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視角】丁冬漢：政體、社會結構、政治權力與印度發展
Regime，social structure，political power and India"s development
【摘要】近年來，中印兩國發展對比逐漸為世界學術界所關注。隨著近年來印度經濟發展加快，不少學者認為:因為印度是所謂 「民主」政體，最終將在中印發展競爭中勝出。但是，僅從所謂民主、威權等抽象的政體理論，認識印度的政治體制及其治理績效，並對中印兩國發展進行比較和預測得到的結論並不科學。如果從政體、社會結構與政治權力運行視角，從印度政體與傳統社會結構，政治權力運行扭曲，政治體制推動國家發展低績效等方面，深入研究現代印度發展的具體情況，可以發現印度經濟發展存在著極大的地區不平衡性以及諸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要實現趕超中國的發展目標尚存在很大難度、諸多問題。
【關鍵詞】政體; 政治權力; 社會結構; 印度發展
中印兩國在人口、規模、歷史等方面有諸多相似性，中印競爭，過去因印度發展的確乏善可陳，肯定中國是主流。近幾年，隨著印度經濟發展提速，肯定印度的開始增多 (尤其是西方唱讚歌) 。主要論據就是印度是 「民主」政體。有的甚至認為，中印是龜兔賽跑，最終勝出者還是印度。典型如2005年出版，由美國學者弗里德曼，布雷斯·季禮主編的《亞洲的巨人: 中國和印度的比較》一書，「認為中國取得的成就不足以稱為『成功』，印度不能稱為『失敗』。」其不僅讚揚印度的民主制，還認為「在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治理等領域，印度與中國取得了同樣的成就。且預測，因印度是民主制度，未來印度將比中國更有發展潛力。」
中印發展成就，要用數據說話。1949年中國鐵路里程為21800公里，英國為有效統治印度，到1875年就在印度構築了總長達6541英(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國。1英里約等於1.61公里)鐵路網。到20世紀80年代，85%的印度鐵路網，依然英國人所修建。印度獨立後修建，位於印度西海岸，全長750公里的貢根鐵路在90年代才完工。2014年印度鐵路里程6.58萬公里，中國11.2萬公里，高速鐵路印度是空白(更不用提高速鐵路技術) 。
1949年中國鋼鐵產量15. 8萬噸，是印度的八分之一。2010年中國鋼產量6.27億噸，印度6830萬噸，中國是印度9.2倍。1947年印度人均國民收入77美元，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 28美元。2015年中國人均GDP7960美元，印度1617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 。
為深刻了解印度 「民主」與國家發展的關係，本研究將從政體、社會結構、政治權力視角，對現代印度發展，進行深入分析。
一、政體、社會結構與政治權力
不少政治理論多從民主、專制等抽象理論維度來分析國家，但這種視角實際上很難真正深入研究一個國家政治體系的治理能力與治理績效。很多所謂 「民主」國家發展很低效，如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印度也乏善可陳。要深刻認知一國政治體系及其治理績效，從政體、社會結構和政治權力運行三者互動的視角來分析，才有更深刻的認知。有學者指出國家政治體系內部有三重結構: 政體結構、(政治) 權力結構和 (社會) 利益結構。
政體結構: 即由憲法等法律規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正式機構。包括涉及國民權利、國家權力的相關制度，如選舉、政黨制度等，正式權力機構，如政府、議會、法院等。
政治權力結構: 即掌握政治權力的精英階層，以及精英階層內部不同集團所處地位、相互關係等。其決定政權由誰實際控制，以何種方式，按什麼規則控制、行使政治權力等。與公開、規範、成文的政體結構相比較，政治權力形成、運行深受社會結構、傳統、以及習慣等的影響。
社會利益結構: 即擁有政治、經濟、社會影響力等資源的利益集團，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社會利益集團對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就在它們之間的博弈、交換、制約等關係基礎上產生。以社會利益集團為基礎組成的整體社會結構，是一國政治權力真正產生、運行的基礎。
