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強擴張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動蕩的火種

2011年03月21日 02:13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李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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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上海財經大學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公共課 作者：李平民 原題為：列強擴張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動蕩的火種

1.1.列強與奧斯曼帝國「遺產」之爭

地處歐、亞、非三大洲地帶的中東[1]，是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和古代文明（古埃及、古蘇美爾、古巴比倫、古亞述）的發祥地。這裡的大部分地區曾先後屬於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和奧斯曼帝國，自古以來就強者逐鹿、兵馬馳騁之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眾多民族、各種文化在這裡是衝突、交融，眾多王國或帝國的版圖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地變化，形成歷史上極為複雜的民族和宗教問題。

似乎歷史上每一位企圖控制和佔有這裡的強者都可以從歷史上找到理由。對猶太人來說，他們是「上帝的特選子民」，伊拉克是他們的故土，巴勒斯坦是上帝賜給他們的「應許之地」。據聖經記載，大約早在公元前1800年前後，猶太人就在其族長亞伯拉罕的帶領下從現在的伊拉克「渡河而來」到巴勒斯坦，並由此而得名「希伯來人」。亞伯罕的孫子雅各曾因與上帝摔跤而得名「以色列」。因逃避饑荒，雅各帶領族人逃到埃及。為逃避埃及法老的迫害，先知摩西率領希伯來人從埃及逃回巴勒斯坦。途徑西奈山時與上帝立約，以《摩古十誡》而傳諸後世。據歷史記載，在大衛和所羅門為王時（1004——962年），猶太人的歷史輝煌一時，他們在約旦河兩岸建立希伯來王國，定都耶路撒冷，在錫安山上建立膜拜上帝的聖殿。所羅門死後不久，王國一分為二，北部的以色列王國於公元前722年亡於亞述，南部的猶太王國於公元前586年亡於巴比倫。之後數百年，猶太人先後處于波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統治之下。約在公元前165年，爆發哈斯蒙家族（或稱馬卡比家族）領導的猶太民族大起義，解放了耶路撒冷，再次建立猶太人王國。公元前63年，羅馬皇帝龐培率軍攻佔耶路撒冷，建立羅馬統治，扶植傀儡政權，受羅馬駐敘利亞總督的監督。在羅馬人統治時期，猶太人爭取獨立的鬥爭遭到殘酷鎮壓，數萬猶太人被殺，倖存猶太人或被賣為奴，或被迫流散世界各地。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猶太教成為流散猶太人的精神紐帶，耶路撒冷和那裡的錫安山成為他們團結統一的象徵。

對於基督教徒來說，耶路撒冷的神聖性並不亞於猶太教。基督教由猶太教發展而來，聖經中的舊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信奉的神聖經典。據聖經記載，巴勒斯坦的伯利恆是耶穌基督的誕生地，耶路撒冷是耶穌基督受難和復活的地方。由於公元4——7世紀中東大部分地區曾經屬於羅馬帝國，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和西歐封建主為了控制地中海中部沿海和東西方貿易通道，掠奪東方的財富，就以解放「主的墓地」和保護聖地為號召，發動了長達200年之久的十字軍東征（1097——1187年），並在巴勒斯坦建立長達140年之久的耶路撒冷王國（1099——1268，1228——1291年）。耶路撒冷有許多大小小的基督教堂、修道院和教會學校，他們分別屬於東正教、天主教或新教。

對阿拉伯人來說，從遙遠的古代開始，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地中海東部一帶就成為他們的先民繁衍生息的故鄉。阿拉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它起源於阿拉伯半島。7世紀初，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統一阿拉伯半島。經過100多年的征戰和，阿拉伯人建立了一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其疆域東部曾與中國的唐朝接壤，西達大西洋，南達非洲北部。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在阿拉伯帝國治下的廣袤土地上逐漸形成共同的文化傳統而阿拉伯化。對伊斯蘭教徒來說，麥加、麥地那和耶路撒冷是他們的三大聖地。麥加的克爾伯神廟裡供奉著天降神物（一塊巨大的黑色殞石），是穆罕默德修行九年、按受安拉啟示、創立伊斯蘭教的地方；麥地那被稱為先知之城，是穆罕默德建立早期的伊斯蘭國家和統一阿拉伯半島的中心；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國家從阿拉伯半島向外擴張、建立阿拉伯帝國的要道口，據說是穆罕默德「夜行登宵」、聆聽安拉啟示的地方。

公元8世紀中葉，阿拉伯帝國分裂為以巴格達為中心的黑衣大食和以科爾多瓦的白衣大食；9世紀中葉，又分裂出以開羅為中心的綠衣大食。之後，阿拉伯世界出現混戰和四分五裂的局面。從11世紀開始，突厥人向西大規模遷徙，西歐封建主發動200年之久的十字軍東征（1096——1270）。13世紀中葉，蒙古西征，在西亞建伊爾汗國。14世紀中葉，以奧斯曼為首的一支突厥人在小亞西亞興起，經200年之久的征戰，16世紀中葉，又建立一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阿拉伯人處於奧斯曼土耳其統治之下達400年之久。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是歷史上最後一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在蘇里曼一世的統治下（1520——1566年），奧斯曼帝國達到它的鼎盛時期，它的疆地從多瑙河伸展到波斯灣，從南烏克蘭伸展到埃及，囊括今歐、亞、非40多個國家的土地，面積達600多萬平方公里。但蘇里曼大帝逝世之後，「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以驚人的速度繼續下去的」。它的衰落引起西方列強瓜分其「遺產」的鬥爭，通過戰爭強佔它的領土，通過不平等條約攫取漢外法權。加上巴爾幹被壓迫民族謀求獨立的起義，最終使奧斯曼帝國的瓦解不可避免。

從17世紀初開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落，西方列強在「和平」、「正義」、「保護弱者」的旗幟下對奧斯曼帝國的遺產展開激烈的爭奪，導致所謂愈演演烈「東方問題」。由於覬覦的目標不同和客觀條件的變化，他們所尋求的盟友和所打的旗幟也有所不同。俄國所覬覦的目標主要是巴爾幹半島、黑海海峽和巴勒斯坦，由於它是一個東正教國家，所心它的借口和所打的旗幟是「拜占廷帝國的繼承人」、「東正教徒的保護人」和「泛斯拉夫主義」。英、法、德所覬覦的目標是主要是北非、西亞，尤其是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由於法國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所以它的借口是保護十字軍東征以來的「傳統利益」，打的旗幟是「天主教徒和聖地的保護者」；為了對付英國，也打「同情猶太人」的旗幟。英、德在中東侵略擴張的借口是「維護正義」，因為他們都是新教國家，而教教勢力與東正教與天主教相比，在中東影響較小，所以英、德所打的旗幟都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朋友」和「同情猶太人」。在對付法國和俄國的競爭時，英國常常以主持「正義」的姿態，一面強調維護奧斯曼帝國的統一，一面又積極倡導「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但為了對付德國的競爭，鑒於德、土的「友好」關係，英國則更多強調的是阿拉伯人的「利益」。新興的德國在與老牌的英、法、俄競爭時，表面上強調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友好」，以「穆斯林的保護者」自居，但暗中卻支持錫安主義，[2]對錫安主義採取「默認」的政策，使錫安主義運動在德國的暢行無阻，使德國成為世界錫安主義運動的中心。

