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文論中的互文性理論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論是當代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產生的一種文本理論。它涉及到當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論如結構主義、符號學、後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並且滲透到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批評實踐中，覆蓋面十分廣闊。同時，互文性理論涵蓋了文學藝術中不少重大問題：如文學的意義生成問題，文本的閱讀與闡述問題，文本與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問題，文本的邊界問題，文藝生產流程中的重心問題，文學的文體間關係問題，批評家地位問題以及傳統與創新關係問題等等。正是由於其覆蓋面廣，涵蓋問題複雜，所以，互文性理論不能簡單看成一般意義上的一種文本理論，而應該從更為宏闊的文化研究的視野來把握和審視。本文無力展開這一浩大的工程，只能在清理、描述的基礎上作粗淺的評述，意在拋磚引玉。

一

「互文性」這一概念首先由法國符號學家、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其《符號學》一書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轉化」。（1）其基本內涵是，每一個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鏡子，每一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它們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潛力無限的開放網路，以此構成文本過去、現在、將來的巨大開放體系和文學符號學的演變過程。（2）

實際上，在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提出這一術語之前，「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內涵在俄國學者巴赫金詩學中已初見端倪。巴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提出了「復調」理論、對話理論和「文學的狂歡節化」概念。巴赫金認為陀氏的「多聲部性」小說創作改變了傳統小說中作者和主人公的關係，偏向於在共時性狀態下平行地展開多種意識，從而形成各個主人公的意識、視野和聲音的一種共存關係和相互作用。這種類似復調（多聲部）音樂的小說結構使得眾多獨立聲音混響並行，造成了文本結構在更高層次上的多重複合統一。巴赫金在其對話理論中還指出，陀氏的小說使作者和主人公之間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對話關係，對話中各種意識、各種聲音的爭論與交鋒，構成不同對話形式，強化了復調結構。在分析陀氏文本的復調現象和對話性形式建構原則基礎上，巴赫金進一步提出「文學的狂歡節化」這一概念。在陀氏作品（如《白痴》）中，狂歡節中的情節與場面隨處可見。狂歡化的時空是陀氏復調小說得以滋長的土壤，而復調結構又集中體現了「文學的狂歡節化」。巴赫金指出，作為複雜文化行為之綜合的狂歡節，其儀式對小說本文產生了一系列潛在的影響。如狂歡廣場、無等級的插科打諢、粗鄙對話、庄諧結合的語言等都影射了權威的消失、等級世界觀的破碎和文化中心與邊緣關係的逆轉。狂歡節這種反權威、反邏輯、反和諧、去除中心、消蝕界限的複雜紛亂的變調特徵建立在狂歡節對文化認可的種種行為和話語的綜合性混合與反諷化基礎之上，由此，文學話語與非文學話語、方言、職業語言、民俗語言等交匯在一起相互指涉，以一種新的關係呈現出不同的意識形態和世界。可見，「文學的狂歡節化」這一概念實際已具備「互文性」的基本內涵。關於這一點，當代美國學者伊哈布·哈桑也有論述。在《後現代景觀中的多元論》一文中，他指出：「狂歡，這個詞自然是巴赫金的創造，它豐富地涵蓋了不確定性、支離破碎性、非原則性、無我性、反諷和種類混雜等等。······狂歡在更深一層意味著『一符多音』——語言的離心力，事物歡悅的相互依存性、透視和行為，參與生活的狂亂、笑的內在性。······至少指遊戲的顛覆的包孕著更生的因素」。（3）

二

從互文性理論的發展過程來看，符號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不同文化理論對互文性內涵的界定和闡釋並非一致。從上述文化理論的主要理論家的不同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界定、闡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實踐運用各有其側重點或理論興趣點，由此導致了互文性理論的複雜性。

義大利符號學家艾柯在其意指作用理論中認為審美本文具有自我指涉和「含混」的特徵，由於這種特徵，「只要糾纏在一起的各種解釋相互作用，文本就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常規的代碼和它們轉變為其它代碼的各種可能性」（4）。在他看來，文本的譯解就是「持續不斷地將其直接意指轉化為新的含蓄意指，其中沒有哪一項目終止於第一闡釋成份上」。（5）由於這種譯解的無限推遲，我們永遠不能達到對審美信息的最終譯解或讀解。由此可以看出，艾柯所謂的審美本文具有無限開放、自我指涉和多種轉譯可能性的特徵。這是從本文意指作用的無限開放性的角度來論述本文的「互文性」特點的。