國家政制，政體往往只是外在形式和程序性平台，真正治理能力、績效多體現在政治權力與社會結構的互動中。體現在政體的規範、成文規則，如選舉、政黨、議會等機制下，什麼社會集團的人能成為真正的政治權力精英，這些精英為誰服務，政治權力能否真正實現政體建構所希望的政治意圖、目標? 其關係簡單圖示如下:
一國雖有政黨、選舉、議會等現代政體機制，如果社會結構是傳統的，主導民眾利益、認同的依然是部族、家族、教派等，政治權力運行多會被扭曲。所謂民主 「選舉」的政治官員，要麼是教派、家族政治強人，要麼是其代表。現代政體只是為傳統社會強權披上合法外衣，徒有 「民主」虛名。
二、印度政體與傳統社會結構
有人稱現代印度為「柔性國家」。政治權力被傳統社會結構所綁架，這種 「綁架」隨著與權力中心的距離遠近而變化，直到政治權力在地方層面上最終溶解到社會網路中。這導致印度政府儘管有很多好的規劃，卻沒有執行力，推行不下去。
印度政體是對英國殖民統治體系的和平繼承。英國殖民印度近兩百年，雖為殖民統治，建設鐵路、工廠等，但為了統治穩定，對印度傳統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如種姓、地主等，不僅沒有任何觸動，還有意識籠絡這些特權階層。 「20世紀20年代的孟買選舉中，婆羅門種姓當選的概率比馬哈爾人高出100倍。這種選舉模式告訴印度人，站在派別的立場，而不是公民的立場考慮問題。」
印度1947年獨立時， 「僧侶貴族婆羅門，軍事、行政貴族剎帝利，掌握著印度財富和權力，種姓層級最高的婆羅門，不到人口的4%，卻有七成司法權和近半數國會席次。」
此外，印度獨立的主要推手聖雄甘地以及國大黨主張通過和平、而非革命途徑實現印度獨立和解放，主張反對英帝國主義，但不反封建。對他們來說，「敵人是帝國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
由於對傳統社會結構、思想沒有觸動，民眾對政治的認同，不是基於現代普遍性，而是對傳統家族、教派等的認同。名義上實行普選，但因民眾貧窮、文化素質低(很多都是文盲) ，窮人，特別是廣大農民對候選人的選擇，多基於家族、宗教、種姓方面的認同。使得印度雖有政黨、議會、普選等，但政治權力運行，卻被傳統社會結構所俘獲。典型如政黨。
印度政黨之多，可謂世界之冠。按印度中央選舉委員會標準: 有全國性政黨、地方性政黨和註冊性政黨; 按意識形態: 有民族主義政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教派主義政黨等; 按階級屬性: 有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政黨，工人、農民政黨、低種姓政黨等; 按政治傾向: 有左翼激進政黨、中間自由政黨、右翼保守政黨等。政黨如此之多，實際就是被社會結構俘獲的體現。其註定政黨力量軟弱，政黨太多、太濫，單個政黨社會基礎必然薄弱，在權力機構中很難獲得穩定多數。
現代政治權力運作離不開強大政黨。印度政黨軟弱，其為了獲取資源和社會支持，不得不向強大社會勢力讓步，冒犯地方政治家或者地方有權勢者的政黨官員，常會被調任。如1957年在喀拉拉邦議會選舉中佔優的共產黨人，為推進土地改革頒布了相對激進的法令，在印度全國大地主中引起了恐慌。當時的總理尼赫魯使用總理特權，撤換了喀拉拉邦行政長官納姆布迪里帕德。
印度的政治競爭，實質成了各種利益集團大行其道的淵藪。有權勢種姓居統治地位，這使得印度政府甚至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經濟機會方面，也偏袒特殊群體，排斥其他群體，通常是落後種姓。「這種爭權奪利使得政府權力成了表現種姓尊嚴和親族忠誠的工具。」
三、政治權力運行扭曲
印度所謂「民主選舉」、多黨制，在實際政治權力運作中被扭曲，只是為傳統特權、強勢階層利益披上了合法外衣。
(一) 扭曲選舉
普選是印度議會制政體運作的基礎。長期以來，很多民眾並不能按自己的意願來投票，甚至可能並不真正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麼。特別是農村，因很多土地都在地主手裡，很多農民選舉時不得不按地主意圖投票，否則就難租到地主的田地。印度是土地私有制，嚴重分配不公。「2003年除了自住地以外，農村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達到0.76，有31%的家庭沒有耕地，80%的家庭擁有1公頃以下的耕地，另外20%的家庭卻擁有78%的土地。」這種嚴重分配不公的土地私有現狀，「導致印度實際仍存在地主、佃農和農業工人等階層，使整個印度農村停留在 『半封建』時期。」這種狀況嚴重扭曲了印度的所謂民主選舉。「從經濟結構看，到處可見貧困人群和低種姓農民對地產精英的依賴，後者控制著從屬於他們的前者的選票。」即使有小塊土地的農民，也難以按自己的意願來投票。因為「一些地方的地主階級因手中有村務會和貸款機構，大權在握，可以玩弄民主於股掌之間。」
