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文学文化之可爱凉州【图文】
目 录
作者基本情况及主要编著成果 第一篇 历史巡礼 第二篇 建设成就 第三篇 文化荟萃(上) 第四篇 文化荟萃(下) 第五篇 风物揽胜 第六篇 乡贤名人 第七篇 逸闻传说
王其英同志基本情况及主要编著成果
一、基本情况及主要简历 王其英,男,生于1959年9月,汉族,籍贯武威,1982年1月参加工作,1986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75年1月(高中毕业)至1978年2月在乡务农,任会计等职;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西北师大中文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82年1月至1990年6月在武威八中工作,任一级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教导副主任等职;1990年7月至1995年7月在县级武威市委宣传部工作,任宣传组组长、讲师组讲师;1995年8月至1997年6月任县级武威市委讲师组讲师、副组长(副科),1997年6月至2005年6月,任县级武威市、凉州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5年7月至今,任凉州区政府办主任,兼任《武威市志》编委会总编(1998年4月)、外事办主任(1999年9月)。 1985年1月至12月,参加《人民日报》新闻函授部新闻业务学习,结业;1998年3月参加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培训;2003年12月赴日本考察访问10天。 二、主要著述 (一)编著类 1、《爱我中华 爱我武威》 宋振林等主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8月;完成第一章约2.5万字(全书共12万字)的编写及全书策划、统稿、审定。 2、《邓小平理论学习与实践问题解答》,左尚志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完成4万字40个问题(全书共20万字170个问题)的编写工作。 3、《精神文明与“精神温饱工程”》,潘竞万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完成第四、五、六、七章约3万字(全书共11万字)的编写。 4、《武威金石录》,王其英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全书约45万字,收集新石器时期至当代的金石碑刻270多通<件>,寺庙宫观等古迹700多处,匾额77块,对联300多联,照片152幅,其中金石碑刻照片133幅,有关文章5篇,附表2份)。获全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5、《西部明珠-凉州》,张效林、王其英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全书上至新石器时期,下至2001年,涉及凉州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风物名胜、民俗传说、乡镇概况、历史人物等内容,共32万字,200幅插图、照片、地图)。 6、《乡土凉州》,师守祥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完成其中《历史人物》一章的编写及全书的统稿、审定。 7、《可爱的凉州》,王其英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2月(该书为“全国中小学生民族精神乡土教育丛书”凉州卷,内容包括凉州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物、民俗、传说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共21万字,80幅插图,附表2份)。 8、《二十四节气漫谈》,约2万字,分24篇,从2006年2月6日开始在《武威日报》连载。 (二)论文类 1、《善的渴求 美的呼唤—老舍散文<小麻雀>评析》,《张掖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一波多析 卒章显志—杨朔散文<荔枝蜜>评析》; (以上两篇收入《初中现代散文评析》一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3、《凉州谱新曲,武威跨骏马》,收入《名城美》一书,气象出版社,1990年5月;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奏曲”—试论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收入武威地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理论研讨文集《继往开来》一书,1993年12月; 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武威地委讲师团《理论交流》1994年7月第1期; 6、《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初探》,收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巡礼》一书,求实出版社,1997年8月; 7、《武威段氏与云南大理国》,《西凉文学》2002年第2、4、5期合刊; 8、《武威金石文化概论》,同上; 9、《五凉文化概述》,市政协《武威文史》第1辑,2003年7月; 10、《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日本国秋田县鹿角市友好交往及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简史》,区政协《凉州文史资料》第7辑,2004年2月; 11、先后在《武威日报》发表《名城保护与修复古建筑之管见》(1999.8.24)、《编纂武威金石录的意外收获》(2001.1.8)、《五凉姑臧城:中国王都的鼻祖》(2004.11)、《凉州匾额存遗》(2004.10.15,获“天一杯”征文奖)等文章; 12、《中国城市年鉴》1997年-2001年各卷中有关县级武威市方面的文章5篇; 13、《塔·白塔(寺)·百塔(寺)及凉州佛塔》,收入《凉州会谈报告会文集》(2004年8月甘肃武威第三届天马文化旅游节内容之一)和区政协《凉州文史资料》第8辑(2006年5月); 14、《银武威·金武威(金凉州)疏解》,区政协《凉州文史资料》第8辑,2006年5月; 15、《试论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的地位和影响》(2006年7月第五届天马文化旅游节内容之一“五凉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三)文艺、新闻类 1、先后在《武威日报》发表《阳春三月话清明》、《春暖花开话风筝》、《香港回归话牛鉴》、《饮水思源话古槐》、《林则徐在武威二三事》等散文; 2、《凉州风 凉州人》电视专题片解说词(与宋振林合写),甘肃电视台1991年6月播出; 3、《母亲的小铃铛》,《西凉文学》1999年第2期; 4、《武威吟咏(古风四首)》,收入《武威新咏》一书,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7月; 5、1982年以来先后在省市部分报刊、电台发表新闻作品若干篇。 (四)指导、审定、编纂武威、凉州地方志文献 1997年10月至今任《武威市志》、凉州地方志编委会总编,具体主持完成《武威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兰大版),1998年1月)出版发行后,协调指导并亲自统稿、修定完成出版发行的武威(凉州)地方志丛书有《水利志》(兰大版,1998.4)、《金融志》(内部刊印,1998年)、《教育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6)、《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兰大版,2001.8)、《武威金石录》(兰大版,2001.8)、《广播电视志》(兰大版,2001.8)、《工业志》(兰大版,2001.9)、《审判志》(兰大版,2001.12)、《民族宗教志》(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7)、《粮食志》(兰大版,2002.7)、《人口计划生育志》(兰大版,2002.9)、《地震志》(兰大版,2003.3)、《乡镇企业志》(内部刊印,2003.7)、《民政志》(兰大版,2003.7)《文物志》(内部刊印,2004.11)、《人事志》(兰大版,2004.11)、《卫生志》(兰大版,2005.1)《军事志》(内部刊印,2004.9)等18部,达1000多万字,其中有5部获全省一等奖。《劳动志》、《土地志》、《供销志》已修改统稿,进入出版程序;《财政志》、《农业志》、《畜牧志》、《文化体育志》等基本完成编纂工作,进入初审阶段。 凉州区的地方志编纂工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先进行列,2004年3月,被评为全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非专业工作者中唯一获此殊荣)。 (五)参与编辑的历史文献资料 1、《武威县地名资料汇编》,武威县政府编印,1982年3月; 2、《中共武威市委党史大事记》,武威市委党史办编印,1999年9月; 3、《五凉全志校注》,张克复等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4、《中共武威市组织史资料》,武威市委组织部编印,2001年5月; 5、《凉州春秋》,王宝元著,兰大出版社,2003年9月。
第一篇 历史巡礼
打开地图,将目光投向中国地理位置中心区域。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之间,有一条长约1000公里,宽约70公里至100公里的狭长地带,因其位于黄河之西而又形似走廊,得名河西走廊。这条走廊东端的第一重镇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凉州。她历尽沧桑,几度辉煌,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仿佛一朵多彩的浪花,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皇娘娘台的遗存 ——凉州史前文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远在200多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从那时起,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犹如满天繁星,遍布祖国各地,形成灿烂的华夏古文明序列。在这个序列中,也包含着凉州先民的伟大创造。 今天凉州所在的河西走廊,在距今6亿年以前的远古时代,还是一片苍茫的古海洋。后随地壳演变,隆起成为祁连古陆。在距今约7000万年以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祁连山区急剧上升,形成了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山脉以北的东部地带,形成了现代武威盆地的基础。祁连山森林茂密,禽兽出没;源源不断的积雪融水流出山谷,汇集为河流,聚积为湖泊。草原、森林、湖泊组成了一块美丽的绿洲。距今约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最早的凉州先民就过着狩猎、采集、游牧生活,辛勤开垦着这块土地,掀开了凉州历史的第一页。 据考古发现证明,远在四五千年前即新石器时代,凉州居民的文化发展状况已与中原地区相接近,居民接近于现在的华北人。因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和广河齐家坪而得名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分别是距今约四千年以前我国黄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文化的代表。在凉州城南约15公里的古城镇五坝山、西南20公里的南营乡青嘴喇嘛湾、城东30公里的东河乡王景寨等地发现了代表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文化即马家窑文化的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还有为数不多的岩画,既反映了凉州原始的狩猎、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绘画、彩陶艺术,也反映了凉州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观察等等。 在凉州境内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文化即齐家文化的代表,当属城北2.5公里处的皇娘娘台遗址和海藏寺遗址。皇娘娘台遗址位于金羊镇宋家园村,遗址面积为12.75万平方米。1957年9月至1975年4月,甘肃省博物馆先后发掘4次,发掘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发现房子9座,窑穴65个,墓葬88座,出土各类文物数百件。房子多为方形,或半地下穴式,或地面建筑。这些房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房内居住面和墙壁下部多抹有一层白灰,平整、光滑,具有隔湿防潮的作用。这些特点与黄河流域同类型文化遗址相同。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常见的有石斧、石镰、石刀等。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玉器、陶器。农作物主要为粟。陶器以泥质和砂质红陶为主,早期多为手制,晚期则为轮制;陶器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并有大量彩陶;陶器种类多样,造型优美,胎薄面光,独具风格,显示了凉州原始手工业的进步。还出土了一些铜刀、铜锥、铜钻等铜器。经科学化验,多为红铜,纯度很高,除天然的微量(0.1%~0.2%)杂质外,没有人工加入锡或铅使成合金,有铸造和锻打两种。铜器数量之多,使用范围之广,制作水平之精,充分反映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是中国迄今成批出土年代最早的红铜器。 从皇娘娘台遗址及凉州乃至河西地区考古资料来看,当时的凉州先民过着较为固定的以农业为主、兼有较发达的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经济生活,经济形态和社会状况有显著进步。皇娘娘台的墓葬以合葬墓为多,有4人、3人或2人合葬,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夫妻合葬墓,表明了家庭已是这个时期较为普通的现象。但无论是几个人合葬,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或左或右,面向男子,侧身屈肢,作屈从和依附状。随葬品也多寡有别,男多女少,有的墓中多,有的墓中少,甚至没有。其中的一个单人墓葬中,随葬陶器28件,其中彩陶就有6件,还有石制斧、镰、刀、矛等生产工具和武器。这表明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已经确立,严重的贫富分化已出现,私有制已产生。这一切都是阶级孕育的温床。这种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使代表齐家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凉州皇娘娘台遗址所处的河西地区先民,也和中原先民一样,即将走出那漫漫的蒙昧时代,跨入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的门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凉州皇娘娘台遗址是整个河西地区齐家文化的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皇娘娘台本身,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皇娘娘台亦称尹夫人台。尹夫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王李暠的妻子,在李暠创建西凉政权中浸注了她的心血和智慧。李暠卒后,其子李歆贪功好战,酿成国破家亡的巨大悲剧(类似于“纸上谈兵”故事的主人公赵括),尹夫人被北凉掳至姑臧,囚禁于西城外汉窦融所筑的台上。唐代开国皇帝系李暠的子孙,为纪念祖先,在尹夫人台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寺院,名为“尹台寺”。唐代诗人岑参曾登此台,作有《登凉州尹台寺》一诗,可见尹台寺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尹夫人台经历了千百年漫长岁月,以后被人们称之为皇娘娘台。至20世纪80年代,在此南面建起甘肃皇台曲酒厂(今皇台集团公司),享誉中外的美酒“皇台”之名即源于此。现厂内重建了皇娘娘台庙(尹台寺),内有皇娘娘铜造像1尊,侍童像4尊。1983年,距皇娘娘台不远的海藏寺在开挖人工湖中出土了一批齐家文化时期的玉、石璧等器物,同样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在相传为大禹所著的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专著《尚书·禹贡》中,详细记载了大禹划分九州、治理山川的英雄业绩,其中记载了西部一带从陕西到潴野的水利工程及其业绩。“潴野”即“潴野泽”,据有关资料记载和学者考证,在凉州东北100多公里处。这说明,在遥远的古代,先民们就进行着开发和建设。这既是关于凉州最早的文字记载,同时说明凉州的开发与建设已和华夏民族公认的首领大禹联系在一起。 二 群雄角逐的舞台 ——凉州古代民族追溯 古老的凉州大地,受惠于祁连雪水的滋润,林木葱笼,水草丰美。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这里就有先民居住,戎、羌、月氏(也作月支)、匈奴这些古老的民族虽已成为历史的过客,但他们在大漠、绿洲间搅起的烟尘,曾久久停留在历史的天空,以自己的文明和生存方式影响着华夏历史的进程。 经考古断定,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凉州绿洲上就有跟中原文化相接近的民族部落生息繁衍,放牧耕种,最早的居民应为戎、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因而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时代。这时的凉州一带是西戎驻牧的地方。《礼记》载:“西方曰戎。”《左氏春秋》载:“允姓之戎,居于瓜州。”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些许信息,加上考古发现,大致可以确定西戎是凉州大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最早先民,而羌族是西戎的后代,他们都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羌的本义是牧羊人,他们做为游牧民族,居无常依,逐水草而生,在整个河西都留下了足迹。后来随着乌孙与月氏的逐渐强盛和扩张,羌族被迫从广阔的河西绿洲平原迁徙到祁连山中,一部分进入青藏高原,成为后来吐蕃、党项等民族的祖先。乌孙驻牧凉州时,在凉州留有原始聚落赤乌镇(赤水军),这是凉州有史可稽的最早的城市雏形。乌孙和月氏这两个民族共处了一段时间后,月氏打败了乌孙,并杀死乌孙王,乌孙部众四散,月氏成为凉州的新主人。乌孙部落失败后,大部分归附了河西走廊北部的匈奴,一部逃到伊犁河流域,建立了乌孙国。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通西域时汉朝又与乌孙建立了友好关系,汉武帝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于乌孙王。其后,乌孙逐渐与邻族融合。月氏同样是一个原始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它是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实力十分强大,整个河西走廊都是月氏和乌孙的游牧领地,而凉州一带则主要是月氏人。公元前170年前后,月氏人不能阻挡匈奴族强大的铁骑,战败后,大部逃往西域,后征服大夏(中亚细亚一带)人,在阿姆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史称“大月氏”。大月氏对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最先通过大月氏僧人传入中国,琉璃瓦制造技术也为大月氏人所创。留下的小部分月氏人则避居到祁连山以南,与羌族杂居,史称“小月氏”,逐渐和当地民族融合。从此,广袤富饶的河西走廊成为匈奴的天下。 匈奴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于我国北方的大漠南北、黄河河套地区及阴山一带。秦末,匈奴乘中原楚汉相争之际,迅速强大起来。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位后,历经多次征战,于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派匈奴右贤王击败月氏占领河西地区,同时向东征服了东胡族。它的疆土东至朝鲜半岛,西逾葱岭,整个北中国都归于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政权机构由单于、左贤王、右贤王组成,单于是匈奴及其政权的最高首领。左贤王派休屠王、昆邪王分管河西东部与西部,并将一部分部落迁居于此,设立了统治机构。今武威一带,是休屠王的领地。休屠王在今石羊河西岸筑有休屠城(遗址在今四坝镇三岔堡),作为王宫。同时,匈奴在原乌孙聚落赤乌镇的基础上筑姑臧城。这两座城是凉州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而姑臧城又是凉州城的基础,有2100多年的历史。从此,姑臧作为武威乃至凉州的政治中心和别名一直出现在历代典籍当中。姑臧城的建立是凉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见证。匈奴人统治武威期间利用这一带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不断增强实力,经常侵扰汉朝北部和西部边境,严重威胁着汉朝政权。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万人两次深入河西腹地,彻底打败了驻牧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先后置武威等河西四郡,强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此后,匈奴又经过汉王朝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后,逐渐衰落,北匈奴大部迁徙到西域或欧洲,南匈奴归顺汉朝,逐步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从此以后,中原文化开始向河西走廊传播。 汉开河西四郡之后,羌族等民族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然频繁地在这一地区活动,有时甚至严重影响着汉族政权的统治。王莽末年,天下大乱,羌族势力大盛,乘乱侵扰河西诸地。东汉时,羌族三次大起义,河西局势很不安定。东汉末至曹魏,卢水胡(匈奴的一支)、鲜卑等少数民族在河西的力量逐渐强大,河西又进入民族纷争时期。汉灵帝先后派段NFDF、皇甫嵩等平定了羌族之乱,魏文帝派张既平定了卢水胡之乱,晋武帝派马隆平定了鲜卑之乱,河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安定局面。 东晋十六国时,五凉政权更迭频繁,其中三个政权属少数民族,即氐族建立的后凉、鲜卑族建立的南凉、卢水胡建立的北凉。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和之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西魏、北周,统治凉州200多年,对凉州的历史文化曾产生过深刻影响。隋唐之际,突厥、吐谷浑、吐蕃先后崛起,不时侵扰凉州。贞观九年(635),吐谷浑积聚兵力大举进攻凉州。唐太宗任李靖为统帅,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全力合击,大败吐谷浑。为牵制吐蕃,唐朝又支持吐谷浑建国,并以宗室女弘化公主许配吐谷浑西平郡王慕容顺之子诺曷钵为妻。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进攻吐谷浑,诺曷钵不能抵御,与弘化公主率数千帐逃奔凉州南山,吐谷浑从此亡国。吐谷浑王族在凉州居住9年,大部分成员死后安葬在凉州南山青嘴喇嘛湾。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经丝绸之路在这里交融、汇聚,使凉州的经济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后,中原大乱,边镇空虚,吐蕃乘机侵入河西。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凉州沦落,陷入吐蕃统治近百年。期间,吐蕃文化和藏传佛教随之传入。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收复凉州,但好景不长,吐蕃复占凉州。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吐蕃、回鹘、党项族和宋朝围绕凉州展开了一场拉锯战,最终是在1003年,以党项族首领李德明攻占凉州而告终。党项族建立西夏政权后,凉州作为西夏陪都,被统治220多年,西夏文化在凉州留下了很深的影响。1226年,成吉思汗攻占凉州,凉州归蒙古族统治。由于蒙古族的异常强大,中国北方多民族鼎立的局面被打破,从此以后,凉州和整个中国大地基本结束了各民族相互争战的历史。1644年,满族建立清朝,凉州又归满族统治,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而结束。 异族的入侵,自然不是一件幸事:生灵涂炭,人民背井离乡;田园被毁,城市变为废墟,甚至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然而战争在客观上又是历史进步和民族融合不自觉的工具。纵观凉州民族史,既是一部多民族不断纷争、不断融合的历史,同时也是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凉州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吸引了历史上多民族的俊彦英才,如金日NFDF5(匈奴族)、姚辩(羌族)、安兴贵、安修仁、安元寿、李抱玉、李抱真(以上月氏族)、契苾何力(突厥族)、余阙(党项族)、斡栾、达云(以上回鹘族)、吴允城、毛忠(以上蒙古族)、论引仁、潘罗支(以上吐蕃族)等,他们或为辅臣,或为将帅,或为世族首领,为凉州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社会的稳定不遗余力,子孙后代及部族多与当地民族融合。从时间而言,若从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在凉州设郡置县算起,共历2100多年,其中由氐(羌)、鲜卑、匈奴、吐蕃、党项、蒙古、满族先后建立国家政权统治达900多年,期间虽有战乱、纷争,但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大发展的历史大潮流却并未改变,而且汇入历史的长河,创造了煌煌凉州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特别是佛教文化和多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艺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经过几千年的变迁和融合,形成今天的汉、回、藏、蒙、满等十多个民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同时,也有许多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既有少数民族的“汉化”,也有汉民族的“胡化”。通过“汉化”和“胡化”,推进着民族融合的步伐,共同促进了民族的大团结。凉州的历史,凉州的民族关系尤其如此。 三 耀武扬威的时代 ——汉开河西四郡 西汉初年,匈奴利用楚汉相争、中原大乱的机会,南越长城不断侵扰河套地区和河陇地区,占领了许多地方,并驻重兵,对汉朝西部构成严重威胁。而西汉王朝因经过长期的战争,国力空虚,无力对付匈奴入侵,被迫采用和亲和进贡物品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宁。至汉武帝时,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剧增,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武帝又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一面了解掌握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一面联络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欲开通丝绸之路。当汉武帝了解到西域各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匈奴又隔断了河西通往西域要道的情况后,毅然决定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1万余人出兵河西。汉军出陇西(今临洮县),过金城(今兰州),越过焉支山(今山丹县境内),深入匈奴领地千余里,一路势如破竹,大败匈奴休屠王,占领了河西走廊东部,获得了匈奴的祭天金人,送交长安以显示武功,史称“河西战役”。为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就把这块地方命名为“武威”,意为汉朝武功军威显示之地。这年夏天,霍去病领兵数万再次进军河西,直逼匈奴主力,一举歼灭匈奴3万余人,打垮了匈奴昆邪王,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同年秋,损兵失地后的昆邪王率众4万降汉。强盛一时的匈奴从此失去了河西这块赖以生存的膏腴之地。流传下来的匈奴民歌说:“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充分说明了河西战役的重大影响。 河西战役胜利后,边患威胁基本解除,汉朝开始在这里置郡设县,建立自己的行政体系。先设武威、酒泉二郡,又从二郡中分设张掖、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昭帝时又置金城郡,故又称河西五郡)。武威等河西四郡的建立及河西防务的加强,是我国政治、军事和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畅通了河西走廊乃至中原通往西域、西亚的丝绸之路,不仅对发展河西的经济、文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加强民族融合,促进国家统一,沟通亚欧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也是武威及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中原王朝并行使国家主权进行统治的标志,揭开了武威历史的新篇章。自此以后,西域方物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大宛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也为中国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佛教的传入,则对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至今不衰的深远影响。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的丝织品以更大的规模向西输出,丝绸之路上成百上千的驼队络绎不绝。随着驼队的西去,中国的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传入中亚并传至西方,这无疑对中亚乃至西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凉州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驿站,并逐步发展成为长安以西的通都大邑。汉置河西四郡,也奠定了河西地区自汉以来城镇分布和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当时的武威郡有户17581,人口76419,领县10,郡治姑臧县(今凉州区)。姑臧是当时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也是历史上河西最早设置的县份之一。武威郡和姑臧县的设立,是凉州历史上匈奴修筑姑臧城后的又一件大事,为凉州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相传尧时禹平洪水,将天下分为九州,西北属雍州;汉武帝时将雍州改为凉州,以地处西方气候寒凉而得名。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刺史部,每部置刺史1名。河西四郡及西北地区属凉州刺史部管辖,“凉州”之名自此始而至今。当时的凉州治所在冀城一带(今甘肃天水一带),辖东至长安附近、西到玉门关外的广大地区。 西汉政府为进一步巩固河西的统治,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开始大规模修筑边防塞障。从敦煌到秦长城(今甘肃临洮一带),修筑了一条坚固的长城,每隔一段设置城堡和烽燧,用来驻军和报警。今天的凉州境内,东起黄羊河农场的圆墩子,西至九墩滩,约有10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并有多处汉代烽燧遗址。长城乡境内还有一段保存相当完整的长城及多座烽燧,反映了当时长城的规模。在军事进攻和防御的同时,发展生产、解决边防军务之需、增强经济实力是当务之急。西汉政府采取了“徙民实边”和“屯田”两大措施,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组织的西部大开发。屯田的开发者主要是戍卒,徙民主要是中原贫民、戍卒家属和罪犯。他们是大规模开发凉州的先驱,也是我国最早的军垦战士。为鼓励生产,政府供给移民生产工具,还发给他们一定的粮食和衣物,让他们安居乐业,专心从事农牧业生产。屯田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是驻在边塞要地和长城沿线的戍卒,一边戍边,一边耕田;民屯是移民垦田种植。为发展生产,戍卒和移民兴修水利,开渠凿井,引用祁连山的雪水和地下水浇灌农田,供人畜饮用。在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和屯田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农事经验得到推广,品目繁多的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普遍引种,加之重视水利,当时凉州一带的粮食产量较高,接近中原地区。 由于统治者采取了正确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使原来以游牧民族居住和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凉州,过渡到多民族逐渐融合,汉族逐渐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农业经济开始占据首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凉州经济繁荣,人口增多,成为全国较富庶的地区之一。凉州进入了历史上最初的繁荣和发展时期。 四 偏安一隅的繁荣 ——窦融与河西割据政权 公元8年,西汉外戚王莽夺取政权,自立为帝,史称新朝。这时,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些地方豪强和军阀乘机扩大地盘,拥兵割据。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隗嚣攻杀天水郡守,占领金城、武威等河西数郡,建立起割据政权。王莽政权瓦解后,波水将军窦融正确分析天下形势,自愿放弃在中原的职务钜鹿太守,主动请缨到河西任职,获得了更始帝刘玄的允许,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利用自己熟悉河西情况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他的政治才能,广交名士,安抚百姓,得到了河西群雄的拥护和地方上层人士的支持,并组织力量排除了隗嚣在河西的势力。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东汉建立。这年,窦融被酒泉太守梁统等人推举为“河西五郡大将军”,建立起了统辖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的河西割据政权,任梁统为武威太守。窦融统治河西期间,加强河西防务,整顿吏治,除暴安民,奖励耕织,选贤任能,使河西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口剧增。武威太守梁统在任职期间,减轻刑罚,兴修水利,奖励耕织,通货羌胡,使武威成为当时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河西最为富庶的城市。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姑臧不特为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当时,仅金城郡避难武威的人就达4300多口。梁统起用避难武威的官吏孔奋出任姑臧令。孔奋在任期间,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尽管天下纷乱,但“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经济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说明窦融政权实行的政策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局势的稳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窦融据河西建立政权,并非他的真心愿望,与割据陇西、四川的隗嚣、公孙述截然不同,他想到的是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当他听到光武帝刘秀有政治远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兵强士附时,决心东归,一心回到汉朝怀抱。于是派使者向光武帝上书献马,表示愿将河西五郡归属东汉中央管辖。光武帝随即任命他为凉州牧。窦融还献策并积极配合东汉军队消灭隗嚣势力,为东汉统一河西进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光武帝封他为安丰侯,让他继续管理河西五郡。在窦融的多次请求下,光武帝在消灭了最后一个盘据四川的割据势力公孙述之后,于公元37年召窦融进京参与朝政,河西地区尽归东汉统治,实现了全国的真正统一。 窦融在两汉之交、中原战乱、豪强割据的社会形势下建立的割据政权,虽历时不长,但他对凉州及河西地区的治理,特别是他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精神,为东汉时期河西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汉帝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窦融归汉被传为历史佳话。在这期间,河西诸郡相对安宁,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饱受战乱的中原人民纷纷迁徙河西,而凉州又是首选之地,这既增加了凉州的人口,吸纳了一批人才,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凉州的全面发展。当时的凉州,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闹市,而且成为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使凉州赢来了继汉开河西四郡以来的又一次繁荣,奠定了它在今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 政治中心的形成 ——魏晋统治河西与“凉州起义”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迅速衰落。军阀董卓于189年开始独揽朝廷大权,袁绍、曹操等发兵讨伐,一时间中原大乱,最后曹操统一了北方。220年,曹操之子曹丕建立魏国,称文帝。之后,刘备在四川建立蜀国,孙权在江南建立吴国,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时,凉州属魏国的版图,以姑臧为州治(首府)。这是武威正式成为凉州治所的开始。这时的凉州辖武威等9郡,地域包括现在的兰州以西,内蒙古西部,新疆东部,河西走廊全部和青海、宁夏部分地区。当时的姑臧既是河西的政治中心,也是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三国时虽然全国各地战乱相扰,但凉州总体上处于安定时期,只有极个别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战争。221年,卢水胡人治元多等进犯河西,发动叛乱,魏文帝任张既为凉州刺史,率兵平叛。张既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很快就平息了叛乱。三国时因“凉州绝远,南接蜀寇”,地位重要,魏国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在凉州开荒屯耕,修复和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并建立了不少学校,其目的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抚境内少数民族,以改变凉州旧俗。一些凉州的地方官吏也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地方经济。 在抚军大将军军师徐邈任凉州刺史期间,调和胡汉矛盾,打击豪右,大兴水利,广开水田,募民耕种,移风易俗,使凉州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百姓归心的繁荣景象。凉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西交通的畅通,不仅为西晋的短暂统一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以后“中州虽乱,此方安宁”的河西局势奠定了基础。三国时,从西域传入凉州的水果经过多年的栽培,已有很大发展。凉州葡萄、白柰(音奈,一种苹果)已成为贡品。特别是葡萄及葡萄酒,已具备了规模优势和质量优势。魏文帝曹丕曾写《凉州葡萄诏》一文,盛赞它味长汁多,是解酒佳品,其它地方的水果没有能比得上的。 公元265年,西晋建立。这时,我国北部和西北少数民族纷纷内迁。迁入凉州最多的是几十个鲜卑部落,秃发氏是其中的一支。内迁民族与汉人杂处,大部分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并吸收汉文化,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但西晋统治者歧视内迁的少数民族,派兵监视他们,向他们征收重税,强迫他们戍边甚至无故屠杀。这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忿恨,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权力争夺以及引发的军阀混战,加剧了社会矛盾。广大人民为求生存,揭竿而起,互相联合,和西晋统治者展开了斗争。270年,鲜卑秃发氏首领树机能领导鲜卑人民举行反晋起义,历时10年,史称“凉州起义”(或“凉州之乱”)。起义得到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的支持,一度使晋王朝失去了对凉州的控制。起义军先后打败前来镇压的西晋军队,然后,避开晋军主力锋芒,取得了三战三捷的战果,进而与多支起义军联合围攻金城。起义军在金城受挫后,经浴血奋战,突破包围,北上直捣凉州治所姑臧。278年,起义军在武威附近展开激战,杀死凉州刺史杨欣,包围姑臧城,开展了激烈的攻城战役。次年春,攻占姑臧,切断了西晋与河西的联系。因失去了凉州重镇,西晋统治者坐立不安,束手无策,急忙委派得力将领马隆为武威太守,募兵镇压。马隆改变作战方略,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树机能部下率众万余投降。279年,树机能兵败被杀,历时10年的起义被镇压下去。296年,河西又爆发了氐人齐万年领导的河西氐、羌人民反晋起义,坚持4年后失败。“凉州起义”及河西各族人民的反晋起义,是一次反抗西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正义斗争,沉重打击了西晋的封建统治,揭开了西晋末年全国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序幕。在斗争中,增进了凉州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步伐,显示了河西及凉州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压迫的巨大力量。 六 割据一方的王朝 ——五凉政权更迭河西 西晋统一不到60年,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和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的崛起,西晋灭亡,司马氏在江南重建东晋政权。中国北方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304~439)的130多年中,各民族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方势力纷纷建立割据政权,瓜分豆剖,烽烟四起,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十六国中,在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五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五凉”。因此,东晋十六国的历史,在凉州和河西来说就是五凉政权的兴衰史。五凉中前凉和西凉为汉族官僚政权,后凉、南凉、北凉则分别为氐、鲜卑和匈奴等少数民族豪酋建立;五凉中除西凉之外,都曾建都于凉州,其地域以河西为主,并延及甘肃东部及青海、新疆、内蒙的部分地区。五凉时期,凉州显示了自汉魏以来就已具备的特殊的政治、文化面貌,为历史写下了粗犷雄壮而又令人长叹的篇章。 1.修文偃武维护统一的前凉政权 五凉之中,前凉为最。存在的时间是公元301年至376年,介于西晋衰乱到前秦统一北方之间,其奠基者是出身于陇右官僚地主家庭的安定(甘肃平凉市)人张轨。 张轨,字士彦。他先后在洛阳、长安为官,以精通儒学、富有才干而显名晋室。他目睹朝政日衰,天下将乱之局势,便想效法窦融,到离京师较远的河西走廊安身立命,图霸一方。 301年,张轨以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身份到姑臧就任。面对严峻的局面,他一面讨伐反叛,打击寇盗,保持社会安定;一面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商业流通,安置中原流民,提倡儒学,兴办学校,重整封建统治秩序。不久,河西地区经济复苏,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有了保障,商业流通日趋繁荣。张轨还在凉州恢复货币流通,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百姓以谷帛为市”的状况,给河西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西域商人在河西交易者日渐增多,黄金、白银大量流入凉州府库。河西地区率先恢复货币流通,不仅是前凉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大事。此后500年间,河西经济实力一直居于北方各经济区的前列,其奠基者当为前凉。 张轨到凉州后10年,中原就发生了“永嘉之乱”(311),结果就是北方边地民族的大举内侵和汉族人群的大规模迁移。因此,张轨重建河西封建秩序及修文偃武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对中国北方的历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原大乱,西晋政权岌岌可危,张轨在保据河西的同时,力排众议,派兵到中原平乱,全力拥戴晋室,维护国家统一的局面,使河西地区成了西晋政权唯一安定的后方。中原地区的人民感谢凉州的援救,曾作民谣说:“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鸮,寇贼消……”以大马和雄猛的猫头鹰来形容凉州士兵的壮勇与强悍,张轨也被称为“张凉州”。由于当时河西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于是中原、陇右人口大量西迁,散兵、难民潮涌河西,“中州避乱者,日月相继”,避难者中有不少文士名流和豪望。张轨采取了积极接纳和妥善安置的态度,除录用士人,划出土地供流民耕垦外,还在姑臧西北置武兴郡,专门安置避难流民。此举不但为河西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河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为稍后的凉州儒学大兴聚集了人才。张轨还把10余万塞外鲜卑族移居河西一带,让其“务农桑,修邻好”,为开发和建设河西作出了贡献。由于经济发达,人口增多,张轨对姑臧城加以增修扩大,修建了不少富丽堂皇的宫殿,使之成为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姑臧经过张轨的增修,于是成为河西模范的城市,也就相当于中原的洛阳,影响了整个中国都城建设的规划。 张轨为前凉政权奠定了基础,于314年病殁于姑臧,临终遗命文武将佐“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其子张寔继位,建号永安,但仍效忠于晋室。张轨的后代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等,励精图治,国强民富。前凉政权在向东扩大势力的同时,西伐龟兹、鄯善等国,取得胜利,西域诸国都到姑臧朝贡,进献名贵物品。前凉国力达到顶峰时,统辖3州22郡,以姑臧为都城,疆域东达秦岭,西跨葱岭,北至居延(今内蒙古境内),南到河湟,占有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四省区的部分土地,成为当时北方地区除后赵之外最大的政权,也是五凉政权中版图最大的时期。张重华死后,10岁的儿子继位,大权旁落,前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政局动荡,朝政日趋衰落。376年,处于强盛时期的氐族前秦政权派兵攻凉,凉王张天锡兵败出降,前凉政权灭亡。前凉从张轨到张天锡五代九传,有国76年。 前凉政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以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自居,并受诏封,积极支持中原王朝,极力维护统一与安定。但因其距晋朝的政治中心较远,又自立年号,具有独立行政的性质,因此史学家多把前凉政权看作一个地方政权,归入十六国之中。 2.穷兵黩武外战内乱的后凉政权 前秦灭前凉后,占有河西地区近10年(376~385)。在这段时间里,秦王苻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借以巩固对河西的统治。一是将以张天锡为首的前凉豪族望姓和旧臣7000余户,强制迁住长安、关中一带安置;二是对前凉统治集团分化瓦解,任用一些前凉旧臣在苻坚中央政权和河西地区任职;三是选派一批前秦官员任河西州县长官以强化统治。前秦中书令梁熙任凉州刺史,勤政爱民,致力于发展经济,凉州大治。 后凉的建立者是氐族人吕光。吕光是前秦太尉吕婆楼之子,略阳(今甘肃天水市)人,与苻坚是同乡。吕光跟随苻坚屡立战功,成为前秦名将,后升任骠骑将军。383年,吕光奉命率兵7万、铁骑5000,出征西域,大破龟兹,西域诸国纷纷归附,取得了自西汉李广利伐大宛以来最大的胜利。吕光满载西域珍奇宝玩,带着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启程东返。东归当中,凉州刺史梁熙传檄责备吕光未奉诏而还师,并派兵在酒泉阻击吕光,被吕光击败。385年,吕光从西域回到姑臧,杀了梁熙,自领凉州刺史。后闻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被后秦姚苌所杀,吕光便于386年自立为王,设置百官,定都姑臧,史称后凉。 吕光是以氐人军事征服者的身份入据河西的,在对河西的治理中,采用了严刑重罚和以军事征服为主的简单的行政措施。参军段业进谏说他用法太苛,缺少恩惠。吕光说:“吴起无恩而楚强,商鞅严刑而秦兴”,拒绝接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滥杀凉州功臣名士。武威太守杜进在建立后凉时立有大功,为后凉政权尽心竭力,但吕光仅凭他人一句谗言就杀了杜进。他还听信谗言,杀了几名功臣,闹得众叛亲离。对从龟兹带回的高僧鸠摩罗什也不重用,甚至强迫他娶妻犯戒。凉州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而后凉统治者不能团结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力量,先后与鲜卑族、匈奴族、羌族等相互攻杀,激起了一些少数民族集团的反抗和拥兵自立,给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相反,在如何任用贤能,安定河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没有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许多生活在后凉的人才,没有得到吕光的信任,使人才济济的河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沉闷局面。所有这些,都使吕光政权建立在一个极不稳固的军事征服者的基础上,使后凉自建立之日起就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吕光在位期间,四处征战,穷兵黩武,曾数次向东扩张,讨伐西秦等国,均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河西地区,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停滞不前,文化教育不受重视,战乱不断,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徘徊之中。河西鲜卑秃发氏在湟水流域,卢水胡沮渠氏在张掖临松,敦煌太守李暠在酒泉、敦煌一带都树起了反凉旗号,后凉政权危机四伏。 399年,吕光病殁。临死前忧心忡忡,立嫡长子吕绍继位,命庶长子吕纂等辅政,并劝兄弟们同心合力,维持吕氏政权。但他死后未及下葬,吕氏兄弟即自相残杀,争权夺位。吕绍继位后更为残暴,后被吕纂击败,吕纂后来又被堂弟吕隆所杀,而吕隆又多杀豪望,更是不得人心。后凉诸吕势力内部残杀,政治腐败,加之灾荒连年,大大削弱了统治力量。403年,后秦派兵攻取姑臧,后凉王吕隆降秦。后凉从吕光到吕隆,前后历二代四主,有国18年。 3.崇尚武力疲于奔命的南凉政权 南凉政权是由鲜卑族人秃发乌孤建立的。鲜卑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秃发氏是在东汉末年从塞北迁居河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西晋武帝时,秃发氏一度强盛起来,活跃于凉、秦、雍三州之地,并成为三州少数民族抗晋的中坚力量。秃发乌孤为首领后,率众南下,以自然条件较好的湟水流域为立足之地,并征服了邻近其他一些鲜卑部落,实力大大增强。他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民族关系。当时鉴于后凉势力强大,秃发乌孤审时度势,表面上臣服吕光,暗地里却积蓄力量。396年,吕光为笼络日渐强大、声威渐高的秃发乌孤,加封他为后凉征南大将军。此时的乌孤已看到了吕光政权的衰败迹象,于是拒绝受命。当398年吕光被后秦大败退回姑臧后,秃发乌孤乘机在青海西平(今西宁市)称王,建立南凉政权。 秃发乌孤称王后,接连向西秦、后凉发动进攻,占据了河西大片土地。乌孤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广揽人才,兴办教育,推行汉化政策,推进政权建设,并于399年迁都青海乐都。他模仿汉制,内设台省,外置郡县,建立起了以秃发氏为核心、以河西士人为骨干的南凉统治集团。同年,秃发乌孤因酒后骑马坠伤而亡,由其弟秃发利鹿继位。利鹿面对愈演愈烈的河西混乱局面,对内加强统治,把都城由乐都迁到西平;对外则审时度势,以后凉政权为主要打击对象,对周边政权或通好(如西凉),或臣属(如后秦),或争战(如北凉),使南凉政权在它的存续期内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并对北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秃发利鹿死后传位于其弟秃发傉 (音奴)檀。傉檀虽然具有很强的军事才干,但缺乏政治远见,急功近利,不肯在发展经济、政治教化等基础工作上下功夫,继位后又把都城迁回乐都,积极投入到夺取姑臧,进而夺取河西的斗争中。傉檀博得后秦信任,被封为凉州刺史,接管姑臧,并于406年迁都姑臧,自称凉王,使南凉政权发展到鼎盛时期,但同时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由于秃发氏内部一些首领崇尚游牧生活,反对农耕定居,于是就产生了鲜卑族继续习武骑射,汉族则务农耕种的两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生活。此举不但加深了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且造成南凉经济的不稳固,促使秃发氏推崇武力,靠掠夺来维持统治。秃发傉檀称王后与后秦决裂,接着集兵数万向北凉宣战,连连失败,导致内部不稳,民心思变,后秦乘虚而入,兵临姑臧,傉檀被迫退回乐都。414年,西秦灭南凉,秃发傉檀投降后被杀。南凉王朝疲于奔命,曾五次迁都,前后共传一代三主,有国18年。 4.擢才申纲统一河西的北凉政权 北凉是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在河西建立的政权。卢水是今张掖临松山的一条河流,卢水胡,即生活在张掖临松的一支胡人,属匈奴族。沮渠蒙逊的父辈都在吕光部下任职,后被吕光听信谗言杀害。为了报仇,他聚众起兵反抗后凉,失败后,遂投奔建康(今甘肃高台县)太守段业。沮渠蒙逊是沮渠部落中一位杰出的人物,有勇有谋。投奔段业不久,就攻下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后凉西郡(今甘肃山丹境内),还利用段业对吕光的不满,怂恿段业背叛吕光。段业于397年称凉王,定都建康,蒙逊自己任尚书左丞。后来蒙逊发现段业不信任自己,便采取手段削弱段业力量。他为达到目的,用计除掉段业亲信和自己的堂兄弟,又趁机煽动部族报仇。401年,蒙逊杀段业,夺其王位,改年号为永安,迁都张掖。 在北凉政权建立时,河西地区形成了四凉一秦并立的局面。五个政权之中,北凉初建,地域狭小,处境较为不利。但蒙逊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实行军屯,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同时注意刷新政治,擢升贤才,重视儒学,广开言路。西凉的宋繇博通经史,造诣很深。蒙逊在攻克酒泉后说:我并不因为占有酒泉而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宋繇。他任命宋繇为尚书吏部郎中。此外,蒙逊还能以政治家的胸怀宽以待人。曾推举过他的大臣梁中庸,后来投奔西凉,他不仅不忌恨,还派人送其家属去西凉。他严申纲纪,不徇私情,对一些违法犯罪者严惩不贷,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他的两个伯父骄奢不法,欺压百姓,蒙逊知道后令二人自杀。沮渠蒙逊的远大谋略,赢得了北凉朝野的信赖和拥护。在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同时,蒙逊还不失时机抓住机会,与群雄争锋,扩充势力范围。他于410年击败南凉秃发傉檀,攻占姑臧,又于次年迁都姑臧,继河西王位,改元玄始。此后数年,不断侵伐,抢占了南凉大片土地,并与西秦结盟,对西凉全面进攻。北凉攻灭西凉后兵锋到达高昌一带,继前凉之后又一次统一了河西地区,达到了北凉政权的极盛时期。在他统治时期,除大修宫殿外,还在天梯山开凿石窟,大造佛像,使天梯山石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窟之一。 蒙逊死后,三子沮渠牧犍嗣位。牧犍在才能上远逊其父,又荒于政事,致使民怨沸腾。此时,在山西大同建立的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已统一了除北燕、北凉以外的北方大地。不久,北燕灭亡,北凉成为十六国中仅存的一个割据政权。439年,北魏大兵压境,姑臧失陷,牧犍投降,北凉灭亡,归北魏统治。北魏灭北凉,接受姑臧城内户口20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并徙其吏民3万余户到平城等地。北凉从397年建国,历二姓三传,有国43年。 北凉统治河西地区的规模和时间仅次于前凉,是五凉之中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政权,对凉州及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5.励精图治壮志难酬的西凉政权 西凉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李暠建立的政权。李暠是汉代名将李广第16世孙,生于姑臧。北凉时期他在敦煌一带任职,受当地人士的拥戴,于397年被推举为敦煌太守。3年后,他拥兵自立,定都敦煌,建立西凉政权。 李暠建立西凉后,在对外关系上,对远在江左的东晋王朝,奉表称臣。此举得到了众多人士的支持,吸引了关陇、中原及河西地区的汉族人民,使西凉一度成了汉族人民避难的处所。对北凉和南凉,李暠则利用它们的矛盾,远交近攻:对主要威胁力量北凉,在修筑军防设施、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运用时和时战策略,以保安定,并于405年将都城东迁至酒泉,以利抗御北凉;对距离较远的南凉则采取友好态度;对于西北的少数民族部落如鄯善、柔然等,李暠尽量保持往来,以解后顾之忧。内政治理上,在玉门、阳关一带屯兵耕田,鼓励百姓进行农耕,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以后东进创造条件。同时,大兴儒学,培养人才。李暠知人善任,积极纳谏,执法严明,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由于他励精图治,经营有方,西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就在西凉积极创造条件,准备统一河西地区的时候,李暠于417年病逝。临终前对右将军宋繇说:死我不怕,遗憾的是我没有实现统一河西的愿望。其子李歆继位后,初期尚能遵父遗训,“审慎用兵,保境安民”,但在数次取得击退北凉入侵的胜利后,骄傲轻敌,独断专行,拒纳劝谏,也不听母后尹夫人劝告,又大修宫室,使国力匮乏。后来在一次与北凉的战斗中大败,全军覆没,自己也战死沙场。其母尹夫人被俘,囚于姑臧窦融台(即今皇娘娘台)。西凉地域狭小,统治范围主要是今天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是五凉中唯一没有在姑臧建都的政权。420年西凉灭亡,传二代,有国21年。 七 经济文化的鼎盛 ——盛唐气象 从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到589年隋朝统一全国的100多年间,中国分裂为南北朝。南朝东晋之后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朝为北魏(于386年建立)。北魏后来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凉州属于北魏和以后的西魏、北周。当时的凉州辖武威等10郡。439年10月,魏太武帝拓跋焘离开姑臧东迁,迁北凉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3万户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能工巧匠、僧侣等,这对凉州的文化与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损失。但这些人在北魏时,或充任博士,置馆授徒,著书立说;或参与议定朝廷律令,修治国史;或身居要职,决策国事,有些人后来成为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中坚人物;或开凿石窟,设坛讲经,成为佛教东传南渐的重要力量。这些凉州名士以自己的才学优势驰骋北魏官场社会,大大影响了正在向封建化更高层次上迈进的北魏统治者及北魏的政教文化。陈寅恪先生指出:“其文化(凉州文化——编者注)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北魏时期,凉州成为中国北部唯一的安定地区,中原人到河西避难者不减于五凉。他们把中原发达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了这里,使凉州继续保持了西北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为日后隋唐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北魏著名诗人温子升《凉州乐歌》:“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就是对凉州经济、文化生活盛况的真实写照。 从汉末黄巾起义到隋朝统一,在这400年间,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过30多个政权,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其他均为割据政权或半壁江山。这些政权之间互相攻取,战事不断,整个国家笼罩在战争的烟云中。隋朝的重新统一,凉州也和全国一样趋于安定。在隋朝短暂的统治当中,除与西北少数民族发生个别争战外,凉州一带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战争。609年,隋炀帝西巡至焉支山下,接受27个西域国家的朝拜,并令凉州、甘州一带的百姓穿上漂亮衣服出来观看,以显示富强和繁荣。隋末大乱,姑臧人李轨趁势占据河西,自称河西大凉王。618年,唐朝建立,平定了李轨割据政权。由于凉州的重要地位,唐高祖李渊任命能征惯战、富有雄才大略的二子李世民为凉州总管(实际未到任)。当时唐王朝将全国分为10个道,凉州属陇右道;后来在黄河以西设河西道,以姑臧为首府,辖凉、甘等7州。唐朝时,西北高原的吐谷浑、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崛起,经常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和西域各镇。唐王朝围绕凉州或以凉州为指挥基地同这些民族进行了无数次的战争,而这些战争无不直接或间接对河西地区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凉州在战略上的地位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在凉州设置了河西节度使,统兵73000,下管7个军州,范围相当于今天河西走廊全部和青海、新疆、内蒙部分地区。它的职责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守护河西走廊。凉州总管和河西节度使是唐朝最重要的地方军政首脑,一直由杰出的将领担任,如历史上有名的李大亮、郭元振、崔希逸、王孝杰、哥舒翰等。这些优秀将领,在这里都建树过卓著的政绩和显赫的战功,而著名诗人王维、岑参、高适都曾在河西节度使府中担任职务,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成为咏凉诗中的瑰宝。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强盛的时代,特别是前期,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安定富足。当时的凉州,同样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唐人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把凉州作为重点描写对象。小说《集异记》中写道:唐明皇于元宵节观灯,京师长安张灯结彩,如同白昼,人山人海,繁华异常。道士叶法善对明皇说:今夜灯火之盛天下没有比得上京师的,唯有凉州还算不错。明皇有点不信,表示要到凉州观灯。叶法善运用法术将明皇送到凉州上空,果然见“千条银烛,十里香尘,红楼逦迤如白昼,清夜荧煌而似春。”故事虽属离奇,却反映了当时凉州的繁荣景况。著名大诗人岑参到凉州时,以白描手法,写下了著名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首诗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与洛阳、扬州、益州、荆州、汴州、广州等并列为全国第一流城市的凉州市容繁华、人口众多、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情景和繁荣昌盛、和平安定的气象。元稹的《西凉伎》一诗,对凉州的繁华景象更是流露出深深的羡慕和未到过凉州的遗憾:“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这种繁华生活,使五百年以后的宋代大诗人陆游都为之赞叹神往:“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如此,在历史书籍也有类似记载。