1.2．國際政治與錫安主義運動

錫安主義直接起因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爪分奧斯曼帝國「遺產」的「東方問題」。早在17、18世紀，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為了在奧斯曼土耳其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建立國中之國，除了攫取對基督教社團的保護權，還積極倡導「猶太人回歸錫安山」。事實上，「猶太人回歸錫安山」的最早積極倡導者大多是基督教徒或同化的上層猶太人等西方殖民主義者[3]，包括英國的護國主克倫威爾、首相迪斯累里、外交大臣帕馬斯頓和法國的拿破崙。到了19世紀末，後起的德意志帝國為了向中東擴展勢力，也步英、法的後塵，支持和贊同錫安主義，德國的一些宮庭大臣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都曾與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創始人赫茨爾有過聯繫，威廉二世曾多次接見錫安主義組織的締造者赫茨爾，表示對錫安主義的「關心」。[4]第一次世紀大戰前，隨著列強在中東的擴張步伐，錫安主義首先在英國、德國、沙皇俄國和法國獲得迅猛的發展。

錫安主義者始終把尋求列強的「公開保護」和「特許」作為實現錫安主義目標的根本途徑。早在1897年8月，第一屆錫安主義者代表大會通過的《巴塞爾綱領》就宣布：「錫安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由公眾承認的和法律保障的猶太民族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由於德意志帝國與土耳其政府的特殊關係，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德國特性」非常明顯，它的許多傑出成員都是德國猶太人，他們居住德國或在德國受教育。第一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規定：大會正式用語為德語，會議公報也用德語發表（直到1939年8月，第21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才正式取消這一規定）。錫安主義執行委員會活動的中心最早在維也納，1905年遷到科隆，1911年又遷到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擁護者已經遍布猶太人居住的許多地方，但是它的領導權卻掌握在德國猶太人的手裡。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締造者和第一任主席赫茨爾是德國的盟國奧地利人，第二任、第三任主席都是德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儘管德國礙於與土耳其政府的「友好」關係，沒有公開表示過對錫安主義的支持，但是錫安主義在德國的發展從來沒有遇到過障礙。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錫安主義組織宣布保持中立，但「說時容易做時難」，以魏茲曼為首的少數派把實現錫安主義目標的希望寄托在英國身上，而多數錫安主義領導人則把希望寄託於德國的勝利。為使交戰國雙方的錫安主義組織保持聯繫，在中立國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設立了辦事處。

早在1880年，全美猶太人已達25萬。雖然在1881年至1914年間，大約有300多萬猶太移民進入美國，但因美國在中東的影響有限，錫安主義運動在美國的發展卻相對比較緩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美國錫安主義組織才成立。在這之前，錫安主義運動的影響似乎還沒有波及到美國人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美國向中東擴張勢力提供了機會，與此同時，錫安主義在美國也獲得了驚人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通過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猶太人亨利·摩根索積極與巴勒斯坦猶太社團聯繫，表達了美國政府對他們的關心。美國政府還支持了《貝爾福宣言》的制訂和發表。關於美國政治家對《貝爾福宣言》的制訂和發表的產生影響，英國的中東問題專家理查德·艾倫在他的《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歷史背景和前途》一書中寫道：「英、美兩國政治家之間以及兩國的錫安主義者領導人之間經常討論的問題，便是如何把這些關注鑄成一個公開的政策宣言……在達成這個宣言之前，大西洋兩岸對每句話（以及許多取捨抉擇的地方），都逐字逐句地作了推敲，其詳細的程度簡直無法從貝爾福簽名的那些流暢而不拘禮節的措辭上看出來。」[5]

美國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和「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也包括未來的猶太國家。錫安主義者建立猶太國的要求不僅遭到阿拉伯人的激烈反對，同時也遭到英、法的反對。在巴黎和會上，英、法兩國派出了自己的猶太代表團，但與美國猶太代表團積極支持並參加世界猶太人代表團委員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英、法兩國的猶太人代表團拒絕參加世界猶太人代表團委員會，並聲稱猶太人代表團委員會的要求「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

美國在中東的競爭，迫使英、法兩國相互妥協，調整關係。1919年9月，英、法正式簽訂協定：法國同意英國控制巴勒斯坦，英國則同意法國對敘利亞實行軍事佔領。在1920年4月的聖雷莫會議上，英國取得過且過對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權，法國則對敘利亞（包括黎巴嫩）的委任統治權。1920年7月，法國軍隊擊敗費薩爾的軍隊後正式接管了敘利亞。

1920年1月，國際聯盟正式宣告成立，有英、法、意、日、中等44個國家參加。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沒有參加，戰敗國不得加入。建立國際聯盟是美國總統首先倡議和極力促成的，美國企圖藉此贏得世界輿論，以取得自己在和會和國聯中的領導地位，實現稱霸世界的野心。威爾遜公然宣稱，美國參加國際聯盟是為了接受「向我們提供的世界領導權」。但是，威爾遜這一企圖遭到英、法、日等國的頑強抵制，沒有達到目的。連威爾遜一手設計的委任統治制度，也被英、法、日按過去為其所用，使他們已經搶到手的戰敗國的殖民地套上了合法統治的外衣。因此，威爾遜的政敵共和黨人便對國聯盟約進行猛烈攻擊，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也拒絕參加國際聯盟。

美國雖然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但並沒有停止向中東擴張的步伐，而是圍繞著錫安主義問題與英國進行明爭暗鬥。1922年6月30日，即在國際聯盟通過巴勒斯坦為英國委任統治地的決議前，美國參眾兩院一致通過《關於建立猶太民族之家的決議案》，並經哈定總統9月21日簽署。決議案表示：「美利堅合眾國同意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但應該清楚地理解，不得有任何行動使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非猶太團體所享有的公民和宗教權利受到損害。」[6]該決議的目的，明顯地要求英國政府認真履行《貝爾宣言》的諾言。

《貝爾福宣言》和聯合國的委任統治條款一方面使英國在巴勒斯坦的統治披上了國際承認的合法外衣，但同時又使英國不得不承擔貫徹《貝爾福宣言》的義務，它必須每年向國際聯盟報告委任統治的情況；它也使大國支持下錫安主義向英國施加壓力以促其「言必信，行必果」和尋求發展民族之家的特權時有了法律依據，這正是英國和它的大多數官員長期「同情」和「支持」阿拉伯人的根本原因。

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文官政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在既支持又抑制阿、以雙方的艱難抉擇中創立了阿、猶雙方的兩個平等政府，並且有意助長阿猶雙方內部的眾多派別勢力的衝突中相互制約，從而幻想達到維護英國統治的目的。分而治之政策一度暫時維持了巴勒斯坦的平靜，但是，各種勢力和力量並不總是按照英國統治者的意志發展的，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和外力的作用，阿、猶雙方都竭力打破平衡，導致雙方衝突的加劇，最終使英國失去控制力。在統治巴勒斯坦的30年間（1917-1948年），美國所遇到的最大外力挑戰就是美國。在英國的分而治之政策下，如果沒有美國的插手，以色列將難以建立。