與艾柯從本文意指作用的無限開放特徵來界定互文性內涵不同，法國符號學家米歇爾·里費特爾將重心從本文移向本文與讀者之間的空間，在其閱讀理論中，他認為互文性是讀者閱讀和感知的主要模式，讀者在閱讀或闡釋文本時通常必須彙集一個以上的互文本來加以審視，同時里費特爾還批評了後結構主義文論中的互文性理論因過度開放而看不到文本結構對互文本的束縛的毛病，在他看來，一切互文性關係都必須置於每一個文本的結構母體之上，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結構母體（matrix）的變體。在《自足的本文》中他指出：「意義是建立在本文所提供的結構基礎上，每一個原來的破譯都是這個結構的變體」。從這個意義上是講，里費特爾的互文性是一種狹義的互文性，即指一個文本與存在於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係。在對互文性內涵的界定中，他堅持了文本對讀者的控制和母體結構對變體的約束，從而在文學的自足性上保持了與後結構主義的距離。英國學者C·巴特勒證實了這一點：「我覺得他（里費特爾）實際上是想把文學性界定為一種自足的語言形式，而不是僅僅想使詩脫離它的歷史語境」。（6）

對互文性內涵作狹義界定的還有結構主義陣營中的熱拉爾·熱奈特。他稱「互文性」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在他看來，任何文字都是跨文本的，任何文本都是產生於其它文本之上的「二度」結構。熱奈的跨文本性主要有五種類型：一、互文性（包括引語、典故、原型、模仿、抄襲等）；二、准文本（作品的序、跋、插圖、護封文字等）；三、元文本性（文本與談論此文本的另一文本之間的評論）；四、超文本性（聯結前文本與在前文本基礎上構成的次文本間的任何關係）；五、原文本（組成文學領域各種類型的等級體系）。從這五種分類看，熱奈對「互文性」內涵的分析是建立在一文本與存在於此文本中其它文本之關聯的基礎之上，同傳統的來源——影響研究有相似之處，還未曾象後結構主義那樣將互文性置於文學文本同其它非文學文本的關聯域中加以闡發並引伸出廣泛的互文性。

結構主義詩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美國學者喬納森·庫勒從文學閱讀程式上討論了文學閱讀時文本相互參照的重要性。他提出把文本當文學來閱讀，必須以以下五種文本作為參照：一、社會文本（所謂真實世界「the real」）；二、一般文化文本(Cultural vraisemblance)；三、一種體裁的文本(models of genre)；四、約定俗成的自然(the conventionally natural)；五、扭曲模仿和反諷(parody and irong )。庫勒的這種參照閱讀考慮到了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相互關涉，但主要仍是基於傳統來源——影響研究模式來分析文本間的互文性，因為在庫勒看來，這種參照閱讀可以「把文本與各種連貫意義的模式相聯繫，使文本變成可理解的」（7），可以看出，庫勒在堅持文學閱讀的可能性這一點上同巴爾特、德里達等人有著明顯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庫勒在以後的《符號的追尋》一書中對狹義與廣義的互文性作了全面的闡釋和總結。他說：「互文性有雙重焦點。一方面，它喚起我們注意先前本文的重要性，它認為文本自主性是一個誤導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義，僅僅是因為某些東西先前就已被寫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強調可理解性、強調意義而言，它導致我們把先前的文本考慮為對一種代碼的貢獻，這種代碼使意指作用（signifliation）有各種不同的效果。這樣互文性與其說是指一部作品與特定前文本的關係，不如說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的話語空間之中的參與，一個文本與各種語言或一種文化的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個文本與為它表達出那種文化的種種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間的關係。因此，這樣的文本研究並非如同傳統看法所認為的那樣，是對來源和影響的研究；它的網撒得更大，它包括了無名話語的實踐、無法追溯來源的代碼，這些代碼使得原來文本的表意實踐成為可能」。（8）庫勒所說的後一種互文性就是克里斯蒂娃、羅蘭·巴特、德里達等人在其文化理論中所運用的廣義的互文性，即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各種語言、知識代碼和文化表意實踐間相互指涉的關係。

