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可以在上面

《農家女》雜誌、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創辦者。圖/尹夕遠

從解決「婦女問題」到關注「社會性別」，從單純的幫扶到賦權，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女權主義者在漫長啟蒙過程中完成了自我轉型。化體制內資源為優勢，是她們的鮮明特徵。

本刊記者 ｜徐歐露

沈睿捧紅了余秀華。

2015年1月12日，無意間在網上讀到余秀華的詩，沈睿失眠了。「第一個感覺就是天才」，相比之下，自己的詩作成了「拿不出手」的東西。

她趕緊在微信朋友圈上發布了《什麼是詩歌？余秀華——這讓我徹夜不眠的詩人》，「我覺得余秀華是中國的艾米麗·迪肯森」，沈睿興奮地宣布。

這篇文章在網路上迅速蔓延，卻為沈睿帶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論戰。

一位沈姓男詩人在看到余秀華的詩後評價：「僅就詩歌而言，余秀華寫得並不好，沒有藝術高度。這樣的文字確實是容易流行的。這當然也挺好，只不過這種流行稍微會拉低一些詩歌的格調。」

性子直的沈睿不樂意了，認為這是男性對女性的創造力視而不見。她迅速翻出對方老底予以回擊：「他們只認同自己，只看得見自己的大、狠，強得極度自戀，與21世紀的女性解放女性衝破一切天花板的現代世界隔著千山萬水。」

沈睿自己就是「衝破一切天花板」的女性中的一員。她最為人所知的社會身份是美國俄勒岡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美國海軍學院教授、旅美作家，但在博客或任何需要標籤的地方，她都會添上「女權主義者」幾個字，「在所有身份標籤中，我最喜歡這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在「男女平等」的口號下成長，經歷80年代社會變革或生活本身的觸動，接受漫長的女權主義啟蒙——這幾乎是包括沈睿在內的改革開放後第一代女權主義者的共同特徵。

只不過，30年後，有人已黯然離場、有人依然活躍在法律、創作、教育等領域，有人則不得不面對時代造就的新困境，艱難維生。

女人可以在上面

沈睿還記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的那次行軍旅行。她和幾位同學從順義縣城徒步30公里，去山區做農民生活調查。那天她來了月經，「小腹揪扭著痛，腰酸腿軟，難受得直想趴下」，但想到「時代不同了，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她咬了咬牙，又精神昂揚地走到了前面。

這次徒步旅行對沈睿而言，是對身為女子的自己的一次證明。

那是一個天然相信「男女都一樣」的時代，但這種平等理念帶來的並不是正視女人作為社會人後的平等權，而是試圖抹去男女性別差異，鼓勵女性像男性一樣生活和工作。「在那個時代看來，平等就是一樣。」沈睿說。

謝麗華小時候最羨慕女火車司機和女飛行員。受「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影響，她17歲進入軍隊，不錯的「筆杆子」讓她很快脫穎而出，兩年提干成為宣傳組長，領導11名男兵。她因此感受到了那個時代最男女「平權」的一面。

1983年，謝麗華退伍轉業至全國婦聯機關黨委。出於好奇，她每天在信訪處蹲點，接觸的都是「拖兒帶女」、「排隊挨號」的上訪婦女。那些被遺棄、遭遇家庭暴力，甚至被咬掉耳朵或手指的女人給謝麗華帶來極大震動，「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冤讎深」這段歌詞，總在她腦子裡跳躍。

但謝麗華正式關注性別平等，始於一年後調入《中國婦女報》。她發起「是精神文明還是封建愚昧」的話題，引起了全社會討論。80年代的思想解放，則是這場討論背後的活化劑。

1988年，從北京出版社離休的王行娟也捕捉到了時代的變化。這一年，國務院實行優化勞動組合，在精簡機構和人員的過程中，一大批婦女下崗回家、女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在同時進行的定額選舉向差額選舉過渡的改革中，被「差」掉的也幾乎全是婦女幹部。

