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生：龍榆生的詞學成就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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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榆生，名沐勛，晚年以字行，號忍寒公。1902年4月26日出生於江西萬載，1966年11月8日病逝於上海。龍榆生的詞學成就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是本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之一。但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至今仍很少有人對其學術做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失。本文試作論述，希望引起人們對研究龍氏的注意。

　　一、學詞經歷

　　學術史上卓然名家大多早慧，龍榆生亦不例外。他自幼在父親龍賡言督責下熟讀經史及《文選》、杜詩。十餘歲時寫《蘇武牧羊賦》，便有「發餘幾何，齒落八九」的警句，為時人所稱。1921年赴武昌隨黃季剛學習音韻文字。黃氏雖為小學大師，也素喜賦詩填詞，曾批點《夢窗四稿》相贈。是為龍榆生學詞之始。1923年至1928年，龍榆生因張馥哉的介紹，到廈門集美中學認腳。其間，認識了當時執教於廈門大學國文系的著名詩人陳石遺，並拜其為師。因為是江西人的緣故，龍榆生詩學王安石、楊萬里。在集美時，龍榆生大量閱讀了哲學、社會科學、外國文學的著作，並學習日語。這是他一生中除在家鄉潛心讀書外，又一段極其重要的系統學習時間。1928

　　年，龍榆生因陳石遺的介紹到上海暨南大學教書，結識了當時蟄居滬濱的陳散原、朱疆村、鄭孝胥、王病山、程十發、張元濟、高門過旦、李拔可、夏敬觀等前輩學人，因其好學不倦而深受賞識。夏敬觀特賦《豫章行》長詩相贈，朱疆村更是「一見嘆賞。」十幾年後，龍榆生回憶那段優遊從學的歲月時說：「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疆村二老。……我因為在暨南教詞的關係，後來興趣就漸漸轉向詞學那一方面去，和疆村先生的關係，也就日見密切起來。……我總是趁著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時替他代任校勘之役，儼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替我揚譽，替我指示研究的方針，叫我不致自誤誤人。這是我終身不敢忘的。」朱疆村是晚清詞壇宗匠，所刻《疆村叢書》，享譽學界，以為集千年詞學之大成。龍榆生在他的引導之下，學業日益精進，從此走上了專研詞學之路，同時也終身服膺疆村詞學，堪稱朱氏的嫡派傳人。

　　二、詞學成就

　　龍榆生於1934年4月發表《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詞學內涵，系統提出詞學研究的八個方面。他在圖譜之學、音律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這五項清代傳統詞學成就的基礎之上，又提出聲調之學、批評之學、目錄之學三個有待於開拓的領域，這是當年引導詞學界前進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龍榆生本人畢生治詞，範圍也不出乎此。今從四方面加以評述。

　　 1、整理詞籍，創辦詞刊

　　晚清以來，詞籍的校勘整理蔚為大觀。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朱疆村《疆村叢書

　　》、吳昌綬《雙照樓景刊宋元明本詞》皆廣搜博採，其中尤以《疆村叢書》細大不捐，成就斐然。然《疆村叢書》收羅詞籍僅至元代，按照朱疆村的思路，必然是順著時代而下，校輯整理明清詞。當時朱的友人況周頤輯有《歷代詞人考鑒》，也至元代為止，因明詞無多，難以繼續。況的門人武進趙尊岳（叔雍）繼承其師事業，自1924年起搜輯明詞，並立志於明辭彙刊。有鑒於此，由葉恭綽提議

　　、朱疆村任總纂，1929年在上海成立了清詞編纂處。龍榆生以最年少的學人得以參與此事，見到了許多清代詞籍。因為這層淵源，龍榆生一生校詞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從晚清近代詞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年12月30

　　日，朱疆村逝世。卒前以遺稿及生平校詞朱墨雙硯相授，並吩咐曰：「吾未竟之業，子其為我了之。」龍榆生秉承遺命，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仍孜孜不倦，躲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的一個地下室里，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校輯刊印了《疆村遺書》。《遺書》分內外編，內編是朱疆村生前寫定者，包括《雲謠集雜曲子》一卷，《詞藪》一卷，《夢窗詞集》(四校定本)一卷，《滄海遺音集》十三卷及《彊村語業》三卷、《彊村棄稿》一卷；外編是龍榆生所輯錄者，包括《彊村詞剩稿》二卷、《疆村集外詞》一卷。此外，還收輯附錄有《歸安埭溪朱氏世系》、朱彊村《行狀》、《墓志銘》及《疆村校詞圖題詠》一卷，保存了朱彊村及其友人沈曾植、裴韻珊、李孟符、夏孫桐、曾習經、曹元忠、王國維、張爾田、陳洵等詞學活動的大量珍貴文獻，可與《彊村叢書》相輔相成，前後輝映。

