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與《文史通義》

章學誠與《文史通義》楊艷秋2006-03-29 10:01:45 閱讀1204 次　　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生於乾隆三年（1738），卒於嘉慶六年（1801），終年六十四歲。由今而論，章學誠是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但他卻顯於今而不著於時。生前，他的學術不被理解，極為自負、有著別識獨裁的《文史通義》一書也殊乏知音；身故後，沒有像樣的傳記，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沒了一百二十餘年。[1]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胡適先生為之結撰《年譜》，其學術光輝終於日漸顯耀。到梁啟超，更大力張揚，以章學誠之學術不盛行於清代，為清代史學界之恥辱。他的史學理論著作《文史通義》也得到了極高的學術評價。本文即試從《文史通義》入手，探索章學誠的撰著意圖，及其學術理想。　　　　　　　　　　　　　　　　一、《文史通義》之撰著　　章學誠一再稱自己所走的為學道路是一條寂寞之途，人棄我取，無人顧盼，舉世所不為[2]，但他的《文史通義》卻應當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因為從《文史通義》初撰起，章學誠就屢屢將其中的篇章呈送給他自謂的「同志」、「通人」或一時大僚，致函商討，請求校正，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這一方面反映出他對所撰《文史通義》的自負，另一方面，實際上也表現出他為推揚自己學術主張所作的努力。《章氏遺書》所保留的信件中，相當一部分都與此有關。這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文史通義》撰寫的寶貴資料，這些文字，也是章學誠的一種「自識」，即他對自己《文史通義》撰著目的的最直接認識。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大約始撰於乾隆三十七年，在篇章初成時，他就致信給汾陽曹學閔，並抄錄「內篇」三首[3]，托他轉交國子監監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大昕。他致函朱棻元稱：「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候牘所錄內篇三首，並以附呈。」則這個「大指」當蘊含在寫給錢大昕的《上曉征學士書》中[4]。其間，章學誠論述了古今著述淵源，文章流別，他初撰《文史通義》的旨趣亦在這封信中得到了明確展現。信中寫道：「學誠自幼讀書無他長，惟於古今著術淵源，文章流別，殫心者蓋有日矣。……而班史《藝文》獨存。《藝文》又非班固之舊，特其敘例猶可推尋。故今之學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禮，綱維古今大學術者，獨漢《藝文志》一篇而已。……然賴其書，而官師學術之源流，猶可得其彷彿。故比者校讎其書，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載籍，自六藝以降，訖於近代作者之林，為之商榷利病，討論得失，擬為《文史通義》一書。分內、外、雜篇，成一家言。雖草創未及什一，然文多不能悉致，謹錄三首呈覽，閣下試平心察之，當復以為何如也。」[5]可以看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撰寫實是從校讎《漢書·藝文志》入手，意在釐別古今學術淵源，探討古今著述之得失利病，亦即其《校讎通義》序言中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6]此年，邵晉涵還有書信致章學誠，問起《文史通義》的撰寫情況。其中寫道：「足下以伉爽之識，沉贄之思，采七略之遺意，娓娓於辨章舊聞，考撰異同，校讎之得其理，是誠足下之責也」[7]從中亦可考見，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的初衷，是仿照劉向、劉歆父子編纂《七略》之意，條辨學術源流，群言得失。而翌年寫給嚴長明的書信中，他對此亦有明確記述。[8]　　但在乾隆三十九年夏，章學誠則表述了以《文史通義》來闡發「史意」的意圖。此年，章學誠感於《文史通義》諸篇為理論之作，「空言不及征諸實事。」 所以撰《和州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以見《通義》非迂言可比，其敘言稱： 「志者，史之一隅也。獲麟而後，遷、固極著作之能，向、歆盡條別之理，史家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魏、晉六朝，時得時失，至唐而史學絕矣。其後如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古人大體，非六朝、唐、宋諸儒所能測識。餘子則有似於史而非史，有似於學而非學爾。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之所為作也。」[9]　　但他似乎未能立即著手達成這一願望，乾隆四十三年，他在寫給錢坫的書信中仍言：「而學誠觕通大義，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而侈談班、劉述業，欲以疏別著述淵源，究未知於古人之志，有當與否？」[10]可見直至此時，他的治學重點仍在目錄校讎。當然，這裡所說的「校讎」與繁瑣的版本考證、文字對勘這樣的考據方法顯然不是同一個層次，按章學誠的話來說，就是「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11]。　　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史通義》中《言公》上、中、下，《詩教》上、下等篇撰成後，章學誠的學術視點才轉向了講論文史。此年所著《言公》、《詩教》等篇，文字多至萬言，不能遽錄，章學誠便先以《言公》三篇致送邵晉涵，並告訴周振榮，《言公》、《詩教》之篇，「足下不可不與聞也，或令人鈔去，置之座右，較之《史例》、《校讎》諸篇，似有進矣。」並稱：「其言實有開鑿鴻蒙之功，立言家於是必將有取。」 [12]按錢穆先生所考，此年所撰，尚有《嫌俗》、《針名》、《貶異》等篇[13]，從這些篇章可以看出，當時《文史通義》體現之撰著意圖，與數年前的辨析學術源流已顯然不同。余英時先生以此年為今本《文史通義》撰寫的開始，應當不無道理[14]。