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發展的目的不僅僅是「富」

06-20

　　人口問題就是人心問題，這個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獨特的人文解讀。人心明暗已經成為諸多人生和社會問題的根本。中國需要重建財富的道德觀，來指引發達和富裕之後的社會發展方向。

　　最近中央明確提出「不以GDP論英雄」，中組部也不再以單一的GDP作為考核幹部政績的主要指標。這是「靈魂深處鬧革命」的信號。到了新的發展階段，提出「富裕之後何處去」、「富足之後怎麼辦」這兩個問題實質上包含了對發展和幸福理念的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位。富裕富足之後，很多人迷失在物慾無度的茫然、空虛和痛苦中，慾望膨脹卻精神空虛不幸福。回望上個世紀50-60年代，西方興起了至今餘響不絕的「生活質量運動」，使人們明了「生活水平」不等於「生活質量」，更接近幸福的是「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1970年代，方興未艾的發展經濟學明確提出自由和正義是發展development重要社會目標的觀點，突破了經濟增長以GDP為依歸的思維束縛。現在國內外都注意到發展的人文內涵和目標，紛紛成立人文經濟學會進行多方位探討，可謂迎來了「經濟發展的人文復興時代」。

　　有識之士看到了當今之世「人心墮落」的巨大危害。宗教學家何光滬教授認為，信仰的精神狀態決定著文明的興衰、民族的沉浮，中國精神的重構基礎在人心的提升。國學大師南環瑾先生則犀利指出：二十一世紀最可怕的病是迷茫人生沒有目標和方向，人越來越渺校南先生還說中國文化的根本概括起來就是一個字「道」。道包括了天道和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厚德自強、陰陽平衡、和合共生是自然大道。

　　一個好吃的民族和一個愛書的民族比較，孰高孰下不說自明。試問，放眼當下，有多少人在靜靜地讀書、思考與創造？！舌尖上的中國固然展現了中國文化「民以食為天」的璀璨一面，但終究只是滿足了生存生理的淺層需要。若干年後，若能做出「思想的中國」、「思考的中國」的精彩節目，無疑更能凸顯幸福的深度內涵，善莫大焉。現如今，多少富二代迷失在財富的浪擲、慾望的膨脹和虛幻的幸福中，只知及時行樂，虛度大好年華，不知公民責任為何物，長此以往，不堪設想。梁啟超先生「少年強則國強」的世紀呼喚猶在耳畔，然而獨生子女一代於國於家都深可憂慮。眼下熱播的湖南衛視節目《變形計》中的城市主人公大多被富裕和溺愛給害了，一個月的變形要收到脫胎換骨的作用幾乎是奢望，我不否認變形的意義，但懷疑造就大少爺大小姐的成長環境不改變，變形之後很可能故態復萌。

　　在某種意義上，人口問題就是人心問題，這個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獨特的人文解讀。人心明暗已經成為諸多人生和社會問題的根本。舉目四望，滾滾紅塵中隨處可見「富而不貴」、「富而不義」、「富而不正」、「富而不安」、「富而不和」諸多問題。這五種情況背離了經濟發展「共同富裕」的初衷、「公平正義」的目標以及「人類發展」的追求。

　　所謂「富而不貴」是說當今中國存在富貴分離不同體問題。「貴」彰顯的是人格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情懷的溫暖，貴在情操，貴在智慧，貴在仁愛。致富前的道德設問是「窮能否獨善其身」，富裕之後提出的人生問題是「達能否兼濟天下」，所以真正成功的企業家都是懂得散財有道的慈善家。金錢的富足、物質的豐裕如果結合了愛心的博大、人格的崇高因為「我」的存在使社會更美好，這將是多麼富足的人生，就像李嘉誠先生等富貴榜樣、財富英雄和風流人物。遺憾的是，不少人墮落成了精神空虛、無所作為的「富裕的窮人」。台灣有學者一語中的，所謂榮華富貴，不過是「一坨屎」。話糙理不糙，看破人生的真相，就能讀出毛澤東豪邁詞章「糞土當年萬戶侯」所包含的哲理。

　　所謂「富而不義」有二層意思，一是指所獲不義之財。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遺憾的是，當今社會有多少人拜倒在金錢和財富的腳下，以名利和權勢為普遍化追求，小人愛財卻取之無道，貪腐腐敗成為隨處可見、見怪不怪的社會現象。好德抑或好利的取向已經分別出一個社會文明的深度：沉靜還是浮躁，向上還是向下。二是指富裕但小氣不仗義，對窮人缺乏關懷和同情，不是獨善其身而是獨肥其身。

　　所謂「富而不正」，是說一些富人身上有匪氣和邪氣，缺正氣和大氣，有錢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錯誤地將金錢奉為無所不能的「上帝」，決難成為社會的財富榜樣、道德標杆。初唐四傑之首王勃在《滕王閣序》寫下：「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孟子說：富貴不能淫，方為大丈夫。浩然正氣，躍然紙上。中國需要更多有正氣、有擔當和充滿正能量的財富英雄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

　　所謂「富而不安」，有得之不安心如貪腐受賄、用之不安全如財富不安全兩種含義。「有所為」必需與「有所不為」相互配合，知道財富之道的上下左右邊界，才能把控財富的正確流向，來之安，去之喜。在穩健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健，讓財富發揮最大正能量。

　　所謂「富而不和」是指貧富分化導致了仇富心理和社會衝突。頗有一些富人看不起窮人，也頗有一些窮人嫉妒富人，貧富之間已經犁開了一條巨大的社會鴻溝，產生了階層的分化和固化，進而產生了階層的分裂甚至衝突，社會失和，僅此可見。

　　由此，發展的人文意義可以做另外一種表述，人立爾後萬事舉，人的全面、自由和高貴的發展才是終極的發展，即為了人生的自由與有趣保障與選擇，為了生命的尊嚴與意義創造與超越。幸福是惜報知足，隨遇而安，厚德自強，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洒脫；是「望天上雲捲雲舒，看庭前花開花落」的恬淡；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自信；也是「莫以惡小而為之，莫以善小而不為」的智慧。外求物質和物慾近短暫快樂遠寧靜幸福，內求德性和智慧才能超越物象的虛無、擺脫名利的羈絆。

　　中國需要重建財富的道德觀，來指引發達和富裕之後的社會發展方向。世間的任何名利和算計都替代不了高尚的信仰帶給我們的寧靜和幸福，信仰守護人類的良知、正義和博愛。關乎靈魂歸屬的信仰問題才是需要終極關懷的人生和社會大問題。小我之愛是天性，大我之愛是道德。自律道德是慎獨之修為，他律道德是法治之有序。古往今來良性的「均貧富」財富再分配機制以富人之餘濟窮人之缺都是社會公正和順的安全閥、穩定器。財富本無過，財富的意義在於怎麼來又怎麼去，聚財有道，散財有德，方為正道。只有當對道德之信仰超過了對財富之追求，不僅富，而且貴、義、正、安、和，才能凸顯出發展的人文含義，實現深度的、幸福的發展，才能換來中國人的「人間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