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產階層成為主導 極左極右思想就沒影響了

2013年05月03日 18:07來源：人民論壇 作者：鄭永年

原標題：中共長期執政的挑戰與智慧

觀點摘要：

在學習他國方面，我們不僅要看別國成功的經驗，更要看別國失敗的教訓。我們的知識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國、歐洲的民主，卻從來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國、菲律賓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會也就不存在了。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社會本身就是由各種既得利益組成的。中共在現有的體制下，要做到「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讓新的水流進來。制度必須是開放的——永遠向新的利益開放，這樣才能永恆

很多人認為民主是整合社會的機制，其實民主在一定條件下是分化社會的機制。現代社會是個利益多元的社會，只有當中產階層的利益龐大時，當他們的利益成為主導利益時，社會才穩定，政治也才穩定。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為把中產階級做大了。可以說，西方國家是中產階級自己整合了自己

我最佩服的就是鄧小平，面對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認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過政策等各種因素培養新的利益，讓新的利益長大之後對既得利益產生壓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敗也是同樣的邏輯。你不能僅「蒼蠅」、「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蒼蠅」、「老虎」之外培養不是「蒼蠅」、「老虎」的力量

學習他國，不僅要看成功的經驗，更要看失敗的教訓

從西方的視角來看，中共選拔出的最能幹的人的過程跟他們的標準選舉過程不同，所以會有質疑、有批評。以選拔政治局常委為例，可從「性別、資歷、年齡、利益」角度來觀察。具體來說，就是性別方面偏重男性，比如政治局常委中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過女性，這跟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資歷就是已經擔任過兩屆政治局委員的先有資格入選常委；年齡的規定，簡單來說就是「七上八下」，即67歲的優先入選，年輕的延後考慮；利益主要就是利益的平衡。關鍵就是這八個字，下一屆肯定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西方的選舉制也不能保證最聰明、最能幹的人一定會被選上，比如美國最聰明、最能幹的人可能都去經商了，二流的才會成為政治家。同時，也不能保證最壞的人就不會當選，希特勒等政治人物就是由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台灣的陳水扁很腐敗，但也是選舉出來的。當西方評論中國的時候，往往會把他們自己也沒有的東西加到中國身上，以一種理想化的標準看中國，這種情況在很多中國人身上也是一樣。其實只要有規矩、有程序就沒問題的。如果中國按照現在的制度設計繼續走下去，行政效率就會比西方多黨制的互相否決的(政治)效率要高。

另外，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近代以來就深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影響，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線性的。西方很多反對馬克思的人，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是線性的，即認為社會的發展必須要從這頭走到那頭，是一條路。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歷史是開放的，是複雜的、多方向的，也是沒有終結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批評中國人思想被殖民地化了：西方走過的路，中國一定要去走嗎？我們是要學習西方，但主體是我們自己。我為什麼那麼強調賢人政治和選拔制呢？因為這就是我們的主體。中國可以越來越多地學習西方，學習他們的民主因素，但是絕對不會演變成西方民主。如果一定要刻意地模仿，就會失敗，這是我的判斷。五十年後我們可以再來檢驗。

在學習他國方面，我們不僅要看別國成功的經驗，更要看別國失敗的教訓。我們的知識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國、歐洲的民主，卻從來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國、菲律賓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我們要有比較的眼光，同時，比較的前提是尊重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

執政黨要長期執政，政策就要不斷地變化

中國是延續性多於變化。從歷史上看，從粉碎「四人幫」到鄧小平上台，這可以說是最大的轉變，但是中國仍然很好地保持了權力交接的穩定，用西方的話說是成功地實現了從「毛主義」到「鄧主義」的過渡。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在同一個憲政框架下的反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不會變化，只是針對具體政策層面的調整。而中國在這一點上，變化應該更多一點。西方國家往往可以在政策層面一下子轉變過來，而中國與此相反，延續性太多，變化不夠。當然政策的變化不是說否定前一任領導人的政策，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具體的政策當然是不同的，但也正因為時代的變化，對新一任領導人提出了政策變化和創新的任務。