早已有西方學者提出：「錫安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還有他們彼此間的衝突——都曾被大國為他們各自的目的所利用，兩種事業曾交替地不是受到大國支持或鼓勵，便是受到譴責和非難」；「英國的巴勒斯坦政策計劃僅僅是一個謀求私利的政治陰謀」；「《貝爾宣言》不過是英國所製造的大量騙局的滄海一粟」。[7]事實上，《貝爾福宣言》本身就是英國政治家精心設計的、前後矛盾的、便於自己在中東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文件。英國可以以「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將盡最大努力促其實現」的措辭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又可以以「但必須清楚理解，絕不應使巴勒斯坦現有非猶太社團的公民權利或其他任何國家內的猶太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損害」的措辭和「民族之家」一詞的模糊性來限制錫安主義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兩國對阿拉伯人的背信棄義和對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導致阿拉伯世界民族運動的高漲。為了維護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統治，英國長期推行分而治之政策。1922年7月6日英國下院通過的關於巴勒斯坦政策的白皮書是一個圓滑的分而治之的文件。該文件對錫安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雙方進行了限制和安慰，表明了英國對阿、猶雙方的一視同仁。該白皮書是英國政府自《貝爾福宣言》頒布以來第一次較為明確在對「猶太民族之家」一詞的解釋，它不僅不是一個猶太國家，而且其範圍有限；它被拒絕在約旦河以東的巴勒斯坦建立；它被允許在約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建立，但不排除其他民族之家的的存在。移民必須受當地「經濟吸收能力」的限制。

英國在巴勒斯坦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最初10多年間基本上是成功的。英國殖民政府保證對阿、猶雙方「一視同仁」，「對所有的人，不論其身份、地位、民族、信仰如何，都一律公正對待」，英國在錫安主義者和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之間縱橫捭闔，悄然漁利其間。1925年前後的巴勒斯坦一度被認為是「中東國家中的一個最安全的國家」，猶太民族之家的發展停滯不前，阿拉伯民族運動採取了守勢，倡導「閃族共生依存」的雙民族主義思潮盛行一時。「假若沒有希特勒的大屠殺，那麼這個民族之家不可能發展成為一個佔優勢的猶太國家。」[8]

巴勒斯坦的平靜是暫時的。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要求民族獨立，錫安主義者要求建立猶太人國家，雙方都反對英國的分而治之，都竭力衝破英國的限制發展自己的力量。希特勒的上台和國際局勢的突變為猶太民族之家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錫安主義勝利的三個關鍵因素是大國干預、大批移民和金錢。和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錫安主義者歷來的策略就是不單單依靠某一個大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它曾得到過英、法國和德國，甚至沙皇俄國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宣布中立，但它事實上管轄著「親」德和「親」英的兩個支部，敵對的雙方無論哪一方勝利，都必將意味著錫安主義的勝利。

為了得到移民，赫茨爾提出的設想是：一是宣傳「同化不可能改變猶太人的苦難狀況」，二是增加猶太人的「外部壓力」迫使其出走巴勒斯坦。赫茨爾特彆強調宣傳的神奇作用。1895年6月，赫茨爾在給德國錫安主義者莫里茨·希爾施男爵的信中寫道：「召集來的人們將被告訴些什麼？『你們是賤民！你們將被剝奪權利，沒有財產，而你們只能對此逆來順受，俯首貼耳。你們走在大街上將被侮辱。如果你們是窮人，你們將遭受雙重的苦難。如果你們是富人，你們必須隱瞞實情。你們不能接受任何真正的稱呼。如果你與金錢打交道，你將成為人們蔑視的眾矢之的……。這種情況不會好轉，只會變得更糟……。出路只有一條，到應許之地去！」要通過「大規模的宣傳，即通過報紙、書籍、小冊子、講道、圖畫、歌曲使這思想深入人心」。「請相信，只有當不可捉摸的東西高懸於空中時，整整一個民族的政治生命（尤其是當這個民族分散在全世界時）才能被啟動。你知道德意志帝國起源於什麼嗎？來自夢境、歌曲、奇想和學生們佩帶的金黑色的帶子，而這都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出現的。怎麼？你不明白什麼是不可捉摸的東西？那麼宗教是什麼？你想一想，為了這種虛無縹緲的東西，猶太人忍受了兩千年……」。[9]

關於外部壓力與所謂「猶太人特性」的關係，1894年赫茨爾在討論小杜馬斯的小說《蠢夫人》時有過論述：「許多世紀以來，他們已經紮根於其他各種各樣的民族之中，他們中一群人與另一群人之間互不相同，他們唯一共同的東西是使他們聚集到一起來的外部壓力。所有受欺壓的人們都有這種猶太人特性，只要外部壓力一消失，他們就會像被解放的人一樣各行其是。」[10]赫茨爾在他的《猶太國》一書中寫道，重建猶太國「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的推動力量，這種力量是什麼呢，這就是猶太人的苦難。」[11]其他錫安主義領導人也有同樣的觀點，當錫安主義領導人魏茲曼在1932年11月講道「巴勒斯坦將建立在流散地猶太人的毀滅之上時」，還沒有人想到他所預言的「毀滅」是600萬流散猶太人肉體的消滅。

當絕大多數錫安主義者對英國已經完全失去信任之際，希特勒上台卻給錫安主義運動帶來轉機。「在德國猶太社團中，錫安主義者總是比較少的少數派。希特勒執政後，他們在德國的影響迅速增長。那裡突然對巴勒斯坦的一切事情都極感興趣。數百人前來參加錫安主義會議，而過去常常只有幾十人。錫安主義的報紙的發行量增加，到處都在開辦希伯來語學習班。」[12]希特勒的反猶政策使巴勒坦猶太人口成倍增長，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年，巴勒斯坦移民就增加到3萬，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年。到1939年5月時，巴勒斯坦猶太人口已猛增至45萬，接近巴勒斯坦總人口的1/3。

在希特勒看來，「國際猶太人」是協約國勝利的「受益者」，錫安主義不過是「國際猶太人」的陰謀。錫安主義者依靠歐洲強國所要建立的未來的猶太國家只能是「國際猶太人搞欺騙活動的一個中心組織，……一個流氓們的避難所和一個惡徒們的培訓中心」。他把猶太問題作為「劃分朋友或敵人，潛在的同盟與對手的標準」，「外國領導人是否被認為是國際猶太陰謀的代理人、合作者或委託人成了在外交政策上分析一個歐洲大國的主要因素。」[13]

納粹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把錫安主義者當作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罪人」、「謀取私利的投機者」，認為他們「勾結德國的敵人、動員美國的資本反對德國」。[14]在納粹德國，猶太人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背後一把刀」的說法流毒甚廣。

