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會議：歷史性偉大轉折的起點

談起長征，人們自然就會想起遵義會議。遵義會議作為黨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黎平會議就顯得鮮為人知。事實上，這次會議使中央紅軍的面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是接下來遵義會議召開的關鍵節點。

通道轉兵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紅軍的命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出發不久，就遭遇在江西信豐、安遠、南康、贛縣一帶由粵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10月21日，中央紅軍僅用了五六個小時就成功突破。11月1日—8日，中央紅軍成功突破了位於湘粵贛邊界的汝城、仁化、樂昌間粵軍和湘軍的第二道封鎖線。11月8日—15日，又突破了郴縣至宜章間粵軍和湘軍的第三道封鎖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減員3700餘人，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減員9700餘人，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減員8600餘人，共減員22000餘人。突破三道封鎖線，沒有打什麼大仗，為什麼減員這麼多？據考證，在很大程度上屬於非戰鬥減員，這固然與長途行軍、天氣漸冷、水土不適應等因素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沒有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對於最終要去哪裡，幾乎無人知曉。李聚奎痛苦地回憶：「11月8日，全部過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至此，軍委大概鑒於紅軍轉移已無密可保，才正式通知我們說，中央紅軍這次進行轉移，是為了到湘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裡建立新的根據地。」李聚奎是紅一軍團第一師師長，他在長征開始幾乎整整一個月後才知道是為了和紅二、六軍團會合，可想而知普通官兵就更無從知曉部隊的行進方向。無可諱言，在博古、李德的指揮下，中央紅軍的積極性被大大挫傷。

等待中央紅軍的是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在桂東北、湘西南湘江兩岸修築了550多座碉堡，試圖憑藉優勢兵力和精良裝備，利用湘江這道天然屏障，徹底消滅中央紅軍。11月28日，湘江之戰正式打響。苦戰至12月3日，中央紅軍終於突破國民黨重兵設防的湘江封鎖線，然而中央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出發時的86000餘人直降至30000餘人。面對慘重的損失，又不斷聽到紅軍指戰員對錯誤指揮提出的批評，加之敵情嚴峻，博古、李德垂頭喪氣，一籌莫展。可是，他們依然不肯檢討錯誤，仍堅持北進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12月8日，博古、李德電令各軍團：「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應該說，此舉正中蔣介石下懷。蔣介石已經將20萬兵力部署在芷江、靖縣、城步、新寧一線，構築了200多座碉堡、幾道封鎖線，再次等待中央紅軍自投羅網。

在這種極端緊急的情況下，12月12日，紅軍領導人於湖南懷化的通道境內召開了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當時情況緊急，會議是在行軍路上召開的，因此人稱「飛行會議」，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不知變通的李德一廂情願地提出：「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毛澤東堅決主張：放棄原訂計劃，避強就弱，向貴州轉兵，因為王家烈的貴州兵都是「鴉片鬼」，人稱「雙槍兵」，不經打。毛澤東的提議首先得到了朱德的支持，接著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也表示支持。此時的博古已經失去了此前對李德的信心。「博古認為，從貴州出發可以一直向北，在那裡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於是，會議決定：「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這就是常說的「通道轉兵」。令人遺憾的是，通道轉兵只是對行軍路線進行了技術性的調整，中央紅軍依然向湘西前進，全軍覆沒的厄運隨時等待著艱難行進的中央紅軍。

黎平會議召開的時間和地點考據

12月14日，中央紅軍佔領黎平。

黎平地處黔、湘、桂三省區交界，地形複雜，交通不便，不利於敵人的兵力運動，而黎平縣城倉庫糧食充足，利於紅軍補給、休整。加上湘、桂、黔三省區軍閥之間的矛盾，黔省內的敵人兵力薄弱。向何處去？中央紅軍再次面臨生死抉擇。蕭鋒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午飯時，周副主席高興地對我們說，黎平佔領了，打開了向貴州進軍的路子。我要在這裡等中央縱隊，黨中央要開會。」召開黎平會議是通道會議的決定？還是先行進入黎平的周恩來的提議？迄今為止，對於這個問題尚無可靠的資料予以證明。

為保證會議順利進行，周恩來進行了嚴密的警戒布防。聶榮臻這樣回憶：「十二月十四日，我六團會同三團搶佔貴州黎平。黎平當時有王家烈守敵一個團，我軍進攻，他們即放棄黎平，散在城外各地。隨後，我們一軍團以一個師的兵力駐守黎平，一面驅逐城外的黔敵，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

