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精粹

中國的思想文化，源頭都在諸子百家。而諸子百家，其根本皆歸於《易經》。諸子百家，都以《易》為最高經典；中國傳統的一切學術，都以《易經》為思想基礎。《易經》又名《易》和《周易》，是中華文明史上一部內涵精深、影響廣泛的典籍，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筮書，又是一部凝結了遠古先民睿智卓識的哲學著作。通過陰、陽兩種基本符號（━━、━━）及其疊加、演變，從而構成八卦，又由八卦中的任意兩卦相疊加而構成六十四卦，通過對這些卦象的解釋，闡述了事物和現象生成變化的法則。《周易》所反映的在變化中生成發展，於反覆中保持統一與和諧的思想，深刻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性格之中。它崇尚的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精神具有歷久彌新的意義。

相傳八卦是由三皇五帝之一的伏羲（公元前3000年至5000年之間）所創造。在商朝末期，紂王「九侯」之一的「西伯」文王姬昌被囚禁在羑 (音yǒu)里(現今河南湯陰境內)時，把八卦交疊推演出六十四卦，並撰寫了卦辭。後來，文王起兵打敗了紂王，滅了商朝，創建了周朝。文王死後，他的兒子姬發即位，這便是周武王。武王繼承了文王的事業，為六十四卦配上爻辭。大約300年後，孔子又繼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業，為《周易》校訂並加上十篇註解，是為《易傳》，又稱《十翼》。

《易》有三個含義：一、變易；二、簡易；三、不易。^①所謂變易，是指宇宙萬物，沒有不變的。正如赫胥黎所說：「整個宇宙中沒有永恆的事物，既沒有永恆的精神實體，也沒有永恆的物質實體，……不僅我們，而且所有的事物，在沒有窮盡的宇宙幻影的世界中，都是像構成夢境的那樣的素材。」這就是變化。釋迦牟尼也說：「一切都有產生和消亡。」

所謂簡易，就是西方哲學的奧卡姆剃刀^②，也就是最經濟原理。威廉·奧

①錢鍾書《管錐篇·周易正義》。

②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冊第572頁，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1963。

　　羅素《西方的智慧》第345頁，崔權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卡姆是英國14世紀的邏輯學家、修士，曾經寫下一句簡短格言「如無必要，勿增實體」，被後人當作哲學和科學研究以及理性思維的一條原則，並以他的名字命名——奧卡姆剃刀。這一原則又稱最經濟原理。奧卡姆剃刀在不同的領域有廣泛的應用，在具體應用時有多種表述。如：

對於現象最簡單的解釋往往比複雜的解釋更正確。

如果你有兩個類似的解決方案，選擇最簡單的。

或者以自我肯定的形式出現：讓事情保持簡單！

在西方這個原理最早至少能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界選擇最短的道路」。厄恩斯特·馬赫提倡奧卡姆剃刀的一個版本，他稱作「經濟原理」，表述為：「科學家應該使用最簡單的手段達到他們的結論，並排除一切不能被認識到的事物。」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正是在「經濟原理」的指導下提出來的。史蒂芬·霍金在他的《時間簡史》中也提到：最好是採用稱為奧卡姆剃刀的原理，將理論中不能被觀測到的所有特徵都割除掉。

