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籃協主席，這是姚明的失敗還是中國籃球的失敗？

一年前，姚明想做一件大事。如果這件事情真的做成了，那麼就其對中國籃球發展的意義而言，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能並不亞於姚明自己在 2003 年成為第一個獲得 NBA 狀元秀的中國球員。

姚明 2016 年初聯合了 18 家 CBA 俱樂部成立了中職聯籃球俱樂部（北京）有限公司，希望能夠以此為基礎，站在體制外去挑戰現有的中國籃球體制，並最終完成整個籃球運動的市場化改革。

可惜，這一次姚明失敗了。

他沒有實現最開始的目標，最終獲得的是一個中國籃球協會主席的頭銜。儘管還沒有正式宣布，但姚明將在今年 3 月的中國籃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國籃協的新一任主席，幾乎成了一件板上釘釘的事情。根據《好奇心日報》了解到的信息，這是「體育總局上層領導的意思」。

對於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報道，姚明自己的態度顯得有些曖昧。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只是在接受《人民日報》的專訪時，他用「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參與到中國籃球事業的發展中來」這樣的語句來形容自己在未來所扮演的角色。

從中職聯公司的創始人到籃協主席，姚明從體制外轉向體制內。說他是「被體育總局招安」也好，說他是「打入體制內部伺機而動」也好，有一件事情是顯而易見的，姚明這一年的努力並沒有成功。如果姚明還有心要改變中國籃球的體制，那麼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開始。

中職聯成立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時值 2015/16 賽季的 CBA 全明星賽，姚明召集了包括自己在內的 18 家 CBA 俱樂部總經理在比賽的舉辦地廣東東莞一家酒店內開了個會。隨著各位在註冊公司所需的文件上簽名，中職聯公司算是正式成立了。

這本是一個完全內部的會議，只因為酒店方面的工作人員在大堂中擺了一塊指示牌，被隨行採訪全明星賽的記者看到，中職聯成立的消息才被外界所知。

這一消息立刻在籃球圈子裡引起了軒然大波。

早在 2014 年的時候，時任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就提出要對三大球進行管辦分離的改革。然而一年半過去，管辦分離改革似乎杳無音訊，在這種情況下，姚明成立中職聯的動作被各大媒體解讀為「倒逼體育總局進行改革」。

這可能確實是促使姚明決心聯合 18 傢俱樂部成立中職聯的原因之一，而他自己也在 2015 年年中就開始為此而奔忙。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當姚明得知一家由國有資金控股的 CBA 俱樂部老闆的態度由拒絕溝通轉化為可以溝通的時候，姚明當即就定下了第二天的飛機票。

在姚明的努力下，2015 年 10 月，18 家 CBA 俱樂部老闆達成了基本共識，並開始進行成立公司的一些手續，最終在 1 月 16 日的時候，中職聯確認成立，並開始向工商局遞交材料準備註冊。

要說服 18 傢俱樂部走到一起，並且其中有的是國家所有、有的屬於體育局下屬、還有的則是民營企業，這當中的難度可想而知。姚明的個人魅力，自然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球員時期，不管是在 NBA 火箭隊還是身披國家隊戰袍期間，姚明把中國籃球放到了世界籃壇的版圖上。哪怕在球場之外，他也為中國籃球做過很多貢獻：還沒有從NBA 退役的時候，他就收購了上海男籃，如果不是他出手，球隊很有可能會外遷；自 2007 年起，姚明每年都會舉辦姚基金慈善賽，所得款項全部用於慈善事業，並幫助貧困地區學校修建籃球場；姚明還利用自己國際影響力，作為 2019 年男籃世界盃申辦陳述代表之一，幫助中國成功申辦 2019 年男籃世界盃。

以姚明在中國籃球界的地位和他對中國籃球的貢獻，從影響力、號召力、能力和見識等方面都很適合牽頭中職聯。

更關鍵的原因則還是中國籃球已經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了，尤其是各個 CBA 俱樂部的運營情況都給他們的股東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財務數據最清晰的 CBA 俱樂部是佛山龍獅。他們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提交文件申請掛牌新三板，而披露出來的財務數據顯示，從 2014 年到 2016 年 5 月佛山龍獅俱樂部一直處在虧損的狀態。2014 年收入 2693 萬元，虧損 3053 萬元；2015 年收入 2242 萬元，虧損 2618 萬元。

根據網易在 2013 年的報道，只有北京、遼寧、山西、吉林、青島五支 CBA 球隊是盈利的。球隊的票房成績都不理想，像山東俱樂部，將票務打包出售給代理公司，一年才收入 100 萬。俱樂部每場比賽還要給籃協提供 100 張票。CBA 俱樂部的票房收入普遍在三四百萬，真正算得上可觀、達到千萬左右的，只有球隊戰績好、球迷基礎好的新疆隊、廣東隊和北京隊。