一般認為，黎平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2月18日。一個依據是17日19時博古要求陳雲、劉少奇於18日8時前趕到黎平城開黨的政治局會議的電報，另一個依據是黎平會議決議的日期註明是「12月18日」。可是，有親歷者並不承認這種說法。呂黎平認為：「12月17日至18日，在黎平城總部一局駐地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吳烈也認為：「中央政治局於十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黎平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呂黎平是總司令部作戰局參謀，吳烈是國家政治保衛團一營營長，他們都是見證人，他們的說法應該比較可靠。此外，博古告訴他的兄弟：「1934年12月17、18日兩天，由周恩來主持，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那麼，博古的電報該如何解釋？電報只能說明通知陳雲、劉少奇18日與會，並不足以證明會議是18日開始的。黎平會議決議所注時間是決議通過的時間，同樣不能作為會議開始時間的證據。

此外，關於會議召開的具體地點也有過爭議。貴州省有關部門曾經於1953年、1954年、1957年，多次派出調查組到黎平縣進行考察。調查組成員詢問了當年給紅軍帶過路的嚮導、當時參加過群眾大會的人員，認定黎平城南平街地主朱良成家的院子是會議召開的場所。為了進一步確認會址，黎平縣委1971年專門組織調查組，到外地訪問當年在中央軍委工作和中央領導人身邊的人員，結果發現朱良成家的院子與這些人員的描繪存在很大差別。1978年，黎平縣有關部門在更大範圍進行調研，最終確認對中央紅軍的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會議是在翹街胡榮順商號進行的。

毛澤東的主張最終成為政治局決議

黎平會議究竟有多少人參加？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但紅軍長征時期的電報都沒有遺失，從博古致陳雲、劉少奇電文中可以找到有價值的線索。既然沒有通知其他同志開會的電文存在，那就意味著此時除了陳雲、劉少奇，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都應該已經到達黎平。

由此看來，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6名政治局委員中5名到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朱德、毛澤東。4名候補委員中有3名到達：王稼祥、鄧發、凱豐。

那麼，陳雲有沒有到會？1982年6月，陳雲在致貴州省黔東南州委宣傳部信中明確表示並未參加黎平會議，並且明確指出由於當時軍情緊急，中央開會決定軍事問題，不可能等到後面的人全部到齊。劉少奇有沒有與會？《劉少奇傳》《劉少奇年譜》都沒有記載。遺憾的是，劉少奇也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對於黎平會議的研究而言，這也許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謎。

王樹增認為主要紅軍將領都參加了黎平會議，他在《長征》中這樣描述：「紅軍幾個軍團的領導發言了。他們並沒有在中央紅軍要到哪裡去的問題上直接表態，他們說得最多的是中央紅軍為什麼走到了如此被動的地步。他們回顧了第四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經歷的那些不斷失利的戰鬥……」

黎平會議不是政治局擴大會議，非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無需參加。如果參加了，紅軍將領也不會像小說所描述的那樣不得要領地發言。12月16日林彪、聶榮臻致電朱德，要求向桐梓、遵義、懷仁為中心之地域前進。如果讓他們參加會議，他們怎麼可能不力主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

黎平會議是何人主持的？有人認為：博古當時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由博古主持理所當然。事實是，湘江之戰後，博古的情緒出現了很大的波動。聶榮臻這樣介紹：「紅軍由江西出發時的八萬六千多人，經過一路上的各種減員，過了湘江，已不足四萬人。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劃。」伍修權也這樣說：「當時李德已經無法全面指揮，只能根據各部隊來的電報提出意見，真正在部署作戰行動的是周恩來同志。」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主持會議自然是正常的事情。再說周恩來也這樣回憶：「在黎平……我決定採納毛主席的意見……」有關記錄也都證明周恩來是黎平會議的主持人，顯然不能僅憑「分析」而無史料支撐就推翻公認的結論。

關於黎平會議，博古這樣介紹：「這次會議爭論尤為激烈：李德主張北上，經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順與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主張繼續西行，經台江、黃平、翁安、同樂，攻遵義。」博古列舉了李德的意見而沒有說明自己的觀點，本身就說明他是贊同李德觀點的。或者說，他在指揮上並沒有多少自己的獨立見解。

周恩來是會議主持人，又有很高威望，他的態度對於黎平會議的決策至關重要。

實際上，在黎平會議召開前，周恩來已經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蕭鋒在14日的日記中這樣記載：「周副主席高興地對我們說，黎平佔領了，打開了向貴州進軍的路子……你團繼續前進，要迅速襲占施秉、餘慶，準備過烏江。」此時的周恩來不僅贊同毛澤東的戰略構想，而且已經部署軍隊準備西渡烏江。既然如此，在黎平會議上，周恩來的主要工作便是說服與會者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而不是在不同主張之間進行選擇。

周恩來這樣介紹：「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納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正是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關鍵性的抉擇。

