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反貪困局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在後世還有頗好的口碑，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對官吏非常嚴厲，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既然官權受約束，民權自然就能出頭，老百姓就能過上好日子了。明中葉的著名清官海瑞就曾經非常仰慕地讚歎，說太祖對魚肉百姓的官員不惜施以慘刑，百姓得以安居樂業，是歷史上的「千載一時之盛」。直到1955年，吳晗先生在一篇論文中談到朱元璋反貪時仍然下了這樣一個結論：「朱元璋下定決心，隨犯隨殺，甚至嚴厲到不分輕重都殺，對貪污的減少是起了作用的，對人民有好處，人民是感謝他，支持他的。」　　對上述論斷，有幾個問題值得一說。朱元璋對待官僚隊伍十分苛酷，原因就在於怕這些人上下其手，貪污、害民，而在他看來，這簡直就是在挖他王朝大廈的牆角，非痛下辣手不可，所以，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反貪最為嚴厲，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而朱元璋也堪稱最恨貪污、處置貪污最不留情的皇帝。　　但是，朱元璋反貪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完全都是積極的，還大有討論的餘地。　　首先，朱元璋大力約束官權，是不是就意味著民權的擴張，並由此導致百姓的安居樂業?恐怕並不盡然，朱元璋以嚴刑峻法為後盾的強力控制，不僅是針對官員，也是針對平民的，洪武朝並非只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平民百姓的盛世。　　其次，朱元璋的反貪雖然足夠鐵腕狠辣，但是否就說從根本上遏制了官場上的貪污腐化之風?恐怕也不能這麼說。其反貪效果不佳，是連他自己也要忍不住大感沮喪的。在朱元璋的反貪風暴中，有很多冤假錯案，對那些無辜者，今之論者能否僅僅因為他們是官僚集團的一員，就站在一旁拍手稱快?　　面對這麼多問號，我們對朱元璋的反貪肯定無法單純給予掌聲。作為一個現代人，在道德評判之外，更應該思索的是：朱元璋真心反貪，其手段又如此嚴厲，為什麼最終還是陷入了一個宿命的困局?　　　　教化與刑殺的兩手　　　　朱元璋反貪，放在那個時代來說，幾乎已窮盡其技。　　他可以放低身段，對官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洪武初年，各地府、縣的官吏來朝，他對這些手握百姓身家性命的人說：「現在天下新定，老百姓生存維艱，就像鳥兒初飛和樹苗剛栽下去一樣，你們可不要拔鳥的羽毛和撼動樹根啊。」這是誘導官員激發「天良」，希望他們不要逼百姓太狠，以免重蹈元王朝覆滅的命運。　　朱元璋並非只會殺人，他一樣擅長對官員做思想工作。他曾經打過兩個比喻：一日「今汝俸祿，有如力田」，二日「守俸如井泉」。意思是說，國家的俸祿相比貪污得來的橫財，當然少了點，可是好在「歲享其利，無有已時」，而貪污所得，一旦事發頃刻立盡。　　在廉政教育上，朱元璋也是煞費心機。洪武二十五年，他命戶部備錄各品級文武官員一定的祿米數，並據稻穀出米率換算成用谷數，又寫明田畝的糧食產量和付出勞動的多寡，匯為一書，命名為《醒貪簡要錄》。官員們從朝廷里領的祿米，費谷多少石，種田的農民又會付出多少勞動，一目了然。太祖希望用這樣真實的數據教育官員，誘啟他們的x90乓xFE之心。這本《醒貪簡要錄》很有可能是最早的「廉政教材」。　　從這兩個比喻和這本「廉政教材」中，頗能看出朱元璋的苦心。　　當然，朱元璋最為人熟知的，還是對貪官的殘酷打擊。當時官吏貪污白銀60兩以上就要被處死，貪污80貫則處以絞刑。朱元璋在處理貪污案件時，又往往法外用刑，諸如斷腳筋、挑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抽腸、剝皮等很多不載於法律的酷刑。據野史記載，當時各地都特建一廟，專門作為剝皮的場所，謂之「皮場廟」。貪官被押到那裡，先砍下腦袋，掛到旗竿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往人皮中塞滿稻草，成為人形，擺在衙門裡作警示之用。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反貪喜歡大搞株連，一個案子事發，常常要因此倒下一大批官員。像有名的戶部侍郎郭桓貪污一案，牽連其中而喪生的高達數萬人，真正是「殺人如草不聞聲」!據說，長期在恐怖氛圍中討生活的官員們看出了一點朱元璋喜怒的規律，哪天朱元璋的玉帶被按在腰下，便是大開殺戒的信號，若這根帶子到了胸前，官員們就可以鬆一口氣了。　　以刑殺輔助教化，大肆屠戮，無疑會對官僚階層形成很大的震懾作用，但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首先是使知識分子視人仕如畏途，有的寧願毀損肢體也不願為官；其次是其中積累了很多冤案。朱元璋的反貪有時候全憑捕風捉影，而這些風和影，他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照樣大開殺戒。所以對那些冤魂，我們當然不能因為他們是官就一律稱讚殺得好。　　　　民拿害民官吏　　　　提起反腐，現代人常會把「制度建設」四個字放在嘴邊。有人撰文，為了讓文章更有說服力，又喜歡拿古代的事來作例證，動輒說中國傳統社會只講人治，所以在反腐問題上，「制度建設」云云彷彿是一個極度稀缺的東西。　　其實，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當然。　　