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需建築在普世價值基礎上

簡介：哈佛教授杜維明與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袁偉時，討論了究竟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袁偉時認為，不應該過度美好傳統文化。現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的精華...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現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匱乏的自由」是社會主義精神；「免於恐懼的自由」總結了希特勒的國家主義，以及專政主義的負面教訓..不能否定傳統文化有天生弱點。例如，雖有一些抗議精神，但制度上沒有形成權力制約；沒有形成法治精神，對經濟自由也是壓制的..先秦諸子思維方法缺少邏輯、實證精神。他認為仁、義、禮、智、信，應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否則，它只能為宗法專制服務。杜維明指出，現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價值，是紮根在西方的普適價值，但同樣有一些可以是紮根在中國、在東方的普適價值。究竟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杜維明VS袁偉時2010年12月02日 10:26南方周末仁、義、禮、智、信，應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否則，它只能為宗法專制服務。——袁偉時：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中國近代史專家。在自由之外要帶進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帶進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還有禮讓。個人尊嚴以外，還有社會和諧。現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價值，是紮根在西方的普適價值，但同樣有一些可以是紮根在中國、在東方的普適價值。——杜維明：哈佛大學教授。他提出儒學的第三期發展，為儒學的現代轉化開拓了國際視野。

否定三綱，肯定五常？子云（主持人）：袁老師覺得「五四」是對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而杜維明先生則認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壞掉了，為什麼？杜維明：有點斷章取義。我的觀點是「繼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識精英對儒家的創造轉化有極大貢獻。但對一種源遠流長的文明全盤否定，把一個民族的沒落，全歸結在儒家文化頭上，有些粗魯。不能平心靜氣地判斷傳統核心價值的優質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樣殘酷。當時的精英認為激烈批評傳統文化，即能為學習西方創造條件，還認為西化了，就充分現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識人也知道，這種極端心態必須超越。袁偉時：新文化運動從1912年開始。蔡元培做教育總長，下令「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必須從教育方針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蘭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親愛」。它對傳統文化不是全盤否定，只批判、否定傳統文化中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運動應肯定仁、義、禮、智、信，我贊同，但想補充，五常的道德規範應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否則，它只能為宗法專制服務。杜維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認為三綱是權威主義、等級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啟蒙，晚年跟我說，不要輕易否認三綱。他說，陳寅恪在為王國維寫墓志銘里，說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價值，我很驚訝，要進一步思考。我所了解的三綱是從《白虎通義》開始，並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價值，但五常毫無疑問是。三綱五常是雙軌形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婦有別的那個「別」並不是差別，而是分別。以前男主外女主內，現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內。《白虎通義》里，君為臣綱，並不只是說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對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為做批判；父為子綱，也多半是子對父的批判；夫為婦綱，多半是婦對夫的批判，有很多要進一步考慮。五倫、五常也是普適價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對話。儒學要對一些糟粕，特別是從三綱引發的不合現代精神的東西，創造性轉化。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張力袁偉時：王元化對陳寅恪那段話的理解有問題。陳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明確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制度」，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民國以來，很多知識分子想對三綱重新解釋，有人把君為臣綱，解釋為職業的忠貞精神，對上級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強。現代社會的這種關係，人格、法律地位平等，與三綱格格不入。三綱確如陳寅恪講，無可療救。現在的危險，是對傳統文化過度美化。每個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貢獻，17世紀後，匯合成為現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歐、北美。現代西方文明吸收了東方文明很多東西，包括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的精華。吸收了這些，它就締造了一個文化高峰，就是「現代文化」。