所謂不易，是指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的，可是卻有永遠不變的東西存在。《列子》中對此有深刻和精彩的論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王充在《論衡》中也指出：「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死，唯無始終者乃長生不死」。這些論述深刻地闡發了物質不滅思想。在西方，笛卡爾1664年在《哲學原理》中以機械運動中碰撞後動量不變的事實提出宇宙運動的總量是守恆的。十九世紀科學家認識到，物質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宇宙中物質的總量是不變的，這被稱為物質守恆定律；同樣，能量也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能量的總量也是不變的，這被稱為能量守恆定律。後來愛因斯坦在１９０５年指出，物質是能量的一種非常集中的形態。質量可以轉化成能量，能量也可以轉化成質量。這樣，我們只需要考慮能量守恆律就夠了，因為它已把物質包含在內。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群雄逐鹿，志士仁人紛紛著書立說，尋求救世之道，形成了思想史上空前絕後的百家爭鳴、大放異彩局面，其後的兩千多年中國的各種思想學說都可以在諸子百家中找到淵源。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法、道三家思想三分天下。戰國末期，秦國以法家思想治國，統一華夏，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但法家思想治國於猛，牧民於役，刑法嚴苛，終使秦朝國運短促。高祖劉邦建立漢朝，以老子學說和道家思想主導，崇尚無為之術，與民休息，使國家迅速恢復生產與發展。武帝掌政後，重用儒生董仲舒，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以後，儒家思想成了中國的正統思想直至清朝滅亡。期間，其他思想並沒有湮滅，道家和法家思想成了儒家思想的有力補充。往往是，當儒家的入世思想遭受挫折時，道家的出世和虛無思想就會給人予慰藉和排遣；儒家的寬仁不足以定國安邦時，法家的嚴猛就會派上用場，三家學說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根系脈絡。

孔丘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的要義是「仁者愛人」，就是注重人的價值，把別人當作與自己同樣的人來看待。儒家認為仁愛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愛人的根本途徑就是推己之仁愛於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簡單易行的仁愛之實踐。而要推己首先必須正己，儒家學者所追求的「君子」，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為人最高境界。

老子是道家的始祖，莊子是道家思想的發揚光大者。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楚國人，曾任周朝守藏史。老子是中國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典之作《道德經》洋洋洒洒五千言，構造出了樸素、自然、豁達、飄逸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方法論的宏大框架，蘊含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豐富的思想，給人以指導與啟迪。《道德經》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起首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人稱《道經》；下篇起首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所以人稱《德經》。「道」是老子哲學思想的理論基礎，是由人生論、社會論和政治論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概括。「德」則是道的展開，以及在人生、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具體的指導和應用。首先，老子認為「道」是某種東西，是一個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的東西，它獨立於任何其它東西之外。而且，它始終不斷地發生變化，周而復始。其次，道可以產生天地萬物。它不僅創生萬物，使萬物發育成長，還愛護調養、使其開花結果。並且還不據為己有，不自恃己能，不為其主宰。「道」同時也是一種有規律的東西。最突出的規律有二：對立轉化，返本復初。老子認為事物是在對立關係中造成的。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並強調，只有把握住事物的反面，守住事物的對立面，才能夠更深刻地顯示出事物的正面含義，才能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對立面發展到極端，便發生對立轉化，「物盛必衰」。返本復初是道表現出的一種循環運動的規律。然而，老子著重強調的是復初、歸根、守靜、復命。再次是「有」和「無」與「道」的關係。無是萬物的開始，有是萬物的母體。常從無的角度，可以觀照道的奧妙；常從有的角度，可以觀照道的端倪。因為看不見道的外形，所以用無來形容，而不是沒有。只是潛藏著，沒有顯現。然而就是這個道又能產生萬物，所以又是有。無和有都是用來指稱道的，兩者同出異名，是一個從無形到有形到萬物的持續展開過程。「德」最本初的意義似乎是一套重大的政治行為，如以氏族部落首領為表率的祭祀。出征等等。它與傳統氏族部落的祖先祭祀活動的巫術禮儀緊密結合在一起，逐漸演變而成為維繫氏族部落生存發展的一整套的社會規範秩序，是道的顯現，是道的作用。

「道」和「德」是體與用之間的關係。道是指未曾滲入一絲一毫人為的自然狀態，德是指參與了人為的因素而仍然返回到自然的狀態。也就是說，形而上學的道，落實到人生的層面上，其所顯現的特性為人類所體驗、所取法，都可以說是德的範圍。以這樣的道、德觀去看待人生、社會、政治、便引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其中主要的有：自然、無為、虛、靜、柔、弱等等。「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第十九章）的思想，告訴人們清靜無為可以養神長壽；「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動」（第四十章）的觀點，說明世事常變化、矛盾和對立轉化是永恆不變的規律、福禍相互轉化的道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教導人們不要追名逐利；「無為而治」的觀點，指出了領導藝術的至善境界。關於自然，老子的名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其實，這是要天、地、人都效法自然。也就是說，我們對待人生、社會要順其自然，不要有不必要的作為，更不要強作妄為，把握虛、靜、柔、弱的深刻含義，反而能使我們獲得成功。