李德的說法耐人尋味：「周恩來事先來問我的意見，我提議，改變行軍方向向西北，以便繞過省會貴陽（因為根據我們的情報，已有六七個蔣介石的部分機械化精銳師向貴陽方向出動了），渡過烏江，消滅較弱的貴州省軍隊，解放烏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義城為中心的地區；然後在這個地區建立臨時根據地，尋找同蔣介石向前推進的軍隊進行戰鬥的時機。雖然這個方案，除去最後一部分，大體上符合毛澤東在以前的談話中所表示的意見，但又是被他粗暴地駁回了，他沒有提出一個不同的建議。其實，如果撇開周恩來提出的幾個戰術行動，向遵義繼續進軍的方案，同我的建議並沒有什麼區別。」

李德顯然是在撒謊。如果真如李德所說，怎麼可能還會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下發生激烈的爭論？實際上，李德對黎平會議極為不滿。當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議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當面指責周恩來。周恩來的警衛員範金標這樣回憶：兩人用英文對話，「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馬上把燈點上」。博古的意見儘管被會議否定，但他還是服從了會議決定。當他得知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

毫無疑問，博古態度的轉變對黎平會議通過正確的決議很有幫助。同時也可以看出，博古與毛澤東等人主要是認識問題上的爭論，而不像李德那樣很大程度上是意氣之爭。

黎平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迅速付諸實施

12月18日黎平會議通過的決議叫《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這是黎平會議留下的唯一一份文件，決議很短，但十分珍貴。

全文如下：

一、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

二、根據於

（甲）使我野戰軍於今後能取得與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之密切的協同動作。

（乙）在政治的、經濟的及居民群眾的各種條件上，求得有順利的環境，便利於徹底的粉碎五次圍剿及今後蘇維埃運動及紅軍之發展。

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

四、政治局認為，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這在目前成為主要危險傾向。

五、責成軍委依據本決定按各階段制定軍事行動計劃，而書記處應會同總政治部進行加強的政治工作，以保證本決定及軍事作戰部署之實現。

黎平會議還有沒有其他議程？陳雲明確指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也有知情者指出：會議商定在向遵義進軍中，抓緊一個短暫的空隙時間再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系統總結五次反「圍剿」以來黨和紅軍的經驗教訓，並指定由博古在行軍中草擬報告，周恩來考慮一個副報告，提供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研究與審查；將第一、第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恢復劉伯承總參謀長職務，並由他兼任軍委縱隊司令員。可見，這是會議的其它收穫。

黎平會議使中央紅軍戰略方向的調整迅速付諸實施。12月19日，朱德、周恩來聯名下發命令：「一、九軍團為右縱隊，有佔領劍河的任務，以後則沿清水江向上游前進。」「三軍團、軍委縱隊及五軍團為左縱隊，應經嶺松、革東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進中如遇黔敵應消滅之，如遇尾追之敵應擊退之，在不利條件下則應遲滯之。」「十二月底，右縱隊……在前出到施秉、黃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軍前進，最後則應迅速地佔領施秉、黃平兩城。」「二、六軍團目前應在常德地域積極活動，以便調動湘敵……」「四方面軍應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野戰軍繼續向西北前進時，四方面軍能鉗制四川全部的軍隊」。不難看出，周恩來、朱德的指揮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在黎平會議上，周恩來「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

為了調動全體官兵的積極性，12月21日，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簽發了《湘江政治部關於實現「創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訓令》：

「參照部隊的情緒，對中央決定進行詳細的解釋工作，回答每個疑問與誤解。務使每個紅色戰士了解我們行動的總方針與當前的任務；了解我們離開中央蘇區的長途行軍是有一定的方向與目的地的；了解以勝利的戰鬥來創造新蘇區的任務已緊迫的擔負在每個戰士的肩頭。在這一明確的政治了解基礎上，號召與團聚全體紅色戰士在黨的正確決定與軍委領導下，以百倍的勇氣和信心為實現在川黔邊創造新蘇區根據地而奮鬥。」

訓令還強調：「要完成工農紅軍當前的偉大任務，必須堅決地反對對自己力量估計不足的悲觀失敗的情緒和生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如不嚴格執行命令，不注意保存武器與資材，自由行動以致掉隊落伍，忽視紅軍軍紀等，這些游擊主義的繼續增長，可以削弱紅軍力量，以致走到破壞紅軍的危險。各級政治機關必須根據各部隊的實際情況，具體的開展鬥爭來教育全體戰士。」

黎平會議給中央紅軍帶來了根本性變化

黎平會議給中央紅軍帶來的改變是根本性的。

紅軍戰士的感受是：「心裡有了希望，情緒也高了，勁頭也大了。從黎平到劍河，從劍河到台拱，從台拱到黃平，幾乎一天一個縣城，翻山越嶺的也不覺得那麼累了……」

劉伯承這樣寫道：「行軍作戰雖然同樣緊張，但由於毛主席的英明主張，作戰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聶榮臻記錄道：「黎平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同志改變了觀點，同意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始……決定向遵義進發。這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了湘西，我們爭取了主動。」

