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良知與市儈的手段

孫郁五四新文化的出現，其實是知識群落對政治文化的失望而引發出來的。表面看來，是語言問題，文學問題，實則隱含著一種焦慮，即政黨政治不得暢達，民主也好，共和也好，偽飾的東西過多，統治中國的原來還是舊有的一套。難怪魯迅兄弟感嘆自己仍生活在明季，時光靜靜地流著，唯人心未變，於是由政治而想到學術，由學術而波及人心，幾個同人在《新青年》上吶喊苦訴，遂引起了文化的風潮。連陳獨秀、胡適自己都未料到，他們的勞作，啟開了現代史的一扇大門。但《新青年》的幾個主力，談文學與歷史尚可，講政黨政治就不免書生意氣，終究有些隔膜。如果以陳獨秀、魯迅為例看他們政治意識中的矛盾、無奈的選擇，現代史上根本性的癥結，也可見一二了。對中國政壇風雲，魯迅一直不感興趣。辛亥革命前後，他只是個思想的呼應者，但對血與火的前線，卻無力獻身。他自稱沒有掉頭的勇氣，當別人勸其加入暗殺隊伍時，首先回答道：我死了，誰養我的母親？魯迅曾自嘲過自己，不過是亂世的苟活者。他不止一次地向世人談及了這一點，言外也有內疚的痕迹吧？有人在回憶錄里曾談到魯迅加入過光復會，但周作人卻否認了這一點。不論加入該會與否，有一個事實是，雖置身於激進潮流里，他注重的是思想與藝術上的事，而不是政治運動本身。至多不過是從藝術與思想中體現一種政治觀，但卻一直成不了政治家。他覺得當時的中國，清理思想舊跡比什麼都重要，無論是專利還是共和，都與國民性的本源相關甚少，人本主義才是吸引他和周作人的首要東西。比之於陳獨秀、胡適諸人，彼此是頗不相同的。《新青年》創刊初始，引人的是學術思想問題，政治現象僅包括其中。陳獨秀喜歡以文化談政治，根柢還落在時事的評論上。這一切魯迅不覺新鮮，不過是《民報》、《甲寅》的翻版而已，難說超過前輩。《新青年》同人思想的焦慮引入了學理上的問題，後來不得不糾葛到政治體制上，連胡適也從學界跳將出來，大談「好政府主義」。看來「五四」那一代人，要真的「純粹的精神靜觀」，比登蜀道還要難的。陳獨秀、胡適後來熱衷政治，在魯迅而言有點可笑，原因自然是他們乃一介書生，不過紙上談兵而已。一九二五年，他在與徐旭生的信中寫下了以下一段話，能看出彼時的心緒：通俗的小日報，自然也緊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來卻很難。我們只要將《第一小報》與《群強報》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穫失敗無疑。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去講常識，豈非悖謬。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暌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我想，現在沒奈何，也只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魯迅的話有一點值得注意，他排除了政治，也排除了啟蒙，將視點落在知識群落上，即造就一支思想者的隊伍。這支隊伍大概不僅僅都在學院里，社會上的獨異者，似乎更引起他的興趣。然而其人數也是寥落的。對政治的腐敗，在痛恨之餘，是遠離其身，以批判的姿態直面著它。在教育部任職時，往來的客人也只是許壽裳、陳師曾、錢稻孫一類書卷氣很濃的人。偶爾在筆下出現官員，多見微詞，印象很壞。比如袁世凱、章士釗等，都非什麼可近之人，有時甚至惡語相譏。魯迅曾說官腔與官氣，乃陳腐的專制社會的遺緒，那是對的。所以他筆下的官，都有一點漫畫的色彩。革命者與做官，並非可以畫等號。但不幸的是，熱衷於革命的人，後來大抵都坐到太師椅上去了。《新青年》後來的分化，是與政治問題相關的。有人喜談學術，有人要干預政治，那結果只能是各自東西，尋自己的去路。其實這個同人的危機，一開始就隱含其間的。陳獨秀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那篇《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就說道：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什麼政治呢？有人說：本志曾宣言志在輔導青年，不議時政，現在何必談什麼政治惹出事來呢？呀呀！這些話卻都說錯了。我以為談政治的人當分為三種：一種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職業；他所談的多半是政治中瑣碎行政問題，與我輩青年所談的政治不同。一種是官場以外他種職業的人，凡是有參政權的國民，一切政治問題，本可以不去理會；至於政治問題，往往關於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裝聾推啞呢？