《老子》作為中國哲學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學體系的著作，其思想的傳播，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和心理都有深遠的影響。老子的思想曾對孔子和孫子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直接繼承道家傳統的莊子思想對後來的佛教禪宗和中國文藝的發展，特別是對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理想的人格和人生境界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莊子是繼老子之後，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莊子名周，是公元前4世紀宋國人，他曾做過宋國的地方小吏。相傳莊子自幼聰明好學，南遊各國，探訪古風，一生率性任真，崇尚自然，憤世嫉俗，非毀禮法，傲視王侯。楚威王曾重金聘他為相而遭拒絕，從此終身不做官，退隱江湖，以編草鞋為生，寓言傳道，著書十餘萬言。

《莊子》現存三十三篇，分為內篇、外篇、雜篇。內篇七篇為莊子所著，外篇十五篇及雜篇十一篇可是後世道家學者所依託。內篇《齊物論》、《逍遙遊》和《大宗師》等集中表現了莊子的哲學觀點。《莊子·天下》記載有其哲學方法論的總結：「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莊子在哲學上繼承發揚了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體系和獨特的學風文風。他認為「道」是客觀真實的存在，把「道」」視為宇宙萬物的本源，講天道自然無為。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主張返樸歸真。他把提倡仁義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罰，對當時統治者的「仁義」和「法治」進行抨擊，他對世俗社會的禮、法、權、勢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精闢見解。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並且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遙自得，是絕對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質享受與虛偽的名譽。莊子這些思想和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是人類思想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莊子對後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獨特的哲學思想上，而且表現在文學上。《莊子》一書文辭美富，汪洋恣肆，姿態萬端，風格獨具，在諸子散文中文學成就最高。他的政治主張、哲學思想都是通過一個個生動形象、幽默機智的寓言故事，巧妙活潑、引人入勝地表達出來，這些寓言表現出超常的想像力，構成了奇特的形象，具有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藝術感染力。如庖丁解牛、望洋興嘆、東施效顰、井底之蛙等，至今仍為人們廣泛傳誦。另外，《莊子》已擺脫語錄問答的形式，能圍繞中心論題展開闡說論證；語言華麗，詞藻豐富，時或韻散相間，錯落有致，聲韻和諧，優美動人。莊子認為，作為宇宙本體的「道」是最高的、絕對的美，而現象界的「美」和「丑」不僅是相對的，而且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因為「美」和「丑」的本質都是「氣」。莊子的這一思想，對於中國古典美學的邏輯體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莊子通過對於一大批兀者、支離者的描繪，指出人的外貌的奇醜可以更有力地表現人的內在精神的崇高和力量。在美學史上形成了一種和孔子「文質彬彬」的主張很不相同的審美觀，通過「象罔得到玄珠」的寓言，用老子「有」「無」「虛」「實」的思想對《辭系傳》「立象以盡意」的命題作了修正，強調只有有形和無形相結合的形象（「象罔」）才能表現宇宙的真理（「道」），對中國古典藝術的意境結構有著巨大的影響。

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從布衣之士，憑自身才智而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並得以貫徹自己的主張、躬親實踐自己理論的唯有管仲和商鞅兩人。管仲是法家的先驅，商鞅是法家的傑出代表。從實踐的結果看，二人均獲得極大的成功。

史載：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

管仲在位的時間長達40餘年，功成名就，既是學識淵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績斐然的政治家，是先秦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範。

在倫理道德方面，管仲認為「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之」。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彆強調「聖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張，在官吏的任命與管理上，要「以勞受祿」、「受祿不過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他還激烈地批評以下三種不良現象：「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他認為這三種現象都是國家的大患、動亂的根源。他提出的用人原則是：「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員時，都必需根據其實際的政績，特別是要有取信於民的真實政績，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政績。此外，他還總結出一套對於各級官員實行獎懲的具體辦法。

在經濟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他傳頌千古的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兩千多年來，被思想家和政治家奉為圭臬。管仲認為「五穀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為此，就要「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管仲較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表現在他不僅重視農業生產，同時也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因而管仲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

