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專題研究備考資料

在描寫這類知識分子時,魯迅不是著意寫他們的生活故事,而是寫他們的思想經歷和心靈創傷。其基本主題是「夢醒了無路可走」。他們都是已經覺醒或曾經覺醒。覺醒而企圖喚醒別人的知識者在小說中是以「狂人」「瘋子」的形象出現的。

  《葯》中的夏瑜在牢里勸牢頭造反,結果被牢頭打了一個耳光,並被喝止道:「你瘋了!」《長明燈》中瘋子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他向群眾啟蒙的努力是招致群眾的迫害。因而魯迅寫這些小說時常常有濃重的寂寞和悲哀感。一個把先覺的知識者視如狂人瘋子的環境當然就有將這些知識者逼回庸眾的「正常」隊伍的力量。現實正是這樣,覺醒者不是「狂人」和「瘋子」,就容易變成「孤獨者」或性格扭曲的人,除非他又「然已早愈」般地「正常」起來。《頭髮的故事》中的N先生是一個脾氣乖張的人物,他無端地生氣,憤世嫉俗,那是因為他曾經是一個辛亥革命時期的鬥士,而現在有一種沉重的失落感所致。他想起一起奮鬥過的「故人」,「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渡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端午節》中方玄綽與《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是同一類人物。

  《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都是辛亥革命時期先覺的知識分子,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都曾意氣風發地指點國是,參加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那時的呂緯甫曾勇敢地破除迷信,縱談天下大事。魏連殳則主張「家庭應該破壞」,常發表「沒有顧忌的議論」,見解「奇警」,表現出對舊禮教的蔑視與反叛。然而,由於他們身上還保留著文化的負累,又脫離了群眾,單槍匹馬地反抗舊社會,便不敵強大的黑暗勢力。戰敗之後更失掉了原先的理想和銳氣,呂緯甫落荒而頹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生活,在遷葬、送剪絨花一類小事上空耗才能,打發空虛、無聊的時光;魏連殳投奔軍閥,走向墮落,在玩世不恭、自暴自棄和醉生夢死的生活中孤傲地進行慢性自殺。這兩篇小說對20世紀第一代覺醒者和落伍者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鬥爭方式,以及脆弱的心理和搖的性格,進行了含淚的批判;這種批判閃耀著作者自我省察、自我探索的折光。魯迅在鞭撻和否定導致呂、魏頹唐、墮落的黑暗社會的同時,還深切地揭示出:在風雨如磐的年代,知識分子選擇正確的人生道路是何等艱難。

  《傷逝》是魯迅以詩一樣的語言寫成的悲情繾綣的詩體小說。故事發生在「五四」時期,小說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深受個性解放思想影響的知識青年。他們敢於衝決森嚴的禮教羅網,自由地戀愛,勇敢地同居,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擲地有聲的話語,便是她大膽反抗自古以來一直被婦女奉為圭臬的「三從四德」的宣言。但是他們為之奮鬥的,只不過是一已的愛情生活。而新家庭建立起來之後,積澱在他們文化心理上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便-現出來。子君陶醉於安定、寧靜的家庭生活之中,漸漸地成為一個平庸的家庭主婦。涓生雖然厭倦了這種平淡無味的家庭生活,但卻沒有與子君共同努力創造一種有意義的新生活。他對子君從隔膜、疏遠,直到把她看作是累贅,致使愛情的裂痕日漸加深,共同生活的基礎發生動搖。所以,當黑暗勢力向他們伸出魔爪,涓生失業後生活出現危機之時,他們便不能同舟共濟,自私怯懦的涓生失去了「攜手同行」的勇氣,萌生了救出自己的分離念頭,對子君宣布「我已經不愛你了!」從舊家庭中衝出來的子君,又被頑固守舊的家庭接了回去,最後憔悴而死。而涓生也在失敗中靜思默察,深刻反省,並帶著心靈的創痛,準備向新的生活跨出去。魯迅藝術地揭示釀成這一悲劇的根源。他在雜文《娜拉走後怎樣》中曾論述過「經濟」與「自由」的關係,以及婦女解放等問題,透闢指出「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在目下的社會裡,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子君正是因為經濟上的依賴導致人身上的依附,所以她不但沒有成為合乎時代潮流的「新女性」,而且在小家庭中也沒有取得與涓生平等的地位。魯迅的深刻之處在於,當20年代幾乎所有作家眾口一辭地歌頌個性解放時,他獨具隻眼地發現,又形象地指出:單憑個性解放,在與中國頑固的封建觀念較量中難以取勝,結果往往是悲劇性的。

  由此,我們可體會到魯迅作品的基調是「憂憤深廣」。其形成的原因:

  (1)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和角度,以現代意識對現代生活進行觀照,而且極力關注的是社會變動和文化轉型時期人的精神困擾和出路等問題,表現出憂憤的情懷;

  (2)魯迅對現實對未來的態度:不樂觀,不激進,甚至有些消沉,但非常清醒、冷靜,而且有深入的體察和思考;

