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結構變動及其宏觀效應分析
摘要:經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口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核心變數之一。隨著中國逐漸跨越劉易斯拐點,在保持1.4-1.6左右的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下,未來20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人口總量及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這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本文擷取部分權威人士、專家學者、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的觀點,對中國人口格局的現狀、未來圖景及可能的宏觀效應進行全面解讀。
一、對中國人口現狀的判斷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披露的數據顯示,2011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為134735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44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佔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達到51.3%。全年出生人口1604萬人,出生率為11.93‰;死亡人口960萬人,死亡率為7.14‰;自然增長率為4.79‰。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7.78。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71億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30億人。從年齡結構來看,0-14歲人口佔比16.5%,15-59歲人口佔比69.8%,60歲以上人口佔比13.7%(65歲以上人口佔比9.1%)。 1.超低生育率 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 王培安 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全面啟動計劃生育以來,總和生育率已由1970年的5.8降至目前的1.8左右。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中心研究員 蔡泳 我國的生育率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跌入更替水平以下(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之後不斷下滑。大量經驗研究都表明我國的生育率在21世紀初為1.5-1.6;最新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稱「六普」)數據更進一步表明,我國的生育率很可能已經下降到了1.5以下。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志剛 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人口風險已經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長,而是生育率過低以及由此導致的嚴重少子化和過度老齡化。「六普」結果確認了政府主管部門長期堅持的1.8的生育率口徑嚴重脫離實際。 2.未富先老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 李建國 按照國際通行的老齡社會標準,中國從1999年開始邁入老齡化社會。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 如果按照慣例,即把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的人口結構稱作老齡化,則中國已經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進入到老齡化社會了。中國在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消失點之間的時間間隔大大短於日本和韓國。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原新 「未富先老」是我國老齡社會的顯著特徵,也是一個基本國情。1999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候,人均GDP為840美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額1/6,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也只有世界平均值的一半略多。綜合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為0.567,略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3.整體跨過劉易斯拐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巴曙松 2004年前後,中國東南沿海出現了廣泛的低端勞動力供給緊張的問題。製造業成為「民工荒」的重災區,隨後在一些中部如湖南、河南等農村勞動力的流出省份也出現了用工緊張的現象。諸多證據說明2004年的民工荒並非一時之事,而是大拐點即將到來的標誌,是趨勢性的改變。中國經濟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 2003年-2010年農民工工資期間保持實際年增長率10.8%;自2004年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以來,勞動力短缺已經成為全國性現象,2011年製造業招工難前所未有地成為企業普遍遭遇的困難。按照發展經濟學的定義,這種勞動力短缺的出現和普通勞動者工資持續上漲的現象,就意味著中國已經迎來其劉易斯轉折點。 國家統計局 調查資料顯示,40歲以上農民工所佔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農民工平均年齡也由34歲上升到36歲。儘管每年農村新增勞動力主要會加入到農民工的行列中,但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變化,也說明農民工的「無限供給」狀況在改變。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 樊綱 按照學界新近的共識,中國務農勞動力佔比在20%至30%之間,還有部分人口紅利尚待釋放。美國的農業勞動力只佔全部勞動力的1.7%了,歐洲大概2%左右的水平,日本應該是4%,中國還有轉移的潛力。 4.人口流動性加大 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 崔麗 2011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市人口歷史性的超過農村人口。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也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司長 張春生 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分布仍向沿海、沿江集中,新興都市圈、中西部中心城市成為新的人口聚集區。流動人口舉家遷移、長期居留趨勢明顯,成為改善民生的重點人群。2009年勞動年齡流動人口構成中,39%是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意味著高端流動人口的總量將大幅增加,普遍完全脫離了農村勞動,嚮往大城市生活工作,且維權意識更強,渴望公平的生存發展機會。 二、中國人口結構未來圖景 時間向後外推20年,2030年的中國人口圖景將與目前完全不同。 