据《通典》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总的收成数为1913960石,其中河西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数的37%。《资治通鉴》中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唐朝国力强盛,版图广大,凉州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和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成为我国西部的都会。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明皇在决定迁都时,有人建议可以迁往凉州。这并不是人们的爱好和感情用事,而是由当时实实在在的经济实力决定的。 整个唐朝近300年间,河西地区的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期间虽有战争,但安定繁荣局面占主导地位。武则天时郭元振任凉州都督,他广置屯田,大兴水利,农业生产有了更大发展。农业年年丰收。凉州一带的植桑养蚕也相当发展,生产的白绫、葡萄酒成为贡品。由于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凉州人口剧增,到天宝年间,武威有户27510、人口137493,比西汉末年增加了一倍左右。凉州的商业贸易也盛极一时,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都会。外来商人以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国为多,贩进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等,而中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交通也极为便利,从京城长安到凉州一带,沿途都有酒肆店铺供旅客食宿。《通典》载: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西至蜀州、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著名高僧玄奘西行路过凉州,曾有“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之记载。凉州土沃物富,水草丰美,远在晋朝时就有“凉州大马,走遍天下”的歌谣,唐时,多民族长期活动,牧业也空前发展,出现了“汉人耕耘,蕃人畜牧”,互为依靠,各得其所的局面。 经济的发达,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凉州是中国西部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也是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达官显贵、外交使节、商贾游客、文人学士过往较多,使凉州诗歌、乐舞等文学艺术和民间文艺得到了空前发展,其人才之多,作品之众,成就之高,达到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超越的水平,为我国文学艺术增添了光彩。凉州诗歌特别是边塞诗成为诗苑中的奇葩,曾留下了王维、岑参、高适、王翰等人的足迹和他们千古传唱的诗篇,也留下了李白、王之涣、王昌龄、刘长卿、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建、杜牧等歌咏凉州的诗篇,更孕育了杰出的诗人李益。“凉州词”成了唐诗中独特的命题,王翰、王之涣的《凉州词》则代表了唐代七言绝句的最高成就,当时就广泛传唱,家喻户晓,至今不衰。唐朝诗人们的咏凉诗,或描绘边城之繁华,或抒写郊野之风情,或描述战争之悲壮,或感怀叙事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佳品。和诗歌相映辉的是凉州乐舞和西凉伎,对唐朝的音乐、舞蹈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朝宫廷著名乐舞《霓裳羽衣曲(舞)》就来源于《西凉乐》和印度乐舞《婆罗门曲》。至今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舞伎狮子舞(即耍狮子),也脱胎于《西凉伎》。大诗人白居易、元稹曾以同名长诗《西凉伎》予以描绘和盛赞,说明狮子舞影响广泛和艺术魅力之大。白居易诗歌写道:“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首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把街头演出西凉伎的装饰、表情、动作描写得栩栩如生。西凉伎以其特有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河西因优秀将帅和驻防兵力内调,边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764年,凉州及河西、陇右诸地尽陷吐蕃。吐蕃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属古羌族的后裔。7世纪初,吐蕃第三十二世首领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各部落,他在加强王权的同时,遣使向唐朝求婚,唐太宗以文成公主许之,双方和好。松赞干布死后,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凉州陷入吐蕃后,由于战争频仍,人民流离失所,不堪其苦,凉州人民渴望唐军收复失地。上文提到的元稹、白居易写的《西凉伎》,诗人正是通过对凉州优美艺术和丰富物产的描写,批评了统治者不能收复凉州失地的耻辱行径,表现了全国人民渴望凉州回到唐朝怀抱而实现国家统一的美好愿望。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凉州地区已不是战争的主要战场,情况才有所好转。直到848年,张议潮领导沙州起义收复了河西诸州,凉州重又回归唐朝,结束了吐蕃占有凉州近一个世纪的局面。张议潮收复河西后,唐朝任张议潮为河西节度使。张议潮死后,由其后代继任,一直到唐朝灭亡。张氏在河西执政共历三代,约70年时间。在此期间,凉州及河西一带一直维持着较为安定的局面。 八 神秘王国的辅郡 ——西夏兴衰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五代各政权继立,河西的领导权从张议潮子孙的手中转入沙州长史曹义金手中。曹氏自称唐朝官吏,执政长达一百多年,期间和内地各政权如后唐、后汉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凉州复陷吐蕃。宋朝建立后,虽然在凉州设立了西凉府,但由于党项族的崛起,实际上宋朝没能正式在凉州及河西诸地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1003年,党项族攻陷凉州进而占领整个河西,从此,河西走廊尽归党项族统治,历时220多年。1038年,党项族正式建立了西夏王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以凉州(西凉府)为辅郡(陪都)。因此,宋朝的历史,在凉州和河西来讲就是西夏的历史。 党项族原是羌族的一支,建立政权以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生产落后,在各民族的纷争中,历尽磨难,后在西北崛起。凉州为河西首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又是一个理想的农业和畜牧业基地,“土饶五谷,尤宜麦稻”,商业和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占领凉州既可以断宋之右臂,又可以消除宋与吐蕃联合的可能性,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后盾和战略后方。因此,新兴的党项族一开始就把凉州看作攻取目标。经过与吐蕃、宋和回鹘的反复争夺后,党项族占领了凉州,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凉州因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成为西夏王朝在西部的统治中心,有“陪都”之称。这从西夏建国后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说明。公元1073年西夏修复凉州城及周围堡寨,一方面是为了防御宋朝从西番(青海)入侵,一方面也是为了显示凉州重要的地位。1094年重修凉州城内的护国寺,碑载:“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西夏书事》则称凉州为天府之国。西夏与宋朝抗衡二百多年,始终把凉州看作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 西夏控制河西之后,整个经济形势有了好转,除农业、畜牧业继续发展外,在原有皮毛加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发展了手工业纺织。当时纺织业方面的产品有毛褐、毯等,这些产品,除满足本地区需要外,还销往新疆一带。从凉州出土的西夏木刮布刀、石纺轮及一些印装精美的经卷残本看,这一时期凉州手工业水平很高。另外建筑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从西夏碑对该塔的描绘“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可以看出。西夏的商业贸易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度时期被中断的丝绸之路得到开通,西夏与辽国和汉族间的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出土的西夏银锭、铜币、文书等文物证明了当时商业的发达。西夏碑中“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的描写说明了当时商业和交通业的发达。 西夏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中比较大的一个,因党项族的独特性而带有许多神秘色彩。尽管西夏也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任用汉人,仿照宋朝设置官制,但仍有它自己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西夏文字的创造。西夏在李元昊时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字,之后,公私文书都用西夏文字书写,但汉字仍在西夏通行。西夏给宋朝的文书,多用西夏文和汉字并列书写。西夏铸造的钱币,也用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凉州出土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西夏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也是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料。1980年在凉州出土的西夏铜火炮,被专家认定为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管形火器,是研究我国古代火炮起源的珍贵文物。凉州是全国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地区之一,有墓葬、兵器、石刻、经卷、文书、银币、陶器、瓷器、玉器、金属器物、手工艺品等。随着人们对西夏历史的深入研究,一定会揭开这个被历史尘封掩埋的西夏王国的神秘面纱。 九 西藏归属的见证 ——凉州会盟与白塔寺 公元1206年,蒙古族部落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正式建立蒙古政权,尊号成吉思汗(元史称为元太祖)。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北路进攻西夏,进入河西走廊。西凉府守将不敌蒙古大军的强大攻势而投降,河西诸州县相继陷落,凉州及河西走廊归蒙古军队占领。 在蒙元统治凉州期间,统治者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即西藏归顺中原王朝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凉州会盟”。公元1239年,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只必贴木儿之父)率兵驻守凉州,为西凉王。他派兵攻入西藏,一直打到拉萨以北。这时的西藏正处在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分裂混乱之中,无力抵抗强大的蒙古军队,藏民们要求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代表他们与蒙古人谈判。阔端了解到这些情况,于1244年遣使降诏给西藏宗教领袖萨班,邀请他到凉州共商西藏归顺大计。萨班不顾六十多岁高龄,不辞千万里跋涉之苦,率领侄儿八思巴等于1246年到凉州。适逢阔端回京选立大汗,萨班就在凉州广设经场,宏扬佛法。1247年,阔端回到凉州,与萨班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商谈,即历史上有名的“凉州会盟”,商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款。萨班致书西藏僧俗首领,发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号召西藏军民僧俗顺应时势,深明大义,抛弃疑虑,接受条款。信中还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说明。通过这次会谈,西藏正式归于蒙古族领导的中央政府,成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束了400年的分裂混乱局面,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其后,萨班在凉州讲经说法,宣传佛教。他根据佛教宇宙生成理论,扩建了凉州四部寺,即白塔寺(东)、金塔寺(南)、莲花寺(西)、海藏寺(北)。萨班于1251年圆寂于凉州白塔寺,阔端在此主持修建大塔,将他的灵骨安置于内。阔端生前在皇城(今肃南县境内)建有避暑行宫,于1251年卒于西凉府,葬于皇城一带。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建都大都(今北京),地方政权机构随之建立。元占领凉州初期,仍沿袭宋、夏旧制,以凉州为西凉府。1272年,元朝命驻防凉州的只必帖木儿镇守西凉府。只必帖木儿在西凉府城北15公里处又修筑了一座新城,元世祖忽必烈赐名“永昌府”,人称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1278年,在永昌府新城设置了地方行政机构永昌路,降西凉府为西凉州,属永昌路管辖。元代的地方行政设置是行省、路、府、州、县五级。当时永昌路所辖范围包括凉州、永昌、永登、古浪(含天祝)、民勤等州县。自此以后,永昌府成为元代在凉州一带的政治、军事中心,将以往凉州的统治中心向北移了15公里。今天看来,主要是为适应蒙古民族发展畜牧业,享受草原生活的需要着想。永昌府位于城北绿洲,包括今永昌、双城、洪祥、四坝等乡镇,当时这里人烟不多,看似一片水草丰美、地域辽阔的天然牧场。而凉州城经历了元初的争夺战,已显得残破不堪。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和草原、牧场有着特殊的感情,并不十分计较城市的得失,而是从注重畜牧发展,符合民族习惯,能否架设穹庐(帐篷)等出发选择政治中心。此前,举国归顺蒙古的亦都护高昌王、西宁王及其大批部众已定居此地,具备了建设中心城市的人文基础。从这几个方面考虑,便选择了这块土地新筑城市作为中心,既有城市生活,又有草原情调。只必帖木儿镇守西凉府、永昌路长达60多年。死后,他的子孙一直世袭为永昌王(实为“西凉王”),直至后来永昌王位无人承嗣为止。但永昌府作为凉州的中心一直延续到1368年元朝灭亡,约100年。永昌府城今为凉州区永昌镇政府驻地,原城早已不存,遗迹也于1958年被拆除,仅存《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及其遗址。 元朝时期,凉州地方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虽然在凉州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农田工程,安置流民,减免税赋,但由于连年征战,劳动力和资源短缺,加上天灾人祸,经济发展缓慢。特别是手工业,因大批工匠被掳掠到京城和贵族府中(蒙古族非常重视工匠艺人,所到之处基本如此),遭到的破坏比较严重。 十 大槐树的传说 ——明代城防和移民实边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西征,平定河西诸路。明朝废除了元朝军政机构永昌路和西凉府,在凉州设立了凉州卫,属陕西行都司管辖(明甘肃属陕西布政使司)。 凉州卫的治所凉州,在地理位置上历来是守卫河西走廊的咽喉重镇和多民族争夺的要地,凉州的得失关系着西北边防的大局。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残元势力还很强大,而且西北的重点就在凉州之北。如果残元势力占据了凉州,从战略上来说明朝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因此,明朝特别重视凉州的安危和布防。在凉州的东北面从东向西,在汉长城的基础上增修了百余里坚固的边墙,东接古浪,西连永昌;沿长城设有报警的烽火台和驻兵的逻铺。1377年,驻凉州都指挥濮英出于军事防务的考虑,对凉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增修,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又增高了1米。1391年,凉州总兵宋晟在武威城原有东南北三门的基础上增辟西城门,并修建了东、南、北三大城门楼,修建了吊桥4座,挖了深6米多的城壕,在城墙四周修建箭楼、逻铺共36座,在北城墙的西边独建一高楼,用来眺望远方,警报敌情。1574年,甘肃巡抚廖逢节、总兵石茂华又历时两年,用砖包砌了城墙。至此,凉州城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城汤池”。在增修加固城池的同时,发动民工修堡筑寨,设立保甲制度,联防自卫,堡、寨联为一体,平时耕种,战时据守自卫。因此,凉州(从明开始)以堡、寨命名的村庄遍布全境。堡寨保甲的设置,对保境安民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各种措施得力,加上对驻守武威的将领也慎于选派,如濮英、宋晟、姜奭、达云、毛忠等都是熟悉边情、勇敢善战的优秀将领,因而在残元势力接连窜扰,不断进攻凉州的情况下,明朝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充分发挥了凉州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作用。 明初,由于元朝残余势力和一些少数民族的经常入侵,战争频繁,户口锐减,严重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初期曾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带的数十万居民迁移到河西一带,屯田生产,充实边防。中后期,因京畿连年荒歉,也曾移民凉、甘一带以解温饱。当时移民由地方政府管理,移民垦种田地,谓之“民屯”,开始3年不纳赋税,3年后征税也比较轻;不在额的荒地,可任人开荒耕种,永不纳税。由于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移民和当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恢复。 凉州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屯地”、“屯庄”等地名,许多家谱、族谱都记载其祖先徙居凉州的事实,民间也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的说法。这些情况实际上就是明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历史反映。特别是大槐树的传说,有着非常确切的实证。 万民萦怀的大槐树,在山西省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旁。树旁有石碑一座,碑冠在盘龙细雕之中篆刻“纪念”二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文记载着明朝移民实边和移民就食的情况。明初移民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各地移民都到大槐树下集中,然后编排队伍,分赴各地,再由接受移民的地方政府集中安置。在凉州至今还有“发放”、“安置”等乡村名称,这些地方实际就是当时移民管理安置机关所在地。移民们离别养育了自己的故土和亲人,到千万里之遥的陌生之地去生活,毕竟难以割舍。古人分别时曾有折柳相赠之习惯,“柳”者留恋之意。移民们则带上一株槐树苗木,种植在新的土地上,以表示“怀念”之情。移民活动多在晚秋进行,此时树叶凋落,树上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发出哀鸣,令他们不忍离去,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从这里迁徙四处的人们,寄居他乡,把洪洞大槐树、老鸹窝的故事流传给后代,聊解思念故土之情。“问我故乡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天长日久,洪洞大槐树的故事便妇孺皆知。从洪洞带到各地的槐树苗木也在新的土地上生根成长,枝繁叶茂。凉州境内槐树遍布,据说与此有关。在凉州众多的槐树当中,尤以城东10公里处清水乡张清堡大槐树最为著名,它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树围6.9米,树高15米,树冠高大,枝叶繁茂,每年都有新枝抽发,前去观赏者不绝,还有人焚香叩拜,这也算是对祖先的怀念。1989年4月21日,武威市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国槐为市树,充分表达了广大凉州人民热爱国槐、缅怀祖先的心愿。现在,凉州城乡各街道、村庄槐荫蔽日,嘉树葱郁。 明朝在移民屯田的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设立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构,把水利纳入移民屯田统一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很发达,在沿边地区设置“茶马司”,专理茶马互市,还设有专门的茶马集市。洪武五年(1372)创修了兰州黄河浮桥,开辟了由兰州直通河西的官马大道,沿途设置了许多驿站和递运所。这些措施对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商业流通,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明朝还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凉州现存的古建筑有文庙、海藏寺、罗什寺、金塔寺等,都是明朝新修和增修的。凉州是全国保存明代建筑最多的地区之一。 十一 人才辈出的时代 ——繁荣的清代教育文化 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不久,清兵入关,建立清朝。在此之前,李自成部将贺锦曾率部西征,攻克凉州后即设官治理,但时间很短。清兵入关后,迅速镇压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在凉州建立了政权机构,但凉州及河西一带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死难的抗清人士达5000多人。 凉州的行政机构基本沿袭明制。康熙初年,甘肃巡抚曾一度驻凉州卫,后迁兰州。雍正二年(1724),改凉州卫为凉州府,府治在武威,共辖武威、永昌、古浪(包括今天祝)、镇番(今民勤)、平番(今永登)5县。清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对凉州设防相当重视,由绿营兵(即地方武装)防守各隘口要地。又于乾隆二年(1737),在凉州府城东15公里处修筑满城(即今新城),驻扎满族旗兵。这两部分驻军是清朝在凉州的主要军事力量。为进一步巩固政权,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即以10户为牌,立牌长;10牌为甲,立甲长;10甲为保,立保长。乡人全部编入保甲,不得遗漏一户。每家门上都悬挂一个牌子,上书本户姓名、性别等,称为“门牌”。牌长按此每日稽查户口,并备有长枪、马刀等器械。同时,还制定了保甲制度工作条例,主要有防盗、防火、防奸、报警、稽查逃犯等内容,上司定期检查。清朝后期,又建立了地方武装民团组织。这些措施,对镇压反清运动、维护统治和地方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朝时期,农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一是土地开垦规模相当可观。雍正年间,凉州有耕地120多万亩,已达到现有耕地的80%,人均6亩多。二是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金塔渠、杂木渠、大七渠、永昌渠、怀安渠、黄羊渠这六大水利系统已初具规模,并立了“水规”(即配水、灌溉制度)。三是修建了许多粮食仓储设施,仓储粮食居全省第二位。商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也得到长足发展。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兴办实业、提倡新政、变法维新的思想不断传播,并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践。凉州也是如此,新学、新政、新技术不断输入,为闭塞的古城吹来了一阵春风,预示着一场大变革即将来临。 清代是凉州封建教育的鼎盛时期。凉州的文化教育事业起步很早,从积累丰厚、卷帙浩繁的文物典章看,教育是孕育古凉州文明的摇篮,极大地推动了凉州及河西的繁荣发展。早在西汉初年,武帝驱逐匈奴,设置武威郡后,实行“屯垦戍边”和“徙民实边”政策,这些屯边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汉平帝元始三年(3),武威已设立官学,制定了中央与地方学制系统,郡国称学,县称校,乡称庠,聚称序。西汉墓出土的汉简《仪礼》记载,当时武威还出现了私学,教授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南阳名儒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期间建立郡国学校,采取措施鼓励士民入学接受教育,武威郡从此“遂有儒雅之士”。魏晋十六国时,中原地区战乱纷争,河西一带相对安定,中原儒学逐渐向西北转移。魏太守条茂在灵渊池旁创立学宫。前凉奠基者张轨,大兴儒学,设立文庙,兴办官学,大力支持私人讲学授徒。五凉政权四度建都凉州,不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无不重视教育,凉州儒学兴盛不衰,许多学有所成者对北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资治通鉴》所说:“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隋朝统一全国后,建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科举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唐朝时,凉州为西北重镇,高官显贵和名儒文士多会于此,加上官学、私学颇具规模,出现了教风蔚兴的喜人景象。西夏占据凉州后,对党项族和汉人中学问精深者授以官职,恢复文庙,敕令各地兴学授徒。元朝在凉州设立州学、社学,逐步推行汉族教育,少数民族人才如余阙、斡栾、哩史等,因才高学深,受到朝廷重用。到了明代,凉州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统二年(1437),在驻守凉州的兵部侍郎徐晞的倡导下,设立凉州卫儒学,在城内东南隅重新修复文庙,规模宏大,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还在城西南隅设有考院一处,专供考取生员(秀才)所用。除了兴办官学,城乡还普遍设有社学、义学、家馆等,都是由民间集资筹办或家庭私设。有明一代,凉州在科举中中文武进士各1人,文武举人12人,贡生73人。 清代文化教育事业盛于明代。雍正二年(1724)将凉州卫儒学改为凉州府儒学,扩大了规模,增多了生员,选拔贡生由两年一贡改为三年两贡。雍正四年创设武威县儒学,并设立武威考院,成为武威、永昌、镇番、古浪、平番五县考取生员(秀才)的场所。清代教育发达的鲜明标志是书院大兴。书院源于唐代,初为官方藏书、校书的机构,宋朝以后演变为讲学考课之地,明时成为演练科举的场所。凉州从明代起出现书院,清代兴盛,成为“赖以造士”的主要场所,先后创建了成章书院、天梯书院、北溟书院、雍凉书院,后称凉州“四大书院”。其中天梯书院、雍凉书院管理有方,教育得力,学风蔚然,人才济济,在甘肃颇负盛名。书院作为官学的一种形式,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有作为的官吏。清朝时还兴办社学、义学、私塾多所。社学设在乡村,作为府、县儒学的补充,兼有启蒙教育和培养优秀童生应试到儒学或书院深造的双重任务;义学则专收无力缴纳学费的孤寒学童,类似现在的“希望学校”;私塾即民间或个人办的私学,清时遍布城乡。 清朝200余年,非常重视以科举取士的制度,特别是经过康乾时代大力提倡“崇儒重道”,并特开“博学鸿词科”,广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辈,形成“古文之盛,前古罕闻”的盛况。清中叶以后,甘肃自设贡院,凉州举额增加,科举考试更为兴盛,出现了英华荟萃,人才辈出的局面。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清代凉州府共有文进士57人,其中武威县44人。上述进士中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就有十多人。另武进士6人,文武举人466人,贡生则层出不穷。据有关资料,凉州府考取的举人和进士人数分别位居甘肃省第一和第二,还取得了三甲第4名(总第8名)这样的凉州科举史上最好的成绩,其中不少人对当时的社会、文学艺术及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以文学及书画艺术知名的李蕴芳、张岁羽、郭楷、张兆衡、赵昇、张美如、赵永年等;以研究文史、致力家乡文献整理知名的李铭汉、李于锴父子和潘挹奎等;以文章和品行闻名当世而举孝廉方正被征召入仕的张玿美、陈炳奎等;以官高位显、卓有政绩的河南巡抚 牛鉴、湖北布政使孙诏等;最著名的是张澍,博通经史,著述丰富,学术成就很大,是清朝遍数三陇的大学者;更多的还是辞官从教、为家乡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一生的庠序名儒,如苏璟、王化南、孙俌、刘作垣、尹绾、刘述武、刘开弟、赵元普等,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才创造了凉州教育史上的辉煌成果。 十二 暗淡的星辰 ——民国频繁的天灾人祸 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昏庸腐朽,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各族人民,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帝宣统退位。次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袁世凯代替孙中山为大总统。民国时期,凉州基本沿袭旧制,分别为甘凉道、督察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辖武威、民勤、永昌、古浪、永登等县。 在历史上,凉州有过容光焕发的年代,也有过凄恻哀怨的岁月。从民国十六年(1927)到民国十九年(1930),凉州连续发生了地震、水灾、旱灾、兵变和瘟疫等天灾人祸,使这颗西部天空的明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凉州人民也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苦难。 民国十六年(1927)农历4月23日凌晨,凉州、古浪一带发生里氏8级强烈地震,震势异常凶猛,震声轰隆,如翻天覆地,顷刻间,房屋倒塌,树木摇落,天昏地暗,咫尺不见人影。其后,余震不断,持续半年之久。震后,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废墟。据统计,此次地震中凉州倒塌房屋40多万间,压死居民3.5万多人,重伤4.3万多人,压死牲畜22万多头,震裂、毁坏耕地7000多亩。这次地震除给凉州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之外,凉州人民数千年来创造的历史名胜古迹大部分被毁,24个城门楼子只剩下北城门楼,大云寺、罗什寺、清应寺及其“文笔三峰”(三座塔)全部震毁,城郊的雷台、东岳台、海藏寺及四乡著名建筑、寺庙大部分被毁。千年文物毁于一旦,古城非古,殊为可惜。 震后的凉州人民又经历了一场水灾的洗劫。由于地震造成渠道淤塞不通,南山山峰合拢,堵塞出水口。盛夏时节,积雪消融,洪峰势必下泄。地震当年农历6月17日夜,洪水破堤而下,势不可挡,从城东流过,其势浩大,声闻数十里,水头高达数丈,浊浪滔天,所过之处,人畜皆为鱼鳖,房舍田地化为乌有,绳索衣物和个别死尸悬挂树梢之上。灾害之惨烈,损失之惨重,不可言状。事后调查,死于水灾者达3000多人。 民国十七年(1928)的“凉州事变”,是大地震之后凉州人民的又一次大灾难。国民军进入甘肃后,同地方军阀势力发生矛盾。这年6月13日,国民军占领凉州镇守衙门,镇守使马廷勷(军阀马安良三子,人称“马三少”)出逃。不久,他组织力量卷土重来,攻陷凉州城。因守兵在北城门楼居高临下阻击,马部利用炮火掩护,窜至楼下放火,把这座大地震中幸存的古建筑付之一炬,烧死在楼上的守军和学生约500多人。马廷勷反攻凉州成功后,对城内居民进行了大肆搜掠奸淫和血腥屠杀,死亡无辜群众数千人,国民军委任的县长张东瀛也被杀。其后,国民军西北军将领吉鸿昌率部平乱,收复县城,马廷勷逃往四川一带。 人祸未尽,天灾又至。这一年,天大旱,农田禾苗枯萎,山水地区夏秋无收。第二年春夏青黄不接之时,饥荒达到高潮,凉州百姓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者比比皆是,粮价哄涨七、八倍,许多人卖儿鬻女,饿死的饥民不计其数。当时的甘肃省督办刘郁芬在给南京政府的报告中说:“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也已啖罄……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凉州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百年不遇。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由于连年灾害不断,饿殍遍地,引发疫病流行,白喉蔓延成灾,死者数千人,多为儿童、老人。1930年冬天,气温极低,降到-30℃左右,冻死不少人畜树木。1927年~1930年连续四年的天灾人祸,给凉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31年秋,国民党骑五师(后扩编为骑五军,长官马步青)驻防凉州,一直到1941年。在这10年间,官府抓兵派款,苛征捐税,敲诈勒索,强取豪夺,其压迫剥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民生凋敝,城市萧条,经济萎缩,文化落后,使物阜民殷的名城大邑古凉州,成了“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的荒凉、贫瘠之地。1936年初,著名记者范长江到西北作旅行考察,他一面兴致勃勃地欢呼来到了“古意盎然的凉州”,同时又极其惋惜地得出凉州“现状不容乐观”的结论。他描写当时凉州“烟土驰名西北”,当地民众“十九身体孱弱,衣服褴褛,鸦片残害后的瘦脸”举目皆是,“凉州城外石头滩,二八少女无衣穿”。他还记述了在凉州耳闻目睹的真实惨状:民间拆屋作薪,缴纳“官柴”;县政府逼款,对百姓夜施酷刑;军阀杀人,“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三天”,等等。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里所记载的凉州,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缩影。 期间,在凉州革命史上还有几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领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全力阻击,先后在古浪、凉州四十里铺、永昌发生激战,最后在高台战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等3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残部由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在祁连山一带打了一段游击后回到中央怀抱。西路红军以2万兵力同敌人的10万多兵力血战半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1924年,甘肃省最早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到武威师范学校任教,并传播马列主义。抗战期间,共产党人李德明、李振华等在凉州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8年,共产党员赵敦生受组织委派前来凉州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杨光荃、朱新蕊等领导 凉州北乡游击队开展斗争。1949年4月,凉州1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声援,迫使县长下台。这些说明,凉州的一切动荡和变化,都与整个中国的动荡和变化息息相关,中国革命的进程影响着凉州,凉州的革命运动紧密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大局。 十三 璀璨的明珠 ——高调依然在五凉 1949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形成。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在西北各地也取得了重大胜利。8月,成功地进行了兰州战役,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河西的门户,加速了西北全境解放的进程。此时的凉州,已成为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和西北马家军向河西溃逃的必经之地。兰州解放后,大军西进,凉州的国民党驻军2000多人起义。9月16日,凉州解放。解放初期,广泛开展了筹粮支前、剿匪肃特、接管建政等工作,各级行政机构相继建立。11月21日,武威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新政府正式诞生。至此,凉州这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郡县终于翻过了令人悲伤的一页,揭开了民主、自由与幸福生活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凉州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名称几经变更。先为武威地区行政公署驻地,先后辖武威等12县不等;现为武威市驻地,辖凉州、民勤、古浪、天祝4个县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勤劳、勇敢、智慧的凉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事业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建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了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实现了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各级各类人民政权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凉州和全国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人民群众和机关单位踊跃捐款捐物,先后有2583名凉州儿女赴朝参战,共捐款捐物90多亿元(旧币),折合捐献战斗机6架。同时,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发展生产,管理市场,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从1953年起,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伴随着国家发展的总旋律,凉州也和全国一样,经过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社教)、文化大革命等阶段性的政治运动,也有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但总体上看,经济和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可靠的物质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凉州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以治水改土为中心,蓄、引、提并举,田、水、园、林、路综合治理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除山区外,耕地大都实现了条田化;农电线路基本上通村入组,农、林、牧、副得到较大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工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具规模;交通运输、商业贸易有了显著发展;文化、教育、卫生和城市建设也发生了可喜变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此为标志,全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凉州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83年,凉州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以乡(镇)作为基层政权,改大队、生产队为村、组,农业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从1984年以后,普遍扩大了企业自主权,推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之后,各项改革全面开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进入新世纪,凉州人民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全面实施内调(调整经济结构)外引(招商引资)、城镇带动、科教兴市(区)三大战略,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优势产业和工业主导产业,国民经济平稳增长。2003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6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6亿元,第二产业20亿元,第三产业25亿元,财政收入3.4亿元,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省86个县市区第5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93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30元。 2001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撤销武威行署,建立地级武威市,撤销县级武威市,成立县级凉州区。这是继1985年6月武威县撤县建市以来行政体制的又一次重大变化。“琵琶且拢弹新曲,高调依然在五凉”。新的市、区领导已勾画出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百万凉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把凉州建设得更加美丽昌盛。凉州——这颗祖国西部的明珠,一定会重展昔日风采,再现耀眼光辉,像她的精灵天马那样腾飞于中国和世界。
第二篇 建设成就
一 区位显优势土沃桑柘稠 凉州,这颗丝路明珠,镶嵌在东经101°59′35″至103°23′40″、北纬37°23′15″至38°12′45″之间,地处全国地理位置腹地,河西走廊东部,东接古浪石峡,南靠祁连雪山,西邻茫茫草原,北连腾格里沙漠,分别与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勤县、永昌县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接壤。东西长122公里,南北宽90公里,总面积5081平方公里。自古以来,以其“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而成为西北战略要地,沟通中原和西域及亚、欧、非各国的交通要冲。 凉州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山川壮丽,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城区较低,有“金盆养鱼”之称。地形可分为三部分:西南部为祁连山地,海拔2000~3260米,冰峰峻峙,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水库”,也是境内河流供之不竭的源泉,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中部系走廊高平原,海拔1400~2000米,地势平坦,耕地广布,渠道纵横,灌溉便利,形成走廊中部的一块天然绿洲,是主要农业生产区;东北部是八十里大沙漠和四十里大沙漠,属腾格里沙漠一部分,海拔1500米~1700米,部分区域水草丰美,利于畜牧。祁连山在境内绵延90余公里,面积1811平方公里,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主要有冬青顶、莲花山、天梯山、第五山等。 凉州河流分属内陆河流域,境内有西营、金塔、杂木、黄羊等河流,多发源于祁连山。这些内陆河流程短,上游水量充足,下游河谷浅、水量小,径流渗透强、补给困难、蒸发量大,最后流入内陆湖泊或消失于沙漠戈壁之中。另有少量内陆湖泊,但大多已干枯或变为耕地。在这些河流或湖泊上建有黄羊、南营、西营3座中型水库。地下潜流的泉水、井水资源较为丰富,全区有配套机井3300多眼,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补充水源。 土沃物繁的凉州绿洲盆地,是南部冲积扇前缘的地下水溢出带,泉水出露,水草丰美。盆地平原自然土壤在远古时代主要是荒漠次生黄土和沼泽盐化潮土,在劳动人民数千年的生产活动即耕作、施肥、灌溉等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独立土类,即绿洲灌溉土,又分成三个亚类,即绿洲灌溉土、草甸绿洲灌溉土和盐化草甸绿洲灌溉土,以及13个土属、69个土种。凉州人民用勤劳培育了绿洲土壤,绿洲沃土又以丰盛的硕果回报着凉州人民。 “物阜民殷岁月秋,武威大邑古凉州”。凉州自汉代屯垦开发以来,已有2000多年的农业发展史,农作物品种十分丰富。早在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就赞叹“凉州之畜牧为天下饶”,唐朝诗人元稹也曾用“人烟扑地桑柘稠”盛赞凉州物产之富。全区有耕地150多万亩,多为水浇地。粮食生产一直跃居全省首位,粮食作物除主产小麦、玉米外,还种植谷子、高粱、洋芋、糜子、荞麦、豆类等,品种和品系达230多个。经济作物以蔬菜、瓜果为主,另有胡麻、油菜、大麻、甜菜、葵花、烟叶、啤酒大麦等,蔬菜品种多达9类70多个,被于右仁先生称誉的“莫道葡萄最甘美,冰天雪地软儿香”的葡萄、软儿梨和大板瓜籽、白瓜籽、无壳瓜籽、黄河蜜瓜、核桃、辣椒、大蒜等更是凉州出名的名优产品。绿肥和饲料作物以豆科紫花苜蓿、草木樨、箭舌豌豆、毛苕子为主。 畜禽品种资源较为丰富,家饲动物主要有猪、牛、羊、马、驴、骡、鸡、鸭、鹅、兔、骆驼等,养蜂、渔业和特种养殖也有一定发展。猪的存栏和出栏数一直位居全省第一,凉州白猪名闻遐迩。此外,在山区和沙漠里,还生活着鹿、野马、野驴、雪豹、猞猁、狐狸、黄羊、青羊、香獐、麝、狼、野兔、野鸡等数十种野生动物和多种鸟类。 从高寒的祁连山,到坦荡的走廊平原及至干旱的沙漠腹地,分布着各有特色而又耐干旱、耐严寒、耐盐碱、耐瘠薄的植物品种,有各类树种23科,38属,60多种。林木资源除天然森林中的杉、柏、松等以外,还有杨、柳、槐、榆等树种和苹果、梨、枣、桃、杏、核桃、桑椹等多种果树资源。山区出产羌活、大黄、秦艽、甘草、麻黄、祖师麻等100多种中草药以及鹿茸、麝香等名贵药材,其中羌活最负盛名,畅销国内外;在湖泊、沙漠地带生长着芦苇、红柳、白茅、黑酸刺、梭梭、芨芨等多种可利用的灌木资源和草类资源。还有玫瑰、牡丹、芍药、月季、梅、兰、菊、大丽花等花卉资源品种200多种。 凉州山区属祁连山浅山带,成矿条件差,但仍有一定数量的矿产资源。目前已探明和开采的主要有煤、陶土、石英砂、莹石、大理石、长石等,均属非金属矿。 二 气候宜而爽景观显特色 凉州区位于北纬38度线上,属温带大陆型干旱气候,四季阳光充足,“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终年温和,凉爽居多。年平均气温7.8℃,最冷月的一月平均气温为-8.5℃,极端最低气温为-31.5℃;最热月的七月平均气温为27.7℃,极端最高气温为38.5℃。年平均气温日较差为14.2℃。日较差较大,这有利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而夜间则能降低呼吸消耗,有利于养分积累。因为地势较高,昼夜温差较大,即使炎炎烈日之下,一进入荫蔽之处,顿时凉爽,而夕阳西下之后,更是凉风拂面,暑气尽消,眠需覆被,夜行披棉,可谓避暑胜地。平原区全年日平均气温在0℃以上的有247天,无霜期160天,活动积温3003℃。对农作物来说,是“种一季有余,种两季不足”。凉州人民在这“有余”和“不足”夹缝中,采用多种间作套种方式,配置不同热量需求的作物,收获了丰硕的粮、油、菜、糖,使这片高原绿洲成为著名的米粮川。 凉州深处内陆,晴空少云,平均全年日照时数为2968小时,日照百分率为67%。在走廊平原,夏季作物生长期总日照数达1088小时,平均每天实照8.9小时;秋季作物生长期总日照时数1330小时,平均每天8.7小时。太阳年辐射量为每平方厘米139.5千卡,月总辐射最大值是五、六月,每平方厘米为158千卡。日照时数与太阳辐射量均超过同纬度上的石家庄,甚至超过纬度低得多的广州,在植物栽培方面蕴藏着极大的光能资源与增产潜力。凉州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走廊平原162毫米,北部沙漠区136毫米,山区逐渐增多,黄羊水库一带267毫米,张义堡以北的沙金台达417毫米。降水时间以7~9月最多,占全年降水量的58%;12~2月最少,仅占3%。年平均蒸发量达2020毫米,作物栽培全赖祁连山水源灌溉。 复杂的大陆性气候,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植被分布和错落有致的自然景色。夏秋季节,除部分干旱山区外,祁连山到处草木葳蕤,色彩绚丽,莹莹闪烁的雪线以下或为草坡,或为林木,或为田园,这些互相烘托的色块连接成片,若挂若铺,其美如画。农田原野上,村村瓜果香,家家收获忙,各种蔬菜陆续上市,运销四方。冬春季节,白雪皑皑,大地封冻,河流成冰,除少量绿色外,大都呈现出自然的土黄色,一派雄奇壮观的北国风光。 悠久的历史,加上多样的地形地貌和干燥少降水,遗存了丰富的文物古迹,造就了绮丽的自然风光,构成了融丰厚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一体的独特景观。继绝扶衰、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神秘莫测、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化,向世人揭示出那个史书少有记载王国的种种秘史;影响深远、独具特色的凉州佛教文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在石窟开凿史上创造了承前启后的“凉州模式”;多彩多姿、内容丰富的西凉乐舞,对后世乐舞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并衍生出流传广泛的狮子舞;还有别具一格的长城文化、马文化、民间文化、饮食文化,无不展示出凉州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 据文物部门普查,全区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0多处,可供游览观瞻的古建筑群、古遗迹、古墓葬、石刻等文物景点200多处,馆藏文物4万多件。国宝级文物铜奔马、汉简、木雕、西夏碑等,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稀世珍宝。在凉州,可以到天梯山石窟寻觅北凉时代的佛教遗迹;可以到白塔寺探访元代西凉王阔端和西藏宗教领袖萨班“凉州会盟”之地;可以到雷台汉墓中探寻铜奔马的千古之谜;可以到景色清幽、林泉茂盛的河西名刹海藏寺登临文人墨客歌咏所及的灵钧古台;可以到罗什寺塔去凭吊十六国时代的高僧鸠摩罗什;可以到青嘴喇嘛湾拜谒唐朝第一个下嫁少数民族的弘化公主;可以到悬挂着唐代铜钟的古钟楼上,倾听“大云晓钟”那雄浑的钟声。但最能体现凉州历史文化精髓和渊源的,则是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的文庙。在这座全国较大的文庙中,收藏着凉州出土的从远古到近代的陶器、玉器、青铜、漆器、木雕、丝织品、书画、碑刻、古籍图书、经卷、钱币、牌匾等大批珍贵文物。和它毗邻的西夏博物馆,则是甘肃省唯一一座以西夏文物为主的展馆,展出了本地出土的250多件珍贵文物。此外,旱滩坡墓群、磨嘴子墓群、松涛寺、延寿寺、金塔寺、莲花山、尹夫人台等名胜古迹,组成了恢宏丰富的历史文化“画廊”。 除名胜古迹外,凉州建成了全国第一座融大漠风光、草原风情、园林雅趣为一体的沙漠公园。与其毗邻的甘肃省濒危野生动物研究中心,则是一处集研究、繁育、观赏、游玩、探险为一体的旅游活动场所,繁育饲养世界上罕见的濒危野生动物10余种180多头(匹、只)。奇特的大漠戈壁、山林草原等自然景观,构成凉州丰富多彩的自然特色。 旅游资源丰富。目前已按各自的特点形成了4条旅游线:东线以自然风景为主,沿途有延寿寺、张清堡古槐、沙漠公园、濒危野生动物研究中心、长城遗址和万亩葡萄园等景点,把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生态旅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南线以山光水色为主,沿途有文庙、白塔寺、八级梯形电站、南营水库、弘化公主墓、亥母洞石窟、天梯山石窟等,山水相映,大佛巍立,给人一种别有洞天之感;北线以名胜古迹为主,沿途有古钟楼、罗什寺、雷台、海藏寺、松涛寺、尹夫人台等,还可延伸至民勤红崖山水库、瑞安堡等,一路古树参天,湖光粼粼,景色秀丽,是游人必去的胜地;西线以山景寺观为主,有莲花山、金塔寺、药王温矿泉、西营水库、石佛崖等,是寻奇揽胜的好去处。近年来,渠路林田、农村小康住宅、大棚种植、特色养殖等配套的观光农业已有一定规模,形成了以体验农家生活、观赏田园风光的新旅游景观。此外,凉州地形地貌独特,形成沙漠(戈壁)、绿洲、浅山、高峰四大自然景观区,为发展滑翔、探险、浅山狩猎、休闲、高山攀援、雪峰寻奇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拓宽了凉州旅游的领域。 民俗风情浓郁。正月初八闹社火、正月十五逛灯会、永昌府滚灯、二月巨龙会、三月高沟堡祭祖、四月四坝滚鼓、五月端午粽包、五月十三莲花山庙会、海藏庙会、中秋大月饼、九月天梯大聚会,月月有节会,年年有新内容,使无数游客流连忘返。 旅游设施完善。城乡道路四通八达,通讯设施遍布境内,市容市貌整齐洁净,接待能力大大增强。现有三星级、二星级旅游涉外宾馆4家,国际旅行社1家,国内旅行社8家,旅游定点饭店30多家,定点购物商店6家,风味小吃广场1家,定点医院17家。旅游商品开发生产销售形成一定规模,主要产品有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文物复制、字画、手工制品、土特产品、风味食品等,特别是本地生产的仿铜奔马、铜车马很受旅客的青睐。 三 农业得天厚工业新崛起 凉州农村经济起步于畜牧业,许多史书上都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记载。汉代开辟河西四郡后,推行了“徙民实边”和屯田制,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大片草原牧场变成了肥沃良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一度出现了“嘉苗布原野,百卉敷时荣”的繁荣景象。魏晋时期,凉州出产的葡萄、皇献梨、白柰(一种水果)已列为贡品。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商业贸易发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凉州成了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地区。明清时期,由于采取了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茶马互市等措施,农业经济再度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凉州农村经济犹如枯木逢春,迈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针对本地干旱缺水的主要矛盾,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建成了渠、路、林、田、电配套的科学体系,农业生产基础建设不断加强,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化建设初具规模。同时,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深刻变化,农业经济已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特色产品展现新姿,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农科教相结合的农业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 凉州农业经济以粮食生产为主导。粮食生产不仅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且在全省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蕴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粮食产量更上一层楼,每年平均生产粮食50万吨左右,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5万吨以上,“凉州不凉米粮川”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蔬菜、瓜果、葡萄等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积极开发白瓜籽、红辣椒、大蒜、白葱、大麻等特色农产品的潜力,高效日光温室等新兴种植业遍地开花,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林业建设以改善生态环境、抵御风沙侵袭为宗旨,结合实际,采取了“南护水源、北治风沙、中建绿洲”的方略,持之以恒地大抓荒漠化治理、防风固沙、水土保持、通道绿化、小流域治理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森林总面积6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5%。 素以“畜牧为天下饶”的古凉州,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经过多年培育试验,育出了皮薄肉嫩、瘦肉鲜红、品质优良的武威白猪。生猪的存栏数、出栏数一直稳居全省首位,牛、羊、鸡及家畜数量和品质逐年上升,特种养殖有了一定规模,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肉、蛋、奶、毛和皮革。 早在四五千年前,凉州的手工业不但有了明确分工,而且有了相当规模。秦汉时匈奴占据河西,出现了与畜牧业相联系的皮革、毡裘、穹庐等手工业产品。汉置河西四郡后,由于和中原地区融为一体,促进了本地冶炼、铸造、建筑、酿造、皮毛加工和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从东汉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的造型、质地和平衡力学原理分析,足见当时铸造冶炼技术的精湛。凉州生产的葡萄酒早在东汉、三国时已誉满天下,魏文帝曾作《凉州葡萄诏》予以盛赞,唐朝诗人王翰《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已成为凉州美酒和手工艺品的代称。唐代丝绸运销西域各国,西夏皮毛加工、纺织、印刷等手工业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特别是皮毛加工产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前所未有。“晓击破长夜”的唐代大云晓钟,西夏铸造的铜火炮都说明当时凉州的铸造业已达到相当水平。西夏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见证着印刷技术水平的高超。明朝万历年间生产的王蛤蟆虎骨狗皮膏药闻名陇上;手工纺织、造纸印刷、雕刻美工、矿业开采等在明代较为发达。清朝在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机械制造等新型产业兴起。民国年间,发电、印刷、制糖等现代工业开始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公私合营,建立国营经济,保护、引导、扶持私营和个体工业,大力兴办工业,以工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地方工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强化管理,转换机制,推进技术进步,实施名牌战略,全区工业经济总量、质量和效益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全区各类工业企业达2085户,总资产达50多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133亿元,年产值在300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65户,其中有23户企业跨入全省大中型企业行列,3户企业上市。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酿造、淀粉、食品、饲料、建材、医药、轻纺、造纸、印刷、包装等20多个门类的地方工业体系,主要产品有酒类、熏醋、淀粉、面粉、糖类、原煤、水泥、地毯、机制纸、亚麻纱、建筑材料等1000多种,其中白酒、啤酒、干红葡萄酒、地毯、熏醋、墙地砖、面粉、玉米淀粉、祖师麻膏药等产品荣获省优产品或部优产品称号,成为全省获得名牌产品最多的区(县)。近几年,通过结构调整,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以皇台集团、荣华集团、黄羊面粉、爱雅纺织、益民食品和武威啤酒厂、莫高葡萄酒厂、希望饲料厂等企业为代表的酒类酿造业、玉米淀粉业、亚麻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支柱产业已基本形成,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地方财政增收的重要基础行业,也是凉州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在全区工业经济上占据“半壁河山”。黄羊、城东、蔡庄等开发小区初具规模,涌现出了荣华集团、黄羊面业等一批重点乡镇企业。黄羊面业集团公司有面粉加工企业100余家,拥有日加工小麦200吨以上的面粉厂6家,产品行销全国,成为西北最大的面粉加工基地。目前,黄羊绿色食品科技示范区、城东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并进行重点开发建设。全区有乡镇企业1万多家,从业人员10万多人,年产值达60多亿元,成为农村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一翼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1934年,国民党驻防河西的军政长官马步青在西大街三皇庙建起了凉州历史第一座电厂,装有110伏、12千伏安发电机1台,50马力锅炉及卧式蒸汽机各1台,发电量可满足官邸、富商之用。后因设备陈旧不堪,将机组封存停运。1949年10月,驻军八师在组织恢复电厂生产的同时,又增建24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34千瓦。1950年,成立武威人民电厂,当年发电量就达到1.9万千瓦时。1958年,黄羊电厂750千瓦发电机组及配套工程武威变电所建成运行,凉州第一次有了正规的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年发电等于原老电厂9年的发电量。到1985年,共发电332650万千瓦时,最高年发电量2817万千瓦时。1971年,武威电厂建成投产,到1985年,共发电26805万千瓦时,最高年发电量达2556万千瓦时。这两大电厂不仅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光明,也成为本地工农业建设事业的“先行官”。1985年,凉州因大电网供电,两大电厂完成了历史使命,光荣“退役”。凉州群山环抱,有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四大水系,年流量1085亿立方米。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建成小型水力发电站共34座,总装机容量达1.2万多千瓦,平均年发电量2230万千瓦时,其中装机容量在2000千瓦以上的电站有黄羊水电站、南营水电站和西营总干电站。 农电事业发展较快。1975年5月,武威县农电管理站成立。1977年3月,凉州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产,满足了农田灌溉用电,对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起了很大作用。同年5月,又建成长城农用变电所。1979年3月,大河变电所重建工程竣工。1985年3月,丰乐、刘沛输电工程建成。1989年,建成全区最大的22万伏变电所1座。至此,全区电网初具规模,城乡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农业灌溉、农副产品加工基本实现了电气化。2003年,全区城乡用电量达到9亿千瓦时。 四 交通连四方邮电通万家 自古以来,凉州就是“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战略要塞,尤其是汉、唐开辟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进入河西走廊后,凉州正处于东端要隘,是连接西域各国的必经之路。 西汉在武威设郡置县后,为加强管理和军政需要,陆续在姑臧(今凉州)设立了武威驿、大河驿、靖边驿、怀安驿、柔远驿。唐时,姑臧县的主要道路有5条,是通往内地和西域的枢纽。明时在甘肃境内设有83个驿站,凉州卫领5驿。清时武威县境内仍有5个驿站,并配备一定的人员和牲畜。1931年废除驿站,当时武威县有通往周边地区的大车道5条,全长275公里。1937年成立甘新公路督办公署,止解放前,建设了甘新公路(武威段)、武(威)民(勤)路、武(威)仙(米寺)路。目前,除312国道横穿全境外,已形成了以武威城区为中心,城乡公路四通八达,设施配套的公路交通网络,主干公路基本达到了桥梁永久化、路面黑色化、路段林带化、养路机械化的标准。312国道改建工程全面完成后,原来狭窄不平的公路达到了国家一级公路标准,大大提高了车速和通行能力,改善了区域公路运输条件。自筹资金建设的城区至武南镇宽幅公路、武民公路,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连接祖国内地与大西北的铁路大动脉兰(州)新(疆)铁路进入凉州,蒸汽机车嘹亮的汽笛声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河西走廊。1958年,干(塘)武(威)铁路动工修建,于1966年正式通车。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转移,兰州至武威南电气化技术改造工程和武威至疏勒河内燃化改造工程相继完成,兰新线武威南至乌鲁木齐段1622公里复线竣工,扩建了武威南和武威车站,完成了干武线电气化改造工程,使武威铁路分局的运输能力大幅度提高。“欧亚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武威铁路分局(地处凉州区武南镇)拥有上百个车站,2万多名职工,年客货周转量200亿吨公里。武威车站站前广场扩建工程完工,车站周围环境焕然一新。 烽燧台是古代传递军情的通讯设施,凉州境内烽燧遗址随处可见。丝绸之路开通后,在各处设立驿站,每个驿站置有驿马、传车。除驿站外,每5公里置一亭,设亭区,亭长亦兼办传递文书之责。东晋,邮驿并置,步递与马递并存,分置两处。隋朝改进邮驿,制定了邮驿典章制度。唐时将驿分为六等,视驿站的等级、事业的繁简而定驿夫。宋朝除驿站外,另设急递铺,日夜兼程传达军情。元朝,每10铺设一邮长,分段管理。明洪武五年(1372),在城西25公里处,增设了武威递运所,领4站。清朝驿站、递运所并存,武威递运所为河西最大的驿所。民国二年(1913),驿站和递运所全部撤销,结束了驿站制度。 清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兰州至酒泉电报线架至武威,设凉州电报分局,后易名为武威电报局。