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派批評」一說成立嗎？

□陳劍暉

在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壇，「京派批評」、「海派批評」以及上世紀80年代崛起的「閩派批評」已是大家公認的文學現象，但「粵派批評」卻極少被人提起。其實，不論從地域精神文化氣質，從文脈的歷史傳承，還是批評的影響力來看，「粵派批評」都有著自己的文化品格、優勢和輝煌。只不過，由於歷史、現實、文化和地域等諸多原因，「粵派批評」一直被低估、忽視乃至遮蔽。有鑒於此，我認為，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梳理「粵派批評」的文脈傳承，挖掘被歷史和某種文化偏見所遮蔽的「粵派批評」的文學價值，彰顯「粵派」文化的獨特內涵和深厚底蘊，不僅能有力推動廣東的文學創作，而且有助於增強廣東文化的自信，提升廣東文化的影響力，促進區域文化發展，從而在當前打造廣東「文化強省」的進程中發揮積極的文化效應。

歷史溯源

僅就文論傳統和代際批評來說，「粵派批評」的源頭可追溯到晚清，黃遵憲的「詩界革命」、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的倡導，開創了一個時代的風潮，對20世紀中國的文學批評產生了深廣的影響。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黃葯眠在《創造周刊》發表大量文藝大眾化、詩歌民族化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鍾敬文則研究民間文學，被視為中國民間文學的創始人。新中國建立後的「十七年」，「粵派批評」的代表人物是黃秋耘、蕭殷和梁宗岱。黃秋耘在「百花時代」高舉「寫真實」與「干預生活」兩面旗幟，大聲呼籲「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閉上眼睛」。而蕭殷在編輯之餘，還寫了大量指導文藝創作的文章，王蒙曾說過：「我的第一個恩師是蕭殷，是蕭殷發現了我。」而梁宗岱通過中西詩學的貫通，建立起了現代性與本土經驗相融匯的詩歌理論批評體系。新時期以來，「粵派批評」也湧現出不少在全國有一定知名度的批評家。如在廣東本土，「30後」有黃修己、饒芃子、黃樹森、黃偉宗，「40後」有謝望新、李鐘聲，「50後」有蔣述卓、郭小東、陳劍暉、程文超、金岱、林崗、宋劍華、徐肖楠、江冰，「70後」有謝有順、申霞艷、郭冰茹、張均、胡傳吉、柳冬蕪，等等。在北京及香港等地更有楊義、洪子誠、溫儒敏、陳平原、黃子平、古遠清等名家，其陣容和影響力雖不及「京派批評」和「海派批評」，但可追「閩派批評」，超越國內大多數地域的文學批評。如果批評的視野和範圍再開放拓展，加上饒宗頤、王起、黃天驥等老一輩學者的純學術研究，則「粵派批評」更是蔚為壯觀。

鮮明特色

「粵派批評」具有鮮明的特色。從總體看，「粵派批評」除發生期的梁啟超、黃遵憲外，粵派批評家不像北京批評家那樣關注現代性、全球化、後殖民等宏觀問題，也不似「閩派批評」那樣積极參与到「朦朧詩」、「方法論」、「主體性」的論爭中。粵派批評家有自己的批評立場，批評觀念，亦有自己的學術立足點和生長點。他們師承的是梁啟超、黃遵憲、黃葯眠、鍾敬文這些大家的治學批評理路。他們既立足本土經驗，面向時代和生活，感受文藝風潮的脈動，又高度重視審美中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傳承；既追求批評的理論性、學理性和體系建構，注重文學史的梳理闡釋，又強調批評的實踐性，注重感性與詩性的個性呈現。比如，古遠清的港台文學研究，饒芃子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郭小東的中國知青研究，陳劍暉的散文研究，蔣述卓的城市詩學研究，宋劍華對經典的闡釋重構，江冰的「80後」文學研究，都各有專攻，各擅勝場，且處於國內領先地位。此外，謝有順的批評貼近作家作品，又注重表述上的詩性和個性化，因而被視為「70後」最有影響的批評家之一。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是「粵派批評」最為鮮亮的一道風景線。在這方面，「粵派批評」幾乎佔了文學史寫作的半壁江山，而且處於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的高地。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聯合發表的著名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其中的陳平原、黃子平均為粵人。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以方法先進、富於問題意識、善於整合中西傳統資源和吸納同時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稱，它與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被學界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南北雙璧」。楊義的三卷本《中國現代小說史》是比較方法運用文學史寫作的有效實踐，該書材料紮實，眼光獨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比肩。此外，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黃修己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古遠清的港台文學史寫作，也都各具特色，體現出自己的史觀、史識和史德。

