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婚姻及其你內部結構
關於這一問題目前尚無專文論及，本文擬對唐代宦官婚姻關係問題作一初步探討，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學術界對這一課題的重視和進一步地深入研究。一宦官娶妻始於何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載，戰國時秦國王太后曾把「嫪毐假閹為宦官」，「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但是嫪毐與太后的關係只能算是私通，算不上婚姻關係。秦王朝建立後，大宦官趙高收有養女，有贅婿閻樂，這些都是人們所共知的史實，但趙高是否娶有妻子卻未見史籍記載。從史籍記載看，宦官大量娶妻養子出現於東漢，《後漢書劉瑜傳》云：「常侍黃門亦廣妻娶。」但是東漢宦官娶妻到底廣泛到什麼程度？其婚姻關係有何特點？由於史料殘缺，這些問題均無法探討。此外，東漢宦官娶妻成家受到了當時社會輿論的批評與譴責，如《後漢書周舉傳》云：「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說明當時人並不認為宦官「取（娶）女」是一種婚姻關係，反而認為是對女性的摧殘與迫害，也說明當時人還不能從心理上接受這種婚姻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唐代，人們的社會心理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宦官娶妻養子習以為常，不再視為違背人性的反常行為。從唐代有關史籍及相關資料看，還無發現當時人在這一問題上對宦官提出批評和指責。這就從另一角度證明，由於宦官婚姻關係的普遍存在，人們見怪不怪，已經在心理上接受了這種社會現象，至少是默認了宦官所建立的婚姻關係和家庭生活的社會存在。從《新唐書》、《舊唐書》、《全唐文補遺》、《文苑英華》以及唐代碑刻等有關記載可知，唐代宦官婚姻者，五品以上（包括內諸司使中的高級使職）的高層宦官佔493％，六品以下的中下級宦官佔507％。中下層宦官所佔比例如此之高，是唐代宦官普遍建立婚姻關係的真實反映。目前尚無發現白身宦官娶妻成家的資料，當然也不能排除此類人中有娶妻情況的存在，不過一般說來這類宦官地位低下，財力有限，即使有人娶妻那也是極少的現象，絕大多數是無力娶妻成家的。總之，凡是有官職的宦官一般均娶妻養子，有的甚至不止一個妻子。通常是當其妻子因故亡去後，往往都要續弦，於是便出現了兩個妻子的記載。據《唐左神策軍護軍中尉……故夫人贈魯國夫人劉氏墓志銘》載，劉氏死於貞元二十年（804年）。另據《楊志廉墓志銘》載，其死於元和元年（806年），志文曰：「繼室南宮氏，……痛從鳳未幾，悲晝哭而旋及」云云（註：以上兩志見《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可見，楊志廉在劉氏死後不久很快便續了弦。楊志廉是唐代著名權閹，位高權重，續弦之速本在情理之中。然中下層宦官也不甘寂寞，如宦官張叔遵、王守琦都是九品的小官，妻子一旦亡故，也同樣要續弦（註：參見《全唐文補遺》第3輯、《金石續編》卷11。）。可見宦官娶妻風氣之盛。在專制時代，達官貴人有妻有妾是常見之事，唐代的宦官一旦發跡之後，有人也起而仿效。《李敬實墓志銘》載：「夫人汝南周氏，次夫人昌黎韓氏，並婦德有聞，令淑昭著。」（註：《全唐文補遺》第1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便是一例。李敬實生前任軍器使，這是唐代內諸司使中的重要使職，權任頗重，地位尊貴，自然有條件多娶妻妾。cｃhｅｒｅ群眾演員在唐代有內外命婦之制，凡宗室貴戚，達官貴人之妻皇帝皆賜有封號，謂之外命婦。唐代宦官勢力頗大，故宦官之妻也有封號，這一點與朝官貴戚並無區別。從石刻資料記載看，宦官之妻的封號有國夫人、郡夫人、郡君、縣君、太君等之分。宦官之妻所獲封號的尊卑，通常是由其夫權勢和地位的高低決定的。如劉弘規任左神策中尉，其妻李氏便被封為密國夫人；梁守謙為右神策中尉，妻韓氏為冀國夫人；馬存亮曾任過神策中尉，後任左領軍衛上將軍，妻王氏為岐國夫人；著名大宦官仇士良妻胡氏，封為魯國夫人。