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簡台灣史（六）：複雜的蔣經國

摘要

黨外人士宣布組建民進黨後，蔣經國並未對這種挑戰黨國底線的行動作出鎮壓，而是說出了那段著名的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過去的國民黨太驕傲、太自負了，現在起，不能再跟從前一樣」。他說：「使用權力很容易，難卻難在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文|宋石男

1970年代以降，台灣被聯合國驅逐，而日本、美國等國家又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台灣面臨嚴重的國際孤立，彷彿亞細亞的孤兒。蔣經國對此的應對，是推行緩慢的民主改革、起用本省精英以及力行經濟建設。然而，反對派的聲音與行動，卻越來越熾熱了，也許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的，人們一旦獲得部分權利與自由，就必然會爭取更多的權利與自由。反對派——黨外人士與黨國的衝撞，越來越強烈，終於釀成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人士走上更激進的政治反對道路，開始籌劃真正組黨。在謝長廷等人的推動下，1983年 「黨外選舉後援會」成立，稍後「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也成立。1986年1月，「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宣布將在各地建立支部，這實質上近似於組黨宣言。

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圓山飯店，黨外人士舉行「黨外選舉後援會」的候選人推薦大會，忽然即席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也就是民進黨。由於預期會有鎮壓，黨外人士預先決定好了第二次組黨預備組的成員，以防第一批被捕。據說他們甚至預備了牙刷到組黨宣言現場。自此，民進黨作為一個台灣民族主義加自由民主理念的政黨，正式登上日益開放的台灣政治舞台。而這種開放，是黨外人士的不斷衝撞及蔣經國在審時度勢下的包容而釀成的。

黨外人士宣布組建民進黨後，蔣經國並未對這種挑戰黨國底線的行動作出鎮壓，而是說出了那段著名的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過去的國民黨太驕傲、太自負了，現在起，不能再跟從前一樣」。

蔣經國的包容，讓國民黨內不少保守派大佬不滿，有人向宋楚瑜抱怨說：「經國太軟弱了，他應該像他爸爸一樣，把反對人士都丟到海里去。」

可是蔣經國此時已經決心讓反對運動合法化，並不想大肆抓人，撲殺民主潮流。他對多年的追隨者蔣彥士說：「使用權力很容易，難卻難在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0月15日，在國民黨中常委會上，蔣經國促使與會者同意一份政治革新提案：1、制訂新的《國家安全法》，取代動員戡亂臨時條款；2、修正《人民團體法》；3、修正《選舉罷免法》。這三項措施被稱作自由化三法，其核心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以及選舉改革。

學界一般認為，這是台灣威權政體民主轉型的開始。

接下來的一年，全世界幾乎每個月都會發生一些大事，顯示出獨裁者的日子正變得越來越窘困。1987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會談後，冷戰高速退潮，蘇聯聲明希望從阿富汗撤軍，而其國內的政治自由化也正在啟動。南韓方面，學生示威與工人罷工，促使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不得不將權力和平移交給民主政府。

時代、環境、潮流確實在變。蔣經國及其心腹李煥等人認為，國民黨的政黨架構已經不合時代需求。

1987年7月，《國家安全法》制訂公布，解除了長達38年的台灣戒嚴。兩年後，人民團體法與選舉罷免法也制訂公布，不過這時蔣經國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去世前，蔣經國除了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還做了件大事，那就是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

1949年國民黨遷台後，台灣一直以「反攻大陸」為基本政策或名義上的基本政策，禁止台灣人赴往大陸。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後，台灣當局旋即對中國大陸採取「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台灣人民仍不能直接去往大陸，無論探親、經商或旅行。

1987年5月，「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正式成立，直接挑戰國民黨權威。促進會成員身穿寫著「想家」字樣的上衣，在街頭髮送「骨肉隔絕四十年」的傳單，甚至舉辦數萬人集會。

1987年9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宣布將開放大陸探親，開啟兩岸交流之門。不過，蔣經國仍堅持動員戡亂體制，聲稱開放探親只是人道措施，屬於民間私人行為，「三不政策」不變。

1988年1月1日，蔣經國又指示正式結束對報紙的禁令，也即限證（報紙數量維持在29家）與限張（每期報紙版面不能超過3張）的禁令。報禁一開，就有200多家新出版物向政府申請登記，其中多數都對國民黨及其領導人持激烈批評立場。

