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因自由而憂傷，因智慧而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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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因自由而憂傷，因智慧而美麗發布時間:2014-03-29 03:59 作者:譫小語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1982次

　　民國三十七年，也就是1948年的9月25日，《中央日報》「兒童周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假若我生了兩隻翅膀》的文章：

　　「假如我生了兩隻翅膀，一定要飛到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國的美景：那帶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長的長城，北平各種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築，煩囂的上海，風景優雅的青島，那時我是多麼快樂呀……」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為：中大附小錢理群。談到這篇文章時，錢理群說：「我這個人經常做夢，很喜歡做夢。」這是上小學五年級的他發表的人生第一篇作品，他說：「我的生命起點就是做夢，其實現在還是做夢。」　　對於少年錢理群來說，夢是「詩意的、夢幻般的自由的生活」；對於成年後的錢理群來說，夢更是「精神的自由」與「生命的自由」。他多次跟他北大的學生說：「要讀書你就拚命地讀，要玩你就拚命地玩……這樣，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達到一種酣暢淋漓的狀態。我追求這種生命的強度和力度，酣暢淋漓的狀態，這同時是一種生命的自由狀態。我的全部研究，最終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　　學人的夢　　提到錢理群，大多數文學青年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和魯迅研究。這也的確是他幾十年學術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錢理群生於1939年，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8年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貴州省安順地區，先後在安順衛生學校、地區師範學校執教18年。在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遠離治學18年，並且在那個政治主導一切的特殊時代對這個國家與自己的未來毫無預知，這該是一種怎樣的苦痛與淬鍊？因此錢理群說自己是帶著「學術和政治」、「學者和戰士」的矛盾，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1978年恢復高考時39歲的錢理群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攻讀現代文學，19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他是「文革」結束後的第一代研究生。這樣的經歷給錢理群帶來了一系列尷尬：他要比他的研究生同學大十來歲，他的研究生老師是他大學同學；當他和青年學者黃子平、陳平原一起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被認為是青年學者，可不久人們發現這個「青年學者」實際是一位「老教授」，他也因此受到了來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兩個方面的批評——這是一位沒有自己時代的孤獨者。　　從1985年與黃子平、陳平原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到與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合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吳曉東合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略》；從1998年出版回顧文學史重大變革前夜的《1948：天地玄黃》，到2000年全面總結自己的文學史研究的《返觀與重構：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我們可以看到錢理群在文學史研究上的堅定與執著。　　個案研究是錢理群先生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法。他試圖通過對魯迅、周作人、曹禺等現代知識分子心靈的探尋和思想的挖掘，總結20世紀文學浸透血淚的歷史經驗教訓，進而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統一的歷史考察，即「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　　錢理群直言：「從表面上看，魯迅一直被捧得很高，但實際上，建國以後，魯迅一直處在被『利用，限制，改造』的地位，面臨著不斷被意識形態化的命運。」他試圖用魯迅自己的「話語」，魯迅的「單位觀念」與「單位意象」來描繪魯迅的獨特「思維」、「心境」、「情感」與「藝術」，正是要強調和恢復魯迅的「獨特個性」，在總體上突出了「個人的魯迅」。「把他們當作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以至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典型現象』，既揭示各自現象形態的具體性、個人性，又將其典型化（符號化），揭示其內在的象徵意義。」於是有了《心靈的探尋》、《走近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等魯迅研究專著。　　1987年8月，《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1年後的1998年7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修訂本」，錢理群與溫儒敏、吳福輝三人對該書的修訂幅度很大，部分章節甚至是重寫。因此有人說「修訂」既可以看作是錢理群等人用「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進行文學史寫作實驗的努力與破產，又可以看作是他們在文學史寫作過程中的反省和變通。對此，錢理群在後來出版的《生命的沉湖》一書中首篇即選入《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筆談》一文。　　