「粵派批評」還有一個特色，即注重文學批評的日常化、本土經驗和實踐性。粵派批評家追求發現，而不追求深刻；追求圓通，而不追求新潮。這就是前瞻視野與務實批評結合，經濟文化與文學批評合流，全球眼光與嶺南鄉土文化挖掘齊頭並進，靈活敏銳與學問學理相得益彰，多元開放與獨立的文化人格互為表裡。這既是廣東本土批評家的批評踐行，也是他們的共性和個性特徵，是廣東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可貴品格。

身份標識

「粵派批評」不是一個學派的概念，不是一個具有文學立場、主張和追求趨向一致性和自覺結社的理論闡釋行動。它只是一個鬆散的、沒有理論宣言與主張的群體。因此，沒有必要糾結「粵派批評」究竟是一個學派，還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粵派批評」已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文學現象，即雖具有地方身份標識，卻不是局限於一地之見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群體。因此，確立「粵派批評」的標準可寬泛一些，即只要具備如下的身份標識，就可視為粵派批評家：一是長期生活、工作於粵地的批評家；二是雖不是粵人，但在粵地工作超過10年的批評家；三是出生、早年受教育於粵地，後到外地求學、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和批評的批評家。而有些批評家，雖原籍隸屬廣東，但出生、受教育及工作均不在廣東，如上海的陳思和、吳亮、程德培等，這些批評家儘管成就斐然，也不應列入「粵派批評」陣容。

「粵派批評」的提出有其合理性，至於是否有可能成為「派」，還需進一步的論證挖掘和時間的證明。

5月26日-27日，「文學評論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生成」研討會在暨南大學舉行，許翼心、洪子誠、楊匡漢、溫儒敏、黃子平、黃維樑、林崗、程國賦、溫遠輝、蘇桂寧、姚新勇、梁少鋒、陳劍暉、郭小東、陳橋生、申霞艷、賀仲明、張均等50餘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出席會議。此次會議由暨南大學中國文藝評論基地、暨南大學文學院、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羊城晚報聯合舉辦。

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暨南大學中國文藝評論基地主任蔣述卓教授、暨南大學黨委副書記夏泉教授先後代表主辦單位致辭。夏泉教授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創辦於1929年，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關聯，夏丏尊、梁實秋、沈從文、李健吾、錢鍾書、洪深、曹聚仁、夏衍、陳序經、蕭殷、秦牧、曾敏之等一大批文學名家先後在文學院任教，書寫了中國文學與高等學府密切互動的傳奇歷史。暨南大學中國文藝評論基地正成為開展文學與文藝的重要研究平台和交流平台。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匡漢做大會總結。

北大中文系溫儒敏教授、洪子誠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應邀分別做了題為《「文學生活」概念的提出與文學史寫作》、《當代文學中的19世紀》、《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的主題報告。與會專家圍繞文學史的編碼與祛魅、文學批評與當代文學經驗的譜系化、20世紀中國文學史重構、粵籍學者與文學史研究等主題展開研討，此次會議共發表論文40餘篇。 （龍揚志）

贊成

有合理性

蔣述卓

[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廣東學者的風度

與地理環境有關

在廣東生活了30年，我留意到廣東這樣一個地方對於中國文學的關注，不論是從廣東走出去的學者，還是在廣東生活和工作的學者，他們對現當代文學發出的聲音總是能切中時代的脈搏，體現出宏觀的視野、嚴謹的學風、優雅的風度、得體的尺度，這可能與廣東這樣一個沿海省份的開放姿態密切相關。不然，我們又怎麼解釋從嶺南走向世界的容閎、丘逢甲、黃遵憲、孫中山、梁啟超等這樣一些開風氣之先的知識精英呢？丹納曾經充滿洞見地指出環境對觀念的影響，而環境既指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文化觀念、思潮制度等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相互塑造的，也會影響到學術環境的生成。

賀仲明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地域文化對文學批評

影響是存在的

總體來說，地域文化的影響對於文學創作和批評是一樣存在的。具體而言，閩南比較多山，這造成了一種比較堅韌的性格；廣東跟湖南風格可能比較相近，但也不一樣，廣東在沿海，跟外面的交往多，接受外面的信息多，尤其是在改革開放接受西方現代這些方面走在很前面，走出相對比較單一、封閉的思維會更早一些，結合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粵文化或者廣東籍的批評家、學者，特點很突出：不保守，有獨立性，有很堅韌的個性；比較踏實，不輕浮；善於開風氣之先。