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現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匱乏的自由」是社會主義精神；「免於恐懼的自由」總結了希特勒的國家主義，以及專政主義的負面教訓。傳統文化在歷史上的貢獻應該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點。例如，雖有一些抗議精神，但制度上沒有形成權力制約；沒有形成法治精神，對經濟自由也是壓制的。結果，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制度在中國傳統文化里發展不起來。再加上先秦諸子思維方法的弱點：缺少邏輯、實證精神，也發展不出現代科學。這樣，當東方社會轉化為現代社會時，面臨抉擇：要不要接受現代文化？知識階層的一些人還在製造各種借口，來抵抗現代文明。一個借口是反對西方中心論，認為人類文化是多元的。這對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聽起來很舒服。還有一個借口是不要拿現代西方文化同傳統中國文化比。但是，現代文明是無法遮蔽的一面鏡子。為什麼兩個不同體系的傳統文明，一個自行轉化為現代文明，一個卻至今仍在蹣跚學步？中國知識分子老想發揚儒家文化，沒想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華吸收過來，創造新的思想。現在的主要問題在這裡。現代性大同小異子云：袁老師最擔憂的是權力站在儒家後面？杜維明：這是你給他點出來的，他沒講，也許是這樣。袁老師剛才講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贊同，很多有保留。確實不能把西化、現代化、全球化分裂，它們沒有明顯的疆界，不可能獨立存在。現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獨一無二的。1948年，文化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提出影響世界的四個典範人物，有蘇格拉底（包括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與孔子。在這個論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國所代表的精神文明。袁老師似乎把它們懸隔起來，認為現代文明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市場經濟，還有法治、自由、個人的尊嚴。的確，這些價值是人類共享的，但不是靜止的，需要不斷發展。人們常以中國文化中糟粕的糟粕與西方文化中的精華的精華相比。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魯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續妾，抽鴉片煙，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則是自由民主和個人尊嚴。這樣比較，對中華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殘。一個民族要發展，尤其在危難中自救，除了政治、經濟、制度建構方面的改變，還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設。現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樣使我們的心態改變。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樣認為，一個民族自信心徹底喪失，它是無力的、無氣的、無理的，一個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學習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對傳統文化進行非常強烈的批判時，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華，把它的優質部分好好保護，批判糟粕與發揚精華相輔相成。「五四」的精英們，對於真正繼承、發揚傳統並創造性轉化傳統的力度不夠。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學代替宗教，把經學整個拋棄了。要重新認識這個大難不死的傳統。袁老師提的那幾點，我有一些不同意見。1.袁老師說在整個中國傳統中沒辦法發展出一個市場經濟，馬克斯·韋伯他們理解，一度中國的市場經濟很蓬勃。比如宋代，國內及海上、陸上都有貿易。當然，它只是一個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傳統文化也發展出一些科學技術。一直到17、18世紀，一些中國的技術、科學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醫學、農業技術，甚至官僚系統方面，都有長處。2.不應用現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國比，不應用西方最傑出的價值和中國最糟糕的價值比，有更好的比較方式，但我不是專家，不敢冒昧述說。歷史上，整個東亞社會，所謂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這些大的文明能夠充分現代化，確實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灣（地區）或香港地區，或現在中國大陸沿海，確實有新的發展道路。這個新的發展，與自由民主的發展有相契處，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說台灣（地區）、日本、韓國不民主，它們都屬於儒家文化圈。3.現代性是多元的。從袁老師的角度來看，這只是一個借口。但確實不能用幾個主要普遍規律或基本因素，概括龐雜的現代性的獨特性。我們曾以為要把傳統徹底消除，才能進入現代文明。其實，傳統文化是塑造現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它加在任何數字後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德國沒有強烈的日爾曼民族主義，或英國沒有一種漸進的對宗教重視的過程，美國就沒有市民社會，也無法形成現代的社會形態。日本、韓國、中國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我的基本觀點是，現代化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講古今中西之爭，現在只是古與今的問題。不能把中國當做落後，西方當做現代，中國有現代有落後，有古有今。中國能不能走出一條現代中國的獨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贊成袁老師，對西方的學習與理解還要更強。即使現在，中國也還要深刻理解啟蒙。要注意的是，啟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評，包含女性主義、社群主義，還有像文化多元主義、宗教的對話，相當複雜。