三

克里斯蒂娃在提出互文性概念後，進一步將文本區別為現象型文本和基因型文本兩類。前者指存在於具體語句結構中的語言現象，常見的音位、語義描寫和結構的分析適用於這類文本，但它與語句而不是文本主體（表述）發生關係。基因型文本則「規定了表達主體的構成所特有的邏輯的運算」，是現象型文本結構化的場所，是意義生產之場（9）。在克里斯蒂娃看來，互文性就產生於「現象型文本」與「基因型文本」之間交流的零點時刻（zero moment ），而處於互文性中心的則是主體的慾望，文字（或書寫）正是一種把對能指的慾望的陳述轉化為歷史性客觀法則的自發運動。由此，「互文」意味著慾望、歷史、文本等語言學或非語言學、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相互指涉。「互文」超出狹窄的文本範圍，進入到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中。

解構主義者從朱麗婭·克里斯蒂娃那裡承接的正是這種廣義上的互文性。因為「這個由克里斯蒂娃所造的詞表達出這樣的意思，即······每一個事物在任何時候，都涉及到其他的任何事物；所有的思想聯想和傳統都可以合法地變成一個文本的一部分；每一個文本都可以通過新的閱讀而發生別的一些聯想；各種文本是相互聯繫的」（10）故此在確認文本的意義源於文本間的相互作用這一點上，解構主義者們依據互文性原則對文本固定結構或穩定秩序進行顛覆和拆解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由於理論側重點和出發點不同，解構策略解構批評各具特色，其結果是互文性理論更為廣泛地滲透和覆蓋了文學的許多重大問題如文本意義問題、文學閱讀問題、文學寫作問題、文學修辭問題、文學影響問題、文本與批評關係問題等等。

德里達的互文性理論是建立在其文字學理論基礎之上的。德里達認為，文字的本質就是「延異」。「延異」是對終極意義求解慾望或意志之實現或滿足的「拖延」；「延異」能同時指涉意義的全部配置；「延異」是一種運動，根據這種運動，語言或任何代碼，任何一般指涉系統，都被歷史地構成差異的編織式樣；「延異」還是印跡（蹤跡）的遊戲。它「迫使我們將每一賦意過程看作為一種差異的形式遊戲」（11），在回答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什麼是作為『延異』的文字？」和「在文字學中，文本概念是怎樣替代『說出的』語言學概念和符號學概念」等問題時，德里達回答說：「無論在口頭話語還是在文字話語的體系中，每個要素作為符號起作用，就必須具備指涉另一個自身並非簡單在場的要素，這一交織的結果就導致了每一個『要素』（語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號鏈或系統的其他要素的蹤跡上」，（12）於是，「在所謂的『意義』已經完全由差異組織構成的程度上，在已經存在著文本之間的相互參照的文本網路的程度上，文本變化中的每個『單個術語』都是由另一術語的蹤跡來標識的，所假定的意義內在性也已經受到它的外在性的影響」（13）。結果，文字（包括各類文本）是無數能指的印痕和無限變化的一種不穩定過程。文字元號的能指「延異」使得「每一種話語變成了能指的『交織物』」。在此，互文性成了能指自由嬉戲的過程，文字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如哲學文本、歷史文本等）之間的界限也因能指的嬉戲而失去界限，一切文字、話語、符碼都處於互文性中。

羅蘭·巴爾特不僅接受了德里達對語言的解構，而且還從意義生產過程和閱讀實踐的角度修正了克里斯蒂娃對文本的區分。在《S/Z》一書中，他將文本分為「快樂的」與「極樂的」兩類。前者是可以進行有限解讀的文本，後者則是開放性的有多種表意實踐可能的文本。巴爾特認為：「快樂的文本就是那種符合、滿足、准許欣快的文本；是來自文化並和文化沒有決裂的文本，和舒適的閱讀實踐相聯繫的文本。極樂的文本是把一種失落感強加於人的文本，它使讀者感到不舒服（可能達到某種厭煩的程度），擾亂讀者歷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種假定。破壞他的趣味、價值觀、記憶等的一貫性，給讀者和語言的關係造成危機」（14）巴爾特的極樂文本，就是充滿互文性的文本。這種「互文性」始終與讀者閱讀相聯繫。巴爾特互文性理論的創見性還表現在他既把互文性看成是一種共時性的展開，也看成是一種歷時性的展開。他一方面從共時性內涵上稱「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互文是一個無名格式的總場」（15）並冠以其文本理論以「網路學」的新名詞：「文本就意味著織物······主體由於全身處於這種織物——這種組織之中而得以解脫，就像蜘蛛在吐絲結網過程中得到解脫一樣。如果我們使用新詞的話，我們可以把有關文本的理論定義為網路學（網路，即蜘蛛的織物和絲網）」。（16）另一方面又從歷時性內涵上稱「任何文本都是過去引文的重新組織」，「互文的概念是給文本理論帶來社會性內容的東西，是來到文本之中的先時的和當時的整個言語」（17）。

