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禁書題解(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

　這是記載晚明有關黨爭的著作，是一本是非顛倒的黑書。三朝指的是：萬曆、泰昌和天啟三朝。編撰者為顧秉謙、黃立極、馮銓。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天啟中仕至禮部尚書，崇禎初因捲入閹黨逆案，被貶斥為民。黃立極，字中五，元城人，萬曆進士，天啟間由魏忠賢以同鄉之誼擢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後為首輔。逆案平定後，落職賦閑在家。馮銓，涿州人，萬曆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崇禎初以諂附魏忠賢論杖徒，贖為民。順治時起用，累官秘書院大學士、禮部尚書。 　　《三朝要典》編撰於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二十四卷。纂輯三朝關於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示諭奏疏檔冊，加上案語而成。初擬名《從信鴻篇》，又曰《三大政紀》，後更定今名。此書是為奉承魏忠賢，攻擊東林黨人而作。明代自嘉靖朝之後，逐漸形成了一種風氣，朝廷大員、科道言官和內廷宦官，從各自的政治利益出發，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到萬曆年間正式形成門戶鬥爭的局面。萬曆後期，政治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促使一些受排擠的中下層官吏和知識分子為改良政治，緩和矛盾，挽救明王朝的共同目的聚集起來，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此集團因顧憲成和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而得名，稱為東林黨，與此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以浙黨勢力最大。這些黨派互相之間雖有矛盾，但都「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往往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形成政治風波。於是自萬曆朝起，宮廷內部的些微動向，連續形成著名的宮廷大案。 　　第一個案子是「梃擊案」。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端午節前夜，有一個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棗木大棍，闖進了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慶宮，在第一道宮門擊傷太監李鑒，直闖入宮，直到前殿檐下才被太監韓本用發現，擒獲，監守。初審是由浙黨巡城御史劉廷元受理的，他在審訊情刑的奏疏中稱：已審明犯人名叫張差，薊州人。經再三拷訊，「本犯呶呶稱吃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跡若涉瘋魔，稽其貌的系黠猾」。莫棱兩可的結案，推到了刑部。刑部郎中胡士相、員外郎趙會朴和勞永嘉也是浙黨中人，他們深知此案蹊蹺，干係甚大，有可能牽涉到內宮的矛盾。唯一的辦法是照著劉廷元提供的線索「跡涉瘋顛」為缺口，草草重審。 　　重審報告中說：張差是薊州人，因生意被毀，「日夜氣忿，失態顛狂」，擬定依照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將張差立即斬首。不料，有人持棍入宮企圖加害太子之事傳遍街衢，輿情大嘩，大多數的東林黨人認為必有內幕。因為萬曆神宗皇帝曾因寵愛鄭貴妃，打算廢長立幼，立鄭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但在東林黨人及李太后的干預下，才在朱常洛二十歲時勉強立其為太子。但是鄭妃一直不甘心，而社會上屢次掀起常洛早晚當廢的流言引起了好幾樁案件，這使得東林黨人一直關注事態發展。現在有人試圖對太子行兇一事令他們馬上聯想到可能是鄭妃和其弟鄭國泰要以非常手段為福王常洵謀得太子之位。於是在刑部判決消息傳出後，他們紛紛上疏論奏，說是張差入宮行兇，幕後必有主謀，而刑部只論張差一人，且欲予以速決，顯然意在殺人滅口，庇護幕後的真兇。應請另予詳審，查出元兇，才是正理。此時，正好有個刑部主事王之私下誘供，初步查出張差受人指使，並由太監引入宮中作案的。