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古書價格還有上漲空間

《蒐書記》，辛德勇著，九州出版社2017年1月版，68.00元。

南都訊記者朱蓉婷實習生凌芷瑩辛德勇不僅是頗有成就的歷史學者，也以讀書、藏書、愛書聞名。他的新書《蒐書記》就是一部「嗜書癮君子」的聚書實錄，不僅分享了辛德勇買書、藏書、讀書的經驗之談，還有關於古籍版本的論述，甚至包括「撿漏兒」秘笈。

書名的「蒐」字頗有些「尋覓」的意象。實際上，買書，特別是買舊書，並不僅僅是擁有或是佔有，更多的趣味，在於尋尋覓覓的過程。辛德勇在書中回憶古舊書籍市價的飆升之前，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古舊書市熱氣騰騰的盛況：「古舊書市的頭兩年，買書的人不管心裡有多麼急迫，大多還要盡量保持讀書人的斯文和矜持。雖然一大早就聚集在門口，等待入場，門一開便快步疾走，但還不會狂奔；翻看書籍時，對稍感興趣的書，都要先夾在腋下……無奈嗜書者愈來愈眾，沒兩三年，書市首日的早晨，就演化成煙塵飛揚的戰場一般。」

在辛德勇看來，讀實用書，是直接增益知識；賞玩佳本，則既可以涵養人性情，又有助於開闊眼界，從而使讀書更為從容自如。「讀書與藏書都是豐富人生的途徑，只要你確實有所追求，終不會因買兩本舊書賞玩一下即迷失志向。」辛德勇說。

訪談

南都：什麼時候開始有買舊書的習慣？

辛德勇：我從沒覺得自己是一個夠標準的圖書收藏者，更談不上收藏家了。可能稍微比很多讀書人買得多一點。小的時候家裡沒有條件買書，也沒書可買。上大學以後想多讀一些書，就節省生活費來買。畢業以後開始工作，有工資收入了，同時為了擴大自己的學術範圍，書就越買越多了。為了讀書而買書，和專門想當藏書家的收藏，是有很大差別的。

南都：更多人把買舊書視為一種業餘雅好，但作為學者，你的藏書和治學之間是什麼關係？

辛德勇：這的確和我的學術經歷有關。我原來上大學學的是理科，後來讀研究生的時候進入歷史學界。剛開始感到自己有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沒有受過嚴格、系統的歷史學訓練，我的歷史學基礎完全是自己讀書自學的，感覺不懂的東西很多。這樣的情況下就想著盡量多買一些書。

我的專業是歷史地理學。地理事物的變化不隨著朝代限制，它有很強的通貫性，從古到今一直變化，所以按我導師的要求，研究地理環境問題就需要對中國歷史有一個通貫的了解，因此我讀書的範圍相對就更大一些。我的導師希望我不要太局限，把視野拓寬一些，要面向全國，包括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而研究中國歷史的很多學者是做斷代史的，比如說研究秦漢、唐宋、明清，這樣他們所涉及的書的範圍相對比較小一些。

年輕時覺得只要我精力充沛、不偷懶，什麼問題都可以研究，什麼書將來都會有用。現在看起來有些不切實際啊。年紀大了才知道做不到。人的一生能看的書其實很少的。

南都：在學術之外，你還會對哪些書籍感興趣呢？

辛德勇：學術之外的書我不大敢關注，原因是沒有錢。在讀研究生的時候，為了攻讀歷史，買我急需的歷史學書籍，我當時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套外國名著的譯本，打包在兩個紙箱里，以很便宜的價格賣掉了。我買文學書籍更側重其中歷史研究的價值。比如說一般研究歷史的人不大關心古代的詩文，但我很關心詩詞曲、通俗民間文學之類的。涉及到文學、藝術的範圍，還是考慮到歷史是一個整體，不能因為研究歷史就忽視文學、藝術。文學和藝術在歷史的時期存在過，它本身就是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我一直對文學有著一種情懷。現在工作稍微有一點餘暇的時候，還是願意泡上一杯茶，打開古詩文看一看，這個和我的研究沒有關係，但在這個愉快的消遣過程中，有時又對歷史有了一些新的領悟、看法。

南都：藏書人對書關注的點有很多，比如版刻、紙墨、是否為善本……你會看重一本書的哪些方面？

辛德勇：我首先看的還是學術價值，但這本身就會涉及到不同的版本。在古代文史研究里，新的東西永遠不能取代舊的。中國當代出版有個問題很明顯，每一冊印本和以前的有什麼區別，出版社不作交代，對版次和印次的標註也不清楚。其實不同的版次印次之間往往都會有變化，特別是重要的學者的重要著作，不同版本是能體現不同的東西的，有的悄悄把一些文句、關鍵句做了修改。我們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的時候，要追溯到它最初版本的每一次再版。有時候看起來很微妙，但都很重要。

南都：你的老師黃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學家，他對古籍收藏的態度對你是否也有影響？

辛德勇：我擅長補齊現在看起來可能算是散本的書籍，這個就是受黃永年先生的影響。我個人認為他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古籍版本學家，所以受他影響，我買書主要考慮資料的稀缺性和版本的獨特性。這兩年我開始注重一些特別重要的學術著作的早期版本、原始面貌，還是和學術有關，只是對它的外在形式關注得更多一些。不過我已經將近快二十年沒有買這些線裝書了，因為價格太貴了。我剛剛在北京工作的時候，價格還可以勉強承受，挑一些別人不要的，比如說經學研究書，當時沒有人看，現在經學大盛，誰都在搶這些書。我買的主要是有能力的人不太關注的領域。

