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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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 在時下,當然已經是很長時間的事了,對魯迅和胡適的閱讀極度不同,可以說有些失衡。他們是兩個不同向度的大師,對我們的歷史來說都是最為難得的人,他們都是難得的覺醒者和寶貴的提醒者。後來的人慢慢地尋到了胡適,就像慢慢地尋到了民國時期被遮蔽的其他思想和學術人物一樣。現在是一個冷靜的結果,有可能稍稍公允地談論那個時期的學術和一些人物,這自然是了不起的進步。 就大多數人而言,對魯迅更熟悉,這也與幾十年來單邊書寫的思想史、文化史有關。我們過去不可能更多地接觸胡適,因為沒有機會。人們開始接觸胡適,這才發現胡適和魯迅是互補的:一個偏重批判,一個偏重建設;一個充滿質疑,一個清晰肯定。作為一個批判者,如果說魯迅有時候很是偏激,那麼胡適也有很多經不起推敲的性情之語。看他的文集,會發現他常常說一些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受到抨擊的話。這或許不像一個四平八穩的君子那樣嚴密,但是我們看到,他的詩性令我們得到了滿足,他的單純和質樸有著表面上的嚴謹者所不具備的深刻性。從一個局部看很可能是偏頗和偏激的,但是綜合整個學術,從全局看又是立論公允的。所以說胡適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理解都很深刻,身上體現著一心嚮往的自由、民主和寬容。魯迅則是一個偏激的絕望者,對諸多事物只說出自己實在的感知,特別理性,留有餘地,不像胡適那麼肯定地指出一條通路。 魯迅與胡適也有許多內在的相通之處。不是講他們個人的關係,而是說他們學術方面的內在的隧道,是能夠相通的。就像一些發達地區的島國,看起來這些島一個個很獨立,但地下通道把它們連在一起了,成為一個交流銜接的世界。魯迅和胡適絕對不是絕緣的,更不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他們從不同的方向進入中國的當代問題和歷史問題。 胡適對魯迅也是很喜歡的。魯迅去世以後,有人對於紀念魯迅之隆重、對於那麼多人推崇魯迅憤憤不平,寫了一封措辭刻薄甚至惡毒的信給胡適。當年的胡適一言九鼎,怎麼說很重要。他在給那個人的回信中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適的胸懷、客觀性,充分表現了一個大學者的高水準和大氣度,真是讓人尊重。 一個人能讓人尊重,必有原因,這就是人格的力量。任何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所抵達的高度,總也沒法和人格剝離,它們肯定是一致的。 所謂「邪惡的天才」是不多的,即便有,也常常被我們誇大了。天才中總體上還是賢人君子居多。這裡有西方賀拉斯的一段話,這話說得真好:「我靜靜地走在一片樹林里,想著那些賢人君子能做些什麼事情。」我們每個人都有「靜靜地走在樹林里」的那種經歷,但我們也曾像賀拉斯那樣,在想那些「賢人君子」能做些什麼事情嗎?人與人就是這樣不同。我們的古語講「見賢思齊」,也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裡說到胡適和魯迅這兩位精神文化的巨人,再一次深刻地閱讀他們的時候到了,靠近他們的時候到了。這個時代尤其需要這樣。 書院里只有魯迅的塑像,因為我們對魯迅更有情感、更為熟悉和離得更近——我們覺得現在對國民性的批判、對絕望感的重新理解,那種勇氣、那種理性、那種力度,魯迅也就更適合書院。如果再塑一個現代思想者,那大概就是胡適。但總體感覺來說,魯迅的批判和絕望的蒼涼的人生,與胡適的豐富、達觀、諒解的人生相比較,或許更具有悲劇意味。 有些海外聲音不停地傳達另一些現代作家,把現代文學史忽略的一個又一個人物挖掘出來,指出單邊話語造成的缺失和荒謬。自然要傾聽這些聲音,但是要冷靜地聽——既不能使性子,又不能物極必反和矯枉過正。忽略了另一些作家,這是肚量狹小或心存偏見,但是說他們幾乎個個超過了魯迅,似乎也不必聽信。 這裡面有做學問最忌諱的東西,就是成見和使性。一個好的學術人物首先是一個大讀者,否則其他的就談不上了。而且寫作者也應該首先是一個大讀者,而後才有可能是一個好的創作者。 (本文作者為著名作家、山東省作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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