王之上言於朝，認定張差「不顛不狂，有心有膽」，請求皇上進行朝審和會審。 　　浙黨官員則攻擊王之胡說。神宗皇帝在無法控制輿論的情況下，不得不同意會審。刑部會同十三司會審，案情基本清楚了，原來是太監龐保、劉成二人指使他打進宮的，並許諾說「打死小爺，吃也有，住也有」。小爺是宮中對太子的稱呼，而龐保、劉成均為鄭妃的親信太監。審訊情況傳出，群情鼎沸，無法遏止。神宗皇帝怕進一步審查會牽連鄭妃，下令把張差凌遲處死，龐保、劉成二人也在無奈之下於宮內處死，並讓太子朱常洛出來說好話打圓場。至此，一場轟動朝野的宮廷大案草草了結了。此「梃擊案」雖未完全查獲真兇，但處決龐保、劉成令浙黨失了面子。 　　「梃擊案」以後，朱常洛的地位忽然有了很大提高，他在處理「梃擊案」過程中的表現，大得神宗皇帝的歡心，至此，常洛在父皇的眼中一下子重要起來，他的太子地位總算穩定下來了。另一方面，通過此事件，鄭貴妃一伙人看清了人心所向，知道常洛地位已不可動搖，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並為長遠利益打算，他們對常洛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朱常洛的生活有了很大變化，鄭氏不時送來金銀珍寶和精食美饌，並選了八名美女送來侍奉太子。朱常洛雖已當了十幾年太子，但歷來倍受冷落、供奉淡薄。今日地位轉變，一時不免貪淫過度，原來不怎麼好的身體，此時更加虛弱。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死，八月，朱常洛在宮人攙扶著勉強完成了即位大典，帝號光宗，年號泰昌。即位沒幾天，光宗就因縱慾傷身病倒了，內醫崔文升認為是腎虛火旺，給他開了一副藥性很強的瀉藥，光宗服後，病情驟重，一夜腹瀉三四十次。 　　而鄭貴妃不問病情，連著催他下旨封自己為後，而禮部大臣認為按禮制鄭氏要求不應辦理。光宗卧病不起後，鴻臚寺丞李可灼自薦為光宗治病，他敬獻一顆紅丸，光宗服後覺得很舒服，又讓李可灼再進兩丸，當晚光宗安睡如常，可是睡到第二天凌晨便駕崩了。這就是「紅丸案」。光宗在位僅一個月，是明朝在位最短的皇帝。光宗死後，首輔方從哲認為李可灼診病有功，以皇長子令旨，賞其銀五十兩，彩緞兩匹。這種不合理的獎賞令人懷疑，於是許多大臣上章彈劾。方從哲把賞銀又改為罰俸一年，但此舉未能平息群情。光宗卧病期間，兩次大變皆由進葯而起，一次是內醫崔文升進瀉藥，一次是李可灼進紅丸，初服頗有效，連服三丸，竟一命嗚呼。變化之快，令人生疑。同時，兩次進葯的人，似乎又都與鄭妃有關，內醫崔文升原是鄭妃屬下，李可灼則是由一貫依附鄭氏集團的浙黨首輔方從哲引薦的，故而東林黨人不斷上疏追論李可灼和方從哲。其中以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詞最為激切，他們聯繫以前發生的「梃擊案」，說方從哲等有意「弒逆」，要求嚴辦。最後，為平息事態，由閣臣建議，將李可灼流戍邊遠，崔文升發配南京充凈軍。紅丸一案，至此暫時了結。 　　「紅丸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就是與之緊密相連的「移宮案」。事情要從朱常洛的寵妃說起。「梃擊案」後，朱常洛東宮妃御浙漸多了起來。其中最受寵的兩個都姓李，分居東宮的東、西兩廂，人稱「東李」和「西李」。西李善解人意，尤為得寵，光宗即位後，便將西李帶進了乾清宮。從光宗登基起，西李便插手朝政，由於太子妃已死，她代為照顧朱由校、朱由檢二皇子，從而提高了她的地位。光宗死前，西李妄圖封后，未得逞，只得了「皇貴妃」的封號。於是在光宗死後，她和親信內侍李進忠密謀，企圖控制皇長子朱由校，達到垂簾聽政的目的。當群臣要擁立皇儲時，她把朱由校扣留在乾清宮不放他出來，但後來她上了當，朱由校被眾臣護送至慈慶宮，準備登基。 　　儲君既立，按照封建禮儀，內廷的乾清宮和外廷的皇極殿一樣，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皇后也配居於此。皇帝死去，若不是照顧年幼的新帝，即使是太后也不能久居於此，因此大臣合疏請西李移宮，而西李想以乾清宮為鬥爭本錢，賴著不走。首輔方叢哲主張從緩，而左光斗、楊漣等人反對。左光鬥上疏說，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於正宮，而讓皇長子住慈慶宮，這是名分倒置。還說若不及早採取措施，而讓西李借撫養之名，行專政之實，武后之禍將會重見於今日。楊漣甚至跑到乾清宮外面坐著，說：「今日宮不移，死也不去！」在洶湧的反對聲浪中，西李害怕了，無可奈何地移居仁壽殿。 　　移宮之後，與東林黨作對的御史賈繼春又上書責備楊漣與左光斗，說他們逼迫皇上庶母（西李）太過，有悖光宗遺願，而且連新天子也指斥了一番。因為賈繼春一向依附方從哲，與鄭妃、西李也有聯繫，於是東林黨人上疏，指賈繼春為奸黨。事情在兩派爭吵中越鬧越大，剛即位的熹宗朱由校只好出來表態，曆數了西李的種種罪狀，並說她曾「毆斃聖母」（指西李曾恃寵毆打熹宗生母王氏，致使王氏含恨死去），指使李進忠阻擋群臣之儲，企圖垂簾聽政等等，直接支持了反對賈繼春的群臣。