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銀：當前西方國家思潮的演變趨勢與深層動因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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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方銀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周邊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戰略決策研究》執行主編。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國際戰略、東亞合作。主要著作有《東亞秩序》《大國的亞太戰略》等。

內容提要

近幾年來，西方國家政治社會思潮發生了頗為重要的變化，包括民粹主義的泛起、保護主義的回潮、逆全球化思想的得勢、分離主義的發展以及恐怖主義的上升。這些思潮不僅影響了西方國家民眾的思維而且產生了頗為顯著的政治後果。西方政治思潮的演變既是國際政治現象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會對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方向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在深入把握西方國際思潮變化方向的基礎上，對由此可能產生的挑戰予以積極應對，有效避免其不利方面。

2016年國際政治中連續出現多起黑天鵝事件，特別是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給國際社會帶來很大的心理震撼。此外，法國、義大利的政治也在醞釀重要變化。這些事件的接連發生絕非偶然，它們一方面是西方各種思潮演化的結果，同時也會為西方思潮的進一步演化推波助瀾，並對未來國際局勢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1西方反精英主義泛起，民粹主義形成氣候

民粹主義既是一種社會思潮，也是一種社會運動。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它的特點是高度的平民化取向，強調尊重平民的價值和理想，認為政治合法性從根本上存在於人民的意志之中，並反對精英主義，否定政治精英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民粹主義主張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把普通民眾作為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力量。平民化是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徵。

民粹主義的優點是關注人民群眾的呼聲，這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無疑具有了新的特殊力量。但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它的問題在於，過於強調對大眾情緒和意願的絕對服從，即使這種意願是非常短視和極度狹隘的。由於民眾意願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從而為政治人物操縱民意提供了空間。民粹主義的上升和泛濫，為具有魅力的政治領袖蠱惑人心、操縱民意、宣揚極端思想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在某些政治人物的有意操縱之下，由民粹主義所激發出來的政治力量，往往最終導向非普通民眾所期望的、有時是頗具悲劇性的結果。

信息化時代社交媒體的迅速興起，為民意的表達、大眾的動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手段。總體上來說，平民的思想和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不連貫和具有較大隨意性的，他們常常有著頗不一致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利益訴求，從而可以為不同的政治人物所利用。因此，我們在西方國家看到的不是一兩個政治人物利用民粹主義的主張崛起而是很多政治人物用不同的民粹主義主張在政治舞台上顯露身手。近兩年西方國家連續出現的大選和公投，為民粹主義影響現實政治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機會。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僅是特朗普從最初不被看好，卻最終當選美國總統而且包括民主黨內開始不被看好的桑德斯，也在黨內初選中給希拉里製造了很大麻煩，在全美50個州中贏得23個州的支持，使希拉里要靠超級代表的支持才能鎖定黨內提名。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屬美國政治光譜的左、右兩翼，但他們的競選都表現出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競選，都是通過聚集草根力量的支持，都提出了一些頗為激進的政策主張，其中部分主張在美國政治精英看來是具有顛覆性的。特別是特朗普的一些主張如驅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數族裔、限制穆斯林的進入，以及他在女性問題上的一些觀點和說法，直接打破了美國的「政治正確」，遭到很多美國傳統精英的極度排斥。但由於他不斷獲得普通人民的支持，而一次次涉險過關。

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對華爾街、大企業和兩黨建制派表示出不滿甚至憤怒，但他們在引導這一情緒的策略和方向上有很大不同。桑德斯希望他的支持者採取和平、理性的方式，通過更多地參與和影響政治來改變社會，他把支持者的不滿和憤怒導向富人和大企業，導向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特朗普則將主要矛頭指向非法移民和少數族裔，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他們的做法分別體現了美國的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傳統。