張元忠任內侍同正員，妻令狐氏封雁門郡夫人；孫志廉為內常侍，地位較張元忠低，其妻趙氏便被封為天水郡君；王公素為湖南監軍，地位低於孫志廉，其妻高氏封樂安縣君。關於這一點在楊志廉妻劉氏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她先被封為彭城郡夫人，這是楊志廉任左神策軍副使時的封號。貞元二十年劉氏亡，這時楊志廉已任神策中尉，於是便贈予魯國夫人之號（註：參見拙作：《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法門寺文化研究通訊》1998年第10期。）。《內給事諫議大夫韋公神道碑》云：「夫人宋氏，……從夫之貴，尋封廣平縣君」（註：《文苑英華》卷931。），說的也是這個道理。當然也有特例，如董文萼之妻李氏被封為隴西郡夫人，儘管董文萼本官只是個掖庭局令，按常規其妻不應有如此之高的封號，但因其是權閹董秀之子，德宗時他任盧龍監軍使，隨同節度使劉濟征伐叛鎮王承宗有功，備受德宗寵信，夫榮妻貴也就順理成章了。還有一種母隨子貴的情況。宦官楊居實之妻左氏在其夫生前未得到封號，楊死後其子楊彥符（宦官）得到皇帝寵信，「奏加邑號太君。」（註：《全唐文補遺》第3輯《大唐故贈朝散大夫……楊公故夫人左太君墓志銘》。）宦官之妻的封號通常以其得姓之地取名，如楊志廉前妻自稱是彭城劉氏，故先封彭城郡夫人，後贈魯國夫人。鄧某亡妻王氏，「其先琅玡人也」，故封琅玡郡君（註：《鄧公夫人王氏墓誌》，陝西師大圖書館藏拓片。）。這些都是唐朝固有的制度，就不詳述了。二由於宦官是刑餘之人，不能像正常人那樣過夫妻生活，嫁給宦官為妻對於廣大女性來說自然是十分痛苦的事情。這一切雖無史料直接記述，但我們可以從一些碑誌資料的字裡行間或所述之事中，仍可看到這些婦女或以死與命運抗爭，或心灰意冷，遁於空門，或被迫以青春年華為死去的丈夫「守節」等悲慘的事實。唐文宗時內侍李某，於開成元年（836年）娶滄州饒安縣尉戴某之女為妻，「天不降衷，當年即世」。於這年閏五月死去，年僅19歲。戴氏正當青春年華，不會無疾而終，其墓誌也沒有說明死亡原因，奇怪的是死亡地方不是夫家私第，「而終於長安輔興坊夫人之私室」。顯然是另有原因。李某官至內侍同正員、左神策軍副使，所謂「王恩綢繆」，「入侍惟扆，出握兵要」（註：《全唐文補遺》第3輯《左神策軍副使……隴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銘》。），權勢很大。戴某甘願嫁女，也可能是因官微勢寡，迫於淫威。這種婚姻自然不能使年輕的戴氏滿意，力拒不成以死抗爭並非不可能。在唐代碑誌資料中有關宦官妻女皈依佛門甚至出家的現象較多，大體可分為兩類情況。一類嫁於宦官為妻後轉而信奉佛教。如大宦官焦希望之妻李氏，「浮圖域中，……支提郁起，像法恆存。」（註：《文苑英華》卷931《內侍省內侍焦希望神道碑》。）儼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還有的是丈夫死後皈依佛教，如內侍雷某夫人宋氏，號功德山居長，丈夫死後，「頓悟空色，了歸禪定」，信奉了佛教（註：《全唐文補遺》第3輯《唐故正議大夫行內侍……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志銘》。）。但是從她這個名號看，顯然早在其夫生前已悉心向佛了。內給事鄧某之妻王氏，諱晤空，字解脫，有志於佛，其死後遺命葬於香積寺之南院，「建塔存夙念也」（註：陝西師大圖書館藏拓片：《故內給事南陽鄧公夫人……王氏墓志銘》。）。王氏的名與字顯然不是其父母確定的，因為任何父母決不會給一個女孩子起一個如此消沉頹廢的名字，很可能是王氏出嫁後心灰意冷，轉而信奉佛教以求解脫，遂給自己起了這樣的名與字。另一類是直接出家為尼。內侍彭獻忠的夫人馮氏，在其夫死後，「仍明心而習靜，落髮壞服，從哀節空。」從這些話看，似乎馮氏因彭獻忠亡故而哀痛，遂悉心向佛，這顯然是虛美掩飾之辭。因為後來馮氏又要求出家受戒，經憲宗皇帝特敕批准，贈法名正智，使居於義陽寺（註：《文苑英華》卷932《內侍彭獻忠碑》。）。彭獻忠是高級宦官，曾任左神策中尉，生前權勢頗重，馮氏如要守節，在家悉心奉佛亦無不可，何必一定要受戒出家。可見是馮氏不滿這種婚姻，在其夫生前無法擺脫這種家庭，故於其死後借故堅決出家，以脫離這個使她厭惡的家庭。在唐代宦官家族之間常互通婚姻，故一些宦官養女常以出家為尼以抗拒這種婚姻。