執政黨要長期執政的話，政策就要不斷地變化。任何事物都在變，只有「變」這個道理是不變的，這是中國古典《易經》的核心。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人批評說社會經濟變化那麼大，但是政策上面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為執政者調整得不夠快。在實際生活中，特別是80後、90後這些年輕人的變化更大。例如，我們還能找到以前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么？農民工、知識階層這些都是全新的。社會變化大，經濟層面變化就更大了。以前是計劃經濟，現在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以前說政治和經濟「兩張皮」，指的就是政策脫節於社會現實的問題。政治最後都要表現為政策，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政治制度下，政策上的變化不夠，跟不上現實，所以政府和官員每天都疲於奔命，每天都在「救火」，結果每天都很累。

不是民主而是中產階級整合了社會

很多人認為民主是整合社會的機制。其實民主在一定條件下是分化社會的機制。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為把中產階級做大了。美國兩黨制，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誰執政都要照顧這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利益，你可以左一點、他可以右一點，都沒有關係，但必須照顧到他們的利益。哪一個政黨，一旦脫離了中產階級，根本就不必再去想爭取政權。可以說，西方國家是中產階級自己整合了自己。整合社會並不是靠民主，泰國就是個被民主分化的典型案例，城市居民選出的首相農村居民不接受，農村居民選出來的首相城市居民也不接受。再看台灣社會，因為「統獨」問題，也造成了社會很多方面的分裂。政黨就是分化社會的，是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我們互相鬥，這就叫作政黨。為什麼中國以前那麼反對朋黨呢？原因就在於此。

現代社會是個利益多元的社會，只有當中產階層的利益龐大時，當他們的利益成為主導利益時，社會才穩定，政治也才穩定。可以說，有了中產階級什麼都有，沒有了中產階級什麼都沒有。中國現在人均GDP5000元左右，如果能夠從中等收入水平轉型達到高收入水平，成為發達經濟體，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問題就沒有了。現在極「左」、極右等等思想和影響都有，但到了那個時候即便它們還會存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所以，中國政府現在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把中等收入社會轉型成高收入社會，而這一塊城鎮化就非常重要，突破口在城鎮化。但是城鎮化必須要有一個目標，也就是培養中產階級，不能為了城鎮化而城鎮化。中產階級社會也就是消費社會，現在的中國根本未形成消費社會，孩奴、房奴等等就是例證。我為什麼強調土地問題，也就是住房問題，這是社會領域一塊很大的問題。「居者有其屋」應當是中國夢的一部分，有恆產者有恆心，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歸納起來就這兩點，沒有什麼其他的。第二件是黨內這一塊，既然黨是主體，黨怎麼做？我想反腐敗最重要，反腐敗在黨內的這一塊，這是主體性的建設，當然反腐敗也不能僅限於黨內，所有的組織都要反腐敗。第三件則是中國夢跟國家、跟社會之間的關係，怎麼樣能讓老百姓做起中國夢，現在我們大家都在做「西方夢」。好多東西確實需要去做，但改革一定要有目標。

改革需要摒棄「應該怎麼樣」的思維方式

改革怎麼去改？首先我們必須「經驗地」來看問題，而不是「應該怎麼樣」。中國人受傳統的道德哲學影響很深。我們老師教給大家的常常只是對錯的問題：這是好的、那是壞的，我們看電影也分這是好人、那是壞人。這樣一種簡單的思維方式對於學者是完全不夠的。再比如前幾年討論中國模式的問題時，很多人一提到中國模式就首先區分好壞，比如贊成者說中國模式是好的，比西方模式好，而批評的人往往說中國模式不好，我們改革就是要消滅這個模式。這就是一種「應該怎麼樣」的思維方式。