中國現在對西方現代性的理解，多半是過去五十年西方發展之前的現代性，要注意最近的發展。袁偉時：這樣補充很好，討論更加深入。但我想，各個民族的現代化，應該大同小異。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場經濟，不能不要個人的自由、獨立，民主、法治，但各個國家沒有完全相同的具體形式。不同文明之間有衝突，更需對話袁偉時：現在，盲目的民族自大還非常厲害。有些解釋太過勉強。比如碰到環保問題，就說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決環境問題的哲學基礎。但現在最好的環保對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環保觀念也來自西方。杜先生對民族自信的講法，有一些問題。比如德國的民族自信就招來世界大戰，它對於民族主義沒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沒有現代化，招來軍國主義，也是二戰的元兇之一。對東方來講，還是民族主義阻礙接受現代文明，這是主要障礙。有的人不恰當地美化傳統文化，抗拒現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說很多邏輯都在裡面有了；有的則說《易經》裡面有現代性。中國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認。但它沒有發展成比較系統的，有制度性的東西。杜先生講，中國的宰相有相權，知識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觀念的人回過頭去看，有誇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處理你，一句話就夠了。杜維明：極端的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信，兩者有根本不同。納粹的產生，不是來源於德國人的自信，而是產生於極端的民族主義。現在西學的影響已經很大，傳統文化的聲音非常薄弱。語言就很明顯。政治、經濟、社會、哲學、宗教這些名詞都是外來的。以前中國沒有「哲學」，沒有「社會學」，是從日本過來的。嚴復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較符合傳統，大家沒接受。但如果一天到晚在傳統文化中找現代因素，也危險，我也不贊成。西方文化、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有很多值得比較。我認為，現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文明之間對話，已經有了氣氛與基礎。我要補充：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觀念都是現代不可或缺的，同時現代性面對21世紀的生態環保、精神的沒落等問題，還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價值帶進來。在自由之外要帶進什麼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帶進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還有禮讓。個人尊嚴以外，還有社會和諧。就是說，現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價值，是紮根在西方的普適價值，但同樣有一些可以是紮根在中國、在東方的普適價值。美國內部的民主制度比較完善，但國際間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沒有建立，基本美歐說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他晚年說，如果文明有衝突，那文明對話更必要。西方文化人對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東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強大。美國人對東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們太傲慢，認為所有普適價值都在那邊，不需要向我們學什麼。他們今後會在文化層面出問題。十年二十年後，世界將是另一種格局。「儒表法里」不成立袁偉時：現在流行一個觀點：「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義學者講：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東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響。我認為這個觀點不成立。陳寅恪先生對儒家和傳統社會制度的關係分析得非常透闢。他說：「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漢承秦業，其官製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專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說得太精彩了！我懷疑不少「儒表法里」鼓吹者，有沒有讀過這個報告。仁義禮智信是不是「習慣法」杜維明：哈佛法學院有位韓國學生，叫咸在鶴，他的博士論文認為，儒家禮樂的觀念和憲法很相似，在傳統韓國社會，禮所起的作用類似憲法。禮有像現代英美的習慣法。子云：我對此有疑問。習慣法的前提是保障自由，保障一些基本權利，約定俗成而來。而仁、義、禮、智、信則是作為禮教，起源是官方的教化，逐漸沉澱下來，對某一階層進行壓制和管教，我認為不能叫習慣法。杜維明：你講的我大部分贊成，但你認為是壓制、管教我不贊成。官方，包括皇帝都很受此限制。皇帝絕對沒有隱私權，一言一行要求公正，壓力很大。內朝和外朝官吏制度之間的抗衡，非常重要。在日本，官是公，私是對一般的人民而言。但在中國，官、私、公三者分開來。黃宗羲把官當作一個私慾集團。如果認為中國整個古代文明都是專制的，認為知識分子沒有獨立性，這站不住。認為美國是一個完全自由民主的發展過程，也站不住。子云：禮教不僅是倫理道德，還是一套制度規範。包括怎麼下跪、怎樣哭，女孩怎麼笑……都很仔細，也固化成了制度，這一套不那麼可愛。從三綱里找現代性的可能非常稀薄。杜維明：你認為西方在前現代沒有這一套嗎？束胸、纏腰，比包小腳還要厲害。因為縮腰，有的二十多歲就死掉了。不要總覺得東方的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文明，不能有這種自卑心理。對西方平等的觀念，也要加以分析的欣賞。比如今天，美國兩個最不平等的制度是大學和跨國公司。跨國公司主宰員工，大學校長主宰教員。子云：跨國公司的總裁與普通員工有區別，主要是在人格上平等。杜維明：毫無疑問，這是兩個層面。但說到人格平等的價值，儒家傳統里同樣非常深刻。比如社會各有分工，但犧牲10%、5%的人為社會大眾造福，也完全不符合儒家精神，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限於篇幅，刊發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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