宦官仇文義共有六位養女，其中五位均嫁給其他宦官，其第二女看到這種情況，遂「剃心為緇」，以求清凈度日（註：《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銘》。）。右神策軍副使閭知誠有二女，其長女「夙願出家，法號雅詮」（註：《全唐文補遺》第2輯《唐故朝儀大夫……武府君墓志銘》。）。在專制時代婦女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追求幸福生活無望的情況下，被迫悉心向佛或出家為尼，亦不失為是對這殘酷無情社會的一種抗爭。ｃcｈｅrｅ群眾演員ｃchｅrｅ群眾演員唐代宦官娶妻均選年輕女子為對象，如雷某之妻宋氏出嫁時年僅15歲，內給事鄧某之妻王氏出嫁時為20歲。劉渶潤之妻楊珽死時54歲，據其墓誌載，她與劉渶潤共同生活了「卅余載」，大約也是20餘歲出嫁的（註：《唐代墓誌彙編》下冊《大唐故弘農縣君楊氏墓志銘》。）。凡宦官夫人墓誌記其出嫁時，多不寫明實際年齡，而多用「年洎初笄」、「笄年」、「及笄」等字句。都是指女子到了可以盤發插笄（簪）的年齡，即剛剛成年。可見都是青春少女，卻要陪伴閹人度過漫漫人生，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然而更可悲的是有些女子在其夫死後要青年守節。如宦官樂輔政死後，其夫人成氏年僅26歲，「守志孤孀」（註：《全唐文補遺》第2輯《□□□□軍使……樂公夫人墓志銘》、第3輯《唐故義昌監軍使……高公墓志銘》。）。楊志廉繼室夫人南宮氏出嫁僅一年多，其夫就死去了。楊志廉是著名權閹，曾擁戴唐順宗即位，地位顯赫，他續弦自然不會娶半老徐娘，而一定是娶未婚青年女子。高克從在外任監軍，回京後不久即死去，與其妻戴氏「別離數載，才獲一面，未暇言笑，遽覯喪亡」（註：《全唐文補遺》第2輯《□□□□軍使……樂公夫人墓志銘》、第3輯《唐故義昌監軍使……高公墓志銘》。）。唐代宦官在外充使是常有之事，而家室卻多在京師長安，故與家人常年分別並不鮮見，也非高克從一人如此。其實，即使常年廝守，又當如何？以上種種狀況均可說明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婦女痛苦之上，是以犧牲廣大婦女的利益為基礎的，因而是一種殘酷畸型的婚姻關係。儘管宦官婚姻如此殘酷無情，由於種種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並不十分困難。這個時代與宦官建立婚姻關係的，主要有如下幾類家庭：第一類是官僚家庭，與其通婚者多為高層宦官。如右神策軍中尉孫榮義的前妻，為驃騎大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郭全羽之女；軍容使、內侍監仇士良之妻胡氏，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贈戶部尚書胡承恩之女；左神策軍中尉劉弘規之妻李氏，為太子賓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還有皇帝親自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輔國權勢正盛之時，唐肅宗曾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侄元擢之女為妻，並將元擢遷為梁州長史，其弟元挹「時並引入台省」（註：《舊唐書》卷184《李輔國傳》。）。元氏家族為北朝舊士族，故肅宗以其家之女嫁與李輔國，以抬高其社會地位，示以恩寵。宦官能娶到大家閨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多數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來說，如果不願與平民結親，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選擇對象。官僚與大宦官聯姻，是官僚勢力與宦官勢力聯合的表現。至於普通小官吏與宦官聯姻，有迫於宦官權勢壓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藉此飛黃騰達，撈取政治上的好處。