錫安主義「回歸錫安」的倡導和「上帝特選子民」的宣傳必然同希特勒的日爾曼種族優越論發生激烈衝突，二者水火難容。但是，就否認不同民族間的融合、相互諒解的可能性，強調排它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並把大規模宣傳作為理想實現的主要手段來說，錫安主義與納粹主義具有明顯相似的特徵。同化主義是錫安主義的大敵，而納粹主義卻宣告了猶太同化主義的破產，它對猶太人的迫害和驅逐在客觀上有助於猶太人「回歸錫安」，回歸自己的族類和巴勒斯坦。對此，許多錫安主義領導人有過論述。在許多錫安主義者看來，希特勒的勝利不僅不意味著錫安主義的災難，而且必將給錫安主義帶來發展的機會。

世界著名的猶太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格在皈依錫安主義後不久講道：「納粹主義的出現是一件相當受歡迎的事情……徘徊於同化和對猶太事務一知半解的危險之中的猶太人竟是那麼多。成千上萬的似乎完全放棄了猶太教的人又被希特勒趕回了教會團體。就這點來說，我本人就非常感激他。」[15]「回歸錫安」的積極倡導者、猶太著名詩人錢姆·納奇曼·比亞利克也曾經認為，幸虧希特勒不鼓勵同化猶太人，這樣一來，「納粹主義也許成全了猶太人，因為它宣告了同化的破滅。與此同時，它也使世界清醒認識到猶太問題而不再忽視它。」他甚至說道：「我和希特勒一樣，相信血統論的力量。」[16]

對錫安主義者來說，引進大批猶太移民不僅需要「外部壓力」，同樣離不開大筆資金，沒有金錢同樣沒有移民。因此，在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建立不久就建立了用於在巴勒斯坦購置土地向移民提供所需貸款的猶太殖民銀行，即猶太「民族基金會」，該銀行設在倫敦。希特勒上台前夕，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錫安主義經濟面歸崩潰的邊緣。但希特勒上台後，不僅驅逐、「幫助」德國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還為大批德國猶太資金轉向巴勒斯坦提供法律保障。

對納粹德國來說，猶太人對世界市場具有巨大的影響，世界猶太人對德國的聯合貿易抵制將會給德國的經濟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因此，納粹德國需要與錫安主義合作來阻止世界猶太人對德國的聯合貿易低制；德國最大利益是通過宣傳反猶把猶太人驅逐到巴勒斯坦，這不僅是納粹德國的「雅利安種族優越論」宣傳的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可以通過擺脫德國的「猶太人包袱」激化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矛盾，使巴勒斯坦成為一個世界「騷亂中心」，最終切斷大英帝國通往東方的「生命線」，動搖在其中東「安全大廈」的基礎，進而奪取英國的世界霸權。1936——1939年巴勒斯坦爆發阿拉伯人大起義的直接原因就是納粹反猶所導致的猶太移民的猛增。

當然，錫安主義者為了達到最終建立國家的目的，也「不惜與魔鬼結成同盟」。共同的利益使敵對的雙方走到了一起。錫安主義者和納粹德國的談判從希特勒台後就開始了。納粹黨衛隊頭子利奧波德·馮·麥爾登斯坦在德國錫安主義聯盟執行委員會成員庫爾特·塔克拉的陪同下訪問巴勒斯坦長達半年之久，從而拉開了錫安主義與納粹德國談判的序幕。訪問歸來後，馮·麥爾登斯坦在他的12篇插圖文章中對「猶太定居者的開拓精神和偉大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讚揚」，讚揚「錫安主義既造福於猶太民族，也造福於全世界」，「它造就了一個猶太新族類」，「它為治癒困擾世界長達一千多年的創傷指出了方法」。[17]

同錫安主義者的談判代表最初是薩姆·科恩（特拉維夫水果出口公司的經理），他在1933年與納粹德國經濟部簽訂了一項協定，其中規定，允許價值100萬馬克（40萬美元）的德國猶太移民的財產可以以購買德國農機設備形式轉移到巴勒斯坦。

繼科恩之後與德國談判的代表是猶太代辦處主任阿爾羅索羅夫。阿爾羅索羅夫是主張與納粹合作的著名錫安主義領導人。早在1932年他就得出結論，不能引來超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量移民和足夠的資金，就必然意味著錫安主義的失敗。他還預言，希特勒上台意味著在未來5到10年中將發生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因此，為保證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存在下去和解決猶太人問題，就必須爭取時間積極行動。他在致魏茲曼的一封密信中（1932年6月）討論了「革命專政」過渡階段的可能性。在過渡階段中，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拋開感情的因素與柏林合作，在巴勒斯坦創造條件，以接納儘可能多的移民。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臨近的世界大戰和不斷加劇的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識，就會使錫安主義的目標化為泡影。他積极參加組織猶太人從納粹德國移居巴勒斯坦的活動。1933年6月16日，他在訪問德國歸來兩天之後，在特拉維夫海濱散步時被人暗殺，兇手至今仍沒有查出。

阿爾羅索羅夫的被殺並沒有放慢錫安主義組織與納粹德國的合作步伐。經過幾個月的談判，1933年8月25日，猶太辦事處與納粹德國正式簽訂《哈瓦拉協定》（哈瓦拉，希伯來語，意為「轉移」，《哈瓦拉協定》也稱《轉移協定》）。該協定允許德國猶太移民將自己的資金以德國出口貨物的形式轉移到巴勒斯（每位移民轉移財產的最高限額為5萬馬克，摺合2萬美元或4千英鎊）。8月21日和9月4日在布拉格召開的錫安主義者第18次代表大會上並沒有公布這一重要協定，而是德國單方面公布了這一協定（兩年後錫安主義者第19次代表大會正式公布了這一協定）。大會不僅沒有對納粹政權進行譴責，反而限制討論當時的局勢，以盡量避免激怒納粹德國。這次大會討論的重點是移民問題和阿爾羅索羅夫被殺案件。這次大會還討論了如何阻止納粹德國利用《哈瓦拉協定》進行政治宣傳的問題。

錫安主義著名活動家艾希科爾（以色列成立後，艾希科爾曾先後擔任財政部長、國防部長、總理等要職）1934年從巴勒斯坦去到德國，領導巴勒斯坦駐柏林辦事處工作，負責物質運輸調撥，並協調德國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3年後才回到巴勒斯坦。

倫敦的錫安主義執行委員會對德國的非法移民活動持非常謹慎的「不熱不冷」的態度。曾任德國錫安主義組織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弗里登薩爾在30年代是德國錫安主義組織、蓋世太保和倫敦錫安主義組織之間的聯絡官。「玻璃破碎之夜」之後，弗里登薩爾曾前往倫敦與錫安主義組織領導人魏茲曼、本·古里安討論有關與蓋世太保合作、組織猶太移民事宜，魏茲曼和本·古里安均表示不贊成，理由是：「我們不能同時與阿拉伯人和英國人戰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錫安主義者的官方政策是：「就象沒有《白皮書》一樣同英國人一起同希特勒作戰，就象沒有大戰一樣與《白皮書》作戰」，但是，錫安主義激進派別「斯特恩邦」認為，錫安主義的主要敵人不是德國和義大利，而是英國，他們一直堅持武裝反英鬥爭。