　　 1933年至1936年，龍榆生在葉恭綽等人資助下，創辦《詞學季刊》，前後共出版11輯，因抗戰爆發不得不停刊。這是第一份詞學專門刊物，也是當時唯一的一份，內容分為論述、專著、遺著、輯佚、詞錄、圖畫、僉載、通訊、雜綴等九項，受到了整個詞學界的廣泛支持。就作者而言，除已逝的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諸人外，還有吳梅、夏敬觀、葉恭綽、冒廣生、張爾田、易大廠、邵瑞彭、王易、趙尊岳、夏承燾、唐圭璋、俞平伯、詹安泰、盧冀野、繆鉞等，幾乎囊括當時詞學界所有中堅力量。這份刊物，廣泛團結詞界同仁，促進詞學交流，保存詞學文獻，有力地促進了詞學研究的系統性、規模化。而且龍榆生本人必定於每期刊物上撰寫一篇論文，倡導風氣。葉恭綽稱其「主持東南風會」，就是指《詞學季刊》所取得的影響而言的。這一階段，龍榆生校輯整理了今釋澹歸《遍行堂集詞》、勞紡《織文詞稿》、《彊村老人評詞》、《大鶴山人詞話》等，皆刊於《詞學季刊》。

　　 1940年至1945年，龍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較前穩定，便開始傾全力於詞學事業。完成了《重校集評雲起軒詞》，並計劃校刻《滄海遺音續集》。文廷式是江西萍鄉人，與龍榆生父親龍賡言同榜進士，所著《雲起軒詞》規模蘇辛，氣度豪邁，在清末異軍突起，別樹一幟。其詞學理論與龍榆生相彷彿，故龍偷生孜孜為其整理遺稿，不但為學界提供了最佳的詞集讀本，而且還整理出版了他的其它著作如《純常子枝語》等，當時錢仲聯撰《文廷式年譜》，資料上就得到了龍榆生的大力資助。《滄海遺音續集》是承《彊村遺書》中《滄海遺音集》而來，是將《滄海遺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幾位如張孟劬、夏閏枝、陳仁先、陳海綃的新作詞集輯出版，《續集》後來僅能完成張孟劬《遁庵樂府》，而夏閏枝《悔龕詞續》、陳仁先《舊月簃詞》續稿、陳洵《海綃詞》卷三等未能及時刊行，龍榆生已身陷囹圄。

　　同時，龍榆生在南京創辦了《同聲月刊》，編輯體例類同於《詞學季刊》，但內容不限於詞。由於社會政治環境大異，稿件來源及水準已遠不如前。但在龍榆生苦心經營之下，仍有名家如冒廣生、俞陛雲、夏敬觀、張孟劬等堅持為之撰稿，不僅如此，《同聲月刊》仍注意聯繫同仁，開展學術討論，如組織張孟劬、吳眉孫、夏承煮、施則敬等討論四聲問題，都是至今仍有價值的名篇佳構。《同聲月刊》在當時特殊的環境里，最大限度地聯繫了詩詞學界，今天我們要了解40年代前期的詩詞界學術狀況，基本上要藉助於它。

　　解放後，龍榆生校訂了朱敦儒《樵歌》及《蘇門四學士詞》。《蘇門四學土詞》1957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分《豫章黃先生詞》、《淮海居士長短句》、《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詞》四種三冊。此集的出版，非但在於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龍榆生調動了自己的詞學體驗，豐富了對詞的標點，正如他自己所說：「宋人詞在句讀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後來訂詞律的弄得那麼死。這裡面確有不少養料，惟在讀者善於吸收而已。」這是讀蘇門四學士詞，在其它版本上所無法得到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具有豐富創作經驗的詞學家對詞的深刻理解。