如河間人呂玄晤在長安為刀筆吏，其女容貌美麗，被大宦官高力士娶為妻，呂玄晤因此官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後呂玄晤妻死，因高力士故，「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馬相望不絕（註：《新唐書》卷207《高力士傳》。）。可謂榮耀一時。ｃｃｈｅｒｅ群眾演員第二類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間的相互通婚。這類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較大比例。如內常侍、教坊使王日盈之女嫁給宮教博士梁某為妻；內給事仇文義共有六女，「長女適內仆丞李氏，……三女適內府令陳氏，四女適供奉官內常侍王氏，五女適宮闈丞崔氏，六女適內仆丞嚴氏。」除一人外，其餘全都嫁給了宦官。宦官朱某有二女，長適濮陽吳氏，次適彭城劉氏。另據《吳全繢墓志銘》載：「公即濮州濮陽郡之望也。」朱某長女很可能就是嫁給這個家族。吳全繢曾祖、祖父、父親、兄弟、子弟皆為宦官，只是不知她嫁給了其中的哪一位。吳全繢夫人是李氏、劉氏，但他是在宣宗時入宮的，而朱某夫人趙氏死於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其女在趙氏生前已出嫁，故很可能嫁給了吳全繢的父輩中的某一位。還有一種情況即宦官後裔又與其他宦官家族通婚。如宮教博士魏公乃之妻韋氏，其曾祖韋守宗任左監門衛將軍、弓箭庫使，為高級宦官，其祖父為揚州錄事參軍，父親為左金吾衛長史，均不是宦官。韋氏不僅嫁給宦官為妻，其養子魏孝本也是宦官，任內府局令同正員。魏孝本的祖父任如京使判官，曾祖為弓箭庫過益，故魏氏家族是一個宦官世家（註：見《全唐文補遺》第3輯《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銘》。）。宦官之間互為婚姻主要是門當戶對，擇偶方便，此外也有通過聯姻以建立更為密切的政治聯盟，以便親黨膠固，沆瀣一氣的因素。這一點在上層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後面還要詳細論述，這裡就暫勿多言。第三類是與平民家庭通婚，這類婚姻多發生在中下層宦官家庭中。如王怡政夫人劉氏，其墓誌云：「夫人三代高道不仕。」說明其家是世代平民；楊居實之妻左氏，「父高尚不仕」，也是平民家庭出身；宦官雷某之妻宋氏，「曾祖琛，祖通，考神慶，並有才無位，積行累德。」（註：參見《全唐文補遺》第3輯、《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2冊。）可見亦是平民之家。宦官與平民結親，實在是不得已之舉。雖說唐代宦官勢力很大，專權擅政，這僅是對一小部分地位顯赫的上層宦官而言，並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權勢。對大部分宦官來說，不要說與官僚之家，就是與普通官吏聯姻也是很困難的，因此只好退而與平民通婚。平民百姓與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勢強娶的情況發生，更多的恐怕還是由於其生活貧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國古代社會，貧苦人口必定占多數，這就為宦官普遍地娶妻養子提供了可能的社會條件。三在唐代有權勢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聯姻，卵翼親族，從而對當時的政治局勢形成了很大的影響。這一問題目前尚無人論及，故有必要作一分析研究。楊志廉家族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世家，從其父楊延祚起，直到五代後唐時止，這個家族一直地位顯赫，專權擅政，綿亘一百數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軍中尉，掌握禁軍兵權，三人次出任樞密使，把持中樞機要之權，史稱「世為權家」（註：《新唐書》卷208《楊復恭傳》；另參見拙作：《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同前揭1998年第10期。）。