1905年设立了武威邮务局,1930年改称邮政局。两局的设立,标志着凉州现代邮电通讯的开始。旧中国,邮电通讯发展极为缓慢,通讯设施也极为落后,城区仅有7辆邮运自行车,9个邮车站,广大农村几乎没有邮电局、所,边远山区更谈不上通邮。1952年7月,邮政局和电信局合为武威专区邮电局。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建起了以城市为中心,连接城乡和国内外的四通八达的邮电通讯网。邮政局搬进了新建的邮政大楼,在农村建邮政所18个,除正常的邮政业务外,还开办了邮政储蓄、有声信函、邮政快件和集邮等业务,每年发行国内外报刊2000多种(约1千多万份),函件数十万份,满足了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电信事业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使用了数十年的“摇把子”电话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随着西—兰—乌光缆开通,代之而起的是自动程控电话,城市普及率达90%以上,昔日可望不可及的电话和手机,现在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移动电话、传真、无线寻呼、高频无线电话、载波机、电脑网络等先进通讯设施的投入使用,形成了沟通城乡连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系统。在西部大开发中,中国联通、网通、铁通及为数众多的电信公司参与了电信领域的竞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和方便。 五 商贾云集地广厦千万幢 自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后,凉州成为内地和西域各国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在中外贸易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的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每日都是三市(大市、早市、晚市),而凉州每天集市4次,从商者数月可以致富,由此可见当时贸易之兴盛。唐朝时期,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大量的丝绸、陶瓷、茶叶、铜镜、漆器等商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而西域的马匹、玉石、胡麻、核桃、苜蓿等物品也经凉州销往内地,出现了“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的局面。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描绘了当年古丝绸之路上骏马奔驰、明驼驰足的繁盛场景。宋代之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和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凉州的商业几经兴衰。清末民初,随着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全国各地之间的商业往来逐渐频繁。山西、陕西、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商人纷纷来凉州经商,有的就地安家落户,世代经营商业,成为当地的商业世家,后来逐渐形成了“山西帮”、“陕西帮”、“直鲁豫帮”和“本地帮”。他们从天津、上海、北京、西安、包头、兰州等地发来绸缎、布匹、瓷器、卷烟、食糖等一应百货,并将本地的皮张、羊毛等运往外地。为了加强各省同乡间的联系,相互照应,他们还在凉州城内开设了“山西会馆”、“陕西会馆”、“河南会馆”等。当时凉州城内共有大型商号268家,从业人员1800多人,资金300多万元,较出名的有山西帮商号“同吉庆”等,此外还有小商小贩近1500户。 1950年9月,成立了武威县工商业联合会,国营商业机构和人员逐步发展壮大。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武威县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同年6月,成立了武威县商业局,标志着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合作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体系已经形成。自1980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给商业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同时,个体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个体商业网点星罗棋布于大街小巷,消费用品样样俱全,饮食服务花样繁多,旅馆饭店随处可见,一改往日网点稀少、货物单一的状况。 城区现有三星级宾馆3家,还有近百处档次不同的宾馆饭店,可以满足旅客的不同需求。其中天马、凉州、荣华三大宾馆及亚欧宾馆、电力宾馆、红柳宾馆、武威大酒店、人民饭店等,环境优雅,设施齐全,服务周到,已成为国内外游客的主要住宿场所。此外,还有数十处娱乐场所。除上述外,还有各种高中低档酒楼、餐厅300多家和上千处饮食摊点,天南海北各种饮食一应俱全。规模较大的有金海、三和苑、杏花楼、雪莲宫、伊宁斋等,经营各种档次的酒席。凉州市场的夜市是各地风味小吃集大成之地,尤其是本地富有特色的卤鸡、肉夹子、米汤油馓子、酿皮子、驴肉凉面、山药米拌汤等,更引起众多食客的浓厚兴趣。 2003年底,全区已建有90余处具有一定规模的粮油、瓜果蔬菜、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等专业批发市场和劳务、科技、人才、房地产交易市场,以及数千处商业网点,年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0亿多元。比较著名的商场和市场有丽达百货、义乌商贸城、浙江大厦、商业大厦、凉州市场、西凉市场、东关农贸市场、蔬菜瓜果市场、建材市场、皮毛市场等。农村各乡镇都有较大的市场,黄羊、武南、高坝、双城、永昌、丰乐、清源、永丰、张义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中心市场。凉州已成为河西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又呈现出“市廛人语殊方杂,道路车声百货稠”的繁荣景象。 经营市区公交车的海石公司,有中巴车百余辆,开通12条线路,可以到达城区和市郊100多处站点。城区设有7处短途客运站,每天有多辆班车驶向各乡镇。另外,还有数千辆面的、夏利及其它类型的出租车,价格便宜,快捷方便,服务周到。 凉州建筑技术和建筑的源头,可追溯到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从皇娘娘台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中有房子9座,这是凉州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建筑。2100年前,匈奴人修筑了姑臧城,这是凉州古城的雏型。东晋时,凉州的建筑技术和建筑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前凉王张茂修筑的灵钧台和张骏扩建的姑臧城,曾对中国都城营建产生过重要影响。唐代“凉州七里十万家”道出了凉州城的相当规模。经过各朝各代的陆续建设,凉州古城格局形成今天整齐方正,错落有致的棋盘状“井”字形主体格局,一批具有影响和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保存至今,体现着民族建筑之精华,折射着古凉州辉煌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凉州城乡建设稳步发展,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特别是“九五”期间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全方位的城市形象工程建设,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基础设施日臻完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房地产业迅速崛起,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大大改善,园林绿化日趋合理,建筑市场规范有序,村镇建设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关系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保护事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凉州现代城市建设起自1956年的城市道路硬化和之后的供水、排水、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从1995年开始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掀起了城市建设的新高潮。截止2003年底,城区建成二层以上楼房近3000幢,其中住宅楼近2000幢,城区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8平方米以上;城区道路四通八达,四大街及其它主干街道已拓宽为二至四块板道路,实现了机动车、自行车和人行道分离;城市日供水能力、日排水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供热点集中连片;路灯架设、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市政设施和公用事业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24平方公里以上,是1949年的8倍,交通条件也得到较大的改善。 农村村镇建设也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农民住房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乡村道路进一步增加并硬化,新修村镇道路近3000公里,武南、黄羊、双城、高坝等一批展现农村新风貌的小城镇正在兴起。 今天的凉州城,宽敞平坦的通衢大道代替了昔日的砂石小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淹没”了旧时的黄土民居。一批设施齐全的住宅小区改变了居民住宅条件,多处风姿各异的公园、景点建成,形成了城市点、线、面结合的园林绿化格局,一个有利于人民工作和生活的良好环境正在形成。“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宋代大诗人陆游在诗中描绘的当年生活场景,已成为今天人民生活的写照。
第三篇 文化荟萃(上)
一 华贵典雅 影响深远 凉州乐舞撷萃 1西凉乐舞 历史上的凉州,是一个歌舞音乐之乡,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白居易的《西凉伎》,王维的《凉州赛神》等诗篇,就十分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景。 盛名卓著的《西凉乐》,是古代凉州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舞蹈艺术。据《隋书·音乐志》载:西凉音乐有“歌曲”、“解曲”和“舞曲”。其中“解曲”是管弦乐曲。这说明西凉音乐有多样化的音乐表现形式,即声乐、器乐和舞蹈伴奏曲三大类。闻名于世的《凉州》、《甘州》和《伊州》等西凉各部中的大曲,就是由上述三大类组合而成的大型套曲。这种融歌、舞、音乐为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为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凉乐》是凉州当地音乐同汉族古乐、西域音乐和印度音乐互相交流融汇的产物。历史上的凉州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歌舞是当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劳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西汉年间,汉武帝派到凉州的将领们,在开疆拓边时,就把从凉州得到的音乐带回长安宫廷,由当时宫廷乐府主管李延年列入乐府之中,做为宫廷乐舞中经常演出的节目之一。汉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印度、波斯、罗马等国的商队、使节、学者频繁往来于河西一带,当时的凉州,不但“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而且还有不少西域和印度、中亚的商人、高僧在这里定居。作为当时的一座国际性城市,中原文化要经过凉州向西域传播,西域文化也要在凉州经过消化、吸收再传播到中原。公元四世纪中叶,天竺(印度)乐舞传到了凉州。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流行的清商乐也传到了凉州。印度音乐、西域音乐和汉族音乐经过长期的融汇,逐渐形成了《西凉乐》这种较为完整的套曲。由于《西凉乐》吸取了中西音乐的长处,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后来成为隋唐燕乐中最早的一部大曲。 据文献记载,《西凉乐》有许多风格独特的乐舞曲,其中名曲有《永世乐》、《婆罗门》、《敦煌行》等等。《西凉乐》所用的乐器有钟、磬、弹筝、琵琶、五弦、鼓等十几种。这些乐器,有的是周秦以来的汉族乐器,有的是从西域和印度传来的。《旧唐书·音乐志》云:《西凉乐》“最为闲雅”,其旋律十分优美动人,风格独特。《凉州》大曲是在《西凉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元年间,凉州都督郭知运将此曲进献给朝廷,受到酷爱音乐的唐玄宗的欣赏,经常演奏于宫廷,成为当时影响很大的一部套曲。唐代闻名天下的《霓裳羽衣曲(舞)》,原曲为《婆罗门曲》,最早是印度音乐,后经中亚沿丝绸之路传入凉州,与当地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大型套曲。当时的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把此曲进献给唐玄宗,立即得到了他的喜爱。天宝十三年(754),玄宗进行再创作,并把这套曲子改为《霓裳羽衣曲》,组织宫中伶人排演,由他和杨贵妃亲自教习,成为当时重大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主要节目。《西凉乐》在河西各地音乐艺术中居于主导地位,传进中原后,一直被视为西北音乐的代表。从晚唐大诗人杜牧的“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诗句来看,《西凉乐》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天下歌舞中的精品,为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所共同喜爱。凉州人民创造的《西凉乐》,在隋唐音乐宝库中闪耀着奇光异彩,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使每一个凉州人引以为豪。 2狮子舞 “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西凉伎》中的诗句,它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凉州狮子舞。从这些精彩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凉伎表演的狮子舞那种光彩夺目、欢跃腾飞的形象,那绚丽多姿、镀金贴眼的化妆,还有那迅疾万里、扑天掀地的气势,与当今凉州乃至全国民间流行的狮子舞是完全一致的。今天我们有理由说,全国各地的狮子舞源于凉州,而凉州狮子舞又源于西域、印度和南亚各国。 狮子舞在凉州很早就盛行了,到唐代流传到长安,成为宫廷乐舞中不可缺少的节目。当时,无论是宫廷宴会、迎送使节,还是庆功祝捷等仪式中,都以西凉伎表演的狮子舞为主要节目之一。在凉州,除春节外,在其他喜庆的日子里也常以舞狮助兴。一般的狮子舞,是两人合作扮一头大狮子,俗称“太狮”;一人扮一头小狮子,俗称“少狮”;另一人为武士,起指挥调度作用。到目前为止,凉州民间有些地方的武士,其扮相仍为“胡人”,手拿绣球作引导,并先开拳踢打,翻腾跌扑,以诱引狮子起舞。耍绣球的武士和扮演狮子的人,都要有健壮的体魄、精湛的武功和熟练准确的协调配合,才能得心应手,表演自如。狮子舞在表演前和表演过程中,都要放鞭炮为狮子助威。劈哩啪啦一阵鞭炮响过之后,在烟雾腾飞中,狮子随着锣鼓点的轻、重、快、慢,忽而翘首仰视,忽而低头回顾,忽而回首匍伏,忽而摇头摆尾,忽而又与少狮追逐奔突,千姿百态,妙趣横生。高明者甚至能模仿狮子的许多动作,如舐毛、擦脚、搔头、洗耳、朝拜、翻滚等,均惟妙惟肖,十分逼真。 狮子舞另有一种耍法,即两头大狮子,一雄一雌,雄狮全身为金毛,雌狮全身为绿毛,各率两头小狮子表演。表演的程式基本上与上相似,但最有趣的是表演到高潮时,雌狮子有一场“产仔”表演。“产仔”之前,雌狮会有各种“产前征兆”的表演,如直立、翻滚、摇头、甩尾、动睛、抖毛等动作,表现其分娩前的阵痛。紧接着,雌狮俯卧在地,浑身颤抖,显得痛苦万状。此时,引狮的武士将绣球摆到雌狮头前,放炮人手提鞭炮,点燃后绕狮身疾速游走。表演场内锣鼓声更急,鞭炮声齐鸣,只见雌狮在瑟索抖动中渐渐站起,抬腿前行。一抬腿,胯下便滚将出来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狮子,欢跃奔腾,四蹄乱动,脖子上一串金灿灿的小铃铛清脆作响。然后,第二只、第三只……可以接连产下五六只小狮子。“产仔”后的雌狮,满怀做母亲后的欢悦之情,一反前态,与众小狮逗弄嬉戏,异常亲热;观舞的人们也欢呼雀跃,人狮相亲,心灵沟通,共享天伦之乐。 凉州的狮子舞还有一种惊险绝妙的耍法,即高台狮子舞。旧时的高台狮子舞一般都在正月,城里由商会出面组织,农村由社火会或水系组织。表演前,先用特制的长条木凳搭起一座约十米高的方塔。为了保持稳定,凳脚都垫着厚厚的一层麻纸。表演开始,先由舞狮人手执绣球,在塔下空场中翻一串跟头,耍几样拳脚,然后引出狮子。在锣鼓鞭炮声中,舞狮人攀塔而上,边攀边舞,以各种动作逗引狮子。狮子昂首纵身,在绣球引导下登上木塔,拾级而上,做出各种惊险动作。尤其在攀上塔顶之后,更有一番高难度的精彩表演。表演过后,舞狮人翻下塔顶,狮子口衔木凳,逐层拆卸而下,犹如耍杂技一般,十分惊险。 二 喜庆欢乐 独具特色 凉州民俗文化漫谈 1春节社火 每年春节,在凉州大地上,传统的社火活动就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庆的锣鼓,为城镇和乡村增添了浓郁的欢乐气氛。流行于凉州的民间社火,阵容庞大,形式独特,装扮艳丽,表演精彩,引人入胜,风格鲜明,明显地保留了古典西凉乐舞的遗风。 凉州民间传统社火队的结构,一般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社火的前导部分。打头的是“春官老爷”,一般人都称之为“老爷”。“春官”是封建社会对礼部的别称,掌管礼仪、祭享、贡举、外交等职。闹社火一是在春天,二是文化活动,当属份内之事。“春官老爷”是社火队的总领队,担负着统领指挥整个社火队的重任。按照民间的传统习俗,“春官老爷”必须由当地辈份大且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德高望重者担任。因此,在社火队里扮演“春官老爷”是一份难得的殊荣。在闹社火前,社火会(民间又称元宵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推选“老爷”,然后由会长亲自将大红请帖郑重其事地送到入选人手中。为了不负众望,入选“老爷”在接到请帖后还要有一番认真准备的过程。待到社火开闹时,每天早晨社火会的人要敲锣打鼓,燃放炮仗,前往请“老爷”。“老爷”装扮齐整,欣然就位,率领社火队,红红火火,走乡串户,正式开闹。每天闹完社火,社火会的人还要敲锣打鼓送“老爷”回家,“老爷”家要设宴款待。“春官老爷”的服装一般是朝廷命官打扮,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蟒袍,手执一把折扇或鹅毛扇,另外还有道锣、探马、衙役等一班人前拥后卫,俨然一派官员出巡的威仪。 第二部分是鼓乐队,一般由大锣、大铙、大钹、铰子、长号、唢呐等组成。社火队行进表演时,配以锣鼓音乐,表演的人们按锣鼓音乐的节奏扭摆踏步,左右摇晃,显得十分热闹和谐。 第三部分是天公和天母。天公天母的扮相是一对农家夫妇。天公扛着锄头,拿着木锨;天母提着篮子,拿着笤帚。凉州民间传说天公天母是司农之神,专管人间耕作之事,象征着勤劳与智慧,他们行进之地,来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公与天母的表演动作十分逼真生动,天公挥锄耕作,握锨扬场;天母撒种扫地,送茶送饭。同时二人边唱边舞,真个是“夫唱妇随”。 第四部分是腰鼓队和蜡花队。腰鼓队也叫鼓子队,打鼓人被称为鼓子匠。鼓子匠一般为古代武士打扮,身穿黑色双排扣武士装,足蹬长筒靴,头戴黑色英雄巾,上扎红绒花,各背一面羊皮鼓,双手执鼓锤,边行进边打鼓表演,动作粗犷有力。鼓子队的人数一般为8至16人,有些为32人甚至更多。蜡花队的人数与鼓子匠相同,身穿彩色女袄裙,一手拿一面手锣,一手执锣锤,锣锤上系一条长长的彩绸,敲起小锣,舞姿翩翩,彩绸飘飘。队前有傻公子和丑婆子领头表演。傻公子和丑婆子的化妆和表演都非常滑稽可笑:傻公子一脸傻相,憨态可掬;丑婆子丑态百出,令人捧腹。 第五部分是和尚队,也叫大头队。和尚队一般穿僧衣戴僧帽,也有戴面具的。金刚穿武士装,戴头盔,手拿降魔杵、钢鞭、画戟等兵器,人数一般为8至18人。表演时,和尚模仿十八罗汉各种神态的舞蹈,金刚作武术表演。 第六部分是百色队。这是社火队里最随便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队。由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各色人物组成,大部分扮成传统戏剧故事,如唐僧取经、白蛇传、桃园结义等。这一队的人数最多,大约在五六十人至百余人。表演时,百色队在紧锣密鼓声中跑大场,有单刀会、双龙会、三娘教子、四门斗敌、五典坡、六月雪、七巧会、八阵图、九穿梭、十面埋伏等许多花样,使观者眼花缭乱。 第七部分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这是一个贯穿全队、活跃全局的人物,即所谓的“膏药匠”。这个角色是游方郎中打扮,一手执蝇拂,一手摇串铃。他的主要职责是随时随地制止乱挤乱闹的人群,协调指挥各队表演,起着维护秩序和照料全局表演的作用。在各种表演间隙,“膏药匠”能即景生情地现编现唱“秧歌子”。“秧歌子”多为四句一首,内容大多为颂春节、贺太平、庆乔迁、祝长寿、恭喜发财等吉庆词语,但要唱得切合实际,具体生动,诙谐有趣。长于此道的人,往往妙语连珠,好曲连台,博得观众齐声喝采。据说,膏药是药物中的万应灵药,又名八面风。因此,这个人物既有联络社火全局的职能,又象征着驱瘟散疫、促进健康的良好祝愿。 2元宵灯会 正月十五,民间叫元宵节,这个节日最突出的景观,就是围绕张灯、赛灯、赏灯等一系列“灯”事活动而展开,因而也称“灯节”。这是一个极富游乐性质的群体性民俗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种沿袭。 凉州的元宵灯会,辉煌奇巧,蔚为壮观。每年元宵节前,各行各业人士便纷纷忙碌起来,那些彩纸颜料,铁丝竹篾,纱线布帛,经过剪、剔、绘、染、扎、缠、绷,在一双双巧手的运作下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各式花灯,有各种动物、花卉、瓜果、神话人物等。到了元宵这天,四街八巷的临街人家、店铺、机关单位,都在门前张挂彩灯,装点得凉州城宛如灯的海洋。街上人头攒动,灯光闪烁,热闹非凡。如果遇到龙灯,则观灯者必从龙下钻过。据说龙是多子多孙的吉祥物,且“灯”又从“火”从“丁”,钻了龙灯,就可以人丁兴旺,日子红火。由此可见,元宵节的盏盏彩灯,寄托了凉州人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凉州农村,元宵闹灯又别有情趣。农村的花灯,于朴拙自然中见巧夺天工的智慧。有的用玉米芯浸油,燃作火炬;有的用洋芋或萝卜将里面剜空,灌上油,插稔子点燃作火炬;还有的将老葫芦壳削至半透明,外绘以各种图案,制成花灯;更多的是以彩纸扎成各种形状的灯笼。凉州的元宵灯会,源远流长,颇负盛名,最神奇有趣、出类拔萃者,当数金塔寺的“黄河灯会”。 “黄河灯会”,顾名思义,就是取黄河九曲十八弯之意,有“阵排天地,势摆黄河”之妙。又说是仿照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第五十回“三姑摆布黄河阵”里黄河阵的摆法。先扎好灯山门一座,悬灯结彩,以立门户;后取中央太极之意,在灯阵中央竖五丈高杆一根,上挂九莲宝灯、吊斗、旗幡;再将360根灯杆,挑起360盏各色花灯,按九宫八卦之势,分为九座城池,摆成黄河九曲连环之阵。观灯者必须按八卦方位,按照一定路线行进,方能曲尽其妙,遍踏灯城,否则会迷失方向。每年元宵燃灯,四方乡民蜂涌而至,照以上规矩遨游黄河灯阵,“出入门户,连环进退,井井有条”。 元宵之夜,凉州大地“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暮色刚刚降临,皎月从东方升起,漫山遍野像是披上了一层银白的轻纱。一块平坦的高地上,竖起一座方方正正的灯城,巍峨辉煌,灯月交辉,五彩缤纷。那雄伟华丽的灯山门,那闪闪烁烁的一片灯海,还有那高架在中心灯杆上的九莲宝灯,那飘摇的旗幡、吊斗,映衬着祁连山暗黑的山影和开阔起伏的原野。“黄河灯阵”仿佛一座古代的军营,在夜色中显得那样庄严神秘。“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一时间,从四面八方前来观灯的人们,高举着灯笼火把,潮水般涌来,从灯山门正中进入“黄河灯阵”,在这个神秘莫测的灯的迷宫中盘旋回绕,尽情漫游。都说是九曲黄河十八弯,但看灯的人们,谁也弄不清到底拐了多少个弯,转了多少个圈,只感到忽而左盘,忽而右旋,忽而朝南,忽而往北;兴趣盎然中,但觉灯海锦簇,万头攒动。各种各样的灯犹如百花争艳,各具情态。且不说那些传统的走马灯、玉兔灯、孔雀开屏灯、子牙封神灯、三战吕布灯、大闹天宫灯等诸色花灯仿佛使人进入神话世界,单就这些白菜灯、葫芦灯、西瓜灯、辣子灯、猫儿灯、狗儿灯、羊羔灯、娃娃灯……也是形象逼真,色彩艳丽,美不胜收,确实匠心独运,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本色,真可谓大千世界,尽收眼底。此情此景,正应了一首古诗: 正月圆时灯正新,满城灯火白如银。 圆圆月下灯千盏,灼灼灯中月一轮。 月下看灯灯富贵,灯前赏月月精神。 今宵月色灯光内,尽是观灯赏月人。 这一天如遇上下雪,正好应了“正月十五雪打灯”之语。漫天飞雪,银装素裹,此时此景,别有一番滋味。 3四坝滚鼓子 一队雄壮的古代武士,黑衣、黑裤、黑靴、黑幞头,身背羊皮长鼓,手执枣木鼓锤,在一阵由轻而重,由缓而急,初似淙淙流泉,渐如惊雷奔电的隆隆鼓声中起舞,那整齐划一、沉着稳健的步伐,那一往无前、冷峻刚毅的神情,那力贯千钧、震人心魄的击鼓动作,还有那忽而如雁翎般展开、忽而如长蛇般疾冲、忽而旋走太极、忽而列成方阵的进退变化,把人们带进了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闻刀枪撞击,铁骑突奔,如见浴血奋战,出生入死,这就是被称为西部鼓魂的凉州滚鼓子。 滚鼓子也称“攻鼓子”,是流传在凉州北乡一带尤其是四坝镇的一种民间鼓乐舞蹈,据说这是一种古代军旅出征乐舞的遗存。四坝镇农民不断挖掘整理这一民间艺术之花,革故鼎新,代代相传。四坝滚鼓子,与一般“腰鼓”、“扇鼓”、“太平鼓”的风格迥然不同,从它的化妆到表演,都给人以威武雄壮、粗犷豪放的美感,具有强烈的西部特色。滚鼓子的表演特点是打起鼓来要手到、眼到、神到,仪态潇洒,干净利落,稳健大方。它的基本打法可以用四句口诀来概括,即“双手胸前划弧线,交错击鼓轮换翻,上前踏地凭脚力,挺胸抬头身不弯”。它一般由数十名到上百名精壮汉子组队表演。每年正月闹社火时,乡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走乡串户进行表演,有时还要进行击鼓表演,叫做“会鼓子”。“会鼓子”的场面十分宏大壮观,每队鼓子都有一个领队指挥,几十队、甚至上百队鼓子汇在一起,由数十面大鼓配合掌握节奏,外加锣镲烘托气氛。几百人同敲一个鼓点,同走一种步伐,游走变化,配合默契,进退开合,和谐统一,形成一种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气势。 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对滚鼓子这一民间艺术之花进行了不断地整理和改进,使之逐渐完美,表演质量稳步提高,屡获殊荣。1955年,四坝滚鼓子队赴京参加全国民间舞蹈调演,获优秀节目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艺术节、民运会等节会表演,因风格独特、气势恢宏而获奖。1990年4月,甘肃电视台拍摄电视艺术片《西部之舞》,滚鼓子作为重点节目之一被介绍到国内外,从此,声名大振,被称为西部“鼓魂”。 4石碑滚灯 作为民间艺术的一种形式,永昌镇石碑村的滚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据传,石碑沟一闹社火就滚灯。过去,从十三日开始闹社火,一闹四天。从正月十三日开始,石碑村便立架起灯,灯架立于石牛前。灯架长386米、宽16米,共18层。架上之灯,十三日摆“上元一品”字形,十四日摆“中元二品”,十五日摆“下元三品”(或“天下太平”),所需灯约100多只。灯里添清油,随时注油,直到闹滚灯结束。所滚之灯过去用瓷碗底,现用小碟替代。灯架前挂黄幔(一取吉祥,二挡雪遮风)。 十五日晚八时,滚灯表演开始,一般为12人,据推测取意十二生肖、十二月、十二时辰等。表演者特殊装束而出,额上顶碗,碗里置泥,泥中插蜡,碗边糊纸,上贴由本地心灵手巧者所剪十二生肖图案,纸高出碗沿10寸许。表演者双手做虚托碗状,首先绕场几周,然后起阵法。“八角茴香”;“四门斗底”;“双环套月”;“卷棉花”,一绕二紧三卷儿;“鸭子凫水”,手划脚挪往前奔;“母鸭偎蛋”,小心挪脚碎步紧;“单摔双摔”,扭着屁股左右摆;“左右重复”,前六(人)后六(人)背相移;“莲瓣盛开”,中灯一立莲瓣抖;“柳树盘根”,两人相勾腿套腿;“辫蒜瓣”,扭来拧去大绕环;“猴儿式”,抓耳挠腮惹人乐。滚到最后,12人齐趋于地,360度大转身,尔后将灯从额上取下,放两排,碗等距,舞灯者一人“老鼠倒仓”(俗称翻跟头),12人从碗距间翻过(也称打车轮)后滚灯才告结束。随即观灯(因其有唱之意,故应为唱灯)开始。 唱灯者或2—4人,须有熟知曲调、歌词者才能胜任。曲调为西北民歌花儿,抑扬顿挫,唱调铿锵,韵律和谐。唱者从第一盏灯唱起,唱完12盏,再重复,歌词内容多限于历史人物或典故,一问一答,诙谐有趣,又不乏教益,一直到曲终词尽。此时,皓月当空,灯月相映,万人齐喧,车欢马叫,呼儿叫娘声迭起,人们踏月归家,弄不好睡梦中还会来一声“好!” 三 隐恶扬善 绚丽多彩 凉州民间文艺简说 1凉州贤孝 在凉州的农闲季节,只要是人群聚集之地,无论农舍街巷还是茶坊酒肆,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乡土味十足的民族风情画卷:一位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怀抱三弦,席地而坐,自弹自唱;他的周围,或站、或坐、或蹲,围满了听众。盲人那动情的演唱,时而低沉,时而欢乐,时而悲愤。人们的心被他深深地牵动着,或怒、或喜、或悲、或愁,或感叹唏嘘,或自言自语。人们在这种乡土艺术的浓郁氛围里,咀嚼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这便是凉州贤孝。作为一种植根于凉州民间的古老说唱艺术,真可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凉州贤孝起源于凉州东北乡,据说其创始人为清朝年间长城乡红水村一位姓盛的落第秀才。贤孝广泛流传于凉州城乡及毗邻的古浪、金昌、张掖、酒泉等地,一般由艺人们师徒间口传心授。从事凉州贤孝演唱职业的艺人,大多是盲人,特别是以先天盲者占多数。为了谋生,一些盲孩子便自幼从师学艺,学成之后走街串村四处卖唱,当地人称之为“瞎弦”。凉州贤孝的演唱形式很简单,说白、诵唱和伴奏一般都由一人完成。多于一人的演唱方式也有,即另有一、二人吹笛子、拉二胡或敲碟子、木鱼等伴奏击节,或有数人合唱最末一句以加强气氛,谓之“接后音”。凉州贤孝的内容,主要以述颂古今英雄贤士、烈妇淑女、孝子贤孙、才子佳人故事为主,寓隐恶扬善、喻时劝世、因果报应、为贤行孝等宗旨于其中,故名为“贤孝”。 凉州贤孝的唱词以凉州方言为主,幽默风趣,通俗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又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在演唱中间,艺人们为了活跃气氛或调动听众情感,有时还边与听众交流,边进行即兴创作,多合辙押韵,妙语连珠,引人入胜。凉州贤孝的音乐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唱腔曲牌,吸收了“凉州杂调”和西北民歌的丰富营养,充满着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曲调流畅动听,富于变化,并能即兴发挥,生动形象、活脱逼真地表现各种故事人物。说白诵唱自由多变,一般是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而灵活设置,不拘一格。间奏过门长短随意,也是按当前听众的多寡、兴味的高低而安排。凉州贤孝常用的曲调有:招徕观众、烘托气氛的光调过门;赋比起兴、预示情节的开篇越音;交待事件、步步发展的光调;引向高潮、字字紧扣的喉音;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悲音;悲愤欲绝或诙谐有趣的花调等。 凉州贤孝的唱本十分丰富,多以古典、传统的内容为主。在演唱中,根据听众构成和季节特点,分“段子”和“大戏”两种。“段子”的内容较少,多为一事一唱,在小故事中加入大量的教说、劝诫内容,直抒胸臆,简洁明快。如《劝妹子》、《小姑贤》、《目连生孝母》等,夹叙夹议,曲调也始终不变,一般是四句一段。“大戏”则适合农闲季节演唱,内容多为野史演义,可唱数十小时至上百小时。“大戏”一般有“家书”和“国书”两大类。前者以反映人情世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为主,如《白鹦鸽盗桃》、《丁郎刻母》、《汗巾记》等;后者以帝王将相、国事兴亡为主要内容,如《薛仁贵征东》、《五女兴唐传》等;也有的反映近现代的政治事件,如《鞭杆记》、《打西北》、《解放武威》等。对于这些内容,听众们其实早已熟稔,大凡都能哼上三两句,但因凉州贤孝的独特唱法,仍能将他们深深吸引。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者专为盲艺人创作的新唱本,也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2河西宝卷 每逢农闲时节,在夏日的树阴下,在冬天的热炕上,凉州山区的农民们总爱三五成群,甚至几十个人聚成一团,津津有味地听人演讲宝卷。随着念卷人情绪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起落发展,念到一定的“接口”上,听众们还会不约而同地加入集体朗诵和合唱。那情景,那神情,既庄严,又活泼,使宝卷不仅成为一种简朴实用的娱乐形式,也使人从中受到一定的教育。 宝卷是由唐代变文、宋代说经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文娱活动,在河西走廊极为盛行。但变文主要吸收了印度佛经的结构形式,内容也以佛经故事为主,而宝卷则在继承的同时加以发展,使之更加民族化、地方化,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讲唱文学的一种。宝卷的主要形式是韵白结合,有说有唱,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仅能吸引广大听众,同时还能起到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其中,白话是念卷人为了叙述故事情节,交待事件发展过程,铺叙人物关系,点明时间、地点而采用的一种表演手法,相当于戏曲中的“道白”,是“讲”或“说”的。而韵文则是念卷人为了寄寓善恶褒贬,演绎故事情节,抒发爱憎情绪,烘托渲染气氛而采取的表现手段,是“吟”或“唱”的。韵文的主要形式是七字句和十字句,均用日常口语,通俗易懂。卷首一般都是定场诗,以赋比起兴,起到预示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池塘水满今朝雨,叶落庭前昨夜风。今日不知明日事,人争闲事一场空”。然后即以白话“却说……”开头,往下讲唱。结尾一般都是千篇一律的劝善诗,类似于变文中的“偈语”,如“男为孝子,女为贤良”、“事事都顺不哄人”,有总结主题的作用。念宝卷的调子很多,可惜后来大多失传了。为了丰富吟唱曲调,凉州宝卷的讲唱者又吸收了凉州贤孝中的相关调子,新鲜活泼,别有风味,从而有异于其他地方的宝卷。 宝卷脚本内容基本上分三类:一是反映宗教的题材,它们是唐代变文和宋代说经的沿袭和衍化,如《目连三世宝卷》、《灶君宝卷》;二是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改编的,如《孟姜女宝卷》、《白玉楼挂画宝卷》;三是反映社会日常生活的,如《鹦鸽宝卷》、《红灯宝卷》等。现在留存于世的宝卷脚本,数量大约有六、七十种,且与凉州贤孝的唱本在故事情节和语言运用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互为映衬,互相借鉴,从而成为地方讲唱文学的两枝异葩。宝卷大量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切身的社会生活,有些寓言,也是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的。 3半台小戏 半台小戏是流传于凉州民间的一个戏曲品种,针对于“大戏”秦腔而言,它只是一种民间小曲戏,故称之为“半台戏”。作为一个剧种,半台戏以当地的民歌俚曲为基本声腔,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一方面大量吸收了山陕眉户的曲牌声腔,另一方面逐渐引进了兰州鼓子的行腔伴奏。半台戏的特征十分鲜明。首先,演出阵营小,有“七紧八慢九消停”之说,意指演职人员只需7—9人。其次,剧目短小,多是生动风趣的地方戏和精炼感人的折子戏。再次,演出场地随意,院落、庙台、堂屋、廊下均可。第四,行头服装轻便而简单,以软当先,便于打成随手携带的包袱。最后,队伍聚散灵活,半台戏的演职员多系农村民间艺人,农忙务农,农闲唱戏。 半台戏的音乐属于曲牌连缀体。从构成上看,它分别有器乐曲牌、唱腔曲牌和锣鼓经构成。从调式上看,它多由宫、徵调组成。主奏乐器为三弦,伴以其他弦索。半台戏古朴自然,风趣幽默,短小整齐,好记易唱,唱腔中没有过大的起伏,乐器中少用复杂的铜器,贴近生活的戏剧情节和富有特色的凉州方言,使其更显古朴稚拙。半台戏因其人员设施和服务对象的制约和引导,其剧目以传统折子戏和风趣幽默的生活小戏为主。其风格以粗犷通俗见长,适于农村乡野娱乐。常演的较有名的剧目有《李亚仙刺目》、《三娘教子》、《张连卖布》、《刘海撒金钱》、《小放牛》等二十余种。由于艺人们文化素质较低,表演自发而分散,除上演代代因袭、世世相传的剧目以外,自创剧目很少。 半台戏诞生于农村,其观众亦多以农民为主,后来逐渐走向城市,其观众面亦扩展到市民、商人,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半台戏因其从业者多为半职业性质,自发性较强,随着专业戏班的勃兴,逐渐走向了衰落。它从兴起到式微,经历了近百年时光,它的升沉兴衰,既是生活的呼唤,也是社会的选择。 四 推陈出新 精品纷呈 ——凉州文学艺术概述 1历史底蕴深厚 古城凉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曾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和商埠,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融汇、传播和辐射之地,自古艺文荟萃,文学、音乐、舞蹈、书法、美术等活动,有着久远的历史与优良的传统。有诗云:“武威莫道是边城,文物前贤起后生。不见古来盛名下,先于李益有阴铿”。由此而形成的凉州文学艺术,以独特的风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宝库。 西晋至五凉时期,凉州是北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五凉文学是十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建安,下启隋唐。这时期作家中的一些作品,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文人的作品相比,毫无逊色,堪称上乘。凉州籍的南朝诗人阴铿,是开创我国格律诗的先驱,他的作品,对后世许多诗人影响深远,如李白、杜甫等人。杜甫有诗句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影响可见一斑。 由于唐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事业的发达,使凉州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因吸收西域、中亚特别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有了空前的发展。许多杰出的诗人,如陈子昂、王维、岑参、高适、王之涣、王翰、张籍、刘长卿等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并写下过不少脍炙人口、在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其中一些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千古绝唱。如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等,就是这类诗的名篇。凉州诗人李益,其边塞诗在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特别是《夜上受降城闻笛》更是妇孺皆知,千古流传。与此同时,凉州还是一个歌舞音乐之乡,所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就表现了这方面的情景。古典名曲《西凉伎》以及《凉州大曲》、《霓裳羽衣曲》等舞曲,在当时极负盛名。此外如狮子舞、胡腾舞、民间赛神、百戏、“变文”等都很活跃,一直延续到今天。 宋元年间,由于连年战乱与自然灾害的侵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凉州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文学艺术创作进入低谷,除元朝余阙留下诗作外,文学艺术领域成就有限。明清时期,文学艺术逐渐走向繁荣。特别是清朝中后期,在社会经济繁荣、人口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文化事业持续上升,读书习礼之风日渐浓厚,凉州出现了许多成就显著、在省内外很有影响的人物。如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张澍,教育家、书画家、诗人张美如,历史学家李铭汉,水陆画家杨先声,著名政要、书法家牛鉴,诗人李蕴芳、陈炳奎……他们的著述和其在文化活动方面的成就,给凉州乃至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精神财富,丰富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民国时期,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于右任和国画大师张大千等先后来凉州考察采风,并与当地文化界人士酬答往还交流艺术,在凉州民间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积极影响着凉州文化艺术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2当代成就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建立健全了各类文化机构,为活跃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凉州文艺界人士弘扬传统,与时俱进,使文学艺术活动进入了一个蓬勃兴盛的历史时期,人才辈出,成就卓然。 凉州的戏剧艺术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解放后,众多专业和业余剧团,活跃于广大城镇乡村,演出的剧种有20多种,演出的优秀剧目近百个,群众反映良好,社会反响较大。在剧本创作方面,创作队伍强,作品质量高,创作上演的剧本有近百个,在省内外刊物发表剧本30多个,引起了省内外专家的广泛关注。其中徐万夫创作的大型历史秦剧《梁红玉》,裘诗唐等人创作的大型歌剧《动荡的巴里坤》,李德文创作的大型秦剧《爱情从这里开始》、《商鞅变法》,徐祜创作的大型话剧《凉州会盟》等,得到了许多专家好评,并在省、市调演中获奖。 凉州的书法、美术、摄影、音乐在省内外也有较大影响。1954年,赵延年创作的国画《绿化祁连山》率先打入全国美展;1973年,刘绍宗的国画《林带花香》在《人民画报》刊出后,获得较高的评价,并参加了全国美展。靳鉴、丁二兵、徐万夫等的书法活动十分活跃,带动了一大批中青年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大量人才脱颖而出,如陈石、麻永忠、张德生、满生先、赵长军、王由等闻名陇上;绘画方面,董吉泉、赵廷昌、杨依峰、丁二兵、陈石、张祥生、王金城、李恒才、姬长斌等成就斐然;摄影方面,也涌现了一批专业摄影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窦实、王斌、王文明、袁志强、姜爱平、刘忠等影响较大,有些作品获甘肃省“敦煌艺术奖”等省级以上大奖;在音乐创作方面,有10余人的作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楚兴元、王坤、杨生祥、张克权、刘期相、严述科等的作品多次获省级以上奖励;歌词创作方面,冯天民、杨才年的词作数量丰富,质量较高,被业内人士广泛看好并多次获奖。 在文学创作方面,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李田夫的短篇小说《虎子敲钟》在国内外具有影响。近年来,凉州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每年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就有上百篇。李鼎文、刘恭、徐万夫、牛兆虎等常有古体诗创作发表,并有诗集出版;冯天民、宋振林等人常有新作问世;古马、叶舟等凉州籍作家的作品在省内外颇受好评;董堂寿的中篇小说《在野》反响较大;李学辉、杨若冰的创作数量颇丰,并数次获省内外奖项;周生发的小说创作也已引起人们关注;徐兆寿的长篇小说《伟大的生活》、《生死相许》、《非常日记》和诗歌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陈玉福的长篇小说《一号会议室》、《一号专案组》、《一号考查组》等“一号”系列小说可谓反腐败的力作,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们的众多创作为凉州文坛增添了光彩。在凉州文学创作方面,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当属陈开红及其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 3陈开红和《大漠祭》 陈开红,笔名雪漠,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处女作《长烟落日处》,获甘肃省第三届优秀作品奖。此外,短篇小说《黄昏》、《新疆爷》等均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 2000年10月,陈开红创作的反映当代凉州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上百家媒体予以报道或评论,称其“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大漠祭》出版至今,已获多项荣誉:上海市图书一等奖、华东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0年度中国最优秀的五部长篇小说之一,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4月,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 关于《大漠祭》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文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以极其真切的情感,惊人的叙事状物的笔力,写出了奇特的西部民风和沉重的生存现实”(《文汇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西部,表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它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历史意义”,“它得力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质的深刻挖掘”(《光明日报》);“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西部大变革前夜农民的痛苦蜕变,反映了他们艰辛的生存境况和执着的人生追求”(《飞天》)。冯牧文学奖评委会则从语言、题材的开掘等诸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文学将相当多的篇幅交给缠绵、温情、伤感、庸常与颓废等情趣时,《大漠祭》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于我们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在当下文学叙述腔调日益趋于一致之时,其语言风格和特色显得更为鲜明。” 《大漠祭》是凉州文化浸润下的陈开红的一次创作爆发,裹挟着凉州人生活独有的泥土清香,渗透了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着弱势群体,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有的胸襟,也叙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是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大漠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个性化的语言,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生活底蕴,也向世人展示了凉州奇异独特的人情风貌。2003年,《大漠祭》的姊妹篇《猎原》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小说界的重视和关注。 五 西部特色 民族传统 ——凉州饮食文化点滴 1、酒文化 凉州先民素有饮酒之风气,并且由此而带动了凉州的酿酒业。凉州的酒文化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末年的乌孙、月氏、匈奴驻牧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普遍善饮,并掌握了小曲制酒的技术。《汉书·西域传》载,西汉武帝时期,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时引进葡萄品种、种植技术和酿酒技术至凉州,并经丝绸之路而入中原。富于智慧的凉州先民,在传自大宛的酿酒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工艺,推陈出新,终于酿造出了令人倾倒的凉州美酒。与此同时,凉州的先民还创造了名目繁多、式样各异的酒具,特别是用美玉制造出了夜光杯,使其经数千年之后依然被人们使用和宠爱。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凉州葡萄诏》中对凉州美酒予以盛赞。唐朝时期,凉州美酒声誉倍增,凉州的酿酒业达到了空前的兴旺和发展。宋朝(西夏)以后,随着经济的衰退,政治的动乱,致使曾冠盖全国的凉州美酒日渐衰落,直到明清时期才得以复苏。现在凉州的酿酒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白酒、啤酒、葡萄酒、滋补保健酒等品种齐全,质量上乘,数量可观,名牌众多,使酒类酿造业成为支撑凉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凉州自古以来就是酒乡,好酒善饮是凉州人的特长,而“无酒不成俗”、“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宴”使酒与民俗的关系十分密切。凉州人崇尚酒,喜欢以酒会友,以酒结友,认为酒是厚道之物,它会使人襟怀坦白,欢快愉悦,故而有饮酒不分家之说,亦称酒厚。在凉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时时有酒,处处有酒,只要是宴饮聚会之处和欢度节日,非酒莫属。凉州人好酒,且又能豪饮,但一般不喜欢独斟独饮,而是与亲朋好友一起边吃边喝,喝个“四天四地”:初入座时,以一杯酒敬天谢地;喝起酒来,猜拳行令,唱歌漫曲,气氛热烈,声震天宇,谓之惊天动地;喝酒要喝个痛快,开怀而尽心,是为昏天黑地;相聚饮酒,求个欢乐逍遥,无拘无束,在笑声中忘却世间烦恼,故称欢天喜地。凉州人不饮冷酒,酒必烫热而后饮,俗话说“喝冷酒使官钱,有病在后,”这是极具科学依据的养生之道和廉洁奉公的自励警言。 凉州人饮酒,不喜欢饮“死酒”,而是要猜拳行令定输赢,输者饮酒。久而久之,便创造了花样繁多、形式各异的猜拳法,素有“四大官拳,十八杂拳”之说。常见的有大拳、小拳、老虎拳、灯笼拳、螃蟹拳、走马拳、蒙古拳、打老虎、风交雪等。 2、茶文化 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饮料,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其具有特殊的色、香、味、形,既能解渴疗疾,又可赏心悦目,于是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色彩。茶多产于南方,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南北文化交流趋于密切,由于隋文帝爱好饮茶,上行下效,“由是竞采,天下始知饮茶”(《隋书》)。饮茶风尚,从此在北方广泛传播,并逐渐融入了凉州人的物质文化生活之中,由最初的药用、饮用逐渐变为品饮,由一种爱好、习惯和生理需要,逐渐升华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迈入新的境界。 凉州本地不产茶叶,但凉州有天下之茶。大凡绿茶、红茶、花茶、黑茶等,在凉州均能找到其“知音”。凉州的茶艺,源自唐代中叶陆羽的《茶经》,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与本土的风情民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相适应的煮法、饮法。在凉州,富有浓郁西部风情、地方特色的茶主要是“三泡台”和“老茯茶”。凉州的中老年人喜饮“三泡台”。所谓“三泡台”,即以刚开的水泡入花茶或红茶,佐以冰糖、桂圆、葡萄干、红枣、枸杞等,具有舒筋活血、清咳化痰、延年益寿之功效。据说,“三泡台”源于满族,后成为一种大众饮茶方式。“老茯茶”又被誉为凉州的“功夫茶”,与福建“功夫茶”有异曲同工之妙。老茯茶历史悠久,与唐、宋以来的“茶马互市”有着密切关系。凉州历史上曾是朝廷在西北地区重要的“茶马互市”交易之地,这为凉州人饮老茯茶习俗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凉州老茯茶通常以黑砖茶为原料,加水以文火(最好是炉火)熬煮而成。熬老茯茶的茶具,以砂锅或其它土陶器为好,经长时间熬煮,色、香、味、形别具一格,酽而不苦,解乏止渴,且助消化,祛病魔,保康健,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饮时,加入红糖或白糖,古色古香,饱含乡情民俗。凉州名吃“三套车”中,其中之一便是老茯茶,在茶客、食客中享有较高声誉。 凉州人以茶养性,以茶提神,以茶休闲娱乐,以茶品味人生,颇有与酒争先之势。在凉州,随处可见茶园、茶屋、茶秀、茶楼、茶摊,以及来往品茗的茶客,以东关花园、西郊公园、再就业市场、天马市场居多。凉州人热情好客,人来茶飘香,人走茶不凉,体现着传统、优秀的中国茶文化色彩。 3食文化 “凉州不凉米粮川。”凉州地形复杂,平原、山地、森林、湖泊、戈壁、沙漠兼而有之,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为食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凉州人以面食为主,而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多民族混杂,在饮食上相互影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游牧民族的一些饮食习惯,加上中国各大菜系在凉州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食文化,并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一是讲究经济实惠,大众化;二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三是兼容并蓄,南北品味融为一体。凉州人大碗吃饭,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充分体现了朴实厚道、粗犷豪放的性格特点。试举数例凉州风味小吃,从中可以略窥凉州食文化特点之一斑。 三套车 由行面、腊肉及茯茶等组成,在河西走廊闻名遐迩。无论外地游人还是凉州居民均爱食用,经济实惠,为大众化的风味美食佳肴。行面由优质精面加少许盐,拌水和成行面硬团发酵后,切成条状型面条块,按你的要求再用手捋成宽窄不等的长条型面条,入锅煮熟,盛入碗中再加预先配备好的腊肉、木耳、蘑菇、黄花、蒜苔、芫荽、洋芋粉制作的卤汤即成,吃起来口爽味鲜。腊肉由新鲜猪肉或猪肚加入传统腊汁及炖肉调料,经特殊烹调工艺制成,肉质香而不冲,肥而不腻,熟而不烂,肉色金黄。圆枣茯茶是由冰糖、桂圆、核桃仁、红枣、枸杞、茯茶加水熬制而成,色泽浓酽,味道十分香甜可口。 米汤油馓子 米汤用凉州特产黄米和少许扁豆调入砂锅用旺火熬成,再将少许面粉或玉米淀粉打成糊状兑入,加入适量碘盐;食前炝清油、葱花、花椒粉即成。特点是味咸色黄,入口绵细香甜。进食时将炸好的油馓子撅成小段,泡入扁豆米汤中,再加少量白糖。尤其在炎热的夏季,或醉酒后,食用米汤油馓子既可降低体温,又可调解饮食口味。 山药米拌汤 用凉州小米与洋芋(凉州人称山药)做成。制作时,将小米淘洗干净,下入砂锅,用旺火熬煮至八成熟,再把去皮洗净的洋芋切成方块投入,并撒入少许干面粉或淀粉打成糊状兑入,用勺使劲搅匀,调盐即成。食前可炝少许清油、葱花。特点是味淡色亮,清香可口。当地有“要吃凉州饭,山药米拌汤”之俗语。 酿皮子 用优质面粉精制而成,色泽晶莹黄亮,透明如玉,切成筷子厚的长条或麻将块状,根据需要再加上香醋汁、蒜泥、辣椒油、芥茉、精盐等调味品即成。制作时,选用优质面粉加水并加入少许蓬灰(一种用沙生植物烧制而成的绿色食用碱)水和成面团,然后在清水中多次揉搓,使面粉中的蛋白质和淀粉分离。分离出的蛋白质装入平底容器入锅蒸熟,俗称面筋;游离水中的淀粉,待其沉淀于容器底部分,清去上面的黄水,再加入清水及适量的蓬灰水,调和成稀糊状,随即舀入大平底盘中,上笼入锅蒸熟,切成方块薄片,随碗搭配食用。这种食品,食者非常普遍。在凉州城乡,凡集贸市场均有凉州酿皮子。 凉州还有高担酿皮、荞粉酿皮、牛筋酿皮等,制作精细,品味优良。高担酿皮,其制作者昔日在街巷挑担出售,因其挑担高而得名。制作方法与普通酿皮有所差异,一是蒸制时一般不加食用碱,二是不提取面筋,三是将调成稀糊状面粉直接舀入平底盘入锅蒸熟即成,也称涮锅酿皮。其色泽白净,柔劲较强,所用调味品更精致而周全,食用时加些黄瓜丝、豆芽、胡萝卜丝等。荞粉酿皮、牛筋酿皮的制作更为精细,其味道各具特色。 高庄馒头 也叫甜水馒头,用麸酵配以优质精粉揉成发面蒸制而成。其制作一般要经过和面、发酵、再多次和面成形、上笼蒸制等工序,发酵时需多次掺入精细面粉揉匀,蒸锅时蒸笼不得漏气,蒸出的馒头白、暄、香,外形天圆地方,品味绵软可口,无碱味,且入口即化,极适宜老幼食用。 肉夹子 俗称腊肉夹馍(馒头),最早始于明代,被誉为“三明治”。制作时选用新鲜猪肉和传统腊汁,配以花椒、大香、鲜姜、胡椒、八角茴香、肉桂等传统炖肉佐料,经过独特的烹调工艺煮成腊肉,肉质香而不冲、肥而不腻、熟而不烂,肉色金黄。用快刀将高庄馒头切成薄片,腊肉切成肉片,猪肚切成肉丝,把肉片、肚丝夹入高庄馒头,形成六夹或八夹。 凉粉 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期已有“细索凉粉”应市,距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凉州凉粉品种繁多,风味各异,制作考究,用料独特,既能“充饥”,也可“下菜”。一般常见的有豌豆制成的白凉粉,荞麦制成的褐凉粉,扁豆、黄豆、蚕豆制成的黄凉粉,绿豆制成的绿豆粉,沙米制作的沙米粉,洋芋淀粉制成的洋芋粉等。白的透亮似白玉,黄的像蛋黄,黑的青如乌色。白凉粉尤为讨人喜爱,它晶莹透明,手托一寸厚的块子,隔粉能看见指纹。食时可切成薄片细条,或一寸见方的大丁,有的还用旋子旋成面条状,加入醋汁、蒜泥、芝麻酱、油泼辣椒、芥茉等,还可拌点香菜或嫩芹菜等小菜。凉州因气候凉爽而得名,凉粉更是凉上加凉。盛夏时节,吃一碗凉州凉粉,真是凉盈盈、冰飕飕、酸溜溜、辣酥酥,别具风味。 凉面 用精粉兑蓬灰(一种绿色食用碱),掺入少量的清油,反复的揉揣,揉好后要“饧”三四个小时。之后,根据需要拉成各种形状,或细、或粗、或窄、或宽等,煮好,放进凉水激两遍,然后用熟清油“羼”两遍,挑起来筋道,落在碗里松松散散,黄澄澄的一窝金丝,浇一勺醋卤,更是锦上添花,色香味俱佳。 拨鱼子 凉州拨鱼子,其古拙、简朴,无以复加。制作时舀一碗面粉,倒进凉水,搅拌成软溜溜的一团。使一根竹筷,顺碗沿一蹭、一旋,就拨出一条“鱼”,反复多次,水沸“鱼”乱游。可以捞出配以菜、卤吃,也可连汤吃。做一顿饭只需用一付碗筷一口锅,凉州人称为“光棍饭”。 中秋大月饼 凉州有句俗话说“五月端五穿出来,八月十五端出来”。其实端出来的就是中秋大月饼。相传,元朝时为反抗压迫,争取自由,每逢中秋时节,走亲串友,为携带书信方便,在月饼中夹带纸条,以示通告。凉州月饼,层层相叠,抹以清油及各种食色,五彩缤纷,外表饰以不同形状的图案,花团锦簇,颇为好看。大的月饼足有十来公斤,像小汽车轮子似的。每逢中秋节,女婿携妻带子去丈母娘家,大多左手提着大月饼,右手提着凉州酒。 麦索 清代凉州进士郭楷有诗云“莫嫌贫舍无兼味, 尚有青青麦索餐”。用青稞制作麦索是凉州极富特色的季节性风味小吃。每到青稞有八九成熟时,用镰刀割下半熟不黄的青稞扎成把子,剪去穗头上的芒刺,放到锅里加水煮熟捞出,晾冷后,放在簸箕中搓去麦壳,便成青粮食,稍撒点盐,吃起来有滋有味。熟青稞,放到石磨上碾成火柴棍粗细、长短不等的绳索状,就是“麦索”了。将它盛进碗里,浇上醋汁,拌上清油泼的辣椒、蒜泥等,吃起来柔筋筋的,越嚼越香,别有一番滋味。 浆水面 制作浆水面,面条的种类不拘,擀压拉均可,关键在于浆水沤制的好坏。所谓浆水,是用新鲜的芹菜、白菜、甘兰等叶类蔬菜在开水中略烫,然后浸入盛有凉开水的罐中,加少量旧浆水作“引子”,密闭罐口,经乳酸菌的作用,一周左右菜有浓酸味,并带有清淡的特殊香气,这时便可食用。做浆水面时,先将沤制好的浆水舀一勺入锅,并根据酸味浓度和食用者要求,酌情加清水兑合,烧沸,再加葱花、香菜、食盐、辣椒等调味品,待凉即成。煮熟的面条,调入清凉的浆水,做好的浆水面看上去嫩黄柳绿,红油浮面,酸辣可口,色味俱佳,吃一碗顿觉清凉透心。还有人独具匠心,把浆水直接作为一种饮料,在夏季代替茶喝。原因是浆水中含有乳酸菌,可以帮助消化,清肠利尿,有益于健康。 拔丝洋芋 制作时将洋芋洗净削皮,切成滚刀块或菱形块,分两次放入油锅中炸熟呈金黄色。炒勺内留少许油,白糖放入不停地搅动,使糖受热均匀溶化,待糖液起针尖大小的泡时,迅速将炸好的洋芋倒入,撒上芝麻,颠翻均匀后盛盘上桌,筷子夹时,银丝飞舞,甜香可口。 满族饽饽 饽饽是满族对自己加工的各种糕点的统称。凉州满族饽饽是蔡晋云祖传三代的拿手本领,主要有糖火烧、燕窝酥、马蹄酥、佛手酥、牛舌头、茴香饼等30多个品种,配料讲究,烤制精细。糖火烧是经过小包酥进行包料,表面结构层次分明,纹路清晰,俗语有千层饼之称;配以海参、鱿鱼、虾仁的三鲜火烧,其味更是舒爽可口。制作酥点的酥皮是根据皮酥而起名,其酥皮又有皮与酥之分。馅的种类有白糖、豆沙、枣泥、玫瑰等。馅的制作方法分炒馅和擦馅两种。满族饽饽具有色黄发亮、酥软香甜、松脆耐嚼的特点,因而也为其他民族所喜爱。 卤鸡 卤鸡也称烧鸡。传统制作方法是严格选用肥嫩的童子鸡作原料,精细制作而成。煮鸡的卤汤所用的调味品有上好的酱油、白胡椒、丁香、大香、桂皮、草果、生姜、花椒、小茴香等。汤汁可连续使用,卤汤越陈,烧鸡越香。餐汤沸后,将已宰好洗净的鸡下锅,放入少许冰糖、食盐。鸡入锅后,迅速盖锅,先用武火烧开滚透,然后改用文火慢煮。待鸡熟透,卤味已入肉内,即停火捞出。待鸡稍凉,在鸡肉表皮上涂以香油,使其光泽明亮,卤色悦目,便可享用。凉州卤鸡是凉州的传统风味食品之一,因其选料严格,加工精细,配方考究,以体大肉多、色泽金黄、鲜嫩醇香、风味独特而与静宁烧鸡一样名传西北。 红烧羊羔肉 凉州羊羔肉质地细嫩,肥而不腻,瘦而不膻,堪称塞上佳肴。我国西北地区食用羊羔肉历史久远,据史料记载,唐代时,凉州畜牧天下驰名,河西走廊的羊羔肉就已作为贡品。羊羔肉食用方法很多,既可清蒸、清炖,又可煮食和手抓,还可烤羊肉串,尤以红烧多见。其特色是色泽微红,肉质鲜嫩滑软。曾有“宁吃一顿红烧羊羔肉,不坐三请六聘九家席”之说。清蒸羊羔肉,选用胸及上脊骨部位,经巧调佐料,上笼蒸制而成,食用时,配以蒜汁、醋、盐等。 清汤牛(羊)肉泡馍 清汤牛(羊)肉泡馍是凉州特有的风味食品,遍布城乡家庭,其特点是瘦肉绵软,肥肉不腻,汤浓味鲜,吃后余味无穷,有暖胃耐饥之功能。清汤牛(羊)肉泡馍的制作方法,是将新鲜牛(羊)肉煮熟后与馒头混合入碗,吃起来醇香可口,若再加点香菜、鲜姜、蒜苗等调味品更添风味。 手抓羊肉 也叫甜水羊肉,肉烂味鲜,清香可口。制作时将肉剁成均匀的大块入锅,清水煮熟捞出后上桌,佐以大蒜、香菜、葱末、辣椒末、胡椒粉和精盐等调味品,由客人根据个人口味调到适宜即可手抓食用。 烩羊(牛)杂碎 “杂碎”是凉州流行的回民风味小吃,它是用羊(牛)的内脏、头、蹄肉,经精心冲洗,加鲜原汤及葱、香菜、鲜姜等佐料烩成。一碗香味四溢、色泽鲜艳的羊(牛)杂碎,上面飘浮着一层油,红绿点缀其间,喝一口鲜汤吃一口杂碎,不腻不膻,味道香醇浓郁。 砂锅豆腐 砂锅豆腐是参考唐代名菜砂锅发菜汤的制作方法,在烹调技术上作了一些改进发展而来。砂锅豆腐以砂锅为炊具,锅内装入豆腐、粉条、禽蛋、肉丸、春笋及新鲜蔬菜,浮面盖上一寸见方的鸡丁,再加入鸡汤和少许胡椒、桂皮、草果、生姜粉及适量的酱油、醋、精盐,在炉火上烧沸即成。 油糕 油糕是甜食,食者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制作方法是用开水和面(烫面),有的还掺入少许洋芋面,包上白糖、芝麻、红绿丝、玫瑰烊成的糖汁,搁在手心里拍成一两一个的圆形小饼,入油锅一炸,外层炸得酥脆。趁热吸一口,烫、甜、粘,不小心糖汁会溅出来。 醪糟鸡蛋 醪糟是最原始的酿酒方法。糯米蒸熟,加进米曲子,不几天会生出白毛,透出阵阵酒香。烧醪糟用红泥小火炉,鼓风机吹得火苗直窜时,搭上紫铜炒勺,舀一勺发酵好的米胚,加水烧开,再加些白糖,甩进鸡蛋穗,眨眼间,只见满锅都是淡黄色的“桂花”。天寒时来一碗,暖透了人心肠。 以上仅是凉州地方风味小吃中的一部分。因为凉州盛产粮食(以小麦为主),畜牧业发达,所以饮食内容基本上是因地制宜。仅就小麦面粉而言,凉州人就有许许多多的制作方法,从加工方面而言,有擀、抻、拨、搓、切、削、揪、截、包、蒸、烤、烙、炒等;在形状方面,有条、块、段、花、丁、粗细、宽窄等式样;在汤与面的配合方面,亦不下几十种。总之,食文化在凉州,真可谓源远流长,内涵深厚。
第四篇 文化荟萃(下)