這一年開始，今本《文史通義》中的篇章漸次撰成[15]，在此，僅以《原道》篇為例，分析當時《文史通義》撰述之主導思想。　　《原道》篇為《文史通義》諸篇精髓之一，撰成於乾隆五十四年，但在傳示都門諸「同志」的過程中，遭到了極大的非議，認為「蹈宋人語錄習氣」，不見新鮮[16]。章學誠在此後的《與陳鑒亭論學》一文中，闡明自己這篇重要文字的撰述宗旨說：「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於空濛，劉勰專言文指，韓昌黎氏特為佛老塞源，皆足以發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則與三家又殊。《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為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為三家之分畛域設也。」[17]這裡表述了兩層意思，其一，「《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這是章學誠最初撰寫《文史通義》宗旨的延續；其二，《原道》之作在當世沉溺於訓詁名物，鄙薄義理、文辭，謂之「足盡經世大業」的學術背景下，其中所言「為三家（考訂、義理、文辭）之分畛域設也」，透視出的是救正學術偏向的意圖。 嘉慶元年，章學誠選取《文史通義》中《言公》、《說林》等十餘篇[18]「近情而可聽者」[19]，進行刊刻，並陸續分送諸「同志」就正。以下，從章學誠呈送這個刻本所附信函，來分析他撰寫《文史通義》的目的，這實際上代表了章學誠晚年對《文史通義》的期望。　　嘉慶元年三月，章學誠致書汪輝祖，講到將《文史通義》刻本送其校正的原因：「然大旨終不能為知好者諱，輒因大刻序言史學，亦開鑿新論之一端。」他對當世的學風進行了分析，指出：「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針對這種情況，章學誠提倡作古文辭來救正，但卻將古文辭的成功歸於史學，認為：「而古文辭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其下則著力對此加以論證，認為近世文宗不曉「經之流變必入於史」，歐陽修的《唐書》和《五代史》不脫學究《春秋》與《文選》史論習氣，但未能得見「《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最後說：「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20]從這番慷慨陳辭中，他以《文史通義》倡言史學的理想明晰可見。　　嘉慶三年，章學誠以《文史通義》初刻稿呈送朱錫庚，請其將副余分贈同志中人說：「如又不足，續寄可也」，並請朱錫庚將所附書信轉給章宗源、邵楚帆、邵耿光及邵晉涵弟子之「能真知其師者」共觀。他在書信中寫道： 「鄙著《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為之言，不盡為文史計者，關於身世有所棖觸，發憤而筆於書。……《通義》書中，《言公》、《說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取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紛爭門戶，勢將不可已也。得吾說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或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歟。」[21]　　應當說，這封信函有著特殊的撰寫背景，章學誠此時正被「盜賣畢公《史考》」的流言所侵[22]，所以才寫信給友人，謀求自辯。但從中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章學誠的心中有一種強烈的學術責任感，他的《文史通義》雖然論文談史，卻不是無為之作。正如他在《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中所說：「讀書著文，恥為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於世教民彝，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義焉。」[23] 　　這一年，章學誠還致信錢大昕，寄送了《文史通義》的初刻稿。這時他已認識到自己從事的文史校讎之業，「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惟敝帚自珍，所以請求錢大昕：「乞勿為外人道也。」 迫於學術大環境的壓力，章學誠的猶豫與徘徊心態由此可窺一二。但這封《上辛楣宮詹書》的中心思想卻在如下這段文字：「夫著書大戒有二，是非謬於聖人，忌諱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義，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惟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24]在此，章學誠以力挽風氣為己任的學術理想，已非常明確。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說林》篇中的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注意，其中寫道：「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己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准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25]用這段文字來推衍章學誠撰著《文史通義》的期望，應較為允當。章學誠在此舉出，劉歆《七略》之作，在糾正漢儒專己守殘之陋，劉知幾《史通》的撰寫，在揭露唐代史館修史漫無統紀之弊。都意在表明，學者的著述應當對一時的學風偏弊有所救正，他撰寫《文史通義》的最終目標也在於此。面對當時知識界競趨考據訓詁之「瘴厲」，正是通過批評時風流弊，慎別漢、宋之學，《文史通義》發揮了它的「檳榔犀角之用」。　　　　　　　　　　　　二、《文史通義》對乾嘉學術流弊的批評　　「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26]這是章學誠對逆時代風尚而行之艱辛的充分認識。乾嘉之際，經學考據一旦形成風尚，正訓詁、明音韻、考名物、核度數的學術門路便演為時趨。