在這個家族中，不少人都與其他高層宦官通婚，如楊志廉夫人劉氏的墓誌云：「夫人在家所從皇內侍諱守志，……及笄，……歸於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特進、行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楊公志廉」（註：《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劉氏之父劉守志官至內侍，當是高層宦官無疑。楊志廉之兄楊惟良之女楊珽為神策軍副使劉渶潤之妻（註：《唐代墓誌彙編》下冊《大唐故弘農縣君楊氏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劉渶潤本人就是高級宦官。另據《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者內常侍……劉公渶墓志銘》載：「父光奇，皇任開府兼內侍省監。……（公）有子四人：長曰仕品，勛上護軍；次曰仕仠，勛上輕車都尉；次曰仕德；次曰仕佶。」（註：《全唐文補遺》第3輯。）劉渶浰與劉渶潤連名，劉渶潤共有五子，即仕品、仕仠、仕侗、仕僚、仕份，其中四人為宦官，又與劉渶浰之子連名。楊梃死後，葬於長安城外龍首鄉龍首原之舊塋，劉渶浰也葬於此處，附於大塋之側，可見這裡是劉氏家族墓地。這一切均證明劉渶浰與劉渶潤為兄弟關係，劉渶浰墓誌說其為劉光奇第四子，則很可能是劉渶潤之弟。劉渶浰本官為內常侍，先後充任過五坊副使、飛龍副使、鴻臚禮賓使、辟仗使、監軍使，死後贈右監門衛將軍，也是一個權勢不小的宦官。這個家族中最有權勢的當為其父劉光奇，永貞元年，順宗卧病不起，王叔文等執掌朝政，劉光奇與劉貞亮、薛文貞等宦官擁立憲宗為太子，盡逐王叔文之黨（註：《舊唐書》卷184《宦官傳》記劉光奇為劉光琦，當依墓誌為準。）。導致永貞革新的失敗。劉渶浰墓誌記劉光奇官職為內侍監，此事史籍不載，可補其缺漏。內侍監，正三品，自玄宗設置以來，只有高力士、袁思藝等極少數宦官充任過，連楊志廉也不曾任過此官，劉光奇地位之高由此可見一斑。且楊志廉與劉光奇為同時代人，兩家聯姻，其勢力必然更加膨脹。《仇文義妻王氏墓志銘》載：「夫人曾祖父諱彥卿，祖父諱獻捷，終內仆令。爾考諱進興，終浙西監軍使、朝散大夫、內寺伯，贈右監門衛將軍、贈紫金魚袋。長兄士則，內府丞致仕。兄，特進公元宥，累更重寄，今為內樞密使。惟仇氏、王氏，家聲赫弈，枝派蟬聯，世嗣忠貞，共建勛績。」（註：《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仇文義官至忠武軍監軍使、內給事、賜紫金魚袋，據筆者考證其是著名大宦官仇士良之叔父（註：拙文：《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陝西師大學報》1998年第2期。），故志文曰：「惟仇氏、王氏，家聲赫弈」云云。至於王氏家族從上引志文看，也是一個宦官世家，仇文義夫人王氏之兄王元宥，地位尤為顯赫。王氏墓誌撰於武宗會昌元年，時王元宥任樞密使，後又升任右神策軍中尉，掌禁軍兵權。這個家族不僅與仇氏家族聯姻，而且還與當時另一宦官世家馬氏家族通婚。《馬公度妻王氏墓志銘》載：「皇唐鳳翔監軍使、特進、守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馬公公度夫人王氏，……弈世載德，生我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開府公元宥。夫人即開府公之第二女也。」（註：《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可知墓主為王元宥之女。馬公度官至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在宦官中地位已經相當高了，他任監軍使的鳳翔是京西重鎮，非皇帝信任的宦官不得充任。據志文，馬公度有子七人，其中六人為宦官，長子馬師瑋，官至內寺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地位已非同一般。其餘諸子除第五子任檢校國子祭酒、侍御史外，其他為宦官者皆賜紫、賜緋，已具有相當的地位。大宦官之間的聯姻並不限於以上所述。另據《孫希岩妻劉氏墓志銘》載：「彭城郡夫人劉氏，九兄福游，隨、饒兩州刺史。十一兄福仙，左衛將軍。七姊魚軍容之妻，國夫人也。