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禪宗的思想史「恩怨」

06-20

到了南宋，新儒學已經逐步佔據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很多儒者對佛道智慧自覺不自覺地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儒學的精神面貌。

儒學與禪宗的淵源，是一個不能「一言以蔽之」的複雜論題，其間充滿著排斥與吸收的思想史「恩怨」。大體來說，先是禪宗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儒家基於現實關懷的人間倫理，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後來則是儒家面對時代挑戰，吸收了禪宗的心性理論，開拓出了「援禪入儒」的宋明新儒學。

六祖慧能

如果將唐代慧能禪的興起作為禪宗正式形成的標誌，那麼在此之前，無論是先秦儒家還是漢代儒家，都積極肯定「現世」生活的正麵價值，主張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生命格局中「成己成物」，實現「內聖外王」的人道理想。但總的來說，此兩階段儒學關注的重心皆在社會的政治倫理方面，而非個人的心性修養方面。

眾所周知，源於印度的佛教本是一種「出世型」宗教，其思想性格與儒學強烈的「入世」傾向是格格不入的。在佛教傳入前，儒學作為一種本土思想在中國已十分發達且根深蒂固，這使得佛教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性格調適，否則很難在中國紮根立足。印度的大乘佛教本有中觀、瑜伽行和如來藏三大學派，後來只有如來藏一系在中國生根發芽並被發揚光大，正因為如來藏思想強調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思想與儒家主流的「性善論」、「人皆可為堯舜」等說法較為接近。而由慧能創立的禪宗，宣揚「心即是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把大乘佛教不舍世間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人間化。這時佛教「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的倫理已基本上儒家化了。

佛教的這種中國化，拉近了它與中國人的心理距離，禪宗也因此得到快速傳播與發展。到唐末五代，幾大佛教宗派已相繼衰落，獨有禪宗風靡朝野，發展至爛熟階段，出現了「五家七宗」。然而禪宗極度繁盛的同時，一方面牽涉到不少經濟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心即是佛」的禪法也開始流弊叢生。這又為後來宋明理學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朱熹

宋代的「尚文」政治，尤其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大大促進了士大夫的人格覺醒和經世精神的復甦。加之異族欺凌所激起的民族意識高漲，一批儒者舉起韓愈的「闢佛」旗幟，掀起了新一輪的排佛浪潮。如身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復就痛斥佛老的「出世」，激言「不能排佛老，乃儒者之辱」。文壇領袖歐陽修則稱佛教為「魔教」，是中國之大患，遺害無窮，呼籲儒者要「修其本而勝之」。儒家的批判使得一些禪門大師極力彌縫儒、釋二教之異，為佛教辯誣。如雲門宗禪師契嵩作《輔教篇》，認為儒、佛二教皆出自「聖人之心」，皆教人為善。他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比附儒家的「五常」，強調僧人必須對父母盡孝，力陳佛教符合「王道」，在「正人心」、「興善止惡」等方面可輔助儒教治理天下。再如臨濟宗的大慧宗杲禪師也聲稱「菩提心則忠義心，名異而體同」，並自謂「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誠如學者所言，《中庸》《大學》等著作之所以恰恰在宋代被「發掘」出來，並一躍成為承載「道德性命」奧義的儒家經典，主要不是新儒家「出入佛老，返之六經而後得之」的結果，而是契嵩等高僧大德儒者化、士大夫化的結果。

從儒家一方看，當時很多士大夫與上述佛僧的觀點已趨於一致。禪宗關於宇宙、人生本原的義理，以及通過「心靈體驗」來贏得精神超越的種種方法，已成為不少文士的信仰與實踐。由於對佛禪義理及工夫論的長期吸收，不少儒者骨子裡已到了混淆儒、釋而習焉不察的地步。如二程的著名弟子楊時，晚年就認為儒與禪不僅在工夫上沒有本質差別，在最終的體驗境界上也沒有了區別，佛教的「無垢識」就是孟子所言的「性善」，禪宗的「神通妙用」就是「堯舜之道」。

然而，佛教與儒學畢竟有著無法逾越的價值鴻溝。如契嵩禪師認為儒家的「仁義禮智」等名教，僅相當於小乘佛教中的人乘與天乘，屬於漸教、權教而非「究竟」。這類說法，自然不能被程頤、朱熹等一批嚴於華夷之辨的理學家所接受。儒家要復興孔孟之道以實現理想中的「三代之治」，便不得不深研佛、道二家學說並與之「鬥法」。朱熹批評禪宗只追求無「分別心」的「理一」，而無考究萬事萬物之理的「分殊」；認為禪家所見之理只是虛理，不過是玩弄精神，最終導致「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不可以拯救天下國家。曾是朱熹論敵的陸象山則以「義利」二字判儒、釋，認為儒家因「義」與「公」立教，佛家則因「利」與「私」立教。

「熙寧變法」之前，宋儒大體上還保持著內聖外王的義理格局。但到了南宋，新儒學已經逐步佔據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很多儒者對佛道智慧自覺不自覺地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儒學的精神面貌。這一變異的突出特徵是儒家的「內聖」努力壓倒了「外王」實踐。儘管「得君行道」仍是後來大多數儒者高懸的人生理想，但從思想重心看，如何安頓身心性命則成了他們關切的焦點。這一變異，加強了儒學的內證性和宗教性，對於儒家道德人格的挺立、審美意境的提升、生命體驗的深化，乃至「了生死」都有重大意義，但儒學原來強烈的經世致用品格反而因此有所減弱。至明代陽明心學的出現，這一趨向更加明顯，其修養工夫論尤其到了「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的地步。儒學至此，可算在思想戰場上對禪宗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這一「勝利」，恰恰是以對禪宗心性智慧的深度吸納為前提的。經過這次思想聚合，佛教的一些精神因子，更深刻地融入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孫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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