這種治學路數與東漢許、鄭諸儒極其相似，彷彿東漢之學重光，清儒遂有「國朝漢學昌明，超軼前古」[27]之說。　　然而，對「甚於刑曹之法令」的「時趨」，章學誠並沒有妥協相徇，他筆挾青霜，鋒芒所向，正是漢學考據演為風尚之流弊。他從學術發展的角度批評說：「蓋逐於時趨，而誤以襞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俱存，無事補輯，彼將無用其學矣。」[28]章學誠認為當世漢學的弊端在於「循流忘源，不知大體」，「但知聚銅，不知鑄釜」 [29]，只知功力，不知學問，所患在「學而不思」[30]。他將功力和學問別為二途，認為：「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在《文史通義》之《博雅》篇中，他對當世學者宗尚南宋王應麟，以博洽考訂證經治史的為學方法進行批評，指出：「今之博雅君子，疲憊精力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耳。」[31] 對世人的以考據名家，章學誠更是不以為然，指出：「天下但有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32]　　更為重要的是，章學誠對乾嘉漢學的批評，是他看到了漢學考據主導學術界所造成的學術偏蔽，首先是學術視野的極度狹窄，章學誠說：「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33]而讀書人在強勢學風的挾裹下，為好名心所驅使，「以學問文章循世之所尚」[34]，捨本逐末，茫無所主，將生命精力耗費於繁瑣的考訂、論證，不知學為何物，更為學術之大患。這種狀況，就如焦循於嘉慶元年所指：「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35]章學誠亦為此嘆息說：「夫近人之患，好名為甚。風氣所趨，競為考訂，學識未充而強為之。」[36] 因此，他屢次提到古學，認為今人的治學方法脫離了「古人之真」，指出：「尊漢學，尚許鄭，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古學也。」[37] 又說：「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跡之末，銖黍較量，小有異同，即囂然紛爭，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38]並不無憂患地論述說：「然則學術不明，必為人心風俗之害，賤儒不足以有為，而群焉不察以相讚歎，則流風大可懼也！古人之考索，將以有為也；旁通曲證，比事引義，所以求折衷也；今則無所為而競言考索。」[39]可見，章學誠所痛斥的是迴避現實，脫離了「學術固期於經世」[40]的宗旨，但知識界卻仍為「風氣所鼓而不知偏之為害」。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中屢次提到「宋學」一詞，與此相關的論述也是理解其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那麼，何為「宋學」？簡而言之，即「程朱諸儒之學也」[41]。宋學以講求「性與天道」為特質，力主闡發義理，回歸孔孟。而其空疏流弊，亦深植於此。演至明末，王學末流束書不觀，「高談性命，蹈於空疏，儒林之名，遂為空疏藏拙之地。」[42]清初顧、黃諸儒起而救之，揭露其弊，欲之蹈實，走向經世致用。至乾隆而後，許、鄭之學大明，則其浸衰已成，不復成軍。讀書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43]。章學誠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宋學弊端所在，他說：「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44]即指斥宋學的空言義理。他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中對這種「以道名學」進行批評，斥之為「有道而無器」：「蓋學問之事，非以為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為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45]正因為這種離器而言道，宋儒之學才流於空疏，遠離現實，無關經濟事功。　　但章學誠雖然痛斥宋學流弊，卻反對於宋學一併抹殺，他肯定：「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認為：「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他告誡諸子：「爾輩此時講求文辭，亦不宜略去宋學」，《五子遺書》、諸家《語錄》，「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補經傳之缺，而意義亦警如周、秦諸子者，往往有之。」同時指出：「 但不可墮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 [46] 可見，他要講的宋學應是去其流弊之後的誠意正心之學。他對好友邵晉涵說：「維持宋學，最忌鑿空立說，誠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魯志也，宜善誠之。」[47]他的「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又多少帶有以史學修正宋學的意圖。　　然而，章學誠希望知識界講宋學，並非是要以恢復宋學為志。他的這一識見，是針對時風偏蔽而發。在乾嘉漢學風氣全盛之際，知識界皆重考據而輕義理，章學誠將這種現象歸因為風氣盛衰所致，他說：「然風氣之盛，則村荒學究，皆可抵掌而升講席；風氣之衰，雖朱程大賢，猶見議於末學矣。」因此大聲疾呼：「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重輕。」[48] 由此，他批評說：「今之學者，雖趨風氣，兢尚考訂，多非心得。」[49]又說：「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50]隨著考據末流偏枯之弊的日漸顯露，傑出之士，也都以之為憂。嘉慶元年春，焦循致書劉台拱，就說：「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51]這裡提到的「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與章學誠視「學而不思」為當世學風病痛，可謂同出一轍。