八妹即行內常侍孫希岩之妻也。」（註：《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1冊。）孫希岩世系不詳，與他同時代的宦官有孫榮義者，德宗時任右神策軍中尉，權勢很大，「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註：《舊唐書》卷184《宦官傳》、《吐突承璀傳》。）孫榮義的《神道碑》收入《全唐文》卷四九八。據碑文載：孫榮義有兄有弟，可惜未記名諱、官職、不知是否與孫希岩有某種親屬關係？從上引志文看，孫希岩之妻姐為著名權閹魚朝恩的妻子，則孫希岩與魚朝恩為連襟關係。孫希岩妻劉氏之兄劉福游官至刺史，當不是宦官；另一兄劉福仙，僅從其所任的左衛將軍官職看，還不能斷然否定他不是宦官，因為在唐代宦官充任諸衛將軍的大有人在。從這些情況看，劉氏家族也是一個具有相當地位的家族。據《第五玄昱墓志銘》載：「夫人彭城郡君夫人劉氏，……嗣子太子左贊善大夫國進等。」（註：《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第五玄昱是與孫希岩同時任職的大宦官，其妻封號彭城郡君，與孫希岩妻的彭城郡夫人之封號相同，按照唐朝凡封邑取得姓之地的規定，兩人應為同一籍貫，且都姓劉，從孫希岩妻的墓誌看，其姐妹頗多，又是同時代人，故兩人很可能是姐妹關係。劉氏家族是否為宦官家族，由於史料殘缺尚不好斷然確定，但從其家與這些宦官家族的密切關係看，極有可能也是一個宦官家族。唐代劉姓大宦官家族不少，由於史料的緣故，目前還無法確定其到底屬於哪個家族？只好留之待考了。對於與其聯姻的第五家族有必要略作介紹。從《第五玄昱墓志銘》看，他曾監李抱玉軍與安祿山叛軍作過戰，立有大功，死於大曆十二年（777年），最後的官職是河西隴右副元帥並懷澤潞監軍使、鎮軍大將軍、左監門衛大將軍，封開國侯，是一個地位相當高的宦官。墓誌只記載了其一個養子，此人不是宦官。從「嗣子太子左贊善大夫國進等，號天以哀」一句看，其子當不止一人。史籍中記有宦官第五國珍，在憲宗時任右神策軍中尉（註：《舊唐書》卷15《憲宗紀》。）。其既與第五國進連名，入仕又晚於第五玄昱，當是其另一養子。僖昭時期有一宦官第五可范，先後任過御食使、左神策中尉（註：《資治通鑒》卷263。）。是否是這一家族的後世子孫，還不好定論。在眾多的唐代碑誌中，記載有許多宦官的養女，只記其嫁於某地某氏，如果詳考還可以尋出不少大宦官之間聯姻的線索來，限於篇幅，這裡只舉一例。《焦仙芝墓志銘》云：「有女一人，適陰山吐突氏。……長自盛門，嬪於高族。」（註：《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焦仙芝的祖父為房州刺史，其父為右衛大將軍同正、知內侍省事，其弟為內常侍、武德使，焦仙芝本人任內寺伯，志文說其女「長自盛門」也不算誇張。她所嫁與的吐突氏，既是「高族」，地位一定顯赫。見於記載的唐代達官中姓吐突者僅吐突承璀一家，他是憲宗朝最有權勢的宦官，任左神策中尉，曾任統帥率大軍討伐過河北叛鎮，在憲、穆二朝交替的鬥爭中，承璀為另一派宦官梁守謙、王守澄所殺。敬宗初年，在當時的左神策軍中尉馬存亮支持下得到平反，其子吐突士曄約在此時又得到任用（註：《舊唐書》卷184《宦官傳》、《吐突承璀傳》。）。到宣宗初年，士曄被提升為右神策中尉，《東觀奏記》卷下云：「上即位，追感承璀死於忠義，連擢其子士曄至顯貴，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澤始終無替焉。」上引墓誌撰於武宗會昌四年（844年），吐突家族早在此前已平反昭雪，故焦氏才樂意將女嫁於其家。吐突本胡姓，所以志文稱之陰山吐突氏。與吐突士曄同時的還有一位宦官吐突士昕（註：《冊府元龜》卷669《內臣部譴責》。），二人連名，當為兄弟關係，只是不知焦氏嫁給的是他們中的哪一位。宦官世家形成的結果，必然是世代盤踞宮闈，養子憑藉其養父的權勢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間的聯姻尤其是高級宦官之間的聯姻，則容易形成「枝派蟬聯」，親黨膠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勢力更加膨脹，專權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間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這種婚姻關係滲透著濃烈的政治因素。