凉州,地处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千百年来承载着历史留下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借助祁连雪峰的山川灵秀,经受大漠戈壁的锤炼洗礼,形成了具有鲜明西部特色的地域文化——凉州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凉州文化从汉魏初创到五凉繁荣及至盛唐巅峰,加上宋(西夏)、元、明、清各有千秋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建筑文化、金石文化、石窟文化、佛教文化、简牍文化、西夏文化、葡萄(酒)文化,成为中国诸地域文化系列中的一朵奇葩。 一 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晶——五凉文化巡礼 五凉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时,中原动乱,五凉各国割据一方,因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安定,在地缘上又远离内地,很少受中原战乱波及,一时河西成了“中原避乱者日月相继”的乐土。其间不乏硕儒贤哲,他们以中原文化使者的身份在凉州或参政为官,或著书立说,或收徒授业,使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游牧文化彼此之间经过140多年的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传播、融合,最后终于在古凉州汇聚成为一体而横空出世,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系列,被史家誉称为“五凉文化”。 1、五凉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 有多种因素促成“五凉文化”的形成。 远离中原而又血脉相承、近连西域而又传统各异的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和人文环境是五凉文化形成的首要条件。从地域看,河西走廊东控关陇,西连西域,南依高山,北临大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五凉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时,中原动乱,“五凉”各国(主要是河西走廊)割据一方,在地缘上远离内地,很少受中原战乱波及,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安定,一时成了“中原避乱者日月相继”的乐土。其中不乏硕儒贤哲,加上本地众多的文人学士,他们在凉州或参政为官,或著书立说,或收徒授业,使中原文化与西域外来文化、本地游牧文化在经过140多年的交流与冲突之后,终于在古凉州融合并发展传播。期间,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汇聚、交融、辐射,凉州承担着向东传输西方文化和向西传播中原文化的重任,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了这条文明长河中的各类精华,用它滋养充实自己。当时的中原与西方的直接交流较少,而西域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凉州所接触的文化是西域化的西方文化。早在西汉初年,随着张骞、班超、甘英等外交使团的西行和西汉大军的西征,中原文化开始进入凉州,并与当地游牧文化交流。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交往的频繁,希腊、罗马、印度文化也纷至沓来,涌入凉州。五凉政权虽与中原政权和东晋政权有密切联系,但毕竟关山阻隔、各自为王,接纳更多的则是中原流民和西域商人、僧侣,多种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融合、交流,结果是诞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五凉文化。凉州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是五凉文化诞生的温床。 五凉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执政者的尚武崇文,是五凉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五凉时期,凉州一带在中原地区政权更迭和内乱纷争时,吸引了大批中原流民,尤其是中原豪望和官宦名士前来避难定居,他们在带来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五凉政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军功武威的时代,但他们在依靠军功武力夺取河西统治权的同时,注重发展经济,重视儒学,吸纳人才,致力于地域文化的开发。前凉、西凉建立者出身于陇右士族世家,重视文化建树自不待言;后凉、南凉、北凉的建立者虽然是游牧民族,但他们长期生活在汉文化圈内,深知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身边也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其经邦论道,因而推动着五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光、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潜。” 民族间的互相渗透、融合,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是五凉文化形成的第三个条件。河西地区在历史上是多民族大迁徙、大争战、大融合的舞台,汉族与戎羌、月氏、乌孙、匈奴、鲜卑等民族彼此之间的交流融合非常频繁(包括文化和血缘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在河西地区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异族的入侵,对本土民族来说自然是一场灾难,生灵涂炭,田园被毁,人民流离失所,城市变为废墟,经济在相当时期停滞不前。然而,战争在客观上又是历史进步和民族融合不自觉的工具。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到五凉时,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西域文化在河西影响颇深,成为五凉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并赋予其多元化的色彩。 2五凉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许多游牧民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给秦汉帝国所形成的传统的一元文化格局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以民族融合、人口迁徙、儒学统治地位的巩固及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等形式向更为广阔的范围和地域扩展。河西则充当了承上启下、东西相承相启的文化运河角色。在这相承相启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的五凉文化。五凉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精深的。 (1)农耕文明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中国古代习惯上称国家为社稷,社为土地,稷为粮食,分别代表土地神和农神。有了土地和粮食,就有了国家。因此,农业被誉为文明之母。而中国历史上的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河西在地理上处于干旱的西北腹地,是一块宜牧宜农的山谷绿洲,长期处于游牧民族的占居和包围之中,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部。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对垒、冲突和互补、融合,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全过程,并通过游牧民族富于流动的特点将多种文化传来传去。 中国农耕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河西经济的滥觞,可上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其时,这里的经济形式,已由延续已久的原始畋猎经济向原始农业过渡。当时的西北,植被完好,水资源丰富,一直是全国的富庶之地。《尚书·禹贡》云: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扬州“厥田惟下下,厥赋中下”。扬州(今江淮地区)和雍州(今西北地区)相比,显然是雍州大大好于扬州。因而“西晋以后,西北先后建立了三秦、五凉和夏、仇池十个政权,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办不到的。”(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但这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垦荒面积较小,仅仅是农耕文明的开始。 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的绿洲上,靠祁连山雪水灌溉,自古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先秦时期为西戎等游牧民族所占据,基本上过着“食畜肉、饮潼乳、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的游牧生活。其实这也是当时整个河西走廊和北方许多地区的基本经济形态。《汉书·地理志》载: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天下饶。可见畜牧业在当时的凉州社会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 汉开河西后,农耕经济开始起步和发展。首先是汉朝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无论是民屯还是军屯,都从畜牧业转为农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其次,广泛推行和运用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种植技术、灌溉技术和新式生产工具。这些生产措施的实施,使过去的大片草原牧场变成了肥沃良田,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记载,当时的大田作物已有谷子(粟)、麦子(宿麦)、黄豆(菽),之后又逐渐有了大麦、青稞、糜子(黍)等。西域的葡萄、苜蓿、西红柿、西瓜、番瓜、番茄、黄瓜、胡萝卜、胡桃、胡麻、蚕豆、大蒜、石榴等作物经丝绸之路大量传入河西,极大地丰富了农作物的内容。此外,还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灌溉农业的雏形基本形成。但总体而言,汉时的农耕经济还不占绝对优势。 五凉时期,中原战乱纷争百余年,饱受战祸的中原人民纷纷向西迁徙。凉州位于河西东端,自然成为中原流民的最先落脚之地。大量中原流民的进入,从人口数量而言,汉族已占到了多数。这些人同当地居民一起,围湖造田,开荒种粮,使积淀数千年的中原农耕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促使河西地区农业耕作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五凉的统治者基本上仿照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接受了中原文化。那么,他们也就必将接受中原的农业生产方式。另外,五凉经济是军事经济,而国防的基础最终还是经济(重点是粮食和战马、皮革)。五凉统治者先后都采取过奖励农耕的政策,加上一百多年的发展,足以使农耕经济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凉州出土的一些墓葬壁画中,就有彩绘的牛耕、牛拉耙耱,以及打链枷、扬场等一系列生产活动,其状与后世农业相差无几。前凉张轨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西凉李暠也广泛实行屯田积粮;北凉沮渠氏虽为匈奴,但同样重视农耕。张骏《东门行》“嘉苗布原野,巨卉敷时荣”、“绿萍覆灵沼,鲜花扬芳馨”等诗句,描绘了优美醉人的郊野风光,从侧面反映了农耕文化的发达。 (2)城市崛起 早在先秦,乌孙驻牧河西时,凉州就有原始聚落赤乌镇。匈奴逐走乌孙、月氏后,在赤乌镇的基础上修筑了姑臧城。城的规模,据《水经注》引王隐《晋书》:“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汉置武威郡后,又修建了楼台、学堂、城阙及阅兵台等。对凉州城大规模的营建是从前凉开始的。前凉中期,一座规模宏大并具王都气象的新城崛起于西部大地。 张轨到凉州任职时,姑臧城因遭兵乱,残破不堪。随着河西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达和中原流民的大量涌入,姑臧城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张轨便以大手笔营建姑臧城。他在旧城基础上,由北向南筑有外、中、紫禁三座小城,在旧城外围又“增筑四城厢各千步……并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张茂即位后,筑灵钧台,并在城内中段增筑了一座小城,称“内苑”,专门用于举行国家大典和祭祀祖先。张骏时,继续在城外筑四城厢,东城称“东苑”,西城称“西苑”。这时的姑臧城内,已建有宫殿、堂、馆、观、阁、坊、寝、台、园、池等10种38座,造型别致,巍然壮观。其中最有名的一座建筑是张骏时筑的谦光殿,主殿巍峨壮丽,“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极巧”;四面各有一座陪殿,东曰宜阳青殿(春宫),南曰朱阳赤殿(夏宫),西曰政刑白殿(秋宫),北曰玄武黑殿(冬宫),富丽堂皇,名扬海内。前凉之后,随着各代统治者对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建筑的不断修缮,到前凉极盛时,达到了“姑臧七城”的宏大规模。 张氏以“拟于王者”的京都标准营建姑臧城,对后世的王都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姑臧七城”及城门名称来历多依汉制,采自我国传统阴阳五行命名,表现了“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的特点。如谦光殿周围的四殿,颜色依次为青、赤、白、黑,加上主殿黄色为五色。五色是五行的重要内容,其黄色代表着帝王。另外,张氏修筑姑臧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宫南市北的王都建筑布局,创造了一反旧制的宫北市南的新格局。陈寅恪先生就此明确指出:“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而市在南一点而言,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阳也。”后来西凉王李暠的曾孙李冲父子受命为北魏政权规划营造洛阳新都时,就参照了姑臧城的模式,创造了洛阳格局,而洛阳格局又影响到东魏都城邺城和唐都长安的营建。简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都城格局,其源头可追溯到五凉尤其是前凉张氏修筑的姑臧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史学家和建筑学家把五凉时的姑臧城称作是中国王都的鼻祖。五凉时崛起的姑臧城,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宫阁台榭,四街八衢,而是代表了一种地域文明,是物质文化的结晶,凝聚着五凉文化的精粹。五凉统治者尤其是前凉张氏数代为创立万世之业而苦心经营的姑臧城,成为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和五凉文化的杰作。(3)儒学敦崇 魏晋之前,凉州及河西一带的各民族,主要过着“有城廓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形成颇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这些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强悍骠勇,自恃强大,一方面看不起汉人的柔弱和惰气,一方面又羡慕汉文化的先进和精致,他们虽然可以称霸一方,称王建国,但靠的主要是武力。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更何况中原已经有二三千年的文明史,文物典章辉煌灿烂,要想长久统治,就必须借助于汉人的文化成果。这是他们汉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提倡儒学,其意图同汉人是一样的,都是将其当作治国之术。五凉时期的统治者或为汉族世族著姓,或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异族权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大都敦崇儒学,倡导汉化教育。前凉张轨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针对当时社会混乱、“学业沉陨”的状况,置崇文祭酒管理文化教育,“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贵族后裔)五百人”,以起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境内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张骏还开辟专门的场所,设立专门的机构,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这些措施奠定了前凉时期以敦崇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政策,其余四凉相沿不变。如西凉初建,即大兴学校,兴办教育,倡导儒学。北凉则尊孔读经于庙堂之上,沮渠蒙逊父子还数次遣使奉表江南刘宋王朝,求取大量经史子集,并献去不少河西学者的著作。 五凉时除官办公立学校外,民间私学也很昌盛,这是儒学兴盛的又一个标志。《晋书》为五凉不少私塾大儒立了传,如郭荷、宋纤、宋繇、刘昞等,他们著书立说,广招学士,一时儒学之风蔚起。五凉私学传授的成就,也反映在师承后继者的学业开拓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上。前凉程骏,曾任东宫侍讲,后任北魏著作郎;北凉江强,先随祖先避难凉州,后拜北魏中书博士;北凉常爽,寓居凉州,后在北魏立学馆,授徒七百余人;儒学大师胡辩从凉州东徙洛阳,授业弟子千余人。这些,对关中和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儒风的兴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凉时期学风兴盛的结果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文武之才的官吏。这些官吏除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外,对学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其表现形式是私家著述之风颇盛。陈留人江式家族,寓居凉州七世,与五凉相始终,致力于家学传授,不仅为地方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保存了中原已成绝响的古文经学。此外,“河西著姓”逐渐兴起,如张、李、宋、索、段、阴、令狐等,他们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为一体的儒学世家,既高居统治地位,又是河西地域文化体系的代表。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为数众多的学者士人纷纷在学术领域著书立说,发表见解,造成了凉州及河西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有许多作品被时人传颂,有许多作者和著作被载入《晋书》、《魏书》、《北史》、《隋史》等,比较重要的有《凉书》、《十三州志》、《凉记》、《凉国春秋》等,成为最早的凉州文化丛书。但遗憾的是这些著述大多散佚殆尽,今天我们只能从一些经籍及注引中窥其端倪。 (4)贤能礼遇 五凉文化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重视人才,礼优士人。五凉统治者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对一些硕学大儒,不管是本地的官宦世家,还是流寓河西的著姓大族,都“礼而用之”,使其或居庙堂参政议事,或授以职从教习文,让他们为五凉政权的巩固与兴盛出谋划策,同时也保存了五凉文化。 贤能礼遇,前凉为先。当“永嘉之乱”前后黄河中下游成为民族仇杀的战场时,张轨治理下的河西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桃源”。在中原、陇右前来河西避难者当中,有许多是名儒。张轨积极接纳,妥善安置,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同时对本土学者也提拔重用。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文中说:“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张轨的后代张寔、张骏等人,依然敬贤爱士,选贤任能。南凉伊始,秃发乌孤也广招人才,并以河西士人为骨干进行内部政权建设,在秃发乌孤任命的一批重要官吏中,既有西州德望,又有中州才俊。一些曾在后凉政权担任要职的人物如宗敞等,在南凉备受恩宠。西凉李暠知人善任,重用人才,特别在选拔人才上效法汉魏,实行察举制度,州选秀才,郡举孝廉,统一策试,因才授官。北凉沮渠蒙逊,广开言路,延揽人才,选贤任能,一些士人投奔别处不顺后又回到北凉,蒙逊“待之如初”。他在灭西凉后,得到名士宋繇,委以重任,临终时还把儿子托付给他。敦煌名儒刘昞,历仕前凉、西凉、北凉,备受各朝重用,至北魏时因又受崇礼而使河西人士引以为荣。 五凉时期每遇政权更替,统治者首先做的就是广泛网罗人才,因才擢用。贤能礼遇的传统在五凉延续不绝,也是五凉文化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5)佛教兴盛 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后,陆路交通十分畅通,商业贸易兴旺发达,使者往来非常频繁,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西域的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泛流行,而这些国家与汉朝和后来的五凉、三秦政权关系又非同寻常。佛教从西汉时期经武威传入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兴盛,寺院遍布各地,一时成为北中国的佛教盛地。因此,五凉文化中融入了浓浓的佛教色彩。 五凉时期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译经讲经活动非常活跃。“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张轨的孙子张天锡还亲自主持佛经的翻译。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在凉州寓居近二十年,弟子众多,使佛教传播达到高峰。就整个而言,五凉佛教的兴盛当推北凉。沮渠蒙逊笃信佛教,请了名贯西域、号为“大咒师”的僧人昙无谶在凉州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据统计,北凉自公元401年至439年,译经数量比其余四凉译经的总和还要多。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经西域传入河西后,首先在凉州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和中原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同时又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到了广泛传播。佛教在凉州扎根落户,流传后世,一是因为河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传统的一元文化格局根基不固,又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非常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二是五凉的统治者皆非正统建号,他们亟需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而佛教宣扬的“众生皆苦”、“轮回报应”非常有利于对百姓的统治;三是五凉统治者崇拜西域高僧,在他们眼里,凡西来的高僧,都是祈福避灾的救星,无不顶礼膜拜,甚至皈依佛门。正是这样的原因,一些西域高僧,如鸠摩罗什等,深得礼遇。有了这一种非常宽松的传播环境,佛教在五凉生根开花结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凉州境内也产生了不少高僧,如竺佛念、智严、宝云、道泰、道朗、慧嵩等,加上大量的寓居或过往僧人,他们跋涉西行,携经回国,聚众弘佛,从事译著,使佛教逐渐本土化。 佛教在北凉达到极盛。蒙逊并不满足于拜僧译经,他又在凉州南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使河西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从凉州走出的一批石窟工匠大师如昙曜等直接促成了中原石窟的营建,并影响到中原石窟的风格,也使我们在今天有幸目睹到诸如天梯山大佛的风采。河西一尊又一尊神秘大佛的出现,及其雕塑、绘画、建筑、书法(写经、石刻)艺术的同步发展,既是五凉时期河西佛教兴盛的实证,也推动着五凉文化的发展。自五凉时期兴盛起来的佛教千百年来经久不衰,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成为五凉文化甚至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民族融合 凉州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五凉时期,东晋政权虽然存在,但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拥兵割据,先后建立了一成(汉)、一夏、二赵、三秦、四燕、五凉等国家,史称“十六国”,前后延续140多年。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是辩证的,统一之利,人们易知易晓,分裂之弊也易知易晓。但分裂之利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进取性、斗争性和团结拼搏。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鼎立,战乱不断,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 五凉各国都为多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五凉之中,除前凉张氏、西凉李氏外,后凉、南凉、北凉分别为氐、鲜卑和匈奴族建立。前凉之初,凉州及河西刚刚经受了长达百余年的羌人暴乱、匈奴侵扰和鲜卑起义等剧烈动荡,张轨及其子孙,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多管齐下,修文偃武,励精图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使前凉盛极一时。张骏时,命沙州刺史杨宣率兵西征龟兹、鄯善,降服西域;遣将谢艾等征服于阗、焉耆。此时,西域诸国俱遣使“诣姑臧奉贡”。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前凉与西域民族的相互融合。前凉灭亡后,氐族政权前秦占有河西近十年,曾将大量的前凉宗臣庶民迁往长安、关中一带,使汉、氐长期杂居。前秦派大将吕光(氐族)西征龟兹、焉耆等西域诸国,不仅促成了河西民族与西域民族的融合,而且自己建立了后凉政权。吕光在统一河西的战争中东征西讨,先后与众多民族相互交战,穷兵黩武,国力耗空,最终被后秦姚兴(羌族)所灭。南凉秃发氏(鲜卑族)与周边各国灵活相处,和西凉、臣后秦、战北凉,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大大加速了自己部落汉化的进程。西凉在对外关系上,远交南凉,近防北凉,并与周边民族尽力保持友好关系。北凉建国初期,河西地区一度形成了四凉二秦(后秦、西秦)并立的局面,汉族(西凉)和氐族(后凉)、鲜卑族(南凉、西秦)、羌族(后秦)、匈奴族(北凉)都建立了政权,各国的并立与争战同样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五凉时期凉州一带的民族成分已十分复杂。如氐族,汉初就散布于河西各地,与汉杂居。羌族在前凉时已有许多定居凉州,前凉曾征集“氐羌之众”作战;《晋书》中记载沮渠傉檀曾迁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凉州等地。鲜卑族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初趁匈奴瓦解时就从塞北阴山迁入陇右及河西,形成了四部,其中的三部曾先后建立了南凉、四燕政权、西秦、北魏等政权。除了这些曾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外,五凉时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在凉州定居,主要有西域胡人、突厥、吐谷浑等。实际上,当时大量涌入凉州的中原流民也并非都是汉族。 五凉时期民族的融合,还表现在各民族在政权建设上的兼容性。五凉时期的少数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对中原文化有所浸润。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在其中央机构和军事部门,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士身居要职,而且以河西士人为多;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仿汉制,置郡县,建立起以鲜卑秃发氏为核心、河西世族汉人为骨干的统治集团;匈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政权,广揽人才,选贤任能,大量起用汉族文武贤才为其谋政。五凉时的这些民族由于汉化程度较高,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至于汉人建立的前凉、西凉政权,在政权稳固后,也充分吸纳这些游牧民族的长处,牧耕并重,和睦相处。五凉之后的北魏政权巩固并发展了这一成果,推进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五凉时期凉州之所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一是由于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流民大量涌入姑臧,促进了民族的自然融合;二是有些民族进行了有组织的迁徙,如塞北鲜卑西迁等;三是通过连年征战,掠夺奴隶和征集兵源,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的交流和发展。在五凉140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以其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屹立于中国,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收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各少数民族则以自己的经济文化优势,互相学习,尤其是学习并吸收汉民族的经济文化成果。总之,凉州的汉族与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建设凉州,互相吸纳了各个民族经济、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了共同进步的局面,也为五凉文化增添了多民族融合的斑斓色彩。 (7)乐舞流广 盛名卓著的凉州乐舞不仅是西北乐舞的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西凉乐”是隋唐燕乐中最早的一部大曲,具有久远不衰的艺术魅力,而这些乐舞的形成却在五凉时期。 凉州乐舞是在凉州多民族乐舞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汉族乐舞和西域各民族乐舞中的精华,经过加工、改造、提炼而形成。凉州最早的乐舞,出现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凉州王景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打击乐器彩陶鼓、舞蹈纹彩陶盆、吹奏乐陶埙等证明了这一点。前凉张骏墓中就葬有乐器,《太平御览》记载:“后凉咸宁二年,有盗发张骏墓,盗得白玉尊、紫玉箫。”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旧曲雅乐流传至河西地区,五凉时随着大量的中原流民涌入凉州,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中原的音乐、舞蹈也随之传入,并逐步流传。在凉州与西域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胡声”的加入成为一种趋势,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凉州乐舞。西域乐舞传入河西,最早的记载是在前凉张重华时。《隋书·音乐志》:“《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五弦、琵琶、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由此可见,前凉张重华时,天竺(印度)乐舞传入凉州,并随之传来了乐器9种和乐工12人。凉州乐舞的真正形成是在后凉。吕光于公元384年远征西域时,被龟兹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在班师东归时,用2万只骆驼运送珍宝和乐舞艺人。到姑臧后,他将带来的乐人舞伎和各种乐器编成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又将大量的龟兹乐曲加以改编,与河西地区的中原乐舞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凉乐舞集曲调欢快、舞姿矫健的西域风格和轻盈柔婉、婀娜多姿的中原特色于一身,融入大量的龟兹乐舞成份,使手、眼、步、身变化无穷,形成了舞蹈语言相当丰富的独特艺术风格。后来,人们把五凉时期形成的乐舞通称为凉州乐舞或西凉乐舞(因凉州在长安、洛阳以西)。通过凉州及河西一带大量出土的当时的墓葬壁画、石窟壁画、画像砖、随葬品等文物,我们今天仍能领略到凉州乐舞的动人风采,一睹箜篌、琵琶、洞箫、长笛、排箫、羯鼓等多种西域乐器的形状及其演奏方式和曲调。 凉州及河西不仅在引进西域音乐方面开后世风气之先河,而且在融合中西音乐,吸取西域乐舞丰富的营养变易其声(使中原旧曲“杂以胡声”,使西域音乐杂以秦声)方面延及到隋唐,使凉州乐舞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凉州乐舞的代表《秦汉乐》传入北魏后改名为《西凉乐》,被尊为“国乐”。隋朝时确定九部乐为国乐,除《高丽乐》一部外,其他八部都是从凉州输入的,其中《西凉乐》最著名。《旧唐书·音乐志》说《西凉乐》“最为闲雅”。唐代是河西乐舞发展的极盛时期,其艺术成就的顶峰是《霓裳羽衣曲(舞)》,而此乐舞就是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由西域传到凉州的天竺乐曲《婆罗门》改编而成的。精通音乐的唐玄宗欣赏后极为陶醉,并由杨贵妃亲自表演,自己进行再创作,成为唐代和后世乐舞中的经典之作。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实承北魏。当然北魏胡乐又是由凉州及河西传入的。追本溯源,北魏至唐数百年间宫廷乐舞的源流,均与凉州和河西地区息息相通。 别具一格的凉州乐舞,自五凉至唐历经500年不衰,固有其本身所具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大约是魏晋以后,河西、关陇一带士民及统治者多有“胡人”血统(五凉、北魏不必说,隋、唐帝王均有胡人血统)。从历史上看,凉州历来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歌舞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汉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印度、罗马、波斯等国的商队、使节、学者往来于凉州及河西一带,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此汇聚融合。因此,印度、阿拉伯和西域诸民族乐舞与汉民族乐舞经长期交流融合,形成凉州乐舞是自然规律。自前凉至隋唐,凉州及河西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文化优势,在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同时,又使自身成了一个音乐歌舞之乡,其乐舞远播海内,影响深广。凉州乐舞既是中国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多民族融合的润滑剂和手段。凉州乐舞不愧为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宝库中闪耀着奇光异彩的一颗珍珠,其艺术与历史价值将永存史册。 (8)文学繁荣 北方十六国的文学创作中,中原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创作可言,而河西地区的文学创作却独放异彩。五凉时期的凉州是北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学创作非常繁荣,主要成就在散文、诗歌和辞赋三个方面。这在《晋书》、《北史·文苑传》、《十六国春秋》、《隋书·经籍志》等都有记载和反映,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两处对三位(张骏、谢艾、王济)五凉文人的创作给予充分肯定,说明五凉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北方以至南朝也有较高声誉和一定影响,反映出河西文学创作的水平。五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君和文武群僚的创作成就较高。前凉张氏诸君在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才华和成就,特别是张骏,文才高俊,创作颇丰;后凉吕光,北凉段业,西凉李暠等都是文坛高手。张骏为前凉国主,在位22年;李暠为西凉国主,在位18年。张骏、李暠都是政治上有作为的国君,他们现存的诗文不多,但都是五凉文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佳作。张骏在位期间,文人辈出,创作繁荣,文学成就居北中国之首。张骏的代表作是乐府诗《薤露行》、《东门行》和仅存的几篇散文,无论是咏史还是写景抒情,内容充实有力,感情深沉真挚,语言注重辞采,风格刚健清新,是难得的佳作。李暠的代表作是《述志赋》及不多的几篇表文,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和两晋时期的中原、江南文人相比,毫不逊色。李暠除个人的文学创作外,他在位期间,还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文学创作活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另外,前凉大将谢艾、儒林祭酒索绥、尚书马岌、酒泉太守杨宣及文士王济、宋纤等,以及其它四凉政权中的宗敞、宗钦、宗舒、梁中庸、刘昞 、张穆、胡叟、程骏、程伯达、阴仲达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文坛才俊。 五凉文学创作成就居于当时北中国之首,是十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承建安,下启隋唐,其创作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文学相比,难分伯仲,堪称上乘。可惜由于史料失载,存量极为有限,这不能不说是五凉文学的一大损失。 3、五凉文化的深远影响 作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结合的产物,五凉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五凉之后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寓籍凉州的中原学者和河西本土学者大量东迁,使中原大地激荡起五凉文化的余波大澜。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深受影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十六国以来,河西是当时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初步汉化后,再向东流。”充当输出输入媒体的就是“永嘉之乱”后避居到凉州的中原士族、任职官员(河西士族)、守边将士以及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僧侣和外交使者等。五凉文化直接推进了北魏拓跋氏鲜卑吸收汉族文化的进程,对孝文帝改革以及对后来中原文化的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一直影响到了隋唐。 凉州及河西地区是西方文化最早的输入地,也是承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向东向西输入输出任务的中转站。世界各地文化,都是在互相传播与吸收中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的同一时期,各地文化发展的水平总是不平衡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较大的差异。汉开河西之后,丝绸之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五凉时期,中原大乱,唯河西独安。凉州一直是河西重镇,又是四凉首府,西域文明在这里与本地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使河西固有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西域的音乐、舞蹈、佛教及其雕塑、绘画等传入河西后,使河西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这些文化在河西生根、开花、结果,不仅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嬗变,而且是北魏时期中原文化复兴的直接源头。特别是佛教在这里得到了空前而广泛深入的传播。凉州成为佛学高僧云集之地,一部部佛经在这里被译成汉文并流传后世,走出了鸠摩罗什、僧肇、昙无谶、竺佛念、竺法护、浮陀跋摩、道泰等一批佛学大师;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佛教雕塑、壁画来源于西方的犍陀罗,成为以后中原石窟艺术的鼻祖。同时,西域的多种农林作物、饲养牲畜和生活器具也在这里植根并不断向中原输入。中西交流的结果,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 国内多民族融合在凉州出现高潮,在中西文化、胡汉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形成的五凉文化独具特色。中国地域辽阔,长期存在许多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往往一山一水之隔就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方言土语和传统文化。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不仅是多民族活动的地区,也是建立王朝最多的地区,自然也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地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同时又是中原王朝和名民族争夺的重点地区,多民族的融合在这里出现高潮。汉开河西四郡,随着汉王朝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大量的汉族移民的迁入,中原先进文化在这里扎根落户,但游牧文化在这里根深柢固,加之西域文化的加盟,形成了中原文化(农耕文明)、河西文化(游牧文明)和西域文化(海洋文明)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兼收并蓄的局面,即汉族、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各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促进了儒、佛、道文化的糅和,加快了河西各游牧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在多种民族的融合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五凉文化。 中原传统文化在河西得到继承和创新,并造就了一批新兴人才,反过来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复兴。当中原大地中国传统文明遭到灭顶之灾时,随着大批中原流民的西迁,中原文化也随之西迁。在流民中不乏著姓大族,这些中原名门望族或寓居或扎根,在河西生活几十年,带来了优秀的家学传统,带来了众多的中原文化典籍,也带来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辩,影响了包括自家子弟在内的几代人。同时,河西著姓大族崛起,一时名流云集,教育发达,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的重视下,授徒求学之风浓厚,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在北中国赢得了“多士”的美称。这时,河西学者向江南奉献了许多中原图书和文化典籍以及本土学者的著述,有不少是河西珍藏的孤本,加上大量的佛经译本问世,使河西成为保存、继承、创造、奉献文化最多的地域文化中心。北中国统一之后,一大批河西人士来到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大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历史终于提供了机遇,迎来了孝文帝改革,迎来了五凉文化的总爆发,迎来了历史对五凉文化的一次检阅。这时,河西人士成为北魏思想文化和孝文帝改革的中坚,对中原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延绵一脉”,成为以后隋唐制度的一个源头。 二 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凉州建筑文化概说 建筑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发达程度。建筑最初是人类用以抵御自然侵害和猛兽毒虫的一种手段。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在氏族社会末期,随着对形式美的要求,已经产生了把建筑当作艺术的萌芽。凉州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遗迹中的许多房屋建筑,是凉州现存最早的建筑。由于艺术建筑需要集中大量的劳动力来营造,又要花费许多资财,显然不可能到处都有富丽的建筑。凉州作为汉魏名郡、四凉京华、盛唐大邑、西夏陪都、明清重镇,比较完善地保留着从史前至近代的砖、石、土、木结构的建筑物。 1、凉州古城与城垣遗址 凉州古城 乌孙驻牧凉州时,留有原始聚落赤乌镇,这是凉州有史可稽的最早城市雏形。匈奴逐走乌孙、月氏后,在赤乌镇的基础上,修筑了姑臧城。汉朝在凉州设郡置县后,开始对凉州城进行营建和行政管理,城市的雏形基本形成。前凉张氏政权对姑臧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成为具有外城、中城、紫禁城的新格局,典雅别致,巍然壮观,俨然是都城的规格和规模。前凉对姑臧城的营建,改变了古代传统的宫南市北的都城建筑布局,创造了一反旧制的宫北市南的新格局,影响了都城建筑的风格。这是凉州城的鼎盛时期。大凉李轨为称帝需要,将凉州城增扩为七城。唐朝在凉州城内兴建了花门楼、尹台寺、七级浮图、大云寺等建筑。西夏据凉州后,把凉州城作为辅郡(陪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维修,重修了城内护国寺感通塔等。元代在城北15公里处新筑永昌府城作为政治中心,凉州城受到冷落。明朝对凉州城进行了彻底的维修、加固、扩建,包括城门、城壕、吊桥、箭楼和砖包城墙,并陆续兴建和扩建了官署、儒学院和许多寺庙观阁,如文庙、大云寺、清应寺、罗什寺等,结束了凉州城自元代以来残破不堪的局面,建成了一座战守有备、固若金汤的“申”字型城市,既有军事防御功能,又有文化内涵。清朝在明城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四大街、四小街和巷道形成相连的棋盘式格局。民国期间,经过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凉州古城,遭受了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兵燹的毁灭性破坏。 现在的凉州城,经过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已成为一座具有浓厚现代化气息的城市。除凉州(姑臧)古城外,为拱卫地方政治中心,出于政治、军事考虑,各个时期还修建了一些城垣。始建于1272年的永昌府城,为元代永昌路驻地,故址在今永昌镇。 三岔堡城遗址 位于四坝镇中学所在地。仅存城基遗迹,呈长方形,东西宽200米,南北长400米,是西汉初匈奴休屠王所筑休屠城。 高沟堡城遗址 位于长城乡高沟村沙漠边缘。城址已被沙漠侵吞,仅存残墙。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35米,西南两面墙垣保存较好,西墙正中在高约4米的土台上留有寺庙残址。据考为汉代所筑,西夏、明、清时多有修缮。 张义堡城遗址 位于张义镇中学附近。残存部分墙垣高6米,厚1.7米。城呈正方形,边长400米,四周有墩。开东西二门,东有瓮城,西有吊桥,是汉代武威郡张掖县驻地。 新城(满城)遗址 位于金羊乡窑沟村北。清乾隆二年(1737)置,近似正方形,周长1公里,城墙外包砖,东西有瓮城,周围有护城河。现城墙保存完好。 康乐城遗址 位于长城乡西湖村。城址清晰可辨,呈正方形,边长约100米,建于清同治年间。 其它古城遗址 在凉州境内还有王景寨、团庄、塔儿湾、头墩营、古城、双城等古城遗址,虽然这些建筑今天已不存在,但遗址依然可寻;另有龙夷城、休屠城、七级城、石头城、武兴城、清塞城、旧阳城、大斗城、交城等, 虽有历史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遗址大都不存,具体范围、规模不详。 营堡 凉州历来为军事战略重镇,兵家必争之地,营堡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些营堡遗迹是研究凉州地理、军事、兵防的重要依据。如城守营有望楼、月城、垛城,城门有炮台、门铺,另设有东大路8座、西大路12座、西北大路4座、北大路6座、东北大路2座共32座烽墩,分别与张义堡、上古城堡、南把截堡、西把截堡、炭山堡、永昌永宁堡、蔡旗堡、高沟堡相连,并设兵把守。农村还有许多堡寨,这些都是城垣的有益补充。 长城 汉辟河西四郡之后,为了阻止匈奴南下,保卫河西地区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开始修筑长城。在凉州境内留下了这一时期的长城遗址。东与古浪长城相接,西至九墩滩,长约100公里,其中长城乡月城墩一段保存相当完整。这些遗址烽燧均系黄土板筑,有些保存比较完整的烽台燧墩,墩呈圆锥形或正方形,墩下还可以寻觅到古堡残迹和灰烬瓦砾。汉长城因年代久远,历经风雨剥蚀,仅剩一些残垣断壁。明王朝为了巩固和加强凉州这一战略要地,增修了百余里坚固的边墙,东与古浪、西与永昌长城衔接,至今有部分保存完好,大部分遗址清晰可识。 2.宫殿与寺庙宫观坛台 宫殿一般在都城之中,它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是统治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体现了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凉州是“四凉”政权及“大凉”政权的都城,宫殿建筑起步早、规模大、历史久,遗存比较丰富(前面已有专题述及)。除宫殿外,另有一些具有宗教政治性的宗庙等大型建筑物。现存宫殿中,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的武威文庙,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筑精美,在西北地区也属罕见。在中国古代的祠庙宫殿中,文庙是仅次于故宫皇城的崇高殿堂;在地方城市建筑中,一般而言,文庙是最宏伟的建筑之一。武威文庙由文昌宫、孔庙、儒学院三组建筑物构成,整个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结构严谨,尤其棂星门、大成殿、尊经阁、桂籍殿,富有中国古代庄严、雄伟的建筑特点。 凉州是佛教文化东渐的重要地区,佛教建筑较多,大云寺、清应寺、罗什寺、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莲花寺、白马寺、松涛寺、安国寺、天梯寺等闻名中外。这些建筑大多重檐七彩,雕梁画栋,佛像千姿百态,造型优美,堪称一绝,也影响了凉州乃至河西寺庙建筑的风格。石窟和佛塔是佛教建筑的精华。天梯山石窟为中国早期石窟。塔最初是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舍利的建筑物,后来演变为埋葬佛教高僧舍利的地方。印度阿育王立佛教为国教,下令造塔8400座,中国有16座,凉州清应寺姑洗塔即其一。另外凉州还有罗什塔、白塔、莲花山金顶宝塔等。佛教寺院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大荟萃。凉州寺院既有汉传寺院,也有藏传寺院,多为汉藏结合式的喇嘛寺。道教崇尚自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道观理应建在深山茂林之处。但道教是一个多神教,供奉许多政治化和民俗化的神灵,所以道教大小庙宇遍存城乡,如武庙(关公庙)、文昌宫、三官庙、吕祖庙、三清宫、玉皇庙、雷祖观、魁星阁、土地庙、龙王庙、城隍庙等,加上佛寺庵宫,分布于城区四街八巷及广大农村,数量之多可以平均到每村一座以上。基督教、天主教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在凉州城乡均有分布,有的可上溯到唐代。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祭祀祖宗或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既反映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普及,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统治人民的重要形式,而作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结晶的建筑,却无不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反映着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庙宇的范围很广,除以上外,还有供奉祖宗神位的宗庙、家庙,也有供奉名人的先贤祠等。 凉州坛台较多,这与凉州作为四凉古都和州府驻地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坛是露天高台,是古代举行祭祀、誓师等大典的场所,多用土石和木料构建,如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台是纪念名人的地方,如陕西渭水畔的姜太公钓台等。凉州城区有社稷坛、先农坛、神祇坛、文坛、厉坛等,分别祀土地神、谷神、农神等神祇和祀孔、祀鬼;而窦融台、尹夫人台、狄台等则是纪念性建筑,分别纪念东汉名将窦融、西凉王李暠之妻尹夫人、明代为国阵亡的英雄刘林和宋代名将狄青。雷台、灵钧台、东岳台则是政治性的道教建筑,分别祭祀雷神和东岳大帝。另有玉女台、凤凰台、梓童台、北极台等。 3.园林 园林是供人们狩猎、游乐、休憩的地方。中国园林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自然风景园林。凉州园林建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三国魏有灵渊池(今海藏南湖),前凉有灵泉池(原海子),唐时有甘泉宫(在今西营乡),元朝时高昌王有葡萄园(在今永昌镇),它们都是有史可稽的名园。清代至民国,著名园林有姑臧第一园、澄华园、牛家花园、东关花园(亦园)、秦家花园、王家花园、张家花园、平苑等。园内种植奇花异草,修筑亭台楼榭,清雅俊逸,景色宜人。 4.民居府第 住宅(民居)是建筑发展的起点,又是整个建筑发展的主体和基础,既是社会工程技术水平的体现,也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凉州遗存最早的民居当推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除此外,清代以前的民居没有留下实物。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民居就是府第,府第的主人有一定的身份。凉州有许多文化积淀较深的名人府第和名宅民居遗迹,由于时代不同,风格殊异,由此可以窥见凉州建筑文化的源远流长。 牛鉴遗居 在今高坝镇同益村,俗称“牛家花园”,因宅旁有24棵柏树,故有“二十四柏轩”之称。根据遗址,庄园东西宽40米,南北长50米。庄墙高而厚,周围有漫台,上可行马车,四角有角楼。院门向东,门道很深,有五门槛,共有房屋七八十间。后院上书房悬有道光皇帝御书匾额一块。这是清代两江总督牛鉴的私宅,现基本完好。 李铭汉故居 位于南大街民主路45号。李铭汉为陇上耆儒,曾主讲雍凉书院和甘州甘泉书院,著有《续通鉴纪事本末》。故居分前后两院,后院为祠堂,前院为宅院。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大门为歇山顶式建筑。现遗迹尚存,但已失原貌。 张兆衡故居 张兆衡是清嘉庆年间进士,官至朔州知州。故居位于民族街仓巷口南侧,原有歇山顶式大门向东,门前有两块鼓形石;有南北两院,南院一套两院,有仪门、屏门,内外都是出廊四合院,全部房舍砖木结构。现已不存。 贾坛故居 贾坛是民国年间的地方贤达,能书善画,酷爱金石文物。故居位于北大街中心巷34号,为清末建筑,双套四合院,后院正北为土木结构二层楼阁。院内砖雕木刻,十分精致,保存完好。因城市建设需要,现整体、原貌搬迁于六中西侧钟楼巷东端。 另有达府、王府、杨府等府第,现只有名而无府。 自明清以来,“四合院”是凉州城区居民住宅的主要形式,仅东小北街、县府街、钟楼巷和猪毛小巷子一带,除去土梁土柱的“蜗庐”小院外,原有“四合院”30多处,现存不多。罗家院位于北大街中心巷,为清代早期建筑,最具特色的是仪门,多种样式的雕花方木叠成牌楼式斗拱门,保存完好。章家院位于和平街钟楼巷,清代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南面的5间楼房,用6根高大的廊柱托起大屋顶,非常壮观;东西两侧各有厢房7间,北面有倒座3间,构成长方形的四合院。屋檐下的木构件和砖马头墙上均有简洁古朴的云龙、卷草纹一类的木刻砖雕。陆家院位于北大街东巷子,民国时仿古建筑。从框架结构到门饰窗棂均为古式,坐北向南。北为堂屋二层木楼,歇山顶式,东西厢房和南倒座的前门楼均为木质装修,门窗做工精细。“四合院”式建筑在农村也有许多,主人多为地方乡绅富商,20世纪70年代后陆续拆除。 凉州“四合院”的主要特点是:木框架的结构形式,对称式的空间布局;每座院都设纵轴线和横轴线安排上房、厢房和倒座,形成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四合院”;由院墙、院门、庭院组成,周围高大的围墙,构成封闭性较强的整体;装饰方式多样,对建筑的形体、木构件的形状和组合均作了艺术处理,并把砖雕、木刻、书法、绘画有机地融入建筑物的有关部位。名人府第都有门楼,上有名人题款(门额),是书法艺术中的精品。“四合院”不仅具有居住功能,而且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价值。 5.墓葬遗迹 墓葬是埋葬死人的建筑物。古代埋葬帝王和诸侯的坟墓称为陵墓。墓根据死者身份不同,一般有地面建筑和地下墓室两大部分。许多墓葬本身就是一座文物博物馆,皇娘娘台墓葬是河西齐家文化的典型代表。凉州历史上地位重要,加上气候、地理、风水等原因,名人墓葬较多,既有帝王陵墓,也有公主和王侯将相墓、名人墓。著名的有张骏墓、段冢、翟公墓、达公墓、汪国公墓、凉国公墓、李关王家族墓、西宁王墓、高昌王墓、弘化公主及吐谷浑王族墓、雷台汉墓,还有磨嘴子、旱滩坡、王景寨、五坝山、郭家山、西沙滩等墓葬群。这些墓群大都没有发掘。从发掘情况看,大多是砖室墓,墓室布局严谨,条砖堆砌整齐,并按照条砖颜色的深浅组成不同的图案,墓中大都有数量不等、价值各异的陪葬品。许多墓葬其建筑艺术精湛,让游者观后大为叹之。凉州还有不少西夏墓葬。碑刻是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州的许多珍贵碑刻就来自于陵墓,如高昌王碑、西宁王碑、弘化公主墓碑等。一个地区古墓葬的多少和埋葬年代是这个地区历史文化品位的注脚。墓葬群在凉州四乡六渠分布较广,数量较多,这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具有重要的旅游价值和考古价值。 其他建筑如水利工程、桥梁、戏楼、会馆、仓储等,史料虽有记载,但遗址难寻。 6、凉州建筑概述 纵观凉州建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前凉姑臧都城建筑奠定了我国都城规划的新格局。北魏洛阳城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都城规划是我国古代规划中的里程碑,奠定了我国古代都城合理规划布局的科学基础,它在由秦汉向隋唐鼎盛时代过渡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唐、宋、元、明、清宏伟的都城规模设计都借鉴了它的远期发展和整体规划思想,而所有这些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前凉时期张氏营建的姑臧城。 凉州建筑遗存丰厚,种类繁多,自成体系。帝王类建筑有都城、宫殿、王陵;宗教类建筑有寺、庙、观、宫、窟、庵、塔、台等;军事类建筑有城、堡、营、寨、烽燧、墩台、城壕、箭楼等;名人类建筑有府第、台、祠、冢、墓等;园林、民居建筑丰富多彩。可以说,我国建筑中的各种形式在凉州都可以找到实物和遗存。 凉州建筑精品众多,文化内涵丰富。前凉姑臧城是我国都城建筑的源头,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的代表,文庙是“陇右学宫之冠”,海藏寺是河西名刹,雷台是道教圣地,白塔、清应姑洗塔、罗什塔是天下名塔,大云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皇娘娘台遗址是齐家文化的典型,磨嘴子、旱滩坡、墓群是凉州的地下文物博物馆,还有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城乡民居等。所有这些都是凉州建筑的精华,也是凉州多元文化的代表。 凉州建筑布局严谨,风格多样。斗拱与梁柱的使用是基本的定制,飞檐挑角的屋顶、砖、瓦、石材料的普遍使用,中轴对称式的布局方式,强烈的伦理观念和人文思想等是凉州建筑文化的共同特点。宫殿类建筑主要有中轴线对称式的重檐歇山顶类型,并结合厅、堂、楼、阁、亭、台、轩、榭、廊、坊、桥、苑等;宗教类建筑主要由塔院式、“迦蓝七堂”式、上(木)构下(土)台式等;民居主要有四合院式、排楼四合院式、窑穴或半窖穴型等,房屋建筑有木构式、土木构式、木石构式等。但古代建筑,受封建礼教和儒家伦理思想所支配,除园林外,大都缺乏创造,缺乏突破,没有内心感情的奔放流露,虽然有许多光辉的成就,但大多陷入形式主义。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 浓缩的凉州历史画卷 ——凉州金石文化大观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瑰宝,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世所罕见。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并把它刻在金石(包括甲骨)上,使中华文化有了真实可信的文字记录,人类也因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而转入文明时代。“金石”一词,起源很早。《吕氏春秋·求人篇》说夏禹“功绩铭于金石”。古人铸造钟鼎碣碑,并镌刻文字,用以颂功、纪事、寓戒。汉代以来,产生了大量的金石作品,它的内容不但记述历史人物的功绩,还保存了许多历史和社会史料,形式上除文字外,还有人物、卉草、图案等。4000多年来,金石艺术源远流长,形成了特有的金石文化。凉州虽地处边陲,但文化底蕴深厚,历来为中西交通孔道、丝绸之路重镇、多民族文化交汇的熔炉,加上四凉古都、商埠中心,古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金石作,再加之寺庙宫观遍布城乡,文人墨客所遗对联、匾额不可胜计,汇集起来也可谓洋洋大观。世界艺术瑰宝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西夏学的滥觞西夏碑、中国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多民族团结统一的见证弘化公主及其吐谷浑王室墓碑、西藏正式归入中华版图的见证白塔寺碑等许多碑刻、青铜器、造像、印币、岩画,极具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更是一笔可观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 1、青铜器和印币 凉州现有的金属类文物中,主要有钟、鼎、镜、壶、刀和多种古代日常生活用品。最早的当属汉代铜镜、铜印和凉造新泉,虽然数量不多,但仍可反映出凉州古代经济、文化状况。 汉黄羊铜镜,重约七八两,苍青色,四周作回旋花纹,铭词皆小篆。尚方规矩镜出土于凉州长城乡十二墩村汉墓,镜面直径18.5厘米,重675克,上面除刻有铭词和十二地支外,还以纤细流畅的线条勾勒出8种奇异的飞禽走兽,画面纷然而不乱,镜边缘饰以水纹和联珠纹,使整个镜背面的图案布局协调,配合相映成趣,颇具艺术价值。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造型精美,寓意深刻,颇具浪漫色彩,是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堪称我国青铜艺术的巅峰。唐代大云铜钟,高2.26米,重约5吨,下铸6耳,钟体图案分上、中、下三部分,每部分又分6格,分别饰以飞天、天王、力士和鬼族,线条流畅,神态逼真,突出地表现了雍容华贵、雄奇壮伟、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冶炼铸造艺术,形状古朴精美,声音宏亮,是罕见的古代铸造艺术珍品,也是凉州平安吉祥的象征。前凉霸文刀,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前凉张实造刀100口,镌文曰“霸”。后凉麟嘉刀,后凉麟嘉元年(390)造刀1口,长3.6尺,铭曰“麟嘉”。 古印也称玺、印、玉、钤、章等,有官印和私印。传说西周时代就有了官印,周天子分封诸侯时铸铜印,是做官和行使职权、发号施令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铸玉玺,文字出李斯之手。除铜印外,还有玉印、牙印、木印、泥印等。凉州发现较早的有汉代武威长史印、宣威长印、姑臧右尉印、临松令印等,这类文物虽然数量不多,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临松令印”为正方形,边长2厘米,上有纽,为拱形,阴刻“临松令印”篆文四字。据《晋书·地理志》、《甘州府志》记载,临松为郡、县名,在今民乐县境内。临松印的发现,是研究古代行政建置、官职以及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资料。 古钱也称古泉。钱,原来是一种农具的名称,其形状类似铁铲,充当原始交易之货币,有刀、布、贝钱和铲形钱等,后取天圆地方之意,制成圆形方孔金属印币。钱币有铸币和纸币两大类,在凉州发现的钱币达15万枚,有汉代半两、货泉、五铢;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通宝;五代的开元通宝、乾德通宝、汉元通宝;南宋的建炎通宝、绍兴通宝;西夏汉文皇逋元宝、天盛元宝等。最珍贵的铸币是“凉造新泉”,这是古代凉州铸造的钱币,也是当代钱币界所瞩目的罕见钱币之一,被称为中国古代钱币宝库里的一颗明珠。据专家研究,此钱为前凉时凉州所铸,目前发现有三种版式。凉造新泉是研究当时凉州货币流通状况及中国货币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在凉州出土的西夏钱币殊为珍贵,特别是西夏铭刻计量银锭。在发现的22件银锭中,有17件锭面均有铭文及戳记符号,内容极为丰富,填补了西夏使用银币有记载而无实物的空白,是研究西夏政治、经济、社会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2、碑刻 碑是凉州金石中的大族,形式上有墓志铭、铭序、墓表、圹志等。从凉州现存的碑刻中,大致有五种类型。 一是以记述行迹和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的碑刻。这类碑一般冠以普通碑铭和神道碑、功德碑、孝廉碑、烈(贞)女碑等名称,叙述达官显人及其家族的历史、功勋和孝子贤孙、贞烈淑女的事迹等。如《贾思伯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家族。碑载:思伯为“武威姑臧人”。据考武威贾氏源于西汉贾谊,贾谊之后曾任武威太守,子孙入籍武威,并出过许多名人,如三国贾诩,北朝贾思伯、贾思同兄弟等。贾思伯先辈及其后代在山东为官并寓籍寿光,与贾思伯兄弟同时代的我国北魏杰出的农学家、《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一般认为是山东寿光人,但若同贾思伯兄弟联系起来看,应与贾思伯是同宗兄弟,祖籍应当是姑臧。《晁大明墓志》记载晁错之后晁大明事迹。汉有名臣贾谊、晁错,凉州皆有其传人及名人。唐《德宗赠太尉段秀实记功碑》歌颂了司农卿段秀实面对叛贼朱氵此的淫威,不畏强暴,英勇就义的气概,不仅是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姊妹篇,又是段秀实为凉州籍名人的确证。从现有的这类碑刻中,展现了凉州从古到今,英华辈出的历史。 二是有关祠庙方面的碑刻。这类碑一般立于寺、庙、宫、观、祠堂、塔台等地。凉州城乡寺庙宫观众多,大凡规模较大者都有碑刻,记载其修建、重建、维修等历史演变过程,这对研究祠庙和宗教历史文化及其社会背景具有重要价值。刻于明宣德年间的《重修凉州百塔寺志》、《建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凉州百塔寺及发生在公元13世纪的“凉州会盟”盛况,向世人昭示了西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重要历史。武威文庙究竟建于何时,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50),主要根据是立于明成化六年(1470)的《重修凉州卫儒学记》碑。但如果深入研究有关文庙的碑刻,文庙始建年代应在前凉或西夏,这样就可以把文庙的肇建年代提前一千年或四百多年。《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记述了一个美丽的佛教传说故事,对研究北魏高僧刘萨诃的行迹和解说敦煌莫高窟一些壁画、塑像提供了实物资料,历来为敦煌研究者所重视。《海藏寺藏经阁碑》记述了清康熙年间(1662~1722)海藏寺主持际善法师不畏艰险,历时8年,东行求经的动人事迹。刻于明天启二年(1622)的《增修大云寺碑记》,记载了日本僧人志满游历凉州,并于洪武十六年(1383)开始募化增修大云寺的一段历史,成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除佛、道之外,凉州是河西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较早的地区,因此,也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碑刻。 三是有关少数民族碑刻。凉州曾是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少数民族统治时间较长,保存了较多且在金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碑刻。弘化公主及慕容家族的9通墓志,是研究唐朝少数民族政策和吐谷浑民族的历史、家族世系、民族融合的宝贵资料。元朝大学士虞集受诏撰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叙述了回鹘人的起源和变迁,史料价值很高。元朝中书平章政事危素撰写的《大元敕赐西宁王碑》则是研究高昌回鹘及斡栾家世的珍贵资料。