燒錢的風氣卻越來越重。在最近幾個賽季，CBA俱樂部的投入飛漲，平均投入 7000 萬元左右，投入最多的新疆已超過 1 億元，最少的八一、吉林等俱樂部也超過 3000 萬元。為了提升球隊戰績，球隊給外援的工資卻是一浪高過一浪。去年加盟山東隊的諾里斯·科爾年薪高達 550 萬美元，是 CBA 歷史上最貴外援。再前一年，新疆隊以三年 750 萬美元的合同續約布拉切，刷新當時的紀錄。

姚明當老闆的上海男籃俱樂部，每賽季也要虧損將近 2000 萬元。「從接手球隊到現在，大部分的廣告經營權都在盈方（代理 CBA 商務開發權的公司）手裡。聯盟想要健康發展，必須有一個共同發展的機制，說穿了就是大城市高收入的球隊向小城市虧損球隊輸血。如果我們自己經營這些廣告資源的話，我相信我們現有的收入至少可以翻一番，這還是比較保守的估計，我們可以做到完全盈利。」姚之隊負責人章明基說。

各個 CBA 俱樂部把問題的矛頭對準了目前中國籃球，包括 CBA 聯賽的運營機制。在他們看來，目前還是圍繞著舉國體制建立起來的中國籃球，與開始市場化運作的 CBA 俱樂部之間存在根本性的衝突，而要化解這一矛盾就只能讓中國籃球完成市場化。

這種指責不無道理。因為從 CBA 本身的商業價值來看，他們似乎是能夠抵消俱樂部的運營成本的。2015 年代理了 CBA 聯賽商務運營權的盈方中國累計收入達到了 7.2 億元。如果這些錢平均分攤到 20 傢俱樂部身上，那麼每傢俱樂部可以在現有分紅基礎上多獲得 2500 萬元的收入，這意味著佛山龍獅的虧損可以大幅削減，甚至做到收支平衡。

之所以會出現盈方中國能夠獲得巨額收益，而真正打比賽的俱樂部卻艱難度日的情況的，在這些俱樂部看來，原因就在於目前的 CBA 聯賽並沒有完成真正的商業化運作。擁有 CBA 聯賽的籃協只是簡單地把聯賽的商務開發權以一個固定的價格授予盈方中國，而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商業開發。

除此之外，在中國足球界存在的先例對於 CBA 俱樂部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在 2015 年底，光是中超聯賽的轉播權就以 5 年 80 億的價格被賣出，這還不算冠名贊助、廣告等其他商業權益。在 CBA 俱樂部看來，CBA 就算弱勢，但也是僅次於中超的中國第二大聯賽。這樣巨大的落差，自然也讓俱樂部們心中憤憤不平。

聯合起來，倒逼籃協完成市場化改革，從而獲得更多的收益。這是一個合理的目標，也是中職聯能夠成立的基礎。「（這些俱樂部）最終的目的還是賺錢，在盈利上目標還是統一的。」一位長年採訪籃球的體育記者如此分析。

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顧慮。之所以組成中職聯的 CBA 俱樂部是 18 家，而不是全部參加 CBA 聯賽的 20 家就是因為山西、浙江兩傢俱樂部並不信任姚明。

沒有參加中職聯的浙江俱樂部總經理方俊，曾公開指出，姚明的方案行不通：「如果這樣做了，中職聯又和盈方有什麼區別呢？要說商業開發和賽事運營方面的經驗，中職籃是不是還不如已經經營多年的盈方呢？「

山西汾酒俱樂部常務副總王建武則說：「山西汾酒集團作為國有企業，將嚴格按照國企審批程序參與 CBA 職業化改革的進程；山西汾酒俱樂部積極支持並參與由中國籃協牽頭的職業化改革，並願意和其他兄弟俱樂部一起依法依規，共同參與並維護好 CBA 職業化、市場化的良好環境。」

這讓中職聯顯得有些先天不足，不過這並不是中職聯面臨的最大困難。

就在姚明的中職聯成立的第二天，籃管中心主任信蘭成帶來了國家體育總局對「管辦分離」方案的批複。總局的同意函是：「管辦分離」兩步走，第一步先成立「 CBA 聯賽公司」，下放市場推廣權，第二步下放競賽管理權。

中國籃協競賽部主任張雄於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表示：「18 家 CBA 俱樂部辦理註冊聯合公司，其出發點是發展聯賽，激活籃球市場，該舉措對探索和推動聯賽改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同時他也說，中職聯與中國籃協為推進 CBA 聯賽職業化進程、管辦分離等改革而成立的 CBA 公司不同。