後來，熹宗宣布停止給西李的一切封號，又屢次降旨斥責賈繼春，不久，賈被罷官，移宮一案告結束。 　　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嚴格說來都屬於宮廷案件，雖然已算了結，但每一案件由始自終都牽扯許多複雜的關係，所以隱患猶存。三案發生的當時，東林黨人在鬥爭中佔了上風，特別是移宮一案中，熹宗是在東林黨人保護下才得脫西李之手登上帝位的，所以天啟初始，熹宗對他們很信任，許多東林黨人，如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等東林黨人都得到執政機會，而其他黨派則一度受到排擠。但是不久，事情變化了。由魏忠賢為首的閹宦與浙、齊、楚、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勢力日見強大起來，此即所謂的「閹黨」。魏忠賢就是西李手下的親信內侍李進忠，他本姓魏，原是河北肅寧縣的一名小流氓，因賭博輸錢太多無法償還，就自施宮刑改名李進忠混入宮中，在東李宮中當太監。初入宮時，他巴結大太監魏朝。 　　魏朝原和熹宗的乳母客氏有「對食」關係。所謂「對食」，便是宮中有權勢的太監，雖然喪失性功能，卻還要在宮中找個宮女或別樣的什麼女人共同居處，儼然有如夫妻，宮中稱這種關係為「對食」，稱這個女人為那個太監的「菜戶」。魏忠賢師事魏朝，和他的菜戶客氏也混得熟了，並且更得歡心，於是擠開魏朝，讓客氏成了他的菜戶，並通過客氏的關係做了熹宗的內侍，並爬上了司禮秉筆太監的高位。其名乃熹宗所賜。由於熹宗自幼父母都無暇顧及他，教導、照管他的人沒有專門配給，所以從小由他的乳母客氏帶著，對客氏的感情特別深厚，唯客氏之言是聽。故而，魏忠賢掌握住了客氏，也就自然控制了皇上。並且勢力日益擴張，很快就控制了東廠、錦衣衛和三法司，此後，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還有那些以前被稱為奸黨的人差不多都聚到魏忠賢手下來了。在三案中，他們都吃了敗仗，都不甘心，眼見魏忠賢勢力大漲，就紛紛投靠以期重新翻案，把那些自稱忠黨的人再打下去。於是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無惡不作，排斥異己，荼毒人民。 　　閹黨的惡行招致東林黨人的嚴厲批評。天啟二年，楊漣還上疏奏劾魏忠賢，曆數他二十四大罪狀，其後黃尊素、魏大忠等冒死上奏，交章彈劾，魏忠賢都一一記在心裡，等待時機報復。天啟四年七月，首輔葉向高致仕回家，次輔劉一更前些時已離去，在內閣中，魏布置的人已多了一些，他認為藉三案打擊反對者的時機已到。從天啟五年秋至天啟六年初，三案中的主要人物被「按圖索驥」地一一逮捕歸案。又由於這些人物在《神宗實錄》、《光宗實錄》里是作為忠黨被記錄在案的，所以為了顯其惡名於後世，天啟六年，魏忠賢授意黨羽顧秉謙等修撰《三朝要典》一書。 　　《三朝要典》與《實錄》相比，正好黑白顛倒，忠黨變奸黨，奸黨變忠黨。《三朝要典》里梃擊案的禍首是王之、翟忠、何士晉。特別是王士，自從他用非常手段查出實情，雖得到勝利，但令萬曆皇帝懷恨在心，被削職，天啟時重新啟用，屢屢提到三案頗矜誇自己，於是，《要典》說他「捏造案情，用以敲詐」。據此罪名，王之先被「除名」，後入獄，最後逼死獄中。 　　《三朝要典》里紅丸案的禍首是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孫慎行受到「削奪」的處分，後被定流戍之罪，要遣戍寧夏，後因天啟死去，崇禎繼位，得以倖免。 　　《三朝要典》里移宮案的罪魁是楊漣、左光斗、惠世楊、周朝瑞、高攀龍。楊漣、左光斗被折磨得最慘，以「黨同伐異，招權納賄」被定罪追贓，最後死於獄中。 　　《三朝要典》受到魏忠賢黨徒的吹捧，有人竟拿他和孔子相提並論，說「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政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他們疏頌要典時，又說：「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洵游、夏無能贊一辭者。」魏忠賢等原想於天啟六年《三朝要典》完成之後把從屬人物再加以治罪，然而最後他們的願望沒有達成。天啟七年（1677）八月，年僅二十三歲的天啟皇帝終以虧損過度而御駕賓天，遺詔由其五弟、信王朱由檢嗣位，即崇禎皇帝。崇禎長期在宮內生活，對於魏忠賢的罪惡知之頗詳，即位之後，三個月之內就徹底粉碎了勢已滔天的魏黨，崇禎二年（1629）三月以《欽定逆案》為名，頒行於天下，又給三案中被冤諸臣平反。崇禎元年五月十日，下詔毀《要典》，於是《三朝要典》被禁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