發展，將是一個重要的矯正。矯正的是北京過多積累的非首都功能。」

　　為了完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減法」，郭金龍介紹，一年多以來，北京圍繞落實城市戰略定位，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制定實施新增產業禁止和限制目錄，關停淘汰一批不符合功能定位的企業，推動搬遷一批物流基地和商品市場，引導創新資源向周邊地區優化配置，著力推進人口調控和拆除違法建設等。

　　「疏解非首都功能不是要限制北京的發展，不是不發展，而是要使發展與城市戰略定位相適應。」郭金龍強調，北京在經濟發展方面存在幾大優勢，其中，科技智力資源是北京得天獨厚的優勢。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是另一大優勢。

　　他說，下一步，北京也將按照《規劃綱要》中提出的開展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做強「北京服務」的品牌。

　　趙弘表示，京津冀的協同發展過程中，應注重破解政策、交通、公共服務等多方面瓶頸。例如，各地政府之間在跨區域合作中，怎麼實現利益共享，包括GDP、稅收政策等如何調整。另外，如何破解公共服務的落差，例如戶籍、高考制度、退休保障、醫療異地結算等，也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將面臨的一個課題。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溫薷

　　北京城市功能定位

　　上世紀50年代-改革開放的前夕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我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技術科學的中心

　　1982年

　　修訂城市總體規劃，不再提「工業基地」

　　1993年

　　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2004年

　　國家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宜居城市

　　2014年

　　習近平提出首都核心功能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