《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是目前中外学者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民族文化最全面、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在中外学术界影响颇大。 四是以记史、记数、记名为主要内容的碑刻。主要有水利碑、祭田碑、简史碑、书院碑、种树碑、姓名碑、绅民碑等。大量的水利碑记载了凉州水利沿革、祭水、分水、水系、水利资产、兴修水利、水事纠纷调解等方面的内容,对今天勘界、水资源普查、水文气象研究具有重要利用价值。清欧阳永衐撰写的《敦节俭条约》碑娓娓道来,说理朴实无华,字字句句都在警示人们反对奢侈,提倡节约,特别是“丧祭之费用宜节也”、“嫁娶之费用宜减也”、“酬酢之费用宜简也”的大声疾呼,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教育警示作用。《武威植树碑》记载了武威军各营将士在驻地陇东地区植树造林、绿化第二故乡的事迹,对今天的全民绿化仍有启迪意义。 五是有关纪念性碑刻。主要有奠基碑、建校(厂)碑、创业碑、共建碑、纪念碑、烈士碑等,从不同方面表达歌功颂德、祝贺纪念之意,同第一种碑刻基本相似,但不同的是此类碑刻多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凉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业绩,反映了凉州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3造像和岩画 把佛像刻在山壁上,或用石、木、金属等雕成的形象统称为造像。造像有大有小,大的可居一座山,小的可供养于家庭佛堂中。造像盛于北魏,与北魏皇帝崇佛密切相关。目前在凉州境内发现的造像种类,数量虽然不多,但也展现了古凉州金石文化的灿烂辉煌。杂木寺石崖造像、古城石佛造像、高兴寺唐释迦牟尼石造像虽年代久远,但无不显示了当时雕刻的高超技艺。大河驿释迦佛铜造像、接引寺铜佛像、庆丰寺铜造像、铜佛寺萨班造像、白衣菩萨铜像等,形象逼真,神采奕奕,尤以明万历年间铸造的较多,铸造技艺堪称一绝,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在凉州的金石类作品中还有石羊、石马、岩画等。岩画被人们誉为“美术世界的活化石”,是远古先民狩猎、放牧时留下的珍贵瑰宝,展现了远古时代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情况。这类作品虽然不多,历史年代不详,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如甘泉沟石马踢战岩画,在约4平方米的岩石上,画有二鹿三马一牛和数羊。因有二马后足踢战,故称石马踢战。莲花山兽纹石似一只猛虎卧于山坡。当地传说,汉将军李广在一次打猎中,误把此石当作猛虎,一箭劲射,连羽入石。所以,史书有“李广疑石为虎,射之没羽”的记载。莲花山岩画石,按图形为动物和太阳,动物岩画平面0.3平方米,太阳岩画平面0.42平方米。为数不多的岩画,既填补了凉州岩画的空白,也反映了凉州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对自然界万物的观察,对农耕生产的重视。 纵观凉州金石文化,从数量而言,蔚为大观,是西北地区碑刻存量最多的(县)区之一,如果把所有现存的碑刻集中到一起,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碑林,青铜器中也不乏珍品;从形式而言,名目繁多,我国现存碑刻中各种形式几乎无所不有;从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而言,珍品众多,不少作品是我国金石中的佼佼者,如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西夏碑等;从内容而言,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凉州几千年的历史,反映了远古先民到当代凉州人民战天斗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建设美好家园的生活。凉州金石,是一部浓缩的凉州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保存了许多史料,拓宽了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地理学、民俗学研究的领域,是凉州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 四 中国美术史上的“凉州模式” ——凉州石窟文化拾零 1.石窟艺术及石窟发展概况 石窟寺就是在山崖间开凿出来的寺庙。最初它是佛教信徒坐禅修行的场所,称作石室,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一种佛教综合艺术。石窟艺术,简单地说,就是佛教美术,包括绘画、雕塑、石窟建筑及其装饰。佛教在印度阿育王朝时代(前273~前232,相当于我国秦始皇统治时期)开始兴盛并形成国教。自公元前326年,希腊亚力山大王占领印度西北之后,受希腊艺术影响,犍陀罗和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以雕塑、绘画、建筑等造型艺术来表现佛、菩萨、罗汉、天王、力士等形象,以及佛的本生或前生的各种故事,作为崇拜的对象。于是石窟就成了宣扬佛教的重要形式。 3世纪时,中国西域地区受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开始开凿石窟。4至5世纪,石窟遍布河西,形成气势宏大、光彩夺目的石窟艺术,促进了石窟艺术中“凉州模式”的形成,这种具有浓郁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后来逐渐波及到了中原。5世纪至9世纪,中国石窟雕凿达到极盛时期,完成了中国石窟艺术由龟兹模式(新疆克孜尔石窟)向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再向平城模式(山西云冈石窟)的发展,并最终在洛阳龙门完成中国化的全过程。从地域上讲,石窟寺的开凿由塔里木盆地北缘而河西走廊,由西北而中原,由北方而南方,并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我国现存的石窟寺有200多处,其中重要的有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榆林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河北南北响堂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剑川石窟等,还有散布在新疆、宁夏、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的许多石窟和摩崖造像,都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而甘肃尤其是河西,是我国开凿并保存石窟最多的地区之一。 2.天梯山石窟概况 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位于城南中路乡灯山村大坡山南崖绝壁间,窟下有寺,也称大佛寺、广善寺。乾隆《武威县志》:“大佛寺,城东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贯楼九层,又名广善寺。”这在《法苑珠林》等佛教经籍中都有记载。石窟造像别具一格,或石雕或泥塑,其规模宏伟壮观,精美绝伦,千姿百态,可与敦煌莫高窟媲美;大佛含笑,高30米,右手指向磨脐山,雍容典雅,庄严肃穆,有气吞烟霞,挥斥乾坤之势(第13窟)。据有关史料记载:此石窟是北凉王沮渠蒙逊于公元412年至439年之间开凿的,距今已有1580多年的历史。此窟开凿后,引起佛教界关注,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们在天梯山石窟坐禅修行,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天梯山石窟更具盛名。因历代战乱,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主要是地震),石窟破损严重,特别是1927年的大地震,对天梯山石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九层贯楼和大部分洞窟顷刻间震毁,许多塑像受到损失,幸存比较完整的有8窟,大佛坐像安然无恙。上世纪50年代,有关专家在石窟里面发现有北魏、隋、唐时期的汉藏手写经卷,唐初绢画菩萨像,唐、五代、西夏(宋)、元、明、清各代塑像、壁画、经卷等,并对石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石窟终于撩去了其神秘的面纱,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3.天梯山石窟的影响 天梯山石窟,不仅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凉州僧人昙曜等人在完成天梯山石窟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佛教中心的东移,东下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了新的开凿生活,成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重要技术力量,昙曜则成为北魏的佛教领袖。据历史记载,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至平城,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既反映了凉州的人口众多,也说明了佛教的兴盛。这3000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推动着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北魏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140年的割据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其艺术受到重创,凉州的僧人纷纷外流,除迁平城外,一部分向西迁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兴盛。敦煌石窟中的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艺术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及其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敦煌及河西石窟。 迁往平城的工匠、僧人中不乏高僧法师。据《魏书·释老志》及其《世祖纪》、《高祖纪》记载,凉州僧人师贤到平城后,任道人统(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并于公元452年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始造帝王化的佛教石像。460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于平城近郊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了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了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即16至20窟,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和代表作。之后陆续兴建,前后历60年,无数的雕塑家在53个洞窟里雕刻了佛像、飞天等5.1万多件,其间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为全国石窟之冠。这些宏大精美的雕塑,是历代雕塑家们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而凉州僧人及其工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佛教文化和石窟寺艺术方面,北凉和北魏是源流关系,即北凉为“源”,北魏为“流”。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魏书·释老志》)。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这时起,历经东魏、北齐直至明清,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同时还开凿了巩县石窟和附近的几座石窟。龙门石窟的建造艺术风格,无不体现着天梯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南朝文化和中原传统汉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因此,天梯山石窟称为石窟之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从年代上确定石窟艺术在佛教史和美术史上的地位。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视其在石窟中的影响。如果单从年代上看,新疆的许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对中原石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或影响甚微。按史料记载,莫高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前凉升平十年(366),炳灵寺石窟169号的题记是公元420年,天梯山石窟创建于412~439年。从年代上看天梯山石窟比莫高窟迟一些,与炳灵寺石窟基本相当。但这两个石窟尤其是莫高窟现在的影响非常大,一提石窟,必称莫高窟和云冈、龙门。但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并不有名,也没有形成规模,更没有对云冈、龙门产生直接影响,反而是凉州僧人及其天梯山石窟,声名显著,对莫高窟和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目前,专家们一致的看法是,莫高窟虽为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艺术开创地,但它正式开窟建寺的时间要从420年北凉灭西凉之时算起。莫高窟历史上出现的开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时期(516~528)。这时随着洛阳的一批官宦、僧侣和工匠的进入,中原汉风在这里开始流行,而这已经是天梯山石窟开凿100年以后的事。从以上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石窟的影响过程应当是: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这里并非有意提高天梯山石窟,而是从影响和源流关系上探索出中国石窟的一种发展脉络,用事实说明,真正影响中原石窟风格的非天梯山石窟莫属。 4.凉州其它石窟 除天梯山石窟外,凉州还有石佛崖石窟、亥母洞石窟,其表现形式有线雕、浮雕和高肉雕,佛像众多,风格古朴雄健,也充分体现了凉州佛教高超的雕塑艺术。 石佛崖石窟 位于城西南约60公里的金山乡大口子第五山中,现有石窟12个,大约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多数洞窟开凿在半山腰,无法攀登。在能攀登的个别洞窟中,已发现有毁坏的塑像、壁画残片及一些小型的泥塑罗汉。根据塑像材料和造型、发式等,初步判断是西夏作品。对石佛崖石窟,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考古研究成果,也没有发现确切的史料记载。据有关资料记载,凉州第五山久负胜名,山清水秀,苍松翠柏,怪石嶙峋,山泉流水,茂林修竹,景色十分优美,自古为隐士所居,其间尤多窟穴。相传北魏高僧刘萨诃曾在此驻足并预言石佛故事。 亥母洞石窟 位于城南约15公里的新华乡缠山村西的祁连山麓,历史上曾是佛教活动的圣地,亦称亥母寺或金刚亥母寺。金刚亥母是藏传佛教密宗本尊之一的胜乐金刚之妃;主管生育之神,其面目狰狞,全身半裸,肚微拱,状似孕妇,手持佛器,脚踩一小鬼,意为降魔。当地人对金刚亥母像非常信奉,传说凡不能生育者在金刚亥母像前烧香许愿,可得子女。据清乾隆《武威县志》记载:“亥母洞寺,城南三十里,山上有洞,深数丈,正德四年修。”根据洞内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物证明,修建的年代应在西夏崇宗正德四年(1130)。说明在西夏时期,这里的佛教活动就比较活跃。由于亥母洞石质不佳,西夏、元、明、清各代及民国年间曾遭地震破坏,洞窟被震塌,大量的文物遗产埋藏于地下。截止目前,虽然对亥母洞寺进行过一些初步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西夏文书、藏文文书、经卷、帛画、丝织品、器皿等,特别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西夏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成为捍卫祖国印刷术发明权的权威实物证据,使亥母洞石窟名声大震。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科学发掘。 五 佛教文化的辉煌篇章 ——凉州佛教文化琐谈 1.凉州佛教概述 西周之前,中国处于自然宗教阶段;殷、周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变革;春秋战国时期,进入“百家争鸣”。从告别自然宗教一直到汉代,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信仰缺失的状态中。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佛教传到了中国。佛教在凉州的传播有悠久的历史,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西汉时期由西域经河西走廊开始传入中国内地。早在秦汉之际,佛教已通过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向西域各国传播,而当时凉州及整个河西是大月氏统治之地,一般来说佛教在凉州早于中原而得到传播。佛教早期的传教者当为西域胡僧。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而凉州及河西在这次交流与融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在凉州建立的四凉政权,出于维护国家统治和个人信仰的需要,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由官方和中外高僧参与并主持译经活动,开凿石窟、大造佛像,使佛教在凉州的传播非常普遍,并影响到中原。在凉州名僧辈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件盛事,即西域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来到凉州,译经传教近二十年,促进了中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使凉州一度成为北中国的佛教中心。隋唐时期,佛教更为盛行,传说隋炀帝西巡河西,曾在凉州拜谒高僧,布施建造感通寺。唐代高僧玄奘矢志赴西天取经,途经凉州,滞留数月,谒寺拜佛,设场说法,盛况空前。五代、西夏时,凉州佛教继续保持着兴盛局面。佛教作为西夏国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凉州境内重建或新修了许多寺院,其中护国寺名震河西。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极盛一时,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不仅与蒙古西凉王阔端在凉州会盟,使西藏正式纳入蒙元版图,而且和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其妹索巴让摩在凉州传授佛教。萨班按佛教天地生成理论创建凉州四寺,以凉州城为中心,象征须弥山,东建白塔寺,南建金塔寺,西建莲花寺,北建海藏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萨班在白塔寺居住数年,圆寂后信徒为他修建了灵骨大塔,并扩建寺院,使白塔寺成为汉族和藏蒙地区著名的大寺院,朝拜信众络绎不绝。明清时期,尊崇佛教风气不减,成化年间,重修海藏寺。清朝末年,凉州比较有名气的寺院就有40多座。民国时期,战乱不断,灾祸连绵,佛教日渐衰颓。 凉州佛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主要流传有净土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临济宗、密宗诸派。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凉州是西域佛教中国化的中继站,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文化,涌现出了一大批通晓佛理的高僧,他们或为凉州人,或长期居住在凉州,为了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2.名刹遍布城乡 凉州是佛教东渐的重要地区,佛教在传播的几千年中,曾经修建了众多的寺院,有些寺院在凉州乃至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且影响深远。今天,这些名刹大都成为凉州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应寺 位于城东北隅,始建年代不详,明代重修,敕为清应禅寺。建筑宏伟,雕塑精美,有大雄宝殿、千佛殿等。寺后有清应寺塔,也称姑洗塔,葬有佛祖舍利。据说周敬王时印度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座,其中在中国造16座,此塔即其一。塔高13层,呈六角形,角系风铃,层层有门,从塔门入内,可上至塔顶,以观四城景色。毁于1927年大地震。 大云寺 位于清应寺附近,始创于前凉,初名宏藏寺,唐武则天时改为大云寺,西夏时为护国寺。明洪武十六年(1383),日本高僧志满募化修缮。毁于1927年大地震,独存古钟楼及大钟至今。钟楼位于大云寺东南角,坐落在9米高的四方台上。 罗什寺 位于城内北大街西侧,始建于东晋,唐初香火尚盛,三藏法师玄奘西天取经,驻跸凉州时,曾到罗什寺礼佛讲经。后毁于兵火。明永乐年间重修,为陕西凉州大寺院,规模宏伟壮丽。毁于1927年大地震。罗什塔位于寺中,为鸠摩罗什葬舌之处。 白塔寺 亦称百塔寺,位于城东南武南镇百塔村,始建年代不详,兴盛于元代,因萨班与阔端在此举行凉州会盟而彪炳史册,成为西藏纳于中华版图的见证。该寺规模宏大,塔林耸立,毁于1927年大地震,现正在修复当中。 金塔寺 位于城西南金塔乡金塔村,始建年代不详,兴盛于元朝,后毁于地震,于2000年8月修复了大雄宝殿等建筑。 莲花寺 又名善应寺,位于城西南15公里处的莲花山上,始建于唐,元时为正光寺,清代新增扩建。萨班曾到此诵经礼佛,萨班之妹索巴让摩以苦行僧身份在此修行,圆寂于此。 海藏寺 又名清化禅寺,位于城西北约2.5公里处,始建于南宋,明代重建,敕赐“清化禅林”。寺院四周林泉茂盛,环境优美。 大佛寺 即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位于城东南约50公里处的山崖绝壁间,始建于北凉时期,寺殿宏伟,佛像众多。毁于1927年大地震,现已修复大佛及部分建筑。 延寿寺 位于城东清源镇曾家堡村,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规模恢宏,气势壮观,现存部分建筑物及塑像。 东竺寺 位于城东南六坝乡十三里堡村,始建于西晋,唐玄奘西天取经途中,曾在此寺留宿。民国初年班禅活佛上京受封,途经时亦在寺内留宿用斋。此寺坐南向北,与天下寺庙方位殊异。 松涛寺 位于城北金羊镇松涛村,始建于元朝,兴盛于明清,寺内树木成荫,古柏参天,现存大殿一座。 这些寺庙是凉州众多寺观中仅存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是凉州佛教文化繁荣的缩影和见证。另有著名寺院白马寺、安国寺、地藏寺、海潮寺、尹台寺、百云寺(福寿寺)、铜佛寺等,大都损毁。 3.高僧法师辈出 译经成就显著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鸠摩罗什、唐三藏、萨班、八思巴等一批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或通过宗教活动实现政治目的,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鞠躬尽瘁。在凉州这片土地上成就了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和元朝帝师八思巴的佛学大师地位,完成了“凉州会盟”这一使西藏归顺蒙元中央政府进而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壮举。凉州佛教阵容强大,一批高僧或西行西域、印度学经求法,或东下长安、洛阳,南下建康(南京)、广州弘佛译经,为佛教文化的交流孜孜以求。凉州僧人昙曜更在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之后,东下大同,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并为龙门石窟的开凿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创立了石窟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为中国美术史、佛教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由此可见,凉州一度成为北中国佛教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一大批佛教文化名人开坛讲经、翻译著述、兴建寺塔、开凿佛窟等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是由凉州宽松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的,且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鸠摩罗什(344~413) 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少年聪慧,7岁出家,从师学经,过目即诵,深谙佛理,在西域诸国声名大震。385年,前秦大将吕光率兵数万征伐西域获胜后,带罗什到凉州。吕光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尊罗什为军政顾问。期间,他学习汉语,开坛说法,收徒讲授佛经。401年,后凉将灭,罗什被前秦迎至长安,尊为国师,一直到去世。罗什在凉州、长安共生活30年,期间,他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共译经35部294卷,为传播佛教做出了重要贡献。僧徒数千,有四圣八俊十哲之称,对中国佛教影响颇大。僧肇曾不远千里前来凉州拜罗什为师,追随罗什学经弘法一生。罗什所译经卷,语言畅达,内容信实,符合中国信众习惯,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临终发誓:“如果译文不失原意,死后焚身,薪灭形碎,惟舌不灭。”罗什圆寂于长安草堂寺,凉州人怀念其功绩,建寺纪念,并将其舌葬于塔中。罗什的译经工作,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他培养的众多佛学大师为中国佛学的后继有人、开山立派打下了基础。 昙无谶(385~433) 印度人。幼年出家,遍诵佛学经典,20岁时佛学造诣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曾云游求法,东至龟兹,又到姑臧,受到北凉王沮渠蒙逊礼遇,卓锡凉州,学习汉语,潜心译经,以凉州沙门慧嵩、道朗为助手,译经24部150多卷。魏太武帝欲迎之,沮渠蒙逊派人杀害。这是鸠摩罗什之后,对凉州佛教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高僧。 竺佛念 四凉时期凉州名僧。20岁出家,云游四方,后在长安从事译经事业。由于他汉语修养很深,又精通西域语言,译经水平很高,先后译出10多部100多卷,被誉为“译人之宗”。 浮陀跋摩 西域人,自幼酷爱佛经,约在433~437年间在北凉首都姑臧传播佛教,偶遇凉州沙门道泰,二人十分投缘,结为莫逆之交。组织三百余人在姑臧城内闲豫宫中从文译经,对后世影响颇大。 道泰 凉州人,北凉名僧。少年时云游葱右诸国,寻得佛学宝典《大毗婆沙论》,东归家乡后与浮陀跋摩等人合力译经,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不遗余力。 道朗 凉州人,北凉名僧。师承昙无谶,参与佛典翻译和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国北方最初的涅槃大师。 慧嵩 又名智嵩,凉州人,北凉名僧。天性聪颖,悟性极高,立志于钻研各类佛学经典,曾参加浮陀跋摩、昙无谶译场。 昙曜 凉州人,北凉、北魏名僧。曾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又在大同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由于他的功绩,后世将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五个洞窟称为“昙曜五窟”。他是中国石窟史上“凉州模式”的鼻祖。 竺法护 敦煌人,客居凉州,北凉名僧,译经100余部。 宝云 晋宋之际僧人,家居凉州,少年出家,精勤于学。曾远游西域诸国,瞻礼佛迹,遍学梵书,精通西域各国文字。回国后,先后在凉州、长安、南京等地译经弘佛。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 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幼年受父兄影响,接受严格的佛学教育,遍览佛教经典,后又从师深研佛教义理,学识渊博,佛学造诣深厚,被称为班智达(大学者)。1247年与蒙古西凉王阔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使西藏正式归顺蒙元政府,纳入中国版图。萨班在凉州居住5年后在凉州白塔寺圆寂。他在藏族佛教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第一个精通佛教学说中“五明”、第一个到内地传法、第一个获得国王封授“班智达”称号的萨迦派首领。 八思巴(1235~1280) 又译为法思巴,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曾随伯父萨班至凉州会见蒙古皇子阔端,并在凉州传播佛教多年。1260年被忽必烈召至大都尊为国师,奉命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期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称“八思巴文”。后返藏,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一生著述丰富,对藏、汉、蒙文化交流和巩固“凉州会盟”成果作出了杰出贡献。 章嘉·若必多吉 章嘉呼图克图(蒙语为“圣者”)第二世活佛。祖籍青海,生于凉州。8岁奉诏驻北京旃檀寺,又移驻嵩祝寺,雍正时受封大国师,曾从第七世达赖习梵典,从第五世班禅受大戒。乾隆时受命管理京师寺庙,总管蒙古佛教事务,充当清政府使者,往来于甘、青、藏、蒙等地。他博览群书,精通藏、汉、蒙古三种语言文字,一生著作颇丰。章嘉呼图克图至清末共传六世。 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寺院、僧侣的出现,改变着固有的社会结构,冲击着固有的伦理观念,促发着新的生活信念和生存方式。而佛教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佛典经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必然存在梵文汉译的过程,于是译经事业在佛教从天竺、西域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兴盛不衰。许多高僧法师,为弘扬佛法,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凉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许多印度、西域高僧曾长期驻锡此地学习汉文化,译经弘法。尤其在四凉时期,有许多佛学大师云集凉州,参与了译经活动。沮渠蒙逊统一河西后,北凉时期的佛经翻译走向极盛,凉州成为北中国翻译传播佛经的中心,有一大批僧人,聚集在凉州参与译经,不仅对东晋佛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河西文化的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凉州和寓籍凉州的僧人及其译经活动,不仅对河西,对北中国,而且对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只要是介绍佛教的经典著作,凉州佛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唐朝提倡三教并立,佛教得到一定的发展。西夏、元朝时期,是凉州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兴建了不少寺院,开凿了石窟,翻印了大量佛经。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人们对汉语声调的认识;佛经的流传,刺激着印刷业的发展,迄今发现的世界第一件泥活字版本《维摩诘所说经》就产生于西夏。元朝之后,是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流行,为佛教注入了活力。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条件。正是佛教,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座平台。 4.其它宗教概览 道教 道教是中国早期的本土宗教,在我国已流传2000多年,约在西晋时期传入凉州,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唐代以后广为流传,明代以后在凉州城乡修复、改建的道教宫、观有数十处,较有名气的有吕祖庙、太清宫、玉皇庙、东岳庙、雷祖观、莲花山诸宫观等,农村基本上乡乡有大庙,村村有小庙。道教分为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出家道士中,叶理禄学有成就。他学道三年后云游四方,1932年到平凉崆峒山行医,后又到西安等地行医布道。他道学基础扎实,又擅长中医、针灸,1979年,平凉市政府又聘请叶理禄上崆峒山,主持修复道观,并收徒10余名,传播道学、医学,在平凉一带享有很高威望和声誉。正一派道士,分居在城乡,大都以农为主,以道为副,有事应事,无事务农,主要是为亡人发丧送葬、追荐超度、祈福禳灾。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也称清真教,从唐代传入中国,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是回族。伊斯兰教以丝绸之路为通道,不断向中原传播。蒙元时期,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大批中亚细亚伊斯兰教信众被迫迁徙到中国,随着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战争,伊斯兰教迅速传播。清朝同治以前,凉州回族居民剧增,伊斯兰教成为继佛教、道教之后的第三大宗教。凉州建清真寺始于唐代,元、明各朝,在城乡建清真寺多处。1920年,东关清真寺建成,后又在原寺基础上建起清真大寺,在寺门口建起木质三层结构的“唤醒楼”。这是当时河西走廊规模最大,设施较完善的一座大寺。清末民初,到张义堡砂金台淘金做生意的回民较多,逐渐聚居,于是在堡子街建立起清真寺。 天主教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的一些天主教会,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清顺治十二年(1655),比利时耶稣会会士方玉清自陕西汉中来到凉州西乡松树庄传教,这是天主教在甘肃最早开始活动的地方。1878年,成立甘北教区,总堂在凉州松树庄。1905年,罗马教皇又将甘肃教区一分为二,甘肃南部以秦州为总部,甘肃北部以凉州为总部。清康熙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麦永公司铎,光绪年间,比利时圣母会司铎韩默理先后来凉州传授天主教,随之各国传教士接踵而来,都以松树庄为基地大力发展天主教。新中国成立后,武威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于1952年12月,成立天主教爱国会。 基督教 基督教也称新教,约在19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武威基督教有4个派别,即内地会、浸信会、中华基督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内地会是基督教在武威最早的教派,1887年上海内地会派遣英国籍牧师来武威传教。浸信会开创人徐上达(山东籍),少年时在基督中学上学,1935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怀麟医院行医,救治八路军伤员,后被日本人发现,被迫于1941年5月来到武威,在南大街创办天恩医院,于1946年4月创建浸信会。1936年春,山东泰安马庄耶稣家庭会传教士胡天恩(河南籍)来武威传教;1940年冬,兰州耶稣家庭会传教士段彩炬(山东籍),在武威正式成立武威中华基督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于1950年正式成立,首创人为何梦征(山西籍)。以上各教派于1950年10月联合成立了武威基督教联合会,于1954年12月,成立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其它宗教 在凉州悠久的历史上,除以上五大宗教以外,还有一些宗教曾在一定时期得到传播。南北朝时,祆(音xiān)教(也称拜火教、火教)以西域波斯商人为主要媒体传入中国,隋唐时在昭武九姓胡人中广为流传。据记载长安、洛阳有祆祠,凉州也有祆神祠。由于凉州昭武九姓胡人较多,如安氏等,所以祆教在凉州的传播有一定影响,后随着民族关系发生变化,自然逐渐消亡。唐朝时期随着波斯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景教在凉州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元朝时称景教为也里可温教。由于传播不广,信众不多,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元、清时期,原在蒙古、满族等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萨满教也流传到凉州,借助汉族地区流行的阴阳、巫术而传播,在巫师、神汉、师公子身上留有明显痕迹。除此之外,在历史上还有一些旁门邪道和社会派别,借助佛教、道教名义,改头换面,招摇撞骗。但这是邪教,不是宗教,应予以坚决取缔。 六 中国简牍学的精华 ——凉州简牍文化摭英 汉简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1959年至1989年,先后在凉州磨嘴子、五坝山、旱滩坡等地5次共出土汉简630余片,内容有“王杖诏令简”、“医学方剂”、“仪礼”、“杂占”等。这些汉简完整而保持原貌,保存了许多历史文献,引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大部分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和国家一级文物,国家文物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武威汉简》、《武威医药简》等。 1凉州简牍精华举隅 尊老法律——王杖简 1959年和1981年,在磨嘴子出土“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册简26枚。“王杖十简”的发现,曾引起史学界轰动,有不少学者展开研究,郭沫若曾两次发表署名文章,对简文的释读、商兑、次第、编排及有关诏令的年代、尊老养老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王杖诏书令”简的发现,也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解决了在这一领域悬而未解的许多问题。简中明确规定,对年70以上的老人,全社会都要给予尊重。简中记载了汉宣帝说过的话:“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前72),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鸟,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还规定授王杖的老人,可以随便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简文中还列举了以上规定在全国执行中的5个具体案例,案中牵扯到具体官吏、平民。从简册的整体内容分析来看,西汉时期,高年赐王杖的优抚制度曾在全国认真执行过,同时这种制度在西汉时期有过三次大的改革,即惠帝时期免除老幼刑罚、宣帝高年赐王杖、成帝放宽授王杖的年龄限制。 医学宝典——医药简 1972年11月,柏树乡群众在旱滩坡兴修水利时,在一座东汉早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批医药简,共92枚。木简分为松、杨两种材质,其中一简书“右治百病方”尾题。据考证,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医生,这些医药简牍就是他多年行医的经验和有效方剂的真实记录。简书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及其它内容。在临床医学方面,不仅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名、病因、病理的记载,还有许多治病的方剂,载有内、外、妇、五官、针灸等方剂30多个,内容丰富,保存完整。在药物学方面,简中列举了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其它药物100多味,其中20味不见于《神农本草经》;简文中还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型以及用药方法、时间都作了详细记载。在针灸学方面,简文记载有针灸穴位、留针方法、针灸禁忌等内容。从简文的整个内容来看,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医学“辨证施治”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具体运用到了临床上;在药物学方面,简文中所载药物较《神农本草经》有所发展,而且这些药物的性能在当时已被人们掌握,某些药物的剂型,在当时就已兼有数种用途。这批医药简是我国年代较早,形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验方著录,反映了我国早期医学水平和中医的临床治疗等真实情况,不仅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重要发现,也是医学史上的大事,为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疗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简书书体以隶为主,兼用章草,洒脱流畅,用笔练达,字里行间闪耀着一种动态美,具有“率意,质朴,粗犷,雄健”的风格,深受书法家推崇。 学术瑰宝——《仪礼》简 1959年在磨嘴子一座王莽时期的土洞墓中发现了一批《仪礼》简,共469简,27298字。这批汉简,除少数竹简以外,绝大部分是木简,用松木制成,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据考证,这批简册在入葬以前不是为殉葬而写的,而是墓主人平时诵读的经书,其中一枚后有“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一行。“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即公元前28~25年。这说明墓主人生活在成帝年间,他本人可能是所谓文学弟子或文学弟子的老师。这批竹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包含9篇《仪礼》的手写本经书,内容包括今存《仪礼》11篇中的7篇,为研究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由于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札,而是完整的书册,是西汉经书的样本,在我国所有出土的简牍中,保存最完整,大多数本色、墨迹如初,虽稍有残损,但每一篇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编题、尾题、页码和顺序,对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具有重要价值;另外,此简字体已摆脱了篆书框架,笔势流畅,工整秀丽,具备了成熟汉隶的气质,被当今书法家奉为奇珍异宝,也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2简牍与简牍学的形成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甲骨文、金文到古代印刷术,再从传统印刷技术到光电信息技术,其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简牍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笔墨诞生之前,汉字的书写工具主要是能够在龟甲兽骨和金石上镂刻文字的金属刻刀,汉字的载体只能是龟甲、兽骨、青铜器和石头等,文化的传播极为有限。笔墨诞生之后,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缣帛和竹简木椟等更为方便、实用的文字载体产生了。简是削制成的竹片;牍是削制成的木片,也叫札。二者统称简,用来书写文字。人们把文字刻在简牍上,用绳子连接起来,当时叫“简策”。这种书籍制作方便,比把文字刻在甲骨、青铜器上前进了一大步。丝织品发明以后,人们把文字写在帛绢上,名叫“帛书”。后人用“竹帛”代表史册和书籍。由于竹木比金石、甲骨便于书写、运输、阅读和保存,又没有缣帛昂贵,所以从西周至魏晋之际在造纸工艺改进前后约1200年期间,简牍就成为汉字的主要载体。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些曾经记载古代文明的简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沉睡湮没于黄沙古墓中,从人们的头脑中渐趋遗忘,只有在“捉刀代笔”、“韦编三绝”、“刀笔吏”这些词语中才能约略捕捉到有关它的信息。 自1900年开始,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敦煌一带从事考古探险活动,从敦煌汉长城的一个烽火台旁发现了近千枚汉简。1914年,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通过多种渠道将这批汉简影照并加以分类考释,定名为《流沙坠简》正式出版,在考古界引起轰动,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汉简的开山之作。之后,经过多次发现,在敦煌一带共出土汉简17480多枚。后来又在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一带又先后发现了大批汉简约32000多枚,于是《居延汉简》驰名中外。甘肃是最早发现简牍的地方,数量众多、保存完好、内容丰富。此外,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山东临沂等地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简牍。 3凉州简牍的重要价值 凉州汉简从数量而言,赶不上居延、敦煌、长沙等地,但从价值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杖简是汉代的养老法律。在汉简出土的同时,也出土了汉代鸠杖,使这一法律有了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尚齿敬老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斑鸠是尚齿敬老的象征物。古代的养老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设公宴给老人以很高的礼遇;颁布有关养老的法令和待遇;朝廷给年老者颁发鸠杖(同王杖、玉杖)等。汉代的养老礼一年举行春秋两次,不像先秦时代那样向70岁高龄的老人奉献斑鸠作为礼物祝愿其长寿,而是在赐给他的王杖上雕刻斑鸠的图形(即鸠杖)。李白《白鸠辞》“天子刻玉杖,镂形赐耆人”即说此事。斑鸠被认为是孝敬之鸟,又寓意长久(鸠、九、久同音),加上传说中它对汉高祖有救命之恩,所以汉代既有正旦放鸠的规定,又通过赐鸠杖继承了先秦的尊老传统。对此,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都有许多描写,但始终未见实物。凉州出土“王杖简”及其鸠杖填补了这一空白,解决了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中国医学博大精深,既是中华民族为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而它的产生过程只见诸于历史和传统,很少有原始记录。凉州医药简所载方剂是普通医生临床实践的真实记录,具有很强的可信性,既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也向世人昭示了我国几十万个药典的形成过程和科学依据,为中华医学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我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包括《仪礼》在内的“四书五经”版本众多,可谓汗牛充栋,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到成帝时,儒家思想已统治近百年,基本上被社会所接受。《仪礼》简证明,汉代知识分子已把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陪葬礼品,既反映出墓主人对此的痴迷,寄托着某种理想和追求,又道出了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 以上三简是凉州历史文化悠久灿烂的具体见证,也是简牍文化中的辉煌篇章,其重要价值不亚于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汉代)。 七 国际西夏学的滥觞——凉州西夏文化述略 1、西夏文字的诞生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原是羌族的一支,在多民族的纷争中,历经磨难,唐末五代时在西北崛起。公元1003年,党项族攻占凉州,并于1036年正式建立了政权机构——西凉府,凉州成为西夏王国的辅郡,长达200多年。期间,西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宋史·夏国传》:“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书颇繁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书事》)。可见,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成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文字。当时西夏与各国和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亦广为流传。蒙元灭西夏后,仍刊印西夏文书籍。至明代中叶,西夏文字仍在使用,明代后期,逐渐销声匿迹。 西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和灿烂的文化,西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夏文字则是西夏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明珠,放射出迷人的光彩。自清代以来,凉州先后出土、收集、保存了大量的西夏珍贵文物。邑人张澍从19世纪初就致力于西夏学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加之凉州大量西夏文物的出土及一些早期学术成果,为今天研究西夏文化、政治、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2凉州西夏文物概述 西夏碑 即“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代嘉庆九年(1804),著名学者张澍在凉州清应寺内发现西夏碑。碑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汉文。由于西夏文已被人们遗忘,无法辨认,当时被称为“天书”。到1908年我国发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编于1190年)后,才知道了它的构造、文字和字意。西夏碑是迄今全国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碑文大意讲述了护国寺塔的初建、显灵及重修的经过,对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和西夏国名、帝后尊号、官制纪年以及当时凉州的佛教盛况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特别是近乎两千个西夏文字被中外学者称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活字典”。 木缘塔和木板画 1977年,在西郊林场(今西郊公园)的两座西夏单室砖墓中发现了木缘塔、木板画等文物。木缘塔造型奇特,制作精致,是西夏墓葬中第一次发现且保存完整。早期的党项族人死后多用火葬,自李继迁开始,不再用火葬,而改为土葬,起陵作墓,一如汉人风俗。这种葬俗反映了汉化以后的西夏人明显受佛教影响和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的风尚,反映了西夏民族的葬俗特色,也是西夏大力推崇佛教的历史见证。 西夏木板画共29幅,均为彩绘,与其它地方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内蒙黑水城发现的壁画、水墨画和传世的西夏雕板画、石刻、绘印的图画有很大区别。其它地方出土的绘画内容大部分是宗教性质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很少,而凉州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几乎都是写实的。据考证,板画内容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体现了西夏写实的画风,是绘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西夏瓷器 1982年以来,古城镇上河村塔儿湾农民在山坡上取土时陆续发现了一批瓷器,部分瓷器(包括残片)上写有汉、西夏文纪年、姓氏名字,后被专家考定为西夏瓷器。除大宗瓷片尚待继续复原外,完整和已经复原的瓷器有115件,主要有碗、碟、壶、罐、瓮、瓶、釜、钵、灯等;装饰技法多种多样,以白釉、褐釉居多。大多数器物色泽莹润,给人以稳重古朴而明快典雅的感觉。由于剔刻花和印花手法的普遍运用,成为凉州西夏瓷器的显著特色,并随着白地绘黑(褐)花瓷器的出土,填补了西夏瓷器已经运用磁州窑匠师创造白地黑花器物技术的空白。装饰题材有动物花卉图案,还有一些几何图形。釉面光滑柔润,再加墨彩衬托,黑白相间,显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凉州西夏瓷器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且保存完整,既有宋代风格,又有西夏党项族和凉州地方特色,对研究我国制瓷业,特别是西夏制瓷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夏石窟及经卷 位于新华乡南山的亥母洞石窟、金山乡大口子第五山的石佛崖石窟,据考证大多洞窟是西夏时期的产物。特别是亥母洞石窟,除石窟本身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物。天梯山石窟中也有不少洞窟开凿于西夏,或有诸多佛像在西夏重塑或维修。1987年5月,新华乡缠山村群众,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中,出土了一批西夏经卷,为研究西夏的佛教文化、语言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其中一件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泥活字版本,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为研究我国原始活字印刷术—泥活字版本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西夏文书 1972年1月和1989年9月,在张义镇小西沟岘、新华乡亥母洞先后出土了一批西夏文书,有汇款单、契约、收支账等6件,是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其中有2件盖有西夏文印章的文书,是迄今发现的西夏文书中仅有的。 西夏货币和金银器 1987年9月,在东大街署东巷修建楼房当中,在距地表3米以下的地层中挖出一批西夏窖藏遗物,出土金钵、金碗、珍珠等各种金饰以及银锭22件和其它一些文物,其中有17件银锭上刻有铭文及戳记符号,有的砸印有官方审验机构的官职名称,有的刻有金器作坊或金银店铺名称,有的刻有银锭的重量和成色等。金钵、金杯、金钏和珠饰金链,制作精细,做工考究,有些还在沿缘锻压有花卉图案,结构严谨而富有变化,线条流畅自如,形象生动逼真。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代以来,凉州还出土过一些西夏钱币。这些文物的出土,填补了西夏使用银币无实物见证的空白,对研究西夏货币流通、铸币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兵器 1980年5月,在城区针织厂建设工程中,出土了一尊铜炮。炮长100厘米,重108.5公斤,由前膛、药室和尾銎三部分组成,前膛长17.5厘米,炮口内径10厘米,口大底小。整个铜炮造形简单,制作粗糙,銎内还遗存火药和铁弹丸,专家考证为西夏窖藏遗物。从出土情况和形制特点分析,大约产生于13世纪至14世纪初,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火蒺藜又名蒺藜火球,是我国古代兵器的一种,出现于北宋时期。1994年,文物工作者在下乡调查文物遗址、墓葬时,征集到2枚西夏瓷制火蒺藜。1枚为黑釉,已残,仅存其半;另1枚保存完整,外表施绿釉。凉州出土的火炮和火蒺藜是我国早期火器的珍贵实物资料,对研究军事史、战争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3.西夏学与凉州 风雨西夏,党项烈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西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比较重要而又独特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文化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对此,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西夏建国历史可谓不短,但记载西夏的史料很少或很不完整,主要原因是元朝和后代学者只承认正统地位而把西夏看作是“属国”。1908年至1910年,俄国学者柯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包括佛像、法器、钱币、典籍等,重点是典籍,约有2.4万卷,填补了研究西夏历史的许多不足之处,自此,西夏学开始兴起,并成为国际显学。而凉州发现西夏碑(1804)比黑水城文物要早100多年,凉州籍学者张澍早在19世纪初就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二卷并序。本来,张澍已写成《夏书》多卷,放在书架顶上。一天,他和朋友们到松涛寺消夏,被家人当作废纸焚烧。张澍回来发现后,只有叹息而已。这不仅是张澍的损失,也是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此时是公元1810年,比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正好早100年。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其种类之多、数量之繁、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是迄今所发现的全国西夏文物之最。所有这些,称凉州为国际西夏学的滥觞是名副其实的。 西夏曾仿唐宋翰林体制,建立“蕃字”、“汉字”二院,在国中将两种文字一道推行,并将前者尊为“国字”。西夏碑正面用西夏文,背面用汉文,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和国策的反映。西夏时期,统治者积极推行了汉化政策,在改革的前提下继承汉族礼仪制度,大力推崇儒学,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王”并命令各州郡立庙祭祀,还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学经典,并著有许多儒学教材和书籍。所有这些,在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中都得到了真实反映。在西夏碑文中“番汉僧”、“番汉两众”等也说明汉族和党项族关系密切。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提倡和推行,在隋唐达到兴盛,西夏更是如此。凉州出土的大量瓷器(主要指瓷器装饰)、佛经、木缘塔、绘画和建筑、雕塑以及天梯山石窟、亥母洞石窟文物等,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在西夏瓷器中刻有太极图的道教图形,说明西夏也同样信奉道教。可见,在西夏民族发展历史上,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体系,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或与世隔绝的,吸收并融汇了唐、宋等中原优秀文化传统,形成独步历史、独具一格的西夏文化。 我国古代印刷术,被列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为宋代毕升发明,但由于年代久远,后人未见过当时的活字印刷品,以至国内外一些专家对此产生怀疑,凉州出土活字印刷品《维摩诘所说经》及其邑人孙寿龄研制出的西夏文泥活字,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捍卫了祖国印刷术的发明权。西夏文化不仅只表现在文字、绘画等诸多实物上,更重要的是融合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当中,如西夏木板画,说明西夏文化不仅宗教色彩浓厚,同样也表现了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西夏文化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八 中国葡萄酒的摇篮——凉州葡萄(酒)文化简述 酒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在希腊神话、《圣经》、古印度史诗、古埃及文献中都有关于酒的记载。我国酿酒的历史非常久远,传说是夏人仪狄、杜康发明了酿酒术。由于喝酒容易误事,甚至误国,所以,《尚书·酒诰》告诫人们不要沉醉于酒。尽管如此,各朝各代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侠士都和酒紧紧地联在一起。《汉书·食货志》云:“酒者,天下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病,万福之会。”但古人喝的酒并非今天的白酒,也不是蒸馏酒。大约到南宋,蒸馏酒即烈性酒开始出现。 1、凉州酒史 凉州酿酒历史非常悠久,在此前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遗迹皇娘娘台墓葬中就有酒具出现。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到达赤乌,赤乌首领曾献酒迎接。赤乌就是乌孙,先秦时驻牧于凉州一带。葡萄原产于中亚细亚,后传到欧洲,随之出现了葡萄酒。从公元前134年起,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线(即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豆等作物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还招聘了许多酿酒艺人。之后,汉武帝于太初二年(前103)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胜利后又引进葡萄品种、种植技术和酿酒技术到凉州。从《史记》“大宛以葡萄酿酒”和《汉书·西域传》“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斛,久者至数十岁不败”、“汉使采葡萄、苜蓿种归”等记载来看,葡萄及葡萄酒原产西域,汉时传入凉州,后又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东汉凉州葡萄已负盛名,凉州葡萄酒也以味美醇厚驰名遐迩,显赫于京师。《汉书·地理志》载,凉州“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艺文类聚》卷八七引《续汉书》:“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升遗张让,即拜凉州刺史。”这是我国最早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可见,凉州是国内酿造葡萄酒最早的地区之一。《后汉书·孔奋传》载“……时天下大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反映了当时凉州贸易繁荣,经济发达。在这种背景之下,酿酒业的发展也就是自然的了。在凉州旱滩坡汉墓群中出土的大量陶耳杯、漆耳杯,磨嘴子汉墓群中发现的大量绿釉陶耳杯、木耳杯,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鎏金铜樽酒具等,都可以说明当时凉州的葡萄酿酒业已相当发达。 三国时,凉州葡萄酒已美名远扬,成为全国之首,并进贡朝廷。魏文帝曹丕在品尝凉州葡萄酒后作《凉州葡萄诏》,当着各位大臣的面,对凉州葡萄酒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旦设葡萄解酒,宿酲(音呈,喝醉了神志不清)掩露而食。甘而不饣肙(音渊,厌也),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悁(音娟,燥急也)。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高度评价了凉州葡萄酒的美味极致和葡萄的甘美独特。可以说,这是皇帝为凉州葡萄和葡萄酒的一则广告。 隋唐时期,凉州是连接长安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说明当时凉州是一个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都会。当然,酿酒业也相当发达。唐代诗人特别看重凉州美酒,多次给予礼赞。王翰一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传颂天下。诗中用形象明快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在那刀光剑影、生死未卜的战争空隙,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将士们,欲在出征之前,开怀痛饮凉州美酒的情景。盛唐时期,凉州这个闻名遐迩的葡萄酒之乡,在诗人的笔下,处处是酒楼馆舍,洋溢着美酒之香,一派繁荣的景象。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云:“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置酒高馆餐,边城月苍苍。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云:“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元稹《西凉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可以想象,当时凉州街头,酒楼之上,一幅轻歌曼舞的升平气象,伴客的歌女们轻抖罗衫,酒客们饮酒作乐,盛况空前。凉州美酒也成了犒赏三军,宴会文武,迎来送往的琼浆玉液。唐明皇与杨贵妃常在宫中一边品尝凉州葡萄酒,一边欣赏宫女歌舞,喝到高兴处,贵妃亲舞《霓裳羽衣舞》,唐明皇以琴伴之。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兵力征调一空,吐蕃乘虚大举进犯,凉州没于吐蕃。五代之后,凉州先陷于西夏,其后又成为蒙古人的牧场。由于连年战争,政治动乱,经济衰退,加之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曾经兴盛千百年、冠盖全国的凉州葡萄酒也随之日渐衰落下去。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也曾在他的《中山松醪赋》里发出长叹:“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可见当时凉州葡萄酒衰落到连中山松醪酒也比不上了。明清时期,凉州社会较以前稳定,经济也开始复苏,凉州葡萄又开始大量种植起来。清朝诗人许荪荃在《凉州紫葡萄》一诗中就赞美了凉州葡萄像晶莹露珠,颜色胜过琼玉,味道可与荔枝媲美,感叹到自己虽然也可以饱食这鲜美的葡萄,但何时才能再度名扬四海,进贡朝廷呢?