在這篇文章里，錢理群說：「今天回過頭來反思『20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我仍然認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並且已經事實上為學術界普遍接受，當然也還有不同的意見，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聯繫我自己當時的基本思想傾向與追求，文學觀念與文學史觀念，今天看來，當時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具體理解分析，又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更多的恐怕是我個人的。」　　錢理群由此展開了對現代文學的一系列問題的反思，「只說自己想說、又能夠說的話，對雖然想說、卻一時說不了的話，不妨暫時懸置起來——因此，我對當年對『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倡導並不後悔，那是遲早要解決的課題，只是現在我不願也無力多談罷了。」　　思想者的憂傷　　無論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與反思，還是《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出版與修訂，無論是對精神偶像魯迅以至周氏兄弟「心靈的探尋」，還是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代表曹禺的研究，都是錢理群「從一個年代看一個時代」的切入點，他的目光最終是要落在時代上的。魯迅，民族、家庭與個人的世紀苦難，反省與批判，知識分子，現代性，精神界戰士……這便是錢理群經由文學進入社會與時代的反思的路徑。　　2014年新年伊始，灕江出版社推出了一本自傳性隨筆集——《我的家庭回憶錄》。這本書不僅僅是一位學者對自己的幾位至親的回憶，它的意義正如錢理群對於周氏兄弟和曹禺的研究——「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從一個年代看一個時代」。因為錢氏家族成員的命運在20世紀中國極具傳奇性和代表性。　　1939年1月30日，錢理群生於重慶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家庭，是錢家最小的孩子。父親錢天鶴是中國農學先驅，曾主持全國農業工作先後達15年之久，赴台後對台灣與金門農業的振興貢獻很大，金門民眾為其立碑紀念。1972年錢天鶴去世並葬於台灣，墓碑由蔣中正題字。大哥錢寧是泥沙專家，三哥隨父親參加了國民黨，1949年父親帶著兩個哥哥去了台灣，三哥則卒於美國舊金山。錢理群跟著他堅韌而偉大的母親定居南京，一家人從此隔海相望，再無團聚之日。其餘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黨員，二姐、二姐夫和四哥還是老紅軍、老新四軍和地下黨員。　　「我的家庭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錢理群說。在錢理群這個家中最小的弟弟、一名無黨派知識分子看來，國共兩黨的分裂「一直影響到家庭內部的每一個人的人生道路的選擇」。儘管父兄輩的不同道路都有令他十分敬佩之處，但至親的殊途給錢理群帶來的還有極大困擾與苦難。　　就在他14歲時，心目中和藹可親、朝思暮想的父親突然變成了「反動派」，作為「黑子弟」自己必須「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他親手燒掉父親的照片。他回憶，「我違心地『坦白交待』、胡說一氣時，我深愛過的學生，我關心備至的學生在疏離我，他們甚至在一個黑夜將一件我送給他們的衣服還了回來，還在上面狠狠戳了幾個大洞，寫著：錢理群，我們要戳穿你的假面具。」此後的經歷不用贅言，了解那段歷史的人都會懂的。　　令錢理群欣慰的是，錢家「第三代對老一輩還是很自豪的，對先輩的故事有一定興趣」。　　作為錢氏第二代當中身份最為特殊的一位，無黨無派的錢理群的興趣不僅在於這兩代人令人蕩氣迴腸的故事，更在於兩代人所代表的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那段至今仍是研究者難以把握的歷史。如，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不以推翻國民黨政權為目的」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文學救國」是不是就是「反動的」、無可取的？「劃清界限」是「為革命犧牲」、「大義滅親」的「政治覺悟」高的表現，還是「違背人的天性」？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經濟、文化、科學和社會的發展有關的思想與實踐該不該深入研究？我們是否又可以因為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些失誤而產生國民黨統治的理想化傾向？等等。　　在這些疑問中，錢理群常常產生種種「矛盾與困惑」。這種矛盾與困惑進而引發出來的是他關於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的拷問以及中國改革道路的歷史反思。「既要介入政治，又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不看別人臉色說話，只說自己的話。」這樣的「學者兼精神界戰士」的知識分子，是「站在邊緣思考與言說時代的中心話題」。　　錢理群就是以這種知識分子的高度自覺的精神，有意識地使自己所做的研究如「1957年學研究」、「魯迅研究」、「毛澤東時代研究」等，包括他自己家庭的研究，構成了「20世紀中國經驗」的研究命題，進而將20世紀中國經驗轉化為實踐資源。　　這也是錢理群對自己在「文革」後所面臨的「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學者」與「戰士」的關係的矛盾的一種解決方式。但在實踐的過程中，這樣的矛盾也依然存在，他依然擺脫不了內心的騷動與不安。「我們只能在不斷掙扎中尋找自己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錢理群說。　　教育家的情懷　　「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立人』的目標：物質的富裕與國家的富強，必須以保障每一個具體個體生命的精神自由為前提；如果相反，以對個體精神自由的剝奪與壓抑來換取物質富裕、國家富強，人依然沒有擺脫精神奴役的狀態，這絕不是我們追求的現代化。」　　這是錢理群在《堅守我們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國》一文中寫下的話。　　知識分子的自覺精神和終生從事教育工作的經歷使他對「立人」這樣的課題格外關注。正如本文開篇所講，錢先生曾說他自己的「生命起點就是做夢」，當教師也是他的夢。　　1960年，21歲的錢理群從中國最高學府之一的人民大學被派往貴州某中專擔任語文教員，直到18年後考回北大。有人問他：「如果你當年沒有考上，現在還是貴州安順的語文老師，你會怎麼樣？」錢理群回答：「當然我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在學術研究上得到發揮，但我還是會安心地在那裡做一名稱職而出色的語文老師，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你可以先把這個回答理解為一種語言智慧，但我們只需看看他在貴州和北大從教的實際情況，就可以相信他說的的確是真話。

來源: 中國周刊 | 來源日期：2014-03-12 | 責任編輯：張白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