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真問題|賈康|中等收入陷阱|老齡化

　　【獨家】賈康：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真問題

　　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們常常探討的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賈康日前對「人民日報經濟社會」公號記者表示：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實現中國夢所面臨的真問題。

　　中等收入」其實有上下之分，我國已成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最早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用來形象描述經濟體特殊的停滯徘徊期的。它在比較全球不同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產生，屬於在實證數據的比較中可明確觀察到的一種統計現象。

　　基於人均國民總收入這一指標，世行將全球各個經濟體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劃分標準的上下閥值逐年上升。從世行2014年最新發布的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4270美元，站在了當年世行上、下中等收入分界值4085美元的上方，成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

　　近50年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10%進入高收入經濟體

　　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近50年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13個國家和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上中等收入上升為高收入經濟體。而我們研究發現，這13個經濟體中的模里西斯已在近幾年又從高收入經濟體群組中退出，回落至「陷阱」內。剩下的12個經濟體中，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西班牙、葡萄牙等絕大多數，從經濟體量上來看都是小經濟體，若探尋成功之路，它們可為中國借鑒之處寥寥。

　　從世行發布的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處於下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有49個，處於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有48個。我們測算，目前處於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中，有20個已經居於其中超過16年，有的甚至達到了三、四十年之久，未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巴西、塞席爾、委內瑞拉等國家，都經歷過「晉級—退出—再晉級」的痛苦過程。

　　面對前面半個世紀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約90%不能如願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前車之鑒，我國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升級發展，跳不過「上中等收入陷阱」絕非危言聳聽，亟需防患於未然。

　　我國已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站在「上中等收入陷阱」邊緣

　　需要特別指出，我國討論的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而言是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這才是關乎現代化「中國夢」命運的頂級真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後已成功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陷阱」，現已站在「上中等收入陷阱」邊緣，但是「黃金髮展期」的特徵正在消退，「矛盾凸顯期」的特徵日益顯著。

　　尤其是，近年來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形成了一系列的糾結和「兩難」：經濟增速要守住合理區間，既要「去產能、去槓桿」又要「保民生、穩就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要有效結合等等。粗放式發展模式顯然不可持續，「帕累托改進」空間已大為縮小，改革已然進入深水區。

　　我國正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

　　現階段我們面臨的困難和考驗包括：

　　第一，技術趕超壓力巨大。當下，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不斷加速，我國作為後發趕超者，趕超時間更加緊迫，越緊迫則越容易追趕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全球發展格局鉗制，貿易摩擦制約接踵而至。先進經濟體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以及需要按照先行發達者制定的「遊戲規則」來發展，我國後發趕超勢必會承受先行者的壓力和排擠。

　　第三，能源、資源、環境制約表現為「胡煥庸線」格局下的「三重疊加」，集約增長刻不容緩。必須以「非常之策」破解這個「非常之局」，我國才能更好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四，未富先老，創新領軍人才匱乏。當前，我國人口結構已明顯老齡化，而且勞動力和整體人力資本結構不良，勞動力供給與經濟發展需求存在較明顯的錯配。

　　第五，制度創新亟待實質推進，管理技術創新空間迫切需要拓展，文化「軟實力」也有待提升。如不能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打造發展升級版，化解「官本位」「行政化」對教育、科研的壓抑而有效推進創新創造，我們將面臨「勞動力低廉方面競爭不過低端經濟體，高新技術與投資環境方面競爭不過高端經濟體」的窘境，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順利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中國，惟有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引領新常態，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我國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轉型升級，主要需在供給側實現。「三駕馬車」所強調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動力體系認知，只有聯通至基於結構優化的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可能完整。而結構的優化機制，必須依託於以改革為核心的有效制度供給。必須全面深化改革，依靠有效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力量，加上有為、有限政府理性的政策供給，對經濟結構進行升級。

　　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為改革進入深水區後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從而釋放制度紅利，形成激發經濟社會活力、潛力的有效制度供給長效機制。國際競爭現實已不允許我們再常規地、跟隨式地經歷以平均利潤率機制主導的漫長的市場發育及自然的經濟結構優化過程，這就需要我們從供給側打造一種比自發的市場配置更強有力的機制——政府理性主導機制，並使之與市場機制疊加發力，實現「1+1＞2」的效果，同時整合技術後發優勢，這樣才能更好實現「追趕—趕超」。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供給側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將總體上成為我國邁向現代化道路上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一招」。立足「十三五」，放眼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只要我們緊緊抓住供給側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實質性的結構性改革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生產力，引領新常態，打造升級版，我國就能相對順利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來源：人民日報經濟社會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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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賈康：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真問題