嘉慶十九年九月，段玉裁復書陳壽祺，認為：「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喟嘆：「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52]亦與章學誠所論「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為同調之嘆。　　應當說，章學誠持正漢、宋的思想，建立在社會學術責任之上，與爭漢、宋門戶者，不可同日而語。而他針對學風時弊，持正漢、宋之學，對學術進行修正的理論基礎則是「六經皆史」。　　　　　　　　　　　　　　　　　　　三、六經皆史　　「學以經世」為貫穿整部《文史通義》的重要思想，「六經皆史」則是其中的重要命題。乾隆五十三年，在寫給孫星衍的《報孫淵如書》中，章學誠提出：「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53]此時，「六經皆史」論已見其端。至乾隆五十四年，章學誠撰成《文史通義》中的《原道》篇，開篇即言：「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明確提出了「六經皆史」的命題。而與之前後的《經解》、《史釋》、《易教》等篇，五十六年《答客問》、五十七年《書教》篇的撰成，「六經皆史」的理論體系得到了進一步完善。至他病逝前一年（嘉慶五年）撰寫的《浙東學術》篇，他的以「六經皆史」為核心的史學思想建設最終完成。　　「六經皆史」並非是章學誠之獨創，其淵源可追溯至先秦《莊子》之《天道》、《天運》諸篇，而如隋代王通、北宋蘇洵，明王陽明、胡應麟、李贄，清初錢謙益、顧炎武等人，皆闡發過相近的認識。而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最可寶貴之處在於，它建立在較為完善的哲學體系之上，以「即器明道」的理念，被賦予了現實和時代的意義。　　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他的論據總結起來有重要的兩點，一是經與史在上古無所分，「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54]。「古之所為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這在宋明以來學者的著作中都遞有論述。[55]二是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為先王的經世之書。如：「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56]這是章學誠反覆強調的一點，也是認識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學說最需注意的一點，這些論據都意在闡明六經不是離事而言理的空言著述，而是先王施展政治抱負的依託，所以章學誠在《原道》篇中再次重申：「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5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用「道」與「器」兩個哲學名詞之間的關係，將六經與史聯繫起來。章學誠以影與形作比，表述道與器的關係說：「《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 據此，他作了如下的闡述： 「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遵奉六經，別為儒學一門，而專稱為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為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為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58]　　這是一段反應章學誠學術思想的重要文字，在這段話中，他闡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六經不僅僅是載道之書，而且是求道之器，研習六經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明道」。這種道體現在國家政教、人倫日用的具體實踐之中。其卓越之處在於，「六經皆器」觀點的闡發，衝破了以往儒家「道寓於六經」、「六經載道」的思想藩籬，視六經為明道的途徑和手段，強化了六經與國家政教和人倫日用的聯繫，從而在「明道「這一基點上，構建起六經與史的關聯。在《答客問上》一文中，章學誠以《春秋》為例，解釋說：「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59]又以此推衍云：「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60]「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顯然指的是史學。　　章學誠所提出的「即器以明道」，體現了他欲求經世的主體意識，他倡導的「六經皆史」也是這種意識的反映。中國古代史學歷來有著「經世致用」的傳統，「史之為用」是史學家們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自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使亂臣賊子懼」，中國古代史學的經世思想便已經發端。這種經世思想關注的是史學所發揮的強烈的現實意義，章學誠一再強調六經作為當世先王政典的特徵，強調「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反對「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61]，都是在表述史學經世致用的特徵。他在《史釋》篇中說：「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在晚年所作的《浙東學術》篇中，他更為明確地闡發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62]　　陳祖武先生認為：「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還不是尚存爭議的尊經、抑經問題，貫穿於其間的一個中心思想，實為復原中國儒學的經世傳統，倡導以史學去經世致用。」[63]這應當是把握到了章學誠「六經皆史」論的本質，一如章學誠晚年所辯：「《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有經史門戶之見也」[64]，這大概是「六經皆史」說的現實意義所在。　　 