解除報禁之後十天後的1988年1月13日下午，蔣經國去世，據說那一天氣晴朗、陽光和煦。

在去世前幾年，蔣經國取締了支持特務統治的劉少康辦公室，又將自己一手提拔的情治系統首腦王升貶黜，發配到巴拉圭當「大使」，這可能是他能想到的安置王升的最遠之地了。讓他下這個決心的是1981年的陳文成案與1984年的江南案。

陳文成是美國卡內基大學的教授，支持在美國的台獨運動，還為美麗島雜誌提供資金，1981年他回台灣探親，遭警備總部傳訊，其後屍體離奇出現在台灣大學校內，多處骨折與內臟出血。此案未能破獲。

江南是美籍華人作家，本名劉宜良，1984年在洛杉磯住所被台灣黑幫刺殺，直接操辦者是台灣竹聯幫老大陳啟禮。江南寫作出版了對蔣經國多有批評貶斥的《蔣經國傳》，據說還要寫《吳國楨傳》、《孫立人傳》，這兩位可都是蔣氏政權不待見的國民黨前高層人物。有學者稱台灣情治部門曾給江南一筆款項，要求他不出版蔣經國傳，江南收了錢，但仍出版該書，於是動了殺機。還有學者指控說，江南案的幕後主使是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

這兩個案件，尤其後者，讓蔣經國承受了來自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也飽受台灣本土輿論激烈抨擊。他也許正是從此時下了整肅台灣情治部門的決心。蔣經國青年時代在蘇聯渡過了十多年，目睹許多同學、師友被斯大林殘酷清洗，對清洗也許充滿恐懼與厭惡。在蔣經國主政時代，儘管也有政治迫害，但極少處決政治犯，他也屢次下令不要對群眾開槍。不論他內心考量如何，但不願因政治而流血的做法，還是讓他與他的父親蔣介石有了鮮明區別。

正如傳記作家陶涵所言：「蔣經國性格複雜，在他身上既有傳統的王朝政治特徵，也有樸素的蘇聯共產主義的左派氣息，同時又混雜著美式民主的觀念以及台灣本土經驗的啟發。」

無論如何，台灣的威權政治轉型確實是在蔣經國任期內啟動的，不論小蔣是被動還是主動迎接這一巨變。需要強調的是，如果沒有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雜誌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努力奮鬥，很可能就沒有報禁的開放；如果沒有從新黨運動到黨外運動為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的前赴後繼，很可能就沒有黨禁的開放與選舉改革；如果沒有老兵們的公開宣示悲情與集會抗爭，也未必有大陸探親開放。個體自由和權利從來都是爭來的，而不是等統治者施恩能等來的。

進一步說，蔣經國也只是部分啟動了政治自由化，未能完成民主轉型。他的「自由三法」，國安法、人民團體法、選舉罷免法，雖然開放黨禁、解除戒嚴，但仍然保留了動員戡亂體制（國安法的全名就是動員戡亂國家安全法）。因此，蔣經國開啟的政治自由化進程，仍是有限制的、保守的。台灣民主化轉型的初步完成，是在李登輝手中。

李登輝是第一個擔任國民黨黨魁的台灣本省人，也是第一個擔任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的本省人。他慣於搞平衡，繼任後先贏得黨內「二月政爭」的勝利，又成功化解「三月學運」的危機。此後用六年時間，李登輝主持三次修憲，成功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實現各級民意代表的全面選舉，以及「總統」直選。

1996年5月20日，這一天正好是陳誠在47年前宣布台灣正式實施戒嚴的日子，李登輝作為台灣地區第一位直選的最高領導人，在就職演說中說：「今日2130萬同胞正式進入主權在民的新時代」。通常認為，台灣的現代民主體制就在這天確立。當然，它是否能妥善運轉，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而這，已經不屬於歷史的範疇，而是正在發生的進程。

極簡台灣史到這兒也要跟讀者朋友們說再見了。400年來，台灣被荷蘭人統治，被鄭氏政權統治，被滿清王朝統治，被日本殖民統治，被國民黨威權統治，終於在蔣經國主政末期啟動自由化，並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初步完成政改與民主轉型。今天，台灣縱使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它作為一個民主、富強、文明的地區，已為世界矚目並認可。這個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當代開出自由與繁榮之花。

如果我們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是中國人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認為，他們多年浴血奮鬥，從新黨到黨外，於自由的縫隙中突破，向威權的鐵板衝撞，而終於爭到的自由民主，也是所有中國人可欲與可爭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