(二) 政策意圖、執行被扭曲
選舉出的政治精英來自特權階層，其政策制定、執行必然反映他們的利益，即使那些形式上為大眾利益謀福利的政策，實際也難推行。印度政府也試圖用各種手段，如累進所得稅等來限制各邦地主、工業和金融巨頭們的權力和財富。形式上，「鄉村中上層土地所有者、商人、放債者、一般實業家和中高級公務員，都把這些並非十分湊效的政策看成是建立更大平等的嘗試。在公開討論中，更多地考慮 『中產階級』有利於推動平等事業。」但「真實的情況是，在印度背景下，這個 『中產階級』顯然是上層社會的一部分。」
儘管經過70年發展，印度取得了相當進步，但傳統強勢階層主導政治權力的格局並沒有多少改變。儘管今天印度三分之二農民擁有小片土地，參加選舉投票，可是在政策決策中，卻被邊緣化和忽視， 「因為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權，使大量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大地主和增長著的資本主義農場手中。」
這些掌握著土地和農場的大地主，「在一般和不明確表態的情況下，他們坦率地、幾乎是熱烈地聲稱需要劇烈地社會和經濟變革; 而在制定政策時，他們極其謹慎以便不破壞傳統社會秩序。當他們確確實實進行激進的制度改革立法時—如稅收和有關鄉村財產權的立法—他們讓法律存在各種漏洞，甚至使其不能執行。」
(三) 中央政府執行力軟弱
印度國家整體權力結構被稱為 「三節棍」，中央、邦、地方脫節。作為聯邦制國家，中央政治權力軟弱，受制於地方邦。由於地方邦受到社會特權階層更多的滲透，其在制定政策時不得不迎合特權階層的利益，這使得印度中央政府公布的、處於核心地位的，希望推動變革的政策，在地方邦難以推行。「新德里 (中央政府) 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不願意過激批評邦的統治者，因為新德里對處於核心地位的制度的掌控，很脆弱，且政治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地方權力基礎傾向於迴避。」
2012年7月印度爆發令世界震驚的大停電，就是因為以北方邦為首的數邦，連續多月超額用電使印度電網不堪重負所致。此次大斷電的 「罪魁」是北方邦執政黨社會黨。該黨是北方邦的地方政黨，在 2012年3月選舉獲勝上台，為地方利益放肆超定額用電。「印度政府電力部此前曾為此警告過總理辦公室，因害怕得罪社會黨，印度總理辦公室對警告未加理會，最終釀成大禍。」
因人口增長太快，國家不堪重負。20世紀70年代國大黨強勢總理英迪拉·甘地領導的政府，推行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因不少政黨在選舉中極力攻擊，英迪拉·甘地在1977年大選中被迫下台，計劃生育政策隨之夭折。
印度獨立後，政府也希望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在試圖創造這樣一種制度的基礎結構過程中，印度在計劃和制定規劃這兩方面(在南亞國家中) 都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公眾圍繞這些努力進行辯論的水平和深度一直很高，並且印度也對計劃執行的結果，特別是對鄉村發展規划進行了最深入的評價和分析。」因為中央政府執行力弱，規劃所追求建立的基礎結構是以農村自治和合作為基礎，使得這些規劃在農村執行非常差。「印度農村發展規劃一直試圖實現的自治和合作類型，明顯違背了過去和現在的實際和觀念。新規劃試圖引導村民成為理性的人，讓他們尋求變革和改善。」但農村傳統力量非常強大，印度政府所希望的自治和合作，「充其量是維護現存關係。」
四、政治權力被傳統社會結構俘獲根源
印度獨立伊始就實行多黨競爭、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選」，無論從社會結構，還是經濟發展階段看，可能都是一種早熟的制度。
要改變傳統社會結構，變革不合理生產關係，就需要強行打破、剝奪不合理的、少數人的政治、經濟特權。但大眾普選，首先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要默認現行政治、社會、經濟秩序安排的合法性和各種權利。這就使打破傳統社會、階級結構，實現社會結構大變革極難。