錢穆先生指出：「章學誠講歷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處，他不是站在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站在整個的學術史立場來講史學。」[65]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思想置於清代學術發展的歷程中來考察，乃可更為深刻地認識其時代意義所在。　　明清易代之際，「天崩地解」，這不僅意味著歷史動蕩變革中的王朝更替，也引發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動。歷經明清鼎革的士大夫深受朝代更替和社會變亂的震撼，於亡國隱痛之中開始審視舊的學術體系，在總結明代滅亡的歷史教訓，痛詆王學末流空疏誤國的思想交鋒中，清初諸儒力主黜虛崇實，留心經世之術。如最為傑出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家，他們的為學皆以博大為特色，而歸一於經世致用，從而影響到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顧炎武所倡言「經學即理學」的命題，不僅帶來了清新健實的治學風氣，而且影響到乾嘉時期的學術發展，使經學從理學束縛中分離開來，成為一門顯赫的學問，從而被考據學者奉為不祧之宗，而「有清一代學術，確在此旗幟下而獲一新生命。」[66] 　　然而顧炎武提倡經學，絕不僅僅是為了訓詁考證，「經學即理學」的命題是針對明末鑿空言理的學風而闡發，目的在於給理學注入經學求實的內容，使之回到「明道救世」的軌道上，從而扭轉學風，由蹈虛而轉向核實。以經學考據為中堅的乾嘉學術，或許是達到了中國古代經學的最高峰，然而隨著學風浸盛，穿穴故紙堆中，脫離現實，為考據而考據的弊端日益顯著，經世致用的宗旨卻遭到了丟棄。章學誠身處的是這樣一個學術環境：漢學考據空前熾盛，當世學者競相奔赴，趨之若鶩。而宋學則因「空談性理」久遭貶斥，以宋鳴學者，皆無顏色。他要在漢、宋之間另闢新路，以求經世而明道。　　值得注意的是，漢、宋二學雖然分幟鮮明，但二者之間卻存在著一個極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守六籍以言道」，皆以儒家六經為依歸。所以，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所針對的不僅是漢學，還有宋學。一方面，他以史學作為頡頏漢學考據的利器。用「六經皆史」、「即器明道」的觀念來針砭當世日趨僵化的考據學風。批評當世學者的「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 [67]。所以嘉慶元年，在寫給朱珪的《上朱中堂世叔》書中，章學誠即大言道：「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68]　　另一方面，他用史學來修正宋學，提出了「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命題。指出：「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浙東學術》篇中的這一段話，實是章學誠學術大旨的闡發，他的「言性命者必究於史」顯然是針對宋學的「空言義理」而發，這與顧炎武提倡的「經學及理學」實有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意。　　1921年夏，張爾田序《章氏遺書》，有一段稱述「六經皆史」的文字：「先生當舉世溺於訓詁、音韻、名物、度數之時，已慮恆干之將亡，獨昌言六藝皆史之誼，又推其說施之於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於子政辨章舊聞，一人而已。……為先生之學，則務矯世趨，群言殽列必尋其原而遂之於大道。」[69]這裡明確表述了章學誠提倡「六經皆史」與他力圖挽救時代學術風氣的密切聯繫。章學誠在《淮南子洪保辨》一文中指出：「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君子經世之學，但當相弊而救其偏。」[70]而他所用來「相弊救偏」的學術形態，正是經世致用的史學。也就是說，在漢學與宋學之間，章學誠選擇了倡導史學，來實現他的學術價值觀。　　自乾隆三十七年始，至嘉慶六年十一月，不可抗拒的死神來臨，章學誠託付全稿於蕭山王宗炎，乞為校定，萃其三十年心血而成的《文史通義》方告終結。章學誠曾言：「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仆身後之桓譚也。」[71]則他是將《文史通義》價值的發現，留給了後世。事實也確如他所料，直至近代，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其中蘊含的精湛思想。可以說，《文史通義》也是章學誠的一部經世之書，它以卓立於主流學派之外的姿態，發自衿腑之言，於時風流弊進行著不妥協的批評，謀求學術革新發展之道。儘管在當時缺少知音，但確如梁啟超先生所肯定：「實為晚清學者開拓心胸，非直史家之傑而已。」[72]更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鞭撻千古、掊擊當代」的傳統學術批評中，《文史通義》一書為我們留下了諸多時代學術風雲的印記。　　[1] 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序》，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6年版。　　[2] 參見，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家書五》；《章學誠遺書》佚篇，《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3] 按，章學誠初撰之《文史通義》，所呈錢大昕、曹學閔之「內篇」三首，似乎當為今《校讎通義》之內篇《原道》、《互注》等篇，余英時先生等學者已有所考論，(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內篇八《補論：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乾隆三十七年，章學誠托曹學閔轉交的《上曉徵學士書》中，與錢大昕反覆講論四部、七略、《漢書·藝文志》等等，皆為目錄學之問題。其「內篇三首」當為校讎學之內容，《上曉徵學士書》可作最好之佐證。