王行娟還記得那時全國婦聯機關刊物《中國婦女雜誌》拋出的疑問：《1988，婦女的出路》。她沒有琢磨出答案，便決定辦一家專門研究婦女的機構，自己尋找答案。這一年，中國最早的民間婦女組織之一——北京婦女研究所成立（後更名為北京紅楓心理諮詢服務中心）。

而在相對年輕的馮媛眼中，那時的《中國婦女雜誌》和《中國婦女報》就像是現今白領看的「時尚大刊」。1986年，還在讀研究生的她被「大刊」上風起雲湧的女性話題吸引，參與了包括謝麗華髮起的一系列討論。8年後，旅美回國的馮媛成了謝麗華的「新晉師妹」，來到《中國婦女報》，「從一個業餘關注婦女問題的人，轉正了」。

相比於其他幾人的自覺經歷，沈睿的轉變發生得更加實際。大學畢業時，她遭到了已經發生性關係的男友的背叛，想分手，卻被雙方父母「勸和」——男孩子花心並非不正常。「我還不到23歲，從來都是一個好女孩。我同時為自己不再是處女感到恐懼。我原諒了他。」

這個經歷令沈睿開始懷疑「男女平等」，她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在有些事上，男女不一樣。直到1992年，她遇到了來中國做研究的英國漢學家艾華，對方對性別平等理所當然的信念，讓沈睿「一下子醒了」。

1994年，沈睿去美國留學，選課全與女權主義有關，「我是一個好女人，好妻子，好母親，好女兒，好姐妹。我想理解為什麼我成為這樣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或許我們和新一代中國女權主義者的顯著區別是，我們是先有感受，然後去尋找啟蒙；而年輕一代人，先經歷了啟蒙，然後去尋找行動。」她說。

1998年，沈睿回國，在一個「詩人名流」的飯局中，有人突然說：「沈睿現在是女權主義者了！」場面安靜下來，有人向她投以「有距離的目光」，「好像我突然成了階級異己。」

一位男士站起來大聲說：「女權，什麼女權！女人永遠不可能有權，因為她們永遠得在下面。」

「女人只能在下面嗎？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單調無聊了。」沈睿平淡地回道。

世婦會的土壤

郭建梅至今忘不了1995年參加世婦會時那種好像找到「娘家」的激動情緒。

此前，她剛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合作實施了《中國婦女法實施中存在問題和對策研究》項目，就中國婦女權益保障現狀參與撰寫了20多萬字的專題報告。在為成就欣喜之餘，她陷入了迷惘。

女權主義不是她的專業。北大法律系畢業的郭建梅曾在司法部研究室和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任職，1989年至1992年參與《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起草，可能是她女權生涯的起點。

被派來世婦會，純屬採訪任務。直到她站在那場突然而至的雨中，聽到希拉里在演講中說「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郭建梅突然感到「找到了親人」。

三個月後，她辭去了《中國律師》雜誌社主編助理的職務，與北京大學的老師一起，組建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做起了針對女性的民間法律援助。

世婦會對於高小賢來說，更像是一種冥冥間的巧合。1994年，為了迎接世婦會的舉行，在陝西省婦聯任職的高小賢策劃製作了一個極富地方特色的「大綉帳」——用十幾種不同的布拼成了一隻紅鳳凰。因為特殊的藝術價值，「紅鳳凰」在世婦會結束後拍出了35萬元高價。以這筆錢作為啟動資金，高小賢參與成立了至今還在運作的供失學女孩讀書的「紅鳳工程」。

高小賢在1986年主持成立的以學術研究為導向的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簡稱「婦研會」），也由此開始向實踐行動轉型。藉助從國外基金會獲得的項目資金，婦研會相繼建立了婦女熱線、婦女法律研究中心、反家暴干預機構等項目，成為如今資格最老的女權NGO之一。