幾十年後，楊尚昆回憶起黎平會議心情依舊難以平靜：

從黎平到遵義的進軍，我以為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戰略目標明確，行動方向出敵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動權，士氣高漲。第二，部隊進行了縮編。『紅星』『紅章』兩個中央縱隊合併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雲任政委，葉劍英任副司令員，凡是能戰鬥的人員和輕重武器調給戰鬥部隊；拋棄許多罈罈罐罐，解散龐大的挑夫隊伍；撤銷了主要由擴紅時招募的新兵組成的紅八軍團的建制；各軍團也縮編機關，部隊輕裝前進，提高了戰鬥力和機動性。第三，恢復了紅軍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傳統。博古、李德把部隊做群眾工作說成是『游擊作風』，拋棄了紅軍的傳統。我們佔領黎平後，發動部隊利用休整時機，展開群眾工作。黃平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我們向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風俗習慣，不經寨主同意不進寨，不得房主同意不進屋，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同時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和紅軍宗旨，獲得少數民族兄弟的支持。他們給紅軍當嚮導，籌運糧食，運送傷員。許多青年還踴躍參軍。第四，避強打弱，不避戰。黎平會議決定：紅軍向遵義進軍時，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則力避大的戰鬥。本著這個方針，紅軍入黔後長驅直入，勢如破竹，連克數縣，搶渡烏江，輕取遵義，沒有遇到大的阻力。

正因為紅軍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陳雲才會這樣自信滿滿地向共產國際彙報：「紅軍已不再是經常不斷地被敵人攻擊、四處流竄的部隊，而變成了一支能戰能攻的有生力量。」

黎平會議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長征途中，毛澤東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關於《十六字令三首》的創作時間，目前還存在爭議。也許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年譜》這樣標註寫作時間：「1934年—1935年」。

貴州籍紅軍作家陳靖這樣回憶：「在黎平城頭，幾個指揮員環顧靜靜的貴州群山，再注目那條剛剛走過來的『通道最難通』的狹窄小路，不約而同地產生了『後怕』。大家長吁一聲：『這是怎麼過來的呀？』毛澤東《十六字令三首》的第一首，就是在這個時候『哼』出來的。」這一首《十六字令》是會前所作，還是會後所作？陳靖沒有交待清楚。

這三首十六字令應該都是會後所作，而且是一氣呵成。自己的正確主張被政治局會議接受，並且以政治局決議的形式下發，眼看紅軍即將走出困境，毛澤東站在黎平城頭，環顧群山，難掩內心的喜悅，詩興大發。

對於前兩首《十六字令》，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首描述的是中央紅軍浴血奮戰，終於脫離了全軍覆沒的危險。第二首則是對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士氣高漲的描繪。對於第三首，論者這樣評點：「在戎馬倥傯的長征路上，作者還有『閑情』去欣賞山容，讚美山魂，可見他具有多麼非凡的氣魄和堅定的信心：一個在緊張、複雜的局勢中能夠應付自如、指揮若定的英雄形象，已隱隱聳立於字裡行間了。」這應當是一種誤讀。所謂「詩言志」，詞亦然。「刺破青天鍔未殘」，何嘗不是指紅軍「刺破」了蔣介石這個「青天」？黎平會議剝奪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拋棄了共產國際批准的行軍路線，又何嘗不是「刺破」了「青天」？「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寫的應當就是帶來偉大轉折的「黎平會議」和浴血奮戰的紅軍以及日漸成熟的中國共產黨。

當然，黎平會議並沒有結束爭論。周恩來這樣回憶：「在進入貴州前後，就爭論起來，開始醞釀召開政治局會議了。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達到遵義，沿途爭論更烈。」李德當然不甘心失去指揮權，在這種情況下，博古也出現反覆。博古在延安整風時期曾經坦率地承認：「在烏江架橋未成前，他（李德）極力主張東轉時，我又一度動搖而贊助他意見。」

直到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遵義。15日至1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並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中國革命從此轉危為安。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這一點早已為人們所公認。但是，歷史性轉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個點上瞬間完成。客觀地說，遵義會議的召開本身就是歷史轉折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毫無疑問，促成遵義會議召開的關鍵節點就是黎平會議。

正因為如此，楊尚昆才會如此評價：「這次會議成為遵義會議的前奏。」張震也評價道：「如果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那麼，黎平會議就是這個偉大轉折的起點。」正因為如此，一位長征親歷者才會動情地寫道：「如果沒有……黎平會議那一輪新月，未必迎來長征路上的黎明，遵義的曙光和早春，也不一定能在此時此地到來。」

在黎平會議上，歷史已經選擇了毛澤東。從黎平再出發，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創造了驚天動地的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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