設計出一種監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員在監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春秋戰國時期的御史一職已兼有監察的職責，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為專門的中央監察機構，漢承秦制，在中央設御史府(台)，在地方設立十三部刺史，並首開先河，制定了監察法規《監御史九條》和《刺史六條》。此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日益嚴密。　　當然，古代的監察之權都來自於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從於鞏固皇權這一中心的。這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萬變不離其宗的一個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點，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個性，朱元璋時代的監察官吏制度和他頒布的其他許多政策一樣，仍然具有濃重的朱氏色彩，如：　　設登聞鼓。「洪武元年，置登聞鼓於午門外。」這個鼓是專門鼓勵百姓擊鼓告狀的，為了防止走過場，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裡負責查看，凡民間有冤情而地方官員又不受理的，當事人可以擊登聞鼓，由御史帶著上奏。　　設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級並不高，但權力很大，相當於欽差大臣，專門負責在各個地方巡視，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稟報，小事則可以徑行處理。　　設置特務機關。檢校、錦衣衛都是直接聽命於皇帝的特務人員，是皇帝的超級耳目，任何官員都在其偵聽、窺伺範圍之內。特務機關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圖謀叛亂，而掌握其貪污不法的劣跡也自然包含在內。　　而在朱元璋創立的各項監察制度中，最有研究價值、最耐人尋味的，當數「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國傳統社會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稱是一個重大的制度突破。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明載於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種刑法《大誥》中。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為在此之前，朱元璋頒布的「嚴禁官吏下鄉」的命令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所以，對「違旨下鄉，動擾於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壓良善的貪墨之吏，允許民間年高德劭的百姓率領青壯年將其綁縛，押到京城，而且誰也不能阻擋，「敢有阻擋者，其家族誅」。　　官吏下鄉常常擾民，朱元璋居然要立法不許官吏下鄉，這樣一條法令當然是荒唐的。官員是否擾民，關鍵不在於是否下鄉，他不下鄉，難道就不會擾民害民了嗎?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對此就有激烈的抨擊，他說：「官員不下鄉，則其對轄區內的地理形勢和風土人情必然懵懂無知，如何行政?不許官吏下鄉，那些喜歡偷懶的官吏自然求之不得，樂得以此為借口優哉游哉，而想做事的官員卻被活生生束縛了手腳，簡直是因噎廢食!」　　沈家本的批評合情合理，如此一來，隨「嚴禁官吏下鄉」命令而來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難免會受到一些非議。　　首先，這一制度的無政府主義色彩非常濃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個人的主觀臆想基礎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　　其次，對百姓來說，可操作性並不強，而且顯而易見，其風險是非常大的。雖然《大誥》中沒有明確表示，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證不實的話，對這些大膽的百姓如何處理，但考慮到歷代對所謂「誣告」懲處極為嚴厲的常規，可以想像，任何一個百姓在遵照聖旨拿獲害民官吏，綁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為誰都明白，所謂「害民」與否，這個界定相當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間常常是各有各的標準，如果皇帝派人查證，雙方各執一詞怎麼辦?在權威對民間權利處於壓倒性優勢的條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說的「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無可忍，準備拿獲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須好好掂量一下，畢竟這是一件關係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也許正是緣於上面一些因素，「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並沒有結出很好的果實。