到了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凉州葡萄酒的酿造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清朝学者张澍《凉州葡萄酒》云:“凉州美酒说葡萄,过客倾囊质宝刀。不愿封侯县斗印,聊拼一醉卧亭皋”(其一);“大好红醪喷鼻香,滃滃入口洗愁肠。琵琶且拢弹新曲,高调依然在五凉”(其三)。诗人赞美了凉州葡萄酒,说当时过往的客人们倾囊后以宝刀为质押换取葡萄酒,不谈封侯当官,只求一醉方休;喝着飘着酒香的红葡萄美酒,回想往事,愁肠顿消,一切都如过眼烟云;抒发了作者振奋精神,奋发有为,高歌猛进的思想感情。清末著名爱国将领林则徐因朝廷排挤,在被充军伊犁途中路过凉州时,也在高谈之时痛饮凉州美酒,满怀忧伤与豪情踏上征程。1941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一行人在去敦煌途中路过凉州时写道:“山川不老英雄逝,环绕祁连几战场。莫道葡萄最甘美,冰天雪地软儿香。”再一次盛赞了凉州的风土方物。 2、凉州酒的春天 凉州美酒4000年,多少文人墨客曾为之倾倒,留下了无数永垂青史的历史典故和名言绝句。随着历史的沉浮,也曾长时期的默默无闻,悄无声息,使人发出“凉州美酒今安在”的感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凉州重现勃勃生机,一片繁荣景象。悠久的酒文化传统,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条件,甘冽的祁连雪水,为凉州葡萄的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生产的葡萄甘甜爽口,含糖量适中,确实使他方之果无与伦比。目前,2万多亩的葡萄基地,为凉州酿造美酒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以皇台、莫高为代表的现代化酿酒企业迅速崛起,开发的20多个品种、30多个花色规格的凉州系列美酒以其醇美柔润的酒香、甘冽爽口的酒质、丰满协和的酒体,多次荣获国内外金奖,产品畅销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并远渡重洋,销往日本、东南亚诸国和美国等地。在大力发展葡萄酒的同时,凉州的白酒、啤酒、果露酒、滋补酒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除出土文物、历史记载、诗人咏唱之外,凉州酒俗繁多,酒话隽永,酿酒技术成熟,酒的品牌种类自成体系,这些都是凉州酒文化成熟的体现。由于酒是多种灵感的诱发剂,加上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官方和民间一直长盛不衰。凉州地处西方寒凉之地,同世界上其他生活在寒凉之地的民族一样,饮酒颇为普遍,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发扬酒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摒弃不良的、有害的习俗,做到饮酒适量,饮而不乱。 古之源,今之流。凉州美酒正以其醇香和名贵,吸引着八方客人,为地方经济振兴和重现丝路重镇雄风谱写着新的乐章。 九 雄浑豪放的西部京腔 ——凉州语言特点试说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凉州自古为多民族纷争、居住、融合之地,又是丝绸之路要冲,中西交通孔道,语言的演变颇为复杂,从早期的西戎、乌孙、月氏、西羌、匈奴语言,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语,从5世纪以后的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族语言,再到蒙古、满族语言,一直到今天国家推行的普通话(北京话),都曾在这里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些语言里,有的一度或长期扮演着主导角色,有的主动放弃而改学汉语(北魏),有的昙花一现,成为语言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由于凉州开化甚早,礼节人文有伦,占有主导地位的汉民族语言深深地植根在这块土地上。从凉州语言的发展变化中,我们既可以从中了解到语言演变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轨迹,又可窥见到各个民族的繁衍、发展和兴衰。而在那些昙花一现的语言中,我们同样可以从它留下的片泥鸿爪,去推断一些语言和政治、经济、民俗问题,其中西戎、乌孙、月氏、西羌语言,由于没有完整的文献记录,所以无论语言结构还是语法现象,都无法推测。匈奴、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语言,在凉州的时间有短有长,但由于政治因素,还没有生根或者说刚刚生根,就随着政治上的全面失败而全部撤离。正如斯大林所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也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问题》)蒙古族、满族虽然非常强大,统治凉州的时间也较长,而且他们的语言至今存在。但由于缺乏文化优势和人口优势,对凉州语言以至整个汉语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而是汉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基本上使蒙古语全面退出汉民族舞台,满族语言和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全面融合到汉语当中,最后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凉州语言属于祖国七大方言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方言区。方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方言区又可多次划分为不同层次的次方言区,世界各地概莫如此,我国有“十里不同音”之说,即说明了这个道理。同普通话比较起来,凉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语音、词汇方面。 1.语音特点 声母差别 一是舌尖前音zh、ch、sh和舌尖后音z、c、s,有的区别或部分区别,有的不区别或部分不区别,如把“zhi”(志)读作“zi”,“zhɑ”(炸)读作“zɑ”;“chai”(柴)读作“cai”,“cai”(蔡)读作“chɑi”;“shi”(市)读作“si”,“sha”(沙)读作“sa”等。二是舌尖中音n、l个别不区别,如“农”(nong)读“long”,“糯(nuo)米”读“糯(luo)米”,“蔺”(lin)读“nin”等,这种现象可能是受民勤话的影响,但不深(民勤话中所有的n、l不分,把绝大多数l读作n,凉州话中只有个别情况)。对以上二项,几乎所有的四川话也是不分的。三是把部分舌面音j、q、x读作舌根音g、k、h或相反,如“解、街”(jie)读作“gai”,“角”(jue、jiao)读作“ge”;“恪”(ke)读作“que”;“巷、项”(xiang)读作“hang”,“鞋”(xie)读作“hai”,“杏”(xing)读作“heng”,“瞎、吓、下”(xia)读作“ha”等。这种现象在许多方言中都存在。如湖南方言将“界”(jie)读作“gai”。 韵母差别 韵母中最大的差别是把几乎所有的前鼻音都读作后鼻音,包括an、en、in、un读作ang、eng、ing、ong,可以说凉州话中没有前鼻音(长江流域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外地人到凉州,或者说凉州人到外地,明显感觉到的差异恐怕就是这个。四川话则正好相反,把许多后鼻音读作前鼻音。其他如“药、钥”(yao)读作“yue”,“物”(wu)读作“wo”,“饿”(e)读作“wo”,“白、百”(bai)和“北”(bei)均读作“bo”,“被、备”(bei)读作“bi”,“丕、坯”(pi)读作“pei”,“肋”(lei)读作“le”,“绿”(lü)读作“lu”,“女”(nü)读作“mi”,“去”(qu)读作“qi”,黑(hei)读作(he),“郝”(hao)读作“he”等。主要是o、e、i、u、ü中互相混读。另外,凉州话中基本上没有儿化韵或儿化不到位。 声调差别 声调方面也有许多和普通话不一致的现象,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是阴平、阳平发音不到位,上声缺失,把该读上声的音读成去声,而去声又产生混乱。发音不到位,使凉州话呈现出厚重质朴的特色,缺乏北京话中语音婉转、清脆柔和的特点,这与西部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有关,可能是地域辽阔、多民族杂居、农耕文明中形成的语言相对封闭,缺乏交流所致。 凉州语音在声、韵、调方面与普通话存在一些差别,但其声音悦耳、音调柔和、节奏明朗、韵律协调的基本特点并没有质的改变。语音上的这种差别在所有的方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正因为把前鼻音读作后鼻音,虽然听起来鼻音浓重,但由于减少了尾音的辅音,合二而一,使之更加宏亮,容易传递,显示出西部地区特有的语言风格,雄浑豪放,厚重自然。 2.词汇特点 词汇大部分与普通话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别,主要表现在: ①人称关系名称,如父亲—爹爹 伯父—大爹或佬佬 叔父—爸爸 祖母—奶奶 曾祖母—太太 儿子—后人 弟弟—兄弟 丈夫—男人或爷们 妻子—女人或婆姨 男孩—娃子 女孩—丫头(子) 岳父—大老子 岳母—大妈子 连襟(襟兄弟)—挑担;“姑父母、姨父母”在许多地方通称“姑爹爹、姑妈妈(或娘娘)”等。 ②粮食作物和食品名称,如小麦—粮食 洋芋—山药 大米—白米 玉米—西麦或苞米、苞谷 杂粮—伙禾 烙饼—锅盔 馒头—馍馍 西红柿—洋柿子等。 ③日常生活称谓,如睡觉—挺觉 看病—瞧病 肥皂—胰子 抽烟—吃烟 开水—滚水 什么—啥 太阳—日头或天爷 上午—饭罢 下午—后晌 礼物—人事等。 ④服装名称,如衣服—衣裳 服装—身命 背心—夹夹子 棉衣—褚袄子 汗衫—汗褂子 短裤—裤衩子等。 ⑤身体部位名称,如前额—天门 脖子—板颈 咽喉—呼噜系 踝骨—骨拐 耳朵—耳挂拉 老茧—丁甲等。 ⑥动物名称,如乌鸦—老鸹(读蛙) 蝙蝠—裂别虎 喜鹊—七雀(读巧)儿 麻雀—雀(音巧)儿(子) 斑鸠—咕咕等。 ⑦气象术语,如冰雹—冷子 大阵雨—白雨 日(月)晕—风曲连 云霞—烧 打雷(声)—呼噜爷 龙卷风—旋风等。 ⑧表示人物或事物的某种状态,如“孤壮壮”(形容冒烟的样子)、“死枯枯”(形容呆板不灵活)、“满荡荡”(形容家里很实在)、“悄楚楚”(形容悄然无声)等。 凉州语言词汇除以上构词方式灵活多样、地域特色明显以外,还不断地吸收了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构成了词汇的丰富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借词。如“祁连”是古匈奴“天”的意思,所以“祁连山”实为“天山”;“焉支”后讹为“胭脂”,“盖臧”后讹为“姑臧”;其它如“石关儿、朵浪、旦马、腾格里、格格”等都是借少数民族语演化而名,字初无定形,但在流传中逐渐约定俗成,形成固定的字、词。二是保留词语。如言人貌美说“人样、心疼”,貌丑说“猪”(取比喻义);称村中通衢、镇街中小街曰“hang子”,此义和兰州称巷子、北京称胡同、上海称里弄是一致的。三是历史烙印明显。汉武帝首开河西四郡以来,凉州一直为军事要冲,方言词语中名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音、形、义的凝固结合比较统一,听到词语不难写出汉字,如有些方言称谓源于古代军事生活,“九墩、七墩、五墩、十二墩、腰墩、大墩”等呈一线排列,实则为长城经过之地;又如“校尉、前营、上营、南营、西营、邓马营、头墩营、古城、穿城、沙城、双城”以及许多堡寨名称,都与历史上的军事斗争和地方保安防御体系相关;河西驿站遍布,如“大河驿、驿城(怀安驿)”等,汉唐旧制三十里置驿设长,四方相连,是军政邮合一的机构;再如有些方言地名源于历代移民屯田,典型的事例如发放乡有“安置、屯庄”(永昌镇和河东乡也有“屯庄”),另外有吴家屯庄(西营)、蔡家屯庄(新华)、屯地庄(韩佐)等。 3.语法特点 语法方面与普通话基本没有显著差别,只是在一些词的使用上有些习惯用法,主要有:①方位名词多使用“里”,如“院子里、屋里、地里、学里、乡里、城里”等;时间名词常用“今个(今天)、明个(明天)、后个(后天)、夜了个(昨天)”等。②判断动词多用“干就”,表示肯定和回答,相当于“就是”、“是”。③量词使用不准确或量词欠丰富,除准确或接近准确使用外,以“个”的使用频率最高,如“一个猪、三个桌子、五个沙发”等。④表示程度的副词多使用“顶”,如“顶好、顶新、顶大(小)、顶坏”等。⑤连词比较多的使用“连”,如“我连你去”、“连你一共四人”等。⑥常用“不”代表介词“把”,如“我不(把)你推荐了”、“你能(把)不我怎么样”等。⑦习惯性的助词、缀词较多,如“干什么”说成“干啥者哩”,“吃饭”说成“吃饭者哩”等。⑧重叠较多,一般而言,名词、量词重叠表示小、少,如房房子、壶壶子、桌桌子、一截截、一阵阵、一滴滴等;形容词重叠表示程度深,如红红(儿)的、热热(儿)的、高高(儿)的等。 综观以上所述,凉州方言中,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发展和差别是不平衡的。这是因为在凉州历史上,由于战争等因素有过多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多个民族成为这里的统治者,多种语言在这里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期间的融合消长,最重大的因素不外政治、人口、经济、文化四个层面,各种方言土语的消失则是因为“国语”、“普通话”拥有绝对的政治优势,汉民族拥有绝对的人口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从凉州语言的历史演变、语言特点来看,它作为北方普通话方言区的一个次分支,和北方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的生活习俗、审美观念息息相关,而且还受民族、地理、环境的制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凉州作为中西文化和多民族交汇的重镇,语言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外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素,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交际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在西北方言中独具特色,充分反映了凉州人民粗犷、豪放、质朴、坦荡的性格特征。随着教育的普及,信息、文化的广泛交流,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凉州语言,特别是语音、语法方面的差别将逐步缩小,有些词汇已经被普通话吸收,而部分方言词汇将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逐步消失或被普通话吸收。 4.谚语、歇后语和民歌 同全国各地一样,凉州广泛流传谚语、歇后语和歌谣、民歌。谚语主要反映气候、节令和农事,更多的则是表现社会生活内容;歇后语主要有谐音和喻意两大类。谚语、歇后语虽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但本质上和全国其他地区大同小异,差别不大。歌谣除少量民谣外,大量的是民歌。凉州民歌,内容广泛,音调悠扬,有些曲子在全国都有流行。民歌的题材有劳动、生活、爱情、历史、风土人情、传说故事等;在山区还有山歌、花儿,也称“漫少年”,有一人唱的,也有对唱的。1989年,文化部门将凉州民歌编印成书,收1200多首。民歌中又以情歌居多,而且影响广泛,如《王哥放羊》、《四哥子上工》、《送哥哥》等,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欢女爱和劳动人民的纯朴爱情。
第五篇 风物揽胜
一 文物菁华 1、铜奔马 1969年9月发现的武威雷台汉墓,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收获,汉墓中出土的铜奔马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的瞩目。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常书鸿等亲笔撰文研究,社会各界为此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我国众多精美的文物中,铜奔马是一件举世无双、技艺水平极高的精品,1984年被确定为我国旅游标志,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铜奔马拥有“马踏飞燕”、“马踏飞鸟”、“天马”、“马超龙雀”等多种名称。马长45厘米,宽10.1厘米,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利用力学与铸造原理为一体,塑造了风驰电掣的千里马形象。为了表现奔马超越飞鸟那一刹那间的情景,作者刻意将马的两条前腿一前一后,有力地跨越在飞鸟之前,左后腿直挺在马身之后,右后腿马蹄轻轻触及鸟背,使飞鸟回首惊望,自叹不如。通过奔马与飞鸟速度之强烈对比,衬托出奔马的神速。这极富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构思,赋予奔马以旺盛的生命力。作品整体构思巧妙,细部构造恰到好处,各部位大小比例适当,位置准确,整体造型优美无比。马的躯体壮实,颈部如鹤颈卓立,给人以稳定感;张嘴嘶鸣,尾巴上扬,作飞奔状,给人以动感。整个造型设计奇绝,表现出作者高深的艺术造诣,是不可多得的千古佳作。 铜奔马的制造,极巧妙地解决了支撑点、重心、平衡、抗阻力等科技问题,即用一只展开双翅,有着长宽尾巴的飞鸟作为马蹄的支撑点,使马的着地面积扩大。同时,飞鸟又位于马腹下前部,马蹄在鸟背上,恰是奔马的重心所在,增加了稳定程度。马的前右腿和后左腿向前后伸直,两腿则同时向腹底收缩,以保持躯体平衡。另外马的躯体溜圆,可减轻风的阻力,给人以飞速奔跑的感觉。在制作工艺上,模铸与焊接相结合,技术精湛,看不出沙眼和焊接的痕迹,使我们领略了汉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铜奔马作为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它的出土不仅引起中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而且也备受国内外人民的青睐和赞颂。曾多次作为中国和甘肃优秀文物的代表,到很多国家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得到了高度赞誉。铜奔马作为绝世珍宝,国家已作出决定不再出国展出,但它的复仿制品仍将遨游全球。 2、六博俑 1972年磨嘴子等墓群出土的几百件以反映地主庄园生活为题材的木雕,保存完整,造型生动,堪称汉代木雕的代表作。其中,跪坐对弈“六博俑”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该木雕两男俑面对面跪坐,中间放一长方形木盘,盘的一侧立起,为方形二层木棋盘,盘上面以白色勾格,盘身以黑色作底,空余处应为掷骰之枰。二俑束圆髻,着长袍,白色作底,黑线勾绘眉、目、髭、髻和衣领、袖口。右俑高28厘米,左手下垂,右臂斜伸,用食拇二指握一长方形棋子,其它三指直伸;左俑高26.5厘米,左手平举,五指伸直,右手置膝上。整个看去,两俑神情专注,凝目注视,姿态优雅,场面气氛显得颇为紧张,恬静中隐藏着蓄势待发的搏杀气氛,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博戏的情景。木雕造型古拙雄浑,削制简洁传神,绘画质朴生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给人以明快、真实的感觉,是罕见的古代木雕艺术珍品。 六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棋类游戏,也称博、博戏,由于“博局戏六箸十二其石也”,故称六博。据史料记载,六博的发明,至迟不会晚于商代,春秋战国时比较普遍,秦汉时盛行。六博的具体实物和模型出土较多,但如此完整的木雕带俑局者极为少见。因此,凉州六博俑是研究古代博戏的唯一完整的实物资料。 3、木轺车 轺车,是古代的一种交通工具,专供上层贵族或帝王乘坐。彩绘木轺车于1972年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彩绘铜饰木轺车由车、马、御奴组成。车通高97厘米,长80厘米,分车舆、轮、辕、槽、伞盖等部分;马通高89厘米,长78厘米,头、颈、身、腿、尾等均系分别雕刻后粘合组装而成;以红、白、黑三色彩绘,作昂首嘶鸣睨视状,头部饰铜当卢,兽面饰衔镖一副,颈上套轭,轭首足皆铜饰。御奴跪坐于舆内左侧,高33.5厘米,作双手持缰状,用白、黑两色勾绘眼、鼻及冠服,神态专注生动。 彩绘铜饰木轺车结构复杂,器形宏大,制作细致,精美壮观,气势非凡,是汉墓中出土同类器物中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组。轺车在构件和颜色上的不同处理,即车右边为官吏专设的坐垫及彩饰属于主人,而左边无巾蔑、无茵(坐垫)、无幡的黑色则属于御车奴,表明了汉代宗法制度的森严和不可逾越。 4、汉笔“白马作” 毛笔是我国古代的主要书写工具。汉代毛笔多出土于甘肃。1957年凉州磨嘴子2号汉墓出土一支毛笔,1972年又在这里的49号汉墓出土了一支毛笔,同时出土的还有长方形扁木匣一件,内装规整的长方形薄石砚一台,说明这是一座汉代文职官员的墓葬。这支毛笔是迄今所有出土汉笔中保存较完整,制作较精良而闻名国内外的一支。笔上落款为“白马作”,被专家公认为我国汉笔的代表作,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白马作”汉笔,通长23.5厘米,这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的长度相合。笔杆长21.9厘米,竹质,精细匀整。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白马”当为制作此笔的工匠名,说明当时仍保存“物勒功名”的手工业传统。笔杆包笔头处略有收分,笔头长1.6厘米,外覆较软的黄褐色毛,笔芯及笔锋用较硬的紫黑色毛,刚柔相济,富有弹性,体现了笔头中含长毫,外披短毛,有芯有锋,便于蓄墨的汉笔特点,很适宜于在竹、木质地的简牍上书写。 5、天梯山彩绘泥塑像 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时期。1958年因石窟所在地修建黄羊河水库,窟内塑像、壁画和写经由省博物馆搬迁收藏,其中的一组唐代彩绘泥塑造像,塑制优美,保存完整,被专家认为是唐代佛教艺术中的精品,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这组塑像中佛为坐像,左右胁侍菩萨均立像。此三尊塑像造型精美绝伦,彩绘华丽,佛像面相丰满端庄,双目微微俯视,修眉上扬,口唇抿闭,气度庄严慈祥,善良典雅。二菩萨颊丰颐满,眉似弯柳,口若含樱,身姿婀娜,仪态雍容,妩媚中不失端庄深沉。塑像衣纹表现尤为出色,佛着广袖通肩大衣,衣褶隆起,自两肩向胸前下垂,呈U字形,流利如铁线描,两袖袖端拂展于膝上,起伏聚散,密切结合肢体的结构与动姿;左侧菩萨所着贴身红裙,纹如水波涟漪,隐现出躯体的健美。唐代造像有上体裸露,乳房隆突,肩宽腰细,姿态呈S形屈曲的样式。但更加流行的则是“曹衣出水”式样,即细线衣纹的薄衣透体作法。这组彩绘造像便娴熟地运用此法,使佛、菩萨身着轻纱般的袈裟、衣裙,贴身透肌,随着肌体的转动,肌肉的起伏,衣裙皱褶呈现出有规律而流畅自然的线纹,既表现出轻纱特有的质地美,又充分显示了体魄健康,比例适中的形态美,使外在美与内在美达到了和谐统一。 6、西夏木缘塔 西夏的葬俗,史籍只有零星的记载。《通典·边防》载: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的一首宫廷颂诗中写到:“红脸祖坟白河上”。这说明,西夏人的葬俗既有焚尸,又有坟墓。西夏的墓葬,迄今在全国发现的只有3处,凉州西夏墓是其中之一。 木缘塔为西夏葬具,1977年出土于西郊公园的两座西夏墓中,共4件。其中的一件造型奇特,保存完整,是第一次发现。该木缘塔通高76厘米。分塔座、塔身、塔顶和刹四部分。塔呈四级八角形,饰红色;塔身由长34厘米、宽12.5厘米、厚2厘米的八块木板合成,整个塔身表面涂蓝色,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两座墓葬和出土的木缘塔,反映了西夏民族的葬俗特点。其一,墓主人采用的是火葬墓,葬具是木缘塔,它与四川西部宋代的小型火葬墓类似;其二,从墓葬出土的文物题记来看,在记埋葬事时,明确提到“灵匣”,灵匣应是装骨灰用的匣子,和现在的骨灰盒的用途一致而形式不同,这种灵匣就是木缘塔;其三,从木缘塔的题记看,这两座墓都为夫妻合葬墓,共埋4人,每人一件木缘塔。木缘塔之墓是舍利塔墓之属,它是西夏大力推崇佛教的见证。 7、马家窑文化彩陶 我国古代的彩陶艺术,以其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著称于世。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开创了彩陶文化的先河,继仰韶文化之后,在甘肃、青海一带发展起来的马家窑文化,把中国史前的彩陶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凉州磨嘴子、五坝山、王景寨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时期的各种彩陶,保存完整,纹饰奇特,反映出独特的地方风格和特色,其中的彩陶钵、舞蹈纹彩陶盆、双耳漩涡纹彩陶罐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彩陶钵,磨嘴子出土。口径22.6厘米,高15厘米,敛口鼓腹,小圆底,橙黄色细泥,陶制细腻,腹部以上施内外彩,外部装饰两组对称的以黑色竖线为主的图案和两组对称的粗线交叉图案,最下部饰以一圈粗线宽带纹,钵内饰以两组对称的曲腹带双扳金花纹,制作极为精美。 舞蹈纹彩陶盆,磨嘴子出土。口径29.5厘米,高14厘米,敛口鼓腹,下腹内收,小平底,内外饰彩。外壁口沿边有一圈黑色宽带纹,纹饰下两侧有一对称的圆圈图案;内主体纹饰为两组对称的舞蹈纹图案,画面笔调简单明快,艺术表现生动活泼,人物造型概括力极强,简单几笔构画出了翩翩舞姿。特别是利用盆的内壁弧形绘出的跳舞者仅9组,但给人的感觉是无数组舞蹈者手拉手尽情欢跳,真实地再现了先民们载歌载舞的场面,给人以欢快逼真之感。 双耳漩涡纹彩陶罐,王景寨遗址出土。高37厘米,底径15.5厘米,束颈、侈口、圆肩、鼓腹、小平底。陶制细泥、白陶衣,用黑色彩绘。肩及颈部饰以数圈平行线纹和宽带纹,腹部正中饰以对称的漩涡纹,好似河面激起的涟漪,河水形成的漩涡,奔腾不息,是一幅表现人类与水的密切关系的图画。 马家窑文化在凉州存在的时间,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约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遍布众多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从彩陶的烧制、纹饰和装饰技巧及风格来看,充分反映了数千年前,居住在凉州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成熟的制陶工艺和高超的技术水平,代表着这一时期西部地区文化的新类型,反映了独特的地方风格和地域特色。 8、齐家文化玉器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游、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其中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格外引人注目。 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左右,与中原地区的夏朝基本同时。凉州皇娘娘台、海藏寺遗址,在齐家文化遗存中具有代表性。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对武威皇娘娘台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在24座墓葬中出土各种玉璧260多件,绿松石珠24枚。玉璧有翠绿、乳白两种颜色,纹理清晰,晶莹润泽。1983年在海藏寺遗址出土玉、石璧、玉管、绿松石珠等器物数十件,还有许多玉、石璧的坯件。之后,两处遗址陆续发现各种玉器多件。在众多的齐家文化玉器中,凉州出土的玉斧、玉璧、玉璧形器等,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玉斧,皇娘娘台遗址出土。长11厘米,宽4.5厘米,厚0.4厘米。表面莹润明彻,钻孔浑圆规正,据考证是当时作为仪卫或装饰之用,也是权利和财富的象征。 玉璧,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直径15厘米,内孔径7厘米,厚0.6厘米,通体碧绿,晶莹润泽,边缘有一处白瑕,长约1厘米。玉璧的出现,说明当时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已经出现和使用。 玉璧形器,海藏寺遗址出土。直径20.5厘米,径孔4.8厘米。形似玉璧,色呈黄绿和青绿,周边薄,中间厚,表面有明显的打磨痕迹。玉璧形器是玉璧的雏形,是研究玉璧演变的实物资料。 玉质地坚硬,光泽晶莹,远古先民将其视之为宝物,加工制作成各种玉器,赋予特定的文化含义。其一,祭祀礼器。按照周代礼制,玉器是祭祀祖先的礼器。其二,聘享礼物。由于玉器价值昂贵,制作精美,古代诸侯、酋长朝觐国君,以玉璧作觐见之礼。其三,财富的象征。从皇娘娘台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有的墓葬随葬品极为丰富,多达数十件甚至上百件;有的随葬品很少,只有三五件;有的空无一物。从随葬品的多寡可以说明当时社会的贫富差别已经出现。其四,交换媒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玉器逐渐增加,玉璧等珍贵玉器就充当着氏族首领、贵族之间的交换媒介,具备初期货币功能。 9、汉代漆器 在人类历史上,发现并使用天然漆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从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制造漆碗。战国时期,漆器的优良品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掌握。汉代漆器已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地处丝绸之路重镇的凉州,汉代时已大量使用漆器,其制造工艺水平很高。 1972年磨嘴子汉墓出土“乘舆”漆耳杯2件,大小形制、纹饰相同。耳杯长15.6厘米,高4.5厘米,双耳镶鎏金铜壳,耳杯内朱外黑,外口沿朱绘涡纹,腹部有4对凤鸟及流云纹,背面为几何纹。根据铭文考证,制做于京都长安,作为皇帝赏赐品流传到河西。杯上的涡纹,笔画匀整,大小统一,为蘸漆的印模打印而成,表明西汉时已采用简易工具印花技术。 1975年在王景寨汉墓中出土了2件漆葫芦,高8~8.5厘米,腹径6~7.5厘米,均以天然生长的葫芦为胎,以棕黑色漆为底,从葫芦颈部到腹中部以朱红色彩绘数圈弦纹,在颈下部弦纹之间一圈又以朱红色彩绘斜线纹图案,色彩绚丽,构思新颖,华丽而不失质朴,显示出崇尚自然、取材于自然的特点。 10、汉代木雕 在我国古代雕刻艺术史上,汉代木雕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凉州磨嘴子、旱滩坡汉墓群出土的几百件木雕,保存完整,造型生动,堪称汉代木雕的代表作。 凉州出土的汉代木雕,一般都在器物的表面施加了彩绘。用木质本色、白色或红、黑色作底,再用红、黄、绿、黑、白等色勾勒,色彩明快,造型简洁,形象生动,艺术水平很高,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雕刻艺术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把原始浪漫精神与写实风格融为一体。出土的几百件汉代木雕,都是以反映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有人和家畜以及木楼、牛车、木案、木盒等,构思新颖,艺术造型完美,具有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二是根据不同需要刻划形象,主体鲜明,给人以明快、乐观、真实之感。磨嘴子出土的六博木俑,生动地刻划出了所要表达的形象。木马造型,有奔马和猎马,也有驾车马和骑马,还有体型较大的良种马,雕刻生动,各具特色,有的昂首嘶鸣,飞奔前进,有的拉车驾辕,体格魁梧,从不同的角度,刻划出了古代“凉州大马”的形象特征。三是在风格上气势古拙,富于想象力,讲究线条艺术,不事细节的修饰,在粗轮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和气势之美。如独角兽,造型奇特,形态各异,富于想象力。有的全身使劲,腰部弓起,低头翘尾,刻划出一种锐不可挡的形象;有的面貌狰狞,似马非马,似牛非牛,表现出一种力大非凡的模样;有的作前进状,具有凶猛奔驰的气势;有的踮起后足,弓起脖筋,正待决斗,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11、汉代丝制品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染印和刺绣的国家,并以“丝国”闻名于世。锦绣中华,衣被天下。历代的织缂染绣,是中国古文化中最珍贵的艺术瑰宝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花团锦簇的纺织品,五彩缤纷的印染品,绚丽璀璨的刺绣品,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亚、欧、非各国,为世界文明和织绣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世界各族人民的赞颂。 凉州从西汉设郡置县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丝织、刺绣技术工艺具有极高的水平。磨嘴子西汉墓出土的湖色菱纹花罗和刺绣花边,在不到一平方米的三角形花纹图案里,绣出各种形象逼真、姿态各异的花鸟,工艺水平极高。五坝山西汉墓出土的素锦及各色提花锦,数量繁多,其中一件浅蓝底色锦上织有靛蓝提花图案,质地细薄,色泽鲜艳,反映了我国汉代丝织技术的高超水平。 1959年磨嘴子东汉墓中出土的一件苇胎织锦针黹箧,是一件极为难得的精品,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苇胎织锦针黹箧,由盖、底两部分组成。箧胎为苇草编织,箧四周用赭、白两色平纹经锦缝成宽边云气纹,中心缀饰一幅绢底刺绣卷草纹,刺绣系用细线锁绣而成。汉代的刺绣与织锦齐名,锦绣并称。它的花纹不是织成的,而是在织好的织物上以针刺添附各色丝线,绣出各种彩色绚丽的花纹,汉绣显示了高度的艺术现象力和熟练的技巧。这件集锦、绣一体的针黹箧,是出土的汉代丝织品中保存完好的珍品,是研究我国古代缫丝纺织、染印和刺绣工艺的珍贵资料。 12、唐三彩俑 唐三彩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釉色呈深绿、浅绿、蓝、黄、白、赭色等多种色彩,人们虽然称之为三彩,实际上是一种多彩陶器。由于唐三彩使用的是含毒的铅釉,因而,三彩器主要用于随葬,而不是日常生活用具。三彩器在唐、辽、宋均有烧制,也称之为“辽三彩”、“宋三彩”。只因三彩始于唐代,当时最为盛行,故以“唐三彩”名闻于世。 1997年5月,高坝镇农民在修水井时,发现一座大唐上柱国翟公墓。“大唐上柱国”,是唐代武官的最高勋级,正二品。翟公,即翟舍集。墓中出土唐三彩60多件,有男、女侍俑、童子俑、武士俑、骆驼俑、马俑等,器物造型、姿态、服饰、发式多种多样,人物造型形象逼真。在众多的唐三彩俑中,引人注目的是两件捧酒葫芦的站立女侍俑,通高42厘米,肩宽16厘米,高发髻向前隆起,长衣宽袖,两手抱一酒葫芦举于胸前,站立,系腰带,肩以下施釉彩,面目清秀,体态丰满,面部及头部用红、白、黑色勾勒。这两件俑,衣纹清晰流畅,面部曲眉丰颊,丰腴之中又见秀气,是唐代妇女丰肌为美的体现,是三彩女侍俑的精美之作。 二 金石书画 1、铜车马仪仗俑 1969年9月,在武威城北雷台汉墓出土的99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仪仗俑,是迄今国内发现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全套车、马、俑排列组合的武装出行队列,其场面壮观,气势宏伟,为考古发掘中所罕见,被今人称之为“地下千年雄师”。车、马、俑以其浑厚独特的造型,完美精湛的工艺享誉中外,充分显示出我国汉代青铜群雕工艺的杰出成就。 铜车马仪仗队,根据它们的组合关系,排在最前面的是威武雄壮的17件手持矛、戟等兵器的武士俑乘骑,排列在武士俑乘骑后面的是1匹主骑和4匹从骑。主骑马体形最大,昂首作嘶鸣状。排在队形最中间的当为“墓主人”乘骑。从骑马体形同骑士俑相似,侧首昂视,一足提起,作奔腾欲驰状。另一匹前左足提起,头向左侧。四骑前后并列,当为主人下属官吏的“从骑”。排在后面的另一组是斧车和轺车,御奴5人,从婢2人。斧车上装有大斧,开在最前面作前导。4辆轺车均有华盖,中间的一辆华盖最大,当为墓主人所乘的“安车”;其余3辆应为下属高级官员所乘的“属车”。在轺车后面是三组不同职位的军官及其夫人的乘骑车马。最后是3辆大车和1辆牛车,当为载粮辎车。 雄伟的铜车马仪仗队,其设计制造包括所属部件,绝大多数都是用铜制作的。俑、车、马均用范模铸造:先分铸不同部位,然后焊接或铆连。其设计内容繁多,铸造结构复杂,雕塑技术水平极高。几十匹铜马,其造型优美,形态多样,有矫健刚毅的骑马,也有肥壮骠悍的驾车马,还有飞奔绝尘的千里马。有的昂首前进,有的跳跃腾起,有的驱车驾辕,形成了栩栩如生、生动活泼的宏大场面。各种造型的车辆,设计结构精美,制做精良,根据所需,斧车和轺车双辕前部成曲形,驾车时便于车舆平衡;舆前部都有屏蔽,用以掩护乘者的下半身躯。斧车上还设置车幡帷及坐茵。轺车舆上设置华盖,华盖上又系结帷裳。大车的双辕向上翘起,车舆成长方形,在车舆后设门,可以启闭,便于乘者上下。 铜车马仪仗队阵容气势宏大,表现了“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场面,充分体现了当时无名工匠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2、弘化公主墓志铭 弘化公主是唐王朝第一个下嫁给外番的公主。唐太宗时,她走出重楼宫阁,远离家乡,到遥远的高原与异族吐谷浑国王慕容诺曷钵结为夫妻,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吐谷浑,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最初发迹于东北地区,后徙居西北,虽历史悠久,但史传记述疏略。因此,弘化公主墓志是研究吐谷浑历史及补订史籍的宝贵资料。弘化公主墓位于城南15公里的南营青嘴喇嘛湾。1915年公主墓被当地人掘开,发现墓志铭一通,后移置武威文庙保存至今。 墓志为正方形,边长68厘米,厚6厘米,由志盖和志底两部分组成。志盖正中篆书“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四周雕刻缠枝草叶花纹图案,志底文字25行,满行24字。据墓志记载,弘化公主,也叫光化公主。武则天时,李氏赐姓武,封西平大长公主。她仪容秀美,自幼受到良好的教养,堪称才貌双全。为了汉与吐谷浑两族间的团结,年仅18岁的弘化公主于贞观十四年(640),在其父淮阳王李道明及大将军慕容宝的护送下,远离长安,到人烟稀少的青海高原与慕容诺曷钵成婚。次年,唐太宗又以宗氏女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经过青海时,弘化公主专程到西宁迎送。二位公主和亲是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的大事,对西北边疆的开发和安定起了重要作用。 弘化公主入吐谷浑58年以后,于698年5月3日病逝,享年76岁,于次年3月18日安葬于凉州南山,即今南营青嘴喇嘛湾。这块墓志不仅是研究吐谷浑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唐与吐谷浑、吐蕃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3、慕容忠墓志铭 1915年以来,先后在南营青嘴喇嘛湾发现了唐代吐谷浑王族墓志铭9通,其中青海王墓志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墓志为青石质,呈正方形,志盖为盝顶式,四周刹面上饰以缠枝卷叶纹图案,雕刻精美。墓志铭较详细地记述了青海王慕容忠的生平。据载,王讳忠,阴山人。因慕容氏世代对唐王朝克勤克忠,父慕容诺曷钵被封为异姓王,并娶大唐弘化公主。慕容忠是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长子,18岁授左威卫将军,娶大唐金城公主,袭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勇敢果决,忠诚备至,为唐朝西方之屏障。 慕容忠生活在武则天时期,墓志是研究这段历史及唐与吐谷浑关系的珍贵资料。志盖篆书的“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中的“大周”,就是武则天的国号。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创造了许多文字,这块墓志铭中就有她创造的一些文字。武则天创造的文字,出现在边疆少数民族的墓志中,足以说明这些文字当时已在全国普遍使用。 另外,从墓志和其母弘化公主墓志中可知,慕容忠与其母弘化公主死于同年同月同日,又于同年同月同日葬。墓志所记不同的是弘化公主“寝疾薨于灵州东衙之私第”,“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即今青嘴湾;慕容忠“薨于灵州城南浑牙之私第”,“归葬于凉州城南之山岗”,即今喇嘛湾。两地相隔约3公里。这些“巧合”,至今仍是个谜,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4、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通高2.6米,宽1米,厚0.3米,碑首呈半圆形。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汉文。两边阴刻对称的伎乐舞女,翩翩起舞,动作优美,造型准确。舞女胸和手腕上有饰物,赤露上身、双脚,下着长裙,面形肌肉丰满,吸收了敦煌飞天舞女的艺术特点。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为增强民族意识,命大臣野利仁荣创造了自己国家流通的语言文字,即西夏文。由于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因此,看起来和汉字十分相似,也是方块字,横平竖直,书体形式也有真、草、隶、篆。西夏碑碑额用西夏文篆体书写,是现存西夏文篆书的唯一实物资料。碑文内容由西夏文字的楷书字体书写而成,共1800多字。 西夏碑是西夏第4个国王崇宗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所立,碑文以主要篇幅记录了当时重修凉州感通塔的缘起和经过。内容关系到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地震等多方面的史实,为国内外专家所重视。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武威市博物馆。此碑两面碑文,内容虽然大体相同,但西夏文部分另具特色,所以对此碑的西夏文翻译,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清嘉庆九年(1804),著名学者张澍,首次认定为西夏文碑。自碑文拓片传世以来,法国人德维利亚于1898年也考定碑文为西夏文。自1908年我国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遗址发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后,才知道它的构造、文字和字义。著名学者罗福成在1923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上,最早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译文。1964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在其所著的《西夏语之研究》(上卷)中,重新翻译了西夏碑文,补充校正了罗氏译文的多处错讹。1984年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在《西北史地》发表了《凉州感通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使译释碑文更准确全面。 5、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即高昌王碑。原立于永昌镇石碑沟村,现仅存残碑首及碑身中段。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碑首刻蟠螭。根据回鹘文考证,立碑时间为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碑文内容是研究回鹘史的第一手资料,历来为史学家所珍视和援引。原文金石志著录不多,惟虞集《道园学古录》载碑全文,清乾隆《武威县志》、张澍《凉州府志备考》皆录碑全文。 此碑详细记载了火州(新疆吐鲁番)维吾儿王室归属蒙元后,因海都、都哇东侵逐次移居凉州永昌(今永昌镇),与蒙元皇室世为联姻之事。碑文对研究元史、蒙元时期畏吾儿王室与蒙元皇室的联姻关系以及西凉王阔端一系镇抚河西,维系西部与西南诸族,安宁边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6、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 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即西宁王碑。位于永昌镇石碑沟村。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通高5.8米。碑座为龟趺,碑首刻蟠螭,制作十分精致。碑刻立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面为汉文,背面为蒙文,是我国保存最大而又完整的汉、蒙文字碑刻。斡栾为元朝中书平章政事,其父忻都公(西宁王)及其先辈,对元朝建立过卓著功勋。碑文中较详细地记述了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四年(1209),回鹘王巴而术阿亦都护举国归属元朝后,西宁王世为北庭名族,自立为国,后称臣于元朝,从征西方,有功于元室。忻都公之父离开他的政治中心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带全家归属元朝时,跋涉险阻,行至永昌(今永昌镇),看到这里土地沃饶,年年丰收,以为乐土,便定居下来,休养生息。因此地繁荣昌盛,故名“永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珂力甫在1949年用英文写了《西宁王碑蒙汉文碑之研究》,发表于《哈佛大学学报·亚洲研究》,并刊布了碑的汉、蒙文拓片,其后国内外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西宁王碑对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回鹘族的起源流派,汉、蒙、回鹘族的关系以及元代文学、书法、雕刻艺术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7、山林猎牧图 我国山水画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1984年夏天,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在凉州五坝山墓群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的壁画墓葬。壁画表现了宴享庖厨、神兽仙灵等题材,而其中的大幅壁画《山林猎牧图》是一幅较有独立性的山水画。 壁画墓为单室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顶和门道已遭破坏,从残存的墓室下部来看,四壁都抹着一层薄如蛋壳的细黄土,再施加了一层石绿色作铺衬的底色,在上面满绘着彩色的壁画,左壁的中部和左部画《山林猎牧图》。画面中以黑色奔动的弧线勾勒出层叠的山峦,或在黑线山廓外复置一道绿线;或在黑线山廓内渲染一片白色。沿着山形的内廓用宽刷类的阔笔斜列或横列地进行皴擦,使山峦增加了厚度。在山峦上又写意地表现着松柏类的树木,以黑色画挺直的树干、叉开的树根、左右伸展的树枝和点状的叶;在用黑色点出的叶上再覆盖着更多的绿色的点,以示山林的翠郁。在山林的右下部,用黑色画两头家畜,呈影像效果,前立的牲畜为长角的公牛,后立为驴、马类牲畜。壁画中部的下方,绘一老虎。左部描绘了山林中狩猎和畜牧的场面:一个头戴一梁冠的骑绿色骏马的猎人,身穿系有腰带的黄袍,正引弓挽射。图中的骑马猎人应是墓主人的写照。据当时的舆服制度,头戴一梁冠的墓主人身份,当为600石以下的中下级官吏。在猎骑的前方,有一向前奔逸的鹿的头部已遁入隐没的山峦间。在奔鹿的上方,还有用白色画成的四足站立的羊。再往前的山峦中,画一只骆驼,作行走状;隔山另有一只骆驼,仅露出头部。墓室顶部的高度为1.6米,除去顶部的高度,壁画约在1.5米左右。而《山林猎牧图》上残存的层山高度已达1.14米,据此可以推知图中层叠的群山布满全壁,而人和动物只是山林景色中的组成部分。 凉州五坝山西汉山水画的出土说明我国山水画产生于汉代,其审美特性的形成应始于山岳崇拜,进而受到神仙家以及道家思想的影响。五坝山西汉墓壁画是研究我国早期山水画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在山水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8、水陆画 水陆画是我国古代宗教绘画的一种,供道教庙观和佛教寺院举行宗教仪式——水陆道场时悬挂,多为民间画师所作。 明清以来,由于宗教文化的发达,这种画在民间流传很广,特别是一些大的寺院、道观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要挂水陆画,其场面壮观,宗教色彩很浓。武威市博物馆收藏有明清时期绘制的300多幅水陆画,原挂于罗什寺、玉皇庙、海藏寺等处,解放后集中收藏于文庙。从整体看,这批水陆画,用色用墨大胆泼辣,色彩浓艳,笔力劲健,用笔工细,起落分明,毫发不差,画面及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各具情态,是一朵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奇葩。 水陆画的内容取材于儒、释、道教义故事或传说,虽然宗教色彩浓厚,但从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由于所用材料为石色,加之装裱精美,虽历经三四百年,但色泽鲜艳,犹如新作。这批水陆画,是凉州民间绘画艺术精品,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民间艺术创作的成就,是研究当时社会形态、民风习俗、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9、匾额 匾额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瑰宝之一,集书法、雕刻、篆印及装饰美学于一体,堪为精绝的艺术雅品。 凉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历代书画名家、文人墨客,人才辈出,特别是清朝时期,由于重视科举制度,并特开“博学鸿词科”,广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辈,于是形成“古文之盛,前古罕闻”的盛况,留下了众多书文俱佳,制作精良,精雕细刻,装璜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的匾额。元代永昌路故城南门镶嵌的砖雕“大元故路”四个大字,笔迹苍劲有力,气势磅礴;清代两江总督牛鉴府第“夫子博学”系道光皇帝御笔,是凉州有史以来封建皇帝的亲笔题字,威严而又壮观;1842年,林则徐被贬赴新疆途中路经凉州,与当地名流酬唱应和,为陕西会馆书写的“浩气凌霄”匾,笔力遒劲,正气浩然,爱国之情溢于笔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匾额现已不存。有幸的是,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威文庙桂籍殿和其前卷棚廓下悬挂着许多巨型的四字匾额,犹如一座璀璨的“书法艺术展馆”,其数量之多,书法之俊美,保存之完整,居河西乃至全省之冠,就全国而言也不多见。绝大多数匾额的边缘。还有雕刻装饰、题写诗句及落款,制作精致,色彩艳丽,堪称艺术佳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凉州文化教育繁荣昌盛的状况。 武威市博物馆所藏匾额40多幅,从清康熙年间到民国时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匾额大都有出处,尽是文章能手之作,用典十分绝妙,寓意深刻,富有启迪性。从文字表面看,皆是讴歌文昌帝君以礼乐教化导民之峻德,至诚至敬。从内容深处揭示:凉州是一方出人才之宝地,以激励万民学子珍视“辉增西垣”、“文明长昼”、“书城不夜”和“腾飞桂籍他年时”的美好情景,这就是匾文的主题思想。从艺术上看,“万世文宗”,其笔势雄伟朴拙,遒劲峻拔;“聚精扬纪”,笔力气势磅礴,俊逸浑厚;“书城不夜”,笔法圆润自然,俊秀流畅。从内容上看,颂扬统治者招贤纳才,汇聚天下精英;鼓励学子珍惜时光,刻苦读书,奋发向上,积极进取。邑人牛鉴“天下文明”、赵永年“贵相太常”、张美如“云汉天章”、王三益“人文化成”,用笔苍劲挺拔,潇洒秀丽,反映出凉州学子高超的书法艺术。凉州匾额以其古朴大方、雕刻精致的艺术,奇妙精绝的书法艺术和浑厚深邃的内涵,令无数游客留连忘返,过目不忘。 10、楹联精粹 凉州寺庙宫观、风景名胜众多,过往文人墨客和地方才学之士题撰了不少楹联,试选数联。 天留余地开新运 人以无私致大同 (于右仁撰联)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左宗棠撰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林则徐撰联)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入则笃行出则友贤 (无名氏撰联) 书为天下英雄胆 善是人间富贵根 (无名氏撰联) 酒泉泉酒金酒泉 武威威武银武威 (无名氏撰联) 祁连高耸凝花积雪 天马凌空震古烁金 (西凉市场牌楼联) 东望扶桑天华物宝 西凉古城人杰地灵 (西凉市场牌楼联) 野鸟无声观客座 林花有意送香来 (海藏寺联) 读书乐为善最乐他乐非乐 创业难守业更难知难不难 (无名氏撰联) 宠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 去留无意看庭前花落花开 无名氏撰联) 嬉波戏波一潭碧水尽戏乐 淘心陶心百里黄沙足陶情 沙漠公园联) 羌管悠悠常恨春归无觅处 丹心恢恢敢教日月换新天 沙漠公园联) 事业已归前辈录典型留与后人看 美德常与天地在英灵永垂宇宙间 (东关烈士陵园联) 三 风景名胜 1、雷台与雷台汉墓 雷台,位于武威城北1公里处,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据史载,雷台就是前凉王张茂于321年所筑的“灵钧台”。因台上有古代建筑,后在殿内又塑有雷祖神,故名雷台。《资治通鉴》记载: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虽经16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仍巍然屹立。现在台上建筑恢宏,古木参天,显得更加壮观肃穆。 1969年9月,当地村民在挖地道时发现了一座大型砖室墓,出土了举世闻名的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雷台遂被世人所关注。雷台汉墓分前、中、后三室,前室附有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墓门向东,墓门至后室总长19.34米。墓葬虽多次被盗,但遗存尚多,出土有金、银、铜、铁、玉、漆、石、陶器共230多件。以后又发现了雷台二号墓,虽然文物遗存不多,但却是一号墓的有益补充。2001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天梯山风景区 天梯山石窟,位于城东南约50公里处。这里峰峦耸峙,山路崎岖,登临艰难,犹如上天梯,故名。石窟分布在西南悬崖绝壁间,四周环山,林木葱郁,川流纵横,景色宜人。 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时期,北魏至隋、唐时均有扩建,明代存26窟,后经历次地震破坏,到解放初期,仅存18窟。洞窟内保存造像约100多尊,壁画近百平方米,以及魏、隋、唐藏文写经、初唐绢画等珍贵文物。大佛窟规模宏大,气势宏伟。正面中央释迦如来造像,安然端坐,气度非凡,高达30米;左右两侧分别立迦叶、阿难、菩贤、文殊、广目、多闻六尊造像,或威武、或慈善、或智慧、或忠诚,各具神态,精妙逼真。窟内南北两壁绘有龙、虎、鹿、象、树木、花卉等佛本生故事,画面线条流畅,为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是云冈、龙门石窟的源头,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维修,现在的天梯山石窟在青山环绕,碧波万顷的湖光山色之中。2001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梯山文物阵列馆已建成并对外开放,原搬迁的部分文物也正在返回故里,陆续陈列展出。山下是著名的水利风景名胜黄羊水库。天梯山风景区现已形成集文物保护、生态建设、灌溉蓄水、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名胜风景区,成为游人留连忘返之地。 3、鸠摩罗什与罗什寺 鸠摩罗什从小以精通佛学而闻名,后来到今克什米尔等地从许多名师学习和讲学,研究佛经,造诣很深,一时道流西域,名播东国,被龟兹王亲自从阿克苏迎往龟兹新寺,奉为国师。罗什大名,传播西域诸国。385年吕光破龟兹,征服西域30余国,得鸠摩罗什和2万多峰骆驼,满载而归,次年,在凉州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就在凉州讲经说法,传播佛教近二十年。他钻研汉语,达到十分精通的程度,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01年,后秦国王姚兴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他在中国有弟子数千,在长安曾有数百人随他学习译经。409年,鸠摩罗什圆寂于长安,享年70岁。武威城北大街西侧的罗什寺是鸠摩罗什驻锡译经之处,罗什寺塔即为葬舌之地。罗什寺在明朝时期为陕西凉州大寺院,规模宏大,僧侣众多,明英宗为其颁赐大藏经,并下谕旨。1927年凉州大地震,寺塔震毁,仅存其半,1934年又进行了重修。现存塔八角12层,高32米,全以条砖叠砌。从下起第3、5、8层均设门,最上层东西有小龛,龛内有佛像一尊。在佛教信众的努力下,罗什寺的修复工作进展顺利,将向游人开放。 4、大云寺与古钟楼 大云寺位于城东北隅,是历史上的名刹古寺。明洪武年间,日本僧人志满远渡重洋,主持募化重修该寺院,被传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1927年大地震,寺院基本被毁,唯有钟楼岿然独存。 古钟楼为大云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楼建在9米高的砖包土台上,基底约125平方米。周围绕廊,重檐山顶,五踩作斗拱。整个建筑挺拔俊秀,高耸入云,历经维修,保存完好。古钟楼上悬有大云铜钟。钟呈黄色,通高2.26米,口径1.15米,厚12厘米,重约5吨。钟体上饰有图案3层18格。分上、中、下三部分,每部分又分6格。最上层饰飞天,头戴花冠,耳饰明月珰,上身袒露,下着长裙,彩带缠身,手托果盘,作翩翩飞翔状,线条丰满流畅;中层饰天王力士,威武有力,手持武器各异,头戴塔耳帽,身穿盔甲,骑坐夜叉,旁立两个小鬼,赤身短裤,神态各异,生动传神;最下层饰龙,五彩云纹,现已磨损不全。此钟体积较大,声音宏亮,形状古朴精美,是罕见的古代铸造艺术珍品。从钟体造型和所饰图案分析,为唐代遗物。1761年重修大云寺碑记称此钟“若铜、若铁、若石、若金,兼铸其中,真神物也。如响震之,则远闻数千里,发人深省,为郡脉之一大助也。”每逢日出时分,霞光万道,自西向东仰观大云钟楼,见巨钟通体被朝霞煨成红色,四周透出道道瑞光金色。此刻,登上钟楼击钟,钟声轰然,响彻云霄。大云钟是凉州人心目中的神钟,每逢农历传统节日,众多的游人登上古钟楼,放眼凉州全景,敲击神钟,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5、白塔寺 白塔寺,位于城南20公里的武南镇百塔村刘家台庄。相传寺内有大塔一座,周围环绕小塔99座,故又名百塔寺。 1247年,“凉州会盟”之后,萨班将白塔寺扩建成凉州最宏伟的藏传佛教寺院。据史料记载,寺院规模宏大,巍峨壮观,有4座城门,8座烽墩,东西长420米,南北长440米,四周有围墙,犹如城垣。寺内建筑众多,有山门、钟楼、鼓楼、金刚殿、三宝殿、大经堂等,殿堂重檐七彩,雕梁画栋,佛像千姿百态,庄严肃穆。白塔寺在凉州城东杂木河流域绿洲拔地而起,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其规模和造型,均为凉州诸寺之冠,号称“凉州佛城”,成为蒙古王室及各族官员、群众和僧侣听经礼佛的圣地和从事贸易的场所。 萨班在白塔寺圆寂后,阔端在白塔寺内按藏式佛塔修建了一座高16层40多米,周边60多米的白塔,将萨班灵骨葬于塔内。1430年《重修凉州白塔寺》碑记载:帝师萨班居,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其后凡由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都到塔前顶礼膜拜。 白塔寺及萨班灵骨大塔毁于1927年的大地震。750多年过去了,白塔寺及大塔塔基和3通白塔寺碑刻尚存。这些遗址和碑刻,将永远记载着西凉王阔端和萨班大师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所开创的伟业。2001年,白塔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1日,白塔寺重建工程正式开工,现已完成大塔及99座白塔和纪念馆、景区绿化、道路等工程建设,白塔寺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游客。 6、海藏寺与海藏公园 海藏寺,位于城西北约2.5公里处,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之一。海藏寺始建年代不详,重建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是元代凉州藏传佛教四部寺之一,西藏著名高僧萨班曾主持维修扩建。明成化年间,对海藏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清雍正年间,该寺主持际善法师,经8年艰苦跋涉,上京请经,朝廷遂赐海藏寺明版大藏经一部8000多卷。 海藏寺整个建筑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沿中轴线,前面为一座木构牌坊,四柱三间三楼,古朴玲珑,颇具民族建筑艺术特色。进山门,迎面是一座雄伟庄严的大雄宝殿,进深三间,面宽五间,周有绕廊,重檐歇山顶式。大殿后面紧连面宽五间的后殿和转角楼,东西两侧为宽阔的廊房;穿过转角楼,跨越天桥,登上灵钧台,海藏美景尽收眼底。台上有药泉一眼,相传与布达拉宫圣湖一脉相连,饮此水能祛邪除病,益寿延年。 海藏寺自古以来就是佛教游览胜地,各代都有修缮。寺内苍松翠柏,蔽日参天,四周溪流纵横,绿树成荫。每当夏秋之际,旭日东升,晨光透过茂密的树木,远远就会看到寺前牌楼檐下,一缕青烟袅袅上升,盘旋缭绕于垂柳之间,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确是一幅绝妙景象,俗称“海藏烟柳”和“日出寒烟”,为凉州八景之一。 海藏公园坐落在海藏河西侧,因与古刹海藏寺于一体而得名。始建于1983年12月,内有南北两湖,总面积600多亩。南湖占地498亩,于1995年11月规划建设,初步建成仿古式大门和停车场,开发了小木室度假村,但目前仍以大片林木和天然草坪等原始地貌为主。北湖占地104亩,其中人工湖面42亩。人工湖平均水深1.2米,蓄水量32000立方米。湖岸上广植林木,修建亭阁台榭,以一条引路为界,纵贯湖心,将湖面分为东西两湖,东曰广泽,西曰消夏。引路设玉带桥两座,串东西湖为一体。桥上石刻图案古朴精巧,两桥相辅相望,似长龙静卧湖中,桥下碧水荡漾,为公园一大景观。湖中现有岛屿6处(清源岛、观景岛、夕阳岛、玉波岛、东大岛、湖心小岛),还有亭榭5处,湖面尚有彩船点点,在耀目的阳光里,愈显奇姿。绕岛而行,迂回曲折,颇有水乡神韵,岛上林木蔽日,绿茵铺地,湖岸垂柳婆娑,轻拂水面,花木飘香,芦苇摇曳,放眼望去,水天一色,亭台倒映湖水,宛如一幅天然图画,堪称塞北江南。隆冬之际,东湖冰结盈尺,可滑冰嬉戏;西湖波光粼粼,能泛舟垂钓,颇具四季风韵,堪称一大奇观。北岸滨湖亭,原为清代道台府第,于1986年迁建于此;清源亭位于滨湖亭对面;水榭亭位于北湖最东边,外有平台伸出水面;玉波亭位于北湖南岸,依桥傍水,四周修有围栏、条凳,专供游人小憩;泄水亭位于湖北角泄水闸高地,景致秀爽。北湖经过改造和建设,现已形成集亭台楼阁、水榭曲廊于一体的古建筑园林公园。园内古木参天,花香水清,鸟翔鱼跃,曲径通幽。园内四季景致各不相同,春可相邀踏青,夏可避暑纳凉,秋可食果赏月,冬可滑冰观雪。 海藏公园南湖北湖,地形狭长蜿蜒,泉源密布,林木葱郁,绿草如茵,湖水清澈,实为天然园林之地。四周阡陌纵横,城乡一体,游客往来,络绎不绝。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十六日,五月端午,凉州人有“逛海藏,消百病”之习俗,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7、金塔寺 金塔寺又称净宁寺,位于城西南15公里的金塔乡金塔村,是藏传佛教凉州四部寺之一。金塔寺始建年代不详,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迦派第四代法王萨班与蒙古西凉王阔端举行“凉州会盟”后进行过维修扩建。原寺院宏伟壮观,所拥有的佛塔(吉祥佛塔)毁于1927年的大地震,其诸多佛殿、佛像、佛经和壁画多毁于1966年以后。为重现历史遗迹,供众人瞻仰、追思前辈的光辉业绩,经地方政府同意,由西藏藏传佛教萨迦派传人、天文历算研究所研究员慈成坚赞大师及弟子筹资修建了280平方米的大殿,供奉铜质镀金法轮、宝幢、祥麟宝瓶、藏式唐卡壁画和高1.6米的铜质镀金萨班坐像。坐像内装有阿底峡尊者亲手制作的印塑佛塔、萨班的法衣等珍贵圣物。 8、莲花山(莲花寺) 莲花山,位于城西南15公里的松树乡境内,海拔2900多米。因其山势雄伟,奇峰环列,层峦叠嶂,四面险峰宛如盛开的瓣瓣青莲故而得名。莲花寺在莲花山上,始建于汉末,原名灵岩寺,历代都有增修扩建。建筑依山而建,山如莲花,寺庙宫观如落在莲花瓣上的露珠,相得益彰,熠熠生辉。据史料记载,公元1244年,西藏宗教领袖萨班应蒙古西凉王阔端太子的邀请,前来凉州会谈关于西藏归属问题,其妹索巴让摩尾随而来并在莲花山静修坐禅。莲花山自汉唐以来建寺观,集佛、道于一山,绵延千余年,至清末,共建有寺院、道观72处,亭榭楼阁、僧房塔舍等建筑999间,殿宇相接,错落有致。山上佛教建筑主要有莲花寺(善应寺)、达摩庵、大悲阁、白衣洞、接引寺等,道教建筑主要有玉皇阁、三清殿、雷祖殿、文昌宫、老君洞等。莲花寺是萨班广授显宗佛法的寺院,七级浮图金顶塔是萨班生前灌顶倒净水并堆放坛砂的地方,也是索巴让摩的圆寂之地。索巴让摩的灵骨葬于宝塔之下,两颗牙齿舍利装入用生铁铸成的佛像里供奉在莲花寺的佛殿里。莲花山历来是历代文人墨客咏诗作画之胜地。唐代诗人高适、岑参,近代诗人张美、陈炳奎等都有佳作。著名画家张大千曾两次登临莲花山,作有《莲花山图》一幅。该寺曾数次毁于山火,主要建筑在漫长的岁月里遭到了人为或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现存七级浮图金顶塔(又称镇魔塔)、天桥、兽文石、药王泉等。近年来,人民群众和僧道信众自愿捐款捐物,修复了一些古建筑,通过招商引资的企业家正在全面修复莲花山景观。每年夏天,特别是农历端阳节和五月十三,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莲花山朝拜盛况空前。 9、武威文庙 武威文庙位于城东南隅,复建于明正统二至四年(1437~1439),历经明、清两代以民国年间重修扩建,其“规模宏大,气象雄壮”,有“陇右学宫之冠”之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庙由儒学院、孔庙、文昌宫三部分组成,占地约2.5万平方米。现存建筑有儒学部分的忠烈、节孝祠和孔庙、文昌宫两组建筑。整个建筑群布局匀称,结构严谨,古柏苍天,嘉树葱郁,富有我国古代建筑壮严雄伟的特点。 文庙东南设有正门。影壁两边为两道门,东为“礼门”,西为“义路”。由礼门进入圣庙,影壁北面就是半月形的泮池和主体建筑之一的棂星门。泮池中心原筑木构拱形桥,名曰“状元桥”,因木桥年久残损,现作石拱桥代替。棂星门,是一座牌楼式的木构建筑,四根粗壮的通天柱,将它分作三间门楼,门楼间又通过额枋等构件,巧妙地相互结合起来,翘檐飞角。正中走马板上前面书“棂星门”,背面书“太和元气”,用笔圆润遒劲,当为名家手笔。穿过棂星门,对面是装有金黄色泡钉的六扇朱红色戟门,又叫“大成门”,戟门两侧是乡贤、名宦祠,是供奉社会贤达和清官牌位的地方。大成殿建在宽阔的1米多高的砖包台基上,庄严雄伟。殿内原是供奉孔子牌位的地方,现殿前有孔子行教像一尊。大成殿后的尊经阁,是凉州现存最高的古代重楼建筑。 文昌宫桂籍殿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地方。建筑自成一组,古朴庄重。最引人注目的是殿内悬挂的几十块巨型匾额,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书法潇洒自如,堪为艺术珍品。 武威文庙又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博物馆,收藏历代陶器、玉器、钱币、经卷、书画、碑刻等多种文物4万多件,最著名的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西夏碑及众多碑刻、汉简,大批汉、唐木雕和西夏文物等。馆内辟有7个文物陈列展室,通过历史文物、文字图片说明,反映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凉州历史。2002年5月,又开辟了西夏博物馆。武威文庙已成为人们游览参观,欣赏古代文化艺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胜地。 10、延寿寺 延寿寺,位于城东清源镇曾家堡小学院内,当地人称曾家堡庙。据碑记,延寿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清代多次补修,遂成一处规模宏大的寺院。1927年武威大地震,震毁部分建筑。寺内现存建筑有伽蓝菩萨殿、大雄宝殿等。伽蓝菩萨殿前卷后脊,古柏掩映,虽经岁月剥蚀,仍不失当年风韵。大雄宝殿是寺中的正殿。面宽3间,深3间,单檐歇山顶。殿内有彩塑释迦牟尼、文殊菩萨等9尊佛像和悬塑及壁画。大雄宝殿前有两廊,两侧是巨幅壁画,正中是大型彩塑“华严三圣”。如来双足交迭,威然端坐在七宝莲台上,右手扶膝,左手平仰置放于脚上,作讲经状,双目下视,微带笑容,和蔼慈善。旁侧侍立迦叶、阿难。如来协侍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他们各有两名表情丰富、神态威严的侍者照应。三组雕塑,布局合理,协调统一而又各有侧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华严三圣”后面的三组大型彩色悬塑,每组高达丈余。悬塑主体均为龙和各色莲花,轮廊有成百上千条小龙及吉祥云纹构成,大有佛光普照之势。