這一表態似乎是將中職聯和 CBA 公司在促進改革、尤其是管辦分離上的作用劃分開來。它的意思是，CBA 改革只能按照籃協的意思、計劃、和時間表走。

這讓 CBA 的改革蒙上了一層陰影，尤其是考慮到時任籃管中心主任、籃協副主席的信蘭成是一個知名的保守派。

2009 年，信蘭成任職籃管中心主任之後，立刻推出了「信八條」，其核心便是國家隊至上，其中最大的爭議是廢除 CBA 的南北分區、縮減賽程，讓聯賽為國家隊集訓讓路。此舉使得 CBA 常規賽從 50 輪縮減到 34 輪，周期也從 6 個月被壓縮到了 4 個半月。其直接後果便是除了少數國家隊隊員，其他球員將面臨長達近 8 個月的休賽期。有人評價 CBA 縮短賽程等於倒退 20 年。

這讓信蘭成前任李元偉做的工作的意義都喪失殆盡。

被稱為「北極星計劃」的改革是李元偉的代表作。李元偉 2003 年成為籃協副主席。CBA 2004-05 賽季，改革方案正式啟動。「北極星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取消聯賽升降級、組建職業聯盟、設立南北分區、擴展聯賽場次。在巴特爾、王治郅、姚明都缺席的 CBA，李元偉希望能夠讓更多本土新生力量獲得鍛煉機會和曝光度。

2005 年 5 月 15 日，在北京舉行的「全球財富論壇」上，李元偉發出了「在中國，籃球是第一運動」的豪言。在他的推動下，CBA 聯賽獲得的關注確實不斷提升：這一年的總決賽第一次在美國進行了直播；知名珠寶品牌「戴夢得」贊助籃協，推出了總冠軍戒指和至尊寶鼎。按照李元偉自己的說法，2003 年中國籃協商務開發的收入不到 3000 萬元，這個數字在 2007 年翻了將近兩番。

李雲偉在任的最後一個 CBA 賽季，也就是 2008/09 賽季，常規賽規模擴大到了空前的 50 輪，外援擴展為 4 節 8 人次的使用，CBA 還首度引進了亞洲外援。

不過，新華社記者梁希儀也曾指出李元偉改革的不足：如南北分區很快夭折；新聞發言人制度名存實亡；創辦的中韓明星對抗賽是非不斷、最終草草收場。

體制是始終無法突破的牢籠。《籃球先鋒報》總編輯蘇群曾在文章中寫道：李元偉是浪漫主義改革派，信蘭成是保守主義舉國派。李元偉希望衝破「鐵籠」，信蘭成根本沒指望「鐵籠」會打開，李元偉不怕頭破血流仍要往外沖，信蘭成安心呆在「鐵籠」內，指望舉國手段的效益最大化。

這一次要動體制的管辦分離改革是否認真也是未知數。中國籃協給出的計劃聽起來不錯：由籃協牽頭成立的 CBA 聯賽公司，中國籃協占 30% 股權，俱樂部占 70% 股權的方案。只是，並沒有時間表。

對於中職聯，籃協方面也只是很曖昧的表示，雙方如果能夠達成共識，可以雙方協商達成共同的合作模式。

這一下子讓姚明的位置變得非常尷尬。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中，籃協永遠是更強勢的那一方，因為 CBA 聯賽的所有權和運營權是掌握在他手上的，怎麼做最終都取決於籃協的決定。如果說姚明有什麼籌碼的話，那麼可能就只有中職聯的 18 傢俱樂部了。

在蘇群看來，和籃協的對抗，姚明沒有任何勝算。他告訴《好奇心日報》：「（姚明通過中職聯的改革）由下而上，遇到一個舊系統，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而這一點從中職聯和籃協的第一次交鋒開始就顯露無疑。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職聯與籃協進行了一輪溝通。中職聯提出的改革方案的兩點要求——中職聯作為一個公司集體加入 CBA 公司以及籃協將聯賽運營權交給中職聯，都遭到了籃協的明確拒絕。

《籃球先鋒報》副總編輯、中央電視台籃球解說顧問楊毅發文稱，俱樂部集體加入，就是以 70% 的股份成為了第一大股東，蓋過了籃協；而 CBA 聯賽運營權是目前中國籃協手中最大的收益項目，過去五年每年超過 4 個億。未來短期內由於電視版權銷售形勢大漲，營收很可能翻倍。姚明的兩個基本要求，一是找籃協要權，二是要錢。「這事兒你都不用靠大腦思考，你用腳後跟想想，他能給你嗎？」

姚明的執念還在。他說：「我認為，按照籃協推行的公司化方案成立的 CBA 公司，只不過是把現行的體制包裝上了公司化的外殼。我不會同意加入這樣的 CBA 公司。同時，我相信中職聯中也有俱樂部持有和我同樣看法。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籃球都是我願意為之付出和奮鬥的事業，不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阻礙，我都會堅定的走下去。」

