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一個親手終結「蔣經國時代」的人

●與時代潮流站在一起

有人講，蔣經國是主動在順應自由民主的時代大潮。也有人講，這種順勢而為其實是被動性質。縱觀其主政台灣的20餘年，「主動」與「被動」或許都是偽命題。因為，蔣經國本身，也是這時代潮流的一部分。（來源：《短史記》/作者：諶旭彬）

1、「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一個威權領袖的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其威權統治的實質。蔣經國也不例外。他早年所受家教，是父親信奉的傳統儒家經典；青年時代長期滯留蘇聯，深受影響；回國後又曾接受父親為其量身定製的「思想改造」。

1950年代，台灣修築中部橫貫公路，蔣經國深入一線，與築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龍頭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饅頭。年近古稀時，仍下到台灣各處窮鄉僻壤里去探求民隱，如尋常老農般脫鞋涉水，如尋常路人般在路邊小飯館買盒飯吃……

這背後也不見得有「民主」，但顯然有「民本」存焉。

2、晚年認可了市場經濟

早在1952~1954年間，台灣經濟學界就曾批評過國民黨對「國營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迷戀，史稱台灣政學兩界的「財經大辯論」。受此次論戰影響，胡適於1954年3月6日公開站出來演講，自我懺悔曾信奉國營企業和計劃經濟，並敦促領袖和當局也出來懺悔對國營企業和計劃經濟的迷戀。

自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灣的經濟體制改革終於定下了「自由市場」的方向；蔣經國的經濟理念，也漸漸有所改變——1985年，他接受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採訪時，曾明確聲明：台灣採行的是市場經濟，鼓勵自由貿易。

3、他也是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一個以「民本」為政治信仰、推崇「均富」的執政者，一個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認同者，是可以成為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的。

1950年代台灣的「基層自治」，黨外力量參與選舉時，常不免受到體制種種刁難。1969年，蔣經國批准同意在「基層自治」選舉中實行演講制度，候選人可以通過演講來闡述解釋自己的政策。台灣自此開啟了一條獨特的民主轉型路徑——「自由先行」。

所謂「自由先行」，具體到台灣，扼要說來主要包括兩點：1、50年代的「基層自治」，給予了台灣民眾有限度（維持國民黨的「全國性」）的政治自由；2、同時期開啟的對私營經濟的扶植，則開啟了經濟自由的大門。這兩大自由先行，為1986年的轉型打下了基礎。

●不該再有「蔣經國時代」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出任第六屆「總統」。就職的當天下午，他對外發布了三點「指示」：

第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紙雜誌上。「今天是一個民主的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第二，今後不希望稱呼他為「領袖」。「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員，一個普通的國民，只願以黨員與國民的身份，與全體同志及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鬥」。

第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只有國家民族的萬歲，只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1986年4月，蔣經國指定嚴家淦等十二人，組成專門研究和平轉型的「革新小組」。改革遭遇掣肘，蔣經國啟用了李煥。在與李煥的長談中，蔣經國交待了自己設想的三個改革目標：

第一，國民黨需要徹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開的政治制度里競爭。實際上，自六十年代開始，蔣經國已開始對國民黨本身的年輕化、現代化改造；至80年代，大部分國民黨代表，是通過競爭選舉上來的，而非依賴威權體制的賜予。

第二，取消「戒嚴」，解除報黨禁。這實際上就意味著政府需要回歸到憲法層面去施政，意味著四六憲法重新啟動生效。

第三，「兩岸統一」。蔣經國說：「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踏上統一之路。台灣和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怕將越來越難獨立存在。」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這類的講話，1986年前後頻繁出自蔣經國之口。這個以「民本」為基本政治信仰的執政者，已看清了時代的潮流，並選擇成為潮流的一部分。他明白，僅從「民本」出發「愛民如子」，已不再適應時代的需要；民眾已不再滿足於做「被愛」的「子民」。他們希望自己愛自己，希望自己治理自己。這是「民本」與「民主」的大區別。

改革不會沒有代價。沈昌煥曾警告蔣經國「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他的回答是：「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國民黨必須有新的觀念，有新的做法，「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1988年1月5日下午，蔣經國向"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王家驊口述遺言：「我現在身體不好，萬一長眠不起，眾人不要懷憂喪志，仍應繼續努力，推行民主憲政建設以完成統一中國大業。」

1月13日，蔣經國與世長辭。他親手終結了「蔣經國時代」以及下一個「蔣經國時代」出現的可能性。

長按二維碼關注@江淳隨筆 每日推薦精品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