運轉良好的多黨競爭、大眾普選政體。一般要滿足三個條件: 一是候選人來源具有廣泛性，二是民眾對候選人具有較強辨別力，三是民眾能按自己的意志自由投票。獨立後的印度，這三大要素都有問題。
首先，特權階層廣泛存在，候選人主要來源於高種姓、地主; 其次，大部分民眾知識文化水平層次極低，很多都是文盲，對教派、家族等認同，壓倒對普遍利益的認同; 最後，印度地主、特權者能操縱選民投票。
政體只是外在形式，「誰」真正掌權，權力為誰服務，才是核心問題。印度 「民主」解決的只是 「程序合法性」，正是政黨競爭、普選，使其政治權力，被傳統特權階層所俘獲。其實，民主絕不是簡單體現為選舉、多黨制等，其體現的更是一種實質。一個國家的公民只有實現普遍意義上的平等，不存在主僕關係，人們擁有諸多自由的權利，才能說明該國真正實現了民主制度。印度廣大的女性文盲群體，綿延百里的貧民窟，種姓不平等，充分證明了印度 「民主」 的虛化。現實也是，其「民主」不但難以解決印度國家發展的根本問題，實質還固化、阻礙了國家發展根本問題的解決。
五、政治體制推動國家發展 「有心無力」
一國在獨立建國初期，往往是最有朝氣，既得利益羈絆較少，容易推動改革的時期，但印度政治權力被社會俘獲的現實，使其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有心無力。即使獨立初期，政權控制在以尼赫魯家族為主的國大黨手中，面對強大傳統社會勢力，開國總理尼赫魯也舉步維艱。印度學者說，「許多在英國學校接受了教育的印度中上層精英，熱烈擁護民主、自決和民族主義等思想，這些人中有幾位成了爭取民族自由的領袖。」鴻溝的另一面則站著大多數印度人，「界定他們的是次大陸的大眾文化，支配他們的則是由種姓、宗教、社會風俗三者構成的專制統治。鴻溝兩邊的觀念毫無共同之處。印度的改革家們站在岸邊。放眼向彼岸望去，看到的情景令其大吃一驚。」印度改革家平·昌德拉·帕爾寫到，「當年，我們熱愛的是我們稱之為印度的這一抽象概念，但是…我們卻厭惡他的現實』。」印度獨立後的政治權力體系，就建立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上，獨立後的首任總理，享有巨大威望和能幹的尼赫魯，只能小心翼翼的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周旋，無法推行具有強有力的現代性改革。印度推動國家發展的政策，被傳統社會結構所消解。
印度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簡單圖示如下:
印度政治權力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無力，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 無力推動農村土地改革
阻礙印度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土地問題。印度並非沒有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印度在短時期內，密集通過了一系列有關土地改革的立法，主要有四類: 「一是廢除柴明達爾制及包稅制，二是規制租佃合同，三是設定土地擁有量上限，四是整頓各自為政的不同租佃制度…幾十年過去了，只有廢除中間收稅人一項獲得了可見的成就，保護了小農和佃農的權利。」
印度土地改革之所以推不動，因為 「許多邦的立法機構都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凡是危害其階級利益的改革都可能被阻止。」獨立後主導印度近半個世紀的國大黨不是一個革命政黨，而是一個由印度傳統社會結構不同集團內追求獨立精英所組成的政黨，地主階級精英又是主導。「(尼赫魯政府)未曾嘗試值得一提的土地改革…作為一個政黨，國大黨為富農、商人和城市專業人員的聯盟所控制，其中大地產的分量是最重要的，其政策正是反映了此類集團的利益。」
失去了建國初期的良好歷史機遇，以後就更難了。著名南亞研究學者繆爾達爾說，「證據表明，(印度) 徹底改造農村結構的適宜時機已經過去。在大戰剛剛結束後歲月里採取行動，全面改革也許早就完成了。」之所以土地改革的時機已經過去，「零敲碎打完成的各項改革加強了鄉村上層階層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地位，而現政府就依靠這些人的至關重要的支持。」