1.人口總量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假設中國生育率水平2011年-2015年降低至1.56,2015-2020進一步降低至1.51,從2020-2025開始逐步回升至2040-2045年的1.73,直至本世紀末的2.01,預計中國人口總量將於2030年左右達到14億的峰值,2040、2060、2080和2100年分別為13.61億、12.12億、10.48億和9.41億。到2020年,中國人口總數將達到13.88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十二五」期間,在生育政策不變的條件下,人口增長的勢頭進一步減弱,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9億人以內。 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展規劃與信息司研究員 於學軍 育齡婦女將在「十二五」時期達到峰值後開始緩慢下降,2020降下降為0.85億。2030年前後我國將出現人口零增長,開始進入負增長階段。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志剛 如果中國生育率繼續保持在當前的較低水平,在並不很遙遠的未來,中國人口會以平均每30年減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中心研究員 蔡泳 中國的人口已經非常接近峰值,大約在2026年開始負增長。如果是低方案,我國的人口會一路飛速下滑,到2045下降至12億,2060年下降到10億,最後到2100年的5億。 2.結構特徵 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豐 預計至2030年,中國60歲以上老人將達到3.5億之多,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老齡人口與適齡勞動人口的比率將降至2比1。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楊燕綏 中國將於2022年進入社會老齡化,屆時老年贍養係數>0.2,勞動人口和老齡人口之比為4.27:1;在2037年進入深度社會老齡化,屆時老年贍養係數>0.3,勞動人口和老齡人口的比例為2.79:1。中國將與老化的歐洲國家一同進入深度老齡社會。 勞動力短缺,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蔡昉 目前城市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勞動力供給主要來自農村。據估算,農業剩餘勞動力已經接近於吸納殆盡,到2015年,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數量,與城市新增數量持平,此後勞動年齡人口呈現負增長,比總人口負增長提前10餘年,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就此消失。劉易斯拐點很可能會在2013年就真正到來。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曾錚 2015年之後,隨著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負增長,2035年左右將達到勞動年齡人口供給減少的高峰。由此,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慢甚至負增長的情況下,我國勞動人口總量將在2015年左右出現拐點,並在未來35年之內持續下降,導致我國勞動力供給增量持續下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局長 馬建堂 中國勞動力資源佔中國總人口比重在2011年首次出現下降。至少是「十二五」期間,應該講勞動力供應總體是充裕的。但是確實從2013年以後,我國的勞動力資源會逐步下降。 人口流動壓力進一步加大。 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 崔麗 未來2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仍將快速推進,並將有3億左右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鎮。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歷史性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率超過50%,城鄉人口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隨著產業轉移的加快、中西部城市群的發展,人口流動遷移呈現出新的特點,人口流向趨於多元化,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帶來一系列挑戰。 三、中國人口結構變動的宏觀效應 1.經濟增速中樞下一台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巴曙松 人口紅利窗口也將在2013年前後關閉。兩大拐點的越過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隱憂。隨著融資約束的強化、投資效率的降低以及槓桿放大功能的弱化,那麼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就不再是一個所謂中長期的故事,而是逐步、逐級動態下行的一個過程。根據Jonathan Anderson的預測,中國人口老化和城市化速度放緩,將會使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約兩個百分點。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豐 在未來20年間,人口老齡化將使中國年經濟增長率降低0.5個至0.7個百分點。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率降至韓國和台灣地區目前4%的水平,0.7個百分點將是一個不小的份額。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彭文生 勞動力供給減少拖累經濟增長在一些發達國家已有先例,比如老齡化嚴重的日本尤其明顯。工作年齡人口的變動將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在未來5-10年顯著放緩。城市化所釋放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和勞動力素質提高將部分抵消工作年齡人口總數下降的影響,但難以完全彌補。依據我們對中國經濟生產函數的估算,考慮到勞動人口、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未來可能走勢,估計「十二五」期間我國潛在增長率在8-9%左右,和過去10年平均10%的增長相比顯著放緩,「十三五」期間增長將進一步下滑。 2.經濟結構將發生重大調整 人口結構的變遷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結構和動力特徵發生根本改變,三次產業將更加趨近於發達國家目前所處的狀態,製造業競爭力減弱,而房地產無法簡單通過「剛需」獲得持續增長。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曾錚 如僅考慮勞動力供給變化情況,未來40年,我國工業佔GDP的比重將降至30%以下,而服務業比重將上升至60%以上。勞動力供給數量減少,將直接導致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使勞動密集型產業佔比收縮,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上升。我國消費率將從現在50%以下的水平逐步上升,到2050年將升至70%左右的水平。投資率也將下降。或將從現在45%以上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50年約30%左右的水平。長期凈出口率或將從現在3%以上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30年前後進口和出口基本保持平衡,在2040年前後大有可能出現逆差,中國長期貿易順差的外部結構特徵將完全轉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蔡昉 2004年以來,特別是中國經濟從世界金融危機中復甦以來,招工難己經越來越成為影響企業開工和經營績效的制約因素。