悬塑上部雕有大小三尊佛像,神态迥异,构思奇妙,被誉为“凉州一绝”。 11、松涛寺 松涛寺位于城北金羊镇松涛村,与海藏寺遥遥相望,南北对应,海藏河穿流其间。因寺内松柏遍布,劲风吹动,一片涛声,故而得名。寺前林泉茂密,绿树成荫,河水清澈;寺旁稼禾铺地,农舍点点,花红柳绿;周围更有湖泊和天然湿地,碧草如茵,芦苇丛生,杨柳遍布,构成一幅优美的凉州郊野风情画。 松涛寺始建年代不详,明清两代重建,距今已有560多年的历史。寺院兴盛时,楼阁相接,殿宇巍峨,香火兴盛,游人如织,是凉州著名的一大古刹。清代著名学者张澍曾邀约文友来此避暑消夏,兴尽酒醉之际,吟诗联名,尽展文采,其中有“十人联玉笋,六月听松涛。倾杯溢三百,河朔逊吾曹”等佳句。保存完整的大雄宝殿门楣板书“潭心印月”;殿台正中悬挂“精微机要”、“德成现在”两块匾额,出自名家之手,笔力雄健,端庄严谨。 松涛寺受海藏寺影响,也是喇嘛教诵经、礼佛的一座重要寺院,对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松涛寺更以武僧云集、习武扬威出名。这里曾出过一批出类拔萃、武术高强的喇嘛高僧,其中尤以和尚石延荣著名。他招收僧俗弟子八十多人习武练拳,教他们练习“八步转”、“七星锤”等拳法。石和尚武功高深莫测,曾多次在河西地区比武活动中力拔头筹,东来西往的武士、武僧都不能赢他,松涛寺因石和尚而更增名声。 12、南城门楼 南城门,又名昭武门,始建于隋代,后历经战乱,几经毁坏。明王朝为了巩固加强凉州这一战略要地,采取外筑边墙、内修城池的措施,从明洪武十年(1377)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历时240年,对凉州城进行增修加固,新修了西城门,修建了东、南、北三大城门楼,创修吊桥4座,挖了深6米的城壕,在城墙四周修建了箭楼、逻铺36座,后来又用城砖包砌了全部城墙。经过这些增修加固,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城汤池”。及至近代,原城墙、城门均已损毁,唯有南城门楼还遗有两座高约10米的土台。原城楼为重檐歇山顶式建筑,造型古朴雄伟。据说,每当天气晴朗无风时,夜上城楼,可清晰听到如细雨在瓦上淋沥的声音,故有“夜雨打瓦”之称,为凉州一景。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倡导下,筹资1000多万元重修了南城门楼。复原的城门楼通高39.6米,在门洞顶部平台建有三层重檐歇山顶式建筑,4万多平方米的南城门楼广场也修葺一新。 13、张清堡古槐 张清堡古槐位于清水乡张清村,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国家为了充实边防,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政策。现在凉州还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下的传说。 张清堡古槐胸围6.9米,树高15米,树冠高大,枝叶繁茂,每年都有新枝抽发。树老易空,1996年,中空的树干中起火,经当地农民抢救后得以扑灭。是年,市文物管理部门和乡、村共议后成立了古树保护委员会,安排专人管理。古槐历经沧桑而枝叶繁茂,可谓青春不老。每年清明等传统节日,来自本市和外地的游人在树前焚香祈祷,表达热爱国槐、缅怀先辈的心愿。 14、牛家花园 牛家花园位于城南5公里高坝镇同益村,是清代两江总督牛鉴的故居。花园占地70亩,以梨、核桃、苹果、杏树为主,杂有杨、柳、槐树。高大的庄院居于园中。因宅旁有24株柏树,牛鉴将宅第命名为“二十四柏之轩”。房屋现荡然无存,仅存南、西、北三面半截庄墙,墙基宽4米以上。根据遗址,庄园东西长70米,南北宽50米。据耆老回忆,庄墙高而厚,周围有漫台,上可行马车,四角有角楼;院门向东,门道很深,有五道门槛。头道门槛有两层单扇门,包以铁皮,布满蘑菇钉;进院门后,四周均为出廊房,南、西、北三面有出廊木楼拔地而起;院中腰过厅把大院分为前后两院。后院上房悬有道光皇帝书匾额一块。1939年,牛鉴之孙牛耀天以5.3万块银元将庄园卖给驻凉州的国民党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解放后,牛家花园成为公产,改办为学校。校内完整地保存着牛鉴故居古建筑群围墙遗址与古柏苍松及林木。1987年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在进行恢复性开发建设。 15、沙漠公园 沙漠公园位于城东22公里处的腾格里沙漠边缘,是一座融大漠风光、草原风情、园林特色为一体的游览胜地。 初建于1986年,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沙漠公园。公园引进世界各地沙生植物350多个品种,建成了融科学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沙生植物园。公园内在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有150多万株松、柏、槐、榆、杨、沙枣、文冠果等树种安家落户,梭梭、桦棒、沙冬青、沙木瘳、沙拐枣等500余万株沙生灌木遍布公园各处,使周围75平方公里的流沙得到控制,三乡一镇7万余亩良田免受风沙侵害。沙漠公园先后被甘肃省政府列为沙生植物自然保护区,誉为中国“沙海第一园”,又被联合国沙漠研究机构列入课题研究项目。 公园内每个景点各有特色。在池畔的沙浴场绵沙上或仰天而卧,或滑沙而下,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在跑马赛驼场上,可以跨上矫健神勇的骏马,体验昔日“凉州大马走遍天下”的况味,还可以骑上“沙漠之舟”的骆驼,在茫茫沙海中跋涉。人工湖碧波荡漾,湖心岛上,耸立着一座清幽雅致的“陶心阁”,雕梁画栋,绿树掩映,阁柱上书写着“淘心陶心百里黄沙陶情,嬉波戏波一潭碧水戏乐”的对联;鸳鸯亭沙丘比翼,拥颈相吻;桃花亭角翘檐飞,笑颜迎宾;别具民族风情的蒙古包大漠渡假村,可向中外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娱乐服务。沙丘起伏,景点耸立,既有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又有雄奇壮丽的北国风光。园内有占地近4000平方米可供沙浴、沙疗、游泳的综合游泳池,还有跑马场、赛驼场、沙浴场、卡丁车场、排球场以及大漠亭、鸳鸯亭、桃花亭等建筑和游乐设施。 整个沙漠公园随处可见到各种沙生植物,被称为“固沙先锋”的梭梭屹立在高大的沙丘上,显示出一幅“一览众山小”的雄姿;红柳、白茨、黄蒿、沙竹、麻黄等数十种沙生植物,在沙丘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生长繁衍着,成为腾格里沙漠的卫士。登上那32米高的伊斯兰风格的观景塔,放眼四望,大漠风光一览无余。 16、文化广场 坐落在城区中心,初建于1986年,改扩建于2002年,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绿地面积7000平方米。花木葱郁,绿草如茵,是集休闲、观光、健身为一体的公共娱乐场所,也是群众进行文化活动的一处重要场所。 广场中央为城标,是以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天马)为主体,全铜仿造。安放铜奔马的塔形基座高16米,马身高3米,通高19米。铜奔马,以它神骏的英姿长尾翘举,昂首腾空,作飞奔前进状,不仅体现了天马故乡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象征着凉州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万马腾飞,勇往直前的精神,又启迪人们要以自强不息的天马精神,创造美好未来。以城标天马为中心,周围有“牧归”、“晨读”、“童心”、“读简”和历史人物雕塑,建有绿地草坪、喷泉、花廊等景观,数百盏高低架装饰彩灯,一到晚上放射出色彩绚丽的光芒。 17、濒危野生动物繁育中心 濒危野生动物繁育中心位于城东21公里处的腾格里沙漠边缘,占地面积17万公顷,核心建设区1万公顷,是拯救、保护、繁育、研究濒危珍稀动物的基地。内有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珍禽馆、金丝猴馆等,有从国内外引进的濒危珍稀动物20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金丝猴、赛加羚羊、普氏野马、野驴、海星鼠、白唇鹿等,游客可以了解到濒危动物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方式,唤起人们热爱动物、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我国在珍稀动物保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心”在保护好濒危动物的同时,建成了10万亩围栏式放野区,1000亩饲草料基地,经济林、酿酒葡萄、沙生苗木、中华速生杨、毛白杨、刺柏、云杉、杏苗等林木基地1100亩,完成治理沙漠面积15万亩,为治沙造林,保护濒危动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8、黄羊河生态农业观光区 黄羊河农场是颇负盛名的中国葡萄名酒——莫高葡萄酒的出产地。凉州是中国葡萄酒的故乡,有着2000多年栽培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如今这里有甘肃最大、西部最早的酿酒葡萄种植园,有中国最大的优质丰产型葡萄脱毒苗木母木园,更有万亩葡萄园构筑的18公里葡萄长廊和中国悠久的葡萄酒文化风韵。葡萄长廊旅游度假区以农业为特色,将莫高酒城、葡萄庄园、古长城、腾格里沙漠、农家小院、苹果园等六个旅游区串在一起,将游客步步带入佳境。 莫高酒城游览区 参观莫高葡萄酒生产线、葡萄酒陈列室、研究所,在专家介绍下,了解葡萄酒酿造工艺流程、品尝方法、饮用价值、档次识别、贮存办法和真伪鉴别等葡萄酒知识。 莫高庄园游览区 葡萄园规模宏大,葡萄品种多达50多个,几乎囊括了世界流行的各种葡萄。进入葡萄园,犹如进入一座天然葡萄博物馆。在葡萄架下休憩,自驾马车穿行,自采葡萄品尝,别有一番情趣。 古长城游览区 登临黄羊河古长城,北观腾格里沙漠,南望祁连山,大漠的浩瀚、雪山的庄重、丝路古道的幽静构成了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凉与凄美。汉、明两条古长城遗址纵横贯穿黄羊河场区。南北走向的一条为汉长城,南接古浪长城,北向永昌山丹延伸,连接嘉峪关;东西走向的一条为明长城,一端与汉长城相衔接,另一端经土门、大靖、景泰至宁夏银川。长城高约5~6米,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一段。与汉长城同建的烽燧墩呈圆形或方形,高20米左右,保存基本完整。登临其上,视线可及15公里开外。烽燧附近,有守城将士驻扎过的营寨残址。在黄羊河境内,还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一段丝绸之路故道,西至凉州,东达古浪土门、大靖,属古代交通要道。 腾格里沙漠游览区 农场往东北30公里,即可进入浩瀚的腾格里大沙漠。沙丘起伏绵延,一望无垠。游客骑骆驼一面观景,一面领略西部大漠的神秘与壮阔。滑沙活动也会给您带来乐趣。 苹果园游览区 该区拥有果园6个,总面积2000亩,分布在旅游线路沿途。至中秋节前后,硕果累累,满园丰收景色。亲手采摘,就地品尝,感觉和平常大不一样。 农家小院游览区 职工住宅由50年代的“地窝子”、60年代的“干打垒”、70年代的土坯房、80年代的砖瓦房发展到90年代的小洋楼。如今,农场职工90%住上了别墅式二层小楼。虽然生活条件基本实现城市化,但仍然保留了浓厚的农家生活情调。 四 遗址墓葬 1.皇娘娘台遗址 皇娘娘台,亦称窦融台、尹夫人台,位于城西北25公里的金羊镇宋家园村。1957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皇娘娘台附近发现大批齐家文化时期的房子、墓葬及其大量的随葬品,有石器、玉器、青铜器、陶器等,是我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文化遗存。西汉末年,窦融据河西,政绩卓著,凉州人建祠纪念,称窦融台。唐时建尹台寺,凉州人称皇娘娘台,以纪念西凉皇后尹夫人。尹夫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国王李暠的妻子,随父移居凉州。她姿质秀丽,好学多才,在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中,浸注着她的许多心血和智慧,因此有人把西凉政权称为“李尹政权”。417年2月,李暠卒,其子李歆继位,尹氏被尊为太后。不久,李歆不听母亲忠告,一意孤行,起兵攻打北凉,终遭全军覆没,李歆战死,西凉被北凉沮渠蒙逊所灭,尹夫人被掳至姑臧。蒙逊敬仰其节,在窦融台上为她修建了房子,让她居住。后沮渠蒙逊之子娶尹氏之女为妻。 618年唐朝建立。李渊为西凉国王李暠的7世孙,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遂在尹夫人台的基础上修建了尹台寺,后人遂称尹夫人台为皇娘娘台。现在台上建筑已不存在,但是,台的遗址还稀奇可辨。近几年来,在这里多次发现板瓦、瓦当和砖等建筑遗物。 2、磨嘴子墓群 磨嘴子位于城西南15公里处的祁连山麓,杂木河西岸的丘陵地带,西依西山顶,东接沃野,阡陌纵横,河流其间。很早以前,这里就是一处便于人类居住,从事生产活动的好地方。因此,不仅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而且有着极其丰富的汉代墓葬。磨嘴子也以出土大批汉简、木雕、丝、麻、草编织物等重要珍贵历史文物而闻名于世。 墓葬分布在一片土山形成的丘陵台地上,在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700米的范围内,墓葬密布。墓葬均为土洞墓,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规模较大的墓葬还有后室、侧室或耳室。墓道为斜坡式,墓门为过洞式连接沟通墓室。墓室多为长约4米、宽约3米的长方形窖穴,三人、双人、单人葬均有,葬具为木棺。由于这里土质碱性大,又夹杂着一种石蕊物质,土质非常坚硬,加之丘陵台地,地气干燥,具有保存地下文物的优越条件。因此,此处的墓葬及室内的随葬器物保存完好,特别是一些不易存放的木器、丝、麻、草编物等都能够得以保存,文物的蕴藏极为丰富。 1955年至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先后进行三次发掘,共清理汉墓37座,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第6号墓出土了完整的9篇《仪礼》竹木简,第18号墓出土了王杖和“王杖十简”。1972年又清理发掘汉墓35座,出土了一大批陶、木、漆器以及丝、麻、草编等物,特别是48、49、62号三座墓出土的大型彩绘铜饰木轺车、推算天文历数的木质仪器式盘和漆耳杯、苇席胎套色印花绢箧、六博木俑,有铭文的毛笔、砚台等,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木质仪器式盘,对研究古代天文、历法或复原已失传的天文仪器,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1981年以来,在这里又发现了“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这是继“王杖木简”以后,王杖简册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此外,还发现有2座汉代壁画墓,是研究汉代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这些汉简和其它珍贵文物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 磨嘴子汉墓群是一处蕴藏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出土了许多国宝级文物和一级文物,在为丰富我国考古研究以及历史研究、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2003年10月开始,中日联合考古队又对磨嘴子进行为期3年的考古发掘,已有一批珍贵文物出土。 3、旱滩坡墓群 旱滩坡墓群,位于城西南沿祁连山北麓的一片台地上,墓葬分布面积较广,东起金塔河,西至西营城河,地跨柏树、松树、西营、红星4乡,宽约1公里,长约20公里。这片台地,因地势较高,祁连山的雨、雪水从几条大河向下流泻,终年干旱,草、木难生,因此人们称它为旱滩坡。千百年来,历代先人却把这片台地当作陵墓的理想之地,形成了今天广阔的旱滩坡墓群。 旱滩坡墓群具有丰富的汉代文化遗存。1972年在兴修水利工程时发现了一座汉代土洞墓,出土医药汉简92枚,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方面的原始文物。1974年元月在这里又发现了一座汉代土洞墓,出土了陶器、木牛车及彩绘屏风架等木器,特别是在木牛车两侧栏板上发现的有书写文字的纸,经研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写有文字的纸,对我国造纸历史提出了新的论断。1975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里清理汉代墓葬10余座,出土了一批木器、陶器、货币等文物。1988年又发现一座东汉土洞墓,出土完整的“鸠杖”1根和一批汉简及其它文物10余件。 旱滩坡又是前凉时期的墓地。前凉在凉州建都长达76年(301~376),但明确作为前凉墓葬发现的极少。1985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发掘了前凉墓葬30余座,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其中在一座墓中发掘出彩绘木俑20个,每个高约24厘米,有的拱手而立,有的吆马挥鞭,造型生动逼真。木俑上彩绘的服饰清晰,再现了当年的衣着打扮。同时还发现面制花卷,这个干如石块的花卷与今日凉州面食花卷形状无异。与木俑一起出土的还有木雕彩绘马1匹、木牍4块、斗笔1管、莲枝灯1架以及丝绸衣物等。木雕彩绘马由9块组成,与1969年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造型完全一样。斗笔长31厘米,毫长6厘米,制作工艺精良,保存良好。莲枝灯高117厘米,分12枝,分枝上有彩绘镂空龙雀和木雕灯盏及火苗,色泽艳丽如初,四块墓牍记载着墓主人的身份和生平,死者衣服均为丝绸,分刺绣和印花两种。据木牍记载,此墓是武威驸马都尉姬瑜夫妇的合葬墓,葬于升平三年(359)。这些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前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丧葬仪式、社会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依据。 4.万里长城遗址 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为宏伟的军事防御工程。汉辟河西四郡之后,武威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汉王朝为了阻止匈奴南下,保卫河西地区的安全,在取得河西之后,即开始修筑长城。从敦煌到秦长城,数千里之地,筑起了一道边防屏障,每隔5里或10里地方,筑有烽火台,设戍卒了望。遇有敌情,即点燃柴禾、苇炬报警。凉州境内也留下了这一时期所筑的长城遗址,它东与古浪圆墩子长城相接,向西延伸,经红水河直抵腾格里大沙漠边缘,西至九墩滩,长约100公里,其中长城乡月城墩一段,保存还相当完整。有些地段的遗址残高6米,底宽2.5米。长城乡境内从东到西30里之地就有20多座烽燧,反映了当年长城的宏伟规模。这些遗址均系黄土板筑,因年代久远,历经风雨剥蚀,仅剩一些残垣断壁,有些烽台燧墩保存的比较完整。墩呈圆锥形或正方形,墩下还可以寻觅到古城堡残迹和灰烬瓦砾。 明王朝为了巩固和加强武威这一战略要地,在凉州设卫,治所武威为了防御元朝的残余势力,维护西北边防大局,明王朝在原汉代所筑长城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新情况,增修了百余里坚固的边墙,东与古浪,西与永昌地段的边墙相衔接,同时,还增修城池,发动民间修筑堡寨联防自卫。现存凉州境内的长城,大多为这一时期所筑。这些遗址,由于当时修筑质量较好,至今大部分仍然保存完好。 5、高沟堡古城遗址 位于城东25公里的长城乡,西至中沙墩,东临长城月城,南连新地滩,北靠二十里大沙,由于被沙漠包围,原貌尚在,是凉州境内唯一幸存的汉代古城遗址。 凉州有“先有高沟堡,后有凉州城”之说。这里是凉州的东大门,境内又有天然泉水黑木林湖(俗名龙王泉、黑墨湖),水草丰美,可耕可牧。隋、唐时代凉州的牧马监就设在这里,因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前营马场、西湖马场等地名。后来由于水源减少,草地沙化,农民被迫弃耕弃牧,古城沉寂在沙漠之中。 高沟堡古城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战乱、风沙等灾害后,由于久沉瀚海,使这座汉唐古城保存至今,基本完好。从遗址看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35米,西南两面墙垣保存较好,西墙正中有高约4米的土台,上面留有寺庙遗址。城周围有汉代墓葬,地表有汉代红陶、灰陶、砖瓦残片等。台上留下的寺庙遗址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原有铁钟一口,上铸有修庙会首、花费银两及建筑规模等,毁于1958年。据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重修高沟堡庙碑文记载,此庙规模宏大,香火旺盛。据《武威县志》载:清设守备一员,步兵45,骑兵20,枪枝27,大小炮10门。说明清时高沟堡城内一直设重兵把守。 6、吐谷浑王族墓群 墓群位于城南15公里处的南营乡青嘴喇嘛湾。这里峰峦起伏,峡谷纵横,大水、冰沟两条大河湍流急下,南营水库座落在两水汇合处。吐谷浑王族墓群就在水库对面的山岗上。 由于史书缺乏记载,千百年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葬着一代古人。从清朝同治年间以来,先后发现了唐代吐谷浑的墓志铭9通,即:弘化公主、代乐王慕容明、安乐王慕容神威、青海王慕容忠、政乐王慕容煞鬼、金城县主、燕王慕容曦光、元王慕容若夫人、大唐故武氏夫人。其后才知道这是吐谷浑王族的先茔。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最初发迹于我国东北地区,后徙居西北,西晋永嘉之乱时,乘机兴起。其最盛时,势力东抵洮水,西达鄯善等地,包括今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的一部分地区。辖境东西长达数千里,存在时间长达350多年,最后为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所灭。凉州青嘴喇嘛湾吐谷浑王族的墓地,是在吐谷浑政权灭亡之后才形成的。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国王诺曷钵及妻弘化公主率千帐逃至唐朝的凉州。唐朝曾于咸亨元年(670),派大将薛仁贵带兵击吐蕃,并护送诺曷钵回本土建国。可是,薛仁贵等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境内),几乎全军覆没,吐谷浑复国的希望彻底破灭。两年之后,唐将诺曷钵等迁到鄯州(今青海乐都)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南。诺曷钵害怕吐蕃来逼,不安其居,唐朝又将其安置在灵州一带(今宁夏境内)。吐谷浑慕容氏在凉州南山居住只有9年,可是死后均葬于此地。不难看出,他们死后仍恋故国,葬于凉州之高山,可以遥望失去的故土。 清同治年间,社会动乱,当地群众纷纷上山挖窑洞避难,墓葬被人发现。民国四年四月,公主墓又被当地群众掘开,掘墓者将墓志取出收藏起来,密不告人。当时的武威知县唐敷容,是个有见识的官吏,他认为凉州为西陲重镇,必有先朝石刻埋藏地下,于是吩嘱商会会长贾坛寻访。贾坛先生酷爱金石,得知公主墓志出土,立即乘车前往,将墓志载回,放置文庙保存。此后这里多次发现吐谷浑王族的墓葬多座。 省考古研究所和市文物管理部门对残存的多座墓葬进行了科学的清理,出土了一批彩绘木俑、木马、木驼和丝织品、铜、陶、骨、漆器等。这些文物雕刻生动,形象逼真,制作精细,纱、罗、绮等丝织物色泽鲜丽,饰纹多样,细薄透明,各种图案的织锦质底牢固,锦面细密,提花准确,是研究唐与吐谷浑关系的珍贵资料。 五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座落于绿树葱茏,环境幽静的武威新城内。 邱少云(1926-1952),四川省铜梁县人,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12月,邱少云所在部队在朝鲜领袖平康前线攻占“391”高地战斗中,执行潜伏任务。他身边的茅草不幸被敌人打来的燃烧弹引燃起火。为了整体、为了胜利,他严守潜伏纪律,任凭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烈士的英雄壮举,邱少云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追授他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江泽民、刘华清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朝鲜领袖金日成为邱少云题词。邱少云同志作为新时期严守纪律的光辉典范,被中央军委树为光荣传统教育的六面旗帜之一,世世代代为人民所敬仰传颂。 纪念馆由三个展厅组成。第一展厅重点介绍了邱少云烈士为了整体利益而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并展出了烈士生前的部分遗物,包括用过的物品、武器、烧焦的棉衣等;中朝领导人题词,名人和全国军民的颂词等;第二展厅以图片的形式重点介绍了他的出身和成长历程以及牺牲的经过;第三展厅主要展示了烈士牺牲后,全国各地和全军上下学习英雄、争创一流的光荣业绩。 纪念馆自成立以后,前来参观和瞻仰的群众、军人、学生络绎不绝,并被确定为全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清明或其他重大节日,总有大批群众来为烈士英灵敬献花圈,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和感人精神 2、东关烈士陵园 东关烈士陵园在东关花园之内。东关花园又称东关园艺场,占地面积72公顷,有核桃树、梨树等20多万株。园内果木密布,绿树成荫,是游人休闲、娱乐、品茶的理想之地,又是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花园内烈士陵园,安放着数百名为凉州和平事业献身的烈士遗骨,高大的烈士纪念碑矗立在陵园中心,园内种植的钻天杨,树枝中心断面都有一颗五角星图案,传说为西路红军英魂所化。人们为缅怀革命先烈,称其为“红军杨”。 3、西郊公园(儿童公园) 西郊公园亦称儿童公园,初建于1980年,占地19万平方米,交通便利,现已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园林公园,是集爱国主义教育和游乐休闲、赏花观光、林木栽培、动物驯化为一体的游览胜地。 公园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少年科技馆、花圃、园林、游乐园、动物园等组成。少年科技馆正在建设当中。花圃育花卉数百种,园林有花果树及风景树等数万株,游乐园有儿童游乐设施30多处,动物园内有狮子、老虎、白唇鹿、豹子、金丝猴、野骆驼、珍珠鸡、孔雀等珍奇动物50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基地由驻军捐赠的退役坦克、大炮、飞机等重型武器组成,另有靶场等军事训练馆。逢年过节,园内举办各种题材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展览和科技、文化活动及群众性联谊活动,吸引着众多的青少年学生和市民群众。 此外,境内还有白塔寺、文庙、天梯山石窟、雷台汉墓等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六篇 乡贤名人
一 王侯将相 1.雄居一方的河西大凉王——李轨 李轨(?~619年),字处则,河西著名豪望,为人机智多谋,能言善辩,又能赈济贫穷,被乡里称道。 隋朝末年,为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此时的李轨也召集本郡知名人士曹珍、梁硕、安修仁等共商大计。大家共推李轨为首领,于大业十三年(617)起兵,推翻了隋朝在凉州的统治,自称河西大凉王。次年冬,正式称帝,史称大凉政权。先后攻克张掖、敦煌、西平(今青海西宁市)、枹罕(今临夏市)等地,河西五郡尽归大凉政权。 唐高祖李渊为统一大计,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遣使前来与李轨结好,并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为麻痹唐朝以争取时间,李轨效法古代向上国称臣而不取消帝号的做法,在上书李渊的书中称自己为“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李渊大为不满,一边令吐谷浑出兵进攻大凉,派安兴贵出使凉州说降李轨,并制定了智取李轨的策略。安兴贵到凉州,李轨拜他为左右卫大将军,并问其保全凉州之策。安兴贵乘机劝说李轨顺应潮流,归附唐朝。李轨非但不接受,而且怀疑他是唐朝的说客。安兴贵见不能说降李轨,就与在大凉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弟弟安修仁密谋以武力解决。安氏兄弟在凉州颇具威望,他们发动少数民族兵马包围了凉州城。李轨被迫率兵出战,败入城中,登城观望,一看大势已去,便携带妻子登上玉女台欲自尽,被冲上来的叛兵擒获,装入囚车,送往长安斩首。大凉政权灭亡。 2.深得汉武帝信任的大臣——金日磾 金日磾(mi di)(前134~前86),字翁叔。是驻牧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汉武帝因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故赐其姓为金。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出兵攻击匈奴,大获全胜。在河西的匈奴休屠、昆邪二王及部属4万余人降汉,休屠王被杀,年仅14岁的金日磾及其家人沦为官奴,被送到黄门署养马。 汉武帝一次在宫中宴游欢乐之极,诏令阅马助兴。当他看到一个体形魁伟、容貌威严、目不斜视的青年牵着膘肥体壮的骏马从殿上走过时,感到很惊讶,就问起这个牵马人的情况。当他得知金日磾为休屠王之子后,就拜他为马监。之后升迁为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由于他孝敬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从不越轨行事,深受武帝信任,成为亲近侍臣。金日磾有两子,武帝很喜爱,时常留在身边嬉戏,由于长子放荡不羁,被日磾亲手所杀,武帝对日石单敬重有加。武帝征和二年(前91),由于江充诬陷太子事件败露(即“诬蛊事件”),江充被杀。江充好友马何罗阴谋反叛,被日磾察觉,并暗中监视他。一天,武帝出行到林光宫,马何罗窜入宫中向武帝行刺,早有警惕的日磾迅速上前抱住马何罗,大喊“马何罗反了!”侍卫们一拥而上,马何罗被擒。从此,日磾的忠诚笃敬和聪明才智闻名于朝野。后元二年(前87),武帝病重,托霍光与日磾辅佐太子。一年后,日磾逝世。昭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陪葬茂陵,谥号敬侯。 金日磾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少数民族政治家。 3.威震朝野的东汉显爵——段颍 段颍(音jiǒng)(?~179),字纪明。他是武威望族段氏后代,曾祖父段会宗是西汉元帝时一位很受西域各族人民欢迎的封疆大吏,官至关内侯。段颍少年时喜欢骑马射箭,崇拜侠客义士,轻视金钱财物,成人后专心学问,少举“孝廉”,显名当世。 桓帝永寿二年(156),山东泰山、琅邪一带聚众3万余人反汉,官兵连年不能平息。桓帝下诏公卿推荐平乱将领,朝廷选中了段颍。段颍以中郎将率兵进击山东,很快平息了暴动,被封为列侯。延熹二年(159),段颍任护羌校尉。时羌人反抗斗争蜂起,段颍率兵出击,在几年时间就平定了西羌、东羌等多处暴动。段颍身为高级将领,作战身先士卒,且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将士拥戴。建宁三年(170),他奉诏回京,前后任执金吾、河南尹、太尉等职,后因卷入政治漩涡被撤职,在狱中自杀。 4.曹魏重要谋士——贾诩 贾诩(音xǔ),字文和,武威贾氏郡望之祖。自幼聪慧,足智多谋,举孝廉,受世人赏识,被认为有张良、陈平之才。 贾诩胸怀远大志向,忠于汉室。当汉献帝离开长安后,贾诩先投奔驻屯华阴的宁辑将军段煨(武威姑臧人),又投奔屯驻南阳的张绣(武威祖厉人),并说服张绣与刘表结为同盟。建安四年(199),曹操、袁绍大军在官渡相持,袁绍遣使争取张绣支持,张绣想答应,贾诩却对来使说:“回去告诉你家主人,他连兄弟都不能相容,还能容天下国士吗?”之后,贾诩分析了天下大势,说服张绣归服曹操。当曹操和张绣会师时,曹操特意握住贾诩的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的就是你。”于是上表献帝封贾诩为都亭侯,任冀州牧,在朝廷以司空之职参议军国大事。 官渡相持,曹兵粮饷告竭,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说:“你的贤明胜于绍,勇敢胜于绍,用人胜于绍,决断胜于绍,而半年不能平定河北,原因在于求全,且不能当机立断。”曹操听后,当即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大败袁军,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破荆州后,想顺江东下,一举消灭孙权,贾诩劝谏不听,出现了赤壁大败的结果。后来,贾诩又献“离间计”,使曹军击败西凉的韩遂和马超。 建安末年,曹操的长子曹丕与三子曹植各凭实力,为争夺王位继承人而加紧活动。曹丕问计贾诩,贾诩说:“希望将军胸怀远大,操持德守,专心读书,不违子道。”曹操私下也向贾诩征询意见,他默不作声。当曹操追问时,他说:“我是在想袁绍和刘表父子的事。”曹操大笑,于是决定曹丕为继承人。曹丕称帝后,任贾诩为太尉。一次曹丕向贾诩求教出兵伐吴、蜀之事。贾诩认为先文后武,暂不用兵。曹丕没有采纳,派兵进攻吴国,结果大败。 贾诩享年77岁,谥号肃侯。贾诩在职时,认为自己非曹氏旧臣,惧见猜疑,于是闭门谢客,不结纳权贵,被天下之士称誉为智者,其后代贾穆、贾模、贾疋等都是魏晋名臣。 5.北齐开国元勋——段韶 段韶(?~571),字孝先。父亲段荣,官至太尉。他出身军官世家,少年时代就擅长骑射,有将才,深得高欢信任。北魏建明二年(531)十月,高欢与尔朱兆战于广阿(今河北境内),高欢看到尔朱兆兵多势众,有些害怕,段韶鼓励道:“得天下之心谓之众。尔朱兆杀主立君,残害天下,国人不耻,且亲近奸邪小人,疏远才俊之士。将军伸正义,清君侧,顺天意,合民心,岂有不胜之理?”高欢听了段韶的话,向敌人发起猛攻,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东魏武定元年(543),高欢被西魏大都督贺拔胜所败,只有六七个侍从跟随。贺拔胜率兵追到,举枪将刺高欢,段韶驰马反射,射死了贺拔胜的马,使追兵不敢前进,高欢回营后赐给他鞍马、黄金,并进爵为公。高欢在临终前嘱其子及大臣:“凡军旅大事,都要和段韶商量。”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段韶任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 北齐天保四年(553),梁将东方白额领兵进犯北齐,段韶奉命讨伐,大败梁军,杀东方白额,被封为平原郡王。后历任司徒、大将军、尚书令,赠太子太傅,兼任并州刺史等职。之后,北齐和北周每有战争,带兵将帅非段韶莫属,而且都能取得胜利。武平二年(571),北齐与北周在边境对峙数月,段韶在军中病逝。北齐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加黄钺,赠相国、太尉衔,谥曰忠武。 6.寓籍青州的北魏高官——贾思伯 贾思同 贾思伯(?~525),字士休。少年时家境贫寒,与其弟贾思同刻苦读书。兄弟俩志向远大,勤奋读书,博通文史。贾思伯从20岁开始入朝为官,历任辅国将军、青州刺史等职,由于功勋卓著,为人敦厚,深受孝文帝信任,入宫为侍讲,讲授《春秋》,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师。病卒后,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尚书右仆射,谥文贞。 贾思同(?~540),字士明,历任尚书考功郎、镇远将军、襄州刺史等职。永安二年(529)五月,北海王元祥长子元颢叛,攻入都城洛阳,贾思同拒守未降,庄帝还宫后封为营陵县开国男。后入宫为侍讲,讲授《春秋》。死后,东魏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司徒公,谥文献。因兄弟二人长期在山东一带为官,后代入籍青州(今寿光)。 7.历仕周隋的镇边名将——姚辩 姚辩(545~611),字思辩,是羌族后秦姚氏后代。少年时以志向高远,武功卓绝而闻名当世,并入选为官。 北周保定四年(564),北周军与南陈激战于沌口(今湖北省汉阳县)。战前,姚辩提出许多克敌制胜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致使北周军失利。但他所统率的水军先行渡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惨剧。后随周武帝平定晋、并、相三州,对保卫和开拓北周疆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功勋卓著,被任命为大都督。隋开皇元年(581),姚辩被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次年,突厥入侵凉州,姚辩为行军都督,率军出击,经过长期苦战,终于战胜入侵之敌。 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他对边疆情况十分熟悉,每值边疆不靖之时,他是朝廷首选的将领。大业三年(607),在母亲病逝离职居丧期间,边疆告急,姚辩受命奔赴疆场平乱,并取得重大胜利。由于他的将才和忠心,深受隋炀帝器重,每逢巡视全国各地时,或委以姚辩军事要职,随帝同行;或为京师留守,镇守长安。病卒后,赠左光禄大夫,谥恭公。 8.深得隋文帝信任的平叛名将——阴寿 阴寿,字罗云。父阴嵩,是北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刺史。他出身仕宦之家,少年时就铸成了果断刚烈,谨慎敦厚,守信重义的性格。大象二年(580)五月,相州(今河北临漳县)总管尉迟迥举兵反叛,阴寿跟随上柱国韦孝宽大破尉迟迥,以军功进封上柱国。不久,封赵国公。公元581年,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朝。次年,北齐降将高宝宁引突厥军围攻河北,阴寿率大军激战,大破高宝宁。高宝宁逃往漠北后,多次侵扰、劫掠幽燕一带,阴寿以重赏收买高宝宁亲信将领将其擒杀,安定了边疆。不久,阴寿病逝于幽州任所。隋文帝非常痛惜,赠谥司空。 9.初唐功臣——安兴贵 安修仁 安兴贵,其祖先居安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月氏族。东迁后,以国为氏,世居凉州,为武威豪望。唐武德初年,在长安为官的安兴贵主动上表李渊,请求出使凉州说降李轨。安兴贵到凉州,由安修仁举荐,李轨授以左右卫大将军,并征询保全凉州之策。兴贵说:“凉州僻远,人才和财力有限,虽有雄兵十万,而土地不过千里,没有险固可守,又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情况复杂,难以长久自立。今大唐据京师,定中原,攻必克,战必胜。如果你能举河西之地奉图东归,此功超过汉代窦融。”李轨沉默良久道:“昔日吴王濞据江左犹称‘东帝’,我今有河右,难道不能称‘西帝’吗?”兴贵知道李轨难以理喻,便与安修仁密谋,发动兵变制服李轨。安氏兄弟发动诸胡兵马包围凉州城,李轨仓惶出迎,兵败被执,押送到长安处斩。李渊以安兴贵平李轨有功,封为右武侯大将军,凉国公,赐帛万段,食邑600户。 安修仁,安兴贵的弟弟。隋大业末年追随李轨举兵反隋,任户部尚书。武德二年(619)五月,安修仁与其兄安兴贵策划,执李轨于长安,河西尽归大唐。高祖以安修仁平李轨有功,封为左武侯大将军,申国公,食邑600户。 安兴贵儿子安元寿(621~698),少有大志,青年时追随李世民,任秦王府卫士,曾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后为高级将领,参加过许多军事活动,立有大功,累官至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卒后特命陪葬昭陵。宋朝时,安氏一支奉旨入黔平乱,落籍贵州。贵州安氏后裔多供奉“武威堂”之牌位,直至今日不衰。 10.功高盖世的唐朝将帅——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原是突厥铁勒可汗之孙,驻牧于青海高原沿祁连山一带,后定居凉州。 贞观六年(632),何力归附唐朝,唐太宗封何力母亲为姑臧夫人,任何力为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他与李大亮、薛万彻等讨伐吐谷浑于赤水川,由于指挥有方,所率兵士英勇善战,取得重大胜利。贞观十四年(640),参与讨伐高昌的战役,取得了胜利。贞观十六年,何力回凉州探亲。这时,薛延陀可汗势力正强,契苾诸酋长纷纷归附,并胁迫何力家人归附。何力到凉州后明确表明了绝不叛唐的决心。部落诸首领把他捆起来,送到薛延陀大帐。何力怒斥薛延陀,并割下左耳,表明了坚贞不屈的决心。唐太宗得知后深受感动,为解救何力,派兵部侍郎持节使薛延陀,并同意将公主下嫁。何力还朝后,被任为右骁卫大将军。由于薛延陀不敢前往长安迎亲,公主也未娶成,不久抑郁而死,国内大乱,其势遂衰。 唐太宗亲征高丽(今朝鲜),任何力为前军总管。何力英勇善战被敌刺伤,太宗亲为其敷药疗伤。唐高宗永徽年间,西突厥伙同西域五姓反叛,侵犯庭州,攻陷金岭等地(皆在新疆境内),朝廷令何力率军讨伐,大破西突厥,收复失地,以功升任左骁卫大将军,进爵郕国公。 龙朔初年,何力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35万征高丽获胜。班师后,被任命为安抚大使前往西北,平定了铁勒九姓的叛变。这时,高丽王盖苏文病死,发生内乱,朝廷又任命何力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与副总管李责力(即徐茂公)率军50万进军高丽,连克数城,攻破平壤,俘获高丽王,取得了隋唐几代皇帝征高丽战争以来的重大胜利,何力以军功晋升为镇军大将军,并代行左卫大将军职务。仪凤二年(677),何力病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谥毅。 11.秩比三公的中唐名臣——李抱玉 李抱真 李抱玉(704~777),本姓安,是唐初功臣安兴贵的玄孙。抱玉幼年时爱骑马射箭,沉毅有谋略,处事忠诚而谨慎,长大后在李光弼部队任职。 天宝年间,玄宗因他在河西作战有功,赐名“抱玉”。“安史之乱”后,他上书肃宗:“我家世居凉州,今与叛贼安禄山同姓,深感可耻。”肃宗下诏将全族赐姓李,同时准其将户籍迁至京兆。乾元二年(759),以军功升为右羽林军大将军,摄御史中丞,郑、陈、颍、毫四州节度使。当时,史思明攻陷洛阳,气焰嚣张。李抱玉和李光弼同心协力,在固守河阳、克复怀州的战役中建立大功。代宗继位后,任李抱玉为泽、潞节度使,加领陈、郑二州,兼兵部尚书,封武威郡王。他坚辞不受王爵,改封凉国公,进位司徒。 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寇京城,唐代宗出逃避难,京城一带盗匪横行,居民不得安宁,李抱玉受诏清剿取胜。当时,吐蕃入侵频繁,代宗将守卫西面门户的重任交给抱玉,并授予他许多重要职务,秩比三公。抱玉镇守凤翔十几年,虽然没有大破吐蕃,但却遏制了吐蕃入侵,使百姓安居乐业,为世人所称道。李抱玉病故,代宗非常悲伤,特辍朝三日以示悼念,追赠太保,谥昭武。 李抱真(748~829),初唐功臣安修仁的玄孙。抱真为人沉毅善断,多谋略,初任汾州别驾。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在汾州反叛,抱真逃回京城,建议代宗起用郭子仪以克仆固怀恩。抱玉死后,抱真领怀、泽、潞观察留后,期间,他组建了一支不要国家军饷的两万多人的精锐部队,名昭义军。建中二年(781),魏博节度使田悦造反,抱真率昭义军与马燧神策军共同进击,击败田悦,因功加检校右仆射。 建中四年十月,朱泚等攻陷京师,唐德宗出逃。抱真以山东三州为依托,对外抗击叛军,对内严肃军纪,影响很大。兴元元年(784),德宗任命抱真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事,团结各路兵马,感化叛将王武俊,化敌为友,大破朱滔军。抱真死后,朝廷为表示对他的深切悼念,废朝三日,追赠太保。 李抱玉兄弟在平定“安史之乱”,消除“藩镇割据”,阻击吐蕃入侵,中兴大唐的事业中,与郭子仪、李光弼等优秀将帅同赴国难,齐心协力,战功显赫,为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12.高昌王 西宁王及斡栾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汗国,居住在今新疆吐鲁番境内的高昌国举国归附蒙古,亦都护(其国主号)巴而术阿率部随成吉思汗从征四方,功勋卓著,蒙古王室以公主相配。其子相继为亦都护,其孙火赤哈儿的斤亦都护在保卫火州(今吐鲁番境内)的战斗中战死,其子纽林的斤请兵复仇,后奉诏率部迁至凉州永昌。 其后,纽林的斤嗣为亦都护,封为高昌王,并诏令以亦都护之印行畏兀儿之境,以高昌王之印行内地。纽林的斤长子帖木儿补花官至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 高昌王族及许多官员多为蒙古显官。斡(音wò)栾家族其先为高昌回鹘,北庭名族。曾祖父哈剌,原在高昌国为显官,归附蒙古后,功劳卓著,追封范阳郡公。祖父阿台不花,在保卫火州战斗中立有大功,后随亦都护高昌王迁往永昌定居,追封蔡国公。三子俱受封为官,其中第三子忻都(1272~1331),为人笃实,忠诚爱民,教子有方,操守高尚,为州里敬仰,卒后葬永昌成里,追封蓟国公。因其子斡栾工作勤奋,政绩突出,元惠宗又追思斡栾父亲及其祖上功德,遂追赠其父忻都公为西宁王,并命大臣危素撰文刻碑,即现在看到的《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碑铭》(简称西宁王碑)。斡栾历任枢密同知、中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副宰相)等职。 13.明朝镇边虎将——达云 达云(1551~1609),字腾霄,号东楼,始祖恪纳牙,系哈密畏兀儿人,明洪武初年授官驻扎凉州,落籍为凉州人。 达云身材彪悍,又富有智略。万历年间,承袭世职为指挥佥事,后升为守备、肃州游击将军。万历二十三年(1595)九月九日,蒙元残部永邵卜趁官兵宴饮之际,率精骑直赴南川,企图偷袭官兵。达云得到情报,立即调兵遣将,四面设伏,并亲率2000精兵从正面进攻,大败敌军,杀其头目,缴获驼马兵器不计其数,取得南川大捷,被誉为“西陲第一功”。月余,永邵卜再次来犯,又被达云击溃,取得了西川大捷。捷报传到京城,万历帝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晋升达云为都督同知、甘肃总兵。为了彻底解决驻牧松山的蒙古鄂尔多斯部落的骚扰,甘肃巡抚田乐命达云和甘州、凉州、永昌守将分路进击,收复了松山,拓地500里。达云因功晋升为右都督。松山收复后,达云躬身版筑,沐风餐露,修筑了长达数百里的边墙,并分屯戍守,使边防相对安定多年。几年之后,原被击败的蒙古部落又联合起来,多次进犯凉州、镇番(今民勤县)和青海等地,均被达云击败。后病卒于军中,赠太子太保,谥英烈武候。 达云镇守西北边疆几十年,每遇战事悉心筹划,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惜兵爱民,军行所至,纪律严明,而且少有挫折,名震西陲,被誉为一时边将之冠。达氏后代显者颇多,多为军事将领。今凉州有达府、达府街,即达氏世代安居之府第住所,达公祠为纪念达云的祠堂。 14.清初平叛功臣——唐希顺 唐希顺(?~1708),初任凉州镇标把总。康熙初年,吴三桂叛乱,唐希顺率军南征北战,屡有战功,擢升为贵州威宁镇总兵。 康熙三十五年(1696),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康熙亲征(康熙曾三次征讨噶尔丹,此为第二次),发兵10万,兵分三路出击,唐希顺隶属西路军。他从贵州出发,日夜兼程,与甘肃提督、振武将军孙思克军相会。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境内)与噶尔丹主力激战,歼敌数千,噶尔丹率残部西逃。昭莫多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唐希顺因功擢升四川提督。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川康定一带发生叛乱,唐希顺等奉旨平叛。他分兵四路进攻,掳敌5000余,斩杀叛首,收复失地,使藏民12000余户内附。次年,因病退休。卒后,御赐祭葬。子际盛,袭职,其子孙入四川籍。 15.建功东南海防的甘凉将领——尤渤 尤渤( ~1852),行伍出身。早年随军入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升为凉州南古城堡守备。鸦片战争爆发后,奉命率甘凉将士奔赴东南海疆,参加抗英战争,任安徽寿春镇总兵,驻防江苏。1842年,奉命率部在松江设防。6月20日,英舰悍然进犯,向松江府得胜港开炮轰击,尤渤率军英勇还击,迫使英军撤退,取得了首战大捷。次日,又击退了英军进犯,使敌人不能向前。23日,英舰复犯,尤渤严密布防,隐蔽还击,击毁敌舰数艘,英军被迫撤退,使松江府城得以保全,免遭英军涂炭。以后,又参加了多次战斗,东征西战,戎马一生。咸丰二年(1852),病卒家乡。 16.是非功过参半的河南巡抚、两江总督——牛鉴 牛鉴(1785~1858),字镜堂。嘉庆十九年(1814)以三甲第4名(总为第8名)中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历任监察御史、按察使、布政使等职。道光十九年(1839),任河南巡抚。牛鉴深感皇帝信任,责任重大。期间他重点办了四件事:一是整顿吏治,严格各级官吏的考察,具实予以奖惩。二是赈灾救贫,使淇县、考城等15个贫困县逐步摆脱了贫困。三是兴办教育。通令各州县访求人才,对品学兼优者表彰委用,使河南学风大振。四是治理水患。亲自勘察施工地段,纠正不合理的水规,使漕运、灌溉两利。1841年7月,黄河暴涨,洪水直逼省城开封,他不顾个人安危,乘小舟抵城下,用绳子吊入城中,督率军民奋力抗险,与开封军民在抗洪前线坚持两个多月,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保住了省城。 朝廷考虑到牛鉴的才能和政绩,擢升他为两江总督,前总督裕谦殉国。他一到任立即赶赴上海前线,视察防务,并向道光帝详细奏请上海吴淞口的布防情况及具体作战措施等,立即得到批准。1842年5月,他于高桥检查防务情况后移驻宝山县署,与提督陈化成就近商量战守事宜。不久,英军集结70多艘舰只,乘潮大举进犯,牛鉴亲自督战,击沉敌火轮3艘,三桅船1艘,毙敌三四百人。但敌人炮火密集,我炮台与战船全被轰破,陈化成负重伤阵亡。牛鉴义愤填膺,决心以死报国,被随从极力劝阻,并强扶上马,退还嘉定,宝山、上海相继失陷。牛鉴接受宝山失利的教训,改变作战部署,以陆上防守为主,并在各要路隘口、河叉设防,虽经过几次战斗,镇江仍然失守。英军占领镇江后,向清政府提出了罢兵议和条件,并扬言要直取江宁(南京)。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牛鉴以地方官身份参与了签字仪式。不久,牛鉴以“防堵不密,贻误战机”罪解京。牛鉴在被囚期间,详细陈述了战事经过,分析了失败原因,并请求从重治罪。与此同时,河南官民不忘旧恩,上疏请求宽恕牛鉴。1844年春,牛鉴被发往河南,交巡抚差遣委用。后来,几经变迁,于咸丰五年(1855),以年老多病请假回里,赏二品顶戴,病逝于洪崖山庄(牛家花园)。 牛鉴是清代甘肃名次最前的进士,诗文俱佳,工于书法。纵观他的一生,是非功过参半,客观上当了清政府的替罪羊。 二 群英忠烈 1.忠贞不屈的平叛将领——段秀实 段秀实(719~783),字成公。他自幼孝顺父母,人称“孝童”。长大后,沉厚善辩,有济世救民的志向。天宝初年,在安西节度使任职,参与了西北边防的许多战事。天宝十五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避难,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诏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发兵5000勤王,所向披靡。李嗣业被任命为北庭行营节度使,段秀实任节度判官。乾元元年(758),叛将安庆绪占领邺城(今河南安阳市),郭子仪和李嗣业联军与叛军激战于愁思岗,李嗣业中流矢牺牲,段秀实倾家荡产为之安葬。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袭京城,代宗避难陕川(今河南陕县),白孝德镇守邠宁。为都虞侯,在军纪和地方治安方面成绩显著,受到代宗嘉奖,授以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刺史,封张掖郡王。永泰元年(765),段秀实协助邠宁节度使马璘平息了一起兵变,升任行军司马兼都知兵马使。大历八年(773),吐蕃进犯泾州,马璘被困,段秀实组织官兵,解救马璘安全回营。德宗时,加封为检校礼部尚书。后因直言敢谏,被削去军权,调京任司农卿。 建中四年(783)十月,朱泚死党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进犯京师,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陇右节度使兼中书令朱泚贿赂拉拢段秀实并商量篡位之事。他表面假意迎合,暗地里联络所信任的军官商量平叛迎驾对策。但朱泚迫不及待,发精兵3000疾驰奉天,想在奉迎德宗时,乘机篡位。在形势十分危急之时,他急中生智,写了一封立即退兵的公文,盖了司农卿大印,派人追回叛兵。段秀实知道自己的行动马上就会彻底暴露,现在只有找机会和叛贼决斗,杀身成仁了。当第二天朱泚召段秀实商议篡位之事时,他身着戎装赴会。当朱泚说到谋朝篡位僭称天子时,段秀实勃然而起,一边唾骂朱泚,一边用象笏猛击朱泚头部。朱泚被击得血流满面,段秀实当场遇害。 唐德宗他亲自为段秀实书写碑文,并下诏表彰,赠太尉衔,谥曰忠烈。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了《段太尉逸事状》,生动地描写了段秀实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事迹。 2.与安庆共存亡的元朝儒将——余阙 余阙(1303~1358),字廷心,祖先是世居凉州的党项羌族。少年时,和在庐州(今合肥市)做官的父亲一起生活。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中进士,任泗州同知、翰林院修撰等职,曾参加宋、辽、金三史编修工作,之后任监察御史等职。 1352年,农民义军遍布江淮,陈友谅占据两湖地区。朝廷任余阙为淮西宣尉副史,分兵驻守安庆。在此期间,他除了抓紧军队训练、缮修城防以外,还实行垦荒屯田,收获了许多粮食,补充了军粮,减轻了百姓负担。地方上发生灾荒,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买米救济穷困灾民,并筹措钱钞30000锭,帮助灾民生产自救,恢复生产。后升任都元帅、淮南行省左丞,驻安庆。1357年10月,陈友谅率军沿江东下,败元军伯颜于小孤山。伯颜逃到安庆,陈友谅追到安庆,数次攻城,均被余阙击退。陈友谅遂调集全部兵力,四面环攻。余阙与诸将分兵把守,号令严明,军纪整肃,日夜督战,受伤十多处。于1358年正月初七日城破,余阙因不堪被俘受辱,引刃自刎,妻、子、女皆投井而死。元顺帝下诏追封为豳国公,谥忠宣;朱元璋诏令表彰,著名文学家宋濂为其立传。 余阙学问基础雄厚,又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诗文、书法俱佳。在军旅之暇,读书不辍,还向将士们讲授传统文化知识。留有许多优秀诗篇,后人评论具有鲍照、阴铿遗风。有文集《青阳集》传世,收入《四库全书》。 3.以身殉国的明朝卫国将领——张达 张达(1490~1550),字克明。他目不识字,但慷慨有气节,膂(lǚ)力过人,从军后因功升任凉州卫指挥使,守卫洪水、镇番(今民勤县)、延绥(今陕西榆林市)等地,蒙元残部侵扰山西边疆,张达引兵救援,与敌军遭遇,他和次子张世雄奋勇血战,杀伤敌军大半,解了山西之危,被升为都督佥事,前后任山西总兵、陕西、大同总兵等职。1850年,敌军侵犯大同,张达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一日三战,杀敌无数,挫伤了敌军的嚣张气焰。但终因援兵未到,矢尽卒疲,张达被敌人乱箭射死。嘉靖帝深为痛惜,赠张达为左都督,谥忠刚,下令厚礼祭葬。诏命大同、凉州各立祠堂一座,以表纪念,两个儿子袭指挥佥事。 4.血洒尹夫人台的抗敌英雄——刘林 刘林,凉州千户。明洪武十年(1377)春,蒙古残元势力首领也先帖木儿率兵进犯凉州,抢占土地,掳掠百姓。刘林部在城西防守。经过数次战斗,后在尹夫人台(皇娘娘台)一带发生激战。刘林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后终因寡不敌众,力竭马疲,身受数伤被俘,誓死不屈,英勇就义。凉州百姓敬仰他为国家民族舍生忘死的精神,于是把尹夫人台称为刘林台,以示纪念。 5.血洒台湾海峡的凉州军官——武禹亭 武禹亭(1748~1805),名克勤,乾隆三十六年(1772)武进士,历任山东高唐州守备,福建省台湾游击。嘉庆九年(1805)四月,海匪侵犯台湾安平府鹿耳门北汕海域,武禹亭自告奋勇,慷慨请缨,率120多人守卫北汕。他到北汕之后,构筑工事,修缮栅栏。第三天,匪军组织大批舰船大举进犯北汕海域,当敌人靠近海岸时,武禹亭一声令下,突然之间,万炮齐发,击毁敌舰数艘,毙敌千余人。之后,由于每天的东南风非常有利于官兵还击,敌舰始终不能前进一步。经过几天的战斗,官兵损失惨重。武禹亭心急如焚,日夜盼望援军到达。他时常登上炮台检查防务,晚上命令守城士兵轮流放哨,严密防守。四天后,匪军借夜晚暴雨天气大举进犯,他一面派人向安平府求救,一面组织官兵英勇阻击。但由于大雨浸湿了炮弹不能燃发,武禹亭又身中数箭。形势万分危机紧张,毅然跳下炮台,在潮水中与敌人拼杀,杀敌数十人,身受十七处伤而壮烈牺牲。朝廷追封他为武义都尉。 6.鸦片战争中殉国东南海疆的军人——全福 全福(?~1840),从军后以军功授六品衔,驻防新疆英吉沙尔。鸦片战争爆发后,奉命开赴江浙沿海前线作战,任浙江定海县典史。1840年6月,英国军舰大举进犯定海,定海知县姚怀祥与全福率千余兵丁守城,严阵以待,做好迎战敌寇的充分准备。7月5日,英舰发起进攻,定海官兵奋起反击,一时间城内炮火连天,浓烟滚滚。姚怀祥上城督战,并与全福分兵把守城防。守城官兵不畏强暴,誓与定海共存亡,坚持孤守三个昼夜,遭受重大伤亡。7月6日凌晨,定海城失陷,姚怀祥投水殉国。全福退守县衙公署,知事不可为,预作遗书,表明为国捐躯之志。敌军涌入县衙,令全福投降,他拍案大骂,随即持刀冲向敌酋,冲杀中杀死一人,血染战袍,被群敌俘获。敌人许以金钱官职,诱其投降,全福慷慨陈词,英勇不屈,壮烈殉国。 7.反清义士——陆富基 齐振鹭 陆富基(1865~1910),少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常随祖父习武,不喜读书。成年后粗通文字,务农为生,以见义勇为,仗义疏财闻名乡里。 齐振鹭(1868~1911),字飞卿,与陆富基同为清末农民暴动的组织领导人。他生得浓眉大眼,体格粗壮有力,人称“齐猛子”,资质聪慧,豪放不羁,爱好诗词书画,又爱舞枪弄棒,骑马射箭,曾于光绪年间中武秀才,成为乡间文武兼备的人物。 清朝末年,外患频仍,内政腐败,苛捐杂税繁多,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人民生活非常艰难。知县梅树楠不顾农民死活,日夜催粮征赋,引起了四乡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齐振鹭目睹暴政,常与密友杨成绪、陆富基等人议论时政,策划救国救民之策,并暗中培养反清分子,串联农民寻找机会组织暴动。1908年8月16日,组织数千群众到县衙,要求减免粮赋和课税,知县梅树楠避匿未果。同月27日再次组织农民入城,围攻县衙。官吏对农民的合理要求置若罔闻,农民群众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而起,推倒了设在四街的巡警岗楼,打伤了捕厅张傅林,知县梅树楠逃跑。他还组织群众在乡间捣毁了勾结官府的劣绅王佐才、蔡履中、李特生家的住宅。梅树楠为平息事态,缓和矛盾,赢得时间,采取两面派手段,一面派人与农民领导人谈判,并答应农民要求,一面却命令军警围捕暴动群众,逮捕积极分子十余人。陆富基逃往武威南山,齐振鹭逃往内蒙古,暴动失败。官府为抓到陆富基和齐振鹭,逮捕了许多农民,并扬言如抓不到他俩就要杀害这些农民。陆富基为了麻痹官府,保护齐振鹭和诸多农民,主动向官府自首。1910年3月,陆富基在兰州遇害,年仅46岁。陆富基死后不久,齐振鹭潜回武威,又以哥老会名义组织武装,力图配合全国革命,推翻清朝地方政权。1911年3月,齐振鹭再次举行暴动。由于缺乏得力的组织领导,暴动力量薄弱,很快被镇压下去,他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当他在狱中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就在狱中秘密策动起事,不幸事泄,于同年10月15日凌晨被杀害于武威大什字,年仅43岁。 齐振鹭工于书画篆刻,其书法风格刚健清奇,善画梅兰菊竹,博古花鸟,微型雕刻更是一绝,情态活现,纹理清晰。 8.倒在天安门前的爱国学生——李闽学 李闽学(1907~1926),字振南。小学毕业后,在兰州就学,1923年考入北京汇文学校(今北京二十六中)。期间,他大量接触并阅读进步书刊,不断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各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个个义愤填膺,李闽学等万分愤慨,并组织同学,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纷纷上街游行并做演讲宣传,痛斥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国人民的暴行。李闽学登台演讲,激情迸发,声泪俱下,群众深受感动和鼓舞。 1926年3月12日,国民军冯玉祥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激战于天津一带。日本兵舰为掩护奉军驶进天津大沽口,向坚守炮台的冯军开炮,遭到还击败退。日军恼羞成怒,联合英美等国,于16日向北京段琪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拆除大沽口炮台的防御工事。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青年学生更为愤慨。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爱国团体和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帝爱国集会。李闽学同广大学生一起,手执爱国旗帜,振臂高呼口号。当他们走到新华门前时,段琪瑞政府悍然下令卫队开枪。李闽学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请愿队伍当场死47人,重伤150多人,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也在死难者之列。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中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纪念刘和珍君》)。 李闽学殉难时年仅20岁。牺牲后,甘肃旅京同乡会和亲朋好友在北京吴公祠举行追悼大会,兰州也举行万人追悼大会,痛斥帝国主义罪行,盛赞烈士为民族献身的高尚品质。1929年3月,李闽学烈士公葬于圆明园遗址。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9.长眠梅里雪山的登山健将——宋志义 宋志义(1952~1991)在西藏军区服役期间,参加登山集训,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中,登上8300米的高度,荣立三等功。1977年和1985年,分别攀登托木尔峰7435米、纳木那尼峰7694米登顶成功。后进入天津体育学院学习,毕业后被聘任为国家登山队登山教练,参加中、日、尼(尼泊尔)联合攀登珠峰活动,任中方登山队队长。1991年初,参加中日联合在四川南部举行的梅里雪山登山活动中壮烈牺牲。宋志义曾任中国登山队运动员、教练,长年跋涉在世界屋脊上,足迹踏遍世界高峰,被中国登山协会评为登山健将、优秀教练,为我国的登山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不少荣誉,是凉州真正的勇攀高峰的优秀儿女。 三 文苑英华 1.开创格律诗的先驱——阴铿 阴铿,字子坚,武威姑臧人,南朝梁、陈时代著名诗人。史载他自幼勤奋好学,聪明过人,五岁时能日诵千言。成年后,博览群书,善写五言诗,声名播于文坛。 阴铿所处的时代,许多人写诗描写贵族奢侈糜烂的生活,诗文追求艳词浮华,这就是所谓的宫体诗。阴铿没有受它的影响,而是在永明体的启示下,着力于新体诗的创作,诗风质朴自然,清丽流畅,形象生动,意境高远,特别是以描写山水景物的五言诗见长。他在当时与山东郯城诗人何逊齐名,因两人诗的风格相近,被时人称为“阴何体”。唐代大诗人杜甫有“颇学阴何苦用心”之句,可见后世对他俩是何等的敬重。 阴铿之诗,开隋唐以来格律诗的源头,对后世的诗词歌赋产生过重大影响。唐代的名家,大都刻意学习和模仿其作,而套用和改用他的名句的诗人,更是屡见不鲜。“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本是阴铿的诗而李白取而用之,所以杜甫有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诗中也有“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一联,也是阴铿诗句的直接搬用。王维将阴诗中“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之句,加上“漠漠”、“阴阴”四字,便成了七言佳句。北宋词人柳永,也改用或直接取用过阴铿的诗句。阴铿诗歌所达到的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在甘肃历史上是没人能超过的。 2.驰名中唐的边塞诗人——李益 “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祗将诗思入凉州。”这首文笔优美、情感交融的“七绝”,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益所作,诗人浓郁强烈的思乡之情溢满其中。 李益(748~829),字君虞。21岁时中进士。大历年间,随军北征备边。此后在二十余年内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在仕途中他深感失意,毅然弃职浪游,足迹遍及幽州河朔边塞,这为他从事边塞诗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生活感受。唐宪宗素闻李益诗名,于元和元年(806)从河北诏回长安,先后任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等职。李益的边塞诗在当时颇负盛名,七言绝句和李白、王昌龄的七绝一样,代表着唐诗的最高成就,受到许多名家的称颂。韦应物称颂他:“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坟典。辟书五府至,名为四海闻。”王建表达仰慕之情:“少小慕高名”,“每读必焚香”;还高度评价他对诗歌的影响:“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谁复为文纲?”李益古体、近体均有佳作,尤以七绝见长。他自称“关西将家子”,又在军中生活多年,熟悉塞上风情,深知征人甘苦,所以写得最多、成就最高的是边塞诗。 李益的诗含蓄凝炼,随意挥洒,笔意奔放,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如七绝《夜上西城听凉州曲二首》其一中写道:“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凉州双管逐。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些诗以朴素的白描手法见长,风格清新明丽,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回味。在《盐州过胡儿饮马泉》诗中写道:“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笛,一夜征人尽望乡。”格调清新流畅,笔法婉转曲折,诗的气氛与音乐节奏完美结合。有另外一些诗中,诗人把爱国激情和追求功名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格调高昂明快,与盛唐边塞诗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由于他的诗音律优美,琅琅上口,所以每成一首,乐工都争相以礼物相求谱成曲调,或供宫中享受,或在民间传唱,一时广为流传。 3.编纂凉州志第一人——张玿美 凉州现存最早的府志,就是清朝凉州人张玿美编纂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简称《五凉志》。以当时凉州府所属武威、永昌、镇番(民勤)、古浪、平番(永登)5县各为1卷,刊行于世,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张玿美对武威人民所做的一项重大贡献。 张玿(音sháo)美,字昆岩,雍正元年(1723)以孝廉方正应征进入仕途。他在当秀才时就以文章和品行为当地人所推崇,所以在征孝廉方正时,大家都联名推荐他去应征。后张美被任用为广东惠来知县。 当时的惠来县吏治腐败,社会混乱,老百姓生活很不安定。有姓黄的弟兄俩人,靠自己有拳勇,盘据百花山为盗。他们又用钱财买通官吏为虎作伥,肆意为害地方,使老百姓深受其苦。张玿美到任后,从整顿史治入手,等待时机,设计擒获黄氏二兄弟,彻底肃清了当地匪患。这件事由上级奏报朝廷后,雍正非常高兴,迁升他为廉州知府,进而升任雷琼道,一时声名大震。乾隆九年(1744)初秋,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辞官归里。回家时行李简单,车上只有几千卷书籍。 辞官回家后,他非常关心地方文化教育,把所藏的“十七史”等书籍955册赠给书院。所著《五凉志》及许多诗人,是凉州历史文化中的珍贵财富。 4.诗书画三绝——张美如 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凉州出了一位以诗书画三绝享誉陇原的名家。他的字沉厚、飘逸、圆润,流畅而秀丽;他的画以山水景物为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他的诗,语言朴素自然,情景交融,景中含情,情中有景。他就是甘肃著名书画家张美如。 张美如(?~1834),字尊五,号玉溪人。少年时就读天梯书院,立志报国为民,常与南宋哲学家、诗人陈亮自比。嘉庆十二年(1807)中举人,次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后退离仕途,求居林下,以绘画写字、吟诗抚琴、奖掖后进为乐,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曾先后主讲凉州天梯书院、镇番(民勤)苏山书院、兰州兰山书院、西安关中书院等处,桃李遍西北。 张美如的诗作多为抒发政治失意后的慷慨激昂心情,讽刺趋炎附势的封建官僚,鼓励青年好学上进以及描写山水景物、题画诗等内容。他的书画在当时声望很高,“然不肯多作,故流传绝少。”现武威文庙保存有他的一些珍贵书画作品。 5.清代学术成就最高的关陇大家——张澍 在凉州历史上,从学术成就来说,首推清代学者张澍。 张澍(音shǔ)(1776~1847),号介候。父亲是一名秀才,母亲张氏是元朝驸马高昌王的后裔。自幼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又从名师刘作垣学习。