四唐代的宦官對配偶亦有許多要求，並非不加選擇。歸納起來，大體有如下幾種情況：首先是重視門第。在碑誌資料中有大量宦官炫耀妻族門第如何高貴顯赫的記載，就是這種擇偶觀念的反映。如楊志廉夫人劉氏的墓誌開首就點明，「其先繫於累，昌於夏。洎留秦而複姓，亦得漢而命國。慶流厥後，代生賢明。」（註：《全唐文補遺》第2輯。）意為其家是漢朝劉氏之後裔。劉渶潤妻的墓誌云：「夫人弘農楊氏」（註：《唐代墓誌彙編》下冊。）。是說她家為漢代楊震之後。如果說這種記載是有意攀附之嫌的話，那麼唐肅宗將舊士族元氏之女指配給李輔國，則完全是出於元氏門第高貴的緣故。中層宦官也頗重視門第，如武自和之妻姚氏，系「衣冠盛族」（註：《全唐文補遺》第2輯《唐故朝儀大夫……武府君墓志銘》。）。一些宦官由於地位不高，無法同衣冠之族聯姻，雖然與平民之家通婚，但通常都選擇門清良善之家，還未見到與賤民家庭通婚的記載。唐代宦官娶妻重視門第，是當時社會觀念的反映。受這種觀念的影響，當他們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後，亦不免隨波逐流。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宦官的特定身份，不管其政治地位多高，權勢多大，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並不將他們視為高門盛族。歧視宦官的社會觀念依然存在，所以與其通婚的很少有真正的門閥士族（李輔國之妻元氏只是一個特例），充其量只是一些新進的官僚之家而已。上引志文說他們的妻族是「名家」、「盛族」，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拔高，並未得到社會公認。其次，重視女方的德行賢淑。如要求配偶「德行溫厚」，「柔順淑德」，「令淑昭著」，「溫恭允塞」等，這是一般地總的要求。具體而言，則要求配偶必然具備以下條件：（一）能恪守婦德，最主要的內容便是三從四德。《內侍陳忠盛神道碑》云：「夫人上谷縣君成氏，四德無虧，三從罔失」；孫榮義夫人郭氏，「克恭婦道」；李敬實夫人周氏，「婦德有聞」。對於這一點，幾乎在已發現所有宦官夫人墓誌中都有提及，可見這是宦官對配偶的普遍要求。（二）能操持家務，贍養教育子女。仇文義夫人王氏墓誌云：「及先夫下世，未亡主家。以嚴謐居高堂，以禮樂誨諸子。三徒成教，百慮是圖。是以器用貲物，不喪其舊；男仕女嫁，各有其榮」。可見王氏對家庭事務幾乎無所不管，甚至連其子的仕途也要過問。這是丈夫已亡故的情況。在丈夫健在時，則要求宦官配偶「母儀必備，訓導有方」（註：《全唐文補遺》第1輯《大唐故軍器使……李府君（敬實）墓志銘》。），有「宜家之美，勸義之明」（註：《全唐文補遺》第3輯《左神策軍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銘》、第2輯《南陽樂公夫人（成氏）墓志銘》。），即操持家務，教育子女。（三）孝敬公婆，恭勤婦禮。宦官樂輔政之女嫁給姜氏，這也是一個宦官家庭。樂氏之女到夫家後，「奉巾櫛以賢和，褒成婦德」（註：《全唐文補遺》第3輯《左神策軍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銘》、第2輯《南陽樂公夫人（成氏）墓志銘》。）；劉奇秀妻駱氏，「見奉上之心，知孝敬之極」；樂輔政之妻成氏，「夙奉姑事，勤於婦節」。最典型的是馬公度妻王氏，她到馬家時，「沛國太夫人榮於高堂，八十有一。夫人每柔色以溫之，怡聲以悅之，至於造請話言，未嘗不啟沃尊旨。」再次，容貌、年齡也是宦官擇偶時考慮的一個因素。高力士之所以選擇呂玄晤之女，主要是因為其貌「國姝」。宦官韋某之妻宋氏，「姿容婉婌」；楊玄略之妻竇氏，「凝姿迴秀」；駱明珣夫人焦氏，「蘊嘉柔之姿」。可見宦官對配偶姿容之重視。至於要求女方青春年少，前面已經略有論及，就不多費筆墨了。此外宦官還要求配偶從一而終，在丈夫死後要守節，不能改嫁，這種情況在碑誌資料中有大量地反映。眾所周知，唐代是一個開放性很強的時代，婦女的貞節觀並不強，社會上改嫁的現象比比皆是，而宦官卻堅持要求妻子不得改嫁，說明其婚姻觀更趨於保守性和封閉性。除了這一點外，唐代宦官的婚姻觀和當時世俗的婚姻觀並無根本的差異；除了夫妻生活問題和子女一般是收養之外，其家庭結構也與社會其他階層沒有明顯的差別。