21世紀的今天，土地問題依然是困擾印度發展的主要障礙。「印度至今約有5760萬無地農戶。」「一方面是在資本、欠薪或高利貸盤剝下為貧困和債務所迫的小農、僱工和流浪的短工; 另一方面是掌握著財富和權力、傳統的或也同時佔有大量資本的地主階級。」地主階級不僅控制著大量的土地，「這個階級的成員還控制著工業、商業和金融領域的諸多資源，並佔據著教育、醫療、法律各界及議會、政府的要害職位。」
(二) 難以革除社會特權
今天印度，依然是一個充滿各種特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國家，「在駛往加爾各答的列車上，一位穿著筆挺襯衫的退役軍官和我們共住一間包廂，在聊到這個問題(民族、宗教等多樣化的印度各階層如何和諧共處)時，他顯得興味盎然。首先他聲明，雖然已經退役了，但因為還負責檢查各哨所的新兵，所以還是有乘坐頭等艙特權，他也順便解答了我一直的疑問，為什麼『first class』和AC2(僅次於頭等艙的空調卧鋪車廂)，明明有很多空位卻告知滿座不再出售，原來政府官員、軍人以及過去的土番王等特權階層，坐火車是不買票甚至不用預訂的，這些座位就是為可能出現的特權階層預留的。」
基於種姓、土地等的特權，在農村尤為明顯，但政治精英卻沒有推動變革的動力。儘管多數信仰甘地思想的領導人坦率承認鄉村中存在著普遍不平等，他們也認為需要進行一場廢除種姓等級制度和土地私有制的徹底革命，「但他們卻不主張採取強制手段來實現這種革命。如尼赫魯認為，這不是要真正變革社會秩序，而是要把重點放在現行制度內的博愛和仁慈上面，既得利益保持不變，不論現有的利益格局如何。」
特權階層對政治權力的俘獲，印度北方邦是個典型。北方邦眾多鄉村的運作，與殖民地時期幾乎沒有區別，「僅有一個 『村長』作為地方與邦的全能中介。」其中一個重要發展就是 「現在村長是選舉出來而不是由政府選定」。因為缺乏代表弱勢群體的、有效的政治組織，「村長這個令人羨慕的職位通常被地方精英中的某些人攫取，他們更經常利用職位增加個人利益而不是追求任何社會目標(最近一項對印度北方邦東部的研究發現，調查的82個村莊，多達三分之二的村長屬於塔庫爾種姓——當地傳統上擁有土地的上層階級，以暴力壓迫低種姓而聲名狼藉)。」因為地方政治權力實質被特權階層掌控，「根源於政治集權和深刻的社會不平等的地方民主制的缺點，是北方邦地方公用設施全面崩潰的重要原因，這個失敗反過來導致北方邦經濟和社會貧困落後。」
(三) 阻礙教育等社會發展
因為社會極不平等，政治權力掌握在特權階層手中，這些特權階層嚴重忽視國家和地方弱勢群體的基本需要。農村有些村莊的地主為了持續維護自己的特權，甚至故意阻礙政府建立小學。而這些地區的選民 「對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成效也並不那麼關心。」特權階層的阻撓，民眾自身的冷漠，使得 「中央邦和北方邦有一半的落後種姓和設籍部落的村莊，連一所學校都沒有。」
印度基礎教育很差，高等教育還差強人意，其實與社會結構有關。「那些叫嚷著進一步推廣高等教育的，有更多特權的團體在政治上要強大得多，更能組織起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而這些階層和團體在接受初等教育上的經濟實力，比貧困階層強得多。「印度有些地方，某些特權階層的成人幾乎完全識字，而貧困階層的識字率接近於零，尤其是女性。」
在印度傳統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婆羅門把學習《吠陀經》保留給兩個高等種姓的男性階層，認為讓女子教育是對社會秩序的威脅。對女兒的教育只會有利於他人。據1981 年數據統計，「從未上過任何學校的12～14歲農村女性，在全印度超過一半，在北方邦、中央邦和比哈爾邦超過三分之二，在拉賈斯坦邦高達82%。」教育落後導致龐大的人口無法轉化為生產力，人口紅利無法實現，這是限制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層 「牢籠」。
難以推動教育、醫療等社會發展，也難以提升社會個體能力和人力資本。但在所謂「民主普選」下，政客為吸引窮人選票，卻大力鼓吹保護「弱勢群體」，實際效果往往適得其反。如印度法律因嚴格保護承租人利益，削弱了印度城市住房市場。其租金管制法案規定最低的租賃期限，對逐出房客做嚴格限制，基本上可允許房客賴著不搬，這使得閑置房屋無法進入市場租賃，最後損害了房東也損害了潛在租戶的利益。「克拉拉邦因為過分的最低工資要求，卻使資本家大量採用機器技術來替代人力，結果失業率極高。」
(四) 基礎設施建設舉步維艱