四

在以保羅·德·曼、哈羅德·布魯姆、希利斯·米勒和傑弗里·哈特曼為代表的美國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批評理論以及新歷史主義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中，互文性理論更趨於成熟並被廣泛地應用到文學批評實踐中。

保羅·德·曼的修辭學閱讀理論認為，修辭性是語言的根本特性，語言從產生時起就具有虛構性、欺騙性和不可靠性。文學文本的語言因這種修辭性而使其語法與修辭、字面義與比喻義、隱喻與換喻等之間永遠處於一種自我解構的運動之中。由此，文學閱讀因為語言的修辭性而成為「閱讀的寓言」。通過讀解盧梭的《信仰自由》，德·曼得出結論說：「我們發現《信仰自由》在結構上實際上同《新愛綠綺思》（按：盧梭小說）一樣：隱喻模式（在《新愛綠綺思》中被稱為『愛情』，在《信仰自由》中被稱為『判斷』）的解構導致這個隱喻模式被類似的本文系統所取代」；因此，「從以修辭模式為基礎的作品類型理論的觀點看，兩個本文之間不可能有區別」（18）這實際上是從語言修辭性角度徹底消解了文字與非文字、小說語言與推論語言之間的界限，使得一切文本因語言的修辭性而呈現出互文性特徵。在此基礎上，保羅·德·曼取消了文學與批評之間的區別。他說：「文學和批評——它們之間的區別是騙人的——被宣告（或被賦予特權）說是永遠最精確的語言，而結果卻是最不可靠的語言」（19）。應該看到，保羅·德·曼這一建立在語言修辭性和文本自我解構性基礎的互文性理論留下了這樣的疑難問題：解構閱讀所持的批評語言本身就有修辭性，在再無其它後設語言可用的情形下，文字閱讀勢必陷入虛無主義泥潭之中。因此，有批評家認為德·曼的論點是一種虛無論調，一種沒有建設性的懷疑論，一種「負面批評」（20）不無道理。

哈羅德·布魯姆在其著名的「影響即誤讀」理論中指出：「影響意味著壓根不存在本文；只存在本文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取決於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於誤讀或誤解——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所作的批評、誤讀或誤解」（21）。也就是說，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本文處於相互影響、轉換、交叉重疊之中，影響關係支配著閱讀，而閱讀不過是誤讀而已。布魯姆的這一互文性理論同傳統的來源影響研究有著質的區別，因為布魯姆絕對化的「誤讀」修正了傳統影響即模仿、繼承與吸收的理論格局，強調了創新的一面，但它同時又走向了相對主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布魯姆從心理學角度為互文性理論提供了心理依據。他認為：互文性閱讀的產生源於一種「影響的焦慮」，即當代詩人或作家就象一個具有俄狄浦斯戀母情結的兒子，面對「詩的傳統」這一父親形象，在受前代偉人影響與壓抑的焦慮中，只能採取各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誤讀」方式來貶低前人或否定傳統，達到樹立自己形象的目的，結果造成這樣的錯覺——彷彿某種風格是「我」首創的，前人反而似乎在摹仿「我」。由此，影響意味著誤讀，誤讀又產生了互文性。

希利斯·米勒在其代表作《小說與重複》中提出了「重複」理論，他認為小說的奇妙之處在於「重複」現象，「重複」主要有三大類：一是文本細微處的重複。如：詞語、修辭格等，二是文本中事件或場景的重複。三是文本與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題、動機、人物、事件、場景上的重複。第三種重複已超出單個文本的界限，進入到互文本的廣闊領域中。在米勒看來，文本間的互文性就是文本的各種重複現象及其複雜的活動方式。同時，米勒還否定了批評與文學之間的嚴格的界限，在《像「主義」的批評家》一文中，米勒將文學與批評之間的關係比喻為主人與食客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文學文本寄生於其他的文本（從前文學文本與批評文本）之中。另一方面，批評也作為食客「吃」文學，「喝」文學，由此，形成了文學與批評的「互吃」現象。文學與批評處於一種複雜的寄生現象中，文學與批評之間的互文性關係就形成在這種寄生活動之中，批評成為一種「合法的剽竊」。