　　龍榆生校訂的詞集，除《蘇門四學士詞》與他本人的詞學理論、趣味相關外，其餘都在為老輩詞家整理遺稿保存文獻。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篋中師友遺制，甚至願意不用任何名義，只求發表。龍榆生的這些活動，在中國現代詞學史，乃至學術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2、推源溯流，發覆闡微

　　 1933年起，龍榆生在《詞學季刊》上連續發表長篇論文，一改過去評點論詞的形式。在當時引起極大反響，有力推動了當代詞學研究的學科建設。這一時期，龍榆生對詞的起源、詞的發展、詞的創作、詞的藝術風格及作家作品進行了全面的探討，而重點放在唐宋詞。撰有《詞體之演進》(1933)、《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1935)、《清真詞敘論》(1935)、《漱玉詞敘論》(1936)、《南唐二主詞敘論》(1936)等。

　　龍榆生自幼喜讀《史記·刺客列傳》，由於氣質相近，故在詞中尤嗜蘇辛詞派，曾先後撰寫《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1932)、《蘇門四學士詞》(1934)、《東坡樂府綜論》(1935)等論文。對於蘇詞風格，他認為應用王鵬運拈出的「清雄」二字來概括，而不應單純以「豪放」目之。他高度評價蘇辛一派在詞史上的地位，認為詞至蘇軾，發生一大轉變，其特點則在破除狹隘之觀念，與音律之束縛，使內容突趨豐富，體勢益見恢張。」而詞在中國文學史上奠定不可動搖的地位，則至辛棄疾才完成。龍榆生還認為常州詞派之所以不能臻於極詣就是因為僅知稼軒沉著痛快，而未理會東坡蘊藉空靈。近世詞學不為常州派所囿，是因為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都很推重蘇詞。這些觀點是龍榆生對整個詞史、韻文史做了綜合考察之後得出的(他在1935年出版有《中國韻文史》)，他對蘇辛詞派的淵源、發展、變化以及每個作家風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權威性。

　　 1940年以後，龍榆生論詞多轉向清代。在此之前，他已寫有《清季四大詞人》(1930)、《村本事詞＞(1933)等，以其親見親聞記載了晚清諸大家的詞學活動，表彰他們的功績，因資料翔實可靠而至今仍被人稱引。30年代中期，龍榆生開始著手《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的編撰，以期世人對清詞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詞基於兩種考慮。一是為當代詞學研究及詞的創作提供借鑒，二是為保存晚近詞學資料。前者撰有《晚近詞風之轉變》(1941)、《論常州詞派》(1941)等，後者撰有《陳海先生之詞學》(1942)等。

　　龍榆生對作品極富感受力，他撰寫的詞學論述是他同時代人中最為出色的，且影響深遠。1934年10月，他發表了《兩宋詞風轉變論》，夏承煮讀後評道：「榆生一文，論宋詞作風轉變，甚深而鬯。榆生長於推論，予則用力於考證。」「長於推論」一語確實抓住了龍榆生論詞的特色。

　　 3、研求聲韻，辨析格調

　　從1928年起，龍榆生應邀至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在那裡陸續結識了蕭友梅、李惟寧、黃自等著名音樂家，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詞與音樂結合的問題，嘗試把傳統的詩詞規律用於現代歌詞創作。在這種氛圍中，龍氏寫下了《玫瑰三願》、《秋之禮讚》、《逍遙遊》等歌詞，由黃自、李惟寧等譜曲，立即傳唱大江南北，至今仍被之弦管，成為音樂史上不朽的名曲。龍榆生不但勤於實踐，而且埋頭於詞的音樂性研究，對平仄四聲、句度長短、韻位安排等做了極其深入的探討。這項研究從他的早年持續到逝世之前，是龍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創穫最多的部分。

　　基於創作新體樂歌的原因，龍榆生對聲韻在詞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視。他說：「詩歌之所以必須有聲有色，乃藉以增益形式之美，而與作者內在之情感相應。聲韻之美，至詞曲已發展至最高峰，而聲有輕重長短之差，韻有疏密緩急之別，聲之配置在句，韻之配置在篇，不識聲韻之各有所宜，殆難構成動人之作品。」反過來說，我們要想了解詞的藝術形式，「是該從每個調子的聲韻組織上去加以分析，是該從每個句子的平仄四聲和整體的平仄四聲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是該從長短參差的句法和輕重的韻位上去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就「很難把『上不似詩、下不類曲』的界線劃分清楚的。」