錫安主義組織對納粹德國妥協並與之合作的政策遭到在多數猶太人的反對，認為這種政策是對猶太人的背叛，有人甚至認為錫安主義與納粹主義狼狽為奸，他們要求錫安主義組織為恢復德國猶太人的平等權力而進行鬥爭。在第18次代表大會上，堅決主張反對納粹德國、呼籲組織全世界抵制德貨運動的錫安主義修正派受到壓制，其領導人茨維·羅津布拉特和阿爾拉哈·斯塔夫斯基被懷疑為參與暗殺阿爾羅索羅夫的兇手，並被提交法庭審判。一些錫安主義領導人對哈瓦拉協定進行了辯護。著名錫安主義領導人塞利格·布羅德茲基講道：「使用過激的話、組織會議、號召抵制等，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使用心平氣和的語言和進行冷靜的推理，才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說什麼有關對德國的決議太軟弱，錯矣！非猶太人可以說強硬的話，但猶太人卻不能這樣。」[18]另一位錫安主義領導人摩西·貝倫森也講道：「這次會議沒有『背叛』，它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它不是『膽怯』，相反，它對採取一種新的猶太策略而令人鼓舞……事實上，第18代表大會鼓起人們摧毀同化信仰的勇氣……幾代以來，我們都是通過採取抗議的手段進行鬥爭。現在，我們手裡有了另外的武器，一個強大的、確實可靠的武器：前往巴勒斯坦的簽證。」[19]

巴勒斯坦殖民部主任阿瑟·魯賓在他的193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猶太人》一書中，公開表達了錫安主義運動的妥協綱領：「這種和平解決問題的嘗試將是可行的。假若猶太人認為他們在德國有特殊的地位，這必將導致衝突，因為衝突是人類的本性……假若雙方都認識到目前的狀況並不源於惡意而是根源於環境……那麼猶太人問題就沒有必要企圖在無節制的瘋狂仇恨中解決。」

1935年月3日，在19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世界錫安主義組織主席魏茲曼在他寫給阿瑟·魯賓的信中，談到了他與德國合作的看法：「假若認真對待德國猶太人問題，甚至在一個專門的報告中，我懷疑，任何人，尤其是德國猶太人和德國錫安主義者，從中會等到什麼好處。它將不會帶來有用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在現在全世界都願意與納粹德國達成妥協的今天。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報告給我們當前正在德國從事的富有成效的事情帶來危害。……我們，作為一名錫安主義組織的成員，應該關注的是關於德國問題的建設性的解決辦法，即通過轉移協定把青年猶太人從德國轉移到巴勒斯坦，而不是關注德國猶太人的平等權利問題。」[20]在魏茲曼看來，所謂的「為德國猶太人的權利而鬥爭」的提法只是聽起來好聽，而不解決實際問題的口惠而已。在魏茲曼的提議下，像第18次代表大會一樣，1935年8月20日至9月4日召開的第19次代表大會同樣對德國猶太人問題繞道而行。

在第19次錫安主義者代表大會上，一些錫安主義領導人再次為與德國合作的政策進行了辯護。一個名叫恩周·塞里尼的錫安主義活動家把希特勒看作驅趕德國猶太人歸向錫安主義的鞭子，他在第19次錫安主義者代表大會上講道：「事實上，我們並不為利用德國猶太人所受的迫害來重建巴勒斯坦而感到羞恥。先哲和前輩領導人曾經教導我們……利用被流放猶太人的苦難來重建。」魏茲曼也講道：「對德國猶太人所受痛苦的最有價值和真正有效的回報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樹起聳天雄偉大廈……正在出現的事情會把我們所承受的所有痛苦變成留給子孫後代的歌曲和傳奇。」[21]

就在錫安主義者19次代表結束10天之後，納粹黨大會批准了以反猶而著名的《紐倫堡法令》。該法令不僅宣布猶太人為外來民族，不承認德國猶太人為德國公民，並禁止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的婚姻和性關係。該法令給予德國猶太人的唯一選擇就是移民國外。該法令給德國猶太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同時卻給錫安主義提供了在德國迅猛發展的機會。事實上，《紐倫堡法令》與錫安主義所倡導的民族分離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錫安主義者的口號，如猶太民族是統一的，反猶主義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等，這些都使納粹的宣傳有利可圖；另外，納粹頭子在他們的講話和文章中經常引用錫安主義者的話，用以證明猶太人是特殊的，是不能同化的，這些不都是事實嗎？」[22]

早在希特勒上台6個月後，德國錫安主義聯盟在遞交納粹政府的一份備忘錄中就表明了民族分離的觀點：「我們反對異族通婚，主張猶太組織的純潔……錫安主義希望贏得政府的合作，即使它從根本上是敵對猶太人的，因為猶太人問題的解決不能從感情出發，而只能從實際問題出發。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利於所有民族，在當前尤其有利於德意志民族。」[23]

錫安主義的哈魯茨（先驅者）移民培訓中心以提倡鐵的紀律和絕對服從原則而著名。《紐倫堡法令》頒布後，該組織計劃在15——25年間把德國猶社團（1933年德國猶太總人口約54萬）全部遷往巴勒斯坦。該組織領導人一度認為，他們大規模遷移計劃對將對德國具有巨大吸引力，因此，「德國當局會同意對未來的移居國外活動擴大援助，他們採取的援助手段將包括放寬轉移外匯管制法，為移民培訓提供更多機會，運用『政治手段』等。」[24]

《紐倫堡法令》實際上是對德國猶太人的驅逐政策，這對德國猶太人來說是極其痛苦的。根據國際聯盟的統計，1933——1939年，32。9萬猶太人離開德國。1939年5月，德國還剩下21。4萬猶太人。1941年3月，希特勒下令「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許多德國猶太人被押解出境或自殺身亡。1943年9月，德國宣布成為「凈化於猶太人」的國家。

在納粹書報檢查制度下，德國錫安主義聯盟的喉舌雙周刊《猶太觀察》的發行量猛增，大量宣傳錫安主義的書籍被允許出版。1933——1939年，錫安主義運動在納粹德國迅猛發展，黨衛軍是錫安主義的積極支持者。親自訪問過巴勒斯坦的黨衛軍頭子馮·麥爾登斯坦德國猶事務部首腦，以推動德國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在世界大戰爆發前，黨衛軍的報紙登裁了一系列表示支持錫安主義的文章。1935年5月，黨衛軍的官方報紙在其頭版社論中寫道：「巴勒斯坦再次可以接納自己兒女的時間也許不會太遠了，他們失掉它一千多年了。我們對他們寄予的美好希望，也是官方給他們的最好祝願。」[25]

哈瓦拉協定在執行過程中雖然按照德國的意志有所調整，但基本條款沒有變，即移往巴勒斯坦的德國猶太人需首先將他們的資金存進德國的銀行，用來購買德國的出口貨。當貨物在巴勒斯坦出售之後到達巴勒斯坦的移民才能得到錢款。雖然猶太移民在把資金轉移到巴勒斯坦時遭受巨大損失，如到1938年，德國猶太人財產轉移過程中損失一般達30%，甚至高達50%，但與移往其他地方的猶太人相比，移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財產損失要少得多。從1933年8月至1939年9月，投向巴勒斯坦的所有資金的60%是得益於與納粹德國簽訂的協定。