在社會政策方面，管仲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因此，他認為治國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如何調節呢？他的辦法是「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富而能奪，貧而能予，乃可以為天下」。如何奪富予貧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徵收消費稅；限制富人進入某些行業，以免與民爭利；間接運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財物等。同時，對貧者要「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此外，管子在對外貿易、貨幣和價格、糧食等許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論述，這些論述集中在《管子·輕重》篇里，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在知人任事方面，管仲病重時，齊桓公親往探視。君臣就管仲之後擇相之事，有一段對話，發人深省。

桓公：「群臣之中誰可為相?」　

管仲：「知臣莫若君。」　

桓公：「易牙如何?」　

管仲：「易牙烹其子討好君主，沒有人性。這種人不可接近。」　

桓公：「豎刁如何?」

管仲：「豎刁閹割自己伺侯君主，不通人情。這種人不可親近。」　

桓公：「開方如何?」

管仲：「開方背棄自己的父母侍奉君主，不近人情。況且他本來是千乘之封的太子，能棄千乘之封，其慾望必然超過千乘。應當遠離這種人，若重用必定亂國。」　

桓公：「鮑叔牙如何?」　

管仲：「鮑叔牙為人清廉純正，是個真正的君子。但他對於善惡過於分明，一旦知道別人的過失，終身不忘，這是他的短處，不可為相。」　

桓公：「隰朋如何?」　

管仲：「隰朋對自己要求很高，能做到不恥下問。對不如自己的人哀憐同情；對於國政，不需要他管的他就不打聽；對於事務，不需要他了解的，就不過問；別人有些小毛病，他能裝作沒看見。不得已的話，可擇隰朋為相。」

管仲十分重視人才的推薦和使用，他規定鄉屬都要推薦人才，否則，處以「蔽賢」、「蔽明」之罪。當時的名士隰朋、寧越、王子成父、賓須無、東郭牙等因管仲的推薦而被齊桓公委以重任。

管仲任齊相四十年，盡心竭力為齊國服務，協助齊桓公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齊國收到了「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效果。管仲協助齊桓公，迫使諸侯各國「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桓公成為了「春秋五霸」之首。即使對管仲有看法的孔子也不得不承認：「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功也。」

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史記·李斯列傳》)，使「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卷三)，為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商鞅（約前390--前338），戰國時衛國人。公孫氏，名鞅，原名衛鞅。自幼拜李悝為師，好刑名之術。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後入秦，遊說秦孝公變法。孝公六年（一說三年）任左庶長，旋升大良造。孝公十二年由雍（今陝西鳳翔南）遷都咸陽（今陝西咸陽東北），進一步變法。後十年（前340年），因戰功封商（今颸西商 縣東南）十五邑，稱商君，商鞅。

當初，公叔痤臨死前，向魏惠王推薦商鞅，說此人儘管年輕，但有奇才，可用之為相，若不用，必殺之，勿令出境。魏王以為公叔痤病重，在說胡話。結果既沒有用，也沒有殺，而是放他去了秦國。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設計擒魏將公子，迫使魏國獻河西之地與秦苟和，魏惠王這才恍然大悟，嘆曰：「寡人恨不用公孫痤之言也！」

商鞅因戰功封商，但他最大的貢獻並不是用兵，而是變法。在秦國的二十幾年裡，他曾經兩次變法，終於使秦國崛起西戎，虎視關內，為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推行變法，自非易事。商鞅在與甘龍、杜摯等要臣進行辯論時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歷史經驗，又申明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現實意義，從而贏得了孝公的信任，被任左庶長，主持變法。

商鞅主持變法，首先，通過用重金獎賞遵守法令的人而打開變法的局面。在新法頒布之前，商鞅在國都的南門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張貼告諭：誰要能將它搬到北門，便可得到十金的獎賞。看熱鬧的人大都不信，以為哪有這等好事！於是商鞅乾脆將賞錢提高到五十金。結果有一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將木頭扛到了北門，果真得到五十金的獎賞。這時，公孫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法令。此事立即傳遍了整個秦國，商鞅變法遂為民所信。