這就說明唐代宦官婚姻是穩定的。穩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構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點。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些特點，不妨把同樣是宦官勢力強大的東漢、明朝與唐朝作一簡單的比較。在古代，宦官與宮女結成臨時伴侶，以慰深宮寂寞，稱之為「對食」、「菜戶」。在漢、明兩朝，此風甚盛，以至「內中宮人鮮有無配偶者」（註：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6。）。有些高級宦官亦在所難免，如明代權閹魏忠賢就與客氏結成了「對食」關係。而在唐代，雖不敢斷言絕無此種現象，但確實未見到相關記載，至少說明還沒有形成為風氣。在東漢，「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註：《後漢書》卷58《周舉傳》。）說明宦官強迫奪取良家民女的現象十分嚴重。在唐代卻是以禮婚娉，沒有見到宦官強娶豪奪的記載。明代曾規定，嚴禁宦官娶妻，違者處以剝皮之刑，雖然仍不免有宦官娶妻納妾者，卻是非法的。這一切均證明，漢、明兩朝不及唐代的宦官婚姻那樣穩定、普遍，且具有合法地位，因而無需建立「對食」關係或採取種種不法手段。這些明顯的差別，使唐代宦官婚姻的特點更加突出。清代學者趙翼說：「內監多有娶妻者，浣濯風饎之事，亦所必需，不必盡如《雙槐歲抄》所云『此輩男性猶在也』」。（註：《陔余叢考》卷42《內監娶妻》條。）這種看法雖比《雙槐歲抄》高明，卻未必全面，因為上述這些事務奴婢完全可以勝任，不一定要通過婚娶來解決。可見，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宦官曾經是正常男性，當了宦官以後，雖然喪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宗法觀念壓力下，隨著政治與經濟地位的變化，便開始力圖改變這種狀況。宦官娶妻雖無夫妻之間的男女之實，卻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滿足感。唐代宦官魏孝本在死了前妻之後，又死去了養母，家中無有女主人，於是「臨喪娶於駱氏夫人，以紹風教」（註：《全唐文補遺》第3輯《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銘》。據志文，魏孝本40歲時娶駱氏，次年死，故其一定還有前妻，只是志文疏於記載而已。）。魏孝本臨其母之喪而迫不及待地娶妻，理由是「以紹風教」，可見宦官有家有妻的觀念是多麼強烈。宦官娶妻養子不僅是為了滿足有妻有家的願望，同時也想與其他正常男性一樣能夠傳宗接代，使已經獲得的政治地位和財產能得以繼承，這是其娶妻養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強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麼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們除了養子外還要養女，凡是朝官擁有的特權，他們也都同樣力爭擁有。如封妻蔭子，承襲爵位，參與決策，控制軍權，兼并土地，營建府宅等，無不全力爭取。掌管國學，教授徒眾，歷來是士大夫的專職，宦官也要染指，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國子監的原因所在（註：《舊唐書》卷184《魚朝恩傳》。）。國家南郊祭祀，歷來不許宦官參與，在唐昭宗時也被他們爭得了身具朝服參加大典的權力（註：《舊唐書》卷20上《昭宗紀》。）。宦官階層的這種心理特徵，決定了他們必然要首先解決婚姻問題，因為在古代，男子視成家立業、傳宗接代為第一要務，宦官們如何肯甘心落於人後？此外，唐代寬鬆的社會環境，也是這種婚姻關係產生並普遍存在的一個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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