體驗社會要比頭腦中去想更重要，現在好多中國學者不了解中國社會。我們所想的，與我們實踐的東西一定要對應起來。理想很簡單，人類社會99.9%的理想最終都沒能成真，甚至我今天上午的理想跟下午的理想也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尋找事物本身的客觀規律如何發展，要把握社會的客觀規律，而不是社會「應當怎麼樣」。每個人如果都從「應當」層面出發，100個人可能會有200個不一樣的東西。事物本身有發展的「勢」，我們作為學者就是要去揭示這一點。

制度設計要給「新利益、新勢力」一個機會

具體到改革中，究竟該怎麼做？以反腐敗為例，其實反腐敗也是一門學問。中國就是內部多元主義太多，外部多元主義太少。像新加坡的一個反貪局、香港的一個廉政公署，兩個機構都很小，但人家的社會就清廉了。反腐敗機構中國黨內有幾塊，政府有幾塊，人大、政協，甚至連大學都有，哪有這種事情？內部太多元了，誰來負責？沒有人負責。互相間你爭來、我爭去，反而給腐敗很多機會。就像很多人說的，中國反腐敗的機構本身也難以避免腐敗。內部必須要整合，我以前就提出要建立反腐敗的大部制，一定要協調起來，否則互相掣肘沒有效率。同時內部要集權一點，外部要分權一點，比如學校反腐完全可以引入社會審計機構，就算學校自己的審計制度還沒有培養起來，也可以藉助外部的先用。外部審計、社會力量和媒體公開一點。現在微博反腐太多了，成本太高，那是個人反腐敗，必須要制度化，不沿著法治的軌道，最終會形成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社會的信任度也會越來越低。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反腐敗要設計一個制度給清廉一個機會。假設我要提拔你了，我就要事先問你一下，你願不願意財產公開，如果你不願意，那我也就不纏你了。而那些願意的則表明：第一，你確實是很清廉的；第二，可能問題不大。那麼，我就提拔你。我們需要設計一個制度讓清廉這一塊力量成長起來。我不認為人生而腐敗，腐敗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是制度的產物。現在的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腐敗，但是在這個制度體系下不腐敗沒法生活，不腐敗沒法工作下去，所以就要設計一個制度給清廉一個機會。就像以前國有企業改革一樣，國有企業改不動，那我就讓國有企業之外產生一個民營企業。你看，中國的改革邏輯就是跟西方的邏輯不一樣。再好比我們說要消滅既得利益，但是可能你還沒有消滅它，它就先把你消滅了。改革的邏輯不應該是這樣的。我最佩服的就是鄧小平，面對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認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過政策等各種因素培養新的利益，讓新的利益長大之後對既得利益產生壓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敗也是同樣的邏輯，你不能僅「蒼蠅」、「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蒼蠅」、「老虎」之外培養不是「蒼蠅」、「老虎」的力量。其他國家也是一樣，日本明治維新就是靠精英，一幫新的精英產生了，後來逐漸取代舊的精英。中國改革的邏輯就是如此。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會也就不存在了。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社會本身就是由各種既得利益組成的。中共在現有的體制下，要做到「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讓新的水流進來。制度必須是開放的——永遠向新的利益開放，這樣才能永恆。

創新有時候比體制改革更重要，因為每個體制之後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例如，我們現在大學的很多教授整天都在想著改革，但是一旦改革改到自己頭上，肯定比誰都抵製得厲害。所以說每個體制之後都是既得利益，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官僚機構是既得利益，國企、銀行、大學等全都是既得利益，你能一次全部改得動嗎？你必須要在這些之外培養新的利益，因而體制、制度的創新更重要。我的判斷是，美國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其優勢不在於它改革容易。我們可以看到奧巴馬的社會政策改革有多難。美國的優點在於它創新的空間大，制度創新的能力很強。中國就是要往這個方向走。制度創新比制度改革更重要，好多制度都是這樣，不止中國這樣，其他國家也一樣。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人民論壇記者袁靜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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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於聯合早報網鄭永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