　　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們常常探討的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賈康日前對「人民日報經濟社會」公號記者表示：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實現中國夢所面臨的真問題。

　　中等收入」其實有上下之分，我國已成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最早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用來形象描述經濟體特殊的停滯徘徊期的。它在比較全球不同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產生，屬於在實證數據的比較中可明確觀察到的一種統計現象。

　　基於人均國民總收入這一指標，世行將全球各個經濟體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劃分標準的上下閥值逐年上升。從世行2014年最新發布的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4270美元，站在了當年世行上、下中等收入分界值4085美元的上方，成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

　　近50年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10%進入高收入經濟體

　　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近50年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13個國家和地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上中等收入上升為高收入經濟體。而我們研究發現，這13個經濟體中的模里西斯已在近幾年又從高收入經濟體群組中退出，回落至「陷阱」內。剩下的12個經濟體中，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西班牙、葡萄牙等絕大多數，從經濟體量上來看都是小經濟體，若探尋成功之路，它們可為中國借鑒之處寥寥。

　　從世行發布的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處於下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有49個，處於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有48個。我們測算，目前處於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中，有20個已經居於其中超過16年，有的甚至達到了三、四十年之久，未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巴西、塞席爾、委內瑞拉等國家，都經歷過「晉級—退出—再晉級」的痛苦過程。

　　面對前面半個世紀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約90%不能如願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前車之鑒，我國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升級發展，跳不過「上中等收入陷阱」絕非危言聳聽，亟需防患於未然。

　　我國已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站在「上中等收入陷阱」邊緣

　　需要特別指出，我國討論的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而言是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這才是關乎現代化「中國夢」命運的頂級真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後已成功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陷阱」，現已站在「上中等收入陷阱」邊緣，但是「黃金髮展期」的特徵正在消退，「矛盾凸顯期」的特徵日益顯著。

　　尤其是，近年來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形成了一系列的糾結和「兩難」：經濟增速要守住合理區間，既要「去產能、去槓桿」又要「保民生、穩就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要有效結合等等。粗放式發展模式顯然不可持續，「帕累托改進」空間已大為縮小，改革已然進入深水區。

　　我國正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

　　現階段我們面臨的困難和考驗包括：

　　第一，技術趕超壓力巨大。當下，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不斷加速，我國作為後發趕超者，趕超時間更加緊迫，越緊迫則越容易追趕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全球發展格局鉗制，貿易摩擦制約接踵而至。先進經濟體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以及需要按照先行發達者制定的「遊戲規則」來發展，我國後發趕超勢必會承受先行者的壓力和排擠。

　　第三，能源、資源、環境制約表現為「胡煥庸線」格局下的「三重疊加」，集約增長刻不容緩。必須以「非常之策」破解這個「非常之局」，我國才能更好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四，未富先老，創新領軍人才匱乏。當前，我國人口結構已明顯老齡化，而且勞動力和整體人力資本結構不良，勞動力供給與經濟發展需求存在較明顯的錯配。

　　第五，制度創新亟待實質推進，管理技術創新空間迫切需要拓展，文化「軟實力」也有待提升。如不能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打造發展升級版，化解「官本位」「行政化」對教育、科研的壓抑而有效推進創新創造，我們將面臨「勞動力低廉方面競爭不過低端經濟體，高新技術與投資環境方面競爭不過高端經濟體」的窘境，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順利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中國，惟有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引領新常態，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我國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轉型升級，主要需在供給側實現。「三駕馬車」所強調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動力體系認知，只有聯通至基於結構優化的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可能完整。而結構的優化機制，必須依託於以改革為核心的有效制度供給。必須全面深化改革，依靠有效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力量，加上有為、有限政府理性的政策供給，對經濟結構進行升級。

　　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為改革進入深水區後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從而釋放制度紅利，形成激發經濟社會活力、潛力的有效制度供給長效機制。國際競爭現實已不允許我們再常規地、跟隨式地經歷以平均利潤率機制主導的漫長的市場發育及自然的經濟結構優化過程，這就需要我們從供給側打造一種比自發的市場配置更強有力的機制——政府理性主導機制，並使之與市場機制疊加發力，實現「1+1＞2」的效果，同時整合技術後發優勢，這樣才能更好實現「追趕—趕超」。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供給側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將總體上成為我國邁向現代化道路上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一招」。立足「十三五」，放眼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只要我們緊緊抓住供給側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實質性的結構性改革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生產力，引領新常態，打造升級版，我國就能相對順利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來源：人民日報經濟社會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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