傑弗里·哈特曼從文學語言的隱喻性、虛構性、不確定性出發，認為本文的意義只能通過各種各樣的參照系來把握。在他看來，一切文本間是互相交叉、重疊和轉換的，就連德里達的《格拉斯》也是如此：「不僅很難說《格拉斯》是『批評』、『哲學』、還是『文學』，而且很難說它是一本書。《格拉斯》呼喚出各種文本的幽靈，它們是這樣地紛亂、混雜、虛妄地遠離了正常的位置，以至單純的作者的觀念也黯淡無光了······」（22）。從文本間的這種開放性和意義的不確定性出發，哈特曼還揭示了藝術本文的相互依賴性，他說：「藝術依賴於其它的藝術，也依賴於批評，同時藝術被它們所修改」。（23）這種依賴關係使得意義探求活動不得不考慮到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的關係；而相互影響的關係又使意義變得更加複雜、不確定。這實際上是從藝術本文的相互依賴關係的角度揭示了藝術本文間的互文性。

在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中，互文性理論的重心直接移位到文本與文化語境、文本與歷史背景之關係上來，新歷史主義有一句名言：「文本是歷史性的，歷史是文本性的」。也就是說，新歷史主義特彆強調著眼於現代視界，運用文本與文化歷史語境的互文性關係來解釋過去的文本。從這一視角出發，新歷史主義拒絕了以往賦予文字文本以特殊地位的模式，代之以對文學與非文學一視同仁的研究模式或將文學文本置於非文學文本的框架之中，並採用傳統文學與美學研究中排除在外的文獻和方法，將文學文本重構為歷史客體。（23）於是歷史文獻記錄、政令、法規、報章、慶典儀禮、宗教巫術、民俗活動等非文學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形成相互指涉的「互補性描述」。歷史和文本進入到一種互文性的運動之中。這種新的文本視角與研究方式突出體現在新歷史主義者們對文藝復興文化研究特別是莎士比亞戲劇研究之中，美國學者葛林伯雷在解釋莎士比亞的《奧賽羅》時就是運用不同時期的各種文獻甚至包括現代學者寫的文本來參照地解釋《奧》劇的。以歷時的互文性來拒斥自律的文學史模式是新歷史主義互文性理論解釋文學史發展的一個獨特的貢獻。

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婦女寫作總是「雙本文」的，它既與男性的文學傳統對話，又與女性的文學傳統對話，由於父權制文本的無處不在，女性批評家不僅內化了男性中心主義的本文，而且內化了男性中心主義的閱讀策略和價值，因此，「無論是婦女寫作還是女性主義批評都必然是『一種雙聲話語』，既表徵男性，又表徵占支配地位；既在女性主義之內言說，又在批評之內言說」。（24）於是，這種在本文自身十分明顯的文學修正過程（形式仿效、隱喻改寫、甚至詩文模仿）中呈現與規範自身的女性寫作與批評揭示了它和男性寫作與批評之間十分隱秘的互文性關係。而且由於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雙重影響，婦女寫作與批評宛如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圖景，婦女書信、日記、婦女手冊、婦女小說、社會學著作、醫學文獻與雜誌、大眾廣告、性手冊、政治與文學宣言、生育手冊、新聞報導等都進入到婦女文化符碼的互文性解讀活動中，呈現出一幅獨特的當代文學批評景觀。

五

從上面的清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互文性」的基本內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還有共時性互文性與歷時性互文性之分。狹義的界定主要體現在早期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之中，廣義的界定和運用多體現在後結構主義之中，從共時性角度探討互文性的多為符號學、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從歷時性角度出發的主要體現在新歷史主義與女性主義之中（此外還包括羅蘭·巴特和哈羅德·布羅姆）。

從互文性理論的發展過程來看，早期（後結構主義之前）的互文性理論主要體現在內涵界定和理論探討之中，以廣義互文性為基礎展開的後期的互文性理論在理論形態上則更趨成熟，並廣泛應用到文學批評實踐之中，德里達對系列哲學文本的解讀，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對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文化符號分析）、《戀人絮語》和《S/Z》的解構寫作與閱讀實踐，新歷史主義對文藝復興時期文化歷史的研究、女性主義者對婦女寫作、閱讀和婦女文學史的研究以及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實踐都是互文性理論在實踐中運用並成熟的突出表現。