其次，懲罰不遵守法令的高位者，震懾了全國上下。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商鞅認為「法者，國之權衡也」。他將法律視同稱輕重的權衡，量長短的尺度，判斷是非功過和行使賞罰的公平標準。他反對「刑不上大夫」的舊傳統，否定奴隸主貴族的特權，主張法律的統一性和平等性。他說：「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商鞅強調在行賞施罰上應當做到「不失疏遠，不違（避）親近」，即不分親疏遠近，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商鞅變法廢除井田、獎勵耕戰、厲行法治，取消分封與世襲制度，建立縣制以加強中央集權，經過商鞅的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促進了經濟發展，奠定了秦國富強基礎。

然而，變法維新，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在實施得過程中會得罪許多人。商君為相後，制定法律極為嚴酷，積怨甚多，上下對他都有恨難言。秦孝公在位時，事情沒有爆發出來。秦孝公死後，商鞅失去了權力基礎，與之結怨甚深的太子繼位，反對派對商鞅進行了瘋狂的報復。他們以謀反罪將商鞅五馬分屍。然而，商鞅所開創的變法大業卻因順應了歷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轉之勢，並最終對秦朝的統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商鞅處在你攻我奪的亂世，天下競相爾虞我詐、鬥智斗勇的時代，但他通過樹立信譽以收服民心，從而順利推行變法，成為中國歷史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唯一變法成功的範例。然而，商鞅過於刻薄，他「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用簡單粗暴的政治手段來處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焚燒《詩》《書》，實行愚民政策和文化專制主義，甚至推行連坐法而刑及無辜，雖然讓秦國強大而富足，但沒有贏得秦人的尊重和愛戴，致使他死於貴族的報復而「秦人不憐」，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賈誼在《大政》一文對法家「刻薄少恩」提出了修正，認為獎懲應當「疑功從有，疑罪從無」，體現了儒家「仁」的思想。

商鞅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理論的主要奠基者。他在總結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和各諸侯國變法經驗的基礎上，對中國古代法家的法律思想作了全面的論述，為先秦法家思想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社會重大變革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主張和利益要求，對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法治」而聞名，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管仲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將法、術和勢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謀略、機巧、變通、不泥古等都是法家思想的重要表現。然而，法家認為治理百姓應當以法以刑，認為通過法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樣做的後果卻是失德和失人心。《詩經》中說：「得人心者興，失人心者滅。」而《尚書》中也說：「依靠仁德者昌盛，憑藉暴利者滅亡。」商鞅依靠酷刑執法，最終自己被酷刑所殺，不能不說是個悲哀。與法家認為只要刑法苛刻，老百姓就不敢犯法，就會因敬畏法律而成為順民的看法相反的是，儒家認為，治理百姓應當以德以禮。只有提高百姓的道德涵養，讓他們自己認識到錯誤並勇於改正才是最高境界。因此，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結合商鞅變法的經驗教訓和法家、儒家兩派的思想可以看出，以儒家為體，以法家為用，也許是最好的治國之道。以儒家的德和禮為價值，在此基礎上，建立相匹配的、甚至是苛刻的法律制度，以保證國家權力的合理行使和人們的行動符合國家的利益。如果只有良好的價值觀而沒有配套的制度，目標就會難以實現；如果缺乏良好的價值觀為引導，再完善而嚴密的制度都會因目標偏離人們的終極價值而遭到人們的唾棄。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墨家是先秦的著名學派之一。創始人墨翟，世稱墨子。《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然而，後來「背周道而用夏政」，拋棄了儒家學說，創立墨家學派，在戰國時成為與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顯學篇》）。戰國末期，墨家後學將該派的著作彙編成《墨子》一書，《墨子》一書是墨子言行的忠實寫照，又稱《墨經》或《墨辯》。但經過漢代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墨學由顯學逐漸變為絕學，而未能象道、法二家思想一樣經久不衰。