南都：你還是史念海先生的高足，兩位老師的教學、治學風格有何不同？

辛德勇：人家說做學問和性格是有一定關係的，史念海先生是非常傳統的中國儒者，非常厚重。他不輕易對別人、社會的事情發表看法，寫文章也是鋒芒不外露。但我自己的性格和黃永年先生更接近些。黃永年先生不管是寫文章還是談話，都是快人快語，有什麼想法就表現出來。但我的導師史念海先生對我非常寬容，他看出我治學的一些方法上和他有所不同，一直對我予以鼓勵，希望我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努力做下去，為此我非常感謝他。

在黃永年老師的影響下，我逐漸對古代文獻、古籍版本產生興趣。他引導我重視的，首先不是知識，而是一個廣闊的歷史文獻背景；另外就是文獻考據方面，老師對我的幫助也很大。在研究的具體環境中，更重視對一些關鍵時事、關鍵人物的考據。嚴格來說，黃先生也不是系統學習歷史學出身，他更多靠的也是自學，這一點我和他相似。自學出身的人往往不受領域框架的束縛，在研究過程中也許視野範圍就更開闊些，也更容易形成自己喜歡的方法。

南都：你的藏書中有沒有你最珍視的一本？

辛德勇：我的收藏里，基本沒有宋元本。我自己比較看重兩類。一類是具有獨特價值的，天下無二隻有一本的，這樣的書主要是清代史料。另外就是很多人關注的、比較重要的學術著作。我自己收藏了楊守敬自己批校的《水經注圖》。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屬於清代三大絕學之一，他是清代最重要的地理學家，形成了《水經注圖》和《水經註疏》兩部書。《水經注圖》使一般人更直觀地了解到《水經注》記載的古代地理。我收藏的是他自己批註的《水經注圖》，在書出版後他自己在上面批改，一直改到他去世前兩年。一本重要的名著，作者親自批註本身就具有文物價值。進一步看，他的批註文字對比現在圖書館裡收藏的有更多重要的更改，這樣就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了。但像這樣的書其實很少。

我的書絕大部分都是在北京的中國書店買的，到日本也買過一些。上世紀90年代初買的《水經注圖》，很舊，頁面破損很厲害，當時八冊書一共兩千元錢，現在看來絕對是不可想像的，兩萬元錢都未必能買到。當時在店裡遇到一個北京藏書家，他說買這做什麼。後來隔了很長時間我又遇到他，才告訴他那書上有楊守敬的批註，他說那你可撿了大便宜了。

南都：書里有幾篇談到你在東京書市買書的經歷，相比國內，日本的古籍市場和保存現狀如何？

辛德勇：我在日本也到圖書館裡看過，差別在於他們的開放。訪問學者也可以很便利地出入書庫，能借就借，到時間就還，他們圖書館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能便利地讀書，不是為了藏起來不讓人看。

書店裡，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的舊書品相非常好。日本人一向非常敬重文化和知識，讀書時輕易不在書上寫寫畫畫。而很多中國人，包括我自己，經常在書上標記，這種閱讀習慣日本就很少見。所以他們的舊書和新書基本一樣，乾乾淨淨，沒有折角撕頁、標註塗抹，有標記的書價格明顯就會下降。日本戰爭期間和戰後年代，書的用紙普遍不好，但都保存得整齊乾淨，日本人對書的愛惜讓我感觸比較深。

南都：想必你也結識很多書友，談談你與藏書界朋友們的一些交往？

辛德勇：其實我從來沒把自己定位為藏書界的人，接觸比較多的就是已經過世的楊成凱先生。他是我比較敬重的人，前兩年去世了，很遺憾。他古籍收藏的程度在他這個年齡是比較罕見的，畢竟他是一個地道的學者，又是一個傳統的版本學家，重視經典名著的早期版本。他自己的收藏非常廣泛。

另一位就是復旦大學的周振鶴先生。他收藏的中西文化類的書籍，在國內可能算是地位非常高了。韋力先生也是我比較敬重的。他收藏的態度非常開放，樂意讓其他學者使用他的藏書，但是我總不好意思打擾他，因為他也很忙。他本人溫文爾雅，非常親和。

南都：部分具有文物性質的、傳世稀的古刻舊本，價格很貴，現在各地的古籍拍賣也非常頻繁，怎麼看待花大價錢買舊書？

辛德勇：我的看法大概分成兩類。一類是真正有實力的收藏家，比如韋力，他只是自己收藏。有些藏書家會「進進出出」賣掉一部分書，再去獲得更想要的書。但韋力不會通過賣書來買書。

另一類就是投資家，把藏書看作一種投資手段，我覺得本身也不是壞事。楊成凱先生活著的時候常和我大抒感慨，他說這些收藏家、投機家一點兒也不懂，好書都被他們買去了。我當時就笑著和他說你不要這樣看，窮書生在任何時代都是買不起好的善本書的，近代最有名的藏書家黃丕烈，他不懂學問，都是請窮書生顧千里幫他考證。顧千里的學問是天下第一流的，但就是沒錢買書，只能靠給黃丕烈寫點東西來維持基本的生活，這是社會的常態。但有實力的人收藏了書，使書具有市場價值，保證書籍不受破壞，怎麼說也是保護文化罷，總比把錢用來花天酒地吃喝玩樂更有意義。

現在老百姓都知道古書值錢了，商業社會有人通過投資的手段來促進書籍的流通，自然誰有能力誰就收到。但就目前來說，古籍散本和其他古代文物的價格在中國市場是遠遠低於它應有的價格的，古書的價格應該還有進一步上漲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