1933——1941年，經《哈瓦拉協定》移入巴勒斯約的德國猶太人約6萬，轉移的猶太人財產價值13957萬馬克，摺合810萬英鎊，1380萬美元。據歷史學家布萊克估計，經其他錫安主義-德國協定進入巴勒斯坦的資金還有7000萬美元。當代許多西方學者承認，《哈瓦拉協定》對猶太民族之家的發展和以色列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反猶政策驅逐下大量德國猶太移民湧入巴勒斯坦引起阿拉伯人對德國的不滿。1937年1月，德國駐耶路撒冷領事多赫勒向柏林報告說，假若德國堅持《哈瓦拉協定》，繼續「幫助」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她將不僅失掉阿拉伯人對她的善意，而且將使一個仇德的猶太國的出現成為事實，這個仇德中心將不僅抵制德國貨，而且將決定德國在聖地的機構和殖民地的命運。但是，德國外交部對多爾提案的答覆是：「留待以後決定」。

一些納粹官員還認為，允許德國猶太移民通過推銷德國貨而收回抵押財產，實際上是用德國資本幫助建立猶太國家，德國無利可圖。但是，反對者的意見並沒有使德國中止與錫安主義者的合作，《哈瓦拉協定》的執行在德國並沒有遇到障礙。負責中東事務的納粹外交部官員馮·亨蒂格對納粹德國向巴勒斯坦遣送猶太移民的解釋是：把仇德的許多猶太人驅逐到許多國家，對德國來說比把他們集中到巴勒斯坦更有害，因為一個猶太國家在巴勒斯坦出現將使德國能夠「在猶太人進攻時，同官方代表而不是象以前那樣同無名的、不負責任的人打交道」。亨蒂格進一步聲稱，前往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的現行的比率是每年3—2·5萬人，這意味著10年之後德國就可以擺脫她的猶太人包袱。[26]

一些材料證明，《哈瓦拉協定》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就《哈瓦拉協定》負責與德國官方聯絡的錫安主義領導人恩斯特·馬庫斯認為「他們得到了希特勒的祝福」，馬庫斯還提到希特勒1933年10月24日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希特勒雖然沒有提《哈瓦拉協定》，但他聲稱：「和英國形成對比的是，德國正在幫助猶太移民。」在1935年12月17日的一次部際會議上，納粹元首官署的代表宣布，元首決定鼓勵猶太移民，「為鼓勵猶太人自願移居提供可能性」。1938年1月，外交部經濟政策處一位官員的報告說：「元首最近再次決定，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促進猶太移民。」該官員的報告還說：「儘管元首的觀點沒有通過書面傳達，沒有涉及哈瓦拉行動，但這意味著指揮更多的移民前往巴勒斯坦。」[27]

德國不顧阿拉伯人的反對，「幫助」、「鼓勵」猶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真正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幫助錫安主義者建立猶太國。1937年7月，一份內政部官員的報告透露了納粹德國反猶的真實意圖，該報告說：「希特勒決定，猶太移民應該集中在巴勒斯坦，因為這將產生『世界上唯一的一個猶太騷亂中心』（thecenterofJewishtrouble）」，這個中心將由於內部的爭鬥而削弱，以德國既定的對策來反對它，將使德國擴展勢力變得容易。」

沒有外部的巨大壓力，大多數德國猶太人不會「自願移居」經濟落後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巴勒斯坦。為「促進猶太移民」，納粹德國所採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加緊對猶太人的迫害。1938年11月的「玻璃破碎之夜」（又譯「水晶之夜」）事件之後，對猶太人的壓力驟然增強（此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英武裝鬥爭處於高潮），導致大批猶太人逃亡國外。與此同時，當時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在倫敦與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代表進行協商，提出了一項讓猶太人有秩序地移居國外的計劃，條件是德國沒收估價為15億馬克的猶太人資產用作外遷事宜。1939年初，希特勒任命沙赫特為猶太人出境特別代表，專門執行向外遷移猶太人的計劃。有史料證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德國的外交部、情報局保安處和蓋世太保都曾積極鼓勵和幫助過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就在「玻璃破碎之夜」事件發生的當月，納粹德國成立了由秘密警察頭子賴恩哈德·海德利希和阿道夫·艾希曼領導的帝國猶太移民事務中心，幫助猶太移民非法進入巴勒斯坦。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從1937年夏就開始通過非法渠道遣送猶太人至巴勒斯坦，阿道夫·艾希曼負責專門為這些非法偷渡者提供特殊訓練，使非法移入巴勒斯的猶太人數在1938年底以前達到每月1000人左右。[28]1939年年12月5日，在蓋世太保的幫助下，5000經過訓練的猶太非法移民，乘坐3艘船隻從德國的恩登港口出發駛往巴勒斯坦，但是由於戰爭的爆發，這批秕移民沒能到達目的地。世界大戰爆發後，隨著巴勒斯坦局勢和各種關係的變化，納粹政權迫害和驅逐猶太人的政策升級為實行滅絕猶太人的「大清算」和「最後解決」的辦法，但是向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活動大約直到1942年夏天才完全停止。

捷克歷史學家調查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德國納粹上層人物有親密關係的納粹德國間諜機構的情報人員辛德勒，曾以招工的名義挽救了1200名猶太人的生命。為了報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德國戰敗後，7名猶太工人讓辛德勒換上了工作服，並幫助他逃到了瑞士。著名的「辛德勒名單」的原件不久前在德國希爾德斯海姆辛德勒生前居住過的小屋中被發展。[29]

納粹德國推行反猶政策和「哈瓦拉行動」使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數猛增。1932-1939年的第五次移民浪潮使猶太人口增加了22萬，其中單1935年的猶太移民人數就達到6·2萬人。[30]

大量猶太移民湧向巴勒斯坦最終導致了希特勒所希望的結果：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掀起反英、反錫安主義大起義，各阿拉伯國家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支援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群眾運動。到1938年夏，巴勒斯坦游擊隊控制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區，在山區建立了根據地，在大部分農村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英國在那裡的統治岌岌可危。

1937年7月8日，以皮爾勛爵為首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公布了關於巴勒斯坦的調查報告，認為阿、猶兩個社團和諧生活在一起的希望實際上已經蕩然無存，主張把巴勒斯坦劃為三部分：猶太國，包括從特拉維夫以南、阿克以北的沿海地區、支委會斯德瑞隆谷地和大部分加利利地區；英國的永久委任統治地，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恆和一條通往地中海的雅法走廊；阿拉伯國，巴勒斯坦其餘地方及外約旦。

皮爾分治方案遭到阿、猶雙方的拒絕，錫安主義者認為設想中的猶太國太小。英國的殖民大臣奧姆斯比·戈爾警告錫安主義者「不要破釜沉舟，貿然行事」，而魏茲曼卻嚴厲地答覆說：「我無舟可沉。我已經在沉默中百般忍耐；我在我掃民族面前、在講壇上、在代表大會上以及世界各地為英國行政當局辯護，這樣做常常違背我自己的認識，而且總是有損於我。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在我看來，與大不列顛合作是我們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石。但合作永遠是單方面的——單相思。」[31]