墨家理想人格講究「任俠」，陸賈《新語·思務》稱「墨子之門多勇士」，《淮南子·泰族訓》稱「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好學而博」（《莊子·天下》），以天下為己任、立志救民於水火。孟子對此高度讚揚：「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莊子也由衷地稱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墨子的手工很巧，據說他用木頭削成的車軸，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體；用木料拼成的木鳥，能在天上飛一天；還比當時的巧手公輸盤更早的發明了雲梯等等。墨家早在二千多年前便已有對光學（光沿直線前進，並討論了平面鏡、凹面鏡、球面鏡成像的一些情況，尤以說明光線通過針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論為著）、數學（已科學地論述了圓的定義）、力學（提出了力和重量的關係）等自然科學進行了探討，可惜的是，這一科學傳統未得到重視而沒能得到發展。

墨家學派的主要思想體現在十大主張：

「兼愛」。就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實行普遍的、無差別的互相友愛。墨子認為天下的一切禍害皆起於人們之間「交相別」,即親疏遠近，彼此利益之別。因此，要除去天下之大害,就必須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即「兼以易別」。所謂「兼相愛」，就是「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為一。這樣，「為彼，猶為己也」，就會彼此相愛，從而達到「交相利」。　

「非攻」。他把非正義戰爭稱為「攻」，反對侵略和掠奪戰爭。墨子認為發動掠奪戰爭是一種極不正義的犯罪行為，給個體勞動者帶來巨大的危害。戰爭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會才能得到安寧。歷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體現了他的主張。

「尚賢」、「尚同」。「尚賢」，就是尊重、重用賢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同」就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為天子」，而天子則尚同於天，這樣，整個社會也就達成統一了。「尚賢」有 「三本」，就是 「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賢」的基本標準是：有力氣的要幫助別人,有財富的要救濟別人，有知識懂道理的要教導別人。

「節用」、「節葬」、「非樂」。墨子反對鋪張浪費，主張「節用」。他批評「當今之主」「暴奪民衣食之財」，結果是「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墨子還主張「節葬」，反對儒家所鼓吹的厚葬。他認為當時流行的厚葬久喪，使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被埋葬，使能夠從事生產的人長期不能參加生產,甚至限制「男女之交」，使人口也不能繁殖，這於國於民都是不利的。墨子還用同樣的理由來「非樂」，反對音樂，認為音樂的盛行妨礙男耕女織，「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應該禁止。他指出，當時「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而鳴鐘伐鼓，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加重這些災難。

「非命」、「天志」、「明鬼」。墨子認為「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述），非仁者之言也。」，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一方面反對天命，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他說：「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天志的具體內容是要求人們兼相愛、交相利。天希望「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順著天的意志去做，必得賞；違背天的意志，必得罰。

墨家思想，崇尚平等、博愛、大度、奮進、競爭、節儉、守紀律、注重自然科學。相對儒家，墨家顯得平俗而不夠深厚、豐富。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大、範圍之廣、浸透之深、歷史之長，是任何一種外來文化所不能相提並論的。發源於古印度（公元前七世紀）的佛教在西漢末年開始傳入我國。經過與中國的本土文化長期的磨合而相互滲透，演變、發展為許多宗派，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禪宗，成為了中國化的佛教的代表。禪宗因主張修習禪定，故名禪宗。所謂禪定，就是專註於一境而不散亂的精神狀態，調練心意的功夫。後來，禪成為佛教的代名詞，如禪房、禪坐、禪杖、禪話等。隋唐時期，中國佛教達到了高峰，滲透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禪宗始祖是菩提達摩，南北朝時來到中國宏揚大乘佛法。菩提達摩大師是南印度人，婆羅門種姓，是中國佛教禪宗思想的奠基人、中國禪宗公認的初祖。達摩大師來到中國，「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傳授頓教禪法，經慧可、僧燦、道信傳至弘忍大師。惠能以悟境超異法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繼承頓教衣缽，成為中國禪宗的第六代祖師。六祖惠能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發揚禪宗「教外別傳」的法門——所謂「教外別傳」，就是指不必執著於佛經，只要能把真正的道理身體力行去求證就行了——建立起獨具特色的頓教法門及其思想體系，成為獨具特色的中國化的佛教。

任何思想或者藝術發展到極致都是相通的。禪宗的思想，與宗教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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