在調動民眾情緒，形成穩定的政治支持方面，桑德斯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利用了民眾的焦慮情緒。在這個方面特朗普的做法從結果來看更為成功。他針對的對象更集中和明確，所使用的措辭也更激烈。特朗普充分利用白人藍領階層在身份認同方面的焦慮，對自身數量和地位下降產生的恐懼、因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快速變遷導致的不確定性和困惑以及對美國失去全球領導力感到的不安。特朗普通過誇大和強化他們的這一情緒，在面臨精英團體較大反對和壓制的情況下，保持了穩定的支持，並獲得最後的勝利。

特朗普和桑德斯實現政治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們在競選過程中，一貫地保持了對傳統政治精英、現有建制的反對態度，這成為他們聚合草根支持的一個核心吸引力。在競選過程中，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宣稱反對金錢政治，並拒絕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桑德斯主要依靠小額捐款，特朗普則主要依靠自己的資金。兩人都堅持反建制派的立場，也都沒有獲得兩黨建制派的首肯。通過把自己與傳統政治精英嚴格區分開，他們努力把對精英政治不滿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聚集在一起。特朗普的當選，並不是平民政治對精英政治的勝利，但確實是特朗普在操控平民思想和情緒，並以此產生重要政治結果方面的勝利。

歐洲形勢的發展，同樣不能讓傳統政治精英感到安心。2016年6月23日，英國就是否應脫離歐盟進行公投，結果支持脫歐者以51.9%的票數勝出，這一結果，對國際社會造成巨大心理衝擊。英國脫歐，意味著全球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出現重大裂痕，也使歐洲一體化的前景變得黯淡。與此同時，義大利長期沒有走出歐債危機的影響，國內主張退出歐元區的「五星運動」發展勢頭迅猛。2016年12月4日，義大利就政府全面改革憲法的計劃舉行公投，結果以較大差距失敗，這加劇了義大利政治經濟形勢的動蕩，對歐元區的穩定和存續產生不利影響。2016年12月4日，在奧地利總統選舉中，前綠黨領導人范德貝倫以53.3%對46.7%的優勢擊敗代表極右翼的自由黨候選人霍費爾成為總統，這個結果，讓很多歐洲人鬆了一口氣，如果霍費爾當選，將成為此時歐洲唯一一位極右翼總統，並將在很大程度上提振歐洲右翼民粹政黨的士氣。

在法國，主張排外、反移民、反對申根協定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影響力迅速上升。2015年12月國民陣線在大區選舉的首輪投票中，在13個大區中的6個大區得票領先。2017年4至5月，法國將進行總統大選，最可能出現的是共和黨的候選人菲永和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對決的局面，而且國民陣線勝選的可能很大。在德國隨著難民問題的發酵，反對外來移民的情緒顯著上升。2016年9月，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地方選舉中遭遇重挫，持反移民立場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則首次進入柏林的州議會。2016年12月20日，德國右翼政黨Pegida（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在德累斯頓召集了超過50萬人參加的集會，對默克爾的移民政策表示反對。為了在2017年的大選中獲勝，默克爾12月6日在演講中表示「將不會允許難民大量湧入的情況再度發生、穆斯林的蒙面黑紗將被禁止、難民必須適應德國文化」。這顯然是出於競選考慮而對右翼主張做出的重要妥協。2016年11月11日，波蘭的獨立日大遊行，也成為極右翼勢力的盛會。

美國、歐洲局勢的這一發展，顯示民粹主義已經形成一股巨大政治力量，這股力量為任何政治家所不能忽視，並不得不加以十分小心的應對。與民粹主義迅速上升相對應的，是傳統政治精英影響力受到的迅速和猛烈的衝擊。

從西方政治思潮演化的角度，真正值得人們警醒的，不是民粹主義為何會異軍突起，而是傳統政治精英的影響力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滑坡。政治潮流的潮起潮落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現象，其背後則是現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因素累積作用的結果。民粹主義的「誘惑」之所以讓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難以抵禦，主要並不是因為其實際政治主張多麼合理、有力、令人信服，而在於連續多年以來，特別是自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政治精英在解決國家與社會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治理等方面的問題與挑戰時，能力不足、辦法不多並缺少擔當，由此出現經濟發展多年停滯、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社會融合沒有進展、種族矛盾持續發展的局面。