而章學誠何時將《校讎通義》從《文史通義》中獨立出來，卻仍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章學誠明言，乾隆四十四年，撰成《校讎通義》四卷，則其時《校讎通義》當已獨自成帙。兩年後《校讎通義》因遇盜盡失，轉抄友人所錄，得三卷。或此時章學誠已決意初撰《文史通義》中之校讎學內容析出。而撰成於乾隆四十八年之《詩教上》有注云：「詳見外篇《校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詩教下》有注云：「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可見直至乾隆四十八年，章學誠仍有將《校讎通義》更名《校讎略》，為《文史通義》「外篇」之意。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章學誠在寫給畢沅的書信中說：「其生平撰著，有《校讎通義》、《文史通義》，尚未卒業，然頗有文理，可備採擇。」（載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2，《文集》七，《上畢撫台書》。）此時又將《校讎通義》與《文史通義》並稱，或此四年間（乾隆四十八至乾隆五十二），章學誠又決意將《校讎通義》獨自成帙了。其中淵源，仍待詳考。本文於此僅討論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的主要旨趣，暫不涉這一問題。　　[4] 按《上曉征學士書》為此年章學誠託付曹學閔轉交錢大昕之「候牘」，而非胡適著、姚名達訂補《章實齋先生年譜》中所言之《上辛楣宮詹書》。參見陳祖武《章實齋遺札二通考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三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版。　　[5] 章學誠《上曉征學士書》，載黃雲眉《史學雜稿續存》之《雜考》附錄二《章氏遺書未收入之石齋手札二通》，齊魯書社1980年版。　　[6] 章學誠《校讎通義·自敘》，《文史通義校注》本，第945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7] 邵晉涵《南江文鈔》卷8，《與章實齋書》，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8] 按，信見《章氏遺書》卷29，《外集》二，《與嚴冬友侍讀》。其中云：「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草創未多，頗用自賞。」 　　[9] 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第十六，《志隅自序》。　　[10] 章學誠《與錢獻之書》，載《章學誠遺書》佚篇。　　[11] 章學誠《校讎通義·序》。　　[12]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再答周 谷論課蒙書》。 　　[1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九章《章實齋》，第464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4] 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第170頁。《海外學人叢書》，三聯書店2000年版。　　[15] 按，指今天所見之「大梁本」與「章氏遺書本」。　　[16] 參見：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下》跋語，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史余村簡》。　　[17]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陳鑒亭論學》。　　[18] 按，據錢穆先生考訂，所刻之目為《易教》、《書教》、《詩教》、《雜說》、《評沈梅村古文》、《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與邵二雲論文》、《又與史余村》、《與史余村論文》、《雜說》、《方誌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知難》、《答陳鑒亭》等篇。　　[1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庄書》。　　[20]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庄書》。　　[21] 章學誠《又與朱少白》，載《章學誠遺書》佚篇。　　[22] 按，關於此事，可參見這封書信前半部分。　　[23]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9，《外集》二，《上尹楚珍閣學書》。　　[24]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9，《外集》二，《上辛楣宮詹書》。　　[25]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26]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9，《外集》二，《上辛楣宮詹書》。　　[27]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末，《汪喜孫跋》。　　[28]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博約中》。　　[2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雲書》。　　[30]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　　[31]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博約中》。　　[32]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吳胥石簡》。　　[33]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下》。　　[34]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35] 焦循：《雕菰集》卷13，《與劉端臨教諭書》。道光四年阮氏刻本。　　