  (3)魯迅寫作時的心境:為著排遣「苦的寂寞」。

  3、為什麼說《吶喊》與《彷徨》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與成熟的標誌。

  (主要從兩部小說對傳統文學有哪些突破性的變革,從而完成了小說的形式由傳統向現代轉型這個角度來理解。)

  (1)「表現的深切」——在小說題材、小說模式方面的變革。

  傳統小說的特點是:追求奇特、曲折的情節,講求傳奇性和故事性,人物大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或者神仙鬼怪;

  《吶喊》、《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則是取材於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人,並為普通農民塑像,這對傳統小說來說是一個大膽的突破,具有先峰的性質;

  魯迅在30年代談及自己的著作時,說:說到為什麼做小說吧,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而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正是從這樣的啟蒙主義的文學觀出發,魯迅開創了」表現農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代文學的主要題材。

  魯迅在表現他的小說主人公時,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就是關注病態社會裡人的精神「病苦」。

  《葯》寫華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

  《故鄉》寫閏土心靈的麻木;

  《明天》寫單四嫂子失去兒子後的孤獨與空虛;

  《祝福》寫祥林嫂對地獄的恐怖;

  《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寫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與危機;

  (2)從普通平凡的人事中,發現和體悟生活的內涵;發現和體悟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傳統小說讓你產生距離,放鬆)

  (3)揭示靈魂的深。

  傳統小說不善於描寫人物的心理,而是注重通過人物的言行來刻畫人物的性格;注重寫人物的心理,寫人物的靈魂,是現代小說顯著的特徵之一。

  由於魯迅對人的精神創傷與病態的無止境的開掘,使魯迅的小說具有一種內在性,顯示靈魂的深。

  《孔已已》:對「竊書」的振振有詞的辯解,對屢試不中的羞愧難當的支語——被科舉功名毒害的心靈;

  《在酒樓上》:對遷葬的認真與對順姑的死,寫出意志的消沉;

  《故鄉》中的一聲「老爺」表現出閏土的思想狀況;被封建等級觀念所吞食。

  《阿Q正傳》

  《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寫出四鉻的潛意識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學的靈魂深處;

  《祝福》失去兒子後,見人就說:「我真傻……,」寫出祥林嫂心靈的傷痕;

  魯迅的小說實際上是對中國人(首先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靈魂的偉大拷問,深刻地顯示了他的小說的現代性。但是魯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態,是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態的病態社會,由此而開掘出「封建社會吃人」的主題,封建社會不僅是對人的肉體的摧殘,更是「咀嚼人的靈魂」。

  為了表達這一主題,魯迅在小說里運用了獨特的結構模式來體現,那就是看與被看。

  《示眾》中的人物就是展示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一面看別人,一面被別人看。這是帶有象徵的意味。在其他的小說中都具有這種關係。這種關係分為兩種情況:

  (1)發生在群眾與群眾之間。

  《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處向人傾訴自己的痛苦,在這裡,魯迅寫了人們的反應:「這故事頗有效,男人聽到這裡,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們卻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地評論著。」祥林嫂的不幸並沒有引起真正的理解與同情,卻通過「看(聽)的行為,轉化為可供消遣的」故事「:這些鄉村老女人們正是在」鑒賞「他人的痛苦過程中,鑒賞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淚),並從中得滿足(自我崇高化),同時又在嘆息、評論中,使自己的不幸與痛苦得到宣洩、轉移以至遺忘。而在別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盡,成為」渣滓「以後,就立即」厭煩和唾棄「,施以」又冷又尖「的笑:這類情感與行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實際上是顯示了一種人性的殘忍。於是,在這類小說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後,常常還有一位隱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憫的眼光,憤激地嘲諷著看客的麻木與殘酷,從而造成一種反諷的距離。

  《孔乙已》

  《阿Q正傳》

  (2)先驅者與群眾之間。

  《葯》

  《孤獨者》

  《狂人日記》

  (4)小說的藝術格局和語言對傳統的突破與創新。

  傳統小說的格局講求對故事的全程敘述,而且基本是單線發展,對生活缺乏深入的揭示,也不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畫。20世紀初期的一些小說家也在努力尋找和創造適應反映現代社會生活內容的小說新形式,朝通俗化邁進了一大步,但仍跳不出章回體形式的窠穴。魯迅博採西方小說藝術之長,以新穎別緻的藝術形式和鮮明的現代特色,實現了中國小說藝術從古典走向現代的根本變革,創建了20世紀小說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謀篇結構上學習和借鑒西方小說體式靈活多變的長處,擺脫中國傳統小說慣用的單線縱向結構方式的束縛。從《狂人日記》到《離婚》,他所寫的每一篇小說的表現格式和結構方式都不相同。

  《狂人日記》之所以被稱為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國傳統小說注重有頭有尾、環環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開情節的結構方式,而以13則「語頗錯雜無倫次」,「間亦略具聯絡者」不標年月的日記,按照狂人心理活動的流動來組織小說。在藝術表現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狀態,而是通過主人公的自由聯想、夢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傳統小說那樣,作者的敘述(介紹人物、鋪陳情節、描寫環境等)和作者對人物的心理描寫之間界線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敘述描寫都帶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滲透於主人公的意識活動之中。而《狂》尤其富有創造性的嘗試,小說「日記本文」採用了白話文體,卻又精心設計了一個文言體的「小序」,從而形成了兩個對立的敘述者,兩重敘述,兩重視點,構成一個反諷的結構。