從互文性理論的實踐運作來看，文學作品的互文性主要體現為話語變調、種類混雜、引語、典故、原型、模仿、扭曲、反諷等形式。荷蘭學者杜威·佛克馬曾在《後現代主義文本的語義結構和句法結構》一文中將後現代主義的文本結構列詳表進行總結，其中就有不少句法結構和文本結構，如：累贅、參照（含重複、對早期文本的參照、手稿的塗寫法）、交叉（同一文本兩個故事的交叉）、循環（現代主義或現實主義間的循環）、加倍（情節、舊詞的加倍或寫作活動中自我反映性的加倍等）、增殖（結尾或開始的增殖、無結局 情節的增殖——迷宮情節、符號系統的乘法等）、排比（文本各部分的互換、文本與社會語境的排比、語義單位如主題和思想的排比、真與假的排比、比喻與原意的排比等。（26）也可以看作是互文性寫作的表現。

從互文性理論所涵蓋的文學問題來看，它涉及許多重大而具體的文學問題，如：文學的意指作用問題，意義生產過程問題，閱讀與感知模式問題，文本結構母體與變體問題，文學的來源及其影響問題、文學修辭性問題、文學與批評關係問題、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關係問題、藝術本文間關係問題、文學史研究模式問題、文學與文化和歷史關係問題等，涵蓋面十分廣闊，事實上已成為當代文學理論中內涵最為複雜的理論形態之一。作為結構消失之後當今文學批評核心的「互文性」概念為當代西方主要批評理論所廣泛運用，與它本身的包容性恐怕不無關係。

作為一種新型文學理論，互文性理論同傳統文學研究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傳統文學研究以作者和文本為研究中心，而互文性理論強調讀者與批評的作用；二、傳統文學研究相信文本有終極意義而批評也能獲得最終的求解，互文性理論則否認文本的終極意義的存在，強調文本意義的不可知性或流動性，從而更重視批評的過程而不是結果；三、傳統文學研究強調原文本或前文本是意義的來源，互文性理論則重視文本間的相互指涉，傳統的來源——影響研究側重歷時性的展開，互文性理論更看重文本意義的共時性展開；四、互文性理論突破了傳統文學研究封閉的研究模式，把文學納入到與非文學話語、代碼或文化符號相關聯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的範圍，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

互文理論性突出地強調文本內容之間與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並將文本置於廣闊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審視，突出了文本與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極大限度地解放了文學研究的視野，這是互文性理論最具特色和最富貢獻的一面。當然，也必須看到互文性理論中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不可知論的弊病，例如保羅·德·曼的懷疑論調、布魯姆「影響即誤讀」理論中的相對主義，德里達文字學理論中能指無限延異的不可知論與虛無主義傾向等等，因此，必須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這一新的理論形態。

注釋：

1、（法）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符號學：意義分析研究》，引自《現代西方美學

史》，朱立元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947頁。

2、參見趙一凡著《歐美新學賞析》，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142頁。

3、（美）伊哈布·哈桑《後現代轉折》第八章，引自《最新西方文論選》，王逢

振編，灕江出版社，1991年版，129頁。

4、（英）特倫斯·霍克斯著《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147頁。

5、（意）艾柯《符號學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313頁。

6、（英）C·巴特勒《文本與外部世界》，引自周憲等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215頁。

7、（美）喬納森·庫勒《結構主義詩學》，236頁。

8、（美）喬納森·庫勒《符號的追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103頁至104頁。

9、參見羅蘭·巴特《文本理論》一文，載於《上海文論》1987年第五期。

10、（美）伊·庫茲韋爾《結構主義時代——從萊維-斯特勞斯到福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155頁。

11、見《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德里達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5頁。

12、同上，76頁。

13、同上，82頁。

14、（法）羅蘭·巴特《文本的快樂》，引自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118頁。

15、參羅蘭·巴特《文本理論》載《上海文論》1987年第五期。

16、《羅蘭·巴特隨筆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229—230頁。

17、同（15）。

18、保羅·德·曼《閱讀的寓言》第十章，引自朱立元編《現代西方美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964頁。

19、同上。

20、參見（加）高辛勇《修辭學與文學閱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49頁。

21、（美）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圖示》，引自朱立元編《現代西方美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970頁。

22、（美）傑弗里·哈特曼《橫渡：作為文學的文學評論》，載《比較文學》1976年第28期，第268頁，引自同上。

23、（美）傑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第九章，引自同上。

24、參見王曉路《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載《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

25、（美）伊萊恩·肖瓦爾特《女性主義與文學》戴阿寶譯，載於《外國文學》1996年第2期。

26、參見（荷）佛克馬等編《走向後現代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版，108-112頁。

原載：《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