也是在那年，資金和理論的豐裕給謝麗華帶來了驚喜。

早在3年前，謝麗華便創辦了由全國婦聯主管的面向農村婦女的《農家女》雜誌。「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論壇，讓我的思想有了一個飛躍，原來爭取婦女權益不單單是婦聯的事情。」謝麗華說，「那時候農村婦女進城打工已經成了潮流，但她們在城市經常受到歧視，孤立無援，我就想為她們做點什麼。」

一年後，以《農家女》雜誌讀者俱樂部的形式，流動婦女第一個民間組織——打工妹之家在北京掛牌成立，成為此後一系列「農家女」項目的開端。

謝麗華傾向於將世婦會看作一個平台：它將80年代出現的女權萌芽推向台前，提供了土壤、肥料和陽光。

賦權的行動者

接到記者的約訪電話時，郭建梅正在準備第二天將在甘肅開庭的案子。她已經連續開了幾天會，找不到任何空白時間同記者交流，而這種生活幾乎是幾十年來的標準節奏。

藉助世婦會的東風，郭建梅成立了專門為婦女打官司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後更名為北京眾澤婦女法律諮詢服務中心），成為一名公益律師。

2003年以前，她的團隊對案子沒什麼太多選擇，處於危難的婦女同胞都盡量幫一把。但隨著前來諮詢者數量的增加，以及資金、人才的局限，郭建梅感到「渾身是鐵也打不了幾個釘」。

團隊不得不做出改變，從2003年開始，工作重心從代理個案轉向公益訴訟。「要用有限的資源將效果最大化，藉助案例，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法律意見和建議，終極目標是立法和政策層面的改變。」郭建梅說。

選案的標準有三：當事人特別貧困、案子具有代表性，或有倡導研究的意義。

她們打了《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通過後的北京第一起性騷擾案，落實《婦女權益保障法》中的婦女權利；打勞動爭議糾紛案，倡導性別平等就業權；注意到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村「出嫁女」和「離婚女」的土地權嚴重受損，她們還代理了內蒙古以及廣東惠州的「出嫁女」土地賠償案；此外，職場性別歧視、婦女勞動權益、家庭暴力等都是其關注的重點。

2010年，作為原告代理律師，郭建梅打贏了山木培訓前總裁宋山木性侵案的官司。她沒有馬上轉移視線，而是繼續組織專家開論證會起訴山木集團，目的在於「藉助這個案子在全國的企業建立反性騷擾反性侵害的防範機制」。在她們的推動下，同年，全國已有包括衡水老白乾在內的八家企業建立了這樣的內部機制。

如果說公益律師的身份令郭建梅選擇推動自上而下的改變，那謝麗華、高小賢的行動就更加「草根」。自詡為性情中人的謝麗華，看不得人受苦，她說創辦「打工妹之家」的初衷很簡單，就想給身在異鄉的打工妹一個溫暖的念想。

在謝麗華看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主流論調並不關注農民工權益，彼時打工者俗稱「盲流」或「三無」人員，逢年過節往往是被收容或遣返的重點對象。「我們試圖讓社會理解，打工妹跟我們一樣都是平等的，而不是麻煩製造者。」

但口子開了以後，需求越滾越大：農家女進城希望學技能，謝麗華創辦了農家女學校；她們渴望識字，於是出現了掃盲項目；留守女孩面臨危險，謝麗華便推進女童保護……需求是謝麗華出發的方向，能幫一個算一個。2001年，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完成工商註冊，統管打工妹之家和農家女學校以及農家女機構所有項目的運作。

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項目官員、一直關注社會性別意識議題的郭瑞香看來，這一代女權主義者最初的焦點，都是在當時的語境下，解決婦女的實際問題，比如擺脫弱勢地位、獲得知識和技能。她們將女權主義帶進中國，在實踐中完成了理論與行動的統一。

這個過程中，女權主義者也逐漸完成了自己的轉型，從單純的幫扶到逐漸的賦權，為新一代女權主義者的成長提供了基礎，後者開始自覺地要求平等權利，要求享有同樣的就業機會和公共資源。「從這一代到下一代，是一種女權意識提升的關係。在完成觀念的跨越上，這一代女權主義者做了大量努力。」

