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影領袖」張藝謀的亂七八糟……

11月10日上午，由《藝術評論》雜誌社發起有張頤武、羅藝軍、梁曉聲、賈磊磊等20多位中國知名文藝工作者、專家、作家參加的「張藝謀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在京舉行，這是中國文藝界第一次針對張藝謀電影進行的集中研討活動（不過受到邀請的張藝謀和新畫面公司負責人無一到場）。經媒體提煉專家發言務求聳人聽聞的炒作式報道之下，本次研討會看起來簡直成了對張藝謀的缺席審判，某媒體甚至以「文化界開列張藝謀"六大罪狀』」為題進行報道。實際上，通過閱讀研討會紀錄，我們可以發現現場氣氛並沒有想像當中那麼激烈，各位專家學人還是本著關心保護張藝謀及其作品的態度進行發言的，雖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力度遠不及暴風驟雨般的網路評論，即使和《藝術評論》登載的那篇據說引起震動的文章相比，大家的發言也是溫情脈脈點到即止嚴格遵守官方活動紀律的。所以，有必要讓那些被「直陳張藝謀六大罪狀」之類的媒體文章嚇壞了的熱心讀者知道，這次研討會並非轟轟烈烈，不僅張藝謀本人毫髮無損，他所代表的惡行累累的體制這個真正元兇也未曾受到撼動。明眼人可以看出，這是襯托張藝謀「救世主」形象的新一輪「官方炒作」。

拿研討會的名目來說，叫什麼「張藝謀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這種把張藝謀電影和中國電影相等同的「暗示」，令人聯想到《十面埋伏》上映引起爭議後的荒唐說法：「支持張藝謀電影就是支持中國電影支持國產電影……」

張藝謀是大師級人物不假，但一個國家的電影不是靠一個兩個大師撐起來的，只讓一個人改錯糾偏無法扭轉整個國產電影的衰敗局面，因此，認為幫助教育好「張藝謀」就是拯救「國產電影」的想法，不僅於事無補，還推動了張藝謀的「神化的進程」，轉移了人們針對體制的批判目標，助長了電影界中特權人治之風。

當然，我們必須肯定張藝謀為中國電影贏得國際聲譽的歷史貢獻，《紅高粱》(1987)、《活著》(1994)既是第五代導演的抗鼎之作也是中國電影的新里程--不過最大的遺憾就是其輝煌過程如此短暫！僅僅因為有過特殊歷史貢獻，張藝謀就被奉為「電影領袖」乃至「國寶級人物」，一方面證實他本人確實有過人之處，一方面也顯示出我們這個泱泱大國電影人才的極度匱乏--人們有必要從這種仰望巨人期待英雄救世的盲目短視和每年欣賞一兩部「偉大導演」傾情奉獻就滿足的小富即安心態中解脫出來，去正視這些真正影響中國電影發展的現實問題：我們為什麼只有一個張藝謀？我們能不能像好萊塢那樣人才濟濟佳片如雲？當韓國電影已經領跑亞洲，我們沒有召開「香港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合拍片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而偏偏去組織什麼「張藝謀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並大加炒作，是不是無效做功、浪費體力？

「領袖崇拜」救不了中國電影。張藝謀的品質在中國導演群中可謂出類拔萃，他的成功是用叛逆、堅忍換來的，作品遭禁、作者挨罵……走出這些逆境的人當然是勇敢者。他近年來向電視乃至歌舞等視覺領域的大舉進犯，也可以理解為「張藝謀電影」的品牌轟炸、無往不勝。作為「視覺大師」的張藝謀確實令人尊敬，以至於官方和某些群眾恨不得讓他統領一切有關視覺的藝術生產工作，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實現利益獲取和感官刺激的最大化--在這樣一種政策性支持和社會情緒的包圍之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張藝謀只好充當了「無所不能」的「偉大領袖」，廣闊天地一人獨舞，「領袖」高歌掩蓋了產業沒落江山失色，於是乎，我們看到了《十面埋伏》登場、外片禁入、國片讓路、行業內外心安理得，我們看到了專家學人們把張藝謀的發展等同於整個中國電影的發展、苦口婆心勸導「浪子回頭」換得行業振興，我們看到了老外們把「張藝謀製造」誤認為燦爛的中國文化，為著扭曲變形賣弄大腿式的中華文明鼓掌歡呼……「大救星」「代言人」的角色，張藝謀扮演的太多，他在多個領域尤其是電影領域的超凡貢獻已經演變成名副其實的「霸權主義」，還有什麼比「《英雄》在人民大會堂首映」和「張藝謀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在京舉行」更能證明其「電影皇帝」的身價？

張藝謀的電影是作為「商業片」而得到國家政策保護和群眾讚美的，張藝謀式商業片，從製作到宣傳都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之路，那麼僅僅靠他的個人努力能否扛起中國商業電影大旗把中國商業電影推入健康發展的軌道呢？

且看研討會上專家們對張藝謀商業電影的「體檢報告」：「……過於形式化，缺少心靈感受、缺少人文關懷、缺乏想像力……」這些毛病也正是中國電影導演的通病，《紅高粱》、《活著》時代的叛逆者張藝謀不會犯上述電影錯誤，順應「擁戴領袖」的體制需求和國民習慣而甘願轉型為主旋律電影第一人的時尚者張藝謀難免精神萎縮毛病百出，代表被體制供養的國產片導演群接受審判也是他不可逃避的歷史必然。

