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克智：如此評價「歷史上的中央集權」也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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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張傳璽教授《這樣評價歷史上的中央集權不妥》(見2月12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一文，頗獲裨益，但對個別論斷亦有不同看法。張教授指出，「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制度，不僅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標誌，也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標誌之一」。「人們都常常說中國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津津樂道的事例極多，但有一項更偉大的文明，而且已創造出、並行用了兩千餘年，卻為人們所忽視，這就是在中國所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度。此制度的創行和存在、發展、完善，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標誌；也應當說，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如此有高調之嫌的文字實在不敢苟同。應當說，行諸文字的歷史作為一種主體化的歷史，是根本不可能和客觀歷史完全吻合的。但是，我們仍然要力避按照自己的想像與主觀臆測重新組合、編排和過濾歷史，儘管這樣的「歷史」看起來似乎那麼合理和煞有介事。眾所周知，文明的含義有時與文化相同，包括價值、信仰、實踐、體制等。顯然，張教授把中國歷史上所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度」，視為「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標誌」，是從肯定的意義上使用「文明」範疇的。為此，張教授還做了一番辯護。其實，這種對中央集權制度的論證並不罕見。唐朝著名思想家和文學家柳宗元曾寫過一篇《封建論》，讚揚了自秦朝開始普遍推行的郡縣制度，肯定了秦始皇實行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統一中國的重大的歷史進步作用。1971年「九·一三」林彪集團覆滅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要發動「批林批孔」。他指令:趕排大字本的《十批判書》，供「評法批儒」之用。1973年8月5日，毛澤東給江青念了他的新作——《讀封建論·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毛澤東對江青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參見《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70頁)事實上，《十批判書》是郭沫若先生在抗戰時期寫成的，主要是影射、鞭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的。我們知道，中央集權制度萌芽於春秋時期的各大諸侯國中，戰國時期有較大發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中國，建立秦朝，以原秦國的制度為基礎，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系統、完整的中央集權制度，行之全國。這套制度為此後歷代王朝所沿用。其成敗得失，當以歷史的視角辯證評析。中央集權制度造就了中國的統一和歷史上長期的「繁榮」、「穩定」，但也造成了中國的長期衰退和落後，特別是特權意識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的思想深處。可以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時時閃動著詭譎險惡的特權魅影，至今未曾絕跡。隨著近代以來西風東漸以及巨大的社會震蕩與變遷，東西文化相互滲透、交融，當下的意識形態和民間思想生態早已迥然不同於從前。竊以為，在民主和科學暢行的現代社會，對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必須徹底否定和清除，正如我們徹底否定「文革」一樣。張先生說，「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專制主義不論何時，都應該否定，但歷史上中央集權制的優缺點及其貫徹執行者的情況，我們應實事求是地評價，不應過於片面和偏激，也不應感情用事。」評價歷史問題，的確不能「片面和偏激」或「感情用事」。但應當看到，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制度是融為一體的，沒有制度作依託，這主義該如何張揚並得逞呢？我以為，中國所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度，尤其是要對其長期運行所產生的特權意識、專制文化等早該送進歷史博物館的東西，其消極影響必須高度警惕和遏制。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志曾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鄭重指出，「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頁)這是有針對性的，他所提出的「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值得我們時時牢記。這也是我們對鄧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的最好紀念。(作者為中共山東萊蕪市委黨校科研處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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