良好的道路、電力等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基礎。2012年7月印度大停電舉世皆驚，而這只是印度基礎設施落後的一個側面。在印度修建公路、運河和鐵路等基礎設施極其艱難，根源就是地問題。印度學者兼社會活動家查得爾吉說，「印度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的土地改革，除了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獲得成功外，其他地區統統失敗了。而失敗是因為在農村龐大的選票挾持下，沒有政黨敢於真正得罪地主。」
建設鐵路等基礎設施需要佔用大量土地，這離不開拆遷。印度土地多為地主所有，但耕種土地的大多不是地主。很多地主躲在幕後，指使佃農抗拒拆遷，漫天要價。租地者無論是否風調雨順，都可以穩賺不賠。阻撓成功，土地依然在手，不成功，則可抬高補償費。印度人多地少，佃農失去耕種的土地，生計無著，因此反對特別激烈。他們又擁有最多的選票，很少有政黨敢於動真格推行自己的執政計劃，這是基礎設施建設在印度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此外，印度無地農民對災禍幾乎毫無抵抗力，只有進城謀生，出現大量的貧民窟。這些貧民窟敢建在私人土地上，只能建在鐵路、公路、河道、公園等邊緣。這使得鐵路、公路等既有基礎設施改造極其困難。公路想拓寬，鐵路建雙軌，就得拆貧民窟，在選票主導下，極難。莫迪政府上台，希望通過引進外資加快鐵路等基礎設施發展，能走多快還未為可知。
沒有完善的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加工製造業無從談起。今天印度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年輕勞動力。按比較優勢，印度應發展加工製造業(像改革開放的中國一樣)，然而印度卻選擇發展高智力、高投入產業，產業鏈短，拉動力弱，對解決大眾就業無幫助的軟體業，未必就是無奈之舉。
莫迪政府上台，印度人民充滿期待，國際社會也不乏讚譽。其前任，國大黨的辛格總理，曾也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先鋒，上任之初也人氣頗高。但政治權力被社會結構俘獲、扭曲的現實，使其不得不在黨派之間和稀泥，聲音日益輕微。印度社會戲謔地將手機靜音模式稱為「辛格模式」。
印度近幾年GDP增長似乎很亮麗，如2016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7. 5%，以下兩個因素不容忽視。一是2014年開始國際油價大跌，讓75%原油都需進口的印度，甩掉了很大的包袱。通脹得到抑制，莫迪政府能削減昂貴的公共燃料補貼，增加其他公共開支; 二是修改統計方法。2015年2月，印度中央統計局對GDP統計方式進行修改。印度拋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採用的以要素價格為基準，而採用市場價格作為衡量GDP增長的基準，其沒有扣除通貨膨脹要素。如果按以往統計方法，印度經濟增長率並不亮麗。
國家發展需體系支持。今天印度土地私有，種姓制度，政治權力運行扭曲，基礎教育落後，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等痼疾，並沒有改變多少，莫迪能推動印度發展走多遠，尚需拭目以待。
六、結語
休謨精闢指出，「形成一個社會就是政治。」歐、美等國採用議會制、總統制、普選等，有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如普選在英國發展了幾百年，直到1948年英國公民才有完全的，不論性別差異，給予一人一票選舉的權利。尤其是作為工業文明先行者，在歷史演進中，通過工業化、城市化逐漸消解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內在弊端，其途徑是社會、經濟結構現代化在前，所謂民主政治現代化隨後。
有學者說: 「假如平等問題和土地問題沒有解決而移植了西方所謂『民主制度』，基本上再無改變的可能。」這段話可謂對現代印度「民主」體制與國家發展之間關係的深刻闡釋。
不少讚揚印度 「民主」的一個重要論據就是印度穩定，卻避而不談印度廣大邊遠農村還存在的游擊隊、分裂主義等組織。自獨立以來，印度的確維持了基本穩定，但這種穩定是以國家發展緩慢為代價，其基礎是民眾的貧窮與愚昧。無疑，今天印度也在發生變化，莫迪政府的上台也可以被看作是這種變化的結果。
亨廷頓曾說，「印度在政治上相當穩定。這是為什麼? 部分答案在於某種 『壞』東西: 那就是印度的文盲。文盲在印度滋養了民主制的穩定……當有文化的人組織起來挑戰現存制度時，文盲和半文盲僅僅是投投票……現在當新的有文化的中下階層開始在印度出現，國家政治卻變得十分骯髒。」未來印度是否能繼續延續這種穩定，還需打個問號。