用商業電影標準來衡量，《英雄》、《十面埋伏》顯然是不夠格的，當然，因為政策保護和人們的關注「領袖」心理，兩部影片的票房極高，張偉平說過：「一部電影必須有觀眾、有票房，才能算好電影。」有票房就OK，作為投資人的張偉平這麼講沒錯，他是從商人角度看這個問題，在他眼裡電影只是一本經濟賬而已，簡單說就是利滾利的東西。

好電影的標準決不是「有觀眾、有票房」，如果電影並不好，「有觀眾」就會產生負面影響，看過的人越多，批評的人也會越多，在觀眾紛紛大喊上當聲中積累起來的「票房」便毫無光彩可言：劣質影片使得人們對「電影領袖」對國產電影的信心遭到打擊，那麼，這個「有票房」必將換來從此以後的「沒票房」。好的商業電影，應該像韓國影片《太極旗飄揚》那樣鼓舞民族精神、提振產業士氣，喚起對民族電影的全民關注，而不是像《十面埋伏》這樣通過違規作業和透支領袖信用榨取利潤--觀眾對國產電影的熱情是價值無限不可破壞的！不能因為張偉平有「創收」做擋箭牌，人們就可以無視這種「創收行為」造成的信念崩塌和產業損失。一部好萊塢電影總是能引發觀眾對更多好萊塢電影的期待，從而使整個電影產業在為人關注中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因此，我們絕對不能認為那種大賺其錢同時又一次次打滅觀眾熱情遭人唾棄的國產商業電影是「好電影」。

一位青年導演在談到國產商業片問題時說到：「中國的商業片，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首先商業片是沒有偶然性的，不是某一個人（導演或製片人）決定的，真正商業片的產生是由體制、制度產生的。 一定是先有了商業片制度和真正的商業片市場，然後才會出現真正的商業片，商業片導演和商業片製片人。而不是反過來。所以我們特別要保護和重視的不是像張藝謀、馮小剛這樣的導演（制度對了會產生無數的馮小剛），而是我們岌岌可危的市場和體制。」

所以，筆者認為，當務之急不是開什麼「張藝謀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張藝謀電影創作（包括陸川電影創作）的最大價值可能無關藝術（事實也證明兩部影片的藝術探索基本失敗）：他們獲取境外資金支持和可以按照個人意圖進行創作的工作方式才最應受到管理部門和業內外人士的重視。為什麼只有張藝謀能夠吸引外來投資創作國產電影，為什麼只有張藝謀能夠享受自由選擇支配資金乃至宣傳發行放映的特殊保護、特殊對待？陸川在可可西里不按照原作劇本拍攝為什麼能通順利過「安檢」？是不是所有導演都有這種臨場發揮以萬尺膠片作賭注的自由？如果拍攝水平一般的《可可西里》能被放行，因為無法保證「按照劇本拍攝」而下馬的王家衛《北京之夏》豈不冤枉？體制未健全，政策彈性大，在商業電影創作上全面放棄大多數（僅劇本審核一關就將很多有想法有能力的青年導演和具有商業潛力的電影題材拒之門外），極少數權貴派利用制度缺陷和民眾熱情壟斷資源獨佔票房的做法卻得到了鼓勵和支持，長此以往，中國電影仍然「領袖」獨唱百花凋零。

當整個產業政策為一個人的某部電影數度傾斜，而這個國家「一人一年只看一部電影」的情況卻未能因此有任何改觀，人們就有權去鄙視去質疑這種單為「領袖」服務剝奪他人創作權利破壞產業發展的政策。

中國電影要發展，改造領袖沒有多大用處，打破制度才能扭轉危機，形成有益於整個導演群健康成長的大氣候。因此，中國電影不需要張藝謀這樣的「領袖」。

走上神壇的張藝謀已經成為「真理」的化身，不管他本人怎樣想，至少他的最大支持者北京新畫面公司老總張偉平已經因為研討會而火冒三丈了，他說：「研討學者心態陰暗，他們嫉妒張藝謀。」「有些人不負責任亂批張藝謀，請問他們的依據是什麼？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拍了什麼讓老百姓看了高興的電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既然所謂專家、權威連電影都沒有拍過，或者拍了根本就沒票房，還有什麼資格來亂批張藝謀？」

某篇為《十面埋伏》翻案文革調調的文章說，「說話要講良心--這是張偉平最近的一句名言」，那麼張偉平發表上面一番宏論的時候有沒有講良心？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專家學者語重心長言辭懇切，他們對張藝謀的批評有惡意嗎？如果這次全國最高規格的專家研討會上的意見和建議都被張偉平當作了「惡意批評」，還有什麼樣的批評能被這位張藝謀集團的第一代表聽得入耳呢？難道是「讚美式的批評」？參加會議的有些專家可以說是張藝謀師長式的人物，他們在電影理論界久負盛名，早在風風雨雨的第五代導演初露鋒芒時期就關心、愛護、聲援過張藝謀，這些看電影、寫電影、研究電影、為普及電影藝術和開展電影教育做出過貢獻的人，今天僅僅因為「沒有拍過電影」特別是「沒有拍過像張藝謀電影一樣有票房的電影」就被老張同志取消了發言資格，按照此公「領袖偉光正」的哲學，全國找不出一個人有資格批評張藝謀！張偉平說話不僅不講良心，還不講理。

李祥瑞 2004、11、14

順便說一下，台灣電影《紅柿子》絕對不可錯過！優視覺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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