為了誘使英國在歐洲推行綏靖政策，德國表面上保持中立，明確表示「不捲入」巴勒斯坦問題，拒絕與阿拉伯人建立反猶、反英聯盟。1937年1月，德國駐伊拉克公使格羅巴向柏林報告說，一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團告訴他，繼續猶太移民將在5年後使猶太人成為巴勒斯坦的多數，並最終導致一個仇德的猶太國家的出現。阿拉伯人希望尋求德國的幫助以反對猶太人和英國人。德國外長馮·牛賴特命令格羅巴向伊拉克外長表示，雖然德國非常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渴望，理解阿拉伯的不幸處境，但由於她希望友好英國，因而她不能介入巴勒斯坦問題。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哈吉·阿明·侯賽尼曾多次向德國提出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加強合作的建議，始終沒有得到德國的公開響應。對此，1937年8月，德國外交部政治處的頭目馮·威茲薩克曾解釋說：「一旦我們公開行動，其效果將與我們所希望的相反。」[32]由於與英國保持「友好」關係，納粹德國對阿拉伯人的政策是非常謹慎的，直到1939年，納粹政府一直禁止其官員公開捲入阿、猶衝突。

實際上，納粹德國一直在暗中推波助瀾，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和金錢，支持他們的反錫安主義和反英鬥爭。駐巴勒斯坦的一位蓋世太保成員賴克特在他1936年給上級的一份報告中說，「謠傳德國駐耶路撒冷公使多赫勒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他擔心「這將會導致德國和巴勒斯坦猶太人關係的緊張」。1938年夏天，納粹德國的反間諜機關(Abwehr)經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拉克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走私武器，由於被英國的間諜發現而未成功。據海軍上將威廉·卡納里斯（軍事情報局首腦）的傳記作者說，卡納里斯1938年曾化名秘密旅行到中東，在耶路撒冷結識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領袖哈吉·阿明。同年，德國的反間諜機關成員格羅斯柯奇上校也曾乘機飛往巴格達，與阿拉伯領導人共商巴勒斯坦起義問題。據納粹德國的反間諜機構的一份報告，德國的情報機構曾向阿拉伯人提供了「使巴勒斯坦造反有可能實施的」大筆金錢。[33]

隨著納粹德國侵略步伐的加快和與英國關係的惡化，納粹官員在巴勒斯的活動逐漸由「地下」轉為公開，在宣傳上，德國傾向阿拉伯人的立場越來越明顯。希特勒歷來把巴勒斯坦問題看作英國的「敏感處」，1938年，正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武裝鬥爭達到高潮時，他在演說中多次要求德國人關注巴勒斯坦問題。這年9月，他在演說時公開表示了對阿拉伯人的「同情」，他講道：「可憐的阿拉伯人手無寸鐵，也許被拋棄。」正是在這一年，德國建立了專門對阿拉伯人廣播的電台，強調它「有理由謹慎地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竭力煽動阿拉伯人的反猶、反英情緒，聲稱巴勒斯問題是英國的「兩面騙局」和猶太人施展陰謀的結果。德國高喊對阿拉伯人的「同情」和「支持」，讚揚阿拉伯人的反抗鬥爭，把阿拉伯人的游擊戰說成是對「猶太恐怖主義」的「回敬行動」。它還譴責英國對阿拉伯人的鎮壓「不人道」和實行「血腥統治」。

1938年9月，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義和蘇台德區危機遙相呼應，均達到高潮時，在紐倫堡大會上希特勒蠱惑人心地宣稱，絕不允許英法「另外的政治家」再次施展陰謀把「德國心臟地帶」的捷克斯洛伐克變成第二個巴勒斯坦，使蘇台德區的300多萬德意志人象「無人保護的可憐的阿拉伯人」那樣被拋棄。希特勒把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的同情者和蘇台德區300多萬德意志人的保護者。11月8日，希特勒輕蔑地譏諷邱吉爾、艾登和其他綏靖政策的批評者，要他們把「絕對可靠的的聰明才智和淵博知識」用在解決巴勒斯問題上，那裡「暴力橫行而難覓民主的影子」。希特勒還大肆攻擊英國「偽善」、「最近的巴勒斯坦詐騙」，標榜自己的「誠實」，說自己以巴勒斯坦為例只是為德國辯護，而不象英國那樣自稱是「他人事業的倡導者」。

納粹德國聲稱「同情」阿拉伯人，但它的反猶政策卻給巴勒斯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對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領袖哈吉·阿明曾向希特勒提出疑問。1941年11月30日，希特勒在會見哈吉·阿明時向他解釋說：「德國堅持反對猶太人的不妥協戰爭。這當然包括積極反對巴勒斯坦的猶太民族之家，它形式上是一個國家，實際上是一個依據猶太人的利益發揮毀滅性影響的中心。」但是，德國遣送猶太移民的活動並沒有停止。直到1942年春天，由於哈吉·阿明的一再反對，以及其他種種原因，納粹德國才拋棄了移民計劃。這年1月，海德里希在萬湖會議上講道：「現在不搞移民了，……有一種更好的解決辦法，元首已表示同意，就是將他們驅逐到東方。」[34]同年5月，希特勒講道：「既然阿拉伯人不希望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最好是把他們遣送往非洲。」[35]

世界大戰爆發的日益臨近和中東局勢的動蕩迫使英國不得不調整其巴勒斯坦政策，決心放棄一貫堅持的對阿、猶雙方「一視同仁」的分而治之政策，一方面加緊限制猶太移民和土地購買、嚴厲打擊非法移民活動，另一方面對阿拉伯人做出重大讓步。英國於1939年5月17日發表了關於巴勒斯坦政策的新的白皮書。該白皮書宣稱，英王陛下政府獎在未來的10年中建立一個阿、猶雙民族國家。據白書估計，當時巴勒斯坦猶太人人口是45萬，接近全部人口的確良/3。為使猶太人的比例達到1/3，白皮書規定，在隨後的5年中，再遷入75000猶太人；5年之後猶太移民將被完全禁止，除非徵得這個國家的阿拉伯人的同意。

1939年白皮書遭受到錫安主義者的激烈反對，因為在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家裡，猶太人只能是少數。猶太人代辦處聲稱白皮書是對猶太人的背信棄義，是向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投降。魏茲曼和本-古里安都對英國政府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本-古里安寫道：「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文明民族的政府所作的最大背叛是以專家的絕妙技巧來耍弄花招和假裝正義。」在1939年4月發給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的信中，本·古里安說，猶太人寧可做出最大的犧牲也不會屈服於白皮書的統治。如果倫敦的目標是綏靖，那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政府將不得不使用武力反對猶太人。在1939年8月的第21次錫安主義者代表大會上，魏茲曼講道：「我們在白皮書的陰影下開會，白皮書預示著民族家園的毀滅。」[36]但是，一個月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本-古里安號召錫安主義者暫時忘記對英國的仇恨：「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應該和英國一起戰鬥；我們應該反對白皮書，彷彿沒有戰爭一樣。」[37]