這樣一種態勢的多年持續，使得民眾對於政治領袖兌現其競選承諾、解決經濟社會危機、創造更多就業、引領未來發展方向的前景越來越喪失信心，在民間累積的頗為強勁的不滿情緒，並不能通過幾年一度的大選得到有效的釋放。由此導致民眾對傳統政治精英普遍的失望和幻滅感，認為他們事實上已經無法剋制自身利益上的狹隘性、無法有效地解決他們所面臨的難題，不能把他們從當前的困頓局面中解救出來。美國、歐洲的政治局勢，與其說是民粹主義的勝利，不如說是精英政治的失敗。

民粹主義存在的問題在於，它只是一種思想風潮，它會釋放出巨大的推動社會變化的顛覆性力量，有時是一種具有衝垮一切政治束縛能量的力量，但它無法提供解決任何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效方案。它的力量更在於「破」，而不在於「立」。它提供了一種打破傳統政治局限的契機，但如果不能妥善利用，它所帶來的破壞性往往大於建設性。民粹主義雖然強調平民的作用，但它常常並不能帶來平民境遇的改善，它所釋放出來的力量會把現實政治引向何方，具有很大不確定性。另外，民粹主義難以持久，經過一段時間的推移，西方政治仍會回到精英主導的局面，區別僅在於換成了另外一撥精英。

2保護主義回潮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退潮

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自由主義在西方佔據了道德高地，並在全球成為深入人心的普世價值。但隨著西方國家開始成為民粹主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西方國家作為自由主義的燈塔變得黯淡下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也出現比較大的動搖。

保護主義是一種在人類社會中有著深厚歷史和實踐的思想，它在維護某一國家的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價值，但也很容易因其他國家報復性的反應而導致國家利益的損失，在現代國際秩序中，它不再是一種為人們所認可和提倡的做法。但在民粹主義情緒迅速上升，西方國家承受經濟不景氣的多年壓力的背景之下，保護主義又有了較大規模泛起的政治社會土壤，並對國與國關係產生日益增大的影響。

保護主義更經常地表現在國際經濟政策上，其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經濟緩慢增長的大環境下，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都面臨著巨大壓力一些國家從本國短期經濟利益考慮出發，採取了更多保護本國工業和貿易的措施。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並行，貿易保護主義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發展。當前的貿易保護越來越多地採用非關稅措施，並衍生出很多十分隱蔽的手段，包括大規模和無休止地實行反傾銷措施、任意實行出口補貼政策、制定單方面的進口技術標準、實施名目繁多的法律規定，等等。依靠這些手段，貿易保護可以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背景下大行其道，甚至變得更加難以對付。總體上，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是貿易保護主義最重要的受害者。歐盟、美國不肯履行過去的承諾如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就是為了可以繼續對中國隨意採取反傾銷措施，更好地保護本國工業。

在當選美國總統後不久，特朗普於2016年11月21日表示，他將在上任的第一天發布總統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特朗普還多次表示有意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區。即使曾經支持自由貿易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也對TPP持否定立場。在大選過程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在TPP問題上採取一致的立場，無疑是因為這樣的立場更能獲得美國公眾的支持，因為對自由貿易的敵視態度有助於贏得選票。

此外，特朗普於2016年12月4日接連發出6條推文，警告美國公司「如果將生產線轉移到其他國家那將犯下代價非常昂貴的錯誤」。他說，那些將工廠從美國搬遷至外國、解僱美國員工，然後再把產品賣回到美國的企業，不要妄想不受懲罰或不承擔後果。這些說法背後傳遞的信息，已經遠不是貿易保護主義那麼簡單。在短短一兩個月內賓士、寶馬、菲亞特、通用、福特等公司都受到特朗普以不同方式發出的警告和威脅，這對他們下一步的投資方向無疑將產生較大影響。

