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幸得了艾滋病，但更慘的是……

浙江省中醫院一名技術人員違反了「一人一管一拋棄」的操作規程，在操作中重複使用吸管造成了交叉感染，導致5個患者感染了艾滋病毒。

艾滋病致死率高，治癒難度高，還是傳染病，所以足以令人聞虎色變。

可是，小菠菜們知道嗎？艾滋病毒本身不直接殺人，殺的是人體免疫系統的中樞細胞。也就是說，艾滋病毒消滅人體衛士，使得人體免疫力下降，引發感染或腫瘤，導致感染者死亡。

艾滋病固然可怕，艾滋病伴隨而來的歧視和排斥，也同樣可怕。

從艾滋病進入人類的視野開始，這種歧視就伴隨而來。

今天，波叔就給大家講講艾滋病「0號患者」的故事。

什麼叫0號患者？

零號患者，指的是某種傳染病第一個患病並開始散播病毒的人。在流行病調查中，通常被叫做首發病例。

換句話說，第一個得病未必是0號患者，還得是第一個把病傳染出去，才能算是0號病人。

艾滋病「0號患者」，名叫蓋爾坦·杜加(Ga?tan Dugas)。

這位小夥子，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航空乘務員。

如果說，當時這位空少還有點什麼不普通的話，就是長得比較帥，高大威猛，迷倒了一大批小夥子——沒錯，他是個同性戀者。

1953年出生的蓋爾坦，當時是一位法籍加拿大航空空少。自從1974年開始，就經常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地方飛來飛去。

除了在天空飛來飛去，蓋爾坦還喜歡去同志酒吧，尋找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情人。

這樣的生活過了6年，由於沒做好安全措施，蓋爾坦生病了。

1980年6月，他的身上，平白無故長出了很多紅疹和紫斑。到醫院一查，患上了一種皮膚癌——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簡稱KS)。

蓋爾坦並不知道，這其實是艾滋病毒(HIV)感染所引起的一種併發症。他也不知道，這種疾病，可以通過性關係傳播開去。

生活照樣繼續，只不過日常的行程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做化療。

1981年，接受了化療之後的蓋爾坦脫光了頭髮

生活態度積極的他，覺得癌症固然可怕，但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還是有很大可能康復的。

直到有一天，醫生跟他說：你的病情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1982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社會學家威廉·達羅(William Darrow)準備研究卡波西肉瘤的病例在男同性戀患者中大幅增長的現象。

這種癌症既然在男同性戀中高發，會不會跟性傳播有關？達羅在心中打了一個問號，但是沒有任何臨床證據可以證明他的猜想。

達羅來到加利福利亞，打算調查一下。

4月的一天，一件偶然的事情，證明了他的猜想極有可能是對的。

當時有3名來自不同國家的男性患者告訴他，自己都曾經和同一個男人發生過親密關係。

那個男人就是蓋爾坦。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立馬找到了蓋爾坦，希望他能夠提供之前交往過的性伴侶的名單。

雖然這事兒很隱私，但是蓋爾坦也很配合，他列出了一份總共72人的名單。

根據名單，研究人員找到這些人，對他們進行了訪談。結果發現，很多曾經和蓋爾坦、以及他的性伴侶發生過關係的人，都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相似病徵。

其中8個來自加利福尼亞和紐約的，之後被確認為染上了艾滋病。

你現在必須停止再和其他人進行親密的性行為。

調查人員告訴蓋爾坦，你的這種癌症，極有可能會通過性關係傳播給其他健康的人。

得知自己很有可能無意中成為傳播源，蓋爾坦當時就懵了。

我不就是得了個癌症嗎，癌症是不可能傳染給別人的。

可是，他患上的不是癌症。當年9月，這種新的迷之疾病，被正式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

——波叔敲小黑板上課了——

艾滋病雖然可怕，但病毒傳播能力並不是非常強，不會通過我們日常活動傳播。也就是說，與艾滋病毒攜帶者握握手、抱一抱、一起吃頓飯、共用洗手間，甚至輕輕打個啵，都不會染上艾滋病。

艾滋病的三大傳播途徑是：無保護措施性行為、血液傳播、母嬰傳播。

所以，聰明的小菠菜們，你們知道怎樣避免染上艾滋病了吧？

1985年，一位來華旅遊的外籍人士患病入住北京協和醫院後很快死亡，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次發現艾滋病病例。

在中國，AIDS最初被音譯為「愛滋病」，有些相聲段子還譯成「愛之病」。當時國內不少文章，認為這種病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沉溺於享樂而導致的一種疾病。這種病，離我們很遙遠。

唉，回顧這段歷史，波叔不禁搖頭嘆息……

——上課完畢，收小黑板——

言歸正傳，名字定了，研究人員開始研究這種神秘疾病。

他們用箭頭和圓圈，畫出了一張傳染路徑示意圖，疑似傳染源指向的是蓋爾坦。

達羅作為研究調查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用地區+序號的方式，來對這些病人進行標記。

比如說病人來自洛杉磯，那編號就是LA1、LA2……來自紐約的，就是NY1、NY2……以此類推。

可是蓋爾坦是加拿大人，不在美國，那就標個字母O吧，代表the outside-of-California case。

乍眼看上去，字母O跟阿拉伯數字0長得非常像。疾控中心其他的調查人員對這批患者重新編號的時候，誤以為這個字母是數字0，所以就把字母O寫成了數字0。

蓋爾坦就成了艾滋病的「0號患者」。

1984年，這份報告發表在《美國醫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在報告當中，研究者指出，蓋爾坦是這次艾滋病病例研究中的第一位患者。

