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分合剖析：改朝換代的四大原因

　　《三國演義》開篇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彷彿是一條無人可以逾越的規律。但看中國歷史，由統一而分治，由分治而統一，或幾百年一變，或幾十年一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果然如此。

　　然而，為什麼一個好端端的國家，非產生分治不可，甚至非分裂不可。內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歷代統治者的重視，不能不引起後人的深深思索。造成舊王朝滅亡的，概括地說，包括四個基本原因。

　　第一，內亂。內亂的因素也多。廣義的界定，內亂可以認定為朝廷內部之亂，例如黨爭之亂，例如王權與相權的矛盾。狹義地考慮，所謂內亂，主要是宮廷之亂。而宮廷之亂，又包括因為太子勢力過大造成的動亂，或者因為內宮與外戚勾結造成的動亂，還包括太監擅權造成的動亂，但最主要的，則是因為皇帝本人的昏聵無能，或者濫施暴政造成的內廷與國家之亂。

　　中國歷史上，因為內廷之亂造成朝代滅亡與更替的史實最多。以至有人說，西漢亡於外戚，東漢亡於宦官，唐代既亡於宦官，又亡於割據。因此，自宋代開始，對於內廷之亂，特別重視，對宦官與外戚的行為嚴加約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軌的事情發生。然而，歷史的諷刺在於，你管得住宦官，卻管不住自己。說來說去，還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滅亡的深淵。從這個意義上，所謂「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認為，「話說天下大勢，亂久必治，治久必亂」了。

　　第二，割據。割據即軍閥割據。秦末就有軍閥割據，但和後來的情況稍有不同。因為那時的軍閥，大多是有封號的，先封諸侯，以後割據。但社會要求統一的力量強大，所以雖有割據，不能長久，七亂八亂，走向大治。

　　東漢亦亡於割據，割據成為主要社會問題，近人所謂「軍閥割據，天下大亂」，正是三國時代的生動寫照。

　　唐代同樣亡於割據，安史之亂以後，皇帝的權威已然不復昔日景象。地方軍閥勢力日益強大，與朝廷的關係，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終於不可收拾，釀成五代十國那樣的混亂局面。

　　割據反映的主要是王權與軍權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對於軍人特別警惕，採用各種方式，如最高軍事長官由文官擔任，實行督軍制，高級軍官定期調動，使兵不能識官、官也不能識兵，如此等等。宋代沒有割據，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穩之時，各勤王之軍，如韓世忠、岳飛、劉琦等人率領的軍隊，依然嚴格控制在朝廷的領導和監督之下。所以，岳家軍雖聲名顯赫，但皇帝要殺岳飛，依然不是一件難事。

　　割據現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頭，以後到了民國時期，又形成新的歷史局面。

　　第三，起義。起義主要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歷代不絕，但有大小之別。大的農民起義，能致王朝於死命，所以，歷代統治者對於農民起義，無不深惡痛絕。視起義軍為盜匪，必須痛殲之而後快。但事實上，剿殺農民起義，並不簡單。而農民起義的情況，又各個有異。所以，從其動機上看，統治者是對於任何起義都一定要痛而殲之的，而從其效果上看，雖拚命剿殺，也不見得成功。於是既有剿殺，也有招安，軟硬兼施，交替使用。

　　第四，邊患。邊患是自西周以來就沒有真正徹底解決過的大問題。周王朝東遷，就和邊患有關。以後，戰國時期，北方諸侯開始修築長城。秦始皇統一六國，再修造統一的萬里長城，這也和邊患有關。漢武帝八次征伐匈奴，實際上就是邊患之戰。東漢講和親，和親確實起了作用。但進入晉代，北方又亂，於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成為中國古代史上一段極其慘烈的歷史時期。邊患在唐代未成大害，在宋成為亡國之恨，在明又成亡國之恨。邊患問題之大，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諸如《楊家將》、《說岳全傳》等書的風行，皆與邊患有關。

　　上述四種大亂，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

　　邊患與農民起義有關，這是明代亡國經驗所證明了的;割據也與農民起義有關，這是唐代亡國經驗所證明了的。

　　而無論農民起義，還是割據，還是邊患，皆與內亂有關，這是歷代改朝換代的經驗所證明了的。

　　由此看來，國家政事雖大，卻又應了民間的一句俗話，即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如果你皇帝是好的，國家機器本身沒大問題，其運作是正常或者比較正常的，那麼，農民起義就不會發生，就是發生了，也不能動搖國家的根基;割據自然也不會發生，發生了也容易糾正。那情形，就如同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一樣。從而邊患也不會成為太大問題，因為你強悍，我更強悍。你搗亂可以，想亡我國家，辦不到，其結果就如同漢武帝北伐匈奴一樣，不但把匈奴人逼至漠北，而且把他們趕向歐洲，從而為漢王朝迎來一段平靜的邊境局面。

　　四亂其實始於一亂。一亂就是內亂，而內亂首先發因於皇帝，或者因為皇帝無能，或者因為皇帝昏庸，或者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暴君，或者因為他年齡太小，不能理政，或者因為他選錯了接班人。

　　(編輯：蘇幕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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