1.3．列強與阿、以分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錫安主義從來沒有停止過反對白皮書的鬥爭。由於德國及其控制下的歐洲國家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驅逐和屠殺，錫安主義組織竭力通過非法移民活動使大批難民進入巴勒斯坦，而英國巴勒斯坦政府則採取各種措施禁止非法移民入境，把巴勒斯坦的大門關得越來越緊，導致錫安主義者和英國的衝突不斷加劇，最終使錫安主義者走上了以武力反抗英國的道路。

錫安主義者對英國的敵對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從30年代開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錫安主義運動在美國得到迅速發展。美國錫安主義組織的成員從1932年的8，4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3，000人，到戰爭結束時高達20萬人。1932到1939年，巴勒斯坦聯合勸募會寄到巴勒斯坦的資金幾乎增加了7倍。聯合勸募會的收入，1940年是350萬美元，在1947年增加到5，000萬美元。出席1942年5月的比爾特莫爾會議的主要是美國錫安主義者，單單來自美國紐約的錫安主義組織的代表就達600名。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制訂了錫安主義新綱領，公開向英國的統治提出了挑戰，要求實現《貝爾福宣言》的「原始目標」，廢除白皮書，建立一支猶太軍隊，「賦予猶太代辦處管理巴勒斯坦移民入境的權力和建立國家所必須的權力」。同年11月2日，由美國基督教著名人士組成的親錫安主義團體美國巴勒斯坦委員會，在《貝爾福宣言》的周年紀念時發表了一項聲明，號召建立民族家園。在這項聲明中68名參議員、194名眾議員以及數百名公共團體領袖和社會知名人士簽了名。[38]

第二次世界一結束，美國政府就開始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公開表示支持錫安主義建立猶太國家的主張。1945年8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致函英國首相艾德禮，要求立即發放10萬張移民證，使歐洲猶太移民儘快移入巴勒斯坦。1946年10月4日，杜魯門發表了關於巴勒斯坦局勢的聲明，公開支持猶太代辦處提出的「新計劃」，在加利利和特拉維夫到阿克的沿海平原以及整個內格夫沙漠建立猶太國，面積占整個巴勒斯坦的65%。美國政府還表示「已經做出了準備」，隨時幫助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

面對錫安主義者和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日益激烈的流血衝突、二者對英國的武力抵制和美國的壓力，為了保持它對巴勒斯坦的統治，穩定中東的局勢，英國做了最後的努力：1947年1月27日在倫敦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組織的圓桌會議。英國提出對巴勒斯坦委任統治處長5年；分別建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自治區，然後再逐步過度到單一的巴勒斯坦國。英國的方案遭到阿、猶雙方的拒絕。巴勒斯坦境內各方不斷加劇的武裝衝突，美國和蘇聯的外交壓力，迫使英國於1947年4月2日正式宣布把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英國的這一決定正合美國杜魯門政府的心意，因為當時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操縱著聯合國。

聯合國於1947年4月25日-5月6日召開了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會議，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美國人拉爾夫·本奇博士任該委員會的秘書工作，負責起草特別委員會的方案，使美國政府的意圖通過本奇滲透到方案之中。在美國的直接策劃和外交壓力下，同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決定英國的委任統治於1948年8月1日結束；在巴勒斯坦建立兩個國家：一個猶太國，面積為1·5萬平方公里；一個阿拉伯國，面積為1·1萬平方公里；耶路撒冷為一個獨立實體，由聯合國管理。

美國策劃的這個以聯合國決議為名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暴露了強者瓜分弱者的殘酷性，它使人類蒙上了恥辱。根據分治方案，占巴勒斯坦總人口不足1/3的猶太人佔57%的土地，超過巴勒斯坦總人口2/3的阿拉伯人卻只佔有1/3的土地。1948年5月14日，英國委任統治提前宣布終止，以色列宣布成立；5月15日，阿拉伯聯盟[39]的軍隊開進巴勒斯坦，決心幫助巴勒斯坦人民保衛自己的國土。英國在巴勒斯坦的分而治之和大國在中東的爭奪，最終使數萬阿拉伯人被趕出家園流浪異鄉，使中東人民長期生活在痛苦、眼淚和仇恨之中，長期陷入流血衝突和大規模戰爭之中，使數百萬人失去生命。

《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通過，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緒。他們認為，明顯偏袒以色列的方案之所以得以通過，是美國的操縱和施加壓力的結果。阿拉伯世界爆發了反美的群眾示威，開羅、大馬士革、貝魯特等地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許多美國大使館遭到襲擊，不和美國新聞處被搗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錫安主義者為建立猶太國對英國的統治提出挑戰，組織「希伯來抵抗運動」時，英國逐漸明顯地站在阿拉伯人一邊。當英國被迫接受聯合國決議而決定結束委任統治和撤離巴勒斯坦時，它拒絕在實施有計劃的權力移交時予以合作，盡量使自己的作用在即將發生的阿、猶戰爭中有利於阿拉伯人。

當時英國在巴勒斯坦77，000名士兵和幾千名警察，儘管他們在理論上是中立的，但是，「毫無疑問，英國的政策是幫助阿拉伯人的，尤其是幫助外約旦的阿卜杜拉取得戰略優勢」。阿拉伯軍團擁有的兵力已超過4，000人，是當時阿拉伯世界中裝配最精良的部隊。英國撤離前，允許阿拉伯軍團接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區，並允許它向耶路撒冷及其周圍的猶人陣地推進。一支從敘利亞召集來的志願軍（阿拉伯解放軍），包括非正式軍在內，有5，000——7，000人，英國人對它的滲透也視而不見。

正是在英國有幫助下，阿拉伯人幾乎佔有巴所有地區的控制點，擁有地形優勢，以至於在頭四個月的戰鬥中，阿拉伯人明顯取得了成功。後來，錫安主義者在歐洲以及美國所搜集的軍火及甩召集的經過訓練、能夠參戰的大量年輕移民的源源不斷地到來，猶太人才逐漸轉敗為勝。

以色列的建立是美國外交的勝利。巴勒斯坦分治方案通過後，美國猶太人社團立即大力募集資金，到1948年3月就募集了5，000萬美元，大部分用於購買武器。美國有關部門名義上以銷售的方式向巴勒斯坦猶太武裝集團提供武器，但實際上大部分是贈送的。巴勒斯坦猶太極端分子的哈迦納、伊爾貢和斯特恩邦等武裝組織不僅襲擊阿拉伯居民區、洗劫阿拉伯居民，同時也攻擊英國軍警和行政人員。

美國政府直接為以色列的建立出謀劃策。在猶太國建立前夕，在白宮曾舉行一次秘密會晤，參加的有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錫安主義領導人本-古里安和夏里特、美國猶太社團領袖小摩根索。在這次會議上，杜魯門表示美國政府完全支持猶太國的建立。[40]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現代美術館舉行的猶太民族會議上宣布以色列誕生16分鐘後，遠在萬里的白宮新聞秘書匆忙宣布美國對以色列「事實上的承認」，並表示向這個新生「嬰兒」提供1億美元的援助。同時紐約的許多高樓大廈上已升起新生的以色列國旗，瓜地馬拉駐聯合國的代表西亞·格拉納多斯十分感嘆地說：「以色列這個新成立的國家，可以說是在紐約誕生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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