19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他从26岁到56岁的30年间,曾在贵州、四川、江西当过知县和代理知州。由于性格刚直,办事严肃认真,政事修明,嫉恶如仇,所以仕途坎坷,最后引疾辞职。辞官后,漫游长江南北,曾主讲汉中汉南书院和兰州兰山书院。晚年,定居西安,命其居曰“枣华书屋”,专事著述。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卒于西安寓所。 张澍一生在仕途中不得志,但在学术上却成就很大。清朝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称张澍“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列入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名闻全国。他的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尤其是姓氏之学,著有《姓氏五学》共300余卷,可谓巨帙,《清史稿·文苑列传》说“《姓氏五学》尤为绝学”。在方志方面,主持重修了《屏山县志》和《泸溪县志》,编纂了《大足县志》、《五凉旧闻》、《凉州府志备考》、《读黔书》和《蜀典》。在金石学方面,写了不少金石题跋;他在凉州清应寺发现“天下绝碑”《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是我国最早研究西夏历史的学者。他的辑佚工作也很著名。《二酉堂丛书》辑有皇甫规、张奂、段NFDF4、阴铿、李益甘肃古代学者、诗人的著述和河西文献。鲁迅受到张澍“凉土文献,撰集甚多”的启发,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张澍还是位诗人,流传下来的诗有3051首。他的诗作内容充实,多有浪漫色彩,既有抒写政治理想和描写山水景物的,也有反映人民疾苦和学习精神的。《自厉》一诗,读起来亲切有味,是一首传世较广、引人注目的教育诗。 张澍一生著述甚丰,学问广博,受到梁启超等学者重视。生前已刊行著作32种207卷。未刊著作多种,其中大部分被法国人伯希和收买后带回法国,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6.奖掖后学的先贤——潘挹奎 在清朝嘉庆年间,北京城里有一处甘肃应考举人心仪向往的去处,这就是时任吏部考功司主事的凉州人潘挹奎之家。 潘挹奎字太冲,号石生。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进士,后任京官,一直居住在北京,直到47岁病逝。他生性豪放,爱交朋友,和人相处,不论贵贱贫富,都能热情相待,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潘胡子”,所到之处很受人们欢迎。他特别爱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一生豪侠仗义,常帮人解困济难。凡是有求于他的应试举子,他都设法帮助,从资助盘缠到解决食宿,总要安排得妥妥当当,因此,他家成了北京城里有名的“潘歇家”。为了给人解决困难,他把薪俸的大部分用在别人身上,而自己却生活的很简朴,有时甚至到了缺衣少食的程度。张澍在潘挹奎死后所写《潘石生考功传》里写道:“今世如君厚天伦,敦信义,履艰险而不渝者几人;如君轻资财,扶危困,以友朋为性命者几人。”短短几句话,很生动地概括了他的为人。 潘挹奎在诗文上很下功夫,尤其留意家乡文献,搜集武威乡贤60余人事迹为之立传,撰写了《武威耆旧传》4卷,另有《通鉴论》、《论论语》及诗集《燕京杂咏》等。 7.编著《续通鉴纪事本末》的学者——李铭汉 李铭汉(1809~1891),字云章。他学习刻苦,一生共参加8次乡试,都未中,直到42岁时才中副贡生。早年先后在武威张澍、怀宁陈世熔门下受业,获得很深教益。晚年从事讲学活动,曾主讲凉州雍凉书院和甘州甘泉书院。由于道德学问俱佳,甘肃学使胡景桂上疏推荐为陇上耆儒,光绪下令加国子监学正衔。 李铭汉博通经史,才华出众,研习天文、算术、舆地、兵农,对音韵、训诂学尤有研究,在当时陇右名士中极负声望。他对地方文教事业非常关切,除了主讲书院外,还特别关心当地“文社”,积极为乡试、会试士子筹集路费。 李铭汉一生著述丰富,《续通鉴纪事本末》影响较大。该书用纪事本末体将宋、辽、金、元400年间的史事概括为110件大事,每卷写一件大事,剪裁精密,取舍适当,颇有学术价值。儿子李于锴(1862~1923),字叔坚,进士出身,官至山东沂州府知府,著名学者,著述较多,在当地影响很大。孙子李鼎超,兰州大学教授;李鼎文,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都是陇上卓有成就的学者。 8.田园诗人——陈炳奎 在凉州文人墨客中,有一位诗风清新恬淡、颇有陶诗风格的田园诗人,他就是清朝晚期的凉州人陈炳奎。 陈炳奎,字莲樵,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25岁时中秀才,后几次应乡试,都未中。38岁成为廪膳生员,每年可得到朝廷发给的一定数量的麦子或银两,以补给生活,但生活一直处于困苦之中。 陈炳奎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人,具有正义感、同情心,可惜怀才不遇,理想难于实现,只能以诗言志。诗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曾博览自《诗经》、《楚辞》以下历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众多诗人中,对陶渊明的诗作和为人,更是倾心之至,格外爱好。他的田园诗,颇有陶诗风格,写诗主张“以己之心思,写己之性情”,和清代性灵诗派的倡导者袁枚的主张相同。他写的诗很少用典,纯以白描捕捉描绘事物的特征,抒发自己的内心实感,具有独特的风格。他对人民的苦难、国家的安危十分关心,敢于直言无隐,抨击时弊。《古柏山房诗草》传世,有自选诗集。他还工于书法,能画善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9.书院主讲——王化南 在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以廉洁耿直、严于吏治而颇有声望的凉州籍官员,他就是辞官后回家在县书院任主讲的王化南。 王化南,字荫棠,乾隆四年(1739)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曾历知县、知州。王化南为官以廉洁而闻名,尤其严于吏治,每到一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减冗员。除此之外,他还大兴水利,革除考试弊端,做了许多人民欢迎的好事。为此,百姓编了一首民谣:“王公来,谋民食。浚源泉,汰蠹役。民利兴,民害息。公不来,吾谁翼。”表达了对他的感激留恋之情 王化南好学,至老而不厌。做官的时候,每天凌晨起床就批阅公文,午间处理公事、听汇报、办案件。下午集合府内官员谈经史、读典故、命题赋诗。饭后就回到自己房中读书,书声琅琅达于署外。人们听到读书之声,错把官署当作学府。有人作了一幅楹联赠他,联云:“官职声名俱入手,风流儒雅是吾师。” 武威知县章淮树是个爱才之人,听到王化南辞官回籍,就请他作了书院主讲。他教学既耐心又细致,管理非常严格,彻底改变了当时学风涣散的状况。此外,王化南对学生的历史教育十分重视,还要求学生每天都要记录和背诵几条历史资料。凡受教于王化南先生的人,都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广博的历史知识,给当时沉闷的书院气氛带来了清新的气习。 10.教书育人——刘作垣 刘作垣,字星五。他早年中举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进士。曾任知县、知府,罢官回乡后,先后主讲肃州书院、凉州书院。他教学极严,培养了许多人才,人称其为“刘山长”(即书院院长)。 他主讲书院,教学和管理非常严格,学生的言行稍有越轨,便立即“绳以礼法”。他对文章的标准要求很高,经常选一些明朝及清初文人的好文章,编成教材让学生去读,天天讲解,声音宏亮,抑扬顿挫颇有节奏美,使学生站着听讲不知疲倦,作文水平提高很快。他一生习惯早起,每天凌晨鸡刚叫起床后即拄着拐杖检查督促学生抓紧时间,温习功课。对那些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学生,一再奖励,使学生大都能相互劝戒,相互激励。在他的努力下,当时的武威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出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学者张澍少年时就受教于他的门下。 11.善为人师——尹绾 在清代凉州教育界,有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就是被世人称为“善为人师”的尹绾。 尹绾(音wǎn),出身于三代书香官宦门第,早年丧父,由寡母王氏抚养成人。成人后,他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泊,倾注毕生精力,教书育人,孜孜以求,从不懈怠,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河西很有影响的教育家。在他培养出的一大批学生中,有不少佼佼者,如进士出身的武原知县郭楷、礼部郎中周泰元、两江总督牛鉴及名儒潘挹奎、张兆衡等,都曾是他的高足。 尹绾在教学上十分认真,主张教人者应以学为先,教与学并重,并从“精密”二字入手。他认为只有自己学懂和学得透彻,才能深入浅出,讲得通晓畅达。尤其注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苦学精神,去感染和促进学生。他每天一早就赶到学馆,检查学生到馆及学习的情况,不管风雪寒暑,从不耽误。对学生的作业,一贯严格要求,字斟句酌详细批改,并坚持做到当天的作业当天批阅。他教授生徒,从不计较收费的多寡。当时按乡中惯例,一个学生每年交纳的学费为400至800铜钱。他不拘旧规,对贫困学生分文不收。他学识渊博,又能关心爱护学生,因人施教,所以学生都勤奋努力,也赢得了许多家长的信赖和支持,一些外地学生也来到他的学馆求学。偌大的塾馆,常常被求教的学生挤满。有时室内容不下,院子里、屋檐下、走廊上也摆满了学生自备的书桌,呈现出一幅桃李满园的盛景。 四 科技名流 1.农业科学巨著《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 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部影响深远的农业科学巨著——《齐民要术》,这是我国最早且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农书。他的作者,就是原籍凉州、后寓籍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光)的贾思勰。 贾思勰祖籍凉州,与当时的北魏显官贾思伯、贾思同兄弟同为寓籍青州的同宗兄弟(前面有介绍)。贾思勰在当官为政之际,专心农事,用力颇勤,曾广为搜集前代文献,不辞辛劳,实地考察,访问有经验的老农,结合自己观察、试验所得,写成《齐民要术》一书,为当时和后世所重视。 《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他在《自序》中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92篇,分为10卷,分别论述各种农作物包括蔬菜、果树、竹木的栽培,家畜、家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和农具、副业等,涉及到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方法,比较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我国北方劳动人民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书中所记载的旱农地区的耕作和谷物栽培方法、梨树提早结果的嫁接技术、树苗的培殖、家畜家禽的去势育肥以及多种农产品加工的经验,都显示出当时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度。《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很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著作。 2.凉州膏药王——王蛤蟆 “烧炉炼丹妄用功,神仙难医关节痛。蓬莱瑶池无妙法,良药原在凉州城。”这首赞扬凉州王蛤蟆膏药的民谣,在本地流传甚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被誉为“神药”的神奇疗效。 凉州膏药由来已久,早在东汉初期就有了关于膏药制法的记载。王蛤蟆膏药的生产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相传“王蛤蟆”膏药的创制者王日兴,原是江淮人,来到凉州后,在城内东大街开设了“万寿堂”药铺,行医售药。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他掌握了制作膏药的技术。其方法是将虎骨、朱砂、麝香、龟板等30多味中药精心配方制膏,然后摊涂在狗皮上,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而成,因而此药也称“狗皮膏药”,有止痛、活血化瘀、拔毒、生肌之功效,主治心气疼痛、疝气偏坠、跌打损伤、痈疽、冻疮及一切无名肿毒等疾病,特别是对治疗风湿关节痛有特殊功效。由于此药遵嘱敷贴在人体特定的腧穴部位上,能治疗多种疾病,又称“万应膏药”。 王日兴的孙子王良士继承祖业,成为清雍正年间凉州名医,曾任凉州府医官。他在其祖父“万应膏”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又制成“虎骨狗皮膏药”和小儿“寒疝膏”两种,主治范围扩大,疗效更加显著,“王蛤蟆膏药”更是闻名遐迩,声名远播。 1956年,王氏传人王金泉、王生泉兄弟将祖传秘方献给政府,并对配方进行改革,更名为“风湿关节膏”,由武威制药厂批量生产。1982年,“风湿关节膏”药方被列入《甘肃药典》。此后,武威制药厂又在“王蛤蟆膏药”和“风湿关节膏”的基础上,加入祖师麻和其他中草药,精制而成“凉州祖师麻膏药”,成为目前国内外治疗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痛的最佳药物。该产品多次荣获省优产品称号,畅销国内外。1990年,“祖师麻膏药”伴随国际徒步南极探险考察队的秦大河(曾在武威一中读书)一行穿越南极,在治疗队员们风湿关节痛和腰部扭伤时产生奇效,因而饮誉海内外。 3.陇上名医——权爱棠 权爱棠(1889~1965)幼年就读私塾,性聪慧,勤奋过人,学识渊博,医术精湛,深得辨症施治之奥妙,是久负盛名的陇上名医。 父亲权尚忠是清朝进士,曾在山西任知县。他15岁随父在山西任所受教,读经史,习医术,兼习字作画,奠定了他能文善医的基础。1917年,毕业于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无意仕进,致力于医学,立志济世活人。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游学东北、山西,得识名医施今墨先生,并得其所授。他遍览中医经典,旁及历代医案,精心钻研,博采众长,医学造诣很深。在北京、绥远等地行医时,声名颇著,受到塞上百姓称道。1926年绥远警察厅厅长吉鸿昌委任他为警察厅医官。两年后,自绥远返里,设诊所于寓所,为乡人诊疗。他为人正直,医德高尚,省疾问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从不计较报酬多寡,每遇贫困者,或解囊资助,或馈赠药品,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1933年在兰州与柯与参创办甘肃国医分馆,任医馆主任,并创办医刊。为发展中医药事业,他联名上书政府重视发展中医,并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宣传,培养青年学者,启迪后学。解放后,他积极组建中医师公会、卫生工作者协会、联合诊所等卫生机构,广泛团结中西医人员,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对武威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权爱棠行医50余载,治学严谨,临床经验丰富,精于内、儿、妇科,善治温热时病和疑难杂症,擅长活血化瘀法。他晚年研究心血管病,对王清任《医林改错》和唐容川《血证论》甚为推崇,深究其理,每能挽逆症而起沉疴。他治病主张病万变药亦万变,遵古而不泥古,配伍用药多以劲灵见长,力求攻中寓补,补中有攻,务使攻之不致伤正,补之不致变邪,处方投药每多获效,故为同道所佩服。著有《续名医类案》、《傅青主女科歌诀》等书稿。 15.顺应大清的两广总督——李栖凤 李栖凤(?~1664),字瑞梧,凉州人。其父李维新,明朝时任四川总兵,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崇祯末年,李栖凤任甘肃总兵。当时,李自成起义军席卷北方,北京岌岌可危,李栖凤奉命前往江淮一带防守,编在史可法部中。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朝灭亡。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并攻占北京,随即挥戈南下。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命史可法沿淮河设防。史可法令李栖凤以忠贯营4000人驻守睢宁,以高岐风(凉州人)为监军。这期间,李栖凤曾驰援宿迁,夺回失地,并解邳州之围,史可法向南明政权为李栖凤请功。当时由于马士英、阮大铖把持的南明政权,政治腐败,贿赂公行,连正常的军需都得不到供给,兵员无法补充,请赏更是空话,使军队的士气受到严重影响。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逼近扬州,向史可法及其官兵劝降,李栖凤等降清。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壮烈殉国,清军屠城10日,扬州城中血流成河。 李栖凤降清后,被编入镶红旗汉军。顺治三年(1646),调任湖广布政使,后升任安徽巡抚。在巡抚任内,先后镇压了多处抗清武装,擒获明总兵郑恩祥,招降明总兵张天麒、江周,俘获并杀害明瑞昌王朱谊贵等。后因下属官员滥征租税,被降职为浙江嘉湖道。顺治六年,升任广东巡抚。这时,由于南方民心不服,抗清活动如火如荼,广东大部分土地为南明政权所有。李栖凤积极配合尚可喜、耿仲明围剿明桂王朱由榔领导的抗清武装,至顺治十年基本上平息了广东境内的反清势力,又乘势向纵深前进,招降、消灭了诸多明军将领和抗清武装力量。清廷论功行赏,加以兵部左侍郎衔,顺治皇帝御书“知方略”三字相赐,以示褒奖和鼓励。顺治十五年,晋升为兵部尚书,后改任为两广总督,加太子少保衔。不久告老退休,因病去世。 李氏兄弟八人,二弟栖凰长相魁伟,睿忠亲王多尔衮说他貌似关云长,故人称其为“李关王”,官至漕运总督,加太子太保;三弟栖鸿、四弟栖昆鸟、五弟栖鸾、六弟栖鹏、七弟栖鸣、八弟栖肃鸟皆为四品以上大官。李栖凤八个儿子,长子镇鼎,武进士出身,官至广东提督,加太子太保;二子镇帮、三子镇圻、四子镇域、五子镇国、六子镇坤、七子镇垓、八子镇基皆为高官。
第七篇 逸闻传说
一 历史传说 1.苏武牧羊信念坚 在凉州东北面(现民勤县境内)有一座小石山,名曰“苏武山”,相传是当年汉朝中郎将苏武牧羊之处。 公元前100年,北方的匈奴单于派使者到汉朝求和,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带着副使张胜和随员100多人及许多礼物出使匈奴。苏武到达匈奴后,最初一切顺利,就在完成使命准备返回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早先有个叫卫律的汉使,投降了匈奴并被单于封为王。卫律的手下虞常虽然跟卫律留在了匈奴,却对卫律的投降变节行为不满,时刻准备寻找机会杀卫律逃回汉朝。虞常看到这次机会来了,就找到副使张胜说明情况,并请张胜帮助。不想此事被泄密后虞常被捕,并牵连到汉朝正使苏武。单于大怒,先是要杀苏武。苏武感到自己身为汉朝使节,遭此侮辱,实在有损大汉天威,便拔刀自尽,决心以死殉国,不想被抢救后脱险。单于见他很有骨气,就派卫律劝降。苏武不被威胁利诱所动,从容地说:“我是堂堂汉朝使臣,绝不辱没汉朝皇帝使命而丧失气节,如果你们要杀就杀吧!但想让我投降,没门!”并指着卫律的鼻子大骂:“你身为汉臣,不守臣节,背主求荣,厚颜无耻,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话?我们总有一天会荡平匈奴,杀死你这个狗汉奸!”匈奴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便把他囚禁起来,不给饮食。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天下大雪,苏武渴了、饿了,就吞嚼些冰雪和破毛毡块。单于见苏武这样坚强不屈,就把他放逐到北海(现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给了他一群公羊让他放牧,并对他说:“几时公羊生了小羊,就可以回国了”。这就告诉他,你将终生难回汉朝了。 在武威一带,到处传唱着一首首有关苏武的英雄赞歌,留传着苏武牧羊的传说。苏武在茫茫荒原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当年汉武帝交给他代表使节身份的节杖总是紧紧抱在胸前,看作像生命一样宝贵。久而久之,杖顶上的绒毛逐渐脱落,随风飘落,到处生长,变成可吃的野草,供苏武食用──这就是武威山珍发菜。鞋子破了,苦无针线缝补,苏武仰天长叹,地上长出了无数的芨芨草供他编织草鞋。山巅太低,苏武饱含泪眼不能眺望故国,泪水滴在山上,一夜过去,山巅突然增高,苏武登临其上,果然见到了心驰神往的故国。苏武牧羊多年经过的道路就称为“羊路”,饮羊的湖泊就称为牧羊泽,这座山自然就称为苏武山。 19年之后,即公元前81年,汉朝几经周折,才迫使匈奴放回苏武,这时已是汉昭帝即位了。苏武出使匈奴时才40岁,身强力壮,现已是两鬓苍苍的老头儿了,回到长安那天,老百姓夹道欢迎这位历尽艰辛,持节报国的坚强老人。千百年来,苏武牧羊的故事传颂不衰,他那种坚贞不屈,胸怀祖国的民族气节,永远激励着后人热爱祖国,忠于祖国。 2.孟佗以酒换刺史 故事源于《三辅决录》。东汉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权,把持朝政,大凡官吏的任用、升降,几乎全由他一人说了算。汉灵帝虽然贵为天子,手中却少有实权,成了十足的傀儡皇帝。张让专权的时代,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张让生性贪婪,凡是以珍宝贿赂他的人,即使目不识丁,人品低下,也能谋得一官半职,甚至还能居得高位。而家境贫寒,没有财宝可献者,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在仕途上有进步,也是难于上青天。 当时,扶风有一个名叫孟佗的人,家产丰殷,良田千顷,在当地可称豪富,然而在仕途上却是屡屡失意。孟佗为此常常长吁短叹,难得开心。那时,张让的家奴全盘掌管家中大小事务。孟佗求官心切,便将自己家中几代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金银财帛尽数拿出,全部贿赂了张让的家奴,让张让的家奴为自己穿针引线,攀结权贵,在张让面前替自己多多美言。多年的积蓄,数代人的家产,被孟佗破费殆尽,而求官的事还像镜中花,水中月,没有丝毫的转机。孟佗为此忧心如焚。 张让的家奴眼看孟佗即将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了,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其他,终于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就问孟佗:“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孟佗说:“我知道你们为我的事也很为难。这样吧,我别无他求,只求你们在我需要的时候,能够拜我一拜。” 家奴们虽是官府下人,但奴因主贵,平日趾高气扬惯了,只有别人拜他们,他们何曾拜过别人,当下有些气恼。无奈他们收孟佗钱太多,想一想拜他一下也无妨,所以就痛快地答应了。 由于想高攀张让的人很多,每日求见者络绎不绝,张让门前车子常常多达百余乘,有时还堵塞了道路。有一天,孟佗乘宾客充盈张让府上之时,做出悠哉游哉的样子,下车后大摇大摆径自走进了张府。家奴们一看孟佗到了,都迎车而拜,并且将他的车子让进了府中。宾客们见到这种情景,都十分吃惊,但很快就联想到孟佗虽是一介平民,但与张让的关系必定非同寻常。 从此以后,就有人采取“曲线救国”的方法,想方设法接近孟佗,把家中珍玩赠送孟佗。孟佗来者不拒,又将所收礼物全部用来贿赂张让。张让十分高兴,与孟佗往来甚密。一日,孟佗将一坛酒送给了张让。张让饮后,腋下生风,飘飘欲仙,虽然醉了三天,但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醇香甘冽之美味萦绕脑际,口中似乎隐隐有余香。便问孟佗:“如此好酒,即使皇宫也不多见,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孟佗说:“这就是凉州出产的美酒啊。它选五谷之精华,借天地之造化,集人物之智慧,积十年而酿就,因此人间少有,价值连城。我知道大人好饮酒,故命人专程西去凉州,寻访得来。”张让哈哈大笑,兴奋不已,又问:“我能不能经常饮到这类好酒啊?”孟佗拜伏在地,叩首发誓:“凉州广袤千余里,人富其地;城郭七座相继,货盈其域。大人所需要的东西,我即使肝脑涂地也要满足。” 于是,张让便上奏汉灵帝,拜孟佗为凉州刺史。孟佗以酒换刺史的故事,成了千古笑柄,但却成就了凉州酒的美名。几百年之后,唐朝诗人刘禹锡讽刺道:“为君持一斛,往取凉州牧。” 3.花木兰代父从军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经过历代诗词、戏曲、演唱、民间传说的传播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关于她的身世,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花木兰的籍贯,目前有山东任城、河南商丘、湖北黄陂、陕西延安、河北魏郡、安徽亳州之说。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电视专题片《大京九》,主持人赵忠祥在介绍河南商丘车站及当地历史和风土人情时,专门介绍了花木兰(因有出生商丘之说),特别还点出说花木兰籍贯有甘肃凉州(今武威市)之说(当然此说早已有之)。关于花木兰籍贯的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到底哪种正确,还需留待于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流传甚广的《木兰诗》最早见于南朝陈代,所以花木兰生活的年代当不晚于南北朝。河北完县木兰庙有块庙碑,碑额篆书曰“汉孝烈将军记”,碑文详细记载了花木兰代父从军的经过。这是目前发现得最早的记载花木兰事迹的碑刻。一般认为,花木兰代父从军的事迹似应发生在北朝时期,从军戍边的地点大致在河北燕山南麓的完县一带。所以,河北有许多花木兰的传说,完县有花木兰多处遗迹,而且此地人敬祀她已有千百年的历史。晚唐诗人杜牧曾写过一首“题木兰庙”的诗。诗曰:“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说明在唐朝时民间就为花木兰建祠祭祀,但并不涉及籍贯问题。 在凉州城乡,虽然没有祠庙,但有数处与花木兰有关的地名,如中坝乡花寨村,武南镇花盛村,松树乡花寨子、花寨畦,红星乡花亭村等;唐代时凉州城内有著名酒店花门楼,著名诗人岑参在凉州期间,经常到花门楼酒店饮酒会友赋诗,写下了许多边塞诗。这说明凉州花氏影响较大,这些地方也流传有关于花家的故事。至于花木兰和凉州的关系,还有待于文史专家作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初步的结论是花木兰出生于凉州,在河北一带建功立业。 4.武威段氏建大理 大约从唐玄宗开元年间至北宋末年,在云南一带建立了南诏、大理等国家,其辖境包括今云南全境,贵州、四川一部分,其中大理国(937~1254)历时三百多年。大理国的创立者段思平(893~944),是武威郡汉人段俭魏六世孙。段俭魏可能是在云南做官而寓籍于此,也可能是“安史之乱”后吐蕃入寇凉州而避居云南。他是南诏开国第一功臣,首任宰相,《南诏德化碑》上名列第一。段氏到云南后,为赢得土著民族的信任,与白蛮族打成一片,成为蛮化的汉人。段思平父亲曾任南诏宰相,后家道中落,曾在山中牧羊,后来成为通海节度使。由于不堪受大义宁政权的残酷迫害,段思平在洱海组织起兵反抗,被残酷镇压,在舅父和友人的帮助下,摆脱官兵追捕,向37部借兵,在石城(今云南曲靖)会师,以董迦罗为军师,再次起兵讨伐杨干贞,攻入太和城(今大理),灭大义宁国,于937年建立大理国。 段思平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一全境,实行封建分封制,设府、郡、部为地方行政机构,免除了37部徭役,盟誓互相和好,很快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由于他本为汉族,立国后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学习儒家经典,与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使白蛮文化与汉族文化无大差别,社会生产也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大理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后病逝于太和城,史称太祖神圣文皇帝。传至第22代国君天定贤王段兴智时,他与叔父段福前往大都朝见元宪宗蒙哥,并奉献地图,正式归附元朝。宪宗任他为中庆路八府总管,赐予金牌,继续管理原大理政务。 大理国是佛教国家,国君都崇信佛教,往往放弃皇位出家为僧。据历史记载和传说,在22位国君中,至少有10位国君出家为僧,且后事不详。另外,还有几个特点:除个别几位国君外,大部分国君在位期间的事迹不详,死后葬处不明(包括段思平),生前多为禅位。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也是史学界的悬案。因此,段氏家族的历史及其重要事迹史学界也不甚了了。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南帝(一灯大师)即大理18代国君段智兴。《天龙八部》专门写了大理段氏政权第16代国君段誉及其相关人物和事迹。在以上小说中,每当提到段氏家族的出身及其文化、武林渊源时,无不说到武威(凉州)。金庸是一位精通历史的小说家,他的话当然不会没有出处。《唐书·世系表》:“段姓出武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张澍《凉州府志备考》在谈到段氏家族的出身时,也认为源于凉州。 5.牛鉴轶闻三则 牛鉴官至两江总督,凉州城郊有他的故居牛家花园,文庙有他的碑刻字画,民间还流传着他的许多逸闻趣事。 碧云寺写经发迹 嘉庆年间一个初春的黄昏,暮云四合,朔风怒号,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被誉为“神京右臂”的香山,笼罩在一片茫茫雪海之中,殿阁台榭,金顶碧瓦,全变成了琼楼玉宇。 一阵敲门声,碧云寺厚重的红漆大门开了,门里走出一个和尚。门外的青石阶沿上,两个满身落雪的人瑟索着挤在一处,脚下放着一挑简单的行李和一个书囊,像是主仆二人。主人三十余岁,身材高瘦,面目憔悴,斜倚在仆人身上。他就是前来参加京城会试的凉州举人牛鉴,因家境贫寒,盘缠短缺,只好骑一头毛驴,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走了三个多月,前日才挨近宛平县境,不料昨夜在一家客店中被小偷盗去了毛驴。好在离京城已经不远,干脆徒步行走,估计天黑前就能赶到京城,没想到午间天气突然大变,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慌忙中迷了路径,顶着风雪挣扎了大半日,隔着山包听见了碧云寺的钟声。 开门的老僧法名元空,是一个很有德行的和尚。见他二人这般可怜,又听说牛鉴是前来京城会试的举人,便急忙将他们让了进去,腾出一间暖房,安顿下来。谁知牛鉴因受饥寒之苦,竟卧床不起。仆人王三眼看牛鉴病势沉重,没有了主意,便央求老和尚作主。元空立即打发小沙弥请来一位老中医诊治。王三每日里煎汤熬药,殷勤伺候,过了二十余日,病势方才有所好转,就是身子软瘫无力,不能起床行走。以后连服参汤,大补元气,又过二十多日才能勉强下床行走。但把所带的银子都花光了。 牛鉴终日长吁短叹无计可施。一日在饭后与元空闲谈之中,踌躇再三,苦着脸儿,才把自己的尴尬处境对元空讲了。元空听后,微微一笑,安慰牛鉴不必过分焦急,尽可安心在寺中静养,一应膳宿费用,寺内俱可供给,只是会考期间所需银两花销,尚待筹措。趁势元空提出写经一事,征求牛鉴的意见。 原来这碧云寺是西山诸寺中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佛寺,皇帝、皇妃及达官显贵们喜爱碧云寺气势壮观,风景幽美,常常到这里膜拜游玩。前些时醇亲王的母亲隆裕太夫人前来做佛事,在金刚宝座塔下许了一个心愿,出百金请一部《金刚经》,指明要正楷写就,黄绫装裱,并一再嘱咐要聘名家高手。元空虽应下这份“官差”,但苦于找不到高手。前几日他去牛鉴房中闲坐,见到桌上诗稿,一手功力极深的蝇头小楷,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今日听牛鉴这般说,元空便把打算请他誊写《金刚经》的想法说了出来。牛鉴听后满口答应,当晚便动手誊写。数日后,一部正楷《金刚经》誊写完毕,元空看后,连连赞好,爱不释手。立即差人送往醇亲王府中,并将那一百两银子亲交牛鉴藏好。 翌日,正当牛鉴与元空和尚在僧房叙别时,太后驾到。太后拜罢了诸佛,按说稍事休息就该起驾回宫了。但今天她的态度却有些反常,面孔清冷,一言不发,令人十分不安。那元空和尚怎么也揣摸不透太后的用意。亏了小沙弥机灵,偷问了随从的太监才知就里。原来昨夜醇亲王的母亲在拜会太后时,手捧一部《金刚经》,十分精致漂亮,说是碧云寺长老赠的。皇太后笃信佛教,兴奋得一夜未曾合眼,一大早就赶来寺中,坐等主持献经,并指明非要醇亲王母亲的那种本子不可。元空战战兢兢地将前事禀明。太后听后,立即要见牛鉴。牛鉴拜见之后,太后下诏,着牛鉴进宫誊写经文。牛鉴心里虽惦记着会考的事,但嘴上却不敢违抗,只好暗自叫苦,随驾前去皇宫。 牛鉴来到太后宫中后,立即开始誊写《金刚经》。就在科考前一天晚上,《金刚经》写成了,牛鉴把它捧给太后,太后看罢,十分满意,传诏重赏。牛鉴乘机启禀太后,说他是前来参加京城会试的举人,明日五鼓开科,京城夜禁森严,求太后下诏放行。太后听罢,笑而不答,派人护送牛鉴赴考。发榜后,牛鉴金榜题名。 科考场“老西”扬威 某年秋,南方乡试,牛鉴任主考。考前微服私访,想听一听南方士子们的看法。不料,凡举人聚集之所,全是一片非议之声,说什么“老西”竟任主考?“老西”任主考,怕连考题都不会出的!他回到馆驿,心中十分纳闷:他们称我“老西”,明明是瞧不起我西北人。于是,心里想好了对策。 第二天会试时,秀才们打开考卷一看,考题只有两个字“老习”。这一下,他们可傻眼了。谁也想不到“老习”二字出自何典,只好交了白卷。过后,牛鉴才亮出了底牌:“老习”者,乃取“学而时习之”意,典出《论语·学而》篇。江南士子目瞪口呆又气又悔。其中一个胆大的,压不住心头之火,吟出一句诗:“牛去青山在”。意思说你牛主考也就这一会,考完了总得滚蛋吧,而我们下一科还可以再考的。牛鉴听后,马上对答:“山在牛还来!”三年后,牛鉴果然又来这里主考。江南士子们一听,暗暗叫苦不迭,再也不敢小看“老西”了。 文华殿执罚咸丰 道光年间,牛鉴任太子教谕,对太子咸丰要求十分严格。一日,咸丰因贪玩误了学业,牛鉴责令他在文华殿补习。午膳时,道光帝和皇后不见太子,十分惦记,便命人去请。不人回禀,说皇太子背不出书被罚,老师不许用膳。皇后一听,心痛起来,立即召牛鉴前来问话,“为何不许太子用膳?”牛鉴从容答道:“因太子书未读好,罚他补习。”皇后不悦:“他贵为太子,将来读书是君,不读书也是君,有什么大不了的。今天的书不读了,快召太子前来用膳!”牛鉴正色道:“读书者,聪明睿智通晓事理,必为尧舜之君;不读书者,昏庸愚昧少智缺才,必为桀纣之君。请皇后明断!”皇后默不做声。道光皇帝则连连点头:“师道尊严,可钦可嘉!” 6.怪杰杨成绪轶事 杨成绪(1831~1919),字绍闻,清光绪年间贡生。因他排行为四,凉州人都称他杨四爷。据传,杨成绪年轻时就才气过人,抱负不凡,浑身“傲气”,博得“狂生”之名。早年曾到长安科考,因他在试卷中引经据典,抨击时政,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桀骜不驯之气,考官阅卷之后,虽称其才,终不敢录取。科场落北,杨成绪傲然一笑,回归乡里,隐身于平民百姓之中,靠写字卖文为生。他一生耿介,光明磊落,一身傲骨,仗义执言,扶弱济困,打抱不平,用手中的铁笔惩恶扬善,用锋利的语言揭评时弊。他在凉州城里,就像阿凡提在天山草原一样,有着许多幽默辛辣、妙趣横生的故事。 巧联对笑骂稿爷 杨成绪才思敏捷,文笔泼辣,工于书法,长于诗文,尤善于吟诗联对,文人学士无不赞羡。当时县衙里有六位稿爷,心中不服,总想找个机会和杨成绪一比高低。一个冬天的早晨,这六位稿爷在衙门中闲得难受,便走到衙门外晒太阳。晒到身困意懒之时,其中一位提议吟诗联对,众人立即表示赞同。其中一位吟出上联:“兵、刑、工、礼、户、吏,六房六位案总。”另外五位一听,齐声赞好,但这下联实在难对。正在这时,杨成绪来到县衙门前。众位躬身问讯:“杨四爷,你老人家忙哇、早哇、好哇!”杨成绪冷冷地答道:“我不忙、不早、不好。诸位有何见教?”“四爷,我们有一上联在此,想请你老人家指点指点,对出下联,您看——”杨成绪听完上联,拈须大笑:“哈哈,如此对子,用得着这样费事?你们听着——兵、刑、工、礼、户、吏,六房六位案总;马、牛、羊、鸡、犬、豕,一圈一路畜生。”说罢,大笑而去。还没等这六位明白过来,杨成绪又回头喊道:“再送你们一联——稻、粱、黍、麦、菽、稷,一仓一类杂种。”六位稿爷又羞又恼,面如猪肝,悄悄溜回衙门里去了。 抱不平一状挟知县 光绪年间,凉州有一知县,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他豢养一只白鹅,脖上挂一木牌书“官鹅”二字。每日清晨,由狗腿子将鹅牵出,在大街上炫耀一番,然后到雷台湖里饮罢泉水,再由原路返回衙门。此鹅如同主人,喜欢欺负百姓,常常伸出长喙,在老弱妇孺身上拧上几口,城中百姓,吃此鹅苦头者实属不少。衙门附近有一人家,主人养得一只黄犬,身大体壮,十分厉害。一日,主人稍不留意,黄犬挣断铁索,跑出门外,恰与游街而归的白鹅相遇。白鹅还没反应过来,已被黄犬咬断脖颈。衙役见县太爷的心爱之鹅被黄犬咬死,吓得魂飞天外,急忙向老爷禀报。老爷一听,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吩咐手下衙役,转眼之间将黄犬及其主人拘捕到衙,以“纵犬行凶,咬死官鹅”的罪名,关押狱中。黄犬主人的家属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惧,却又束手无策,后来突然想起了爱打抱不平的杨四爷。杨四爷听罢原委,拿起纸笔,“刷、刷、刷”写了一张辩状,教他立即去衙门喊冤。知县接状,自知无理,况且又有杨成绪所写诉状,怕把事情闹大,当天就放了犬主人。为了找个台阶,只押黄犬在衙,给白鹅抵命。原来,那状纸上写着:“鹅脖挂牌,狗不识字;禽兽相争,与人何干?” 大什字解衣抗暴政 宣统三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凉州反清义士齐飞卿被知府王步瀛残杀于大什字,并暴尸示众。百姓闻讯,纷纷前往观看,只见那齐飞卿身首异处,惨不忍睹。老百姓慑于统治者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默默致哀,但又久久不愿离去。正午时分,行人越聚越多。突然,一位白发老人,昂首阔步走到齐飞卿遗体前,深深鞠了三躬,两行热泪顺腮而下。他正是齐飞卿的至交杨成绪。他登上台阶,当众就要解带脱衣,一位熟人上前拉住:“大街之上,众人面前,你老不怕人笑?”杨成绪哈哈大笑:“齐飞卿冤死,这芸芸众生,竟无人敢替他说句公道话,凉州城里哪里还有人?”一席话倾吐出众人的胸中积愤,鞭挞了官府的罪恶行径。 说名字戏谑贺栖梧 早年,凉州城里有一暴发户贺栖梧,家财万贯,常在人前夸耀富贵。一日,贺某正在酒馆中大吹大擂,恰逢杨成绪也来吃酒。杨四爷听了半天,早已无法忍耐,于是起身问道:“请问贺君,你家豪富,其因何在呢?”贺某见名士杨四爷同他搭话,还以为是在巴结他,便眉飞色舞地答道:“要说我家豪富,都应在我这名上。”“此话怎讲呢?”“我取名栖梧,原是大有来历的。当初我母亲将生我时,梦见一只凤凰,落在梧桐树上……自那以后,我家就发起来了。”杨四爷听罢,拈起长须,朗声说道:“好名字,好名字!假若你母亲那时梦见凤凰落在芭蕉树上,那就更妙了,真是妙不可言!”贺某不解其意,反问此话怎讲?杨成绪哈哈大笑:“那你不就成贺栖芭(鸡巴)了吗!” 闹冤鬼吓死贺藩台 宣统三年秋,甘肃藩台贺某,勾结凉州知府杀了反清义士陆富基,朝廷升他为新疆巡抚。途经凉州,贺藩台看到凉州市容整齐,人烟稠密,商贾云集,就想多住几天,一则逛一逛名胜古迹,二则也想乘机捞几把银子。 这一天,贺藩台烟瘾发作,便命随从点起烟灯,搂着姨太太,卧在榻上吸起鸦片烟来。正在吞云吐雾、神荡魂飘的当儿,突然门官来报,说有一白须老者,手提礼盒,自称是凉州儒生杨成绪,慕大人为官清正,特地拜谒,并声言有密事禀报大人。贺藩台也听说过杨成绪,知道他在凉州很有些名气,而且与齐飞卿、陆富基有点瓜葛,便命门官传见。门官引着杨成绪,进得门来,拱手一揖,随手将礼盒置于案上。贺藩台见杨成绪进来,不敢怠慢,便就烟榻上欠起半个身子,喷出一口烟雾,刚欲招呼让座,只见那杨成绪突然抢上一步,圆瞪双眼,指着贺藩台厉声吼道:“呔!大胆陆富基,你生作豪杰,死为鬼雄,既已殒命,魂当归阴,为何苦苦纠缠,留恋人间?”贺藩台被杨成绪这么一喊,早吓出了一身冷汗,左右一看,只见室内烟云弥漫,阴气森森,似有鬼影在晃动。他虽然心里害怕,嘴上还不服软,指着杨成绪道:“你要干什么?”杨成绪冷笑一声:“贺大人,老汉深谙阴阳,知你凶星罩顶,必遭鬼蜮之灾。今日前来,本是与你禳殃祛灾的。怪我多管闲事。告辞!”说罢,往外便走。贺藩台听到此处,一骨碌翻起身来,连忙说:“先生慢走,先生慢走!本藩失礼了。”赶紧下榻,整理衣冠,命手下看坐,请茶,再三赔礼道歉,请杨成绪说个究竟。杨成绪俯首低语,说了一番,过了约有半柱香的功夫,被贺藩台送出,含笑离去。 当天夜里,贺藩台突然一阵发热,一阵发寒,神志昏迷,咬牙切齿,梦呓,尽是“打鬼!打鬼!”一直闹到天亮,才稍稍安定下来。请来名医调治,一点不见效果,嚷叫着陆富基要讨他的脑袋。 眼看贺藩台性命不保,姨太太没了主意,找来一个师爷商量。那师爷道:“看来老爷确是被陆富基鬼魂缠身。当今之计必须赶紧离开此地,方可摆脱恶鬼纠缠。”于是连夜打点,坐上八抬大轿,直往去新疆的大道奔去。当走到大沙河沿上时,只听“咔嚓”一声,轿杆断了。贺藩台被摔到河中,大叫一声,竟一命归阴了。 二 民间故事 1.刘萨诃预言凉州事 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窟的大型壁画《刘萨诃因缘变》,画的是刘萨诃给佛身安放佛头的繁忙、欢庆场面。这段美丽的佛教传说故事就发生在凉州。 刘萨诃是东晋时一代名僧,法名释慧达。东晋隆安三年(399),他经凉州来到敦煌,西出阳关,沿丝绸之路南道,赴印度巡礼取经,往返10年。途中多次与高僧法显和凉州僧人宝云相遇,结伴同行。回国之后,又两次西行,在河西走廊弘扬佛法,最后死于酒泉。他的事迹、神话、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刘萨诃事迹的文书多件,莫高窟中,有刘萨诃彩塑像、瑞像图、壁画故事5处,凉州有《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刻1通。 东晋升平四年(360),刘萨诃出生于山西文成郡(今山西吉县,一说为河北卢龙县)的一个匈奴后裔家中,其家骡马成群,牛羊满圈,良田千顷,有权有势。弟兄三人,皆舞枪弄棒,武艺超群,是当地一霸。老三刘萨诃,虽然自小不爱读书,目不识丁,但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娴于弓马,精于武艺,刀、枪、剑、戟,无所不通,走马射箭,百步穿杨。平日酒足饭饱,最爱打猎,不知有多少飞禽走兽惨死在他的手中。 有一天,刘萨诃大摆宴席,请来亲戚朋友吃酒。他虽然酒量不小,但亲朋们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了个酩酊大醉,昏睡如逝。一直过了七天七夜,因鼻中尚有一丝余气未断,心口也还热着,就没有将他埋葬。到第七天和当初昏睡时的同一时辰,刘萨诃缓缓而醒,家人见他死而复活,高兴异常,问他有什么感觉和好梦。刘萨诃给众人详细述说了这七天里不寻常的经历。原来他去阴曹地府走了一遭,阎王爷因他称霸乡里,杀死无数生灵,便将他扔进油锅炸去皮肉,后被观音相救,接受了离俗出家、脱离苦海的劝告,便又回到了人间。自此以后,他痛改恶习,落发出家,入佛门当了和尚。之后,虔诚拜佛,钻研佛典,走遍中原,南下巡礼,游览佛迹胜地,瞻仰佛祖真容,并历尽千辛万苦到印度取回佛祖真经。〖BF〗 北魏太延元年(435),刘萨诃离开中原,同弟子来到凉州。凉州车马交错,歌舞纵横,胡汉杂居,商贾云集,自是与中原不同。刘萨诃已有佛缘,不恋古都浮华,一心想拜谒佛寺名僧。有一天,他和弟子来到凉州西面御山脚下的云庄寺,指着奇峰深谷说:“这里深谷高崖,苍松翠柏,烟雾缭绕,景象非凡,并有奇彩祥光,且土地肥沃,将来会有绝好的佛陀宝像出现。如果佛像缺头,将预示天下大乱,百姓遭殃;如果佛像四肢俱全,首尾完好,将预示世道太平,黎民安乐。”众弟子点头牢记在心。过了几日,他带着弟子继续西行,经甘州到达肃州。行至肃州西的七里涧中,无疾而终。 80多年后的一天,凉州御山一带,忽然狂风骤起,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山谷内悬崖崩裂。雨过天晴之后,人们发现断崖上依壁屹立着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石像,高约一丈八尺。奇怪的是佛身四肢俱全,却无佛头。当地僧侣、信徒、官绅和百姓纷纷议论,大佛无首,如何礼拜?于是找来能工巧匠,量过佛身,按比例雕凿佛头。佛头雕成之后,在隆重的鼓乐声中,举行安放仪式。可是,佛头怎么也放不到佛身上,放一次掉一次,放两次掉两次。工匠们千方百计,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但还是没能把佛头放在石像的脖子上。原来,当时的北魏皇帝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天下大乱。这佛头安放不上去,正应了刘萨诃的预言。 又过了大约30年,肃州七里涧谷中(一说为凉州东七里涧),有灵光时隐时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都能看到。人们感到非常蹊跷,纷纷到谷中观看。原来峡谷中有一颗硕大的佛头像,眉宇间放射着祥光。僧徒们在惊奇之余,猛然想起在千里之遥的凉州御山有一尊无首佛像,于是八抬大轿将佛头送到凉州御山,欲安置在佛身上。僧徒们将佛头一抬上佛身,只听得空中佛乐相奏,林中百鸟和鸣,佛首佛身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只见大佛含笑,瑞光万道。此时,正值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这又应了刘萨诃的预言。 后来,僧侣们为了颂扬刘萨诃的功德,就在御山山谷中开窟造像,名曰石佛崖石窟,并在山下修建寺院,命曰石佛寺,朝拜者络绎不绝,凉州成了北中国重要的佛教中心。 2.三藏大师在凉州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玄奘法师去印度学法取经,途经凉州,见水草丰美,气候宜人,人烟稠密,牛肥马壮,确实是一块物阜民殷的好地方。来到凉州城,观其地理位置,实乃长安以西最大的都会,七城十万家,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气象。玄奘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决定在此作短暂停留,除却旅途劳顿,养足精神后再行出发。岂知这一“暂停”,转眼就是数月。 凉州城内有好几处大寺,玄奘一一游览,虔诚地焚香拜佛,默诵经文。在这里,他受到了河西佛教领袖慧威大师的欢迎。在慧威的安排下,玄奘在凉州开坛讲经。在此期间,他选择了临近灵渊池旁的宏藏寺(即大云寺),作为下榻之处。宏藏寺在当时就已经是一座闻名全国的寺院。 玄奘下榻该寺,明月西斜,仍在静心正打坐念佛。此时忽然听到了一女子悲悲切切的哭泣声,一直到天亮时,才悄然而逝。此后,每到夜晚,他都能听到那个女子的哭泣声。玄奘心下好生奇怪,暗想凉州一派繁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不该有悲惨之事发生啊!而那哭泣声,分明是怨愤难平,向自己求助呢。于是,他便向主持僧询问缘由。主持僧大为惊异,说自己在寺多年,从未有过这种怪事发生过。忽然,主持僧想起了前朝的一段故事。 原来,凉州有位太守,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便在这寺内修建了一座钟楼。当铸造钟楼上那口大钟时,来了一位方士。方士说,若要使钟声洪亮悦耳且能镇妖祛邪,必须找一个长得漂亮且有美妙歌喉的女子,将其铸入钟中。太守听信方士之言,真的选定一位美貌善良,歌喉美妙的姑娘铸入钟中。当人们敲响这口钟时,那声音的确洪亮悦耳,但余音如泣,总使人心神颤抖,无法控制…… 玄奘听完主持僧的讲述,慈悲之心大发,决意要超度这位不幸的女子。于是他在宏藏寺众僧的陪同下,亲手从灵渊池内舀上一钵清水,登上钟楼,将水敬洒在钟上。只见那口大钟前后摆动了三下,似乎在向他叩拜。接着,他隐约听到钟内传出一个女子凄凉哀惋的说话声:“圣僧,我是一个弱女子,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圣僧如果同情我,就请为我报了这血海深仇。” 玄奘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说:“贫僧已知施主遭遇,今日来此,就是广施佛门慈善,超度于你的。” 那女子听了玄奘的话,先是哭泣,尔后沉默,末了说:“圣僧大德,小女子刻骨铭心。请圣僧收我为弟子同去西天取经,以便脱离苦海。” 玄奘思忖片刻,说:“也好,凉州虽然物阜民殷,人情淳朴,但也有难遂人意之事。倘若施主真有皈依佛门之心,贫僧愿收你为徒。但你要留在此地,为凉州众生消灾除邪。这是你做功德的最好去处,终究会成正果。” 自这天起,玄奘再也没有听到那个女子的哭泣声。经此一事,玄奘在凉州停留的时间大大延长,每日里登上钟楼,宣讲佛经,弘扬佛法,信徒越来越多。这时,凉州城的上空,祥云缭绕,瑞气氤氲,不时有凤凰、仙鹤及百鸟栖于屋檐,虔诚听经。凉州各大寺院也纷纷请玄奘前去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普度亡灵。 转眼间,玄奘在凉州已有数月。凉州虽令他恋恋不舍,但取经大事更为重要。这时,凉州都督李大亮接到朝廷旨意,为防突厥入侵,禁止百姓随意西行。玄奘在慧威大师的帮助下,准备“偷渡”玉门关出国。临行前,玄奘最后一次登上钟楼,极目远眺,七城景色一览无余,祁连积雪、草海绿云尽收眼底。又见宏藏寺西的罗什寺塔,毗邻的清应寺塔与眼前的宏藏寺塔三座宝塔,如三支立于笔架上的大笔,一时兴起,就命之为“文笔三峰”。 玄奘告别了凉州,和慧威大师的两个弟子一起登上了赴西天取经的路途。当他快要离开凉州时,那口大钟突然响起,钟声铿锵高亢,圆润悦耳,如声声佛号。玄奘知道,这是新收的弟子在向他告别,在向他祝福,在向他祈祷。玄奘一行,踏着钟声的节律,迎着晨曦,策马扬鞭,渐渐消逝在漫漫的西行路上…… 3唐玄宗凉州观灯 故事源于《开元遗事》。话说唐玄宗于上元节观看京师灯火,但见上阳宫彩灯闪烁,从禁门到殿门,到处都掌灯燃炬,宛如一条条银蛇,照得天地一片通明,与白昼无异。灯火洞照宫室,连绵不绝,一派富丽堂皇,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花灯高悬,如珠玉金银,微风吹来,灯笼轻轻相击,锵然成韵,又状如龙凤虎豹腾跃,真是巧夺天工,似非人力所为 玄宗在宫中逛了一圈,兴致勃发,自忖泱泱大唐在自己的治理下,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比起高祖、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心中得意非凡。 当时京城三清观住着一个道士叫叶法善,法力高深,可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与玄宗往来甚密。玄宗高兴之余,也不顾夜深人息,即命侍从宣其入宫。 叶法善以为必有要事相商,当即匆匆入宫拜见玄宗:“臣刚刚观灯归来,不知陛下召见有何要事?”玄宗哈哈一笑,指着宫内宫外形色各异、五彩缤纷的彩灯说:“朕正要请法师一起观灯呢。你看今年的京城灯会怎么样啊?”叶法善说:“京城影灯之盛,天下无法与此相比,惟凉州灯会似乎并不亚于京城。”玄宗惊异不已,说:“法师说的是真的吗?”叶法善说:“臣刚从凉州观灯归来。”玄宗说:“听法师这么一说,朕倒想去看一看呢。能带我去吗?”叶法善请玄宗闭上眼睛,并告诉他在路上千万不可睁眼,否则看见奇异的东西必会受惊。玄宗依照叶法善所说闭上眼睛,任其作法腾云西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凉州。叶法善说:“可以睁开眼了。”玄宗放眼观赏,只见凉州七城十万家,车马交错,士女盛装,四街八巷三十二坊,盛张灯炬。一时燃爆竹,吹箫管,火树银花,与星月交辉;千条银烛,十里香尘,红楼层叠犹如白昼,长夜光耀好似春天;彩灯绵延全城,观灯之人,摩肩接踵,往来杂沓。玄宗不住声地叫好,直走得双脚发麻,看得眼花缭乱,而此时,他不过才转完了凉州七城中的四城。 却说凉州有一富户人家,家存凉州所产陈年佳酿千余斛,积放在一暗室中。这一夜张灯结彩,高兴之余,便打开了暗门,立时酒香四溢。玄宗此时观灯已累,忽闻此香,顿感清心润肺,周身大爽。他顺着酒香一路走来,进了该大户人家大门,开口便讨酒吃。主人看其相貌不凡,料得必是贵人,哪里还敢怠慢,一任玄宗尽情品尝。玄宗饮至微醉,顿生一念,将随身佩戴的一块玉如意交给主人,说是用来抵酒钱的。主人坚辞不受,玄宗也不理会,径自出了大门,同叶法善乘着酒兴,继续观灯。 天色渐明,而玄宗游兴丝毫不减。叶法善提醒道:“陛下,该回了。否则,天一亮,臣的法术就不灵了。”玄宗闭上眼睛,与叶法善腾空而起,倾刻间便到了京城。此时的玄宗仍然感到眼前火树银花,耳边妙乐不绝 后来,玄宗命人寻访那家富户,果然找到了抵作酒钱的玉如意。玄宗龙颜大悦,命将该富户家中陈酿悉数运回宫中,又封他儿子当上了御前侍卫。“安史之乱”爆发,众臣商议迁都,玄宗心向凉州,怎奈贵妃和杨家兄妹都是蜀人,只好顺从他们去了四川,凉州错过了做京都的机会。 4.沙金台的传说 凉州张义堡山里有一个地方,叫做沙金台。说起它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哩。 早年间,那里住着一户人家,老汉姓沙,单名一个富字。老伴死得早,守着独生儿子盼富过日子。爷儿俩租种着几亩山田,闲时老汉给人家放牛牧马,苦度时光。一天,沙富老汉牵着一匹枣红马,到村头的河沟里去饮水,猛觉眼前一亮,只见一道金光从水底下直射出来,逼得人睁不开眼睛。老汉眯着眼仔细一瞧,嗬!只见黄灿灿、亮闪闪的一朵金花,盛开在河底的大青石上。沙富老汉心里一喜,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伸手就去摘那一朵金花,手到花落,却抓出了一把沉甸甸的金沙。老汉弯腰一看,噢!原来这里是一个跌涡,由于河水长年的冲刷,河底的大青石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石凹。这石凹,占地利,借水势,竟成了一块天然的澄金石。 从此以后,沙富老汉每天都来这里饮马,每天都从澄金石上捧出一把金沙。天长日久,沙富老汉的日子越过越富,打庄子盖房,买地置田;盼富儿也娶了媳妇,生了儿子。 有一天,沙富老汉忽觉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他思量情况不妙,赶忙把盼富儿叫到身边,一五一十,把澄金石的秘密告诉了盼富儿。交待完毕,老汉两眼一闭,就寿终正寝了。盼富儿流着两汪眼泪,悲悲切切地把老爹埋葬了,依照老爹的嘱托,每天都从水底的澄金石上捧出一把金沙。不久,盼富儿心里突地闪过一个念头:“咦,看我傻不傻,要是把石凹再掏大一些,澄下的金沙不就更多了吗?”他即刻找来钢钎、铁锤,叮叮当当一阵子,石凹立时扩大了好几倍。盼富儿看着凿大了的石凹,心里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兴冲冲地拿着一把大铁勺,提着一只小口袋,来掏金沙了。等他下到水里一看,傻眼了。被他凿过的澄金石像一只大张着嘴的蛤蟆,一声不吭地卧在水底,连一粒金沙的影子都不见了。 盼富儿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愁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他媳妇金铃儿黑眼珠骨辘辘一转,安慰他说:“河沟里的金沙,还不是那座沙山上冲下来的吗?以后,咱们就多化些力气,背沙掏金吧!那么大一座沙山,怕是几百辈子也背不完哩。”果然,直到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还在这座沙山下背沙掏金,发家致富哩。 5.凉州钟的故事 民谚说:“凉州有个古钟楼,半截子入到天里头。”古钟楼就在凉州城东北角上的大云寺旁边,楼台上有一座上下两层的钟楼,飞檐斗拱,雕梁画柱,确实雄伟壮观。站在古钟楼下抬头朝上一望,只见楼台耸立,高入云端,真有半截子入到天里头的意味。 这古钟楼上挂着一口大钟,叫大云晓钟。凉州的老百姓都它凉州钟。这凉州钟可是一件神物,钟声宏亮,不敲自鸣。一响起来,方圆几百里都能听见。每当霜晨雨夕,夜静更深之时,就有一个悠远的声音隐隐传来:“咣—咣—,咣—咣—”,这声音凄凉悲惨,仔细一听,好像是一个娃娃的哭声:“娘啊!—娘!娘啊!—娘!”,再听,声音就更加清楚了。 很早很早以前,凉州地方官儿接到了皇上的一道圣旨,要在城里修一座钟楼,铸一口大钟,颂扬皇上的洪恩,显示天下的太平。为了讨好皇上,巴结上司,地方官就想把钟铸得大大的,把楼修得高高的,让皇上和他的大臣们知道,在他治理下的凉州是一个多么富足兴旺的地方。于是,他下令大量征调民夫,收铸钟税,召集所有寺观里的僧道,让他们四处化缘募捐,准备修楼铸钟。 这一来,可苦了凉州的百姓了。连年的灾荒,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交纳钟税。但不交钟税就是抗拒铸钟,就是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啊!谁不害怕?只好倾家荡产,卖房卖地,筹措铸钟税银,免得吃官司。 再说这大云寺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住着一户人家,男人是个铜匠,人很勤快,手艺也好。平素挑个铜匠担儿,走街串巷,小光阴也还混得过去。前两天男人被抓去铸钟,家里丢下婆娘和一个刚满周岁的娃娃。女人卖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和陪嫁,总算凑够了铸钟税银。但这几天化缘的和尚道人却整天像走马灯似的往来,都说是为修楼铸钟化缘的。州官有令,和尚道人化缘铸钟,家家户户不得放空。今天早上,她挖出最后半升米,刚刚打发走一个和尚,这阵儿正抱着饿得哇哇叫唤的娃娃在院子里打转转,忽然听得大门吱呀一声,从门外走进一个老道人。这道人双手合十,向她施了一礼,缓缓说道:“女施主,求个布施。”女人一听慌了,忙对道人说:“道爷,我实在没有一点布施了,求您行个方便吧。”道人听后,两眼一闭,不紧不慢地说:“女施主,州官老爷定的规矩,化缘铸钟的布施不拘多少,总不能放空吧。”女人知道求告无用,只好又到屋里翻寻了一阵,除了她自己穿过的几件破衣服,竟是一无所有。女人无奈,再三地给道人说好话,但道人只是紧闭双目,根本不理。这时候,娃儿饿得更厉害了,连踢带蹬,吵着哭着要奶吃;道人又唠唠叨叨,逼着要布施。女人急了,一跺脚,冲道人赌气说:“没给你化的你硬要化,给你,你狠了把我的娃娃化上去!”道人一听这话,双手合十,说了一声“善哉!”就走了。道人走后,女人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抱着娃娃,到街上去拾菜叶,她想,只要过些时候大钟铸成,我的男人回来,挑起他的铜匠担儿,日子也就好过了。 谁知当天晚上,祸事就来了。掌灯时分,女人正准备睡觉,忽听得大门被砸得乒乓乱响,还没来得及下炕,大门已被踢开了。撞进来一伙拿刀执枪的兵丁,为首的就是白天来过的那个道人。道人进门,二话没说,上炕抱起娃娃就走,女人急忙拦住,道人哈哈一笑:“女施主,好大的忘性,白天许下的布施,贫道现在来取。”说完,猛地甩开女人,抽身往外走了。女人一听,早就吓得魂飞魄散,连哭带喊地追赶上去,被一个兵丁飞起一脚,正踢在小肚子上,昏了过去。 原来,大钟自开炉之后,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还是铸不成功,每一次浇铸都有一条口子合不严。州官又气又急,杀了几个铜匠,还是无济于事。这天晚上,他正气得暴跳如雷,正好道人回来了。道人俯耳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州官听后嗯了一声:“原来如此。”立即下令让道人带几个兵丁,去把那个“布施”化来祭钟。 大约过了不到一柱香的功夫,女人醒过来了。她是被娃娃的哭声惊醒的,隐隐约约,听见娃娃在哭:“娘啊!—娘—”,她挣起身子,仔细再听,声音更清楚了,好像是从铸钟场那边过来的。娃娃的哭声像万箭穿心,她挣扎着,哭喊着,连滚带爬地向铸钟场上奔去,还没到跟前,就被横着长矛的兵丁挡住了。远远地,她看见高高的铸钟台上立着一口黄灿灿的大钟,丈夫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下,娃娃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又从那口嗡嗡鸣响着的大钟里传了出来。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阵阵天风吹送着它,飘过了高高的钟楼,飘过了巍峨的大云寺,飘荡在凉州城的上空—“狠心的老子—咣—”,“狠心肠的娘啊—咣—”可怜的娃娃,除了怨恨生他养他的娘老子,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批恶人。直到今天为止,凉州钟还是这样个响声—“狠心的老子—咣—”,“狠心肠的娘啊—咣—”。 6.天梯山的传说 凉州城东南有座大山叫天梯山,山壁上凿有石窟,窟里有一大佛安然端坐。大佛左手平放在膝上,右手掌作向前推状。大佛右手所指处,也是一座山,叫磨脐山。据说很久以前,天梯山一带风调雨顺,气候宜人,森林茂密,水草丰美,人丁兴旺,牛羊肥壮。山前的张义川,山后的黄羊滩,各有一家大户,他们都想霸占天梯山,因而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结果黄羊滩上的大户落了下风,一气之下,放火烧了山上的森林,得罪了山神,从此天上不落雨雪,山下水干草枯,贫瘠干旱,渐渐人烟稀少,只有黄羊偶尔出没。 有一天,一个牧童赶着羊群来到天梯山下。他本想把羊赶到山前的张义川里放牧,到天梯山下时,正当烈日高照,饥渴难忍,只好躲进一个山洞里稍作歇息。就在牧童快要睡着时,忽然听到从山壁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叫声:开—不—开,开—不—开……他定睛寻找,却压根儿没半个人影。第二天,牧童再次来到那个山洞。刚钻进去,那个怪声又响了,且叫得越来越紧。他吓得转身就跑,在山洞口,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大佛爷。大佛爷问他为何惊慌?他将自己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大佛爷。大佛爷听后,点了点头,说:“那声音来自天上,三天之内,天梯山上必有大变。”并且叮咛牧童若再听到那个“开不开”的声音,就答应“快开—快开—”,还教给他一道秘诀。第三天,他来到天梯山下,还没走进山,就见天上乌云密布,狂风骤起,雷电交加,接着下起了冰雹。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大火球从天边滚来,滚到山崖边停住了,一动不动。与此同时,从山体内又传来了他先前听到的那种怪叫:开—不—开,开—不—开……声音越来越大,就像霹雳一般。牧童想起大佛爷教的办法,大声应答:“快—开—吧!快—开—吧!”话音刚落,只听一声巨响,天梯山裂开了一道峡谷,喷出一股清冽冽的水流,直向黄羊滩奔去。 这时,牧童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对面张义川尽头的磨脐山也开始向这边移动,好像要堵住裂开的峡口,不让水流向黄羊滩。一旦那样,黄羊滩势必干旱缺水,百姓苦不堪言。想到这里,他急得满头大汗,团团打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先前见过的那位大佛爷又出现了。只见大佛爷微微一笑,盘腿坐在山坡上,抬起右手掌向前一推,那移动而来的磨脐山便稳稳地停止不动了。而从峡口流出的水,一直漫到黄羊滩,水流所到之处,草木复苏。外出逃荒的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重新回到了家乡,开荒种地,建家立业,又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山前山后的百姓,非常感念大佛爷和那个牧童。为了表示纪念,他们便在天梯山石壁上凿洞塑佛,以镇邪保民。并把天梯山改称大佛爷山,把山侧峡口流出的河命名为黄羊河。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句歌谣: 张义堡,水湖滩,大佛爷手指磨脐山。 山峡开,流水欢,黄羊河灌溉黄羊滩。 7.莲花山的传说 凉州城西南有一座山,山势雄伟,奇峰环列,层峦叠嶂,四面险峰从远处望去,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当地人都叫它莲花山。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巍巍祁连山白雪皑皑,人迹罕至。白衣菩萨要造一处人间仙境,就把灵山上的一朵千年莲花抛向红尘。莲花久在佛界,早已具有灵性,它随白云飘浮,选择着理想的安身之处。最终,莲花落在祁连山北麓,化作了奇峰环列的莲花山。随同白衣菩萨的白衣仙子不甘示弱,便在莲花山上撒下了千姿百态的鲜花草木。山清水秀的莲花山,引来了凤凰、孔雀、百灵鸟和虎、鹿、猿等各种禽兽,一时鸟语花香,虎啸鹿鸣,成了人间仙境。 不知过了多少年,莲花山上出现了两眼泉,一名龙泉,一名药泉。两泉从山涧流出,顺依山势而下,汇集成一潭。据说,这药泉水与西藏布达拉宫的井泉相连,可以避邪祛病,延年益寿。因此,每年的五月端五、五月十三、九月初九,来此取水者络绎不绝。 莲花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三人相依为命。老大出外做生意,老二在家务农种田,奉养老母。那时候,莲花山一带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老二勤劳朴实,日子过得倒也幸福。转眼,老二到了婚娶的年龄。由于他为人正派,家境丰殷,说媒者络绎不绝,不久就将媳妇迎娶到家。媳妇长得俊俏秀丽,针线茶饭出众,在家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但生性刁钻,待人奸诈苛刻。日久天长,婆婆积劳成疾,病情日益恶化。 一天,出外做生意的老大托人带回一些银两,落在了老二媳妇手里。老二媳妇顿时变得勤快起来,又是找医生给婆婆看病,又是忙着去药店里抓药,像变了个人儿似的。老二媳妇将抓回的药熬好后,亲亲热热地端到婆婆的炕头,说:“妈妈,待药晾温了,就及时喝下,医生说了,这药啊,药到病除哩!”婆婆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想到儿媳终于变得孝敬了,一时病也好了许多。儿媳妇刚出门,她正要挣扎着起身喝药,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老翁,二话不说,端起药碗几口就喝了个底朝天,然后飘然而去 过了一会,老二媳妇又进来了,见碗底朝天,药已喝尽,而婆婆躺在炕上纹丝不动,便跪在婆婆头前,假装悲伤地哭了起来。又对老二说:“快给妈妈准备后事吧,我看她不行了。”老二便急忙去找木匠做棺材。老大听说老母有病,从外地赶回家中。 做母亲的听到日夜思念的大儿子回来了,忽然睁开了眼睛,对儿子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爹爹说,莲花山上有一眼药王泉,我喝了这泉水病就会好的。”老二媳妇本在药里下了毒,原以为婆婆必死无疑,现在一看婆婆还活着,还能开口讲话,立时吓得不敢吭声,连忙做了一些锅盔,让兄弟俩带上,去莲花山上找药王泉水,并附在丈夫的耳朵上嘱咐了几句。 老大老二兄弟俩来到莲花山上,也无兴致观赏奇异风景,只专心寻找药王泉。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药王泉。老大在路上吃了弟媳妇做的锅盔,待找到药王泉时已头晕眼花,渐渐神志不清。朦胧中,他看见一个老翁舀起一瓢药王泉水,对他说:“孩子,你吃的锅盔里有毒,赶快把这水喝下去吧!”老大接过水瓢,一饮而尽,顿觉神清气爽,力量倍增,体内的毒性尽数除去。他顾不得向老翁道谢,连忙背上一壶药王泉水,飞也似的向家中奔去。 母亲喝了药王泉水后,面色渐趋红润,病情大为好转,不几天就能下地走路干活了。老二媳妇又惊又疑,看到药王泉水治病有神奇功效,便嘱咐丈夫用一瓢涝池水偷偷换来了母亲房里的药王泉水,然后各自盛了半碗喝下。老二刚喝了一口,感到味道不对劲,叫了一声:“苦——”双腿一软,跪在地上,不省人事;老二媳妇也叫了一声:“咸——”便跌跪在地,不能动弹。这时,先前的那个老翁又出现了,说到:“你多次投毒,谋害母亲与兄长,天理难容!” 后来,老二夫妇变成了两尊跪在地上的石像,药王泉也改道从石像前流过。不孝敬老人和心怀叵测的人,再也不敢饮用此水。 8、红军杨的传说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奉命率领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蒋介石命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全力阻击,先后在古浪、凉州、永昌、临泽等地发生激战,最后在高台战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等上万将士或血染河西,或被俘关押,受尽非人折磨。凉州是国民党骑五军驻地,凉州新城(满城)关押着许多西路红军,成为匪军任意驱使的苦役。新城里每天都有不堪忍受虐待,加上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的战士。 春天到了,红军被匪军押着去植树。战士们不情愿,他们认为给军阀栽树就是向他们屈服。一条条皮鞭抽打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还是不动手。这时有一位战士说话了:“栽树就栽吧,我们要把红军的精神植根于这些白杨树,等这些树长大了,长高了,不就是象征着我们顽强的红军精神吗?”经他一说,战士们豁然开朗:不是吗,我们可能随时都会牺牲,可是这些树终究要长成参天大树。我们要在树上做记号、留痕记,使这些树成为最好的纪念物。战士们在心中升腾的红军精神的感召下开始植树。他们抡锹开挖树沟,同时避开匪军岗哨的监视,将每个树枝(当地杨树所用苗木都是从大树上砍下,直径约1-2寸、高2米左右的树枝直接进行栽植)的下端用小刀或石片精心刻好一个个五角星的模型,然后栽植在路旁的树沟里,浇水培土。战士们为了雕刻红五星,手指破了,鲜血染红了红五星。新城很大,里边道路纵横交错,不久,一排排杨树很快在新城各道旁生根发芽。几年之后,杨树仗着河西肥沃的土壤,仗着红军战士的英魂,枝叶茂密,整齐向上,使新城郁郁葱葱,充满着生命和活力。这期间,中国革命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开始。此时,被俘的西路红军战士除杀害病死和逃离的外,大都回到了红军(已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怀抱,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之后,又是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新城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人民军队的驻地。一排排白杨树在使劲往高处长,往粗壮长,它身上的树枝又做为第二代杨树苗木。起初人们不在意,后来,人们发现并加以验证:从这些白杨树身上取下的树木,不论从哪一端折断,端面即树心都是一颗非常清晰的五角星。真是神奇极了,难道这真是红军精神化作的,是他们的英灵铸造的。人们为了纪念先烈,就将这些杨树称为“红军杨”。现在“红军杨”的二代、三代已落土成材,和新城里“邱少云烈士纪念馆”一样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和基地。 烈日烤不枯你绿色的枝叶, 漠风吹不弯你伟岸的躯杆。 啊,红军杨,红军杨, 你以你无畏的英姿挺立在戈壁沙滩, 你的坚强,你的力量, 你高扬不屈的尊严, 成为历史不朽的雕像, 岁月将永远演绎着你永久的悲壮! 这就是诗人也是人民献给红军杨,不,是献给红军战士的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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