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分擾，國亡滅種而後已！國人其速醒！陳獨秀後來所以走了與魯迅不同的路，此文或可做一些交待。魯迅對陳獨秀的選擇，既無譽辭，亦無貶義，只持一種沉默的態度。在魯夫子眼裡，《新青年》諸君，學者的良知是有的，但缺乏市儈的手段，從政者不諳黑白之道，對讀書出身的人而言，也只能敗下陣來。這一看法在幾十年後被不幸而言中。陳獨秀雖然是共產黨的元老，其思想影響過幾代人，可他後來發現，身邊的青年黨員，和自己相近者殊少。先前的士大夫吃儒學之飯，現在入黨亦有啖飯之道，名堂漸漸多了。蔣介石清黨之後，形勢急轉直下，共產黨處於被動的地位。陳氏也陷入黨內青年的包圍之中。這個情形與魯迅很像。一九二八年上海的左翼作家們，有的也是狂轟濫炸過魯迅的。魯迅在那一次圍剿里，就意識到了意識形態里亦有殺人的武器。以觀念殺人，是一些狂妄青年的發明，陳獨秀對那些青年作家的無知就頗為憤慨，後來有文章專門談及於此，亦可謂在為魯迅鳴不平吧。青年總要勝於老年的，魯迅與陳獨秀都曾這麼看。但經歷了一九二七年的清黨，魯迅就感嘆一種妄想破滅了，殺戮青年的，恰恰是青年自己。陳獨秀對魯迅的感想，大概是認同的，他後來受到黨內青年的圍攻，受傷之深遠甚於魯迅，憂憤與絕望非他人可以體味。五四新文化的受挫，一個重要的因素來自政治文化的衝擊。陳獨秀沒有料到，他點起的政治文化之火，首先燒傷的正是自己。魯迅與陳獨秀都不會做官，後來逃逸掉了，成了自由人。但你看他們倆的對手王明等，就神態不同了，很有點官腔官調的。魯迅晚年同周揚戰，大約就看到了文化官僚氣的陷阱。文化官僚，亦奴隸總管也。此風蔓延的結果，也只能是思想的凋零。後來的歷史，不也證明了這些么？至於陳獨秀與王明諸人的交鋒，似乎也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的人本意識與蘇聯教條主義的衝突。舶來的東西一旦被當成聖物崇拜，人便會委身於它，終將成為奴隸。可陳獨秀偏偏不願成為這樣的奴隸，從思想界跨入政界，純凈的心靈便易被俗諦所擾，欲潔身自明，是要歷大苦難的。倘若對比一下王明與陳獨秀的差別，當會解釋清楚諸多現代史的問題。中國革命的悲喜劇，大概可一目了然。王明應當算是陳獨秀的同鄉。陳獨秀搞新文化運動時，王明剛剛上小學，後來也多少受到過《新青年》遺風的影響。一九二五年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不久就染有行政官員氣息，唯上，唯書，迷上了「權威」。查王明文章，行文的風格多台閣體，不僅對國情知之甚少，對馬克思基本精神亦了解有限。王明也喜歡寫詩，但都枯燥蒼白，幾無情致，是個無趣味的人物。與魯迅、陳獨秀不同的是，出發點不是文化上的焦慮，對舊文明與域外思想，沒有基本的、常識性的判斷。在莫斯科的幾年，只學會了黨同伐異，構陷異己，別無所長。一九二九年起，開始向陳獨秀髮難。他的第一篇批判陳獨秀的文章是《論撒翁同志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撒翁」系陳獨秀的筆名。陳獨秀以為中央在處理中東路事件時，過多說教氣，離開了本土思考問題。而王明則完全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夸夸其談，不過一種先驗意識的演繹。讀他的文章，讓人想起「文革」中的批判文字，說其是「文革體」的先驅也不為過的。王明一生留下的墨跡，只能算現代史里的垃圾，與陳獨秀比，不足為論。陳氏判斷問題，不失學人的機智、純態，並未同化到政黨政治的方陣里。即便是錯誤的文本里，還能嗅出一絲書生的情調。而我們看王明的《〈武裝暴動〉的序言》、《最近政局與擁護蘇聯》、《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救中國人民的關鍵》等，都是本本主義的複製，不僅人格的力量喪失，思想的力度也無。王明那些人是把自我消失在八股中的，要為上司負責。陳獨秀仍保持著懷疑的目光，要說自己想說的話。所謂要有學者的良心正是。但王明卻偏偏要撲滅此點，以權貴替換自由。在那篇《論陳獨秀》的短文中將陳氏視為革命的叛徒。五四新文化的主將在此遇到了滅頂之災，要麼堅持自我，要麼依附過去。但他卻選擇了前者，聽任於良心的召喚。陳獨秀在厄運中，退到了魯迅式的選擇里。那時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領導，乃至共產黨內的托洛茨基派，都不喜歡他。不僅被開除出黨，也被「托派」集團驅逐出去，變成了孤獨之人。分析他的一生，我有時想，他的走向政治，搞黨的建設，沒有一點社會基礎。身邊的人要麼是不諳俗諦的書生，要麼系無聊政客，思路、境界與其相距甚遠。這也讓人想起瞿秋白，在與機會主義的周旋里，是殊難佔據上風的。中國真的知識分子，論道容易舉事難。