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破解社會管理難題 鎮街成為突破口

安卓 林小昭

增城「6·11」事件發生後，在廣州及整個廣東，社會建設成為重要議題，其中，如何破解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下的社會管理難題是其焦點，在此背景下，被忽視了多年的鎮街等基層建設提上日程。

尷尬的鎮街管理層

據粗略統計，街道辦日常要負責80多個方面的內容，但在職人員不過30多個人。

比街道辦更加尷尬的是居委會和村委會，居委會本身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農村為村民委員會，他們負責辦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糾紛，維護治安，並且向政府反映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而現如今，居委會成了街道辦的延伸，政府的一角。一個居委會主任向《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表示，目前所做的絕大多數日常工作屬於政府職能工作範疇，承擔的各項經常性、季節性、階段性工作多達30個大項、140多個小項。

在村委會，尷尬之處在於如何管理數倍於本地人口數量的外來人口，比如增城「6·11」事件發生地大敦村裡，本身村民7000多人，但是外來人口就有5萬多人，管理還是原來的大隊模式，沒有行政資源，也沒有執法隊伍，只能是聘用治保隊員，治保隊員多數是本地人。

街道、居委會、村委會各有所限，再也沒有精力耐心地服務於本社區的居住者，本地人或外地人，其所帶來的弊端就是基層矛盾無法及時得到排解，從而引發令人不愉快的社會事件。

基層建設成突破口

「6·11增城事件」發生後，基層建設被提到歷史高度，成為社會管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廣州先行出擊，其即將審議通過的《中共廣州市委、廣州市政府關於全面推進街道、社區管理服務改革創新的意見》提出，原則上區、縣級市直接面向居民群眾的相關職能和事權，要下沉到街道；改革方式上要在街道上建立一隊兩中心，即一個政務服務中心、一個綜治維穩中心、一個街道綜合執法隊；逐步在社區推行直選等。

據了解，這些改革創新，將極大改變廣州社會管理的架構與方式，推動街道等從管理人到服務人的轉變。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地方把事務下放，而人權、財權等不下放，底下的人累得要死，結果又沒有解決事情的能力，老百姓也找不到反映訴求的渠道。」對此，廣東省委黨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稱。

廣州市中心區某街道負責人也告訴本報記者，街道、社區職能的轉變，需要在人員經費等方面也相應配套，目前一個街道的人員編製只有30多人，而為了應付日常事務，不得不雇了100多人的合同工。

管理外來人口的思考

現如今，廣東也在反思，用原來的管理模式，單純依靠本地人來管理龐大的外來人口是不行的，要發揮外來人員本身參與社會管理的作用，促使他們融入當地社會。

蔡兵分析，現在的社會矛盾之所以這麼多，而且很多矛盾很尖銳，實際上是我們的改革滯後。用老體制、老辦法應對社會管理，必然帶來很多問題。

「實現社會建設和管理創新需要兩個方面，一是自上而下，權力下放，人員和機構進一步貼近老百姓。另一方面，自下而上，民間尤其是基層應該建立完善相關的基層自治機構，讓民間和政府充分互動起來，」蔡兵說。

在增城，自下而上的變化已經出現，中新鎮要求把每周二作為鎮機關幹部掛村工作日和村（居）「兩委」幹部聯席會議日，協助村裡的常態化管理和服務。另外，中新鎮將搭建社會力量參與共管共建的調解平台，聘請一批企業家、人大代表及社會知名人士作為特邀調解員，參與到基層的社會管理和服務中。

大敦村也啟動了對轄區內17個合作社和1個開發區的流動人口和出租屋摸查，為接下來的各項社會管理創新工作打下基礎。

據了解，在基層管理方面，廣州著重探索如何將「農村人管理模式」轉化為「都市人管理模式」；如何將「農村式管理方法」轉化為「城鎮化管理方法」；如何將「本地人管理模式」轉化為「本地人與外來人共同管理的模式」；如何實現基層組織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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