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馬聊騷】蹭嫖杜甫如何登上儒家神壇
杜甫是個很有趣的人。祖上算是世家大族,讀書的機會,自然多餘旁人。年輕的時候,衣食無憂,等到真正需要自己出來謀生混飯吃的時候,雖然求職艱辛,但也終究溫飽,到了晚年,歷史上說,有可能是被活活餓死的。在唐朝,也不僅僅在唐朝,一個人要在職場、政治、歷史上站住位置,首先要看你交往的是什麼人,其次,才是你的才華。李白在活著的時候就名滿天下,根本原因是給唐朝皇帝和妃子寫過詩,還鬧過各種緋聞。那個時代的詩人,更像是一個娛樂明星,我們當下的明星,作品是電影、電視劇,唐代的明星,作品是詩歌。關於李白,我在以往的聊騷裡邊寫過,不贅述。今天,主要想聊的,還是杜甫。杜甫年輕時候的交際圈子,起步都不低,大約是王侯將相的二代們。關於青年杜甫交際圈子的考據,有大學教授做職稱論文的時候,專門寫過。我這裡也不引用,因為一旦引用,則與本人的隨便聊的風格不符了。翻開《杜工部集》,光看一些詩歌的題目,就知道杜甫經常跟誰玩了。當然,這種玩法,不過是詩歌贈答,也沒什麼經濟成本,杜家還是玩得起的。但是,唐代詩人要賺名氣,還得玩一項需要花錢的遊戲,那就是野遊。說白了,就是自費或者公費旅遊,到全國各地走走看看,尋訪名山大川和各地名流,寫詩歌,賺名氣。跟現在的明星到全國各地開演唱會,大同小異。李白離開唐明皇之後,旅遊的錢,算是公費的。皇帝讓咱出來玩兒的,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各地的地方官,自然都願意招待。杜甫不一樣,李白有資格公費的時候,杜甫還沒見過皇帝一面呢。玩兒還是要玩兒的。杜甫年輕時候,也自費到過很多地方。讀萬卷書,走萬里路,在古代,被認為是有才華的人的基本標誌。當然,這是我們現代人給修剪剩下的標準,古人在讀書、走路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那就是玩萬家女。在明清以前,士大夫階級會玩兒女人,也是風流的一種表現。不風流,怎麼能詩書豪情呢?杜甫自己出去玩兒的時候,是怎麼解決性生活的(那時,他十幾二十幾的年紀,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在他的詩集裡邊很難找到影子。在江浙一帶、山東河北交界一帶(標註:這些地方,按著我們當下的標準來看,都是出美人胚子的地方)遊歷了之後,杜甫回到洛陽考試,沒中。出來繼續玩兒,就遇到了李白。那一年,杜甫33,李白44。杜甫一事無成,李白名滿天下。三十幾歲的人,自然不好意思再跟家裡要錢,雖然這個時候,杜甫早就娶了媳婦。那為何杜甫不在家呆著,等著繼續考試,且跟媳婦過裹床單的小日子呢?按著當時的風氣來看,杜甫若不出去游的話,很可能以後更沒官做。游,就是一種運作。在這個背景下,杜甫實乃是沒錢的。李白出手闊綽。幾個會寫詩的人,聚眾嫖娼,是必然的事情。所謂的遠遊,根本不是探訪民情、深入百姓,而只是各地喝喝花酒、唱唱小調、滾滾床單。幾個人,從開封、商丘,一路向東,就嫖到山東境內去了。至於唐朝當年的妓院等等,我在李白那期的聊騷中已經仔細說到過,這裡也不贅述。這一時期的杜甫,反應到詩歌上邊來,少不得花天酒地了。當然,肯定沒有像當下某些詩性領導隨口吟唱的「白花花的大腿,水淋淋的逼」那麼淫穢的。杜甫筆下,嫖娼都是別有風味的: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此乃嫖雛妓也。我前邊說過,這時的杜甫,沒錢了。像李白這樣的詩人朋友,是有錢的。杜甫屬於蹭嫖角色。中國當代詩人遠遊喝花酒蹭嫖等等的事情,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上下,出現過。那是現代詩的黃金時期。那個階段的詩人,這些到處吃喝玩樂的遊戲,都是跟唐朝詩人學的。這些不表,單說杜甫。老二的生活,只是第二位的。混飯吃,才是第一位的。杜甫再次遠遊一圈之後,已經小有名氣。至少,要在中國開三十幾場演唱會的豪言壯語是實現了,不像現在某些歌曲節目的導師,牛逼吹出去了,年底讓媒體追著質問那三十幾場演唱會,開到哪個小酒吧了。三十多歲的杜甫又到長安考試,還是考不上。用一句老話說,車有車路,馬有馬路了。考試不行,就換一招吧。什麼招數呢?給朝廷當官的,遞送自己的詩文唄。如果說郊遊是在地方上開演唱會的話,那在長安,給朝廷名流遞送詩文,才是真正在北京工體搞演唱會呢。起初,杜甫不招人待見,屢投不中啊。後來,給皇帝投了個自吹與互吹牛逼的賦,皇帝覺得,自己要是不給杜甫個官職做做,顯得這個皇帝不是文章裡邊吹牛逼的那個樣子了。所以,皇帝給了杜甫一個近似於孫悟空被玉帝賜予的弼馬溫一樣的官職,最大官職,好像是個參軍。