郭瑞香認為，在這種漸進關係中，老一代為女性賦權，新一代嘗試用時代化的語言表達這種權利，「都是行動者，是時代賦予的環境不同。」

女權主義就是行動，這幾乎是所有信仰者的共識。「女權主義是指向社會的不公平，雖然有理論或學術的一面，但終極目標還是要做具體的事情。」馮媛說。

2013年，她和朋友開辦了一所「女權學校」，「純三無」——無資金、無校舍、無編製，所以也沒人「罩著」。課程設置師生一起商量，上課則完全免費——除了學生交的用來買水果的100元錢。

馮媛希望用行動導向來主導課程，而不是單純的理論傳播。學校沒有畢業考試，課後的思考題和行動題更為重要。

「女權主義和藝術」需要學員去統計美術館、博物館裡的女性藝術家，或者觀察以人為表現對象的展品中，女性的肢體形態、穿沒穿衣服。而在一門叫做「女權主義與日常生活」的課里，早餐成為反思對象，吃了什麼，誰準備的，食物來自哪裡、這些事物有怎樣的性別含義……

當然還不乏更實用的技能。馮媛經常帶領學員佔領男廁所，而討論哪種辦法可以有效回擊讓人「撮火」的黃段子，是最受歡迎的專題之一。

說起近幾年興起的青年行動派及其街頭藝術，馮媛非常興奮，她支持新的行動力量的誕生，並用燒水來比喻2012年女權行動的「爆發」，「燒到100度才開的水，不能說之前就沒有溫度」，「這裡面從來沒有真空過，只不過是有一些行動比較可見，有一些行動能見度不那麼高而已。」

從李彥事件到反家暴立法

2014年11月25日，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這一天，中國首個反對家庭暴力法草案正式對外公開徵求意見，這對馮媛和郭建梅而言，無疑是一場勝利。

此前，作為發起人之一的馮媛已組織反對家庭暴力網路與其他女權組織合作，對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打了幾場漂亮的配合戰。其中2011年的瘋狂英語李陽家暴案和2013年的李彥案都是社會關注的熱點。

2013年春節前後，四川受暴殺夫婦女李彥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原來的代理律師感到無措，郭建梅和同事在「緊急情況下」接管了李彥代理律師一職。

一時間，對李彥「刀下留人」的呼籲在女權圈中發酵，「反家暴網路」、「女權之聲」和北京眾澤婦女法律諮詢服務中心等幾家女權組織在「相互默契」中迅速聯合在一起，一方面通過媒體和門戶網站進行快速呼籲，營造社會輿論；一方面利用人脈通過人大代表向全國婦聯和最高人民法院緊急通報，甚至還努力拉動國際力量——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聯合國開發署都在聯盟名單中。

郭建梅和同事馬不停蹄地趕到四川重新取證，她們發現李彥除了身體受虐，精神和經濟也被丈夫控制。探訪後的真相令郭建梅「髮指」，她拿著李彥碎指甲、斷手指、渾身上下沒一塊好地方的照片，「心裡發寒」。

回來後，郭建梅和同伴們將一份名為《李彥有罪，但罪不當死》的法律意見書與專家學者、政協委員的聯名呼籲書一同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此之前，一封136人聯署的公開信，以及200多名女權關注者緊急聯署的呼籲信已經公開發布。2月3日這天，女權主義支持者還在廣州、上海、武漢、北京、西安等8個城市的法院門前同步實施行為藝術——用白紙裹住自己，宣布「我不要成為下一個李彥」。

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對李彥案的死刑判決不予核准，被認為是對那些「男人可以打女人」的觀念的一記重擊。「綜合力量的勝利」，郭建梅這樣評價。

實際上，參與影響典型案件，只是女權組織推進反家暴立法的策略之一。背後，是常年的關注、呼籲和建言獻策的努力。

2001年，剛剛成立一年的反家暴網路完成了中國第一份全面的家庭暴力發生率調查報告，在此基礎上，兩年後，一份中國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民間法律草案被遞交給全國人大。