  《孔》在小說敘述者的選擇上煞費苦心。小說的核心孔與酒客的關係,已經構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這個模式里,作為被看者的孔(知識分子)的自我審視與主觀評價(自以為是國家、社會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與他們在社會上實際所處的「被看(亦即充當人們無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兩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地位與命運的悲劇性與荒謬性。但作家並沒有選擇孔或酒客作為小說的敘述者,而是別出裁地以酒店裡的「小夥計」是充當敘述故事的角色。這樣,他就可以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描寫孔的可悲與可笑,看客的麻木與殘酷,形成一個「被看/看」的模式,以展開知識者與群眾的雙重悲劇。而小夥計自己,隨著小說的展開,也逐漸參與到故事中來,先是「附和著笑」,後又冷酷地拒絕了孔教自己識字的好意,從而構成了一個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劇。他的背後正有隱含作者在「看」,從而形成第三個層面上的「被看/看」的結構。而讀者在閱讀的開始是認同於同於敘述者的有距離的旁觀態度的,但隨著敘述的展開,就逐漸遠離敘述者,而向隱含作者靠攏,從小說外在的喜劇性中看到了(體味到了)其內在的悲劇性。讀者、隱含作者、敘述者與人物就置身於如此複雜的小說敘述網路之中,呈現出既非單一的,又是動態的複雜心理、情緒、美感反應。而這一切複雜性又顯現於極其簡練的敘述語言與極其舒展的敘述風格之中:這正顯示了魯迅非凡的藝術創造力。

  《祝福》不依先頭後尾的舊規,採用倒敘的結構方式。

  《示眾》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作者截取生活的一個橫斷面,以鳥瞰式的結構方式,把眾多看客的冷漠、麻木與無聊,展現在讀者眼前。

  《傷逝》是一種抒情獨白體。其重心可能不在那失敗了的愛情本身,而在於涓生明確意識到與子君之間只剩下無愛的婚姻「以後」,他所面臨的兩難選擇:「不說」出愛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於虛偽」;「說」出,則意味著「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對方,而且確實導致了子君的死亡。這樣的的結構設置,深刻地寫出了人生的精神痛苦。這類無論怎樣都不免空虛與絕望,而且難以逃脫犯罪感的「兩難」,正是終身折磨著魯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還寫了一篇《我要騙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實的心」,卻還要「騙人」矛盾與相伴隨的精神痛苦。

  魯迅一直在探索主體滲入小說的形式。《在酒樓上》與《孤獨者》中,他又做了這樣的嘗試:小說中的敘述者「我」與小說人物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面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面的外化,於是,全篇小說便具有了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孤》中「我與魏相識一場」,「以送殮(魏為祖母)始,以(我為魏)送殮終」,正是暗示著「祖母——魏——我」之間的深刻的生命的聯繫。而我與魏的三次論爭:關於「孩子的天性」、關於「孤獨的命運」、關於「人活著的意義」,也是顯示了魯迅自身的矛盾與困惑的。這都是「靈魂的深」的開掘,構成了魯迅小說詩性的豐富內涵。

  由於魯迅能獨立地按照其所要表現的生活內容和自己的藝術個性去進行靈活的藝術熔裁,小說的體開手法不斷有新創造。「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莫不給青年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許多人們上去試驗。」(茅盾)

  魯迅又深得傳統小說精髓,常用古代小說的白描手法傳神地刻畫人物,語言簡潔、凝鍊、含蓄、準確,蘊含著傳統文言小說所特有的韻味。所以,他的小說既是現代的,又是民族的。

  如何看待魯迅在傳統批判中的偏激。

  1、問題的提出:80年代以來,國內外有些人對魯迅提出了很多批評。主要的焦點是認為魯迅「全盤否定傳統,割裂了傳統文化」。

  2、指責魯迅「全盤否定傳統」的原因:

  (1)魯迅在五四時期對傳統確實是採取徹底否定、決絕的態度,與同時期的胡適、周作人不同;(胡適對傳統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周作人前期比較激烈,後期趨於平和並主張繼承傳統)

  (2)指責魯迅的人只是從魯迅的文章去看,而沒有結合當時的「語境」與魯迅否定傳統的目的來看;

  (3)指責魯迅的人只看到魯迅對傳統否定的一面,沒有看到魯迅對傳統的「價值重估」的態度及對傳統文化整理的結果;

  3、理解魯迅這種偏激態度的歷史「語境」;

  新文化運動熱潮過後,有人提出重新「尊孔讀經」,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學衡派提出「闡明真理,昌明國粹」等,而當時實際上傳統文化已是嚴重地牽絆著中國社會的進步,要覺醒,要奮起,必須要徹底打破傳統中的痼疾。在破壞中,啟蒙主義者往往表現得有些激進,有些矯枉過正,這也是文化轉型期的一種常見現象。

  4、不能用當代的觀點去衡量魯迅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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