我在以往的老馬聊騷裡邊寫到過,人到四十幾歲的時候,是頂危險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你事業無成的話,自然會有中年危機。中國歷史上好多事情,都是有中年危機的人搞的。比如洪秀全和陳獨秀。我以往也聊過,不贅述。杜甫在四十幾歲的時候,也進入了這種危機狀態。擦,老子這麼大寫詩的能耐,怎麼就給了一個參軍的屁官。若是孫悟空,就打到南天門去了。杜甫畢竟是個文人。他化解中年危機的方式,就是一改文風,開始以關注現實疾苦的方式來抒發自身的憤懣。有學者說,四十幾歲之前的杜甫詩歌,是盛唐氣象,高唱凱歌,之後的,則是中唐氣韻,沉鬱頓挫了。這話拿歷史為背景來分割,我覺得不如直接拿詩人個人的中年危機來劃分更合適。只是,杜甫的中年危機,正趕上盛唐向中唐的轉型的歷史跨度罷了。此時期的詩歌,最燦爛的,當屬《兵車行》、《麗人行》等等。這種對現實社會的譏諷,正是詩人自身憤懣往外排泄的需求。四十五歲之後的事情,奠定了杜甫走上儒家神壇的堅實基礎。如果說當著小官的杜甫,起初的《兵車行》、《麗人行》等還只是對現實待遇的不滿造成的逆反發泄的話,那安史之亂階段,杜甫一度淪為流民,他的詩歌關注底層民眾疾苦,則從不自覺,轉變為了一種自覺。因為,安史之亂中,杜甫也已經是底層民眾中的一員。與其說杜甫在寫民間疾苦,不如說,他就是在寫自己。參軍都沒得做了,只能顛沛流離。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三吏「、」三別「。接近五十歲的時候,杜甫雖然又有投靠朝廷的故事,但也不順利,後來,遠走了西南避難。杜甫是58歲上死掉的。在最後幾年,他帶著一家上下,於西南各處漂泊。這是一種近乎宗教領袖災難意識的漂泊,雖然這種漂泊,不是詩人自己有意為之的。在最後幾年,杜甫最膾炙人口的詩歌,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登樓》、《秋興》等等。這些詩歌,對中國文人的影響,並不亞於西方的一些宗教領袖出埃及、大夥一起吃一張大餅的故事對西方學人的精神感召力。晚年杜甫,實乃實現了一種被動的宗教意義上的精神超度。58歲那年,杜甫死掉了,有說,是餓死的。也有說,是撐死的。杜甫帶著一家老小,在船上避難,船漂泊湘江邊上,杜家餓了七八天了。當地的縣官,聽說此事,帶著酒肉來救急。杜甫終究是死掉了。他的死,被動實現了對其自身詩歌精神層次的提升。當下人,每每提起杜甫,都是壯懷激烈。而在唐朝,杜甫雖有一定名氣,但卻並未得到多少主流價值的認可。「與杜甫同時代的兩個選本——元結的《篋中集》,殷璠《河嶽英靈集》——都不選杜詩。稍後的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不選,芮挺章《國秀集》不選,令狐楚《御覽詩》不選,甚至經過中唐元慎、韓愈等文壇宗主的褒揚,到了晚唐,姚合《極玄集》還是不選杜詩。唐末入五代的詩人韋莊編選《又玄集》,才選了杜詩七首。五代時候,後蜀韋縠《才調集》還是不選杜詩,雖然他在序言中明明提到杜甫。唐朝人詩歌選秀,杜詩被PK,在後人看來也常常也杜甫鳴不平,這麼偉大的詩人,在那個時代竟是如此寒磣。」杜甫享有盛名,是在宋代的事情了。聊了這麼多,我要解釋一個重要的問題了——為何杜甫直到宋代,才正式登上文化的歷史舞台呢?簡單說,唐代佛道興盛,傳統的士大夫階級,地位也是相對穩固的,他們不需要找出士大夫階級中的儒家代表來,與佛道文化抗衡。但遭遇晚唐動亂之後,佛道文化,尤其是佛家的文化,更適合平民階級。而士大夫階級賴以生存的世家世界,已經被瓦解的很乾凈了。魏晉幾代的世家,在戰亂中,早已重新洗牌。在這種背景下,儒家文化,如果繼續堅守他們信奉的,只為皇權服務的思維,會瞬間被底層的老百姓拋棄。孔孟學說,都是從皇權如何治理天下的角度來說話的。更加平民化的世界,儒家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發出聲音來。儒家的選擇,則是從底層視角說話,為老百姓說話,從而為皇權服務。儒家再次成為所有人的儒家。而杜甫,正是這個新儒家的最好的代言人。他有士大夫階級的出身背景,有亂世離愁,有對民間疾苦大聲疾呼的詩歌,有近乎於宗教領袖死亡命運的結局。這些就夠了。他足以成為新儒家的神。宋代開始,杜甫正式成為詩聖。聖是什麼?聖是儒家的老大罷了。當下再看杜甫,我更關心的,不是他成為哪一派別的聖人,而是,建設一個怎樣的救助辦法,才不至於讓現代的杜甫們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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