2007年，反家暴網路發起人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院研究員陳明俠找到時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婦女雜誌》副總編的尚紹華，希望後者幫助反映反家暴立法的問題。幾個月後，一份呼籲反家暴立法的提案被尚紹華帶上了兩會。此後每一年，反家暴網路都會為尚紹華提供最新的材料，再由後者匯總成新提案，傳遞到兩會上。

與此形成呼應的是，從1998年開始，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每年一次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反家暴立法的法律建議。

尚紹華在一次《人民政協報》採訪中回憶，開始幾次，相關部門給的答覆都「內容空洞，缺乏實質」，但她慢慢發現，問題得到了重視。2013年，有人告訴她，家庭暴力防治法已被列入未來5年人大的立法規劃。

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建立了防治家庭暴力的多部門合作模式，反家暴社工進入了醫院和法院。而開通了反家暴諮詢的紅楓熱線，在2001年《婚姻法》修訂以及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出台時，也多次通過全國政協和人大代表遞交提案。最近，「紅楓」剛剛將一份有關反家暴法草案的7000字意見送進了國務院法制辦。

馮媛用「一點一滴」形容自己對改變的感受。早前，被視為「家務事」的家庭暴力不在出警範圍內，打110最可能的結果反而是激怒丈夫。2000年，反家暴網路嘗試聯繫北京丰台派出所做警員培訓，期望做出家暴出警的試點，沒想到竟推廣了開來。2008年，中宣部、公安部、全國婦聯等七部門聯合制定的《關於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見》出台，首次規定公安機關將家庭暴力報警納入110出警範圍。

而為了讓警察「出對警」，馮媛、高小賢、王行娟都各自發起過培訓警察處理家暴的項目，形成了「一套操作規程」。湖南省公安系統在反家暴網路的帶動下，如今已有了自己的培訓團隊和專家。

1995年，馮媛代表《中國婦女報》報道世婦會時，「家庭暴力」這個詞在國內媒體上的出鏡率少得可憐，全年下來也就100多篇報道會提到這個詞。現在，反家暴法的草案正在徵集全社會的意見，「宇宙人都知道了」。

但另一方面，反家暴看似順利的推動，與議題的性質不無關係。「它與經濟和政治關係不那麼密切，推動起來相對有空間，比如農村婦女土地保障、職場性別歧視這樣的議題，推動就沒有那麼容易了。」郭建梅說。

2009年6月，高小賢在台灣參加聯合勸募亞洲年會。

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高小賢曾將那些成立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國際雙邊或多邊援助背景的NGO組織稱為NGO中的「第二世界」。有別於此前的官辦NGO和21世紀初出現的草根NGO，「第二世界」的特點之一，就是「發起人多在體制內有一份工作，多在高校、科研單位，是機構內學科帶頭人」，她將這些人稱為「兩棲人」。

高小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員，她毫不避諱某些項目成功背後的「個人因素」：1982年進入陝西省婦聯直至2009年1月退休，曾是陝西省婦聯研究室主任。

將體制內的資源轉化成優勢，對在體制內浸淫了27年的高小賢來說是一種得心應手的策略。

「合陽提高農村婦女當選村委會成員比例的示範項目」，是很多人做NGO倡導案例中必提的一項。2005年由高小賢領銜的陝西省婦研會發起，目的是為婦女參政創造環境、增加婦女參政比例。

「研究會作為一個民間組織，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影響政策方面的先天不足」，因此項目一開始就確定了和省婦聯等政府部門聯手的策略。

遵循著「逐個攻破」的路徑，高小賢領著婦研會，先向省婦聯強調了婦女參政的重要性，使用「體制內的話語」包裝：「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參政是婦女地位的重要指標」、「婦聯是婦女的娘家」……

這套做法，用馮媛的話說，就是善用「體制語言」，曾在《人民日報》和《中國婦女報》當記者的她，深諳「如何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溝通」。