這麼一來，烏龍就開始了。

報告出爐之後，媒體紛紛過來報道，很多媒體抓住了「0號患者」這個點，來詢問研究人員，到底蓋爾坦是不是第一個將艾滋病帶到美國的人。

當時參與研究的人員一直在澄清，這個是字母O，不是所謂的0號患者，而且也沒有直接證據說明蓋爾坦就是把HIV帶進美國的人。

但是在那個談艾色變的年代，筆誤、巧合、媒體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讓事情走向無法控制的方向，全社會都誤解了蓋爾坦的身份。

我們從來就沒有說過蓋爾坦就是第一個得病且並將疾病傳出去的人。這個標識，只是說，這個人在這個疾病病例中非常重要而已。

因為這件事情，蓋爾坦受盡了歧視和冷眼，別人碰見他，都巴不得繞路走。他的朋友鮑勃(Bob Tivey)回憶——

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就已經知道了他是誰、得了什麼病。每個人都很害怕他，在路上碰到，都會躲得遠遠的。看到他走過來，其他的同性戀都會趕忙跑開。

1984年，在一片非議的喧囂之中，蓋爾坦因為病情過重離開了人世。

到蓋爾坦去世後第3年，也就是1987年，這場鬧劇發展到了高潮。

美國記者蘭迪·希爾茲（Randy Shilts）撰寫了一本名叫《世紀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的書。

在書中，他根據一些臨床醫生的訪談，講述了關於「0號患者」蓋爾坦的故事，提到他確實通過性行為，將艾滋病傳播了出去。

但書中也提到，他是不是第一個將病毒帶到美國的，還值得商榷。

這本書一出爐，就掀起了軒然大波。媒體報道時，紛紛暗示蓋爾坦就是那個把HIV病毒帶入美國的惡棍。

比如，1987年《紐約郵報》頭版頭條，標題就是《那個把艾滋帶到我們身邊的男人》(The Man Who Gave Us AIDS)。

謠言不斷在發酵，蓋爾坦成了美國艾滋病傳播過程中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

和艾滋病零號患者相對應的，關於蓋爾坦·杜加的不良傳言也越演越烈，什麼濫交、反社會、沒有良心、給美國帶來疾病和死亡……

接下來的差不多30年里，他的名字一直和HIV「零號患者」畫上了等號。在無數人的觀念里，整個美國艾滋病橫行的事，似乎都是由他一個人引起的。

他不僅身患重病，還名譽掃地。

就連蓋爾坦的家人，也不斷受到周圍人的冷眼、歧視、辱罵。

儘管當時溫哥華很多同性戀社區為蓋爾坦喊冤，說真實的蓋爾坦根本就沒有書上說得那麼不堪。在他病重的時候，他還積极參加艾滋病組織的志願工作。

但是流言還是不斷飛舞。

溫哥華很多人都不認為蓋爾坦是罪魁禍首，他們都為蓋爾坦打抱不平，把所有罪名強加在蓋爾坦身上是不公平的。

流言傳了30多年，一直到去年10月26日，《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遺傳學論文，才正式為蒙冤30年的蓋爾坦洗清了「罪名」——人類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空降」到了紐約。

研究人員利用最新技術手段，並結合歷史和基因組分析，重新對70年代收集來的2000多份來自同性戀男性的血清樣本進行檢測，發現其中有8個樣本裡面能夠找到足夠多的艾滋病毒「基因痕迹」。

對這8個樣本進行基因測序後發現，這8個樣本的病毒，跟加勒比地區的艾滋病病毒毒株樣本、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海地發現的病毒毒株樣本非常相似。

研究人員對蓋爾坦的血液樣本分析之後也發現，他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毒株只是當時美國出現的典型病毒毒株，並不是這一病毒傳播的特殊「源頭」。

用簡單的話來解釋：在蓋爾坦得病之前，艾滋病病毒在美國已經出現了，蓋爾坦根本就不是所謂的「零號患者」。

雖然他確實與紐約和洛杉磯發現的病人發生過性行為，但是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他將HIV-1病毒傳染給這些人的傳聞是不對的。

蘭迪·希爾茲曾經在他的書上提過一個問題：

到底蓋爾坦是不是第一個將艾滋病帶到北美的人？這個問題仍有爭議，很可能最終都不會有答案。

30年後，我們還是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不是。

這個遲到了30年的真相，蓋爾坦沒能親眼看到。

誤會、巧合、輿論……這些材料，製造出了一場荒誕的鬧劇，鬧劇中的主人公，承受了長達30年的罵名。

蓋爾坦是無辜的，是病魔的受害者，他的遭遇同樣值得同情。

今天，隨著科學的發展，我們知道艾滋病並不是只禍害資本主義社會，我們也知道艾滋病並非特別垂青同性戀者，我們知道在啪啪啪的時候做好安全措施可以避免得病，我們知道一個良好的血液管理制度可以減少血液感染，我們發明了「雞尾酒療法」，我們對產婦的妥善照料可以大幅降低母嬰傳播的比例……

可是，我們仍然很難戰勝由於恐懼而產生的歧視。

我們仍然在承受歧視帶來的後果。有些艾滋病患者在遭受歧視後，報復社會，帶病與別人發生性關係、進行血液敲詐……

從這個意義來說，蓋爾坦的故事，值得更多人知道。

有些事一旦做出，造成的嚴重後果就很難扭轉，傷害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來撫平，來彌補。

也可能永遠彌補不了。

波叔說：

別逼一個人，承受一輩子的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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