反對自由貿易，強調各種產品的本國製造，反對外來移民，反對外來文化對本國文化的衝擊，是保護主義在不同領域的表現形式，其背後是一種共同的思想和情緒，就是本國第一、自我利益第一，並且試圖通過一種狹隘的、不包容的方式來實現本國利益，而不是通過互惠的方式，在長期互動的過程中，同步實現更多國家的共同利益。

二戰後，國際社會在一定意義上建立起一個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美國位於這個秩序的頂端，其他國家則以同盟、夥伴和受保護國等不同形式安排在美國之下。這個秩序在某種程度上以自由主義關係的普遍性為標誌。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最重要的支持者和維護者，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這一秩序的建立者。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卡根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它是強國加於弱國的結果。國際秩序並不是進化的結果，而是強制實施的結果「只有在強制實施這一秩序的國家擁有捍衛它的能力的情況下，這種秩序才能維持下去」。

當前，美國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能力、意願和公信力都出現了較大下降。特朗普的上台，顯著加大了美國轉向自我保護的力度，對當前國際秩序的穩定性，特別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理念基礎形成很大衝擊，這對未來國際社會的演化方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它的影響將大於任何單一事件，因為它代表的是在國際體系中具有主導地位的國家的思想觀念、行為模式及與他國互動方式的變化，這些變化將不斷產生政策層面的後果。如果特朗普政府的這一思路不發生改變，未來國際政治的邏輯將在一定程度上退化到更少受國際規則制約的權力政治狀態。

3逆全球化思想的累積和爆發

全球化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技術條件下，各國聯繫日益密切，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不斷提升的一種現象和過程。全球化的重點在於它是一個過程和趨勢，在宏觀上指的是人類通過長期的交往和交流互動，逐步實現交融，進而產生全球認同，組成全球社會的一種過程和趨勢。全球化不僅包括經濟的全球化，也包括其他領域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居於核心位置。經濟全球化通常以多邊合作機製為基礎，以統一的世界市場和國際經濟規則為標誌，來促進全球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的自由流動。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取得了迅速發展，它也推動了世界經濟一個時期的繁榮。全球化的興起，與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以及一系列去監管化的政策的退出具有比較直接的聯繫。1994年烏拉圭回合全球貿易自由化協定的達成、中國市場經濟的開放、歐洲就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做出的重大努力，都是推動全球化深入發展的重要因素，並由此推動了全球生產體系的興起，促進了全球貿易的擴張，帶動了發達國家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繁榮。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發展，對人類在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發揮了十分積極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全球化的快速深入發展，也帶來了與之相伴隨的一些問題。包括國家之間發展速度的不均衡，在很多國家出現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越來越大的落差，人員國際流動的增多造成一些國家的民族、宗教、種族、文化的融合問題，以及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對國家認同產生的衝擊，等等。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全球化的發展速度，明顯快於國際社會對全球化進行有效管理的能力的提升速度，全球化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利益，但也造成很多問題它製造問題的速度，明顯快於國際社會解決這些問題的速度。當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走向全球化的反面，從而為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提供重要的原動力。

從總量上來說，全球化可以為人類社會帶來積極的利益，但這個利益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它並不是讓所有人受益，而是讓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損。全球化過程中受益群體與受損群體之間的矛盾，是導致全球化進程逆轉的根本推動力。自由貿易的發展，使全球的消費者受益，但使不少國家的生產者受損；國外進行的大規模生產可能導致本國很多工人的失業；金融全球化使得中下層民眾的財富在金融危機來臨時面臨更大的風險；人員的自由流動加大了外來人口對本地人口的衝擊，並引發一定的社會、宗教、文化問題。與之相比，大型跨國公司通過在全球組織生產，並使用各種精巧的手段來避免國家的約束，逃避巨額稅收，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在全球化推進的過程中，反全球化的力量一直在緩慢地集聚，其來源多樣，訴求各不相同，但在適當的情況下，會彙集在一起，成為一種巨大的政治能量。有意味的是，最終引爆反全球化民粹運動的是發達國家的公眾對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們不僅認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還認為自己喪失了在國內政治層面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