陳獨秀因《新青年》尋夢而譽滿天下，又因夢的破滅飲恨千古。現代史最輝煌最慘烈的一幕，都落在他的身上。晚年的時候，他恢復到了早期的學人本色，沉浸在文字學的研究中。那時候身邊沒有什麼政治人物，都是些書生意氣的學究。台靜農、魏建功與其過從甚密，所談的大抵是文化史中的事。陳獨秀突然發現，唯有這些文字工作，才有自己的寄託，身外的恩怨，滄海茫茫，都由它去吧。這時候他那麼懷念《新青年》的同人，對魯迅一生的選擇有了深切的認同。他在悼念魯迅的時候，肯定這位作家桀驁不馴的個性，是本乎心靈的純粹之人。那文章寫得深情遠致，頗有餘味。陳獨秀因政治的失敗而看出了魯迅的意義。中國第一需要的恰是獨立的知識階級。倘若無此，政治變成了市儈者的同義詞。魯迅當年致力於知識群落的栽培，以思想藝術苦苦尋路，是有這方面的考慮的。陳獨秀對此不能不說是佩服的。天底下的政客是無是非的。即魯迅所云的「做事的虛無黨」。明明不信仰什麼，卻擺出真理的化身，只落下了世人的冷嘲。魯迅在北京做了十餘年的科員，深知官場之道。以硬碰硬不行，易傷於其身。唯一的法子是「壕塹戰」、「鑽網子」，即通於世故的計謀。不過這也只是權宜之計，終究與官場沒有融和之地。有一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吧，在致許廣平的信中，他自認不是做官的料，對己身的言和行十分清楚：希望我做一點什麼事的人，也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結果，終於不外乎用空論來發牢騷，印一通書籍雜誌。按魯迅的理解，有了勇猛與犧牲這兩個條件，就可以做領導工作了。這其實只是一個側面。陳獨秀早就具備這兩點，但仍不能在政治風雲中立下腳跟。分析起來，要麼是政壇黑暗所致，要麼是自身問題。陳獨秀搞政治既無蔣介石的手辣，亦無王明投機本領，所以徒浪費了半生時光。他晚年重返精神的起點，以學術立本，倒向今人暗示了什麼。空所依傍，獨往獨來，那才是知識分子的本色。陳獨秀的暮年氣象，在今天被談論的很少，其實知識階層的許多話題，是折射其中的。對惡的勢力，以書生的辦法為之，終究是軟弱的。陳獨秀的失敗，乃在於不會政治手腕，不能以惡制惡。魯迅深味於此，懂得其間的奧妙。所以主張「痛打落水狗」，與對手相抗時，亦當以學者的良心與「市儈」的手段並用。即對惡人用惡的辦法，善人用善人的方式。不過那也是文壇上的招數，政治漩渦里怎樣搏殺，也未見什麼良策。瞿秋白、陳獨秀於此均交了白卷，只能讓後人為之扼腕。試想魯迅這樣的人，一旦進入政壇，其狀當更為悲苦吧？在良知與手段之間，做得合於天理人心，是殊為不易的。學者們太善，則革命受挫，而用權過毒，人道則傷，二者是難以兩全的。古人云:秀才造反，勝者甚殊，是的的確確的。在東方諸國，文化的深層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問題。陳獨秀、胡適等人是看到了此點的。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政黨政治都被抽象成一種道德理念，成為超乎歷史和時間的存在。美國學者悉尼·胡克曾在那本《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一書中感嘆說：「政治的理論顯著地是人們用偽裝的定義來行事的一個領域。智慧和政治明朗性的起點是要求承認在憑約定和定義而成為『真』的陳述和具有預測性質的、且其真理性不取決於我們隨便的意志而取決於實際事態的陳述之間的區別。」東方諸國在那時要建立起一種「憑約定」而成為「真」的遊戲法則是困難的。三十年代初，美國學界就蘇聯的政治結構發生過爭論。塞爾曼·阿諾德就和悉尼·胡克有過筆墨官司，對政黨政治的問題各述其言。他們其實看到了蘇聯與東方諸國政治上的共同點，要麼效忠一種哲學而不顧現實存在的條件，要麼效忠於組織而漠視科學理性。這場爭論在中國知識界幾乎沒有得到什麼反響，直到上世紀下半葉，才有了相關文件的譯本。對置身於文化風潮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都沒有誰從理論的基點上對其進行透徹的分析。「五四」那代人後來走進苦難的大澤，其原因很多。東西方學者對此的論述亦汗牛充棟。中國現代政治起源於民族主義的排滿風潮，後又雜以軍閥意識，權力觀念大於信仰，信仰意識又高於科學理智。更為可悲的是，中國知識群落的科學意識，有許多基於實用主義需要，並無宇宙觀的支撐。陳獨秀、胡適、魯迅都缺乏相應的知識結構，所以在對政治文化上都顯得簡單。唯有教訓，而無果實。你看他們晚年的悲涼之狀，當可深感諸人的苦楚。可惜後來戰亂頻仍，這一話題許久才被提及。然而在後現代的語境里，這些歷史的舊賬，也難引起世人興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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