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諸子百家究竟是如何命名的？|諸子百家|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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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諸子百家究竟是如何命名的？

2016年01月02日 10:11 來源：鳳凰國學作者：劉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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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曾在《黑色的光亮》一文中，對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評價。這使得在新國學中的有些獨尊地位的儒學，遭受了點別樣的打擊。畢竟，我們知道，《墨子》五十三篇中，有一篇是專門難儒的文字，這篇文字叫《非儒》。在《非儒》里，墨子就鮮明地指出，儒者的「親親有術」所呈現的尊卑有序，實則「偽亦大矣」。不過，我的這則文字，不是為了重複墨、儒兩家的孰是孰非，而是在讀了余先生的大文後，覺得有一點東西是值得商榷的。在余先生的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諸子百家中，除了他（即墨翟，余注），再也沒有用自己的名號來稱呼自己學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每個學派的名稱都表達了理念和職能，只有他，乾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責能。」

墨子

這段話，余先生想從墨家的文本符號上來表明，墨家與諸子其它家相比，是有優勢的，即余先生解釋的「墨，黑也」。按照余先生這樣的解釋，其「墨」是可以直逼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儘管，我們很難說，「墨」就是「黑」這一解釋準不準確。不過，就在這裡，由於余先生的先入為主地認為諸子百家中的「家」是這些「家」的自我認定，所以，余先生認為「墨家」一詞與它家相比，就符號學上也顯現出了其特點（在余先生看來，這是優點）。不去說這種為了揚其寫著對象而作出的這種界定是否合乎學術上一般規矩，就本身問題來說，筆者要說的是：「諸子百家」的這些「家」是不是由他們的創始人或奠基者自己命名的呢？從我們公認的話語角度，「儒」及「儒家」是諸子百家裡最先出現也最早成型的學派。這當然得歸功於孔子（前551—前479）與孟子（前385—前304）。但在《論語》和《孟子》中，涉及到「儒」的一共只有四句。巧合的是，《論語》兩句，《孟子》兩句。至於說到「儒家」，無論《論語》還是《孟子》都不曾有提及過這樣的表述。《論語》中《雍也》篇：「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在孔子看來，不僅僅是沒有學派，連「儒」還有可能分為「君子式」的「儒者」和「小人式」的「儒者」。孔子這裡，「儒」僅是「讀書人」的指稱。並無後人將「儒」看成是學術派別或政治派別。當然，在孔子看來，讀書人也許是由兩類人組成的。一類從於學，一類從於仕（《論語·子張》：「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仁」）。這就更談不上孔子對自己這一套學問、政見、方略等的自我命名了。到了孟子手裡，其中一句中的「儒」，有意思的是，正好是與「墨」、「楊」等派別相提而論的。孟子在《孟子·盡心》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離開墨子一派的必然會跑到楊朱一派來，而離開楊朱一派的又必然要跑到儒家一派來）。如果說，某一學術團隊或學術總體指向有了某一名稱指代的話，在這裡的「墨」、「楊朱」和「儒」有點近似了。即使這種認定有其合理成份，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孟子是離孔子過去了近200多年後才發表這種高論的！在200多年間，某一學術的發展和壯大，並不是它的創造者和奠基人所能看得到的。也就是說，始作俑者並沒有在生前封「家」命「派」的責任和職能。同樣，在《墨子》里，也沒有自封的「家」出現。而我們還知道一個事實是，在諸子百家中，至少是《漢書》里提及到的「九流」即「九家」中，除《論語》外，大多數的著作（即流傳於世的）的書名都是以作者名來命名的。如《老子》、如《莊子》、如《墨子》、如《韓非子》（法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倘若不是這樣，憑什麼叫「諸子」呢？也就是說，我們很難將用書名來判定某一學派的旨義的。

再者，諸子百家的「家」是何時命名的呢？

最完整成型地將儒墨並列稱家的是司馬談（?-前110，司馬遷之父）的《論六家要旨》。司馬談第一次將「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同題並論。雖說，對「儒」和「墨」還沒有完全稱家，在《論六家要旨》里稱「儒者」、「墨者」。儒者「以六藝為法」；墨者「尚堯舜道」。不過，從司馬談文章篇名的《論六家要旨》里的「六家」，「家」（及「派」）的概念也十分清楚。也就是說，「家」的文本符號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已有人將儒墨並稱。韓非子（約前275－前221）在其《韓非子·顯學》里說道，「世之顯學，儒、墨也」。並對當時已經成為顯學的兩家即儒墨譜系作了一個至今都影響著後來的界定。韓非子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而且進一步把「儒」分為八派（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墨」分為三派（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戰國時，將儒墨並稱，一是顯示出了儒墨的影響，二是從文化的「基因」看，墨也是從儒那裡髮根的。劉向（約前77—前6）的《淮南子·要略》就說過，「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可見，儒墨同源（至於最終的分野，那是另一回事）。為什麼在這裡對儒墨說了些不太與本文相關的話題呢？因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涉及到這些學派命名的由來。我們知道，在諸子百家中，尤為司馬談所指的六家中，只有《論語》、《墨子》，也就是儒墨的開山鼻祖的著作的體例是大約一致的。也就是《論語》系孔子門人所錄；《墨子》為墨子門人所記。而且，這種語錄體的文本樣式只存在他們兩者中。這與老聃的《老子》、莊周的《莊子》等完全不同的文體樣式和文本符號。

諸子百家（資料圖）

《論六家要旨》稱法家為「法家」，稱道家為「道家」，卻依然稱「儒」為「儒者」，稱「墨」為「墨者」（也許「家」當時並不是一個褒義詞）。直到了《漢書·藝文志》里，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的說法才真正定了型。班固（公元32～92）對其諸子給予了「九流十家」（「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的界說。即：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陰陽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從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者家流。《藝文志·諸子略》里，班固還對「九流十家」的源流給予了簡明扼要的考證和詮注。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且「宗師仲尼」；如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且「兼愛」、「上（同「尚」，引者注）賢」、「上同」等等。在班固那裡，最讓今人奇怪的是，除儒家標明宗師外，其他九家均沒有標明該「家」該「派」的祖師爺——這當然與西漢中後期實施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密切相關。可見當時對某一學術流派或政治派別的尊敬，畢竟是有尊卑和親疏指向的。另外，「諸子」一詞在春秋戰國以前已見於文字標識，但「諸子百家」的標識則後得多。《史記·賈誼傳》中說「廷尉乃言賈生年少，在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可視為是最完整的表述。從西漢的司馬談兩父子到東漢的班固，對其先秦至漢初的典籍給予了系統的耙梳、整理和歸類，並且給予了從先秦到漢對其諸子學派的命名，以及奠定了對其基本的評價體系。

如果，上面的文字還有一點歷史真實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看見，余秋雨先生關於先秦諸子學派自我命名的斷定，是很值得商榷的，甚至可以說是謬誤的。至於說到余秋雨先生關於「墨」者是「黑色之光」的解讀，那隻能說是余先生的一家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