對全球化表示反對的人們，會以多種方式來表達其政策訴求。很多美國人希望把更多就業留在本國，支持特朗普在美墨邊境修築高牆，以便更好地把墨西哥人隔離在國境之外，一些歐洲人把本國存在的很多問題都歸咎於移民，從而對多年以來代表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形成猛烈衝擊。英國首相特里薩·梅在保守黨大會上則公然表示，「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你不理解『公民身份』這個詞的真正意義」。

由於全球化一直有其受益者和利益受損者，因此反全球化的聲音在國際社會中一直存在，但過去它一直只是一種居於次要地位的聲音，對這些聲音，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總體上採取了一種忽視態度。但是，隨著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日益形成政治氣候，保護主義進一步回潮，反全球化的聲音也變得更加高漲，其中的很多主張逐漸成為一些西方國家的政策選項。全球化在當代社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政治意願的減弱」。換句話說，在選票政治的壓力下，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已經很難通過對全球化的大力支持來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們反而從中看到很大的政治風險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德國民眾對默克爾難民政策的激烈反對 TPP在美國民眾中不受歡迎對很多西方政治精英發出了明確的信號。由此導致的結果是，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的力量會在某些領域勝過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從而導致全球化進程一定程度的後退。

4西方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的發展

分離主義曾經是一個給很多非西方國家帶來苦惱的問題，但在當前，不少西方國家也受到分離主義的較大衝擊。分離主義的目標是從現存主權國家中分離出一部分領土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其核心動力一般來自該國內部的某少數族群或某一地域勢力，它建立在很強的族群認同或地域認同的基礎上，其進程往往受到經濟利益分配方式的重要影響。

2014年9月18日，蘇格蘭400萬常住居民舉行公投，以決定蘇格蘭是否將成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投票結果，支持統一派以55%對45%的比例戰勝獨立派，從而避免了英國的分裂。除了英國的蘇格蘭之外，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比利時的弗拉芒都發生了規模較大的分離主義活動，其中，加泰羅尼亞地方政府在西班牙中央政府反對的情況下，於2014年11月9日舉辦了不具法律效力的獨立公投，參與投票的加泰羅尼亞居民中有八成贊成獨立。此外，還有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國的北愛爾蘭等持續時間很長並令有關國家頗為頭痛的分離主義活動。

雖然這些獨立運動的努力都沒有獲得成功，但人們依然能夠感受到歐洲國家分離主義躁動情緒的上升，這對歐洲的政治精英是一個重要的警訊。特別是，如果上述任何一個分離活動取得成功，將會對其他分離活動產生重大鼓舞，從而會引發連鎖反應。

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蘇格蘭獨立傾向增強的同時，主導獨立公投的蘇格蘭民族黨在公投過程中並沒有大談民族問題，反而在努力淡化其民族主義色彩，而把宣傳的重點放在民主和民生問題上。蘇格蘭一家民調機構在公投前做的民調顯示，在22個最貧困的居民區，47%的受訪者準備投票贊同獨立，而在22個最富裕的居民區，只有26%的人準備投票贊同獨立。顯然，蘇格蘭獨立要求背後不完全是民族主義因素在起作用。經濟利益考慮對其獨立傾向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可能是一個更應令人感到擔憂的問題，對很多國家來說，這是一個不是在這一地區就會在另一地區存在的問題。

對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來說，分離主義未來將是一個長期的政治挑戰，但到目前為止好的一面是，這一運動總體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在現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內進行。與之相比，恐怖主義、極端主義造成的挑戰，無疑更為血腥和殘酷。