勞動力成本提高20%,對那些競爭性行業的企業來說,因行業的勞動力成本佔比不同,而分別降低企業利潤水平20-65%不等。實際上,以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為標誌,中國經濟日益脫胎於二元經濟的特徵,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作為供給方面的經濟增長源泉是不可持續的,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也是不能保持的。 著名財經評論員 葉檀 人口紅利造就中國房地產市場之大底是一種流傳久遠的錯誤觀念,並沒有得到數據和經驗的印證。只有國民收入的普遍提高才會帶來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繁榮,否則房地產市場就會陷入畸高畸低的惡性循環之中。 3.儲蓄率下降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曾錚 老齡人口增多導致儲蓄人群減少,儲蓄率將下降。據研究,隨著勞動力供給能力下降,我國儲蓄率將從現在50%左右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50年將降至25%左右。 獨立經濟學家 謝國忠 根據生命周期儲蓄模型,當一個經濟體從中年人走向老齡化,它的儲蓄率應該會下降。一旦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加入勞動大軍的那幾代人開始退休,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順應期就將變成反轉期。在未來15年內,中國的儲蓄率可能會明顯降低。 4.養老金支付缺口 持續的低生育率將導致巨大的養老風險。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豐 始於2000年、靠財政積累的社會保障基金目前共積累了10萬多億元資金。僅以現有機關事業單位僱用的4000萬人為參照,如果這些人到時候全部退休,按每人每月4000元退休待遇計算,上述10萬多億元的養老保障基金僅夠支付60個月左右的退休金。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鄭秉文 假設參保人退休後一日三餐吃盒飯,以20元一份計,每天需60元,年均則需2萬多元。加上其他基本開銷,每人年均需3萬~4萬元。若參保人退休後存活15年,則需50萬~60萬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準計算,參保人員在退休前所繳納的養老金每年約為3000~4000元錢,15年繳存餘額約為5萬~6萬元。很顯然,其實際繳存不能支付實際領取。因此,從養老金財富總值角度來看,在現行體制下,15年後退休的人,很可能連盒飯都吃不上。 四、應對人口結構變遷的政策建議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講師 沈可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豐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中心研究員蔡泳 中國和東亞許多國家都是計劃生育政策實踐中的佼佼者,但不同的是它們均已作出調整。新加坡1984年生育率降低至1.62時提出有傾向性的鼓勵生育政策,日本1990年生育率為1.54時大幅提高育兒補貼,韓國1996年生育率為1.58時廢止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生育率早已降低至1.5,不應繼續等待。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 一是從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兩個角度著眼,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和制度保障來充分使用勞動力,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新的儲蓄動機,保持儲蓄源泉等,發掘和獲得與第一次人口紅利同等意義的第二次人口紅利。二是農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動實質的城市化,保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勞動力供給。三是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可以保持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同時,中國製造業增長動力應當轉向更加依賴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上來。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 張茉楠 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並不可怕,反而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發展轉型的倒逼機制。為此,在總體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於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在具體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障礙,為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時期擴大人力資本存量。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 鄭秉文 利用外匯儲備建立主權養老基金,可以為消除養老餘悸、建立養老收入預期、提振社會消費信心、進而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做出應有的貢獻;此外,還可促進社會和諧,這是因為,外匯儲備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讓全體國民享受經濟成長的好處,這本來就是外匯儲備的題中應有之義。 五、結論 人口因素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數。以上分析表明,人口結構的變動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全面、深遠和決定性影響,而目前我們正處於這一個重大變革的前夜。儘管「十二五」期間,我國撫養比將達到最低水平,人口紅利將達到最大,但低水平、低福利的增長模式無論在經濟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無疑都是不可持續的。改革總是被迫發生。我們必須充分利用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產生的倒逼壓力,在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經濟增長模式、提高教育質量、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各方面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應對人口結構變動帶來的各種挑戰。我們相信,應對這樣一個挑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建立更加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也必將是中國建設更具普世價值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路徑。 (國研網宏觀經濟研究部編撰)
責任編輯: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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