但這只是姚明最樂觀的想法，此後的劇情發展完全脫離了他的掌控。

一個月後，2016 年 5 月，「推進 CBA 聯賽改革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姚明參加了此次會議，作為改革派的「帶頭大哥」，他在會上陷入孤立。中國籃協副主席、國家體育總局籃管中心副主任李金生會後表示，與會代表已達成共識，即 CBA 改革首先將聯賽的商務權剝離，待時機成熟後再將競賽權剝離，最終實現 CBA 管辦分離。

7 月，張雄和姚明在同一個論壇上對談。張雄明確表示：「CBA 管辦分離的核心就是CBA公司。CBA 公司將先得到聯賽的商務權，等到運營穩定後由中國籃協將競賽組織等辦賽權授權給 CBA 公司。」

張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CBA 公司和中職聯是兩家不同的公司，之間沒有關係。中職聯中 18 傢俱樂部的投資人是以友好的關係組織在一起，他們非常希望中職聯對推動職業聯賽起作用，現在這個作用達到了。」

籃協的強勢，在這些對話中展現得一覽無餘。這一切都可能是促成姚明最終放棄中職聯，並選擇和官方一起參與到籃球改革當中的原因。

至此，姚明年初要做的那件大事，中職聯籃球俱樂部（北京）有限公司宣告失敗。

12 年前，上一個猴年，中國體育界有一個同樣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徐明，曾經做過差不多同樣的事，只不過它針對的是中國足球。

當年，徐明和大連實德牽頭北京國安、深圳健力寶、四川冠城、上海國際、遼寧中譽以及青島頤中七傢俱樂部組成 「G7 聯盟」，向足協提出「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等改革訴求。

同今天一樣，這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並沒有如願。時任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的閻世鐸在公開場合批評 G7 是在「搞亂七八糟的事情」。G7 逼宮的聲勢在浩大一陣後就土崩瓦解了。

不過 G7 最後還是推動了改革從上而下的進行。一年後，中超聯賽股份公司，也就是中超公司成立了，足協出資 36%，16 傢俱樂部每家出資 4%，一共 64%。

過了 12 年。2016 年 9 月 22 日，中國男籃職業聯賽公司成立籌備會議暨 CBA 公司股東大會在濟南舉行，會上推選產生了 CBA 公司的董事會和監事會。

中國籃協作為大股東，推薦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金生擔任 CBA 公司董事長和法人，CBA 俱樂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上海東方俱樂部投資人姚明擔任副董事長。廣東宏遠、上海東方、深圳新世紀、北京首鋼和遼寧衡潤俱樂部和中國籃協派出的董事一起組成 CBA 公司首屆董事會。

儘管 CBA 公司的成立被很多人視為是管辦分離的第一步——中國籃協相當於在形式上承認了俱樂部的投資者是這個聯賽的投資主體——但事實上 CBA 公司目前的情況還是象徵意義高於實質意義。

「（聯賽的商務權）理論上應該交給 CBA 聯賽公司，但現在具體的意向沒有出來。現在無法知道 CBA 公司未來會有什麼許可權。」一位跟蹤 CBA 多年的記者評論，在最理想的狀況下，籃管中心、籃協、以及 CBA 公司應該有明確的分工。「籃管中心負責宏觀政策的制定，籃協負責國家隊以及籃球規則制定，CBA 公司則負責 CBA 聯賽的運營。」

姚明的上任可能會接近這個方向。至少，籃協和籃管中心多年來「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局面可能打破。「但是也都是空話和套話，實質說法很難有。」即便如此，前述體育記者對此不是很樂觀。

一個沒有實際操作空間的中國籃協，哪怕是姚明做主席，哪怕是有「管辦分離」的尚方寶劍在，它可能最終淪為一個擺設。

而籃管中心和 CBA 聯賽公司則可能牢牢地捆綁在一起。就像現在的中國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同時也是足協主席，他的前下屬則出任了中超公司董事長。

可能算作好消息的是，資本和市場真的要來了。2017 年，盈方中國此前代理的 CBA 商務開發合同就要到期。阿里、萬達、騰訊這些大公司都在試圖擠進這個市場當中。隨著競爭者越來越多，業內人士普遍估計 CBA 聯賽的商業價值將會有一個大幅提升，其中光是電視版權就有可能賣到 5 年 50 億到 60 億元的樣子。

對於現在還實權在握的籃管中心和它未來的利益夥伴 CBA 聯賽公司來說，他們希望的是聽話的資本和市場。這些人人都愛的資本，它不應該是聽命於那個什麼中職聯公司的。

現在，唯一的懸念只剩下一個關於姚明的了。這位出任籃協主席的優秀運動員，在未來的中國籃球史中，他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是最終與體制合流而成為最大贏家，還是，他只是一個失敗的改革者。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