項目被納入到省婦聯的重點工作中後，與政府的合作就相對容易了許多：由省婦聯出面，推動省委組織部、省民政廳出台《關於做好全省村級黨組織和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中婦女參政工作的意見》的25號文件，明確提出村委會選舉中婦女參選的三個指標。

第一屆選舉非常成功，2008年，省婦聯主動出資尋求合作，購買她們的服務。去年12月，第九次村委會換屆選舉已經在陝西全省開展，婦研會仍是培訓主力。

「攻破」的策略遠不止這些。

擔任了18年《中國婦女報》副總編輯的謝麗華，會有意選擇《農家女》雜誌發行量大的地方重點突破，這本主管單位是全國婦聯的月刊，在農村地區影響頗大。項目推進後，《中國婦女報》還會「打配合」，對項目做重點報道。

同事的資源同樣會被好好利用，「農家女中心」做農村女孩保護時，項目推動者、「農家女中心」的一位秘書長是湖北隨州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順利推進有賴於他的人脈，「在中國，這還是非常有效的。」謝麗華說。

有時，謝麗華也會選擇更直接的方式，比如直接向地方幹部亮出「中國婦女報社的領導」、「雜誌社的主編」一類的頭銜，退休後的她會再加上一個「原」字。這可以讓「農家女中心」比其他組織更容易獲得政府的認同。

今年理事會換屆，謝麗華心中已有了候選人的標準，「希望找曾和婦聯基層有過合作和聯繫的人。」

「老一輩」的新困擾

與官方良性互動，是這一代女權主義者的經驗之談。但對世婦會催生的數家女權NGO來說，資金始終是困擾其前行的最大阻力。

謝麗華曾經試過與企業合作，但企業的唯利性與公益活動價值觀上的本質衝突，讓她感到吃力。

對郭建梅和她的團隊來說，更嚴重的問題是經費不足導致的人才短缺。「如何在社會公益意識不強，趨功逐利心態過強的環境下吸引並留住人才，如何解決理想與現實、奉獻與待遇、精神與物質的衝突和矛盾一直是中心的一大難題。」

面臨同樣困惑的還有高小賢，幾年前就想退休的她正為接班人發愁。當記者問她，心目中的接班人是什麼標準時，高小賢突然提高了音量，認為這種提法實在太過「理想主義」。

「80後有多少人願意在公益圈做事？選接班人不是我想選什麼樣的，是我在現實中有什麼樣的人。」 她說，「NGO往前走的路不是直線的，它有自己的坡度，有高潮也有低潮。」

這位學歷史出身的「老三屆」，將人才短缺與女權主義式微聯繫在一起。「大家不感興趣，就很難產生領域中的核心骨幹。需求不旺盛，沒有一批推動的人。」

在高小賢看來，關注性別的NGO太過低迷，是個不爭的事實。她發現年輕人的興趣不在性別議題上，但嚴謹的習慣令她不想對這個現象妄下結論，「可能我們之間有代溝吧」。

但她還是明確感到了女權主義被污名化的威脅。「一談女權主義，就是那種以男人為鬥爭目標、特別激進的大女人形象」，她身邊的許多年輕人，已經不願意跟女權主義畫等號。

這一代的絕大多數女權主義者對青年女權行動派表示「欣賞」。「原有的女權主義行動需要這樣一種補充，女權就應該是多元的，」謝麗華說。但是，「讓我們去做那個事我做不了，讓她們反過來做我們的事也做不了。」

謝麗華還記得20年前剛剛創辦「農家女中心」時媒體打出的標題：京城有了打工女自己的家。創辦之初，這個機構被視為一種標誌，不用找媒體，謝麗華就被他們「追著跑」。

如今，她已無法想像哪個女權NGO還會贏得如此關注。這是因為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既定基調下，「宣揚更多的是女性成功者，女性和財富的結盟」。「社會對我們宣揚的這些東西，已經不感興趣了。」她不無遺憾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