[36]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族孫守一論史表書》。　　[37]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38]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8，《文史通義外篇》二，《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3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3，《文史通義內篇》三，《博雜》。　　[40]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41] 江藩《經解入門》第十五，《漢宋門戶異同》，北平文化學社1932年印行。　　[42]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第134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版。　　[43] 姚瑩《東溟文外集》卷1，《覆黃又園書》。同治六年《中復堂全集》本。　　[44]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五》。　　[45]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46]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五》。　　[47]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五》。　　[48]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五》。　　[4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答沈楓墀論學》。　　[50]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　　[51] 焦循《雕菰集》卷13，《與劉端臨教諭書》。　　[52]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書》附録《懋堂先生書三通》之第三通。 　　[53]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9，《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　　[54]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　　[55] 參見向燕南《從「榮經陋史」到「六經皆史」——宋明經史關係說的演化及意義之探討》，《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4期；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第一章《元代理學影響下的史學思潮》第43—4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56]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1，《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57]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1，《文史通義內篇》一，《原道中》。　　[58]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中》。　　[5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　　[60]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下》。　　[61]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5，《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62]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　　[63] 陳祖武《清儒學術拾零》，第265頁。按，關於章學誠「六經皆史」中的尊經、抑經問題可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9—510頁；柴德賡：《試論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光明日報》1963年5月8日；倉修良《也談章學誠六經皆史》，載倉修良《史家·史籍·史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4]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8 ，《外集》一，《上朱中堂世叔》。　　[65]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253頁。三聯書店2004年版。　　[6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四。　　[67]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5，《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68]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8，《外集》一，《上朱中堂世叔》。　　[6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首，《張爾田序》。　　[70]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7，《文史通義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　　[71] 章學誠《又與朱少白》，載《章學誠遺書》佚篇。　　[7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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