為什麼印度「民主政治」經常受到西方媒體、政客青睞? 有印度學者道出了其中玄機。「面對這種悖論，西方觀察家的心情非常矛盾。他們之所以贊成村社發展規劃，部分原因是他們支持保守的、基本上是反共的勢力。然而他們經常感到，保守力量過於強大，要避免革命，南亞國家必須改革不平等的鄉村結構。他們後悔在土地改革和租佃保護方面進展太小。然而，對這個問題的關鍵性批評少得可憐。顯而易見，在大多數討論民主計劃各種方案的著作中，外交問題一直是主要內容。」
【作者簡介】丁冬漢，上海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資助項目階段成果。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contrast of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around the world．With the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of India"s economy in recent years，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India will be thewinner in the competition of development because India is a so －called democratic regime．However，judging from India"s politic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it is not correct to compare and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India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of so －called democracy，authoritarianism and other abstract political theories．In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me，social structure and the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the in －depth analysis of modern India，including its regime，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poor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and the low performanc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for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will reveal that there are conspicuous regional imbalances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y factors causing social instability，which will surely hinder its realizing the goal of beating China in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gime; political power; social structure; India"s development
編輯說明：文章來源於《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文章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釋從略。
編 輯：王東昕 李春亭 吳鵬 賈淑鳳
編輯助理：王孟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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