在人們的心目中，過去的歐洲總體上是一個相對和平與安寧的地方，但近兩年卻頻頻發生恐襲事件，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歐洲的印象。2015年1月，三個與葉門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有關的恐怖分子在《查理周刊》編輯部門口射殺了12人。2015年11月13日，巴黎發生系列槍擊和炸彈事件。2016年3月22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一個靠近歐盟總部的地鐵站發生爆炸。此外，德國也陸續發生砍人事件（2016年7月18日）、慕尼黑槍擊事件（2016年7月22日）。2016年聖誕節前夕（12月19日），歐洲更是出現一日三次恐襲的情況。在大西洋對岸，美國的反恐形勢也不容樂觀。2013年4月15日，美國波士頓馬拉松比賽終點線附近發生兩起爆炸。2015年12月2日，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發生槍擊事件。2016年6月12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一家同性戀夜店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

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西方國家加大了對恐怖襲擊的防範和打擊力度，但2015年以來，恐襲事件發生頻率在西方國家顯著上升，且沒有表現出最高點已經過去的態勢。

恐怖襲擊的頻率和烈度出現引人注目的上升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西方國家外來移民增多，他們因語言、文化、種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往往很難在短時間內有效融入西方社會。在融入之前，他們容易受到當地社會的疏離和排斥，這一方面加大了其融入的難度，也使其對社會產生失望和不滿。其次，是西方國家社會凝聚力下降，社會對立上升的結果。全球化的發展和產業轉移，造成西方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的重要分化，使一部分西方國家原來的中產階級淪落為「第一、第二世界中的第三世界」。移民的湧入加大了原有人口對外來者的不滿。社會中辛勤勞動的中產階級對高社會福利安排的享受者也存在不滿。女權主義、同性戀者地位的提升，導致社會價值的重新排序，讓一部分人歡呼，讓另一部分人感到失意。第三，西方國家經濟長期復甦乏力，使西方國家政府缺乏有力的手段去解決社會面臨的多方面挑戰和問題，而把大量的精力耗費在一些無助於解決任何社會問題的虛假議題上，這加劇了中下層民眾的失落和危機感。可以說，充斥於西方社會的，來自於不同根源、不同群體的不同形式的不滿甚至怨恨情緒，是造成西方社會出現不穩定並導致獨狼式恐襲增多的根源。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極端思想更容易在社會上傳播，西方政府在防範和打擊恐襲方面手段的不足，則主要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對西方國家來說，不利的一面在於，一些負面的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並可能產生相互強化的效應：恐怖襲擊的上升，導致民眾更加缺乏安全感，並強化他們對外來人口、其他族群的懷疑和猜忌，這會使後者產生更大的不滿和怨恨情緒。社會對立的加劇，也使政府很難對外來者實施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政策。政治對立的發展、集體認同的弱化、社會情緒的割裂、強調自我利益的心態，也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使政府更加缺少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所需要的資源投入。這樣的循環一旦開啟，在一個比較長的階段內都很難打破。

5結語

近幾年來，西方國家經濟特別是歐洲經濟總體復甦乏力，由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和引發的許多深層次問題未能獲得有效解決，與此同時，在社會治理方面又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在經濟不景氣背景下不同問題的湧現和疊加，推動了西方國家社會思潮的轉向。西方國家政府多年未能有效應對社會經濟挑戰的實際表現，加深了民眾對政治精英的不滿，為民粹主義的泛起提供了政治土壤。一些西方國家更多地轉向保護主義的政策，對於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態度消極，甚至不惜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這使過去運轉相對有效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二十多年以來最大的挑戰。逆全球化思想的累積和爆發，對於國際經濟秩序、全球治理形成很大的衝擊。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的發展，讓人們對未來國際社會的發展很難樂觀。

西方政治思潮的演變，既是國際政治現象發展的結果，同時它也會對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方向產生很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我們需要在深入把握西方國際思潮變化方向的基礎上，對由此可能產生的挑戰加以積極地應對，有效地避免其不利方面。（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