史載，朱元璋的命令頒布後，真正撞到了槍口上、被「刁民」拿獲的官吏不過區區兩三例而已。如貴州黔陽縣安江驛丞李添奇「恣肆為非，害民非止一端」，「致被士民李子玉等率精壯拿獲赴京」，李添奇被斬趾；又有河北某縣主簿汪鐸等人「設計害民」，「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名綁縛赴京」，汪鐸被處死。可以看出，就是這區區兩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罷了，由此也可證明，「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並未能夠普遍而有效地實行。　　如果缺乏相應的配套制度，單靠個人拍拍腦袋就出台政策，哪怕這個人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哪怕這個政策看上去很美，其難達初衷也是一定的。不過，朱元璋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民眾力量來監督和懲治貪官污吏，畢竟是前無古人的嘗試，只要想想傳統社會官威積重難返的現實，就不應該低估這一制度中蘊含著的深長意義。只是這制度突破的一點星火，限於歷史的主客觀條件，未能形成燎原之勢罷了。　　　　奈何朝殺暮犯　　　　朱元璋鐵腕反貪，雖有一定的震懾作用，但卻不能從根本上遏制貪風，他不斷掀起反貪風暴，眼皮底下卻鬧出了產部侍郎郭桓的貪污大案就是一個證明。越到晚期，朱元璋的反貪手段就越殘忍，他對反貪的效果就越悲觀。他不止一次地如此悲嘆：「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甚至自謙「才疏德薄，控馭之道竭矣」。　　朱元璋的反貪，為什麼會陷入困局?　　像朱元璋所建立的高度集權的王朝，其本身就是孕育特權階層的溫床。民眾對官僚沒有基本的監督和控制權，必生蠹蟲，這應該是一個根本的癥結。由於民權受到極大的限制，即使是一些初衷很好的制度，也會漸漸變質。　　就拿上面所說的巡按制度為例，朱元璋設置巡按御史，本意是靠他們在地方上厲行監督，使地方官員不敢犯法，所以賦予了他們很大的權力。但這些御史們並非個個是聖人君子，即握有皇帝授予的大權，難道就不會為了私利，打擊正直的地方官員，甚至和貪黷者串通一氣，瞞上欺下嗎?如此一來，多了一個巡按御史，對正直守法的官員來說多了一層掣肘，而對百姓則更糟糕，餓狼之外又來一虎矣!事實上正是如此，明王朝的巡按御史制度越往後，其弊端也就越多。究其原因，問題的關鍵並不在制度本身。在皇權中心下，任何一個反貪的制度，都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重大局限。　　而從「技術」上分析，朱元璋的反貪還有下列缺陷：　　他對官員過分苛刻。朱元璋是個小農思想極重的人，史家皆稱「明官俸最薄」，他最喜歡看見谷滿倉，恨不得手下官員只做事不吃飯。一個四品官員被罷官後因缺乏回家的盤纏，竟不得不將4歲的女兒賣掉湊錢，朱元璋聽說後不悲憫也不反思，只覺給聖朝丟了臉，將其處以腐刑，可這有絲毫補益嗎?想用最低的成本豢養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又指望這些人天良發現不貪不佔，對下愛民，對上盡忠，如何可能呢?　　朱元璋的鐵腕反貪，很大程度建立在他對官僚集團不信任的基礎上。官員動輒得咎是洪武朝的家常便飯。吳人嚴德珉由御史升任左僉都御史，僅僅因為以疾求歸，便引起了朱元璋的疑忌，將其臉上刻字，流放到邊遠地區。到了明宣宗時代，這人還在，有人見他臉上有字，便問他當年犯了什麼法。他回答說：「太祖時國法甚嚴，做官者很難保全，那頂官帽可不好戴啊。」說罷竟向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這四個字，著實讓人感慨無限!　　皇帝和官僚集團沒有建立起碼的信任關係，就會帶來兩個後果：一是官員們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在普遍因循守舊、畏法保位的大勢下，很難有什麼大的作為；二是因怕官員在一個職位呆久，滋生流弊，所以要頻繁變動。這本來也是防貪之一法，可是朱元璋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明史》說，終洪武朝，為戶部尚書者四十餘人，平均不到一年換一個，刑部尚書也是如此。這可都是正部級的高官，是要思考和策劃方針政策的啊，如此頻繁地更換，往往自己的計劃剛剛實施就挪了地方，又怎麼能夠指望在這些人中誕生治世之能臣?　　朱元璋又過於看重反貪中殘酷手段的威力。亂世中起家的朱元璋很迷信暴力，總對人宣揚元王朝丟天下是因為「過寬」，所以他自己要以猛治國，施之於嚴刑峻法，殊不知剛猛的東西終究是難以持久的，這就像一張拉得滿滿的弓，如果始終不鬆懈就一定會綳斷一樣。　　清末沈家本評價朱元璋的反貪，認為他沒有找到問題癥結，只是一味地依賴暴力，「不究其習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終於威竭而不振也」，無論多麼讓人畏懼的「威」，終有「竭而不振」的一天。　　事實證明，沈家本一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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