　　對於四聲，龍榆生認為由於四聲的性質不同，關係於表達情感非常重要。入聲短促，沒有含蓄的餘地，所以宜於表達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聲舒徐，宜於表達清新綿邈的思想感情；去聲勁厲，宜於表達高亢響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兩聲與人聲比較起來，總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葉，適宜表達悲壯鬱勃的情趣。」而平仄四聲的錯綜使用與安排，是為了取得和諧與拗怒的矛盾和統一。龍氏尤其重視去聲在詞中的運用，自清人萬樹在《詞律·發凡》中強調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以後，吳梅在《詞學通論》中第二章《論平仄四聲》中亦詳述去聲之重要。龍氏本人則早在《論平仄四聲》(1936)一文中提出了去聲在歌詞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詞中轉折處之關係。及至晚年，見解益發老到。如論述「平仄平」之仄須用去聲，「上去」或「去上」的聯用等，都富有啟發意義。

　　龍榆生另外還對韻位疏密與表情的關係，詞的句法、詞的結構、詞中的比興及對偶等進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論詞譜》(1936)、《論平厭四聲》(1936)、《令詞之聲韻組織》(1937)、《填詞與選調》(1937)及《詞學十講》、《詞曲概論》這兩部晚年的講義。他顯著的研究成果，使詞的音樂本質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復原。晚清以來，張文虎、陳東塾、鄭文焯、陳思、夏承燾、楊蔭瀏、丘瓊蓀皆致力於詞樂研究，尤其是夏、楊、丘三位對僅存的詞樂文獻白石詞中的十七首旁譜進行了考辨整理今譯。但這些工作只能局部恢復姜白石自度曲的音樂面貌，對認識詞的音樂本質幫助不大。詞本是傳唱的，後世詞樂失傳，但詞中樂理藉文字而依然得以存在。龍榆生對詞的平仄四聲、協韻句讀進行系統歸納與整理，演繹出若干法則。這對於理解詞的本質和進行詞的創作都有著重要的啟示。

　　 4、重視普及，意在提高

　　龍榆生畢生治詞，不僅面廣思精，而且深入淺出。況且，他常年任教於大中學校，面對青年學子，授業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學者的特點。所以，在大力從事著述的同時，他也在費了不少力氣從事普及工作。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概論，二是選本。前者包括《詞學十講》、《詞曲概論》，二者均系由講義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龍氏本人幾十年研詞心得，故能深入淺出，有系統地啟迪後學。詳細論述見前一節。後者包括《唐宋名家詞選》(1934)、《唐五代宋詞選》(1937)、《近三百年名家詞選》(1956)；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二書廣為流傳，深受詞學者所愛。歷年銷售已達數百萬冊。

　　《唐宋名家詞選》初版有龍榆生作於1934年11月的《自序》(解放後被抽掉)，闡述編選詞選的宗旨：「予意詩詞之有選本，務須從全部作品，抉擇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輒以私意，妄為輕軒其間。即如唐宋人詞，各因時代關係而異其風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並蓄兼容。」其實不盡然，詞選中仍保持著龍氏本人鮮明的理論傾向。龍氏詞學服膺朱祖謀，朱氏詞學吳文英，故詞選中錄吳夢窗詞多達38首，居入選諸家之冠；龍氏性喜蘇辛，所以選了辛詞30首，蘇詞28首，居入選諸家第二、第三。宋詞共選380首，三家已佔去四分之一強。

　　解放後，《唐宋名家詞選》發行了新版。受時代影響，選目經過調整，更側重於反映詞史全貌。人選詞家由原來的42家489首增至94家708首。起自李白，迄於張炎，刪除了作為附錄的元好問詞19首。同時，對當時評價很低的吳文英詞由38首降為10首，史達祖由13首減至7首，周密由9首減至5首。詞選喪失了特色，僅以保存鄭文焯等的評語才得以被學者經常稱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詞選》不足以代表龍榆生一貫的詞學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始撰於1930年，至1956年方才出版。編輯體例同於新版《唐宋名家詞選》，也是盡量做到了持論平妥。但這其中畢竟仍蘊含著個人的詞學主張。最明顯的仍是推重蘇辛詞派，選陳維崧詞達34首，居入選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是以譚獻《篋中詞》、葉恭綽《廣篋中詞》為藍本編選成的，譚獻以吳偉業居《篋中詞》之首，葉恭綽以王夫之為《廣篋中詞》之首，而龍榆生卻標出陳子龍，云：「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來詞學中興之盛，故特取冠斯編。」顯然，龍榆生對詞史的理解比譚葉二人更加深刻。