申霞艷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地域性在文學研究里

有其合理性

我覺得地域性可能在文學研究裡面還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孟德斯鳩談到地理環境、氣候會對人的性格甚至民族的性格產生一個決定性的影響，他說不同的風土、不同的氣候會形成不同的精神氣質，不同的情感傾向、審美傾向。他甚至覺得立法都應該跟氣候有一些關係，他說到熱帶民族的惰性會使它容易成為奴隸，寒帶民族的那種勇敢會使它傾向於保持自由。後來黑格爾在這個地理環境決定的基礎上把文明分成了高原、平原和沿海，那麼廣東顯然是一個沿海的文明。

昨天，洪子誠老師在中大做演講。他說他很年輕就到北京了，然後他談到他太太認為他「冷血」，我覺得這個「冷」跟環境是不是也有一些關係？陳平原老師在中大做講座的時候也談到，他說這些年他一直希望從中大招一些學生去北大讀書，但是好像中大的學生都不太願意離開廣東。這是不是跟嶺南文化有關？

冷霜說洪老師的文學史敘述是一種微弱的敘述，是過渡性質的，沉靜優美，有獨創精神的作品。洪老師提供的其實真的和以往我們的文學史不太一樣，他很少有斷語，很少有斬釘截鐵的語言，宣言式的結論，他更多的呈現出他對問題的思考、質疑。他對於材料的利用、處理、解讀和賦予意義的方式都有一種審慎的態度，我覺得這可能跟廣東文化的那種交流性、寬容性、對話性有關，跟廣東的煲湯文化裡面的一種慢工出細活的生活態度有關。對於評論家來說，他們的成長經驗、童年、故鄉，對他們個人的成長、文化和氣質上的影響就不重要了嗎？這可能要重新引起我們思考。

反對

不太同意

洪子誠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不太同意「粵派批評」一說

我1956年就離開廣東，已經在北京生活60年，但是北京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外在的一個城市，回到廣東還是比較親切，這也是回到自己的家鄉。但我還是不太同意「粵派批評」這個說法，我覺得不太成立。因為所謂「粵派」只是一個出生地的問題，後來大家走的道路也是各種各樣，文學觀念、觀察角度千差萬別，不像以前那些社團那樣有共同的文學主張、文學觀念、文學風格，聯繫也比較緊密，能夠被加以分析。當代廣東的詩歌批評還比較活躍，但小說批評還比較弱一點。廣東和外界交往更早一點，相比較於中原地區，肯定接受新的文化比較方便，比較開放。這可以是一個話題，但學術價值可能不太大。

楊匡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五六十年來沒有學派

中國近五六十年以來創作沒有流派，學術界沒有學派。流派也好，學派也好，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城堡上有一面飄揚的旗幟，就是說你的理論主張、理論基礎是什麼，粵派批評城堡裡頭的理論主張是什麼，現在還不太清晰；第二，需要有一群學者圍繞在這個旗幟下面、城堡周圍的作家與學者，基本固定，但也可以流動；第三，要有一批作品和著作來證實你的理論主張，所以閩派也好，粵派也好，或者其他地方的學派也好，這個問題還需要繼續沉靜下來考慮。

持中

還要分析

蘇桂寧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能否構成「粵派」還要分析

是否能構成「粵派」，還要分析，有幾個要素：要有成熟的隊伍；批評的對象；批評的特點；影響力。以前廣東曾經有一批比較活躍的批評家，但流動性很大。廣東的創作有相當的基礎，但文學批評是否成派，還需討論、總結，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要順其自然，而不是先戴一頂帽子。

龍揚志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小文學」豐富大文學史

五嶺以南就是嶺南文化，就是我們展開所謂粵派學術的文化空間。在一個信息化的時代，或者一個標準化的時代，我們在現代性追求框架之外，也許還有不一樣的敘述方法。比如說沈從文從湘西走向世界，然後他到北京闡述他的湘西故事，他還是把地方經驗作為呈現文學價值的重要依據，當代也有很多這樣的作家，像葉夢、廖靜仁、劉志堅、蕭育軒等，像盛可以在世界上都有影響力，也有馬笑泉這樣的年輕作家。這些作家的共同點都從地方文化切入，當然這些文學可能算「小文學」，用德勒茲的話來說是小眾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不太一樣。小文學雖然作為大文學的組成部分而存在，但可能展現出一種不一樣的文化空間，有它豐富的思想內容。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在談論文學史的時候，有沒有考慮用這樣一種所謂的小文學來豐富當代文學史的敘述，這一點還應該值得思考。