　　從詞學史的角度考察，龍榆生這兩部詞選的普及有其更深層的意義。自張惠言《詞選》出，標舉意內言外之旨，周濟舉四大家以示人學詞途徑。之後，大小詞選不斷。清季朱彊村《宋詞三百首》示人學詞規範，論者以為太過深奧，讀者難於領悟。1931年唐圭漳乃為之作箋，然仍失之過深。至此，詞學界已開始考慮嘗試新的詞選讀本。1934年，開明書店同時出版了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及俞平伯的《讀詞偶得》，恰恰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風格路數，沾溉後學甚多。前者以獨特的眼光展示整個詞史的風貌，使讀者讀後，可以進而推求詞史及作家作品之間的異趣。後來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胡云翼《宋詞選》等皆屬於這一類；後者以具體的文本為單位，進行欣賞，從中歸納出若干法則與理論。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詞釋》仍屬於這一類。

　　可見，龍榆生的兩部詞選是應時代潮流而生。它們因為各自保存著鮮明的特色而得以流傳久遠。

　　三、餘論：幾點思考

　　龍偷生的治詞歷程和詞學成就已如上述，總結其經驗，反思其方法，對今天的詞學研究不無稗益。

　　第一，學養深厚。詞雖是專門之學，但治學卻不能止於詞。我們所研究的詞史上的對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要深入理解他們，就不能不對他們所賴以成就的資源有所掌握，因而對中國學術文化中的許多重要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涉獵或研究。再者，詞之為學，雖可獨立，卻又有賴於多學科的合成。即如探討詞律，涉及音韻，探討聲調，涉及音樂；探討詞事，涉及史學。……這正如大海上的冰山，浮出海面的僅有十分之一。龍榆生在詞學上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和他在傳統國學的許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隨黃季剛治小學——分不開的。治詞如果就詞言詞，難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整體意識。詞學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各個方面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繫。治詞者或有專攻，但不容偏廢。龍榆生治詞，涉獵很廣。有詞譜、詞律、詞調研究，有詞史研究，有詞學批評研究，有詞學文獻研究，有斷代詞研究，有專家詞研究……」。他幾乎窮盡了詞學的一切領域，有點有面，點面結合，而又融會貫通，互相補充。這樣，就真正突出了詞的「上不似詩，下不類曲』的特點，並把這一特性貫串於任何一個部類的探討之中。在龍榆生筆下，「深」是在「通」的前提下而存在的。後世有些學者治詞，往往執其一端，急於掘進，未免隔靴搔癢；而僅僅把詞置於文學史的層面，也影響了對其深度和廣度的突破。凡此，均可從龍氏治詞歷程中得到啟發。

　　第三，知行結合。在中國古代，無論從事何種文體的批評，知和行幾乎都是密不可分的，理論家斷無不會創作之理。理論之提出，乃是理論家通過對前代遺產的把握以及自己創作的體會，才得出的看法。理論家本身的創作和其所提出的意境不一定完全吻合，如嚴羽即是。但個人的創作經驗足以刺激其理論思考，這是肯定的。從詞學批評來看，陳廷焯撰《白雨齋詞話》，提出「沉鬱說」，以為詞中最高境界。他不僅廣泛探討詞史上的大家、名家之作，以論證自己的觀點，而且經常引述自己的詞作，或述心得，或談不足，以見這一境界的末易速達。他是在中國古代詞學批評史上，把知和行、理論和創作結合得非常密切、而且表現得非常明確的學者之一。龍榆生也發揚了這一優良傳統，他早年即嗜詞，一生不廢吟詠，1948年曾刊《忍寒詞》行世，今存詩詞達一千餘首，堪稱一代作手。另外，一度致力於歌詞創作的經歷，也使他對詞的音樂本質體會極深，故能深切了解這一音韻格律之學。這些，都在他治詞的過程中或隱或顯地體現出來了。可是，這一傳統現在卻有中斷的趨勢，搞理論的人不懂或不會創作，已經成為習見的現象。雖有識之士為之呼籲，但改觀不大。反思龍榆生的治詞方法，或許會對這一問題能有所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